主题：有关几个青铜器的疑问，请诸君释疑，纯请教贴。 -- 无术

只是一个小家伙，在展柜中又不是中心位置，但一眼就让人注意到他，非常可爱。

而且他的造型很有感觉。

查了以下中山国的文物，错金虎和他们的风格确实有些接近，可能这意味着他们的年代和地域比较接近。我也很倾向于他是一个更大器件的一部分，那虎爪的形状太可疑了。

能否请解释以下什么教“包浆”？上周造很多仿古的青铜吗？

我也有些觉得那个羊尊的羊头和四羊方尊的有些类似，只是我纯粹是凭直观的感觉罢了。

多谢高朋满座兄指教。

说白点，这柄剑的包浆就是指外皮那层锈壳。但你不能直接说锈，那显得外行，嘿嘿哈。从那层壳可以推测出土的大概情况和年代，但随着做旧技术的进步，这越来越靠不住了。

洛阳和西安高仿青铜器古董的水平最高，价格便宜量也足。这不叫造假，叫高仿，故称上周造，不是西周造。

一推测是席镇，是从夸张的獏足和圆滑的獏背，以及体量不大来推测的。四足平阔，正好做镇。獏背圆滑，可以搁手。造型精巧，席镇是摆件，一般都很做的很精致，错金银的也有。二推测是案或禁，因为两只虎足正好可以搁平板，按跪坐算，其高度也合适。应该是四个或者两个成套的。但这些都是看图猜的，也未必。

这张是在大英博物馆照到的女史箴图，虽很模糊，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拜访这幅名作

这张是亚述王国的浮雕，上面还有攻城的坦克呐

第四件双羊尊，华夏地理杂志上登过。

[FLASH]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I5Mzk5MTI=/v.swf[/FLASH]

并作蜷屈，蟠伏状，自身保持一定重量和稳定。席镇不光用来压席的四角，有的还用来压帷帐四角。呵呵，你不是喜欢赌嘛，要不咱们赌一把是不是席镇怎么样？

国宝档挺不错的啊！真难为你给挖出来，我看了几集没有看到就放弃了。多谢多谢！

席镇，见过卧虎和蟠龙状的，大小形类铁汤婆子，的确是

但这个小獏獏嘛，说是摆件嫌大，说是礼器又不能当容器，四只平脚，也能保持一定重量和稳定，手摸着也挺舒服。当个席镇倒挺合适的嘛

作为席镇不大合适，我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席镇。呵呵，你想想，这晚上男女主人稍有动静你那件席镇不就翻倒啦？无论博物馆还是古玩市场，大多数席镇说的不雅点都是一堆牛屎状，呵呵，这样重心低，底面积大，稳定的多。如：

第一件类羊的器物与盂鏙相比更类貘，因盂鏙形似貘。盂鏙一般体态肥硕、丰满，腹身微垂。貘是昂首，吻部较长，向前伸出，看器物形态特征更接近貘。

这类器物是墓主右侧棺椁之间空当处与盘叠放在一起，应是水器，功能类似盉、匜等器。此器有商代特征，商代铜器的特点之一，如方圆、卣、簋、壶等等，足内多是平底，且有凸形网纹，网纹为菱形组合。而此器的足是平底。另外商铜器铸造后，用铜水补孔形成的。商代铜器也有用分铸法的，但较少。如器物上的耳、兽头，可先分别铸好，再放在铸器模上，在浇铸器体时铜水便会将其与器体联结成一个整体。在商代还没有大、小焊接技术，以铜焊铜（即大焊）是战国以后才有的。我看不太清楚，只能看到此器的耳朵好象是焊接，另外器物的花纹道深而底平，纹路非常规矩有力，这都是商代的风格。商人尚质，周人尚文，西周器物花纹繁杂，却不符合事实，而商代是到后期至西周才开始流行繁密富丽的纹饰，所谓周人尚文就是铭文很多，还长。但商代的铭文少，没有那么长篇大论的。

第二件虎器，近似汉代，因汉代是错金银，战国是金银涂，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的器物，饰脱落处，没有任何凹痕，一眼就可看出，其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

可这件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使用的是镶嵌法，也叫镂金装饰法。先是作母范预刻凹槽，器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接着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精细纹饰，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也就是说此虎器是汉代镶嵌法。战国前还达不到这个工艺。而且此器的花纹使用金泊装饰，黑衬底，这和汉代风格接近，汉代往往喜欢黑底衬云叶金泊显出耀眼的光。

最后一件很有名，确实是双羊尊，此器物属于大英博物馆藏品。它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厅里是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商代青铜器。

铸造于公元前13世纪到12世纪，同“妇好”(商王武丁之妻)墓出土器皿造型相似，属于南方青铜器风格。

顾名思义，这件青铜器的形状为两只背对背联结为一体的公羊，四只羊腿被巧妙地用作支撑，羊背上驮着的圆柱体则是器皿的口。西周时期的康侯簋与它类似，最后也去了大英博物馆。

现在说剑器的铭文，青铜剑第一个图文字是玆 。玄的繁体字。出自《吴越文字汇编》第五十九页编号127双玄字，这个字在寥鋁玆用戈上出现过。

第二个字是王，出自《吴越文字汇编》第七页编号009。吴王子于戈一可查。

第三个字是；膚，肤的繁体，出自《吴越文字汇编》第五十八页编号第130号，膚戈一可查。

这种字体属青铜器铭文{越王勾践剑铭}一类，常出现在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在历史遗迹中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

鸟虫篆，篆体之一，又称“鸟虫书”，其笔画屈曲如虫，画首或饰以鸟状而得名，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吴越的一种文字变体。变体的目的是为了显出高贵与华丽，就是达到一种装饰效果。

因字体与吴越鸟虫篆一样，汉代虽也有鸟篆却极少，写法与此铭文差距很大，此器铭文是典型的吴越鸟篆体。而且剑的形质与吴越出土剑也极为相似，因此断为战国时期。当然，我看不到实物，仍然有可能断的不对，权当作捧场吧。

另有几个小问题。

盂鏙是什么？鏙是一种动物吗？青铜貘的耳朵是怎么看出来焊接的？我一直没有看出焊接的痕迹，所以一直以为是浑然一体的。

另有一个青铜斝，上有一字很妙，请指教：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137591

我通宝为负，所以一直不能回复，既然如此艰难，那就一次说个清楚吧。首先回答你的疑问，为何没看出接口？如果你了解铸造过程，大量看各代青铜器自然就没问题。

商中期有了分铸技术，先铸造一个器身，然后再把它的零件，就是提前铸好的零件，局部再搞一个模子，像这件东西都是这样铸进去，先铸好的小零件最后插在大件主器的范上，最后把它们铸接连起来。如此铸器自然有可循的痕迹。盂鏙是(弓鱼)国墓中出土器物。和你发的图上那个貘十分相似。因此我开始怀疑是弓鱼国的器物。后仔细辨认才知不是。

盂,饮器，盛饮食或其他液体的圆口器皿，在商周时期是水器。而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于南方山谷中，辟邪。上古传说此兽食铁与铜。因此三代多用它制器辟邪。其实貘就是现在的熊猫，上古名为；猫熊。

商周之际铭文的年代很难把握，需要过硬的基本功，如地层关系、周祭祭名、先王先妣名、时代明确的事件、职官、人物等等。正如谁也不可能凭文字，风格和纹饰在没标明年代的情况下，区分出明未和清初的器物。时代相隔近断代难度就增加。而鉴定一件青铜器，是要将器形、纹饰、铭文三者结合起来看，真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三者之间关系矛盾必是伪器。

目前我国对器物从文体，纹饰和风格等断器都有约定的内涵，也就是说，先约定某些器的年代，再找出约定器的文字和风格等，用这些特点反过来判断这些器物的年代。就这两张图，我不能保证自己的判断一定正确。只能依靠手里的材料和先秦历史知识作推测。

斝是用于盛酒兼作祭神的祼器，也是最早的礼器之一。此器是商代早中期青铜器的铸造特色，器敞口高颈，前有双柱作帽形，下有三锥足,足部与器腹相通。袋足的作用是为了在温酒时扩大受火面积，所以有温酒的作用。商朝资源匮乏，在制造这些青铜器时就把它们造得很薄，一般都控制在二三毫米。把容器壁做得这么薄需要高超的技术。做这个青铜器有两个模，一个内模，一个外模，浇铸时把内模套在外模内，再从空隙中把铜水注入，冷却后就成了青铜器。因为青铜器的壁很薄，内模和外模之间的空隙就很小，古人用二三毫米厚的铜片从底部垫进空隙，保证距离，然后注入铜水，由于铜水温度很高，铜片也随之熔化并混合在一起了。”

由于很多青铜器皿的底部由三个尖足支撑，一般的木桌容易被它们的尖足破坏，所以当时专门用了一种铜镜作为制作这种青铜器的案板。陕西省宝鸡市曾出土过一整套青铜器制造工具。斝和爵都是商早期的主要温酒器，它的三空足和器腹相连，加热迅速，便于温酒。古时，常从一堆火中取一小段燃着的木条来烧爵和斝，为了防止烟熏，古人还会在爵上盖一小块布遮挡烟尘。在爵的流部和腹部之间，两边各有一段小小的突起的短柱，这根小短柱，对于古人控制喝酒时的仪态大有用处。小短柱是商代王侯们用来保持喝酒仪态用的。古人喝酒不像现在人‘感情深，一口闷’。

在商代，使用爵饮酒的都是王侯级别的贵族，非王侯只能使用陶制器皿。王侯们是小口呷酒，这双柱就对他们的仪态有限制作用，使他们不能仰头一饮而尽。但这不是唯一的解释，从它铸造的角度和各种文献以及考古发掘情况考证，爵，斝、鬲和罍的口上虽有类似斝的双柱，但斝的双柱多了些装饰，在顶部加了一个蘑菇状的盖子。这多出来的两段除了是为解决浇铸的问题，还有陶鬹的继承原因。黄河下游史前大汶口和海岱龙山文化中陶鬹，而陶鬹是东夷图腾。它的直系后裔是青铜斝。

青铜斝只在商文化独享最尊贵的地位。因为商继承东夷文化把陶鬹这种鸟形陶器图腾变化为青铜斝。陶鬹与商代青铜斝唯一的差异是，口缘上平口捏流。也就是说青铜斝本身就是商王室氏族的图腾.《礼记.明堂位》记载；“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黄目。灌爵，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爵”。作为爵或灌尊，在夏，周有所不同，但在商代却使用了斝。这代表斝在商文化的重要地位。灌祭是三代都施行的，不同的是使用的礼器不一样。同样是鼎，可能就是彝或祭器，并往往自铭为彝。如司母戊大方鼎就是一例，彝，宗庙之常器也。

了解了器物的功能，在先秦史基础上参考器物质本身去分析，按照古礼，“非是祖先，不在祀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也就是说彝器是祭祀自己祖先用的礼器。至于功能是器物的用途，国外的青铜器大多是兵器，工具，我国的多属礼乐器，这和文化的核心礼乐制分不开，因为礼乐制非常繁复，器物具体是如何使用就成了难点。如，最多见的鼎，都知道是烹煮的器具，但同时又并存的种种形状各异的鼎，方，圆，有盖，附盘等等，这些器形不一的鼎用途就不一样。而且功能和器物的组合也有很大关系，鼎内有匕是用来取肉的，尊内有勺是用来盛酒的，礼乐器的形成组合是按礼乐行为的要求规定的。

青铜时代“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所以西周把青铜食器推到了一个鼎盛阶段。新的青铜食器种类替代了商代酒器，这也是西周还出土不少酒器，到东周就大量出土食器的原因.统治集团利用青铜器“明贵贱，别上下”.夏，商，周三代文化，夏是鸡彝，商是斝，周是爵。每个时期的文化都有重器。分别代表他们的文化特征。鸡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中的封口盉。这种重器就是夏灌祭的器物。考古挖掘，夏的青铜礼器中只见爵一种酒器。在陶器中却发现了觚，爵，盉比较常见，特别是盉。而鬹很少见，就是偶尔有，其形质也差距很大。属于鬲。此器上的符号我们称其为徽识符号，或祭祀符。这种符号是借助文字作为图腾的标识，组合成整体就不是文字，形体上与甲骨文有别，因此族徽与铭文是要分开释读的。

这个符号，可能是鸟、吴、天、非四个字的合文。古代吴、虞字相通，和鸟合在一起，就是“鸆”字。甲骨文中有人名倒合书的例子。上“鸆”下“天”，可以倒过来念“天鸆”。这是一个以“鸆”为族徽的氏族。至于那个“非”字，金文中习见，但是什么意思不明。一般释为“非”。我认为是祖祖辈辈之“辈”的专字。幼子、大人加非，就是“辈”。一个族徽加一个“辈”，就是族类之义。所以，这个徽识符号，可能是“天鸆辈”，辈表示族类，意思就是天鸆之族的意思。

出现这种徽识文的时期是商中后期了，那时大量出现合族祭祀的情况，往往是一个徽识符号上两个族的复合体现。甲骨文习见国族名，地名，人名三位一体。商代祭祀一般是；干支+赏赐者+赏赐动词+被赏赐者+赏赐物+“用作”+祭祀对象+器名+族氏的格式。就是说族徽是把受祀父祖的称谓连在族徽之下，和族徽合为一个“区域”。目前出土的商铜器铭4317件，金文中族徽的探讨一直是古文字学的难点，这些族徽整理后发现铸刻有接近八十个不同的氏族族徽，可见商朝氏族的众多。他们都能独立的铸制彝器，以纪念其先辈，显见诸氏族均拥有一定的权力范围。

族徽是短铭金文，祭名加先祖 这样的形式行文常常变化很多，目前收集的这四千多个族徽还尚无一例是完全一样的。族徽是个庄严与神圣的标志，是绝不容许千变万化的。所以，变的只是文字等，族徽完全没变过。另外这类带族徽的器多出土地点不详，作为商王族有主支之分，而族徽中若是复合氏名，通常由两个族氏铭构成，其中一个是另一个族氏的分族。

此器中族徽应是；

在金文中可看出，举族是在商代末年才兴起于殷墟的大族。与他们组合作器祭祖的族有；灷，叡，登，徾，

商代晚期

除参战之外，

周口鹿邑太清宫长子墓中出土两件

唯一的可能就在山东费城与长清县，这两个地方的

从主干族氏中分离的分族，因受封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后，是可以另立族氏名号以区别原氏名的。如小子省卣，有

而“小子”是从属于他的小宗之长。从以往掌握的族徽材料看，这些

这说明一个族氏从母族分离后，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另立自己新的族氏名号，原因可能是商代的父权家族制，族长的权利很大，操纵着家族的全部财产权有关。这个复合族徽是铸上大宗的族氏名号，标明自己的出身和大宗的联系。从族徽的形质考察，

隹字还写作獲。鸟下面的形状不是文字，而是代表宗庙盛主之器，甲骨卜辞中这样的例子不少，往往在文字后一个空白的口，其实不是文字，是祭祀中把父亲和母亲或者先祖之神主盛于器。代表祭台。

现将以前发现的此族徽符发几张，你参照看看就明白为什么我确定是这个族的徽符，尽管发现的族徽全不一样，但变化仅是文字和族徽组合不同，族徽是不可能变的。

暂时就这些吧，今天发现把图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