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二十年，弹指一挥间（1） -- 物格修齐

声明：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向文中主人公及亲属核实。

谢绝网上通缉，跨国追捕。

（1）

1981年秋，梧桐树叶扫过人行道，远处几个小伙伴还在追逐玩耍，嬉笑声不时传来。天早已黑了，街角几盏路灯闪着昏白的光，他又拉了拉衣领，傍晚沈阳的秋已经比较凉了。

他再回想了一下，电话中说的就是这个地点。这十几天过得真是有些恍惚，而这一百多分钟已经开始使他有些怀疑。或许她有急事儿，或许她又犹豫了？当他偶然得知她现在状况的时候，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托人送到她手上。而今天，就是约定的日子。他的眼光又扫了一下左右的街面，不时有人来来往往，但看着目标都不像是朝着他的。他跺了跺有些酸麻的脚，慢慢来回走着。抬头，有个妇女快步朝这里走来。个子不高，经过路灯的时候，他看到了圆圆的脸庞和那双大大的眼睛。

没想到一来到沈阳妈妈的家里，事情就没完没了。等一切都忙完说完了，她看看柜子上的座钟，已经晚了快两个钟头了。匆匆披上一件外套，她跑下楼来。看见一个人在约定的路口踱来踱去，戴个眼睛，应该是他了。面对面的距离，“啊，你还活着！”

时间倒回到“1961年3月，刚开学，沈阳，辽宁大学中文系的白楼前，贴了一张醒目的、用粉红色纸写的“好消息”，内容是星期六下午，请他作音乐学术报告。听一个作曲家的报告，对于我这个一年级的女大学生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

我端详着主席台上的他，一派潇洒的大家风度。他的这些作品正在全国流传，也风靡着我们五六十年代青年的心。这些歌我全会唱，但从未留心过谁作的曲。原来就是台上的这个人呀！

深刻而又风趣的讲演令我们这些大学生激动不已。报告结束时，他还用留声机给我们播放了《XXXXXX》。同学们随着喇叭里的歌声唱着这首我们非常喜欢而熟悉的歌，场面很是热烈。

这次报告会，是我进大学后听到的最生动的一次报告会。他的名字从此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报告一完，看了看表，晚饭开饭的时间马上要过了。我赶紧夹着棉坐垫，匆匆赶回中文系的食堂。当时正值三年饥馑时期，少吃一顿饭可是忍受不了的。”

那一年，她19岁，他40岁。

19岁和40岁的故事，我喜欢。。。

（2）

61年，一日，她去在辽宁省歌剧院的亲戚翟强（导演）家。有人敲门，她去开门，一看是他。“X院长，您好。” 他一愣，“你认识我吗？” “您给我们作过报告，分析《XXXXXX》，所以认得的。”也许人算不如天算，这是她第二次见到他。

作为一个“川妹子”，她虽然是学生，但菜做的很好吃。在那个自然灾害的年代，她和翟强的夫人郑碧贤做的色香味俱全的佳馔和他的笑话总让大家沉浸于这样的欢聚。后来，翟强给了她一把家里的钥匙，没课的时候，她就常常去翟强家串门，看书，聊天；而他竟然也常常不约而至。

最为延安时期的红小鬼，他的故事在她看当时的“内部刊物”斯诺夫人著的《红尘》被提及。（下面这部分送给西西河喜爱那段历史的朋友们）

“我好奇地问：

“X院长，当时的延安不是很穷很闭塞吗？您怎么会弄到贝蕾帽子戴呢？”

他笑了：

“哪里是什么贝蕾帽哟。我小时候很调皮，就是不爱正戴帽子。一次，我把发下来的八角红军帽子的帽沿撕下来，把帽子斜扣在头上，被海伦（海伦斯诺）看见了，误以为是法式贝蕾帽了。”

“红军还能歪戴帽子？”我瞪着大眼不解。

他看到我这个样子，笑了起来：

“小X，你真是个孩子，那是你在电影和小说上看到的红军。其实呀，当年的延安是很好玩的，也是很自由的，毛、刘、周、朱的窑洞也是可以去玩的。”谈到这里，他微微叹了口气，再不说什么了。眼前的他，与电影小说上的红军战士，斯诺夫人笔下的“红色少年”，我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从翟强口中，我知道了 他在延安时被誉为小“神童”。

“小X，你上课打不打瞌睡？”一次聊天，他问我。

“有时不爱听的课也打瞌睡。”我老实地回答。

“我可是在毛主席的眼皮底下打瞌睡呢。不光打瞌睡，还打呼噜。”他笑呵呵地说。

“毛主席狠狠地剋您了吧？”

“没有。”他得意地说。

“1936年我参加了工农红军，被分配到九大队四组当学员。我们红军大学的校长是林彪，九大队队长是聂鹤亭，现在的装甲兵司令。

“当时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刚从保安进延安，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上课就在广场上，讲台实际上就是个土台子，放上张木桌。我们学员排着队，自己找块木板 或是砖头席地而坐，就在腿上记笔记。但教员却是一流的：毛主席讲辨证唯物主义，朱总司令讲游击战争，艾思奇讲大众哲学……

“一次，毛主席给我们‘红大’上课，什么唯物啊，唯心啊，什么辨证、机械啊，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一大堆难记的外国人名。毛主席又是满口湖南腔。我那时才15岁，哪能听懂啊。于是就打起瞌睡了，还打起呼噜来了。这下可把聂大队长急坏了，让值周排长到前面戳醒我。值周排长跑步到前排正要戳，毛主席说话了——”

他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学着毛主席的湖南腔：

“别戳别戳，这个小鬼昨晚没睡好觉，让他睡吧。”

听着他惟妙惟肖地学着毛主席的腔调，我们三人哈哈大笑。

“后来，毛主席走下土台子，走到我面前，摸着我的头说：‘小鬼，以后别调皮，晚上要好好睡觉，再上课可别打瞌睡了。’”

他又学起毛主席的湖南腔来。”

1965年8月，她五年的大学生活结束，被分配到大连教书。而他听说她要走了，故作轻松地说：“我们的小堂倌走了，小跑腿的没有了，多可惜呀。你怎么不要求留在沈阳呢？对了，我已经和你们大连市委书记郭述申说好了，把歌剧院搬到大连。郭述申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但是，这个计划因为文革的开始而夭折。

在走之前，他向她索要照片，她特地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后来用在毕业证书上了。

（3）

她65年毕业后，先被分配到大连市的新金县参加“四清”运动。这时期，他们的书信很频繁。从一开始的报平安，通情况，谈点文学艺术到后来冲破闸门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曾经疯狂地写信，常常一天她同时收到他两三封信。

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她被分配到大连的一所中学。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这一年她结了婚（或者67年）。而他，没有悬念的被戴上五顶大帽：“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57年的漏网右派； 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辽宁歌剧院黑色染缸的头号掌柜； 一贯现行反革命。 ” 在被打倒的这段日子里，她还能不时收到他寄来的小礼物，比如毛主席像章，几颗红豆，书和没有署名的小纸条等等。撩拨，这绝对是撩拨。

1968年初，她从同事加朋友商甫那里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她写给他的（情）信被造反派抄走了，“你的信当时轰动了！一天抛出一封，紧跟着就是满大院(辽宁歌剧院)的批判文章，热闹极了。天天你的信前围满了人，足足批了一两个月！”之后，她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去沈阳见（被批斗中的）他。而这个计划没有商甫是完不成的。（我不能掠人之美，下面直接给出链接。）外链出处

这个“李容功”估计不是你，小五是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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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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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荡起双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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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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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首老歌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是由同一个作曲家作曲的，（不是作词！对，本文的主角可不是乔羽老先生啊）--刘炽（1921年3月10日-1998年10月23日），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的电影作曲和歌曲家。

从1968年3月到本文开头的1981年九月，13年，人间音信两茫茫。所以，她，李容功的第一句话是“啊，你还活着！”刘炽沉重的点点头，“这些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就是靠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死皮赖脸地活，咬牙跺脚地活，活下来就是胜利。’”“活着就好。现在不是又见面了。”李容功说。两人站在十字路口这么说话也不是个事儿，李容功四下看看，指指不远处花坛的水泥台，“到那边儿吧”。坐下，说了会相互的近况。刘炽说：“75年我被调到北京，现在中国煤矿文工团。过去的那一切应该是结束了。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们的事情。”李容功回想着这二十年的一幕幕，大字报、批斗会、人们的唾沫还有十几年的隔绝，“这么多年都过了，还要再来一遍吗？”刘炽急了，晃着李容功的手焦躁而愤怒地说，“你明明还在爱我，你为什么要这样躲避，这不是你的性格！”李容功大声辩解，“我都快４０岁了，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女儿都要读高中了，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女大学生了。”刘炽盯着李容功的眼睛，“做母亲是一回事，爱情是另一回事。你永远是我在辽大见到的那个可爱纯美的女学生！”李容功没有回答，她何尝不想如此，可现实让她觉得累了，怕了。刘炽接着说，“我自己的事情我来办，你等我。”

接下来就是八年的离婚大战。

是年刘炽60岁，和夫人柳春共育有四个孩子。

(5)

李容功的离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在81年她和刘炽再次见面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活动就比较频繁，已经超出了家庭的界限，其夫提出离婚。李容功带着判给她的女儿住进了集体宿舍。当然这样她便成了当地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然而刘炽可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81年他提出离婚时却惊动了各级组织。对于这样一个纯婚外情引起的离婚事件当时的党组织自然不会支持，而对于各级组织和领导，同事们的劝说，刘炽自己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身败名裂，众叛亲离！人生难得一知己，我宁愿和李容功做８０年代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到她四川老家种菜去，了此一生。’这么强硬的对抗态度，组织对他是无能为力了。法院，对于这种由小三（称老三可能更合适）引起的离婚案件自然也不支持。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对刘炽离婚案第一次作出的一审判决指出：要求离婚，是因有“第三者”。法庭认为，只要刘炽中止与“第三者”的关系，仍可以维持原夫妻关系；故而判决驳回他的诉讼请求。而在此前不久，刘炽家发生了一件事，他的右手小指头的肌腱被砍断。尽管事后没有及时查明伤害的起因，但无论怎样，伤在刘炽的手上，他以此说明感情确实无存续的可能。之后，刘炽就离开了在北京的家。在接着的8年之中，他一共搬了14次家（当时的“北漂”）；而离婚，３次起诉，５年诉讼，在１９８９年５月，刘炽终于拿到了离婚判决书。为此，刘炽让出两套住房，一次性补偿对方1万元人民币并负责一个在国外学习的孩子的生活。随后，他与李容功举行了很简单的婚礼，两人一直共同生活到刘炽1998年10月23日因肺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