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怀念黄渝――一位科大数学怪才在美国的经历 -- 天寒水
Huang Yu passed away in a car accident on Dec 24th. He lived in Kearny, NJ. It happened at around 4 am when he was on his way to work to deliver newspapers. He had a flat tire on Route 22. He was replacing his flat tire when another driver, apparently with DWI, struck him from behind.
It's said he left with no money, less than $100 in the bank.
怀念黄渝
黄渝是1989年底来到Johns Hopkins的，我是1990年10月来的，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虽然不久就认识，但成为很熟的朋友大概是在一两年后了。同在数学系的时候，我和他办过讨论班，还试图合作做过问题(很可惜没有结果)。2000年他搬到纽约后，更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一起吃过无数次的饭，吹过无数次的牛，实在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他这些年的生活，我应该是最了解的人之一。
黄渝是2000年12月搬到纽约的，他在我所在的公司工作了近八个月，2001年7月份被layoff。其后的一年多他没有工作，然后从2002年9月份开始他在CUNY的John Jay College当Tutor(他跟我说过这是沈珂兄给介绍的)。后来为了增加收入，大概从2003年初开始他开始早上送报纸。这两个工作他一直干到了最后。此外在CUNY的这两年半他每个星期四都去听数学系的一个俄国教授Kolyvagin的课。Kolyvagin是数论学家，原来在Johns Hopkins待过，那时黄渝就听过他的课。
黄渝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是我见过的人里最有特点的人，非常与众不同。他的故事多的说不完。有时候我觉得他不象个生活在尘世间的人，好象是生活在一个另外的世界里一样。其实细想起来，这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黄渝的英文非常差，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最差的。那时Johns Hopkins的学生都知道黄渝闹的笑话，他资格考试的时侯，考他的是数学系的两个教授，Igusa和Zucker，他们问了黄渝三个问题，黄渝全说错了，都是答非所问。好象是问他什么是sheaf，他说成了什么是scheme，问什么是variety，他说成了什么是valuation，等等。Zucker非常恼火，要fail他，但德高望重的Igusa先生坚持让他过了。最后Zucker 对他说：“OK，you passed。”但这句话黄渝也没听懂，所以他考完后不知道过了没有。等过了两天黄渝找到另外一个同学刘刚，请他到Zucker那里去问问到底通过了考试没有。Zucker气得跳出来对他吼：“You must improve your English！”黄渝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这句话听懂了没有。
黄渝私下里和我说起过他的英文问题，他说一讲起英文来他嘴里说的和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一回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劝他要多大声朗读，最好要背一些经典的文章。我记得我还借给他一本凯恩斯的小书，要他把前
言给背下来，但估计他也没干。
到纽约之后，我发现他的英文比以前反而还要退步了！两年前我知道他有意在CUNY把Ph.D读完，就劝他尽早去和Kolyvagin谈一谈，黄渝为难地说怕英文不好讲不清楚，我说如果实在不行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给他看。几个星期后黄渝拿了一页纸来，说写好了，给我看看。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大概有十行字，几乎每一行都有语法错误，还有一句的意思正好是说反了！全是小学生都不应该犯的错误，我不明白怎么会写成这样，他不是每天都在看NewYork Times么？ 我不相信他是不认真，这个语言问题真的成了他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了。在美国的十几年，他的英文交流障碍一直困扰着他，不知让他受了多少罪。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问他中文的作文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学的时候他最怕写记叙文，不知道该写什么好，但不怕写议论文，“只要瞎议论就行了。”黄渝好高谈阔论政治问题，2004年初的时候他从我这儿借去了《走向共和》的VCD，看完之后非常激动，和我讨论了好多次。他非常关注去年的总统大选，和我说过竞选造成的社会分裂很明显，连他的同班同学都出现了矛盾。
黄渝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出自天性的宽厚和善良，这方面他也是一个极端，从来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到美国十五年来他孤身一人，贫困潦倒，好象什么厄运都撞上了，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但我从未听他抱怨过。黄渝跟我说：“我这人没什么，就是有点脾气。”他对生活要求得很少，既使这样他也长期挣扎在边缘，可他的脾气从来没变过，我们总说，黄渝永远是黄渝，总是这个样。
在Johns Hopkins的时侯黄渝是有名的夜猫子，每天半夜三更叼着根烟在校园里野走，谁要找他讨论问题只要半夜去数学系找就行了。黄渝总说：“晚上多安静呀，是看书的好时间。”但他好象白天也不太睡，我们的同学庄德谦说他是“无时不睡，无时不醒”， 是很传神的写照。
大约在92年左右数学系决定黄渝的英文没法上习题课，把他的钱扣了一些，那时黄渝在感情上好象也有些挫折，一度挺消沉的。那时黄渝的导师Shalika，在数学研究上早就不活跃了，而且还在闹离婚，是个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在走下坡路的人。Shalika开始的时侯对黄渝是基本不管，到了93，94年就催他快毕业。
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黄渝说是Shalika给他了一个题目，但他实在没有兴趣，就没做。大概还有其它的一些miscommunication，总而言之，94年的时侯Shalika对系里说黄渝已经不准备读学位了。从那时起黄渝就离开了Johns Hopkins。
但是黄渝对Shalika一点怨言都没有，他总说：“Shalika其实对我不错。”我说：“可他把你的前途都毁了。”黄渝说：“我其实无所谓。”怎么可能无所谓？我觉得他是不愿在别人面前说他老师的坏话，他为人的厚道在此也可见一斑。
94年的夏天黄渝回国住了三个月，这是他在美国的十五年中唯一的一次回国。
他虽有6.4绿卡，但没有工作，所以回来后就开始在外面打工。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们还能经常见面。他找的工作也是在晚上的，所以有时白天他还到学校来听课。 我问他干什么工作，他说：“就是干点活。”我说：“到底干什么活？”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在一个仓库里扛东西。从那时起黄渝在经济上就一直生活在边缘，一贫如洗，到最后都没有翻身。
我太太问他：“黄渝，你为什么总是生活在边缘？”黄渝说：“很多人生活在边缘啊。” 我太太说：“可你并不deserve这个样呀。”黄渝默然不语。别人经常为他着急，而他自己反而是有些漠然了。黄渝是个明白人，我觉得他不是不想去改变现状，而是觉得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我对他说：“咱们在这世道上混，心不一定要黑，但脸皮一定要厚，是不是？该吹就得吹，该要就得要，否则岂不亏了！” 但黄渝的脸皮从来没厚过。
几年前我的同学告诉我黄渝从前的朋友徐飞，在Harvard访问的时候一直在找黄渝。徐飞在国内已是晨兴数学所的负责人了。我因此问黄渝愿不愿意回国发展，还能回数学界去。黄渝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并叫我不要把他的现状告诉国内数学界的人。我知道他是放不下面子，黄渝毕竟是当年最有希望的学生之一，这也是人之常情。
去年四月份我回国探亲，我父母家离苏州大学不远，我抽空去那里找到黄渝以前的好友余红兵兄，我们谈了很久黄渝的事。临走的时候余红兵对我说：“请你转告黄渝，我现在也不是以前的余红兵了，为了钱我也干很多下三滥的事。”我知道他这话是真心的，只有黄渝的朋友才会说这样的话。
虽然为了基本的生存黄渝都不得不苦苦挣扎，但他从来不是个悲观厌世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热爱生活，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有说有笑。黄渝还特别擅长做菜，自己还独创了一些新的花样，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吃过他的菜。来到纽约后黄渝的主要业余爱好好象是钓鱼，这两年来他很多个星期六都是在海边度过的，他说在海边时他一边钓鱼一边有时还读读数学文章。
几年前的一天黄渝到我们家吃饭，他拿来一本读书杂志指着一篇文章说“这是篇好文章！”要我好好读读。这真是篇美文,在读书的2001年第4期上，题目是“信仰只一细柱香”，说的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才女林徽因的故事。我暗暗地想：“看不出来黄渝这小子还这么小资，这么sentimental！”这是黄渝难得的流露这方面的感情世界，谁知道呢，也许在他笑咪咪的外表之下，他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和黄渝虽然无所不谈，但我们说的最多的还是数学。众所周知黄渝是个非常有数学才能的人，李尚靖兄说黄渝是最应该拿Ph.D的人，我完全同意。他在数学上非常早熟，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这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学生里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他在数学上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力，而且他在数论，代数和表示论方面的知识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
李尚靖兄提到的黄渝在本科时就解决了一个open problem，黄渝和我仔细讲过这段经历。这个问题好象是某种矩阵的分类，在许以超的书上做了正定的情况，黄渝的一位学兄做了半正定的情况，而黄渝做了所有不定的情况。他说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开始算，算到深夜好象差不多了，但第二天早上一下就发现了问题，于是到了晚上又从头开始算，如此反复算了一个多月才最后成功。那时真是黄渝的一个创造高峰期。黄渝说他的文章由他的同学窦苍柱帮助译成了英文，两部稿子都没发表，还在箱底放着。我想如果在他的遗物里能找到这篇文章，应该找个机
会把它给发表了，这大概是黄渝唯一写成的数学文章了。
最近我读到一篇吴文俊先生纪念陈省身的文章，提到早年做数学的历程，竟有和黄渝完全类似的经历，英雄的道路大概都是一样的。本来我想和黄渝说这事，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到美国之后黄渝没能做出和他的才能相称的数学结果，这是非常令人遗撼的。有时我想也许是他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多少影响了他的创造力。黄渝经常说：“这些问题都做不动。”好象数学里的问题都做不动一样。科学创造是个复杂的过程，有时不一定需要很多知识，反倒是更需要一些false sense of self-confidence，或者是reckless self-regard，简单说就是要一些狂妄，一些冲劲。现在的著名数学家年轻时多半是个狂人，而这些东西黄渝一点都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好的数学工作都需要一些起码的外界条件来支持，而这些条件黄渝早就没有了。
在所有的数学问题里，黄渝最喜爱的是Hilbert第12问题，我清清楚楚地记着，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Hopkins数学系的Help Room里面，黄渝仔细地给我讲了这个问题，说是给定一个数域，如何找到一个超越函数，使得它在某些特殊点上的值生成了给定数域的所有阿贝尔扩张。当这个数域是有理数域时这是分圆域的理论，当这个数域是虚二次域的时候这是复乘法的理论，所以Hilbert第12问题问的就是如何推广分圆域和复乘法的理论到任意的数域上去。学过数论的人都知道，这个问。这个问题有个诗意的名字，出自于当年Kronecker给Dedekind的一封信中，“The dearest dream of my youth。”所以经常被称为“Kronecker青春之梦”，我想这也是黄渝从青春时代就开始的梦想，这个梦他一直做到了最后。
大概是两年前，对一类特殊的数域，所谓全虚域或者CM域，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我把这些想法和黄渝讨论过，黄渝大概是挺受刺激，也开始重新想这问题。在2004年春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对所有的数域他觉得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问他在全虚域的情形下他找到的超越函数是什么，他说他不是在这种意义下来解决这问题的，他用的是一个抽象的方法，类似于形式群的理论，他说主要是从函数域的Drinfeld模理论中得到了启发，关键要把函数的意义进行推广，但推广成什么？他没说，我现在也不知道。
黄渝嘱咐我不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任何人，他说要利用暑假的空余时间好好地把这想法给检查一遍，如果没有问题再告诉我细节。夏天过后我问他进展怎样，他说看上去好象过去了，但有一步总是有问题，他还需要时间。年底前我又问他，他还是说有一步有问题，需要再看看。黄渝是个懒于笔墨的人，我怀疑他是否把自己的想法给写了下来，如果没有的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真成一个谜了。
说实话我一直对他的想法有些怀疑，因为我觉得任何关于Hilbert第12问题的解答都必需和Hecke L函数的变化相符合，也就是要和所谓Stark猜想相符合。按黄渝所说他的解答是一种抽象的函数，我不知道和L函数会有什么关系。这好象也不是Hilbert提这个问题的本意。我把这些疑问和黄渝说过，黄渝并不以为然。谁知道呢，也许他看到了些我没看到的东西，黄渝是能创造奇迹的人。
在他出事三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晚上十点，他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原来是他的车坏在了去钓鱼的路上，他辗转坐火车跑了回来。我对他说：“你的这个老破车，如果修要超过1000块钱，就不值得去修了。”他表示同意，但有些惶然地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了车就好象什么都没有了一样。”最后他的车修了700多块钱。
事后我和公司的同事刘怡说起这事，刘怡要我劝黄渝不要再去想读Ph.D了，应该去学校里找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把生活安定下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在学校里工作也符合他的性格，准备过了年和他好好谈一谈，没想到再也不可能了。
上个星期一，12月27日我接到他的凶讯，欲哭无泪。这么一个至善至诚的人，竟会死得这么惨烈。我没法接受他的死，我们全家包括小孩早就把他当成了家中的一员了，叫我怎么去和他们讲。我再也见不到他笑眯眯的样子了，再也不能和他吹牛了，再也不能吃他做的菜了，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来的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填补。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面对生死总让人多想想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本质。黄渝这后半生，漂泊异乡，历尽磨难，到死也没有翻身。说实话，我看不出什么意义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我会常常想他的。
有时我想做数学这东西也会害人的，象黄渝这样痴迷数学的人，数学就是他的命，一旦离开数学界，他的精神就全垮了，生活上就随波逐流无所谓了，以至于一路沦落到这个地步。
最近一两年来，黄渝常常和我们说起他小时候的一些往事，在上学以前他住在云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总是阳光明媚，四面是郁郁的青山，山上有无尽的野果和野蘑菇。黄渝说这些时，眼睛里闪着光。我知道他是有些想家了，游子悲故乡，自从94年后，他已是离开故乡十年了。有时见到我们为了照顾小孩而狼狈不堪，黄渝会说起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他的母亲一个人照顾他们兄妹三个的故事。那时他母亲从事一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经常需要下乡去。每次下乡都带着他们三个，母亲推着一辆车，他的妹妹坐在车里，他和哥哥在后边跟着走
在乡间的路上，周围是青青的山，天上飘着白云，我想着这幅图画，这是多么温馨快乐的时光。这些童年的点点滴滴，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里。
现在这流落异乡的游子就要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永远地安息了。愿故乡的青山和白云永远陪伴着他！
曾思欣
2005年1月3日
今天早晨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检查信箱，发现了科大８１１通信录上沈珂等几个同学的信。因为是对前几天另外几个同学“圣诞新年快乐”的信的回复，我一开始还没在意。等到打开沈珂的信，发现信的内容是：我们的同学黄渝上星期五去世了，车祸。对着电脑楞了好一会儿，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和另一个８１１同学黄道德的一段对话。
那是２００１年５月底，我们８１１的十几个同学，在弗吉尼亚海滩聚会，纪念入校２０周年，庆祝８１１的２０岁生日。在最后那天的晚宴上，我和黄道德聊到下一次聚会。我说，如果再等２０年，也就是８１１的４０岁生日的时候，恐怕咱们８１１有的同学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们是把这当作一个精算师和统计师之间的玩笑来说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事实。今天看到这则消息，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就是四个字：一语成谶，一语成谶。
虽然很少和黄渝联系，但在我心中，一直把他当成我在８１１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老朋友走了，我得送他一程。关于黄渝，我记忆中的最早一个片断，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线性代数老师李炯生的家里。当时我哥李尚志和他的研究生同学查建国给我们当代数课的助教，教材用的是许以超编的《代数学引论》。一天晚上，我们在李炯生的家里看电视，查建国提到，“８１１的黄渝”解决了许以超书中的一个公开问题。我当时正被书中的练习题折磨得不轻，听到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人解决了书中的公开问题，自然是佩服得很，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２０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我想，这应该是黄渝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吧，大概也是我们８１１同学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从那时起，黄渝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数学人才”这样的定位。
１９８４年，我们班曾(经)搞了一个集体庆祝２０岁生日的晚会。晚会上的一个娱乐活动，是大家投票选班里的各项之最。我现在还记得“最有意思的人”是张航，“最有福气的”是王劲林，“最可爱的”是李立红，“知识面最广的”是吴文(江?)。其中还有个“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最后当选的我们寝室的毛明，但我选的就是黄渝。因为在我看来，衡量“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的最重要指标，不是看他数学考试或竞赛的成绩，更不是看他是否像陈景润一样呆，而是看他写论文的能力。尽管我从来就不知道黄渝当初解决的是许以超书中的哪个问题，但我相信他是我们８１１第一个写出数学论文的同学，就冲这一条，我觉得他应该当选“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我在８１１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游，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总而言之，属于“差生”之列。按理说，和黄渝这样努力学习、搞研究的好学生，没有多少相交的轨迹。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是一篇作家礼平写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那是我读过的国内作家写的第一部涉及到宗教问题的小说，小说的女主角叫南珊。我一口气读完以后，掩卷沉思良久。２０年过去，情节已模糊不清。只记得结尾是在泰山顶上，女主角提及耶和华的那份虔诚与平静。这篇小说最早是在《十月》杂志刊出的，我读了以后，非常喜欢，就买了一本《十月》。到了那个假期，在家乡的书店看到了单行本，又买了一本。这样我手里就有了两份《晚霞消失的时候》。黄渝知道此事后，告诉我，他也很喜欢这篇小说，问我能否帮他买一本。我就把手里的那本单行本送给了他。他当时表示要付我书费，我难得在数学系同学中遇到读小说的知音，自然拒绝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尽管平时仍然是他钻研他的数学，我读我的闲书，难得在一起玩。大四那年，科大开始放春假，有一个星期。这点时间，回家乡自然不够，但到安徽省内的名胜古迹去转一圈倒是绰绰有余。我们寝室的顾立帆和毛明结伴去了天柱山。我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就挑了安徽境内最著名的旅游点：黄山。出门旅游，如果能找个伙伴，自然比单练更有乐子。当时８１１除了我以外，只有黄渝也想在那个春假去黄山，我们便结伴而行。１９８５年５月，我们一起去黄山玩了几天。当时的旅游条件较差，我们又是学生，囊中羞涩，真可以说是“穷玩”。来回坐长途汽车各用了一天。当天晚上，到了黄山脚下，找了个旅馆，半夜就得起来，排队买几天后回合肥的汽车票。天亮以后开始爬山，遇到了一个南京工学院的四川老乡，就三人一起爬。一进山，看见一个峭壁，还不算太陡，可以攀上去。当时年轻气盛，就决定不走正路，从这里爬上去。等到攀上峭壁，再拐上正路，却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一攀，倒把进山的正门给绕过去了，各自省了两元门票钱。
那天一日上了北海，沿途游览了天都峰、鲫鱼背、(迎)客松、莲花峰等景点。等爬上莲花峰（我一直到今年夏天，再上黄山，才知道此峰是黄山最高处），已(经)是黄昏，怪石狰狞，四周静悄悄的，就我们三个人，真还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本想看日出日落，可爬上山后，开始烟雨蒙蒙，在山顶呆了两天，连太阳的影子也没见着。第二天下大雨，猫在旅馆打了一天扑克牌。第三天雨小了些，我们冒雨在北海附近转了转。我当时的兴致已(经)大减，到了一个山头，就有点懒得上去了。黄渝先爬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叫我，说上面有云海。我又来了劲头，爬上去一看，真是漂亮。我当时还没坐过飞机，所以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云海。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我那次总算都没(拉)下，如果不是黄渝，我就只能看到三绝了。到了第四天，无奈下山，天气却
又转晴。南京工学院那位仁兄当即决定，再上黄山，可我们的钱已(经)快要花光了。说来怪我，当时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什么都新鲜，就买了一大堆旅游纪念品。结果不但自己弹尽粮绝，还把黄渝的钱也给花光了，最后一天，连吃饭钱都不够。等到回了合肥，买了回学校的公共汽车票以后，我们两人加在一起还剩了一毛钱。现在想来，最后一天的狼狈还历历在目，我当时确实表现得差劲。但黄渝却没有半句怨言，真是够哥儿们。
那次旅游，我们聊了很多。我就是在那次才知道，虽然黄渝生长在昆明，但因为他的母亲是重庆人，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聊了很多下象棋的体会，他也介绍了搞数学研究的心得。他告诉我，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在攻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了，更是让我大为佩服。最后大家发现，棋理和科学研究之道，其实是相通的。
从科大毕业后，我们都去了北京，我在《科学报》社混饭吃，他在研究生院继续做他的数学。那时我(经)常去玉泉路，和８１１的一帮狐朋狗友玩。后来我看到一篇英文报道，有两位数学家号称证明了“庞家勒猜想”，我准备将这条消息发在《科学报》上，就请黄渝(翻)译，也是想帮他弄两文稿费的意思。结果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数学界普遍认为，那两位数学家的证明是错的。此事遂不了了之。
到了８９年，８１１在北京的一帮人忙着考托福出国，我却正忙着交女朋友结婚。８９年春天，黄渝告诉我，他要出国了。他当时连合格的托福成绩都没有，全凭一纸出色的《自我介绍》，就敲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我自然很感兴趣他写了些什么，他介绍说里面谈了自己这么些年作各种数学研究的心得体会。我从来没有解决过什么数学未解之题，自然只有羡慕的份，没有借鉴之道了。过了两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也录取了我，但没有资助，我只好去了有资助的俄勒冈州立大学，错过了和黄渝再作校友的机会。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黄渝，是８９年夏天，去中关村玩。回来的路上，在白石桥转车，我告诉他说我要结婚了，还问他有无女朋友。他向我表示恭喜，同时说忙着出国的事，一时顾不上。我们当时的选择，一如我们不同的人生观：我是享受者，自
然是先成家后立业；他是奋斗者，所以要先立业后成家。如果我没有记错，８１１的所有同学中，黄渝是第一个知道我当时要结婚的。等到六四的枪声一响，黄渝和一帮同学去了美国，我才如梦初醒，苦读英文，准备托福考试。过了两年，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来到美国。正好赶上黄渝他们拿“六四绿卡”，我当时真是觉得这帮人交了狗运。以前在国内读围棋七段沈果孙的棋评，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骑车的时候，远远看见绿灯，就得使劲快骑，否则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只好等到红灯再变绿了。交通灯由红转绿，花不了多少时间，可在人生之中，有时候却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下一个绿灯。我在后来漫长的等待绿卡的年月里，多次想到这段话，真是“点点滴滴在心头”。
等到再次见到黄渝，已(经)是２００１年５月了。那次在弗吉尼亚海滩的聚会，黄渝也去了。相隔１２年，黄渝还是那个样子，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还能一眼认出他来。当时聚会的一帮人中，男同学们大都是拖儿带女，只有黄渝还是“钻石王老五”。我听说黄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不太顺利，当时在纽约工作，还大为惊讶。在我看来，８１１的同学中，黄渝毫无疑问是最该拿博士的一帮人之一。我毫不怀疑他的能力，只能叹息他的运气不佳了。那次聚会，我和黄渝聊天，曾(经)向他介绍转行搞精算的前景。以黄渝的智力，如果来参加精算考试，实在是小菜一碟。但他似乎兴趣不大，我也就没深入下去。弗吉尼亚海滩一别，又是三年没有联系。今年７月，我去新泽西开会，正好周末结束，就到陈金发、杨若勇家住了两天，见了８１１的几位老同学。那个
星期六晚上，杨若勇夫妇把周刚夫妇和黄渝请到家里吃晚饭，沈珂也去坐了一会儿。我有十多年没见到周刚了，老友重聚，相谈甚欢。和黄渝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的近况，他说还在业余从事数学研究。我当时很想帮他在我们公司找一份正式工作，就再次提到来亚特兰大工作定居的可能性。他表示了一定的兴趣，但似乎还是放不下他的数学梦。我想，人各有志，我虽然是个俗人，但对于老朋友的选择还是能够理解。一个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在尊重他本人意愿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帮助，但主要的决策，自然还是得靠他自己做。那天晚上，在杨若勇家门前，我和黄渝握手告别，当时自然是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永别。我告诉他，如果他什么时候愿意来亚特兰大做精算工作了，可以给我打电话。他表示再考虑考虑。半年过去了，我还在
等待黄渝的电话。今天竟然收到了这样的噩耗，物伤其类之感格外强烈。车祸之危害，我并不陌生，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出过好几次车祸，前两辆车都是因为车祸而报销的。第二次车祸不但把老岳母给撞伤了，还差点要了半岁儿子的命。但虽然平时(经)常谈论车祸的危险性，仍然没有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黄渝一生钟情数学，我虽然不知道他解开过多少未解之题，写过多少数学论文，但在我心中，他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数学家。虽然他不很走运，但正是因为有许多像他这样痴情的数学之梦追寻者，数学的殿堂才仍然显得那么神圣。我自己因为能力所限，毅力不够，不得不在数学之路上半途而废，但对于黄渝这样执着于理想孜孜以求的前数学同行，永远只有一份尊重钦佩之心。我又想起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奇怪的是，虽然我和黄渝因为这篇宗教色彩甚浓的小说而成为好朋友，但２０多年来，我们多次相聚，却从来没有聊过宗教话题，以至于到现在也不知道黄渝是否成了教徒。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人死并不是万事皆休，相信我们还有在天国再见的一天。我相信，黄渝去了天国，一定还在继续他的数学研究，那里没有世俗柴米油盐的羁绊，他当能更加专心地搞他的数学。也许，等到我们将来再见的时候，他会给我介绍解开“歌德巴赫猜想”之谜的诀窍吧。黄渝，走好。
李尚靖－数学系八一级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
魂归滇渝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i。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挽歌诗》
序言
公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星期六。一天都没有看到黄渝，这是正常现象，通常到周末，他会去海边钓鱼，我安慰着自己。
公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星期日。夜已深，还是没见黄渝回来，通常这时他应该拎着一冰桶的鱼，风尘仆仆的归来，意犹未尽的和我们回味他钓鱼的乐趣。我推开门，他那双被我笑成为“轮船”的大头皮鞋也没有出现；往门前小路上望去，那个披着大衣，一边低头踱步，一边抽烟的魁梧身影也没有出现？我开始不安了。报纸和电视里充斥着关于南亚海啸大灾难的报道，我心里有一些受到搅扰。
公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一。吃过早饭，已经是九点多了，通常这时黄渝会拎着一些小菜和报纸回来，做一大碗早中饭，然后洗个澡，整洁干净的背上他那个又大又沉的单肩包，赶去学校。可是今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于是干脆坐到最靠近门的沙发上看书，准备迎接每一次开门声后出现的人。直到深夜，黄渝都没有进来。
......
公元二零零五年，一月五日，星期二。一个多星期了，没有奇迹发生，我想，黄渝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一. 陨落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头传来房东太太惊恐的声音“我刚从镇上警察局回来，他们说黄渝早上四点多在二十一号路上换轮胎，被车撞死了，要我们到另一处去确认，你能不能起来一起去？” 房东太太是个善良而虔诚的基督徒，又适逢新年大吉，这肯定不是玩笑。而且我早上五、六点钟左右确实听见有人按门铃，原来是镇上警察啊。可是我一边穿衣一边犯嘀咕，二十一号路我天天跑啊，车速不快啊，加油站也很多啊，黄渝不会不知道应该要开进加油站后才好换轮胎啊！对了，黄渝曾经说过他在加油站打零工，会不会是在那遇歹徒了？或者是哪个倒霉蛋偷了他的车，然后遭了报应啊？
正准备刷牙洗脸，房东太太带着她儿子回来，本来她是要带他去学校的。稍事整理，我们就出发去二十二号，Franklin Ave, Newark。房东太太还处于惊吓中，我一边安慰她说：“不一定是黄渝，看了再说。”一边也忍不住担心。
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目的地，这是Newark的警察局总部，接着按图索骥找到了纸条上写的警员，他对我们表示了同情和哀悼，同时问我们和黄渝的关系，我们说他是我们亲戚的朋友，不知对方是否听成了亲戚。然后他要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法医医院去确认一下。到了法医医院，却无法进去，因为今天是圣诞前夜，他们放假。好在手头上有内部电话，一番通话之后，里面有人把门打开了。
说明来由后，一个负责人又帮我们询问了一通，说尸体还停放在UMDNJ的大学医院里，我心存侥幸的问“还活着吗？”“很抱歉，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得又来到不远处的大学医院，向前台说明了来由，许久，一个负责人出来，说这事关人命，没有警察局总部的许可，谁也无权靠近，要我们去法医处等待，然后凭照片认人。我们马上拿出手头上的几张纸条说明是警察局总部和法医处要我们来这的，对方感到很意外，要我们稍等，他再去确认一下。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中途他还出来打过一声招呼。这是有生以来第二次如此漫长而折磨人的等待，第一次是等待签证的那一个上午。
终于，那人出来了，说得到了上级的授权，可以带我去看。于是我与房东太太的儿子一起，随着那人穿过不知道多少门，然后进入一个大电梯。在电梯里，那人问房东太太的儿子说“我很抱歉，死的很惨，会看的很难受，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死者是你父亲吗？”“不是。” 我想那人误会了，也正是因为这个误会我们才有机会进来，我们在各个部门之间打了个擦边球。电梯停在了地下三层处，那人又领我们来到一个过道处，远远的看到尽头处有两辆停尸小车，左边的空了，右边的还有人形。还没等我想明白，那人说道”哦，抱歉，法医处刚把他接走了。“ 到了那两辆小车处，他指着空着的那辆车说，”本来在这的。“小车的皮垫在脚跟、臀部和头部的地方还有被压下的凹痕，粘着未干透的血水。我本已吊到嗓子眼的心又放了下来，还好，还有机会证明不是黄渝。
那人又从车底下取出一包衣物，是从死者身上脱下的，”这个要交给警察，我们不能动。“他边说边扎口，我借机瞟了一眼，我的心又紧缩起来，黄渝常穿的那条咖啡色灯心绒长裤赫然映入我眼帘。穿同样裤子的人多的是，我安慰着自己，但还是心情沉重了起来。出来后，我简单的告诉房东太太，死者被法医处接走了。
只得又返回法医医院，因为已经来过一次，所以很多手续就免了，但是，墙上明确写着”由于潜在的病菌传播，除警察外，任何人不得直接查看尸体！“尽管我百般纠缠，这的负责人也只是摇头表示抱歉，并且说，要等警方派人过来，才能开裹尸袋的拉链拍照。又是漫长的等待，我和房东太太的儿子还被叫到一间小房间等待，我感觉死者就在隔壁，因为窗户的里外两侧都挂着帘子。房东太太已经难过得难以自持，只剩坐在前台处的力气了。我强打精神，故作镇静，因为房东太太的儿子才满十七岁，本不该带他来，但他怕我们受不了，执意要来。又是一个小时，这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因为没吃早饭，我已经饥肠辘辘了，可是大事当前，也无暇顾及。
照片终于拍出来了，门打开的刹那，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心跳，接过照片，我努力辨识着。”头部受损严重，只有右侧完整，所以我先拍右脸。“ 短发，新剪的平头，鬓角是刚翦过的样子。记得前天刚看到黄渝剪的这发型，虽然显得比以前精神，但总觉得剪得突然、剪得太短。这时居然成了辨认的依据。对了，眼镜，没戴眼镜！”你看到有戴眼镜吗？“我紧张的问。”没看到有戴。“ 头撞成这样，眼镜肯定不在了。眼镜的压痕在哪里？我手有些发抖，与其说我在辨认黄渝，不如说我在努力证明这不是黄渝。天哪，太阳穴处有一道淡淡的眼
镜边的痕迹，完了，完了。还有机会，黄渝比这个帅，眉毛应该还要浓些，前额发迹没有这么靠上。“能否请你再拍一张正面照，仅凭右脸，我无法确认。”
“好的，不过我先告诉你，很惨的。”“知道了。” 正面照片来了。太好了，更不象了，不是国字脸，还有些浮肿，还有些白，前额发迹退到很后面，双下巴怎么这么多。左脸隐约可见血肉模糊，左耳看不见，脸上好些污水混着细小的沙砾。可是，厚实的嘴唇又确乎是黄渝的特征。突然我想起些什么，“他，他有多高？麻烦你量一下身高好吗？”不到一分钟，他去了又回“五英尺十一英寸到六英寸之间。”又吻合！我该怎么办。“他，他身上还戴着什么吗？他，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吗？”我知道我已经语无伦次了。“没有，左脸已经看不清了，被撞了个坑。”我搜肠刮肚，希望能进一步证明些什么，可是，只有一片空白。“OK，你需要我做什么？”过了许久，我强打精神问道。“签上你的名字，写上辨认结果。”“我只能说百分之八十五的可能性是他。”“OK。”他
在照片后面写了些什么。我还在脑海里搜索着，房东太太的儿子签了字。“这是负责后续工作的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今天下午会开始处理，不过今天是圣诞前夜，可能要到星期一才会有进一步结论，而且要等他亲人来我们才能透露进一步的信息，我只能做这么多了。”“谢谢你，请你们好好保管他的尸体。”
走出小房间，我只是反复坚持说“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我不敢多说细节，怕吓到房东太太。可事实上她凭直觉已经知道不可能有希望了。整个下午，我们都是在整理黄渝的房间，然后根据电话簿上的线索联系他生前的同学和朋友。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个幻想，就是黄渝回来后，看到们翻他的房间，他会生气的。
这是我来美国过的第一个圣诞前夜，没想到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中度过，晚上参加了Church的福音聚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不幸，使我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加深一层的理解和认识。我一直不明白黄渝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接受神，甚至连福音也不愿听。这都是后话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求神能带领黄渝前面的路。
二. 初识
我是二零零四年二月三日搬到现在的住所的，那时才刚到美国半个月，对什么都觉新鲜。那天刚下过雪，整个世界雪白一片，心情很是舒畅。因为东西不多，很快就整理好了。这时看到厨房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做饭菜，“这是黄玉，很好的一个人！”房东太太忙给我介绍。“这几天都是他抢着帮我扫雪。”这幢房子位于街道转角，周边范围比较广，扫雪任务确实不轻。“黄玉，名字怎么写？”我就以名字作为开场白。“黄颜色的黄，三点水加榆树的榆一边。”他笑眯眯的回答。“哦，黄渝。那你是四川人吗？”“我妈妈是四川人，我在云南长大。”我们就这样算是认识了吧，可是后来就一直叫他做黄玉，改也改不过来。后来还有过一些交谈，但我也只是了解到他是研究数论的，在国内是中科大毕业的，当我半开玩笑半敬佩的问他是不是少年班的时候，他只是谦虚的摇了摇头，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含而不露的传统中国人。
后来的一个学期里，一直忙着学习，时间上也和他没什么交集，也没什么接触。倒是房东太太有时会提起他的一些事情，都是用来证明他的善良仁厚的。他住在三楼的阁楼，因为是木质结构楼房，他走路从来都是轻手轻脚，那么魁梧的一个人，竟然从来不会打搅到别人。关于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有时晚上我从客厅走过，会突然感觉大门悄无声息的打开来，然后一个黑影悄悄走进来，定睛一看，才发现是黄渝。常常是我也被吓一跳，他也被吓一跳。此外还有诸如大冬天忍着寒冷跑到屋外抽烟，以免影响到别人；做油炸辣椒时，会端着滚开的油先跑到屋外，再往里撒辣椒粉，等呛人的油烟散尽了才端进来，还要分给其它的人等等。其中，房东太太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去年纽约地区大停电的那次。应该是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那时黄渝刚辗转搬到这家一个月，适逢纽约地区大面积停电。大家都还处于手足无措时，黄渝就急匆匆的跑到六、七个街区外的一家中国店，买了好多河粉，然后摸黑给大家做晚饭。虽然整个过程有些滑稽，做出来的效果也很难吃，可是他急人之所急的心意，不能不让人感动致深。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又好，又体贴关心别人的人，竟然在不惑之年仍然孑然一身。关于这个，我们私下还很三八的猜测过，认为他有身份，人又善良，可能被女人骗婚，得到身份后，又敲诈一笔离婚费之类的无稽之事。导致他现在的落魄。出于对黄渝的尊重，这种八卦讨论只发生过一次。但是，这种猜测也不是全无来由的，因为按照常情，一个博士，来美十多年，又有绿卡，说什么也不可能居无定所，开着一辆20多万mile的破车。当然，我们的好奇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可是居然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
所以对黄渝的最初印象就一直停留在一个忠厚内向的传统中国人，一个准数学博士，一个行踪不定的单身汉。
三. 深交
其实我跟黄渝的交往根本算不上深交，或者说我和黄渝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象曾思欣和他那样的朋友的。一则是因为我们分属于两个时代，当他提及他所经历的动乱年代和大学生活时，我所做出的回应是苍白的。有一次我太太回国，问他需要带些什么东西，他只提出能否帮他买几盘猛士迪士高的CD或磁带，当时我们诧异极了，没想到平时老实稳重的他，也居然喜欢这些摇滚的东西。而且时隔这么多年，仍然喜欢这些音乐，除了他这种及其怀旧的人，恐怕不作第二人想。这大概是黄渝唯一一次开口让我们帮忙吧。但是寻遍上海有名的音像店，都没能找到，真是遗憾！
另一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专业差异，他在以完美为目标的纯数学中浸淫了二十多年，我则是在以误差为主体的工程中磨练了十年，我们根本就是两个思维体系中的陌路人。当他论及数学，尤其是数论这部分时，哪怕是最基本的问题，最浅显的解释也会让我听到缺氧。
不过，同在一个屋檐下，交流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多起来，尤其在他这种乐善好施的人和我这种“豪爽”到来者不拒的人之间。在我没车的日子，黄渝总是热情的今天给我带些牛奶、面包，明天给我带些蔬菜的。每次我道谢，他都讲是顺路，我知道，即使是顺路，也得要有心才能做的到啊。天气好的日子，他总是邀请我去海边逛逛，他很想和别人分享他在海边的快乐和释放。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和心情去，可能因此我也失去了很多进一步了解他的机会吧。不过对于到附近转转的邀请，我还是答应的很爽快的（与其说是他邀请我，不如说是他想缓解我初到美国的种种不适。）当我打算买车时，他不知从哪弄来很多Star Ledger周末版给我分析、参考，这是新泽西最权威的报纸之一了，但是我不舍得买，不知他怎么会买来给我看。（后来才知道他在递送这份报纸，即便如此，
要弄一份回来也是有难度的。）当我有了车后，黄渝非常热心的给我们一些关于车的建议，有一次，他还亲自带我们到一家便宜的车铺更换机油和检查车况。
记得上个月，我们正准备开车上学，他从房间里奔出来，非常郑重建议我尽快去换Timing belt，因为他的车子刚刚在高速上因此抛了锚，危险不说，还花了很多钱。可是他自己，那辆开了20多万mile的车子，他始终都没有舍得换或是大修一次，我们还曾经开玩笑说，他可以写信给Toyota公司，申请一个最忠实用户奖，说不定，Toyota公司还会因为他车子超高的mile数，奖给他一辆新车。黄渝听了，也只是眯着眼睛一笑了之。
我是湖南人，所以在饮食上我对黄渝很有认同感。我几乎对他所有饮食都表示过赞扬和羡慕。他喜欢吃冰淇淋，而且只吃Turkey Hill牌子的，我在这方面成了他忠实的追随者。确实好吃，还常常有打折。我们经常互换打折信息，就在他临走前两天，他还根据我的可靠消息，买了一桶花生口味的冰淇淋。是夜，我们还一边吃冰淇淋，一边聊天。谁曾料，这一顿，竟是永别。他做的油炸辣椒也是我们都喜欢的一道调味料。做法就是把辣椒粉洒入滚开的油，再放些盐。关于这个，他还很得意的给我分析过个中秘诀“油不能太热，否则辣椒会糊，发苦；不过火候未到呢，炸出来的不香。”我从小就看大人做这个，所以也不觉怎样。但是，黄渝的难度在于，每次他要端着一锅子的滚油到屋外去做，这就不一样了。我认识他一年，他只出现过一次败笔，我们也没说，照样捧场。
他做其它菜的时候，我也喜欢凑在旁边看，一则是受川菜特有的香味的吸引，二来也是称奇于他配料的简单。他吃菜有个习惯，就是一道菜谱吃一个月，然后换一个再吃一个月。可是菜谱的花样并不多，可能是不愿花太多时间和金钱吧。我熟知的就是麻辣豆腐、酸菜鱼、烤肉排、番茄炒蛋和面条。他的食量惊人，一顿饭就是一个大海碗，颇有梁山好汉的气势。这不仅是因为他体格高大，还因为他把一天三餐简化成了两餐。
黄渝是很具有童真的人，只要你捧场，表示喜欢，他真的会为你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在所不惜。每次他海钓回来，我们都会啧啧称奇。不用说，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分给我们了。有时他回来的晚，我们会开玩笑说，是不是没钓到不好意思回来啊，或者到市场上去买鱼去了。黄渝是个爱面子但不虚伪的人，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开始的一段时间，面对我们的称赞，他总是叹息说，因为带不了太多，好多鱼都丢回去了。后来我们发现他学聪明了，带上冰桶，带上刀，钓一条，宰一条，把没用的都丢掉，这样带回来的有效部分就很多了。临走前一个星期，他还钓了几条珍贵的石斑鱼，除分给我们以外，还说要抽空送给同学一些。我妻前些天跟我讲，这次钓的石斑鱼，黄渝自己却一条都没舍得吃，我听后觉得很难过。那天我看他在水池边清理鱼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还不时秀给我看石斑鱼那整齐坚硬的牙齿，并介绍说这鱼藏的很隐秘，以螃蟹为食，不好钓。“黄渝临走了，还给我们留下这么珍贵的鱼（余），让我们年年有余，意义不一样啊！”房东太太每念及此，总不免潸然。
在平时的交谈中，我感觉，黄渝关心的事很多。中国的企业改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华尔街的各种基金、篮球、美国大选等等。每周日晚上的六十分钟访谈节目他几乎一场不拉，美国大选点票那晚，他几乎守在电视机和电脑前一个晚上。而且他认为这次美国大选导致美国分裂成史无前例的两大阵营。关于今年一起因为小学生的宣誓词中带有宗教色彩所引发的官司，他持续关注了很久，也由此给我分析了很多美国司法界的特点。我对他的深刻见解很是敬佩，也同时认定他是一个对美国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人，他对美国社会也适应的很好，他的建议会让我少走很多弯路。此外，他可以谈的话题也很多，面也很广，很难想象一个学纯理论的人会关注这么多事情，反倒是这个应该了解很多信息的学工程的人，在他面前往往疲于应付对话的内容。
四. 追梦
学理科的人性格中多少会带些完美主义的色彩，而且在各种事情上会执着于某种完美的理想过程和结果。
最初我感到他身上带有这种色彩，是因为偶尔看到他抽烟。抽烟的人一种是出于习惯，一种是出于思考的需要。我相信黄渝是后一种。他抽烟抽的很重，因为我隔三叉五就会看到有一个网上定购的香烟包裹寄来。我通常是晚上看到他披着大衣，悄悄的到屋外去抽烟。很多人抽烟时就是原地站着或坐着，黄渝要踱步，绕着屋前的小路，一边走，一边低头沉思。我也很喜欢晚上想问题，因为一团漆黑是最完美的独立思考环境，而且也不会有琐事缠扰。有一次，我晚上下课回来，已经十点多了，远远看见一个人，低着头披着大衣在前面慢慢的走，不时有烟雾冒出来。因为路窄，我只得保持距离跟在后面，不一会，他突然停下来，我正纳闷，只见他用右腿支撑身体，空出左腿，然后用左脚脚背来蹭右腿的小腿肚子。我差点要笑出来，因为我只有小时候看到农民伯伯在田间干活时有过这种动作，怎么我在美国还能看到这么土的动作啊。直到屋前，我借着灯光才发现是黄渝，这一幕滑稽的情景一直留在我记忆里。我想，他一定是在很深的思考中，才会如此身不由己的。至于他在思考什么，谁都不会知道了。
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在思考一个很完美的问题。有一次，他因为升级Windows 2000失败，导致电脑无法启动，他要我帮他看看怎么回事。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进入他的房间。房间很乱，很简陋，比当年陈景润的房间恐怕只多一台电脑吧。窗前一台电视机，左边堆了一堆换洗的脏衣服，右边一个书架，上面满是经典的黄皮数学书，床其实就是一个放在地上的床垫。在等待电脑重启动的过程中，他会不断的和我聊这聊那。后来我们话题转移到他桌上一本名为《吴清源--天才的棋谱》的传记上。吴先生是近现代围棋界的泰斗，一生极具传奇色彩。我看到这本书，几乎是叫了出来，“吴清源传记！你也下围棋吗？” 我本来还想和他切磋一下，他居然说他不会。然后他极力向我推荐这本书，执意要我拿回去好好看看。从他谈论这本书的语气中可以觉察出，他看这本书纯粹是出于对一代天才的景仰，和对那传奇式的一生的渴慕。他甚至还翻给我看吴先生和木谷实前辈当年那开辟一个时代的十番棋的棋谱，煞有介事的给我讲解来龙去脉。我都怀疑他其实会下围棋，故意装不会。不管怎样，他那种崇尚一种完美境界的心态总是溢于言表了。当我翻看了几页后说，“嗯，写的很生动。”他马上激动的说“是啊，你要知道，采访这种大师级的天才人物，难度是很高的，一不小心就会很尴尬。唉，可惜吴清源后来出车祸，虽然性命无碍，但是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说着，黄渝又打开了电视，正在播放的是晚间的脱口秀节目，我听不太懂，可是黄渝听着总能呵呵的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是真是假），我还很佩服他的英语听力。我看这时黄渝已经很困了，就提出明天再弄电脑，他也很高兴，说正好想休息了。临走，他又推荐给我一本Keith Devlin写的《The Millennium Problems》，是一本关于当今七大未解之数学难题的科普书，每题悬赏一百万美金。我除了NP非P这个问题能看明白以外，其余都看不懂，本想找个机会向黄渝请教请教，现在也不可能了。
后来又花了几个晚上弄他的电脑，虽然Windows 2000可以运行了，就是还有一两个警告窗口会蹦出来，他说他再找他同学帮忙弄，这事就此告一段落。
最近再翻开吴清源的那本传记，发现这是一九八七年出的一本书。原来黄渝很早以前就在追寻着这样一个梦。渴望能象吴清源那样，年少时就得到异国伯乐的赏识和培养，在一个与俗世隔绝的环境中，衣食无优的发挥自己的所有潜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辉煌。黄渝需要钱，可是他总希望能用他的数学才能创造一个时代，创造一种超越金钱的财富，为了实现这个梦，很多工作他都不愿接受。可是，水太清则无鱼，正因为他太执着于此，他的梦想最终只实现了一半。他确实得到了异国伯乐的赏识，他也来到了他渴慕的美国校园，可是他不屑于向瞬息万变的现实妥协。在这个以抢夺为立国根基的土地上，他最终还是郁郁的离开了。
五. 后记
在整理黄渝房间的时候，发现他床头有两本在读的书。一本名为《往事并不入烟》，另一本是他从我那借的一期《TIME》杂志。这期杂志是怀念美国缔造者之一的Thomas Jefferson的专刊，众所周知，这位伟人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天才，一个标准的完美主义者，乱世成就了他的伟业。沉溺于对往事的追忆有两种结局，一是无法自拔，一是开始转型。
我没有写作的天分，所以无法为黄渝写些什么，唯有引用一段歌词来寄托我们对黄渝的思念和祝愿：
那个清晨有风在轻轻流淌
你难道听见一种声响
车来车往,车来车往
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
月儿高高,黑夜很长
空气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
亲爱的朋友,什么是吉祥
车来车往里有没有神的光芒
......
那遥远的地方没有车来车往
那安静的地方小河在流淌
那洁白的地方,命运没有方向
......
希望黄渝的归宿真如歌名所写--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这样他能专著于他的数学思考。
http://music.yw169.net/song//rnimama/0219/8.wma
这是首非常感人的歌曲，借以缅怀黄渝！
申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
他英文这么差,可是托福怎么过的？
见李尚靖文：
＂他当时连合格的托福成绩都没有，全凭一纸出色的《自我介绍》，就敲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我自然很感兴趣他写了些什么，他介绍说里面谈了自己这么些年作各种数学研究的心得体会．＂
读了这几篇纪念黄渝的文章，脑中浮现出一个隐士的形象。就像我曾经的几位好友，温和，有天分，但是却凡事懒洋洋的，脸上写着：我不在乎.一个连自己都不在乎的人，还会有谁为了你而在乎？于是他们懒洋洋的享受着生活，即使生活的道路是每况愈下。他们就像长不大的孩子，没有责任感，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还是对自己。就像皮特。潘，以为自己只要逃避，只要无视那些困难，自己就会永远生活在梦想中。但是梦想的实现是借助于现实的手段，没有现实的生存，就永远也不会有梦想的实现。于是，他们困惑，他们失望，懊恼，痛苦，却依然不敢站出来去面对现实。一再的逃避，然后是更加的困惑，失望，懊恼，痛苦，直至沉沦。
有些时候，成功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本身。机遇与刻苦是并重的。此外还需要一些野心和执著。黄渝并非没有过机会，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放弃了。也许，数学对于他，就像是游戏曾经对于我的好友一样，只是一种逃避，一种寄托。当这些都不再存在的时候，当幼稚的梦幻终于幻灭，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退却了。却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
人生没有旁观者，这不是一部游戏，可以存盘另来。人生就是一道道的难题，你别无选择，只能正面这残酷。而且要微笑，要学会怎样在这种残酷中生存得更好一些。如果你不能，那么就只能一点点的沉沦，最终消亡。
我想，对于黄渝，这样的离去未必不是一种解脱。可以不必徘徊在冷眼与自尊的痛苦中，挣扎于世俗与梦想的巨大反差之间。毕竟这个人世间，没有为他这样的人留一个空间。
希望天堂中，他可以安眠。
不是每个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与他们相称的成就的，有时的确是让人惋惜不已。真希望黄渝别太执著于自己是否能让父老乡亲满意，抛开不必要的束缚。
“有时我想做数学这东西也会害人的，象黄渝这样痴迷数学的人，数学就是他的命，一旦离开数学界，他的精神就全垮了，生活上就随波逐流无所谓了，以至于一路沦落到这个地步。 ”
非常理解这段话，自己就看见过这样的例子，虽然不是因为数学。有时真的是无法可试，恰如鸟儿失去翅膀，生不如死。
最后，感谢天寒水，欢迎多来做客。
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足以推他一把的人。
黄渝就没有那么幸福。
好多时候，梦想往往是支撑着自己不倒下去的唯一力量。如果咬牙坚持下来了，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靠人不如靠自己。
有许多出国的,为了找工作,不得已改行.哪行好找工作就改那行.甚至辛辛苦苦改行做护士. 难道为了呆在美国,什么辛苦都愿付吗? 人生的意义何在呀!
很难想象为生活奔波，每天早上四点起来送牛奶报纸是自己的选择，更何谈追求数学上的成就？这种是个无奈的选择。
有时看到一些大陆来的学子为了留下，做尽一切牺牲，不禁想问到，人生的意义就是绿卡吗？没有谋生的条件，就有个居留资格有什么用？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终点是否混淆了？人要变通，回国是一条路，美国留不下来去其他国家也是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要脑筋转不过来跟自己犟。全世界不是就剩下中美两国，还有很多选择。
我觉得黄渝即使回国，他这样的性格很可能更加潦倒，如果我是他的朋友，会鼓励他去新加坡、香港、或者台湾，这些地方他都没有语言问题，相对来说社会富裕福利保障好，人际关系简单点，没有那么弱肉强食。如果不克服语言问题，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落脚点。
好文章。
值得深思的问题呀？！为何这样的人回去美国呢？！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