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重看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 wage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理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上文所指出的，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其三，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常态下往往通过阶层的提升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确实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注：传统社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之说，江苏金坛民谣云：“穷人不是穷到底，富人不是生啥根，百年风水轮流转，十年田地换三村”（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26页）。黄宗智提供的材料则显示，第一代被调查的19个富户中，只有3户仍能在第三代得以保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78页）地权流转，贫富变化，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贫富之间心理上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地主与农民关系的不断紧张，这种渴望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费孝通、薛暮桥所注意到的，农村中各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宗法社会关系的遗存，无锡礼社春荒时节，“某大地主向农民银行抵借六百元，免利贷米，贫农每户借米一斗八升，方能勉强维持”。（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从1930年代农民离村原因调查看，因灾害、贫穷、农村经济破产而被迫离村谋生的占大多数，而因捐税重、租佃率高离村的分别只占1.6%、0.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2页。）农民和地主关系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在可以忍受范围内。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展开前后，在江南农村（无论是苏区或非苏区）确实出现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不断恶化的种种迹象。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衰落和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加紧榨取，其受害者不仅仅是普通农民，地主、富农也深受其害。作为农村拥有较多支配权和主动权的阶层，地主、富农面对困境时趋利避害的做法往往是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和普通农民身上，并由此导致双方冲突加剧。如当时调查所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迨薛氏（指地主——引者注）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即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忍无可忍，蠢然欲动。”（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农村经济的衰落，迫使地主竭力从农民身上追求最大利益，而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民处境的恶化，加深其与地主间的矛盾，为土地革命对地主的剥夺准备了心理基础。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2]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