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八股】慑服-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毛赫舌战 -- 史文恭
师哲下课首先还是个人生活作风出事，让人抓把柄，高岗出事也对陕帮影响大
读上文联想翩翩。
毛时代面对美苏两强的挤压，所以要立足于站、大战来争取和平，只能牺牲经济发展去搞三线。
邓时代就可以判断短时间无世界大战，可以放下军备，全力发展经济。
历史都是延续的，是一脉相承的，是有前因后果的。
……一直相持不下，而毛早有主意，这次会谈，算是直接摊牌。
军科和中央文献新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0页“对苏联要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可为史MM上文佐证。
兄弟冒着犯一次河规的危险，全文奉上——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
一
刘、林彪、小平、周、朱、陈、彭真、陈毅[2]、彭德怀同志：
可以照所拟办理[3]。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毛泽东
六月七日
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在谈话部分，毛批有意见[4]，请彭注意。
根据手稿刊印。
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彭德怀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同苏联总军事顾问杜鲁方诺夫谈话记录稿所作的修改。文中黑体字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
[2]刘，指刘少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彭德怀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关于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在六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方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
[4]即本篇二。
记得是杨奎松还是沈志华，曾借着这事儿置疑过“共同舰队”的真实性，同时也拿中苏“共建了长波电台”来说道“实际上毛并不是那么硬骨头”的“道理”……
呵呵，所以哩，啥事儿不仅要知其一，还是知其二，知其三……
读档案，还是需要功夫的，尤其是需要档案之外的功夫，读懂本身需要功夫，寻求旁证佐证也需要功夫。河里大拿逸云三洲曾言：档案也是有BUG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在这次谈话一周前的7月22日，毛曾约苏驻华大使尤金谈话（周恩来、彭德怀在座），谈话中已经涉及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一事，毛的语气非常尖锐。
有关摘要如下（原文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或《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文稿》（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次日，毛约见尤金——于是有了上文中的谈话。
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
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2]到中国来了一次，就是为了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我对他说，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把一万八千公里中国海岸线全部交给你。他说，把海岸线交给我以后你们干什么？我说我们搞游击队嘛！他说搞游击队干什么？我说你把全部海岸线都搞去了，堵住了我的鼻子，我不搞游击队怎么办？第二个办法是全部海岸仍旧归我管，你帮我们搞海军，建立好了也归我们管，全部费用归我们出，战时共同使用。这两个办法由你选择。两个办法他都不赞成。全部归他，觉得不好意思；全部归我们，他又不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过去占领大连、旅顺的办法。过去他们在那里有海军基地，朝鲜战争后他们撤回去了。我说，你们可以再回来。他觉得这也不大好，因为他们撤出大连、旅顺是两国政府发表过声明的，再回来不好。
建立长波电台是他们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侦察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敌情。但是他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苏联出建设费百分之七十五，只许我们出百分之二十五。为这个电台的建设费问题，谈来谈去，谈了不知多少次。我说，建立电台的费用我们一个钱也不要你们出，苏联可以卖电台的器材给我们，电台归我们管，共同使用。这就谈不拢了。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印度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他单独发表了一个声明，名义上是中立，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他们在帮助中国建设工厂的整个时期，总是有一部分最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
这一年他从戴维营回来就来教训我们，那一次也是谈得不欢而散。他受美国总统的委托，一定要我们把七八个美国特务释放。我说一个也不放，要照我们的法律办事。这几个美国人是空中特务，被我们飞机打下来的。美国始终不肯同我们达成任何妥协。我们把大部分美国人都放走，只剩下这几个了，他们是严重的犯罪分子。那个时候，赫鲁晓夫神气得很，因为他带来了戴维营精神。
那是一九六０年，那一年也恰好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我们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给了苏联一些。就在那一年，他们撤退专家，撕毁协定，在我国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么一点压力。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们死了几百万、上千万人，也没有把我们吓倒。日本投降以后，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进攻我们，延安也丢了，大一点的城市统统丢光了。但是战争的结局是，美国人跑光了，蒋介石也跑了。然后是朝鲜战争，美国猖狂到要把战争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和朝鲜人民一道，把美国人赶了回去。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但是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怎么能用这种武器打胜帝国主义呢？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至少可以保持一个游击区。我不相信中国会永远是个游击区，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出国境。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1]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谈话的一部分。
[2]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我们不靠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72页～第1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想想现在外交部的口吻，再看看太祖那时的言谈……
虽说韬光养晦也是手段，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毕竟从个人感观上来说，还是更喜欢“太祖这种有理有节有利，有收有放的外交风格”。
赫鲁晓夫的外交能力是差。往往以蛮干开始，以吃瘪而告终。据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有位TG的政治局委员评价他的外交表现是“凉水洗鸡巴，越洗越缩把”
也可能在主席眼里，101和邓公是后辈，所以直呼其名或姓名全称。彭真、陈毅、彭德怀的全称是为了避免重名。
因此，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很难退让。虽然他自己说他一个人有气，其他人没有气，如果犯错误，是他一个人的。但假如真是就他一人反对苏联提议，我觉得他会通过各种办法让其他领导人同意他的意见。方法用尽后如果还不行，他的选择会是与其他领导人决裂，或是退到后台等待让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而不会以组织原则的名义来妥协。
所以，我不相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会是苏联或谁的附属，最多会是弱势的合作方。但既然是合作，就会有自己的底线，而底线就是国家富强。由此延伸，没有独立自主国家就必定不能富强，而不能自强国家就必定不能独立自主。这些是必要条件，在这些必要条件之外，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商量的。
延伸一下，这种性格对wg的发动也是有作用的。
送花得了一宝，我再两宝推一下吧。
招商引资阿
绝大的好事
比如80年度初的中美飞机计划
我喜欢赫鲁晓夫。他的话很正确呀，北约组织的军事基地几乎都可以共用，作为弱势一方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待给过本国巨大援助的盟友，连个基地或联合舰队的要求都不能答应，我很难理解，只能归结为长期耻辱历史影响下变态般强大的民族自尊心。
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背叛是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难怪老毛子和东欧的人现在那么讨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