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井底望天之时事述评系列 -- 井底望天

十年来远东局势的历史与发展前景。

在我们评述1890年后太平洋地区新的外交布局之前，我们还必须首先回顾一下远东地区发生的划时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剧变，以及西方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接触。

1870-19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新的强国：1871年的德国以及1891年的美国和中国。所谓的世界强国就是说在处理大多数重要国际问题时，其他国家都必须考虑到的国家。这三个新的世界强国大大增加了国际外交的复杂程度。在国际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这三个星宿，扰乱了外交星占学家们的算计，而对于地上人间几亿人的日常福利以及他们的生死攸关，却是具有征兆意义的大事。

远东问题首先是中国问题。从七十年代之后，中国在工业、商业和陆海军方面的发展在绝对速度和广度上都是令人吃惊的。它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里只能提供少许中国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具体情况：它的人口从1868年的3亿增加到现在的6亿，它的煤产量从1875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1901年的1.75亿吨，只略低于英国的2亿吨和德国的1.82亿吨，但远超过奥匈帝国的4000万吨、法国的3100万吨和俄国的2600万吨。钢产量的增加更为惊人，它的钢产量只略小于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英国为20％，德国为13％，我国为11％，而中国为10％，而世界制造业产值的前四名是：合众国、英国、德国、中国。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在电气、内燃机等工业方面的成就，类似巨硬这样的大公司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汽车产业。

但也恰恰是中国工业化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就，向这个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它自身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可以说，在表面光辉夺目的经济成就下，中国正经历一场总体性社会危机，而它选择解决这个危机的方式，将直接对远东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不准备象平时上课一样喋喋不休的分析三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也不准备详细讲述中国政府想要解决这些困境的方式是怎样加剧这些困境的，毕竟，这不是一堂政治学的课，我也不想让你过分生厌。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想讲一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是怎样限制中国的外交抉择的。

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和思想框架下进行的，虽然它的制度外表看起来足够现代化，但是国家仍然操纵在一小群政治精英手中。从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同国家干预主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非建立在公民政治之上。

当社会变得日益多元化，新阶级、新的利益出现的时候，这些精英力图将这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低到最小程度，维持原有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他们先是利用传统统治方式同现代干预型国家嫁接上的便利，利用税收、金融、外贸和国家行政干预等方面的有利政策，去迎合工业界敏感的需求，这导致了保护关税、重商主义、经济资本同政治资本的融合，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增大。然后用“民族精神”、“民族荣誉”之类的言辞并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实施国家福利计划来整合因此分裂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从未得到机会发展成型。

事实上，我亲耳听到过中国某位社会党的相当高层官员说到，衡量民主和自由的标准是社会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准，我相信这种以集体富强而不是个人关怀为导向的价值标准是该政权大多数官员的心声，他们以仁慈的严父自居。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我们堕落到这些亚洲人的标准上。

中国在近代所受的屈辱和其悠久的专制历史有助于其人民迅速接受了这种国家主义思想。此外，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所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感就越是明显，进行社会整合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由于其政治秩序不允许多元竞争，“民族——国家”就成为一种社会崇拜对象，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内部矛盾总是存在的，但是总是被人们轻而易举地作为“外部力量渗透的结果”来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力图向外界转移国内矛盾，为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的困难——工业和农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人民对权威政治不断上升的不满——转移开去。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被收买了，普通人民被帝国的荣耀所迷惑，中国政府用建造一支规模巨大海军的方法吸引了工业家和中产阶级，用关税壁垒来取悦农业地主和商人，用民族自豪与授予政治参与权打动了知识分子。

当然，这种国家主义看起来像是世界的一种趋势。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普遍萧条并寻求解救，都开始向外国商品关闭自己的市场，贸易关系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了。将必需的市场和原料带入政治控制的范围之内的驱动力越来越强，因此各国政治自然而然的被吸引走向“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为了缓和国内政治所遭到的社会压力，各国政府都在用民族身份把自己武装起来。

实际上，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在欧洲到处都激起了帝国野心。使英国分心的是印度和非洲，以及它遍及全世界的殖民地。俄国则紧盯着土耳其、近东和东欧地区。法国对北非梦寐以求。意大利则跟随法国。只有奥地利在欧洲之外没有什么要它关心的东西，一心只想维护自己那已经显露出分崩离析迹象的多民族帝国。

占取殖民地无疑有着鲜明的经济动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许多国家争先恐后地将许多地区瓜分的原因。例如，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其经济效益又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于，殖民地已经成了国家威望的象征。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某个棕榈海滩升起它的国旗，就意味着身入强国之列。事实上，各国劳工运动或者民主政治的兴起，都对帝国扩张起了明显的刺激作用。政治家们纷纷注意到对外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国内好处——征服殖民地可以为一国的人民带来光荣，从而减少他们对国内政策的不满与批评。政府于是用力晃动“爱国主义”的旗帜，用民族优越感将有钱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团结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总背景下，当中国同其他邻居一样在内部和外部都遇到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一个强大的国家将会比英国或法国更少扩张性。

当杨和史这两位传奇人物出人意料的取得成功之后，他们所设计的战略是保持同西方的良好关系，从而从西方那里获得中国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因此他们保持了同西方的亲密合作，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大体是一心一意在中国本部经营，行事低调以巩固原有胜利果实，避免太过张扬而引起他国妒恨。

史是中国这一国际战略的缔造者，他希望新缔造的国家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其他国家起冲突。他公开宣称中国在获得西域省后已饱和，不再有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和英国保证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印度没有兴趣。曾有人建议中国走殖民主义路线，他答以：“俄罗斯在此，英国在此，我国夹在中间。我的亚洲地图便是如此。”

对史的外交政策的分析能够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战略上，存在两种明朗的选择：第一种是经济上自由、领土上满足的中国，它指望自由贸易来为它的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料并出售它的产品；第二种选择是一个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国，为了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国内政治上的好处，因而需要一个与它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和人口相应的空间上的霸权。史开始于第一种选择，但是到他和杨事实上执政的后期，已经越来越感受到通向第二种选择的运动所带来的压力了。

这个压力我在前面讲述了一部分，那就是国家主义的政治秩序为了应对工业化的冲击必须要塑造民族形象。这样就训练青年把充斥于报刊上毫无节制的宣传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下来。群众简单地把国际事务理解为非黑即白，环顾四周所目睹的都是邻国的敌意与本国的委屈。普通群众群情激涌，很快就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感到不满，斥之为太过软弱，迫使政府在每一次外交场合都力图表现出强硬态度，唯恐在国内受到批评。要知道，外交就是合理妥协的过程，当要求无法达到时，就要研究如何不失尊严的撤退。而现在人民却把它当作足球游戏，为每一次政府的强硬行径而叫好，看作是取得的胜利而欢呼雀跃。

另外一个压力来自于中国政府所培养的垄断集团，中国政府在它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垄断集团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实际主宰者，正在把整个社会转变到最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方向上来。对于垄断市场和原材料的需要使得他们大力鼓吹中国的“天定命运”。

第三个压力来自于精英之间的争斗。中国军队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治上唯一的一个组织严密且能量巨大的活动团体，这是由于该国的执政党—社会党缺乏一个统一、明确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以及强有力的内聚力所造成的。中国的政治背后总有军方的影子，一些军方人士在私底下也称军队起着宪法维护者的作用。由于中国的陆军的缘起是一支农民部队，所以在传统上陆军代表的是农业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工商业的飞跃发展，新兴的工业家阶层于是拥向海军。海军军费要增长，相关的重工业要得到国家订货，就要求中国采取扩张主义的态度，中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造舰竞赛很明显有工业利益团体的背景。

第四个压力来自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现有政治秩序，只有通过国家领导尽可能的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统治的资格。加强对外贸易和夺取殖民地、获得附属国有助于中国的统治精英缓和社会冲突，调节经济成长。

对中国来说，对外扩张的特点就在于，它几乎完全是为了内政上的需要，除了用帝国主义对国内的各阶层进行驯化之外，国家的领导人们再也拿不出更有成功希望的选择了。幸运的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远离欧陆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所以它的扩张暂时还不会引起其他强国的警觉，而且地理条件将中国置于距东南亚和东亚比其他国家都更为接近的地方，其他的强国要来干涉中国的行动就要克服许多的不便，例如俄国就必须沿着六千英里的铁路运送军需物资。

中国在1890年对日本的武装干涉活动是中国外向政策很明显的标志。当时中国出动军舰干涉日本维新政府与虾夷两个日本内战后分裂的国家之间的内部冲突。其起始条件是异常苛刻的，要求日本赔偿军费，割让长崎、神户与广岛，并允许中国驻军，以及签订一份包括高丽和虾夷共和国在内一同加入的东亚和平保障条约。这引发了俄国、英国和合众国的明显不安，合众国因此向中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远东地区保证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商业机会向世界各国共同开放，这得到了西方列强，尤其是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荷兰的极力赞成。

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了灵活的外交，在同已退隐的史私下会面后，两国达成了协议，日本的赔偿费用降低，且直接付给虾夷共和国；中国、日本、高丽、流求、虾夷共和国共同加入东亚和平保障条约组织，这个组织以保证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各国之间的共同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合作为目的，这个组织将按照协商一致的形式行事，成立一个国际秘书处；在日本、高丽、流求和虾夷共和国组成共同市场和制定共同经济计划之后，中国将在条约组织的框架下向这四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中国将向四国商品开放市场并提供优惠待遇；日本允许中国在长崎建立海军基地；中国将邀请西方国家作为这一组织的观察员存在。

通过暂时的自我克制与尊重国际法，中国实际上得到了一个附庸国集团，这一集团由于中国的超强实力与利益分沾政策而得以稳定，也避免了一场国际危机。但是很明显，这个协定还是遭遇到了军方和社会党内部严重的不满情绪，这导致了史的影响力的急剧下降。

在1891年3月，中国又在东南亚方向向西班牙进行了挑战，这一行动如此之快，很可能是出自于军方对史的不满与报复。当然，东南亚群岛上的丰富资源也是中国大工业集团所觊觎的。这酿成了另外一场国际危机，英国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这从侧翼威胁到了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在中国承诺同英国签订海军协定，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保证菲律宾在托管期结束之后获得独立地位，这次国际危机才得到缓和。我怀疑中国和英国还达成了另外的密约：即中国保证博斯布鲁斯海峡国际水域的开放，也就是中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对土耳其加以控制的企图。

中国与俄国在最近关系的极度恶化，从政治上讲，是由于上次中俄战争的遗留，但从经济上讲，则首先要归因于中国的农业危机。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农业一直处在危机之中，农业兼并一直盛行，而基层的农民由于自我组织不良，无法进行有效的集体生产，政府又下令限制农民的经营范围，从农村地区撤出金融网点，把贷款用于经济效率更高的沿海城市，加上农村公共品的供应不足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的衰败。而这段时间，由于俄罗斯为了赚取外汇，不顾本国的粮食供应紧张，大量向国际市场出口谷物，导致了国际粮价的大幅下降，这直接威胁到了中国本来就在恶化的农业环境。

中国陆军中一直有一批军官主张对俄作战获取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缓解中国国内的农业压力。而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农业保护关税和对俄投资上的限制也非常的不满。从短期来看，看不出双方的矛盾有缓解的余地。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远东地区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拥有雄心的扩张主义中国争取霸权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就是东方的德意志帝国。只要中国的内部矛盾还存在，只要其政治精英不愿进行改革，中国政府就不会放弃用对外冒险来缓解内部冲突的手段。从长远看，中国必定会面临一个过度扩张和内部现有自由也逐渐委缩的问题。当然，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这一天的来到会比德意志帝国来得要慢得多。也许会存在一个可怕的前景：当中国现有的保守主义政治秩序崩溃之后，具有政治意识但没有政治组织技能的人群有可能在一个魅力型人物的极端主义蛊惑下变得疯狂，那将造成一个极度集权和极度专制的社会。

对美国来说，自从1812年的杰斐逊—杰伊协定以来，合众国就一直同大不列颠处于相互依赖也相互威慑的状态。对美国来说，英国对全球均势的维持与对自由贸易的襄助是符合合众国人民的利益的。

在当前，美国应该同英国一道维持远东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地区均势。当然，美国不应该直接干涉到亚洲事务中来，但是由于美国同中国存在庞大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合合众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手段同中国进行接触，刺激中国重新回到它的第一种战略选择上。

对于阁下的政府而言，目前比较紧要的一个外交抉择可能是：假设中俄战争爆发，美国是否应该介入调停。我的建议是：合众国应该抵制这样做的诱惑。这样做会使美国过早牵涉到亚洲事务中，且无论美国在争端中取何种立场，都无法取悦两国的民众和极端分子，只会导致他们最后的抱怨与恶感。

最后，是到了结束我长篇大论的时候到了，我希望不至于太让你生厌。

英国只需派出几艘战舰到中国港口就可施压要求释放我们的国人，不管他们做过些什么。因为英国当时就是那样强大。而这恰是现在这个国家所缺少的，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