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一） -- 井底望天

四

但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显然对自身的地区特殊性不会强调，而更会着重这个阶层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而且这个阶层的理想政治和文化主张，自然和他们推行的政治和文化实践，有一定的偏差。因此俺虽然同意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里，在民族主义意识上比较缺乏，但不能简单地得出他们的完全信奉文化主义的结论。而且这些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取向，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认知。

而在盛世，也就是政治管理比较良好，过得去的时候，这种由知识分子维系的理论体系，就占比较重要地位。而当政府管理体制崩溃，要么外族入侵和征服，要么内部民变和造反四处并起，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道道就不是太重要了，发自草民的想法，就占了主导。这一点，从朱元璋到李自成，都是同样的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由知识分子阶层主动倡导民族主义意识,大概起源于明末清初。

当满清入关，逐渐通过血腥屠杀而控制住全国之后，当权的满清贵族非常清晰的认识到，如何吸纳汉族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一带这个全国经济重镇的读书人，是统治可否成功的关键。在那个时代，经历过程颐兴起、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和发展于程颐的哥哥程颢，朱熹的同代朋友陆九渊，集大成于明朝的王守仁的陆王心学，江南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发展出以自身内省和重视个人修为的独立人格，有点开始不大尿朝廷了。

当然俺前面谈到北宋时代的官僚的腐化，可以说是理学和心学中强调个人操守和修养，以个人道德为政治文化核心的理论产生的一个原因。而这些从宋代以降的所谓新儒家，其先驱可以追溯到唐朝的韩愈和李翱，应该是唐太宗大力支持儒家复兴之后，可是儒家的思想势微，缺乏当年在孟子、荀子和董仲舒时代的生机勃勃，靠着经典书籍和历代儒家学者的注释，无法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也没法唤起大伙儿研究的兴趣，相反盛行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和道教在社会生活中声势浩大，令儒生们只能望洋兴叹。

不过政府为了遏制这种局面，已经开始了几次灭佛运动。比较著名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后周世宗和唐武宗的灭佛行动。而在这些灭佛运动中，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朝廷官员当然起了不少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捍卫王权和经济税收来源上，儒家官员和皇帝是在同一条战壕里。

为了和佛教以及道教争夺人们的思想战线，新儒家的做法，就是把佛教，尤其是禅宗里的玄学的哲学，其中也包括道家的思辨方法论，和道教（有别于道家）的宇宙观，用了吸功大法，来个乾坤挪移，就全部搬进了儒家的思想里，从而弥补了儒家在这方面的短处，为后来明清新儒学抢回独尊地位奠定了基础。

道教的宇宙观，基本上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派，其代表是《易经》和太极。因此北宋的儒家学者们，通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就把阴阳学派的超自然的宇宙观，和儒家信奉的人类的道德观，圆满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强调道德的理论，就穿上了一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外衣，为儒家人性道德的号召，平添了一份大义凛然的天道之不可抗拒。

佛教谈的是成佛，去西天极乐世界享福，通过涅磐而达到幸福的彼岸。你要通过世世轮回的苦海，要么坐小乘佛教的快艇，要么挤大乘佛教的泰坦尼号，都要经过出世的苦行僧的修炼，那可是够难的了。于是人家禅宗把难度降低，就是你不用再苦苦渐悟的冥想，而是端茶吃饭，砍柴担水，皆为修行的派头。如何成佛，那就要看悟性和缘分了，突然霎那间，明月清风，一叶大江，巧目顾盼，顿然空灵，事就成了。

当然这种洒脱，对贾宝玉算是还行，对人家薛蟠之流，仍然是一大难事，于是有净土宗兴起，成为佛教的第一大门派。这个门派之兴起，主要是修为方法之简单，成为简单易行，老少咸宜的简化太极拳。其实更准确是没有修行，而是你一句咒语“南无阿弥陀佛”，结果佛的万能法力就来了，你就可以不靠修行，只靠信仰，就坐上了阿弥陀佛的UFO，走了捷径。

其实藏传佛教密宗也是同一路子，要你小屁民钻研佛法，甚至读经都是太强人所难了，不如给俺几块钱，给你一个转经轮就得了。当然不要忘了念“唵嘛呢叭咪吽”口诀。

道教谈的是成仙，也是去西天的玉皇大帝那里享清福。不过修为的方子比较多而杂，有靠吃药炼丹的，有靠打坐吐纳的，有靠画符诵经的，当然还有最出名的靠搞女人采阴补阳的。

而儒家讲究的是成圣，和佛家的悟道觉世，道家的藏道度人不同，儒家做的是行道济时。但是和佛家的无心，道家的无为的修行方法，新儒家倡导的是无欲，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

儒家成圣的过程，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天之道，自然就是宇宙之理和天地之气，是当年由唐尧、虞舜、夏禹、周文、周武和周公，传至孔子，然后到孟子一死，就失传之大道。因此朱熹亲自订立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其主旨在于“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可是这个以道德修炼为基础的成圣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你修身修得再好，并不能保证你有治理国家和平定天下的技术能力。而且你的知识训练，如果是格物和致知，其目的是在政府管理上的经世致用，或者是手工业上的工艺革新，或者是医生的治病断症，或者是农民的改良品种，都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如果你的训练，只是强调个人的人格和道德修养，搞到个个官员象海瑞一样清廉，水至清则无鱼，也不一定会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而且样样事情干不成，都是思想认识不高，政治觉悟太低，个人修为不够，要每天背诵《孔主席语录》N次，就可以奇迹般解决问题，那整个舆论界就是清流横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艺腔盛行，实打实的本事和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没有人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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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三武一宗要灭佛？因为没有消化掉。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西化之类，也是同理。现在的反普世，同样必须把西方文化进来的东西，好好消化。

为啥普世派从来不将民族主义这个普世玩意，好好吹捧？呵呵。

这么说起来还真是这个道理啊！

“道教谈的是成仙，也是去西天的玉皇大帝那里享清福。”--

玉皇大帝住在太微玉清宫，这个太微玉清宫应该不在西天。在道教的理论中，将天、地、人三界分得很清楚，天有十三层，一层有三万里，天外的地方就称为无极，而天内的天就称为太极。太极的天分为五天，即东、南、西、北、中，玉皇大帝是宇宙中最高无上的神灵，而所有神灵皆须听令于玉皇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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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都可以反映在财富分配这个根子上。财政问题，表明了灭佛的重要性，但文化上的影响不能减少，就是消除国民意志。

南朝处处是佛寺，所以灭亡得快多了。看一下吐蕃的朗达玛灭佛失败的后果，就看出来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被内外势力围剿，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的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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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此将道德之功能无限放大，从而忽视读书人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专业能力的缺乏，就会培养出一批迂腐的清高之士，开口就是道德文章，闭口就是圣贤榜样，往往把技术和观念的争执，简单化为人品的指责。

当然道德挂在嘴上，是不是自己身体力行，又另当别论，反正结果就是捣乱的多过干事的，折腾的多过务实的，嚷嚷的多过耕耘的。在明朝万历年间，被烦到头疼的明神宗朱翊钧因为立储之争，尤其是朝廷的言官的凶悍，以三十年不上朝的罢工作为抗议手段。而兴起的东林党，和齐楚浙诸党之间的恶斗，都导致了整个文官体系的瘫痪，从而为魏忠贤的阉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知识界的文艺腔盛行的时候，正好就是中国在科技上，开始被西方赶上并超过的时候。中国在历史上享受了几千年的科技领先地位，在这一段时期开始衰落，以万历朝为例，来自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红夷大炮，以及火枪，远洋船只，和这些产品背后代表的科技和工艺能力，已经超过中国。

不光是西方，连明朝的对手后金国也很快在这个技术上超了过去。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宁远保卫战中，明朝将领袁崇焕用了红夷大炮之利，大败后金军，并导致了努尔哈赤之死。第二年的宁锦之战中，皇太极也吃了大炮的大亏。这之后，在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后金终于靠著俘虏的明朝工匠，仿制了红夷大炮，并运用了脱蜡法，用了铸钢代替铸铁，并对火炮的不同部位进行复杂的退火和淬火处理，从而一举在制造大炮技术上超越了明朝。

于是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短短的13年后，曾经被大炮轰得血肉横飞的后金军，开始用大炮对付明朝守军了。在松锦之战中，这些大炮帮助后金军攻陷了塔山和杏山，入关之后，又靠这些大炮轰开了扬州城墙，以便让满清铁骑血洗扬州。

万历年间的明朝经历了两场外患，一场是日本的丰田秀吉入侵明朝的属国朝鲜，明军入朝作战，靠了自己的大炮优势和骑兵，打垮了进攻的日军。但是另一场后金的努尔哈赤却在东北的萨尔浒打败明军，导致明朝在东北陷入守势。

在这种国难当头的份上，看不出整个官僚系统和知识界，对国家的现实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整个控制政治和舆论的精英阶层，主要的关注点是所谓太子谁做的国本之争。通过攻击明神宗不愿立长的妖书案，到后来企图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在明神宗死后，终于出头的太子明光宗朱常洛，因为搞女人过度，一个月后暴毙时发生的红丸案，以及围绕着明熹宗这个世界上著名的木匠艺术家朱由校登基的移宫案，都导致朝廷官僚和在野清流这两个知识分子阵地，发生了不可弥补的分裂，和越加残酷党争，因而对真正的社会问题和国防威胁，倒是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了。

这种只顾内斗而不理实事的政治文化，在北宋的新党和旧党之争时候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明朝才真是集了大成。在万历之前的嘉靖一朝，就因为明世宗朱厚熜如何处理其父亲兴献王的地位问题，而引发了从正德16年（公元1521年）到嘉靖17年（公元1538）长达17年的政治斗争。这个大礼之争的波澜壮阔，从道统这些虚活儿的口头之争，到官僚的派别倾扎这些实际利益搏杀，斗争的高潮之处，是朝廷官员200多号人，在左顺门跪地抗议，直接和皇帝对撼，然后锦衣卫的廷杖大打出手，导致18位官员被打屁股而死。

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看那个时代，有种感觉就是当时的文化人们，就是说俺们民族的精英阶层，颇有一种吃饱了饭，找不到其他太好的事情可以做的感觉。其实那个时候社会上的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了。朱元璋时代建立的人口普查结果，就是“黄册”和“鱼鳞册”已经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朝廷的财政和税收也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而且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二元化，就是以中原为主的农业经济，和以东南，从浙江、福建到广东的海洋外贸经济已经形成。虽然明朝在宣德年间开始实施海禁政策，遏制对外贸易而引发的工商业发展，但这个政策，大部分还是远在京城的官僚们意淫一下而已。在东南沿海的各种对外贸余，因为中国的贸易带来的丰厚利益，和欧洲黄金和白银比价与中国的差价，导致各地商人将白银运到中国，换成黄金，回到欧洲兑换白银，谋取暴利。

因为当年在南宋和元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征服，导致了大批东南地区移民，迁徙到了东南亚一带。然后在这些地方起家的华侨们，就以向俺们自己汉人皇帝进贡的口号，浩浩荡荡回来做生意了。你不是不让人做生意吗？俺这些华人回来拜见自己的皇帝，进贡一些海外奇珍异宝，你总不能这么不尽人情吧！

于是俺就带来了十条大船的船队，进了广州和泉州港，九条船里面都是用来做生意的香料、白银等等，一条船里就是带上朝廷的贡品，其实就是关系打通费，算是把皇帝、皇后、太子、皇子和公主们，掌权的大臣们，受到宠幸的太监们，一股脑全部给收买了。这样反正地方官员也有份子的那九条船，自然可以平平安安的发财，不会受到朝廷的监督使之流的干扰了。

这套方子当然蛮夷们也会玩，各地方的小王国们个个摩拳擦掌，带着货物，要来北京进贡。那时候明朝的进贡体系，差不多就是今天的WTO了。两个来自日本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在宁波因为进贡的排名先后问题，互相厮杀，并趁机打劫当地，引发了争贡之战。

可是贸易发展的兴起，和东南地区工商业发展迅速，并没有为朝廷带来财政和税收上的好处。而相当于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东西部经济差距，在明朝时期已经明显出现。新儒家理论中的重农抑商其实也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但是以农业税收为主要税收来源的财政体系，其实是加重了西部和中原的负担。而东南为基地的读书人们，日子过得其实颇为红火。

而东南为基地的读书人们，日子过得其实颇为红火

砖家叫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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