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时候，我们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续） -- 陈郢客
就是三十年代的特科英雄，一生传奇的李强。此公的水平有多高，举一个小例子，
1973年，美国人第一次丢脸，把美元和黄金脱钩，引发世界货币体系的大震荡。---此时，李强就给周公打报告，提出要利用时机，扩大外贸范围，为国家多赚取外汇。这份极为重要的报告有多少字呢？ 200多字。
而这份报告到了一向谨慎的周公手里时，他又是如何批示呢？-----周公立刻签署了意见并批转给有史以来最牛的财政部长，李先念前国家主席手里。批语是：
“请先念同志支持，李强要多少钱都可以给。”
此后，中央成立价格小组，由外贸部牵头，有计委，银行，纺织，轻工，商业等部门参加，李强负责，陈云指导。。。。这样的效果是。。。
有一次，我国和包玉刚合做一笔生意，包玉刚有多牛，大家可以自己检索，此时是他的全盛期，和各国财团，尤其是日本的金融界有密切联系，所以包对市场的行情把握很自信，对于当时的行情，包认为已经涨到头了，决定“收”，而李强部长和他后面的小组经过研究，认为还要涨几天，并向包玉刚通报，包船王不相信，反过来劝李强“收”，结果李强坚持了几天后，比他多赚了不少钱，包很不理解，后来问李强：“你们的情报怎么比我的还准？”李告诉他：“我有一拨人在专门研究，有后盾。”包折服地说：“你们比我强！”
后来李强还搞起来期货贸易，整个外贸的局面都很活跃，1973-75年间，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有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碰到李先念，李副总理告诉他：“你们干得不错，赚了30多亿美元。”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文革后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久经考验的老TG依然在世界上闪烁着他们彪悍的光芒。那是何等星汉灿烂的一群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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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火中杀出来的tg第一代干部外语水平或许不高，但是实践经验和看问题的敏锐眼光绝对是一流的。
花之。
1970年代的30多亿美元啊，那是一座金山呀
那家伙虽然RP不好，但毕竟史料读得多，这感叹还是很有道理的：
TG第一代里外语水平高的很多，而且都是扎扎实实跟着传教士或者直接出国学的，比我们现在国内念书的什么四六级之类的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
再看看现在的TG，差距咋这么大呢？
也许，就是少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吧。
事实上化肥也进口来了呀，有理有利有节，战争年代出来的人会不知道一味斗争意味着什么？金二代也不是一味斗争的，不斗争的话，美帝就要了朝鲜的命，这不是以谁在台上或者民主还是独裁为转移的（除非朝鲜像韩国一样自我阉割放弃独立自主的诉求并成为围堵中国的棋子，那样的话，越南的先例在前面摆着，朝鲜人未必能比今天过得好），金的核试验正是为了逼着美帝坐下来谈。。
至于民生，中朝边贸那是一天都没停过（官方停了还有走私），全世界贸易的守护者美国人都不承认朝鲜这个国家的存在，朝鲜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根本就没得其他选择。。
1968年前的几件事：
1、1959-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
2、62-68年的高出生人口（这个跨度也可以扩展为62-77，即所谓的第二次人口高峰，后续影响恐怕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3、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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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粮食万？吨 棉花万吨 油料万吨 猪万头 羊万只
1969 80671 21097 235.4 17251 14201
1968 78543 20906 235.4 17863 14421
1967 76368 21782 235.4 - 19006 14433
1966 74542 21400 233.7 - 19336 13808
1965 72538 19453 209.8 362.5 16693 13903
1964 70499 18750 166.3 336.8 15247 13669
1963 69172 17000 120 245.8 13118 13747
1962 67295 16000 75 200.3 9997 1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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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人 吨/人 吨/人 头/人 只/人
1969 0.262 0.003 0.000 0.214 0.176
1968 0.266 0.003 0.000 0.227 0.184
1967 0.285 0.003 #VALUE! 0.249 0.189
1966 0.287 0.003 #VALUE! 0.259 0.185
1965 0.268 0.003 0.005 0.230 0.192
1964 0.266 0.002 0.005 0.216 0.194
1963 0.246 0.002 0.004 0.190 0.199
1962 0.238 0.001 0.003 0.149 0.2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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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来，62-68年，人口增加的趋势没有改变，但是粮食供给在68年出现了下跌，人均数更是68、69连续两年下降。
4、这段时间的农业科技投入是否也开始加大？
1968年后呢：
化肥对于中国几年来的增产作用巨大。而1968年，中国进口化肥将不会如此顺利；1967年中国风调雨顺，1968年未必如此。
中国粮食产量也许要缩减10%，甚至更多。
诚愿中国步履维艰，民生困苦，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能不能说美帝的遏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没有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但由于粮食问题触及了治国的根本，TG上层也为下一步的路线展开了争论，发生了一些事件。最终导致中国的全面转向？
抛了些砖，请指教：）
倘若“一言以蔽之”，毛周时代从未“闭关锁国”，是美帝在强力封锁我们；那时候我方竭尽全力，但凡有一丝缝隙，也要敲钉子钻进去，改善构局。
中美联合公报和乒乓外交众所周知，中日关系迤逦前行和围棋外交，可就少人所知了。
在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
在廖承志的回忆录里，这份备忘录是1962年11月9日达成的。备忘录又称为Liao-Takasaki Agreement，liao即廖承志，Takasaki即高崎。备忘录规定：中日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开列双方有计划地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中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中国出口货单为煤炭、铁砂、盐、大豆、玉米、杂豆、荞麦、锡等；中国从日本进口化肥、钢材、农药、农业机械和成套设备。
那时候我们想换点工业产品，只能拿农产品和资源去换，这便是我国当日客观情状。古往今来，最艰辛的就是第一桶金。今天有人不解当日身家，难免话语隔膜，甚至有“何不食肉糜”的天真。
就具体合同来讲，196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说，“我化工进出口公司和日本化肥业界代表团 签订关于日本向中国出口化肥的协议书”。
这个协议书是双方根据廖承志办事处代表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代表一九64年四月十九日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经过友好会谈以后签订的。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经理张光斗和日本化肥业界访华代表团团长、日本东洋高压工业公司总经理野村末一，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廖承志、雷任民、刘希文、赵安博、侯桐、王晓云以及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日本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日本化肥业界访华代表团副团长水野一夫和代表团全体团员。
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以及在京的日本有关友好商社代表，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这份三年化肥合同，便是本文化肥谈判的前传。备忘录之前，中国唯有从欧洲进口化肥。（有美帝3201文件为证）3年合同将满，继续谈判，我们侃价侃得很不错。这得归功于我方成功的策略：
欧洲对于中国的判断，并没有日本准确。日本的情报分析，向来是一流的。我方遂从欧洲下手，又搞了一个“2小时”的最后通牒：all or nothing，数秒声中，欧洲屈服了。拿着这个，才有定力和日本耗。何处入手，快攻还是硬耗，对象次序分毫不错，才有谈判的成功。
从化肥一事也可看出，60年代初，中日关系明显有了突破。而这也是我方长久的努力换来的。
【1954年·破冰之旅】
1950年，朝鲜战争。和美帝打上了，我方对日本，遂有经营之意。1952年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开始协助日侨回国；1955年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56、1957年宽大处理并释放了日本战犯。所谓民间外交，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日工作的机制。大政方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党中央的涉外工作有个外事小组，由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任组长，廖承志任副组长；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直接领导。中方不仅懂得宣扬“中日两国有两千年友好往来历史”，亦懂得中日关系的客观现状以及对日工作的长期艰巨性。周恩来指示说，“日本自由民主党虽然有许多派，但台湾问题上却是一致地含糊其辞，大多都有野心，真正接近我们的目前为数不多。在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是长期的”。
1954年10月，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民间代表团。1953年2月在北京商谈协助在华日侨回国问题时，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议，曾非正式地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派代表团访问日本，我方表示可以考虑；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最终正式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岛津回国之后，因此受到吉田政府的责难，政府担忧“可能被中共和日本左翼运动利用、影响日美关系”。归国的3万日侨，对民众亦是极好的宣传。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倡导下，日中友好月活动在全日本各地轰轰烈烈展开。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协议，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停战，日本从美国拿到的“特需”（军事订货）靠不住了，吉田政府不得不考虑在中美间的平衡。吉田访美，希望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而同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入境，便是有利于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着棋。
此时，正值吉田茂的自民党内部闹分裂。左右两派社会党也在为夺取政权而联手，并准备和保守党的新党采取联合行动。日本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和改进党的领导人亦有动力和廖会晤商谈。日本经济界亦看重“实利”，有生意不做王八蛋。他们的心声无外乎是：
“日中贸易必须开展，当前碰到的障碍是美国禁运，希望中国在改善对美国的关系中求得解决，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如何解放台湾，希望不以军事方法去解决，日本怕卷入而吃不消；他们希望和新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日、美之间有七八亿美元的“特需”关系，希望中国谅解；他们说日本对台湾有6000万美元的贸易，希望中国能包起来，并对日本能有长期订货。”
这次破冰之旅异常成功，中国代表团在宴会、茶会、座谈会上会见的日本朋友有4500多人，参加欢迎大会的日本各界人士在7万人以上，沿途夹道欢迎的日本群众不下数十万。周恩来极为满意，特别关照广州、上海等地领导，盛情“犒赏”代表团。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内阁一个政策。1954年破冰是趁机的成就；亦在日本民众中收获了好感。日方也在下棋，权衡得失，当然亦会有反复。1957-1960年的岸信介内阁，事美为主，日本民间反美情绪高涨，终因1960年新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而倒台。
吉田政府的判断不错，日本民间左翼力量，颇有利于中国。当日送返日侨，释放日俘，亦是争取日本民众的大手笔。日本被美军占领，民众反美，亦酝酿了新的机会。新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吸取教训，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对中共政策，没有必要一定和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池田对松村谦三坦言：“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可否请您成为我对中共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共问题，一切委托给您了！” 这也是由日本的现实和利益决定的，池田内阁没有完全放弃“政经分离”政策，但也不像岸内阁那样露骨反华，于是有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没有大使馆之称的大使馆】
美帝1967年2月2日的2031文件将这份备忘录形容为：半官方的。中、日、美三方均心知肚明。周恩来说过，“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高碕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
廖承志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外办领导下，组织外交、外贸等部门有关干部进行工作的机构，办事处设在外贸部内，负责人为刘希文。LT贸易的具体业务由外贸部主管亚洲地区的第四局处理。
高碕事务所的正式名称是“日中综合贸易协议会”，由松村和高碕访华团的主要随行人员组成，它与日本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通产省的外围机构。事务所设在高碕所经营的“东洋钢板”公司内。
中方代表孙平化、吴曙东、陈抗等人1964年8月13日到达东京开设联络处。日方代表相马常敏、田中聪介、大和田佑次1965年1月在冈崎嘉平太引导下，到达北京开设联络事务所。9月29日，中国七名常驻记者到达东京；同一天，日本九名常驻记者也到达北京。廖承志驻东京办事处被人称为“没有大使馆之称的大使馆”。
【日本：中美台的漩涡中】
美帝1965月11月14日的3299文件评论说：池田后上台的佐藤虽然坚决挺美反共，但到目前为止仍延续了池田内阁的基本策略，试图“经济和政治分割”，持续中日贸易。美方对此亦有微词。
当然，1960年7月19日-1964年11月9日的池田内阁，在中、美之间摇摆，加强了日本的独立性，也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周鸿庆事件及其解决充分证明了池田内阁选择了大陆利益并疏远台湾。
1963年9月19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的时候说：“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没有根据，近于幻想。”蒋介石三天后在台北会见该总编时反讥池田说：“如同30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
1964年1月14日，在蒋介石默许下，台北发生了袭击日本驻台大使馆的事件；台湾学生展开了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日本书刊，不讲日本话的“五不运动”。（——很像我们1999年五八事件）
1月11日颁布了禁止“中华民国”代理机构和企业购买日货的禁令；暂停与日本协商每年对日出口十万吨大米的贸易。池田内阁表示改从美国、西班牙和东南亚购买大米，接受中国大陆向日本提供的十万吨大米，日本继而迅速达成向中国大陆出售化肥，并且表明向台湾出售的指定数量的化肥已无法保证。
日台矛盾激化，池田偏离了美国的轨道，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国授意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和蒋介石会晤，对蒋介石遣返数百万日俘，战后善待日本人再次表示谢意；并以“吉田书简”形式保证对华贸易不再使用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对台湾反共予以精神、道义支持。
池田内阁时代，正是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期，中国也抓住了机遇。
【围棋外交】
围棋的大发展亦和中日关系不无关系。据陈祖德回忆，“陈毅元帅到北京之后，成立了围棋的国家集训队。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当时人们认为围棋和体育运动没有联系，而且当时全国只有10个体育项目成立了国家队，围棋是第11个项目。”中方曾试图以围棋作为打开中日关系的一个突破口，围棋亦受益于此。1960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1962年中国围棋队访日，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前外交部长唐家璇曾说，乒乓外交大家都知道，但比乒乓外交更早的是围棋外交，而这正是陈毅元帅的功劳。”
据陈毅之子陈江淮回忆，“这样就促成1960年第一次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问，以后有的时候是他们来，一年他们来，第二年我们去，有的时候是一年两家都来往，但是我父亲只要日本的围棋代表团来了，他要在北京的话，他一定接见他们，一定跟日本人聊天，这个对日本棋手感受也很大。”“日本代表团在21天的时间里，与中国围棋手进行了30局让先比赛，中国棋手仅胜两局。这是一次不成为对手的比赛，但正是以这次比赛为开端，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日的民间交往，亦是那代领导人苦心经营的结晶。
1971年，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了醒目的八个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不仅仅是中国乒乓球队征战日本的重要指导思想，更是新中国体育外交的真实体现：体育承载的内容太重了，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个人名利亦成为靠后的选项。乒乓球队这次出行，留下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今天很多人已经隔膜了彼时语境，自然难以还原那个时代的体育。
今日流行交换游戏，围棋兜上一圈，换来钢铁化肥，的确是很有想象力的生意经。风云际会，自有种种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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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世界上有中日共同体之言论，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称谓，美国自然并不乐于见到这种情况。
我并不认为现在的TG是傻蛋，八成他们亏掉的国家资金进了自己的腰包。
那时可是和我们打得火热.有句话叫做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只有和先进国打交道才算对外开放.
俺老爹当时作为其中的一个小兵,老出国,过得还是蛮爽的.用攒下来的出国津贴还买了凤头自行车和瑞士手表,在当时算是蛮奢侈的东西了.
很多是外国语学院出来的，外语水平很高，但是谈吐和经验都远不能和第一代相比，打个简单的比方，陈老总的外语水平绝对一般，但他的表现却是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