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赖永初（一） -- 王外马甲

“朗朗天”兄曾经研究过四川盐业史，并且还访问过赤水河上的老船夫，他对相关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马甲，但他却很给面子，没有公开发贴表示置疑、而是用短信的方式悄悄给予了指正。马甲对此非常领情，但公开的失误还是应当公开纠正才对，所以赶紧把自己这个因不求甚解而造成的错误更正过来，既避免误传，也向热心善良的河友们表示感谢。

好了，继续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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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刚过，赖永初就整装上路了。这位十五岁的少年肩挑行李卷、头戴呢毡帽、身穿黑棉袄、脚踏硬底靴，外套底下还衬着一袭“百宝褂”，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俨然一副行脚商人的模样。

“百宝褂”是客商出门时候的装备，那玩意是用土布制成的连体套装，款式跟现在的“高科技游泳衣”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前胸和后背都缀满了大大小小的口袋，可以用来携带钱款。对成年人而言，这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但对于体格较弱的少年来讲就显得太笨重了，“百宝褂”里塞满了银元，那物件加起来足有五十来斤，硬绑绑的把衣服撑得跟盔甲一样，搞得人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想蹦蹦不高、想跑也跑不快。

小赖老板的身上揣着六百块大洋，这笔钱是向“跑街”们借来的。在当时，小本买卖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是“搭老虎会”，这种“会”的头大尾巴小，发起人吃头一注，头注的金额是后面各期的十倍（当然还钱的时候也是别人的十倍），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到比较多的资金。不过，也正因为“老虎会”的权利义务是不平均的，所以发起人就必须要有特别的担保。可谁都明白，赖永初的这趟买卖是“奔波儿灞吃唐僧肉”，搞好了能捞到油水、搞坏了连小命都要出脱，担保人的风险实在大得很，因此在商议“起会”的时候，一帮好朋友都推推让让的显得十分犹豫，最后反倒是交情泛泛的戴蕴珊和伍效高主动站出来承担了责任。

戴蕴珊是麻江人、伍效高是普定人，这两位小伙都是刚到省城不久的土布贩子，平日里沉默寡言，并不引人注意，却没想到能在关键时候豪情万丈地为朋友两肋插刀，确实很够义气。感动之余，赖永初就和他俩交换了生辰八字，从此结成了金兰兄弟。

初六这天，赖永初在沙子哨呈验行牒，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商旅。

行牒是商人出行时的文书，跟现在的身份证或者介绍信有点相似，文书的正面是“黔中道”（贵阳县当时属黔中道管辖）的关防，背面写着持有者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出行目的……

为了这张行牒，赖永初的母亲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从情感上讲，赖时氏是百般不愿意让儿子去冒贩盐的风险的，但现实的困境却又让她不得不有所妥协——除夕过后，赖家的掌柜就彻底病倒了，家里的生意也陷入了瘫痪，店铺的资金断竭、存货无几、债务缠身，就连帮佣的工钱也发不出来，几个伙计相继告辞而去，老板娘只好亲自上柜照顾门面。这样尴尬的景况落在同行的眼里，大家都猜想世代经营的“赖兴隆”老号恐怕是要支撑不住了，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所起色，墙倒众人推，上门催帐的债主肯定就会纷至沓来……贩运私盐固然是一条生死未卜的冒险，但这场赌博却也是赖家目前唯一的生机。所以，经过痛苦的权衡，赖时氏终于还是拿出了仅存的一对金耳环，将它细密地缝在儿子的裤腰中，“儿啊，路上遇到抢贼，不要钱也不要货，只管自己跑，一定要保住性命回来呀……”

沙子哨是省城北面约40里的一个卫所，走出这里就等于离开贵阳了。

哨卡的路口聚满了等待验关的人群，有的是在省城拜亲访友之后准备返乡休息的过客，也有的是节后出门赶着做新年的第一趟生意的商贾。走北路的人们大多以遵义为终点，当时，从贵阳到遵义需要步行四天左右，虽然不能通车，但因为经常有马帮过往，所以这条路还是比较安全的。

贵州本地马帮的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三五匹马，力量不够强大，大家通常都愿意跟随那些从外地来的大马帮。大马帮的人多势壮，而且配备有自卫武装，能够抵御零星蟊贼的袭扰，但这种远道而来的运输队伍行无定期，什么时候能够等到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

从初五开始，赖永初就守在沙子哨关卡外的山坡上。初六过去了，初七过去了，初八也过去了……直等到初九的上午，日上三竿，远处终于传来了“叮令当啷”的清脆悦耳的铃声，有人高喊“大马帮来了！”，大伙于是纷纷欢呼雀跃起来。

大马帮都是从云南过来的，少的有七八十匹马，多的有上百匹。“头骡”额戴红绣球、颈扎绸飘带、耳挂绒缨花、驮鞍的饰配五彩缤纷，胸前一副硕大的铜铃，“叮咚嗡嗡”，发出低沉而威严的声音。领头的汉子魁梧剽悍，身穿灰白色的擀毡大氅、腰挎户撒刀、手擎一杆迎风招展的锯齿三角旗，神情矜持而骄傲。其他的“马哥”也很威风，头扎黑包头、腰系黑布带，上身的褂子敞开着，露出灰白的衬衫和密密麻麻的袢扣，下身黑长裤，肥大的裤脚宽如裙子，再配上肩头的火枪和背上的砍山刀，更显得潇洒雄壮。

马帮行进的队列是不容许被扰乱的，商贩们只有守在路边看着那马队以检阅般的步伐庄严地走过。队列中的“二骡”“三骡”也挂着红飘带，胸前的响铃虽然没有“头骡”的那么漂亮，却也叮当叮当的十分悦耳。马帮的驮马是那么的多，队伍是那么的长，前面的头骡早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的骡马还在一匹接一匹地从哨卡那边徐徐开来。最后，好不容易等到一只神气活现的猴子登场亮相，众人这才欢呼一声，蜂拥而起，背筐挑担地跟在了“弼马温”的后面。

猴子可以管理马匹。马帮行进时它守在队伍的末尾、防止马匹走失，马帮宿营时它跟马群歇在一起，负责放哨报警。“马哥”吃饭的时候把锅巴留给猴子，那猴子啃完锅巴就把铁锅往脑袋上一扣，跳上马背又开始“站岗值勤”。说实话，这“弼马温”的工作还是很认真的，马队在山间蜿蜒跋涉，它就在队尾纵横来去，看见走得不好的马儿就窜上去敲打几下，有时感觉身后的客商走得没章法了，它竟然也会龇牙咧嘴的“唧唧吱吱”警告几声，俨然象是个调度人马的大将军。

赖永初跟在这只精灵的猴子后面走了两天。虽然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山路，虽然日饮山泉、夜宿荒野，生活非常艰苦，但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快活。马帮从容不迫地在商道上挺进着，铎铃“咚咚”、马蹄“哒哒”，队伍里不时地回响起马哥们高亢的“赶马调”，那悠扬的旋律给人带来一种安详的感觉，让赖永初几乎以为，未来的旅途也将会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度过。

只可惜，人们的期盼很快就破灭了。

第三天的中午，商队走到了息烽县的核桃箐，这是乌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村头的山坡上满是野生的核桃树。在村寨前，马帮的“锅头”挥舞着三角旗，示意队伍停下脚来歇息打尖，人们于是在道路的两旁分散开来，有的掏出了干粮，有的准备埋锅造饭，可正当这个时候，山坡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凄厉的号角声，紧接着，就从树林里冲出了上百个荷枪实弹的黑衣汉子。

“土匪来了！”——商贩们吓得四下奔逃，连那只猴子也“吱溜”一声跑得没了踪影。但过了没一会，却又听见远处有人高声呼喊：“不要慌，是官军”

定睛一看，还真的是官军。拿枪的兵丁穿的是巡防团的制服，领头的那位头戴大檐帽、手持驳壳枪的黑脸胖子是“贵州清乡总司令”和继圣。

这和继圣（字绍孔）原本是黔军第六标的标统（团长），曾经因为上表拥护袁大总统，得了一枚“四等文虎勋章”。后来护国战争爆发，贵州宣布反袁，和继圣却不干了，他认为“袁世凯待人宽厚，实不忍与之开仗”，于是就退出黔军，组建了一个“清乡司令部”，专门负责扫荡鸦片——在当时的“革命观念”中，危害中国的祸首有两个，一个是君主专制、另一个是鸦片毒品，和继圣既然不愿意去讨伐洪宪皇帝，那就只好去找鸦片开刀了——说起来，在贵州清查鸦片其实并不困难，因为城里的烟馆多得很，省里抽大烟的官宦士绅更是数不胜数，但那些人却都不太好惹，所以，身为“四等文虎功臣”的和大司令也不得不放弃对城市的监管、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乡下。

初六过后，巡防团就出门了，他们先是漫山遍野地搜索烟田，发现罂粟就抄家罚款（罂粟是两年生草本植物，没有开花的时候有点象油菜），等把各村各寨都敲诈得差不多了，又躲在路旁的树林里“突击检查违禁物品”。

赖永初所在的马帮就是这样被和司令的队伍“突袭”了。

巡防团的态度非常蛮横，一冲上来就掀箩筐、砸箱子，东翻西翻。茶叶垛子要戳两刀、桐油罐子要闻一闻，腊肉检查过后就短了半截、棉布搜查之后也少了几匹……有个货商的行囊里夹带了烟土，当兵的二话不说，拖到路边一顿暴打，然后“嘭”的一枪就毙了，把周围的人们吓得魂飞魄散。

虽然谁都知道云南马帮的货物里肯定有鸦片，但“大锅头”却显得满不在乎，他十分亲热地拉着和继圣说了一通摩梭话（和继圣是云南纳西族人），最后也不知谈成了什么条件，反正只见他俩互相拱一拱手，浩浩荡荡的马队就放行开路、继续前进了，倒把一帮小商贩留下来接受审查。

审案的大堂设在一棵核桃树下，和继圣端坐上首，老百姓都跪在脚下。行牒、货单、保票，一件件呈上去验看，随身的物品也都拆开来检查，总之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几处毛病，然后再问一通、骂几句、打一顿，态度好的交罚款走人，态度不好的就捆起来吊在树上。

审着审着就轮到赖永初了，小伙子的棉袄早已经被扒了下来，“百宝褂”和行牒也落在了和继圣的手里。

“赖姓小贩，携带巨资，去四川做甚？”

“我去买盐巴……”

“没得盐引，擅自贩盐，当以走私论处！今本官裁定没收全部赃款，你服是不服？”

“不服！我不是走私，我这是革命！”

“狂妄少年！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和继圣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革命”这个新词是辛亥之后才流行起来的日本外来语，在当时的西南地区非常敏感。因为那时候中国公认的“革命派”是国民党，而掌握云贵政权的“进步党”却常常被别人讽刺为“假革命”，这让梁启超和蔡锷等人非常生气，于是就发表论战，说孙文的“驱逐鞑虏”不过是低级的“民族革命”，而自己的改良主义才是高级的“政治革命”……双方为了谁的“革命”更加正宗而吵来吵去，互不相让，以至于在战争期间，对“革命”一词的不同理解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盟友”或者“间谍”的政治标准。

“不是胡说，我就是革命”，小伙计赖永初哪里知道这敏感词语的严重性，他这时满脑子只想着要保住自己的六百块大洋，于是一着急就把何辑五先前讲过的话全都抖搂了出来：“革命就是用新的办法做事情！譬如盐巴本是天地间自然的东西，取之不尽，但前清朝廷规定官商包销，造成商有不尽之利、民有不足之需，盐价飚起好高，老百姓还吃不到盐，所以为了民生，我们就要革命，废除定额配引，实行无限制自由贩运，让人人都可以当华之鸿！”

说来也怪，听过这么一通声嘶力竭的豪言壮语之后，和继圣呆了半晌，居然不怒反笑，原本凶恶的态度也转而变得和蔼了起来。

“哈哈哈，好小伙，有魄力”，他亲自拣起百宝褂给赖永初穿上，并且还掏出一块黄澄澄的小竹牌，拍着胸口说：“老弟敢到四川去干革命，老哥我也为你助一臂之力”

赖永初稀哩糊涂的接过竹片，只见那金黄色的衬底上刻着一行漆黑的馆阁体小字：“四等文虎勋位，陆军上校，清乡总司令，贵州常备军第六标统领和绍孔”——原来是和继圣大人的名片。

和大人这前倨后躬的做派不仅把赖永初弄得莫名其妙，也把巡防团的兵丁搞得目瞪口呆，周围那些战战兢兢的客商们更是看傻了眼。号称“和屠夫”的清乡总司令居然被赖永初三下两下就说得转变了性子，大家都觉得这貌不起眼的小伙计一定是使了什么魔法。

其实，赖永初的“魔法”不过是那几句“盐业革命”的大话而已。

前面说过，贵州盐务的陈规是“官商包销”。这个规矩是光绪初年由四川总督丁宝桢定下的。丁宝桢是贵州织金人，按照清朝的制度，生员不能在本省当官，但丁总督却又很想为家乡尽点心力，他看见贵州的官吏昏聩糊涂，官府收不到税、百姓吃不到盐，叫苦连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协理盐务”的方案，具体办法是先选择某家商号做中间人（盐务观察），然后由四川官府以这家商号为中介、全权代办贵州的盐业，川省每年再划拨三十万两银子给贵州作为盐税的返款……这样一来，贵州的官员既不用干活也不用负责，却能够有钱进帐，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全省的工矿商贸也全部移交给四川了。

丁宝桢开了头，其他人也就照着办（继任四川总督陈夔龙也是贵州人），这样从光绪年到宣统年，贵州每年的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左右，其中只有不到四十万两是自己征收的，另外八十万两都要靠四川“协理”。这办法虽然省心省事、收入稳定，但搞得好也是这么多、搞得坏也是这么多，于是贵州的各级官员更没有了办事情的动力，因此，当周边各省都在“创办洋务”的时候，惟独贵州这里阍阍噩噩、无动于衷，工商业规模日益萎缩，生产力水平也就越来越落后了。

这样七混八混的混到了辛亥年，清廷垮台、各省自治、天下大乱。四川那里打来打去，一年要换好几个督军，根本顾不上什么“协饷”，贵州的收入立刻减少了三分之二，政府没有钱、军队没有钱、学校没有钱、甚至连派代表去北京请愿的路费也凑不齐，这下子可就惨了。

不过“穷则思变”，人急了犯浑、政府也差不多。贵州穷极无路，只好动起了抢劫的主意，可是放眼四周，找谁下手才好呢？东边的湖南太剽悍，不敢抢；西边的云南兵力强，抢不了；南边的广西跟自己一样穷，抢了也白抢；想来想去，只有北边的四川最合适。所以虽然当时贵州政坛对“革命”的理解比较含糊，但对于“革命的目标在四川”这个大方向却是非常的明确。

说到抢钱，武将有武将的办法，文官有文官的打算。比如“黔中道尹”王伯群就提出一个“废除定额配引，实行无限制贩运”的口号，要求改革以往的盐务政策，实际上就是想由云贵两省控制四川的盐场，把征收盐税的权力抢过来。那王伯群是王文华的哥哥、刘显世的外甥，在“兴义帮”中很有号召力，何辑五这样的兴义学生自然是经常在他的身边厮混，什么“人人都当华之鸿”之类的言论也全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而如今，当这样的话语突然从赖永初的嘴里冒了出来，却把和继圣吓了一跳。

和继圣是云南人，辛亥革命前是贵州团防营的管带，既非“党人”也非军校生，甚至不是新军的成员，作为外乡的“客卿”，官场的根基并不牢靠。他在政治上主要依附同样是团练出身的刘显世，所以也就对当时正炙手可热的“兴义帮”颇为忌惮。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王伯群准备“破除旧规、新办盐务”的事情，虽然弄不清这赖永初究竟是不是王家兄弟的“探路官”、“耳报神”，但他断定刚才那番“革命的语言”绝不是一个杂货铺伙计所能想出来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不仅立刻归还钱物、予以放行，并且还派了几个亲信兵丁，把这位懵懵懂懂的少年一直护送到了遵义。

对于和继圣心中的小九九，赖永初自然是无从知晓。在当时，他只是觉得这位清乡司令一会儿显得很凶一会儿又显得很客气，样子十分奇怪。

隔天下午，赖永初住进了遵义丁字口的吉家客栈。这时候的遵义城里堆满了各类山货，成群的商贩正急得焦头烂额。北面已经开仗，省城的商队走到这里就不敢前进了，而四川那边的商人又过不来，想卖的东西卖不掉、想买的东西买不到，大伙不由得茫然失措、一筹莫展。

情急之下，有人打算挺而走险。他们知道赖永初准备独闯四川，并且也都听说了头天商道上的种种传闻，于是纷纷跑来请求结伴，不仅转弯抹角地打探这位年轻小伙到底具有什么“背膊”（后台），并且还十分希望能在他的生意里“搭上一伙”。

“哎呀呀，我哪有什么背膊？一个光棍汉，两边肩膀扛颗脑袋，你们莫要乱猜了”

这些话，赖永初不知说了多少遍，但无论他怎么解释，其他人却总是显得半信半疑。

夜里掌灯时分，客栈外突然来了一位戎装严整的军官。他一手摁着军刀、一手举着名片，进门就问：“请问哪位是赖兴隆商号的赖老板？”

“我是……”，赖永初莫名其妙的站起身来。

看见对方居然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那位身形强壮、神情精练的军人显然有些意外，但尽管这样，他还是很客气点了点头，微笑着问道：“本部不日即将开赴四川，不知赖老板是否愿意同行？”

“你看你看，还说自己是光棍，背膊简直好深哦……”还没等赖永初答话，周围的客商们先就议论了起来。

可赖永初却是一头的雾水，他完全不知道面前这位素昧平生的军官为什么会对自己如此关照，愣了半天才呐呐地支吾着说：

“啊，那就道谢了……不知长官贵姓？”

“免贵，鄙人王家烈”，说着，那军官递上了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