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胡乱邦的出处及其他 -- 子罕

在“请对已故国家领导人略存敬意”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跟帖，

此事和农业学大寨有关。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乡下属的大寨村），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包括“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山，在50、60年代，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政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因此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学习，高擎这面红旗的陈永贵，从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直至走进中南海，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毛泽东的提名下，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学习大寨精神并没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发展到后期，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大办集体经济，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不准农民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生产的蔬菜、禽蛋等农副产品，剥夺了农民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自主权。

例如徽省农村1976年又大办集体养猪场，限制农民家庭养猪养禽，禁止农民家庭饲养大牲畜和母猪，将耕畜全部收归集体饲养。1976年全省办起集体养猪场22．42万个，有77．2%的生产队办起了集体养猪场，共养猪280万多头。由于饲料不足和管理不善，这些养猪场普遍存在"三低一高"现象，即饲料报酬低，母猪繁殖率低，存猪成活率低，养猪成本高。全年生猪出栏率由1973年的70%下降到48．1%，为历史最低水平。而生猪死亡率却创历史最高纪录，给养猪业和集体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影响，1976年，国家虽然继续从财力、物力上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较好的生产条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农业生产再度遭受挫折。1976年，粮食、棉花、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主要农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停滞在1975年2．8亿多吨的水平上，棉花总产量比1975年减少32．6万吨，下降13．7%；油料、猪牛羊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陈永贵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了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任务：1980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这些要求显然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可能，也给以后的经济工作和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

胡耀邦同志对这个说法提出了批评和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再搞以粮为纲那一套。

陈永贵非常气愤，骂道：“什么胡耀邦，我看叫胡乱邦还差不多。”

事后胡耀邦去了陈永贵那，陈永贵一声未发，只是很生气地坐着。

1979年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委要求冲破学大寨的禁区，大寨红旗由此坠落。

1979年秋，新华社报道晋中地委批判神化大寨、妨碍经济政策落实的问题。

　1980年初，农业部全国农牧局（厅）长会议宣布，今后不再开展搞大寨县的运动及不再评学大寨先进单位和个人。

1980年秋冬，中共中央发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陈永贵被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大寨被结论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被认为“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作为大寨问题正式结论的1980年10月《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及随后的中共中央批语认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及在全国推广，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文革”以来，由于陈永贵“造反”、“夺权”，大寨因此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因而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

本来有人提议要把陈永贵一捋到底，胡不同意，保留了陈永贵政治局委员职务。

这就是胡乱邦的最初出处吧……

历史就是小姑娘，可以任由人打扮。

可叹！

• 说几点我的看法
• 妙文一篇

想起来铁人王进喜还是不错的，wg前就死了

骂人骂得理直气壮

很多人， 他们只是要找个发泄对象来骂而已。 现实生活所有的苦难、挫折都来自于一个邪恶对象最符合他们的大脑构造所能理解的范围。

我不过陈述了一条史料，并对这条史料发了一声感慨罢了。

只不过这声感慨跟你看过的一本纪实文学不一样嘛。你就当这个是政治上极端不正确的毒草不就得了，哈哈哈哈。。。。

或许等你到我这年岁，经历我这些事情，就不会有这么多伤心了。有时想想，年轻真好！

以下这些事分明就是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所为，主席和四人帮都坚决反对的并作了艰巨的斗争。主席及张春桥的文章还有《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都清楚指出事实究竟是如何的。

“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08年10月10日13时，安徽凤阳小岗村严德友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小岗村三十年和农村改革”为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严德友 男，凤阳县小岗村人，出生于1971年，中共党员，曾担任小岗村书记、村长。现任小溪河镇副书记，小岗村葡萄合作社理事长，是在农户中推广葡萄种植的发起人。严德友是大包干时期小岗生产队队长、“十八颗手印”发起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作为大包干的后人，严德友在做好自身经营的同时，帮助本村群众更新葡萄品种，搞好销售，使葡萄种植为小岗村民增加了巨大收益。

小岗村和大寨没区别，都是政治产物，不同的是一个失败了，一个继续吹。

没必要这样。近来国内民间“左”的思想抬头是不奇怪的，一来是因为实际上“右”的力量占据了真正的权力，民间舆论在非控制条件下通常是与当权者相反的，这也可以理解元老“左”派当政的时候，民间舆论多为亲右；二来是因为国内确实出现了大量利益集团侵犯百姓利益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作为赤贫阶层的声音，“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随写随想，可能要一些您的耐心才能看完了，抱歉。

传统的“左”，大多是文革得利者，改革失意者，继承了文革遗风，并不奇怪。几年前他们受到的支持远不如今天，原因是今天社会上出现了更适合“左”的土壤，今天新的“左”有更加健康的血液，那就是受到利益集团压迫的民众或注意到这种现象的知识分子有些人走向了“左”。

这其实是对“左”的良性换血。其实“左”和“右”一样，都是社会必然的存在，如同水火两极，缺一不可。但“左”目前局面依然令人堪忧 -- 仍然是文革人物当家 -- 须知文革是一个“左”派失败的运动，纵然当时局面对“左”如此之好，毛公如此之强，仍然不能成功，今天想走这条路如何有成功的希望呢？

“左”想在国家政治中更加有代表性有更加现实的路可走。

“左”可以成为压制利益集团的武器。如果利益集团不受到控制或能够自控，“左”可能就不仅仅是声音了，而会形成新的“共产党”来反抗压迫。“左”是有土壤的。

但并不是不能和平解决问题的 -- “左”可以成为社会的一足，帮助它发展和稳定，而不是破坏它的发展和稳定。

可能有人说你这是阶级调和，但事实上“左”和“右”争斗百年，谁也灭不了谁，双方不但是天敌，也是共生的关系。

在日本，日共是个好例子。

日共是很马克思主义的，比我们TG可马列多了。它的支持率也很稳定 -- 但是，也没法上升到太多。因为这样的左派政党，并不容易为生活平稳优裕的阶层所接受，即便他们也受到剥削。日共是日本下层平民的组织，由于他们的努力，经常获得成功，迫使资产阶级让步，结果，平民得到好处，支持日共的上层民众再上一步，过上安稳日子，就脱离了日共的意识形态了。这样一来，日共的支持者，还是那么多，只要它不想变成社会民主党，支持率就高不到哪儿去。

但是它是社会的减压阀，谁也不敢轻视它，都知道一旦社会太不平衡了，穷人太多了，他们就会去支持日共啦！日共是马列主义的，支持的人太多它就要暴力革命啦！

这样，面对日共这个强有力的组织，各个其他政党不管代表哪个阶级利益，都不得不对穷人多所收敛。现在日本社会，穷人的福利不错的，这就限制了日共的发展。

日共，你看，成功也不能增加自己的力量，失败也不会减少自己的力量，因为它的理念和代表的阶层是固定的。

中国的“左”力量，依我看来未来的命运也是一样 -- 他们的存在，迫使执政者必须注意对下层赤贫者的关怀，否则自己被火烧执政者也是不愿意的。这是他们的正面价值；同时，他们的未来，也只能局限在以下层贫民为主的阶层，因为如果平民都达到了有房住，不愁吃喝，是很难跟着“左”派闹革命的。比如一个白领程序员，他写的程序资本家可以卖出一个月100万去，但一个月给他两万块人民币的工资（IBM软件开发所的水平），剥削率98%，比产业工人狠多了，他会跟着左派闹革命么？我估摸着是不会。

有了一个月2万块，他买房，泡妞，吃烤鸭，日子可以过得蛮好了，他革命干吗？

那么，资本家拿去的98%，是不是一定从其他老百姓身上抢来呢？

也未必，这程序代表科技进步，原来可能很危险的事情，或者需要更多人力的事情，靠这个程序就减少下来了，整个社会因此受益只怕比100万还多。双赢！

我是做IT的，这种事情见得多了，并不是理论。

“左”派者有个毛病是喜欢以“人民”自居，其实人民是很复杂的一个构成，这个习惯是根据共产党闹革命时候的阶级划分决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中国人都吃的饱饭，就算有压迫，成功地希望也要降低很多的 -- 同样受压迫，吃得饱和吃不饱，就是完全不同的阶级。

北京的出租司机都喜欢在车窗上挂毛主席像，是求平安（很抱歉，日本一些华人妈妈桑也有同样习惯，是求财），谈起社会压迫来也会义愤填膺，但是你组织一个罢工或者建立一个左派组织，他会参加吗？

大多数“左”的支持者，只是网上，口头上说说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为生活而奔波，为金钱而努力，找到了工作多半也不会把老板当成阶级敌人还会有一份感激。

经常有人怀念农民改造知识分子这种事情，其实那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并不足为训。睁眼看现实，无论工人，农民，在世界范围内，目前都在走向知识化的道路，都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多读点儿书，社会上招工人的底线也越来越超过当年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社会自然在改造自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化，可能过些年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就不存在了。假如工人农民不能知识化，那才是社会的悲剧，工人农民都要抗议的。

这就是现实。

实际上，中国现实中的“左”，“右”派都比较激烈，而老百姓更重视的不过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忙碌的是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子，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左”派以为这就是“右”，是落后，是不明白自己的生活价值，“右”派以为这是“左”，是对民主自由的忽视，其实同样是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一般老百姓，恐怕并不愿意做“左”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只要有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就会爱家人，爱享受，所需要的不是社会公平，天下为公，而是小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们大约也没有兴趣去做“右”的支持者，因为空降的民主自由太遥远了，他们争取眼前的权利就足够。

有趣的是，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可以算是“左”，也可以算是“右”，因为“左”认为这是反抗压迫，右认为这是维护私有制。

分析一下中国的左右，是令人有些担忧的。兄弟被左右的人都骂过，算是体会过他们的思维方式，除了一些辱及家人的以外，我确实并不在意 -- 开始我还日三省吾身，后来想想同时被左右的人骂，那他们中间自己出错的概率更高一些。可担忧的是国内“左”的声音变大，明显表明利益集团给国家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恐怕国家还会牺牲更多的平民利益来促使利益集团拉动经济 -- “左”是正常现象，但平民承受更加严重的压迫，将来的反弹一定十分强烈，恐怕难免成为国家动荡的根源，将来怎么办呢？

那里是我的国家，我不能不关心和为她担忧。

这才是身在国外，最感忧虑的地方。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绑架了国家的利益集团也明白这个道理，抓紧捞，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反正将来什么样他们不在乎。

因为目前往国外送子女不如90年代初期那样凶，说明TG中层对前途还是看好的。

他们的鼻子比狗还灵，您尽可信任。

这个左也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理论和现实力量的源泉。

如果共产党抛弃了中间偏左的道路而转投资本的怀抱，下台是他们必然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就两个中心：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要实现这两点就必须做到既利用资本，而同时不被资本利用。这也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所在。

从这点出发，制定出不顾一切向右转的政策的领导人被人谥为“乱邦”，并不为过。

非认证会员，望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