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受虐的凤姐下-----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 -- 史文恭
无产阶级革命要不要同盟军，同盟军是谁？
在老毛那里甚至演变成中国革命的主力是谁的问题，所以在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是没有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这句话的。
虽然他有文人的忧郁，经常在违心的痛苦中煎熬，但执行的还是远方的指令。从另外角度看，秋白若不是苏派，也不可能被放在领袖的岗位上。
远方的逻辑就是，你得听我的，但是失败了你负责。
我认为托派和斯派的根本分歧，不在于中国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而是从什么角度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托派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的，斯派是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的。
至于说斯派注重发动农民，那倒也未必。四一二之后甚至南昌、秋收之后，斯派扶持的党中央不还在上海混。直到上海无法立足了才想起有个苏区。
陈和托派，要的是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托派不同，陈处于中国革命的现实中，深知中国工人力量的薄弱，所以主张退让，反对北伐，对农民运动采取的是完全排斥。毛泽东这个被陈独秀寄以厚望的学生就是因为农民问题，从而在TG内被他一抹到底，让毛在TG中的地位，还没有在GMD中高。
陈与远方和毛的矛盾，是要不要农民运动。这一点毛泽东与远方是一致的。
而毛与远方的矛盾是以工人运动为中心，还是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矛盾。
这从开始毛泽东与瞿秋白、李立三合作反对陈独秀，到后来毛泽东又抵制中央的命令。从中央四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支持，到后来空降干部夺毛的权，是同一个逻辑。
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
针对斯大林的文章，5月7日，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说：“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讨论……为什么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以公布呢？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斯大林的大纲是代表中央发表的……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仅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斯大林说‘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12.）自己的报告中说：‘……工农运动因受了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扩引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大纲还自辩说：‘预先’已料到资产阶级必然的从革命队伍中退出，难道这种料到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就算够了吗？……
斯大林于1925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合。”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联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个月来，联共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发了关于中国问题和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等机构的文章、书信、声明和提纲……而且已被联共中央1927年4月（13日—16日）全会所否决……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活动、他们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个别成员（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击……反对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
5月24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讨论中，托洛茨基说：“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我批判斯大林的提纲的文章，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大！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使得左派遭到了突然的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接受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
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
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的中心。”
托洛茨基当天在大会上作第二次发言：“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同志的纲领，名义上是推迟‘改组’汉口政权和没收大地主、直至战争危险被消灭，这是确实地和最迅速地走向毁灭的道路。”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总结发言：“最堪刺心的是托洛茨基与其党徒否认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然而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自己都屡次举手赞成帮助广东政府……当时他们竟没有一人说这是不对的，而现在同是这些人却事后说这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耻辱’……（中国共产党员）扩展农民群众运动、与夺取土地的方针，必须十分坚决去实施，现在如用别的策略是罪恶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来组织忠实的武装队伍，必须在此基础上来改组国民党。”
在四一二“清共”之后，还冒充先知谈什么TG的独立性？
反而是托洛茨基的批评，现在看来颇为在理。比如，“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难道不是远方官僚主义的失败吗？
所以要先打倒托派，再打倒远方权威
王认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是列宁的观点。
“真正的共产党是无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在被压迫的与不定形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复活的信号。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是一回事。而几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几万的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着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
托洛茨基是要“通过无产阶级的精华去领导农民战争”，而不是不要农民。
实质上30年代托洛茨基对中国托派还是有一些指示的，不过中国同志们没有做到。
苏联托派是什么思想还是留给俄文专家吧。
一个事实是，往后毛泽东对待GMD和资产阶级的政策，都没有脱离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发表的这个纲领。
托洛茨基的论述，实质上针对的是TG中国历来农民起义而言的，特别是“以无产阶级的精华去领导农民战争”这一条，非常到位，也跳出了传统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晚年毛泽东的革命主张，不也和托洛茨基更接近嘛？
反而是斯大林，居然能把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划分成两个阶段，机械论到了极点。
而且，斯大林同志历来是要TG向空一格让步的，不仅见于北伐时期，而且见于抗日，最后直到49年。毛泽东最不平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托派的问题，固然有他们自身不成器不实践的原因，也与托洛茨基在苏联失势后TG对他们的排斥打击有关。
正是周公高情商的地方，终可在腥风血雨的党同伐异中，屹立于不倒。
当时虽然谁都觉得周公可恶，但事后又会觉得他少不了。
我更喜欢用生产力说明这两场革命。
欧洲的产业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是从农业的集中生产初期，向工业的集中化生产的跃变。催化剂是蒙古铁蹄带来的帝国技术和制度。
中国革命，是从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时期，快速越过工业初期集中阶段，向后工业生产的自然经济、发散状态的跃变。催化剂是欧洲的工业社会经验。
农业生产也有其集中时期，如耕战。工业生产的最后阶段也是自然经济，不过将以人为基本单位。
集中不是工人阶级独有的特点，而是任一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都具备的特点。
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具有决定力量的工人无产阶级。
TG的革命，没有脱离托洛茨基“无产阶级精华领导农民战争”这个描述。
以前的宪法怎么说来着：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尽管TG的革命家多数出身农民（但也有不少工人），尽管TG的革命队伍人数上也多数是农民，但TG是个理论指导的党，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导向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倾向也是无产阶级的。
正确的思想从实践中来，可这个认识过程通常很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