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猴年马月】国之瑰宝 -- 京虎子

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回到长沙，带来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搬迁费。要求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一律就地遣散，仪器装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输费。

汤飞凡觉得，到昆明再从头开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生产。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至关重要。宣布了卫生署的决定后，他声明不照办。愿意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必需设备装车运往昆明。

汤飞凡是个说干就干的急脾气，一改政府机关的拖拉作风，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2000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怜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

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防疫事业。防疫处离开长沙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国军焦土抗战，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长沙成了鬼域，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留仪器也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终於把这台锅炉运到昆明。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昆明成了大后方，许多机构迁到昆明，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汤飞凡怀里的300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可是汤飞凡怀里还有几件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特意写给云南政要的几封信。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以为读书人好欺负，狮子大开口高出市价十倍。汤飞凡牛劲上来，搬动了云南王龙云，硬是以市价的五分之一要下了这块地。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倒空卖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广泛用来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法。他以所谓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新址虽然没有日寇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防疫处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职工生活。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而且还能接生，汤飞凡的独子就出生在这里。所内还办子弟小学。

随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职工的日子越发艰难。所幸汤飞凡所选新址有的是地，防疫处借本钱给职工，在汤夫人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力更生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职工们在战乱中能安居，防疫处的业务得以恢复。

在汤飞凡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出於这个目的，汤飞凡广泛罗织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经过汤飞凡的调教，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绿洲建好了，汤飞凡开始实现他早在长沙时为防疫处绘画的蓝图。汤飞凡心中的防疫处，应该象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 ，着眼于控制传染病，他认为中国应该有同样的中央机构。然而在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於无政府状态，除防疫处外，许多私人办的实验室也在生产。由於利润高制造容易，大家蜂拥而上，大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事故频繁而无人过问。即便是中央防疫处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汤飞凡完全改造旧的结构，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正是因为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与昆明西山。

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时，汤飞凡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国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於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於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一只普普通通的旧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脚上，做着不普通的事业。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於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学(Nature) 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多少年后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写照。这些勇于担当责任的中国防疫勇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於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派专人考察，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防疫处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好评，而且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防疫处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

中央防疫处的任务和责任骤然加重，不仅要生产高质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给在滇湎泰作战的盟军，还要及时发现诊断该地区的传染病，并且尽快制备防疫用品，事关盟军的战斗力。此外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还要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陕甘宁边区。

正是由於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并用于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螨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试验室如战场，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线流血，有人后方抗敌，安静的滇池关系着连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顶十万甲兵。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国人。

胜利的消息在西山传开，胜利的喜悦和笑容在每一个防疫人脸上。汤飞凡宣布放假，当晚在家中小客厅举行酒会。大家尽情地狂欢。

小客厅装不下几百人，大家索性在湖边狂欢。而汤飞凡却离开人群，回到书房，默默的背诵起少年时记下的、令每一个湖南人读罢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是不是大家组成小组讨论一下，然后给你个读书笔记。

特别是某些一目十行的同学

忽然发现虎子回来了，而且变成慷慨激昂的传记作者，让人不禁想起了高阳，只是希望写出的是汤斌而不是曹彬。

从晚清到本朝，几代中国人为了救国梦想，抛弃了个人私利而无畏于牺牲，其事业可歌可泣，其结局可悲可叹。

冷眼向洋看世界。

虎子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一直想写的。这不也是遵照你写严肃文章的指示嘛

刚才打电话问了眼科的一个哥们，当初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张汤恩怨。的的确确记反了。

张是著名眼科学家，负责过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眼保健工作。刚才在网上搜一下，发现连李医生的书里也提到了他。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是抑汤扬张，毕竟汤是 “自绝于人民”的白旗，而张是御医，而且名气大。另外，分离培养沙眼衣原体的工作在81年获国际沙跟防治组织金质奖章和亚太眼科学会卓越工作奖。因为汤飞凡已逝，所以对张的宣传多些。按哥们的说法，张不太懂病毒学，他负责从临床的典型病例中收集的病毒样本。在实验室进行的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和培养主要是汤的工作。不过这样贬低张的贡献也有些不厚道。张教授是值得尊敬的。他是北京同仁眼库的第一个倡导者。当年他第一个在"死后捐献角膜"的志愿书上签名，也是眼库的第一位角膜捐献者。

凭模糊记忆而信口开河、挖八卦花边，实非治学之道。虫子将以此次错误为戒，并向二位先生的在天之灵致歉.

做知识分子，能做到这样，也是此生无悔了。

老兵不老，说话却如此消沉。呵呵，风物还需放眼量吧。

岂止是不够厚道？

不过据我所知所闻，张晓楼的所作所为有些太过分了。你的消息来自眼科界，我的源自微生物，难免都有些成见。以我当年在那行里混饭时的耳闻目睹，以及汤飞凡学生、下属亲口讲述，加上医学界旁观者的看法，我看我还是明天把写好的贴了吧。事先向您道个歉意。

捐献角膜并不能说人是完人，不能用以盖棺论定。张晓楼的亲属部下同事我也接触过。从人品上来说，汤飞凡是松，张晓楼只是窜天杨而已。两人在学术上也不能相提并论，汤飞凡是鼻祖类人物，张晓楼仅仅是个名医。与别人相比他是有伟大之处，可惜他要比的是汤飞凡。

沙眼的成果主要是病毒分离的，可是最早的病毒分离的论文(不是后来英文的那个)，前三名根本没有张晓楼。

自豪吧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