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故知新】美国务院公布关于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1958） -- 陈郢客

“美军当年的行动倒是十分迅速，不到10天，台湾海峡的美国海空军力量便大大增强，计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余艘；第九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另外，美国第一批海军陆战队近4000人在台湾南部登陆，还有部队陆续到达，在中东地区的第六舰队的一些舰只也驶向台湾海峡。 ”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载1993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我方目标：边打边谈，争取使美方入谈判桌

9月3日，暂停炮击三昼夜

9月4日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

积极呼吁恢复中美和谈。

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行动的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并宣称以为此做了军事上的部署。（恫吓与矜持）

9月6日，太祖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来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 （吓不住我！）

9月6日，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吓人谁不会？）

“中国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一张一弛，有定而缓）

9月7日，美国海、空军为国民党运输队护航。太祖指示:打蒋舰，不打美舰（分寸感啊）

【果然谈判了】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谈判于华沙复会。周恩来指示中方代表:“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对金门白天黑夜打零炮。

1958年9月30日，杜勒斯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也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刷卡时为零读史太少，车轱辘话几十年不变，你还掉坑，怪谁？叹叹叹）

蒋介石：杜勒斯的谈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台湾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太极精髓】

10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文告，《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太祖手笔，以彭将军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0月13日，我国防部再次发布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文告

太祖：“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

【幽深回味处：一个中国，中国人所愿也；两个中国，美国人所愿也】

“炮击金门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太祖对台湾回归祖国提出许多重要原则，即“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

四目：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定；

(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论5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

从历史上讲，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兴趣”，和企图夺取或控制台湾，从而控制中国东南沿海、控制中国的想法由来已久。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海军少将佩里就是其中一位。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一直在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和就“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进行活动。一位长期鼓吹台湾独立的美国海军中校乔治·克尔说，他头一次听到“两个中国”的想法是在１９４５年。当时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提出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由共产党统治北方和由国民党统治南方〔３９〕。

杜鲁门政府在战后不久就开始散布“台湾地位未定”，鼓吹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企图再次分离中国台湾。国民党政府台湾省长魏道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讲话中严正驳斥了外国分隔台湾的这一阴谋。他说：“这些谣言”是“有人有目的地指导的”。“说台湾人民希望与他们的祖国分离，愿意由一个外国来统治。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严重侮辱，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的严重污辱”。魏道明指出，这是“一个国际阴谋”，“他们的目的是分隔台湾，把台湾同祖国隔断”。他指出，有人利用对日本和约还未签订，就“意图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把台湾从中国分隔出去，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４０〕魏道明没有点明“他们”是哪个国家，但是人们都清楚，魏道明这里指的是美国。

（注：即使台上是国民党，人家一样要搞你的）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当中国人民革命在１９４８年底进入胜利转折时，美国政府将控制台湾提到了日程上来。李海海军上将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７号文件《福摩萨的战略重要性》中说，“通过采取外交与经济的步骤，福摩萨能够不为共产党所统治，这就可以保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福摩萨政府 ”。〔４１〕当１９４９年初，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中国人民革命走向了全国胜利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第３７／１号文件《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提出，“美国应当准备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基本目的应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落入共产党之手。要做到这点，目前最实际的办法就是使这些岛屿孤立于中国大陆之外。”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３日提出的第３７／２号文件《当前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继续重申，“美国应当发展和支持（台湾）本地的非共产党中国人政权 ”，“我们也应当使用我们的可能影响来阻拦大陆中国人进入（台湾）”。美国要准备“在将来的某一天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４１〕。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４日提出的ＯＲＥ第３９－４９号文件《台湾的可能发展》中强调，“美国如不采取行动，台湾将最终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而“只要还没有控制台湾，中共就不能最后肯定他们在中国胜利的前景”。文件说，“在最近将来，成功地进行一场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台湾人起义不太可能”，它建议，美国应采取措施“不让台湾落到中共手里”。文件强调在实行这项计划时，要特别注意“时间与措施的选择”〔４２〕。

杜鲁门政府首先想到的是企图通过托管台湾来达到分割台湾的目的。１９５０年５月３０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与尼采、杰塞普、杜勒斯一起开会研究决定压蒋介石接受福摩萨中立化，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会后，由杜勒斯写的这个备忘录说，“在应当采取强硬立场的动荡地区中，福摩萨最为重要”，美国应当“宣布福摩萨中立化”，不要怕“冒战争的风险”〔４３〕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继续杜鲁门政府的分离和控制中国领土台湾的一贯作法，同时逐渐向“两个中国”方向发展。

首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１９５３年２月２日向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撤销杜鲁门政府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９日宣布的台湾“中立化”的决定。对美国来讲，解除台湾“中立化”的同时也解除了它对美国政府自身的约束，从而为美国推动和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取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国务卿杜勒斯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写给腊斯克（按：腊斯克在６月１６日写信给杜勒斯提出了解决“红色中国难题”的想法，即：北平取得联合国普通成员国资格，不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取代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福摩萨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普通成员国）的回信中说，“在新德里时，我向尼赫鲁暗示了由印度来取代（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地位）的一些想法。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联合国大会就可能有两个‘中国’席位了。”〔４４〕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自１９５１年起开始在亚太地区缔结多边和双边的军事条约，以便建立起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形成对苏联、中国的军事包围圈。１９５１年，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分别签订了《安全条约》。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同南朝鲜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也签订了《安全条约》。唯有对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这类条约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一直拖到１９５４年当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也已召开，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有所借口以实现其分离台湾、长期控制、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岛链防御圈这一战略目标，故此时已需要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对美蒋双方来说，对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想法大不相同。蒋介石想的是如何利用这个条约，让美国帮他“反攻大陆”，恢复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而美国目的是为了分离台湾，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根本无意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更不想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去。

到了５０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国务院在“两个中国”政策上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对在“两个中国”基础上来解决“中国难题”的想法也进一步明确下来。国务院内开始接连提出有关“两个中国”的方案，国务院官员署名文章也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的政策方案。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７日，艾森豪威尔在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对杜勒斯说，他相信，“从长期来看，除非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美国）可能得接受‘两个中国’的概念 ”。艾森豪威尔说，这可能要等“５到１０年或１２年的时间”〔４７〕。杜勒斯在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４日对莫洛托夫讲，“美国对华方针是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和亚洲其他分裂国家朝鲜、越南一样”〔４８〕。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它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一项外交行动。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主要目的是企图诱使中国政府同意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实际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参加会谈的美方比姆大使对此并不讳言，他写道，“他们（指中国）面对两类困境。接受我们的建议，就要承认我们有权留在台湾。然而，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危险是，两个中国应当和平共处这一思想的成长。”〔４９〕对美国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局面，国民党台湾当局也看的很清楚。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日就此对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说，“看来，在远东持久的会谈明显地暗示了，美国并不反对这种事实上承认中共政权”。顾维钧进一步说，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某种暗中意图在奉行两个中国的理论” 〔５０〕。

１９５７年国务院加紧了对“两个中国”政策的研究与策划。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罗伯特·麦克林陶克于１９５７年２月８日提出的备忘录《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最终承认（中国）》中说，“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时刻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在美国承认了中国时，“就能使联合国成员国比较容易地按台湾自身的权利来安排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了。这样，我们也就要有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就是“台湾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１〕麦克林陶克在１２月３１日再次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说，“最终”，“我们的盟国与未承担义务的国家将一起投票赞成由北京取得由台北占据的（联合国）席位”。他认为，“美国应当修改政策，承认现实，与大陆中国谈判解决办法，这对我们有利。”他建议：美国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不投赞成票；台湾作为独立的、中立化的台湾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西藏独立、中立化进入联合国〔５２〕。

负责政策计划的助理国务卿鲍维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９日提出建议认为，搞“两个中国”对美国有利。他“不相信将共产党中国像孤儿一样地孤立起来会成功”。一旦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他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有三：（１）“保证一个独立的台湾，及其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２）“自由世界对我们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基本立场的更大支持”；（３）“在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将对美国的影响与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应当走向‘两个中国’政策”。“两个中国”政策“将使美国能永远保卫福摩萨”。“每一个‘中国’都不愿意接受另一个‘中国’为永远的实体，这将帮助我们买到时间。” 〔５３〕

国务院中国事务官员、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的大使阿瑟·迪安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政策与福摩萨》的文章，刊载于１９５５年４月一期的《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公开鼓吹兜售“两个中国”，反映了国务院内主张搞“两个中国 ”的人们的意见。迪安写道，“美国在处理福摩萨问题上，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种是“将福摩萨放弃给共产党中国人”；第二种是“无视大陆”；第三种是“一种中间立场”，为了“稳定远东……需要与北京政府谈判”。迪安说，“开罗宣言和日本和平条约”都“没有使福摩萨变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实行（‘两个中国’）那个理论变得符合我们的利益了，那么，‘两个中国’政策也没有由于美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使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的法律地位有所改变，从而将‘两个中国’排除掉”。迪安认为，“即使福摩萨在法律上已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了获得两个分离的中国的政治结果，最完善的办法就是承认共产党中国为一个与中华民国脱离了的新国家。与此同时，承认中华民国通过占领而具有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或者，如果需要，就正式将这些领土割让给中华民国”。 “当制订出一个保证和平的有效停火安排时，两个中国的安排就一定随之而来”。迪安说美国“应当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张美国在不让中共进攻“福摩萨的自由、友好的中国人”情况下，与中共谈判，以妥协换取对方妥协，以便“在远东取得一种稳定的暂时解决”。否则“只有打”，但那对美国“不利”。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分裂中国领土的手法中国人民是十分熟悉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并不是美国的发明。早在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所使用的手法就是“两个中国”、“一中一满”。５０年代中期美国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只是在幻想步２０年前日本的“ 两个中国”、“一中一满”的后尘。

５０年代中期，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国开始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政策时，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正指出，“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在谈到“美国为什么要转到制造‘两个中国’上来 ”时，明确地指出，“问题的焦点就是美国要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上，以便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因为中国是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要永远存在、发展下去。美国就想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搞成‘两个中国’，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中。”〔５７〕

【今日台独不如蒋家处】

对美国实属不幸的是，不仅新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就是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集团在台人员也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４日，蒋介石在台北对中外记者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５８〕蒋介石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指出，“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５９〕

（注：金门炮战，两岸中国人心知肚明，感同身受。这场戏，懂得的中国人，会承情；亦会哀矜。）

在中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都反对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终其任内难以实施。美国国务院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１日公开发表的《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无可奈何地承认，“北平和台北都激烈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因此即使可以由外界的机构强行实施这样的一种办法，它也不是一种稳定的解决办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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