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千古奇冤：崔浩之死（1）足智多谋 -- 司马水镜
老弟如今灌水不多，发言也寥寥数语。很想听听你的观点哟。
他不太懂为臣之道，自恃宠信，而且言行无忌，得罪了不少人，也使鲜卑统治者感到了威胁。
试举几例：
1、太武帝拓跋焘伐凉，使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一口气举荐五十名名士要求任为郡守，太子提出不同意见，但崔浩不知进退仍坚持己见。难免被人认为恃宠跋扈到连太子也不放在眼里。
2、明元帝末年崔浩屡次向别人提起前代兴衰之道，认为应该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就是“复五等”，恢复周朝的五等诸侯爵位），太武帝初年又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企图拔高当时汉族士族的社会地位，与朝廷鲜卑贵族势力分庭抗礼。这两件事都关系到朝廷安定，崔浩太不谨慎。
3、崔浩曾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注完了《急就章》《孝经》《诗》《论语》《尚书》《礼记》《春秋》《周易》，可见注释是极草率的。但到了崔浩晚年有人却要求取消其他诸家注释颁行崔注。这又是一条“妄自尊大”的罪名。
以上这四件事哪一件都够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然而兴许是崔浩一生顺利（仅在早年与父亲迁来平城时路上吃了点苦）。因此与他父亲的一生小心谨慎相比，崔浩显得就有些大大咧咧，不知为人臣之道。须知以萧何那样的“老实人”（萧何真的老实吗？骗倒了一大堆看历史书的人，他老人家实在是汉高祖手下的第一人精）都要以买田自污，崔浩提防人家说他的坏话还来不及，怎么还敢搞出这许多事来授人以柄？实在是有些太有恃无恐了。难怪魏收著《魏书》时对他评价说“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恐怕太武帝正是听了许多关于他的坏话，感到他的威势“震主”了，才会发那么大的火气，不但要灭他的族，而且要把与修《国书》有涉的128人全部灭族。要不然修史暴恶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况且鲜卑拓跋氏祖先的窘境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汉高祖也不过布衣出身，早年品行还不端正；与北魏同时代的后赵石勒、东晋刘裕都不是士族出身的贵人。太武帝也不过是借着这个借口把崔浩杀掉罢了，就连修国书的副主编高允也对太武帝说“崔浩所犯，若另有别罪，非臣所敢知晓。只是触犯忌讳，那么罪不至死”。
崔浩之死，于太武帝而言，应证了什么是“功高震主”；于他自己而言，应证了什么是“咎由自取”。崔浩于国政、军事皆很有见地，独不自知谨守人臣之道，犯了大糊涂，终于身死族灭，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四。舌战群‘儒’
基本上解决了赫连夏之后，拓跋焘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柔然）下手。夏国现在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于是群臣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年轻的时候，由于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而名噪一时。拓跋焘命令当庭辩论。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崔浩针锋相对，有一番‘五行生克’的高论。“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太武帝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
为什么讨伐柔然汗国，那么多文武大臣、将军，甚至太武帝的乳娘保太后都不同意。是因为他们惧怕柔然汗国，恐怕不是，是怕南方刘宋国乘机进攻，腹背受敌？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最关键的是他们缺乏洞察天下的能力，只考虑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崔浩的高明就在于能洞察天下风云，善于把握瞬间即逝的战机，既考虑全局利益，又考虑局部利益；既考虑长远利益，又考虑眼前利益。的确，消灭柔然汗国是北魏的长远利益，是跨向统一北方的关键一步，也是保证北魏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作为一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与其他国的皇帝都一样，都有一统天下的野心。所以这次和崔浩英雄所见略同。为了打消太武帝拓跋焘最后的疑虑，崔浩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 ‘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现在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他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佛狸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佛狸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佛狸这个后悔。
五.第一谋士和第二谋士
432年拓跋焘又灭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谅苟延残喘。439年拓跋焘讨论伐谅之事，这次还是群臣反对，特别是一个叫李顺的反对得最起劲。这李顺可不简单，是佛狸身边第二号谋士，聪明才智不在崔浩之下，至少相差不远，在征夏伐柔然等诸多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谋略，也深获拓跋焘信任。第一谋士和第二谋士是联姻关系，但关系并不睦，有些彼此争宠，各自轻视对方的味道。崔浩比较耿直，而李顺品格低下，他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谅12次，对北谅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拓跋焘面前预言北谅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了。但是此人有个缺点贪财，逐渐被北谅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拓跋焘以前数次想动手收拾北谅，都被李顺劝阻。
这次他看到拓跋焘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
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
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隐蔽在后面的太武帝听到这里，转身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奚斤等人，文武群臣不再多说什么，唯唯听命而已。
太武帝亲率大军讨伐，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 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这个李顺不知悔改，三年后奉旨赏赐群臣时又接受贿赂，太武帝大为震怒，两罪俱发，处死了李顺。
六。无比的宠信
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可以说，没有崔浩，拓跋焘是不可能统一北方的。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律：‘用崔之计则获利，不用崔之计则失利’。而且许多情况下崔浩是掌握真理的少数，以一个人之力对抗满朝文武，这需要都大的勇气和智慧！
我认为君和臣之间也是需要一些缘分的，脾气，志向都要相投，才能形成一种默契。刘备与孔明，符坚与王猛，齐桓公与管仲无不如此。我还是以为拓跋焘和崔浩之间也属于这一类。
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所以俩人的关系虽可能比不上前面3个搭档，但在历代君臣关系中仍然是很少的。
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杀他的正是太武帝拓跋焘.
(待续）
杀崔浩的太武帝拓跋焘可不是一般的君主，他是南北朝最有作为的一代明君。拓跋焘雄才大略，聪明雄断。在位期间，借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一举统一了中国北方，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饮马长江的少数民族统帅。他是北魏道武帝拓跋??之孙、明元帝拓跋嗣之长子。他十四岁被封为‘泰平王’，监国。第二年，即皇帝位。这个初中生大小的年轻君主，即位后，便解除禁锢，减轻刑罚，开仓赈贫，致使天下欢呼，万民称颂，流民纷纷来归。
太武帝拓跋焘即是明君也是一代伟大的军事家，他当政的时期,北魏统一北方的几乎所有的战争中，他都是全军统帅，亲自指挥。太武帝拓跋焘勇猛果敢，沉着镇定，无论是攻城防守，还是两军对阵，短兵相接；都能身先士卒，一往无前，即使左右士卒相继倒下，或死或伤，他都神色自若，毫不畏惧。因此，将士们对他无不畏惧钦佩，都愿尽力效忠。即位初始，柔然主纥升盖可汗，即乘机率步骑6万攻入云中。拓跋焘得知后，自率轻骑赴援，经三日二夜才至云中。纥升盖率领骑兵将魏主团团围住，骑逼马首，共50余重。魏军将士大惧，但见拓跋焘颜色自若，魏军乃安。要知道他当时只有16岁。
他生性节俭，衣服饮食够用就满足了。有一次文武百官请求加固京师的城墙，修缮皇宫的建筑，说：仍《易经》说：“天公设险，以守其国。’萧何也曾经说过：“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拓跋焘却说：“古人曾经说过：“只在恩德，不在险要。’赫连屈丐用蒸过的土建筑城墙，却被我灭掉了，这怎么在城坚固不坚固呢？而今，天下还没有太平，正需要人力，大兴土木的事，我不想去做。萧何的话也未必正确。”拓跋焘常常把财物看作是军事的基础，不肯轻易浪费。至于赏赐，也都赏给为国死难将士的遗属或有功之家，皇帝国戚以及倍受恩宠的人和显贵达官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得到赏赐.
拓跋焘选任将领出征，都是亲自指挥谋划，面授机宜。他知人善任，有时在士卒中选拔将领，只要重并使用他的才干，不在乎他的出身。
拓跋焘观察极为敏锐，部下没有什么隐情能逃出他的眼睛。他赏赐不论贫贱，惩罚不避权贵，赏罚分明，即使他平时最宠爱的人，也绝不纵容包庇。拓跋焘常说：“国家的法律，是我与天下臣民应共同遵守的，怎么敢轻视呢。”
拓跋焘多谋善断，而且颇能纳言，决不是多疑，刚愎自用之辈。有一次有个叫古弼的大臣因为百姓上访喊冤，入宫奏报。哪知拓跋焘正与一个大臣刘树弈棋，无意处理公务。古弼等了很久，拓跋焘没有结束的意思。古弼大怒，冲上去抓刘树的头发，殴其背，厉声骂到：‘国家政治之所以不好，都是你们这帮混蛋的罪过！’ 拓跋焘见古弼如此暴怒，连忙放下棋子，自责道：‘不理政事，是我的过错，刘树无罪，请放了他吧’
还有一次拓跋焘命古弼准备大批强壮马匹以狩猎，古弼偏偏专挑瘦弱的。拓跋焘大怒，破口大骂：‘这个奴才敢和我作对，返京后非斩了他！’可古弼申辩道：‘我给陛下劣马游猎，其罪尚小；但如果不留骏马以备外敌，是罪该万死。’ 拓跋焘闻得此言，深深感叹：‘这样的大臣，真是国家的宝贝！’。非但没有杀古弼还赏了他。
看到这些，觉得他颇有李世民风范呀
当然拓跋焘也有缺点，其一拓跋焘生性残忍，杀人从不手软。这是少数民族首领的共同特点。拓跋焘比他的祖父拓跋??要好得多，但作为军事统帅，攻城夺寨，屠城的事有；作为君主，杀身边亲近大臣的事也常常发生，而且杀人之后，又常常后悔。
其二，虽说‘惩罚不避权贵，赏罚分明’是优点，但过头了，则说明拓跋焘此人不念旧情，无情无义。比如有个叫奚斤的大将，曾经转战南北，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为北魏立下了赫赫战功。只因一时之疏忽，成了夏国的俘虏。后来奚斤被另一个大将豆代田解救出来，拓跋焘命奚斤双膝跪在豆代田前敬酒伺候。昔日为他打天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大将军，只因一步失足，就遭到这般侮辱，真是太过分了。还有从李顺，刘藉等曾经的宠臣被杀，可以看出，拓跋焘如果认为你该杀，是不会看你以往功劳，也会不念旧情的。
也正是由于拓跋焘以上性格特点，为崔浩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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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崔浩身在魏营心在汉，立意摧毁北魏蛮人政权，因此力劝太武帝灭佛，以毁灭北魏的立国基础。因此计谋被发现后，身死而族灭，但太武帝不好意思说破真相，只好借修史的由头。
崔浩是汉族的烈士啊！
还不算他父亲的卧底年限。时间之长，地位之高，间谍史之最！呵呵。
确实北魏的一系列战争中，崔浩对南侵最不热心，数此劝阻。真打起来了也曾出谋划策。他内心也有矛盾吧。
呵呵，记得当年还是个小孩子（上没上小学我都不记得），天天就盼望着看这部影片。结局有点惨。
俺认为崔浩不可能是有党组织的那种卧底，而是基于民族感情的卧底，当然他对北魏的感情也不可能是单纯的仇恨，肯定也有被伯乐赏识的感激；也必然有骑墙式的幸运和悲哀。
这才是人世人情的复杂啊。
先想了两个小题目，一个是：崔浩和王慧龙。一个是崔浩和崔逞，借以说明崔浩的冤案是由来已久的。
八．“国史之狱”：
439年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还给崔浩下了诏书：“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众实录”。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太武帝拓跋焘诛斩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章仆，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全都被灭五族；“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史称“国史之狱”。
《魏书》的作者在事情过去半过多世纪后进行记录，对事情发生的原委已不甚了了，只是提供了一些让后人判断崔浩事件的片断史实，后世史家亦往往各就一片断立论，意见纷岐而难得破解。
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简单。崔浩对文字工作，一向谨慎。一生中为人写过几百份“急就章”，其中“冯汉疆”（疆即强字）三字，不敢照样写，汉”字一律改为“代”，写作“冯代疆”，免得鲜卑贵族多心。再说，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执笔，崔浩作为主编，“综务处多，总裁而已”(《魏书?高允列传》)。崔浩因不长属文，所以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可见崔浩一同修史的高允，写得比他多，也没有因此遇祸。而且，‘刊所撰国史于石’也是得到了主持具体工作的太子拓跋晃的同意，所以说是修史致祸，不过是想隐瞒真相。
首先所谓‘暴扬国恶’会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弑父、兄弟互杀以及宫廷乱伦等等，这种不堪传颁的事必多，《魏书》里已经记载不少，比如一任帝拓跋??看中其母贺氏之妹，杀其姨父后纳为妃子，乱伦生下拓跋绍，最终死在这个逆子手里。拓跋氏为游牧夷族，还未开化，有些不齿之事还很常见；而且崔浩一生谨慎，智谋过人，应该知道分寸，太低级的错误是不会犯的。也就是说，如果《国记》中有些内容让鲜卑拓跋贵族愤怒的话，不是崔浩幼稚地主动去冒犯他们，他必然有其原因和动机。
当然不能否认《国史》中有关内容的公布对整个事件的催化作用，或着说是导火线。那么到底是什么内容让鲜卑拓跋贵族愤怒不已，让一向宠信他的拓跋焘‘暴跳如雷’呢？《南齐书》卷57《魏虏传》亦称：“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拓跋鲜卑族源于大兴安岭，和汉代李陵毫无关系，此为‘邪说’，它来源于谁呢，不是别人正是崔浩。《史通外篇杂说中》“后魏书条”说：“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凡此诸妄，其流甚多，倘无迹可寻，则真伪难辨者矣。”。崔浩为什么要杜撰这一“邪说”呢，这个以后再谈。他这只是一厢情愿。当时的鲜卑人是“国人”，鲜卑贵族是北魏统治的基本政治力量，仍视汉人及北魏境内鲜卑以外的其他民族为不稳定因素，拓跋焘本人使用了大量的汉人，以有利于巩固北魏统治，但他仍为自己是“马背上生活”的鲜卑人而自豪。拓跋焘及绝大部分鲜卑人均不可能接受崔浩为他们安排的李陵或其他“汉人”为自己的先祖。前引《南齐书.魏虏传》称“虏甚讳之，有言其陵后者，辄见杀”，崔浩作为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自然首当其冲。
可见，崔浩作为《国史》主编，对具体内容亲自动笔不多，但是出于他的政治理想，他有意篡改了一部分鲜卑拓跋早期历史，不想招致灭族之灾。然而这还不是根本原因。
关于所谓‘国恶’是太武帝祖父拓跋??出卖老父拓跋什翼健之说，我以为太过离奇，缺乏证据。更主要的是崔浩不是年轻书生，是为官50年的政客怎么会无缘无故去得罪帝王？
所谓崔浩崔浩因心向刘宋密谋叛魏之说也站不住脚：据《宋书》柳元景传所言拓跋焘南伐，“浩密有异图，〔柳〕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谋泄，浩被诛”。如果确实如此，如何解释崔浩为北魏建立的不朽功勋？如确因反叛被诛，魏史也不用为之隐讳。如果确有反叛之心，太武帝杀崔浩后怎么会有后悔之意？
还有一种说法是崔浩得罪了太子拓跋晃，不可否认崔浩之死与权力斗争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种斗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之争，包含有深层次的文化，政治因素。事实上太子拓跋晃不是一个极端守旧的人物，他反对崔浩进行激烈的废佛活动，也曾在派遣地方长官时与崔浩发生过争执，但是不能把他视为崔浩的政敌，或更进一步将他作为反对崔浩鲜卑贵族的代表。事实是拓跋晃还是比较开明和正直的，整个事件中未见他落井下石，相反小心翼翼地保护了拓跋焘认为罪过于崔浩的高允。过分强调崔浩与太子拓跋晃之间的矛盾，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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