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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5军之前就与张汉民有过交流，但经过长时间交流后的判断，在红25军的几乎所有人（不仅仅是徐海东）的眼里，张汉民就是一个脚踩两条船的人，而且听杨虎城的话远胜于听共产党的话，打共产党、打红25军是真打而不是假打。我个人看法，当年红25军的判断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张汉民部来了。我们向东行动，在柞水与张汉民碰上了。张占了柞水，我们去蔡玉窑再转去曹家坪，张汉民也到了蔡玉窑。他派一个姓张的人来与我们联系。吴焕先、戴季英审问这个姓张的，他招供说张汉民从前加入过共产党，四方面军来时他在子午镇俘了四方面军六百多人，缴四百多支枪，被扬虎城提了一级当警卫团长，派到汉中对付共产党等情况，所以就认为张汉民是个叛徒。等张汉民来了，枪响我们就走，经过九间房看好了阵地，到葛牌镇又转回九间房打的埋伏。”

抓住之后并没有马上杀他，带着张走了一个月，他拿不出党的关系，才被杀。

多谢多谢，长知识了，花上！

在说就要说到

陕北肃反的恩恩怨怨了。

戴季英谈张汉民问题

张汉民先后派人来过两次，与红25军接头。第一次派人来时，省委不相信，说是来了解刺探情况。当时提出要五万分之一陕南军事地图，还要个发报机。第二次派人来送地图，总共两张，但不是陕南的，而是河南卢氏、灵宝的。所以，认为（省委）张汉民这个人不怎么好。

张汉民有个副官，名叫阎赫，陕北人。他曾对我说过，说张汉民是个叛徒，表示要赶走红25军，赶不走就打掉。加之张部跟我很紧，就决心消灭该部。九间房战斗中，张汉民带的一个营，抵抗也是很顽强的，我好多人负伤。战斗是很激烈的。

张汉民被俘期间，在关押期间曾给汉中地下党写过几封信，找党的关系人和证明人，但都没有回音。后因军情紧张，徐宝珊决定将其处死，杀于龙驹寨。之后，查国桢（参谋主任）还就张汉民被杀一事，写信通知过杨虎城。

詹大南谈张汉民问题：

九间房战斗消灭杨虎城警三旅（注：张汉民为旅长），这个仗该不该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敌人追的很紧，我们跑四五天才拉下敌人一天路程。敌人几路追上来，我们从缝隙中跳出去，我们不消灭他，能保存自己吗？有人说不该打，我说他不了解情况。

张汉民是我抓的，当时徐海东同志看到在山崖上跳下几个人，就喊我：你带几个人去抓来，那个跳下去的是当官的。后来我就带着几个人把他抓来了。

看起来真相又扑朔迷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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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被错杀）

　　张汉民（1903～1935）化名田慎颐。山西稷山人。幼读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1924年西渡黄河，到陕北安边堡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杨部南下关中，驻守三原，同直系军阀刘镇华部作战，配合西安的反围城斗争。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调到西安任军事政治队队长，与密友吴岱峰一起协助魏野畴为党培养军事干部。后任中山学院学生总队长，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1927年5月，又回到三原任炮兵营副营长，同时参与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的兵运领导工作。 冯玉祥附蒋反共后，张任中共在杨虎城部队建立的第四军队支部干事会书记兼中共三原县委军事部部长，协助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为县委筹措经费，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土豪劣绅，处决叛徒，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发展20多名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张被第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部逮捕。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元下令将其押到西安，图谋杀害。经中共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被遣送回原籍，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在山东找到暂编二十一师（不久改新编十四师，移防河南南阳），先后任师长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等职。1930年冬随杨部回陕，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和中共陕西省委接通关系，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党委；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魏书林、白景琦、崔启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轩等人担任连营军官。1932年2月， 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阳坡头待机。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 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的示意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 ”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歼其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

　　枪支丢给游击队。此后，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吴岱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下半年，张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任务是负责搜集在陕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军政情报。他通过与陕甘游击队建立的交通联络站，将收集的情报及时上报中革军委。同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执行特委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利用其防区靠近川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与此同时，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大批枪支弹药，并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严重，还有20余人被俘。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 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张和警卫团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报蒋介石。蒋曾为之传令嘉奖。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

　　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时，张新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他派中共地下党员和红二十五军联络，商定了互不侵犯协定。当时，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同中共中央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张即派人送去川陕军用地图；并派中共地下党员去西安、上海等地为其购买电台、医药用品和其他急需物资。

　　同年4月初，警三旅奉命到宁陕以东阻击红二十五军。接到命令后，警三旅的中共组织即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张一面派人去红二十五军通报西安绥靖公署堵击红军的部署；一面率七、九两团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9日（一说3月19日）下午，旅部快到蓝田县九间房（今属柞水县）时，张收到担任前卫的九团团长阎揆要的报告：红二十五军已经隐蔽，沟内似有埋伏，建议就地宿营，以免误会。张认为与红二十五军已有约在先，且相随亦非一日，不会出意外，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时，突然枪声大作，警三旅（欠第八团）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等20名党员军官被俘，不久被错杀。半个世纪以后，由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主持审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对张汉民被错杀作了这样的记述：“由于当时省委（指中共鄂豫陕省委——编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认为九间房战斗打是对的。这是一场战斗，而且是一场红军与国民党军的战斗，战斗是激烈的，双

方都集中火力射击，因此也都有伤亡。我们许多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了。止因为这样、大家才有股气，一鼓作气，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很不了解情况，有历史的局限性。现在听说某某是共产党员，国民党部队里有共产党员等等。你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对红军紧迫不放，为什么把我们往山外逼？使我们实在没有出路了，不打不行了嘛。说国民党部队中有共产党员，这是可能的。说是共产党的部队，这是胡说，那国民党让你吗？还能让你去“围剿”红军？有的人有意见，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汪锋同志有关系，因此红二十五军没有杀他，把他带到了陕北，说明红二十五军还是区别对待的。

根据戴季英的说法，是徐宝珊决定处决张的，4月份张被杀，五月处徐就病重去世了，做杀张的决定时，徐说不定还是在抱病中拿的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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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宝珊，1903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23年春考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在这里，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罢工、罢课等斗争。

　　1926年春，他与一些热血青年一起，回乡宣传革命主张，组织农民协会，从事工农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他被农民协会选送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徐宝珊由广东辗转回到武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先后担任汉川中心县委执委等职。1929年初，他调任湖北省委巡视员，被派到孝感领导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异常艰难的斗争环境中，他抱病坚持工作，组建孝感中心县委并担任书记，并开始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推动鄂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从1929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区委员会委员、鄂豫皖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鄂豫皖临时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鄂豫皖省委委员兼鄂东北特委（道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11月，他代理鄂豫皖省委书记后，纠正“左”的错误政策，注重改变对敌斗争策略，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直接领导红二十五军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摆脱了被动局面，有力牵制和消灭敌人，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 斗争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遵照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带病和省委及红二十五军领导一起，率领部队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由皖西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艰苦转战鄂豫两省，粉碎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一带，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4月，徐宝珊主持召开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建立鄂豫陕省委，徐宝珊继续当选为鄂豫陕省委书记。

　　1935年5月9日，由于长期转战，过度操劳，积劳成疾，徐宝珊病情突然恶化，不幸病逝于陕南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年仅32岁。

可惜啊！！！

因为看到都说他是土木系陈诚的人。抗战胜利后后来当过国民党辽北省省主席，一战四平被俘，又被放了。三战四平的时候，去向陈诚告状说陈明仁贪污停在四平火车站的粮食（其实他是接收大员，接收伪满的物资，被陈明仁的部队守四平的时候拿粮食袋子修工事，路上洒黄豆阻滞进攻，剩下的打四平火车站的时候烧掉了），陈明仁被撤职。

戴季英怎么跟着长征了？印象中是一直留在大别山啊~

甚至认为徐战功有限且基本集中在红军时期，能扛上四星完全是那好钢用在刀刃上的五千大洋，实在郁闷。有时候还是敌对阵营的评价更客观，瑞元同志就说过徐是“文明一大害”，简直跟润之先生的“有大功”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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