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 -- 酷爱星辰
大年初二（2009年1月27日）夜里，姥爷在窗外的阵阵鞭炮声中走完了他92年的一生。作为晚辈，我有幸在春节前为陪他过了93岁生日，也有幸陪伴他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程，这多少让我减少了一些了姥姥去世时我在西安没有赶回来的遗憾。
在举办葬礼期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姥爷的一生经历了解甚少，只知道几个片段。在我向父母、舅、姨们询问时候，发现他们所知并不比我多太多，因为姥爷一生谨小慎微，极少讲起他的经历，直到九十年代，才偶尔提及一句两句他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他在沈阳的伪满第二工科上过中学，后来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上了2年学，学日用化学，后来因为付不起学费退学。从哈工大退学后，在伪满的金融合作社干过，1945年光复后失业在八面城（属辽宁省昌图县），中间中共辽北省委曾经来人邀他参加革命，他因为过去在金融合作社干过，而且当时中共初到东北，他认识有局限，所以不敢参加，举家迁到四平，曾以推小车为业，直到1958年才参加四平文教用品合作社（后改为文教用品厂、四平第五塑料厂），在那里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文革期间姥爷因为“国民党员”问题和“反动技术权威”曾经被揪斗，而又因为家里面无成分（经历复杂，无法定成分），我妈吗和舅、姨们上学、工作都曾经受过影响。而姥爷这些经历的详情如何，甚至他的父母家庭情况，我们都不甚了了。
我和长辈们说起来大家都很遗憾，因为没能在老爷子不糊涂时候问询一下，现在我姥姥、姥爷都去世了，已经无人能够说清楚这些事情了。在我以为姥爷的历史再也无法了解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找到了姥爷的档案，并且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毕业证等证件。
姥爷档案袋里装了厚厚的一大叠材料，打开之后发现里面90%都是他在文革被揪斗时候的内查外调资料，还找到了他的自传以及1958年的登记表。正是由此我把已知的事情串了起来，才对他的一生经历有所了解，对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所了解，有所理解。我计划有空写出来，完全可以作为上个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在之后几十年经历的一个缩影。
我的姥爷名叫李德新，字铭三，1918年1月10日(农历是1917年11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新民屯的一个渔民家庭，他的父亲叫李景轩，人称李老景，母亲何氏。新民屯在渤海之滨，姥爷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说到他家离海只有几百米之遥，坐在炕上就能看见海。从姥爷的自传来看至少从他爷爷李福（也就是我妈妈的太爷）那辈就是以出海打渔为生，但是打渔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不仅很危险的而且收入微薄。他爷爷就因为劳累过渡，壮年去世。姥爷的父亲兄弟六人，他是最小的，四个哥哥也是打渔为生，大哥因海难身亡。姥爷的奶奶姓陈，老太太比较有眼光，让姥爷的父亲李景轩不要当渔民而去学买卖。于是姥爷的父亲去了昌图县的永巨昌粮栈油坊当学徒。因为姥爷的父亲李景轩读过私塾又会打算盘，加上办事认真，得到了粮栈东家栾子轩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外柜掌柜，并给予身份股，成为粮栈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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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宝
1922年直奉开战，姥爷的母亲带着姥爷从绥中去昌图投奔他父亲。当时姥爷的父亲刚当掌柜不久，家里面生活还是很穷困，就只在昌图县八面城镇的烧饼胡同王家租了一间偏厦居住。据姥爷在自传中的回忆，开始的日子是很穷困的，他父亲在八面城刚刚立足，家里人口又多了，花销自然增大不少，生活很是窘迫。直到姥爷的父亲当上外柜掌柜，增薪增股，家境才日益好转，家庭生活初安，姥爷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也在八面城相继出生。姥爷的二弟，也就是我的二老爷叫李德元，字铭良；姥爷的小弟，我的老姥爷叫李德均，字是什么我不知道，姥爷的两个妹妹，大姑姥叫李德荣，现在还在世，二姑姥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姥爷的登记表里面没有写到她。
姥爷的父亲虽然念过私塾，应该仅是识字会打算盘而已，文化水平不高，虽然很有商业头脑，但是遇事与东家意见想左时，总感学历不足为人轻视，于是下决心让姥爷兄弟们读书，想着读书之后可以做官，也可以经商发财。姥爷八岁（1926年）进入昌图县八面城镇（今属辽宁省）第三小学上学，六年毕业。
在当时，小学六年毕业就算是初等文化程度了，若无他求足以工作养家，而读书的费用不菲，并非每个家庭可以承受的。当时姥爷家里人口多，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富裕，家里本来就打算让姥爷工作了，恰巧永巨昌东家的栾子轩的孙子与姥爷同年级，要去考初中，于是说服姥爷的父亲，让姥爷与其孙同去参加考试。姥爷考上了初中，好像当时栾子轩是答应资助姥爷学费，姥爷才得以进入昌图初级中学学习。姥爷在初中读了二年半毕业，此时姥爷17岁（1935年）。此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多了，于是姥爷又得以进学，考入奉天省立第二工科高级中学应用化学科学习，即东北老百姓所说的国高。
当时东北正是伪满时期，我感觉与现在相比伪满的学校设置比较奇怪，有一些国高是包含职业教育的，我猜类似于现在的职高，但是考大学的时候又与无职业教育的国高一样，并不受限制。姥爷就读的第二工科高级中学在沈阳小河沿，当时是伪满州国国高里面好学校之一，第二工科后来被合并入沈阳大学，当年校址现在是空军463医院。姥爷在晚年多次提起小河沿，有一次我说起淘旧书的事情，姥爷还说沈阳小河沿有不少旧书店，让我去看看。我当时很诧异，因为当时姥爷已经八十多岁了，他至少有10多年没去过沈阳，我就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上学的时候去买过，也就是说的这至少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那些旧书店肯定早没有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姥爷就读的是应用化学科，除了学习文化课之外，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习专业课。一年级姥爷学的是制革，二、三年级学的日用化学——也就是炼制纯碱、制造雪花膏、墨水等，这些技术在解放后成了姥爷养家糊口的本钱。在校期间，除了课堂学习还要参加实习，姥爷去的是抚顺煤矿所属硫酸工厂焦子工厂，为期三个月。后来姥爷回忆到，他在工厂中看见日本人在工厂中蛮横，中国工人备受欺凌又吃不饱穿不暖，于是视去工厂工作为畏途，从三十年代末到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间并未从事本行工作。
对在第二工科的高中生活，姥爷曾偶然跟我提到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当然和东北普通百姓的生活比，还是要好点的，至少顿顿有正经粮食吃。姥爷回忆说他们是学生自办的伙食团，按人头收伙食费，轮流担任负责人来张罗。主食是高粱米饭，菜就应季节，什么菜最便宜就吃什么——冬天顿顿白菜、酸菜、豆腐、土豆，夏天顿顿豆腐、茄子，一直吃到人腻歪，但是再腻歪也得吃，当时只有这个，能顿顿有高粱米饭有菜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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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姥爷20岁，是年12月他从第二工科毕业，国高毕业当时学历已经不低，出来工作学历已经足够，不过姥爷的父母对子女教育很是重视，但凡有条件都要供子女读书，而且当时家境尚可勉强让姥爷继续读书，加上姥爷毕业后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决定让姥爷考学。重视教育这个传统在我家里传承至今，就是在我姥姥姥爷在世的时候，他们最喜欢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攒金攒银不如攒满腹经纶”。
1938年2月，姥爷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进入应用化学系学习。哈尔滨工业大学自1920年成立以来，校名做了多次更改，1936年1月1日校名改为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而1938年1月1日更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沿用至今。姥爷入学时，正赶上更改校名，所以姥爷的这份第346号身份证明书上就出现了两个校名同时存在的情况：现住所是满洲国立哈尔滨工业大学寮，而校长章则是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校长铃木正雄。
经我查哈工大校史得知，铃木正雄是从1937年1月起任校长，哈工大也转为完全按日本方式办学阶段，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铃木正雄才离职。这个铃木正雄的情况，我没有查到资料，据中国记忆论坛的网友告之，他任哈工大校长前是满铁的建筑科长。
姥爷对于在哈工大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未曾讲过什么，只是和我提起过当时的学费很贵。他说在哈工大上学一年需500元，我不知道这是否包括生活费。对于伪满时期的钱我没有概念，据姥爷说当时的黄金是90元左右一两（16两一斤），也就是说当时在哈工大上一年学的花费是不到6两黄金。
姥爷在哈工大时学制为3年，在上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姥爷因经济情况而在1939年9月退学。关于退学具体原因我们早先并不知道，只知道姥爷读不起了。直到他去世后，我翻阅档案中的自传等材料，才知道实际原因是因为他上学期间，他的妻子与父母失睦，触怒二老而不在继续资助，不得不退学。
这里提到的姥爷的妻子并不是我的姥姥，是姥爷的第一个妻子。姥爷结过四次婚，我的姥姥是他第四个妻子。他前三个妻子都是在结婚不久后就病逝了。生前姥爷几乎没提起这些事情，即使我的舅、姨们也不是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则是在前几年时候，给我父亲讲《白鹿原》时候才偶然得知——父亲听我讲了白嘉轩的故事，告诉我：“你姥爷也娶过四个媳妇呢”。除了我的姥姥，其他三人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无人知道她们的任何情况，就如同从没有存在过一样。
姥爷从哈工大退学后，1939年10考入伪满长春金融合作社职联合会职业养成所学习2个月。培训合格后姥爷被分配到伪满洮南金融合作社工作。1940年1月，金融合作社后与农事合作社合并而成立兴农合作社。兴农合作社是伪满与农业有关的特殊机构，它的设立是为了配合伪满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兴农合作社的金融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农业银行和城乡合作社，为商业银行性质的信贷机构。但是，兴农合作社与纯金融机构不同的是，它还负责农业技术指导和农产品征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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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这内查外调资料还给后人留下了一点资料，我也是通过许多这类的资料才知道了很多家史。
开玩笑了，写得很好，请继续。
不看都不知道档案里面塞了些什么。花之
最近半年比较忙，最近正在写。
看到您和通钢还有点关系，倒不见您对通钢事说很多，有点想听您对通钢事的看法。
只是通钢集团的一个工厂，加上我父亲已经内退，所以我对内幕不是很了解。以我的经验看，要是认为这事件是工人自发的那绝对是对老国企不了解，我认为很可能是原来的领导层人物为了防止自己下课组织的，目的就是搅黄改制，反正改制不成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无论企业最后如何发展，就是全部工人下岗不开资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头上。
但是从东北的国企改革经历来看，我个人观点趋向于尽早进行改制，这其实于国于民都是好事。否则，如果企业形势一直不好的话，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国企最后的财物耗尽，生产设备流失殆尽，而最后工人无法安排(改制是需要钱的：安置退休职工，清偿职工欠工资和集资等)，倒霉的还是工人。这样的例子在我家那里并不少见。
就我们市情况来讲，96~97年是最困难的，因为基本上国企都下岗或者效益很差，大量工人下岗（当时听说谁按时开资都觉得新鲜）。而在2000年前后很多企业改制结束后，经济形势好转，大量工人又重新开始上班（当然原来就不好好上班的人是没人会用的），甚至有些企业的效益达到自建厂以来的最高点。而反观拖到最后改制的工厂，工人最后境遇都很差，因为企业长期都是不死不和的拖着，为了维持卖地、卖设备，最后都剩不下啥。而老国企进行改制之后，接手的老板是不可能像国企那样办企业，要扩大生产就得用人，当然原工厂的闲人是不可能用的，原来靠各种关系而没什么能力的领导层成员当然要走人，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可以避免失业，甚至工资会提高。再考虑到税收、交社保等，其实对于国家也是很大好处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问题，拿政治的原教旨主义来看经济问题，是办不好事情的。
但我对那个集团不太有好感，当然主要是堆吉林国资委和上面姓王的没有好感，主要是那个集团先把矿山捞到手，把厂子甩出来了，（在网上看的，通过后来的一个协议，不知准不准），还在别处另搞一个厂子，这做的太绝了。
牵扯到太多的人和利益纠葛，接过这么大一个企业，既是财也是很大的负担，亏本的生意人家肯定不会干的。
这次建龙集团我感觉是策略失当才引起这个事情，如果采取先稳住老国企管理层，许以好处，没准还是这个政策，外人会看见工人组织起来欢迎改制的场面
，不要笑，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