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井底观天原创】大国游戏，发帖者的一些说明 -- 金口玉言

大国游戏（之三十五）

2008-07-11 16:48:12

六十九

所以在这个微妙的，但所有明眼人都心知肚明的情型下，李明博跑来撞枪口，真是找死，而且死得很难看。本来，韩国的经济能够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完全依赖于与中国的经济密切化。一个聪明的做法是，复兴韩国自身的中华文化传统，重新普及汉字，利用同文同种的优势，象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一样，在中国经济中抢占先机，不要挑起无聊的文化，历史和领土争执，比如高句丽古文化归属，吉林延边和长白山这些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利用中国社会里仍然遗留的反日情绪，在和日本，美国，欧洲争夺中国市场份额上，抢个头彩。 反观日本，从来就不会在文化上同中国争吵，而且实实在在的承认日本文化的70%来源于中国文化。而且在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用汉字为基础，引进的西方新思想和新词汇，都几乎全部被中国接受，如果日本有韩国那样心态的话，恐怕虚荣心要膨胀到九霄云外了。

韩国本来靠其华丽包装，但却缺乏内涵的泡沫电视剧为其产品的销售打开了一个不错的局面。这些电视剧在低级趣味的粗俗文化里，创造了成功的商业文化市场，为整个韩国产品系列起到很好的推销作用。为什么韩国的电视剧在内涵上一般，但商业上却很成功呢？因为这些电视剧的故事完全满足了生活无聊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意淫梦，而这些主妇（香港人则叫师奶）又是消费品市场的主要生力军和话事人。基本上韩国剧的中心，就是一个楚楚可怜的灰姑娘如何把韩国仅有的几位大财阀的继承人之一，收倒在石榴裙下。这些又富有，又长得帅，又聪明，又有同情心的王子们，完全不像真实世界里的此类人物，忙着做潇洒的花花公子，在二流明星，模特和选美小姐之间左拥右抱，反而要对灰姑娘一片真情，不弃不舍，几棒子都打不走。当然还要加上一个宝钗之类的表妹情敌出来挖陷阱，下绊马索。再加一个对灰姑娘死心塌地的大傻冒，一旦剧情需要她眼瞎耳聋，身上到处长癌症的时候，这个灰姑娘的人体器官备用库大傻冒，就可以很煽情的去死，然后把他的眼角膜，肝了，肾了之类，为她做器官移植。

中国的俗文化中确实缺乏为女人量身定做的意淫故事，但就很多为男人而编的自慰戏。比如说黄梅戏中的女驸马和天仙配都是此类。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是当然的老套。但是你个破书生，不光有个美如天仙的富家小姐喜欢，还可以帮你做高考枪手，射个状元冠军回来，也许顺带还帮你娶个公主当二奶，你说爽不爽。天仙配上无德无才兼无能的董永，混到要卖身做三年长工，居然有个真正的天仙妹妹死活要嫁他，小仙术一施，三年变三天，真是令天下没有出息的男人们梦中都要流出口水来。现代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也是桃花遍地，不管你是姑姑，姨姨，姐姐，妹妹，小泼皮是老少咸宜，大小通吃，难怪中国男人个个对其着迷，要少学韦小子，老学杨大倌。

可惜的是韩国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文化上应该怎样给自己定位，成日家弄些让人笑破肚皮的新考古发现。在科技上，韩国更是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据韩国东亚发展中心的报告，中国的科技能力已经是韩国的95%，在近年内应该会超过韩国，使东亚科技日韩中的格局变成日中韩，估计会对韩国的经济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产生重大影响。

七十

这大概是韩国对中国恐惧的最大因素，也是韩国人对中国人态度由好转坏的主要原因。对中国经济的绝对依赖，加上对未来缺乏信心，使韩国新政府企图靠疏远中国，亲近美国令其经济多样化。而李明博政府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个步骤的一个主攻方向。但可惜的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不一定会为韩国的出口贸易带来短期的效果，而为达到这个目的，韩国首先要开放自己的农产品市场，令美国牛肉可以无阻拦的横扫韩国，从而导致为保护农民而兴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相对于日本，在保护本国农民，但又不得不进口美国稻米的情况下，就处理得比较好。日本基本上是买了美国米，然后放在仓库里烂，而防止冲击自己的稻米生产。这些米过几年后，就贱价卖给农民当饲料，算是皆大欢喜。只是今年美国的对冲基金把米价炒上了天（也不能怪他们，股市和楼市都被炒焦了，只能在石油和商品市场上斩杀），大多数出米国禁止出口，保护本国利益，而许多象菲律宾等进口国只能干瞪眼，无米可买。最后还是日本征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把准备放烂的米拿些出来为菲律宾救急。因为日本不能将这些米放回市场而影响国际稻米价格，必须美国同意才可以这样做，以保护美国的大米出口商。

本来，李明博的747和他的效法者马英九的623都是拿来忽悠老百姓的。其实李明博想把韩国变成世界第七大经济体，需要将现有GDP从接近1万亿美元翻一番到多于2万亿美元，将现有人均从二万多美元增加到四万，可以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等一争长短，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拿大是得益于世界石油和商品价的飞涨，而意大利和法国有很多高利润的产品，比如说军火等等，是韩国不可能涉足的。而欧洲市场的一体化也为意大利和法国的高档消费品保证了市场，北美贸易协定也使加拿大在美国市场上有很大的便利。韩国没有自己的巨大市场，在高科技上又要和日本，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竞争，在国际经济高涨的时候，也许可以有些机会，而在美国和欧洲面临衰退，亚洲会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想要放大卫星，在未来的5年内有所作为，好像有些痴人说梦。

而且在他竞选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出现次按问题，以中国经济12%的年增长率，已经把预测下调到9%。而韩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大致在4-5%之间，一下要在世界经济困局中一花独放，跳2-3个百分点，似乎有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味道。当初，韩国陷入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大财团胡来，而之后的反弹，韩国已经出现了全民负债，不动产泡沫等日本和美国都经历过的危险情况，现在的政府不实事求是的面对困境，而是为了民主选举蒙骗人民，乱开支票，怕的是不光那个大跃进的747飞机上不了天，搞不好来个经济崩溃，都不出奇。一旦韩国的楼市开爆，情况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看一下日本的例子，自从1990年开始，日本还没有走出经济萧条近二十年的长路。日本在科技上仍然具有其领先优势，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好。如果能同中国齐心而力，在发展新能源和节能技术上支持中国，其经济的复苏可以和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挂钩，使日本的经济在5-6年后走出萧条。

大国游戏（之三十六） 2008-07-15 14:04:52

第八篇

梧桐不禁三更雨，起坐寒星一缕烟。

--自题

七十一

谈到中日关系，必须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局去看问题。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国，有利于打破世界经济和技术上由欧美垄断的局面，对中国是一个有益的因素。但日本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美国殖民地，则对中国有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日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日本采取亲华政策，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助力，反之，如果日本采取仇华政策，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阻力。当中国的发展迫使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则会帮助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争夺形象力上起良好作用。

从日本本身的角度来讲，在这个世界性的大变革中，如何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中美两大超强中，平衡关系，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希望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为其国家正常化迈出重要一步。但问题是，如果日本的立场完全亲美，中国就会否决这个提议。而如果日本的立场亲中，美国就不会让其入局。

对日本而言，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尽力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给予中国技术和投资上的支持同时，也享受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上，则继续依靠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军力的增长持提防的心态。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必须加快和中国的军事交流和合作，使中日和平可以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而一旦日本对中国增长的军事实力不再恐惧的话，日本真正的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的时候，日本就可以取消日美安保条约，把美军从东北亚赶出去。

所以中国在对日政策上，必须着重三点。一是经济上更紧密的合作，二是军事上加深交流和互信，三是政治上定期的高层互访。至于在民间情绪上，中国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才可以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真正的感受到作为大国国民的自豪。对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的行为，不需要有过激的反应。这一点，中国人需要象美国学习，美国人对日本教科书上对珍珠港的处理，完全不予理会。对美国人而言，实力决定一切，如果你日本人可以觉得向美国叫板的话，顶多我再扔几颗原子弹而已。

对日本而言，过去以有限的人口和资源，与大国抗衡，靠得是全民族狂热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这一套就完全无用。在当今的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具有足够辽阔的国土，可以经受住一场核战争。象日本，英国等之类岛国，则更本没有胜算，一次核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再存在，根本没有资格和别人找架打，只能靠维持足够的阻吓能力来增加敌人的成本。再加上日本在美国的统治下，人民享受到了非战的好处，军国主义想在日本复活是难于上青天。

日本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口老化和人口减少。由于东方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日本自然是一个长寿社会。在加上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费用昂贵，人们普遍不愿生孩子。在男女较为平等的国家，如北欧和北美，因为丈夫比较愿意帮忙做家务，妻子比较愿意生孩子。而在歧视女性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女人通常不会愿意生孩子，来增加自己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通常不会好战，而希望有一种安宁的生活。

七十二

根据人口学研究，当一个社会平均年龄低，差不多每个家庭的生育率是3-5个孩子的话，那样的社会因为年轻人多，社会结构不稳定，国家通常比较好战，每个家庭也比较容易接受有孩子为国捐躯。对日本和中国而言，其社会结构都要求其人民越来越希望和平。日本的人口减少使其不能承受大的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害，而海外移民的首选，又是来自中国上海等地的留学生，来补充其未来不足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有人还在散布日本威胁论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大概是没有任何事实基础。

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带来的独生子问题，也是不会轻易和别人动刀动枪，本来能够不用战争解决的问题，当然不需要用人命去换，从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例如写孙子兵法的孙武，大力提倡的。战争只能作为最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正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到现在还是损失惨重，仍然看不出结束的一天。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不是靠战争得来的，而日本今天的经济强国地位也不是靠战争获得。所以中国和日本之间，完全有能力避免一场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日间的任何冲突，都会损害双方的利益，而推迟世界中心向亚洲区的转移。任何中日摩擦和对抗，直接得益者应该是美国和欧洲，因此每当中日关系有所发展的话，你就会听到不少撩是斗非的声音，攻击中国政府。而这些来自于海外的声音，你必须知道他们的资金来源于何处，才可以对他们的意图进行分析。通常很多海外的反中国政府势力，在美国和欧洲的财政支持下，会进行针对中国政府的舆论和行动。当这些行动和舆论产生危害时，中国政府不得不对美国和欧洲做出妥协，在其关键利益，如中东和北非等，作出让步，这些西方的帮手，就会转过头来指责中国政府出卖国家的利益。

最近的东海协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没有要求归还琉球的主权。本来，当初琉球被日本强占，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森仲裁给了日本，而清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认。据说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总统曾两次向蒋介石提出，归还琉球主权，而被婉拒。当然，以那时国民政府的施政水平，连台湾人民都被逼出来个228，就算当初琉球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也不一定有能力管好。如果没有琉球的主权问题，日本不光在东海，在钓鱼台上都没有资格和中国谈判。而将琉球主权收回，在今天是完全不现实，但如果这个争议一天不解决，中国，至少在民间，就应该以支持琉球独立作为一个反制方式，来压迫日本的谈判基础。

中国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极其有远见的。在坚持中国的主权底线下，对日本进行一点让利的甜头。其实对一个大国而言，不论是保障大陆架国家的关于大陆架的条款，还是保障海洋国家的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条款，你都不能让所谓西方控制的国际法庭来决定你的主权。而中国完全不能指望西方的法庭对中国不怀有偏见。这样的主权纠纷只能由纠纷国的实力来决定，而中国在面临日美军事联盟对抗并不占优势的今天，当然应该将主权纠纷留到后代，等中国的实力强大之后，在去解决问题。

大国游戏（之三十七） 2008-07-16 13:28:00

七十三

在搁置主权争议后，对该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是唯一的可行方案。如果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不能有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当然中国可以强行从春晓等油气田出产，因为其本身位置并不在争议范围之内。而日本除了抗议之外（以春晓油气田从争议地区吸油气为理由），只能做一些象征性的举动，比如让得到授权的日本石油公司在争议水域里勘探等等。笔者不认为中日会因为这些双方姿态性的动作，包括可能的舰队和军机的短暂对峙，会导致一场军事上的冲突，但是东海和中日关系之间，就会呈现紧张关系。

在这种形式下，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和影响就会发生变化。本来，目前控制南沙群岛的几个东南亚小国和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协议，而这些小国根本没有兴趣去挑战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地缘战略利益，并视中国军力的存在为他们的保护力量。一旦中国和日本在东海争执上剑拔弩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承诺就会有所怀疑，从而给予美国军力介入南沙群岛的争议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使美国可以高姿态的重新驻军这些国家。

因此不能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基本使中国无法在这些海域进行开发。那么在能源对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今天，和国际油气价格高企的时候，中国号称有大量油气储备却无法开发。而由于能源价格高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加大投资在各类再生能源上，在今后的数年内，不排除在这个领域有重大突破。如果等到未来去解决争议，可能那时的石油气资源已经不再那么值钱。正如西方俗语里一句话，手上抓住的一只鸟，胜过林子里的两只鸟。

其实对中国今天的发展，寻找稳定和多元的资源当然很重要，但是如何尽快提高能源消耗比率是最迫切的事情，对减缓能源需求和供应之间不平衡的压力，改善现在的环境污染，都急切需要解决。而中国在这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至少有二十年之多，能源消耗率要差于美国２.５倍，欧盟的５倍，和日本的９倍。中国的落后不光是在对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上，还是在提炼和加工方面，甚至在具体消费上，都存在极大的低效率问题。当年中海油出高价并购优尼科，其主要原因是获得先进的开发和提炼技术。但由于美国其他石油公司担心中国会打破他们的技术垄断，从而增强在世界上开发油田领域的竞争力，通过其控制的美国政府令收购计划失败。如果中国通过在东海开发上和日本公司合作，就会绕过这个阻碍，有助于中国获得这些先进科技。

日本与中国正好相反，在节能上位于世界前列。日本人创造１美元的ＧＤＰ只是美国人的３７％，是名至实归的世界第一。除了其完整详细的法律和全民族的节能和环保意识，日本在如何有效的综合使用能源上，确实有令人佩服的一套。笔者在数年前就建议中国应该以东海合作上的让步来换取日本在高能效技术上无偿或低价转让。这样不光可以为中日两国人民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而且光是中国节省出的能源，恐怕已经不亚于开采出来分给日本的分额。而从中带来的合作的好处，又是多方面的。

七十四

如果日本无法染指东海的能源，在当前的局势下，日本只能在美国控制的伊拉克油田（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等着买入经过美国大石油公司和华尔街大投资行拼命加水的高价石油，不然就是利用日本庞大的外汇储备，加入争夺非洲的油气资源。目前非洲的石油仍然以５７％出口欧美为最大市场，１４％到中国，已经引起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试图利用苏丹达尔富尔和抵制奥运会来逼迫中国吐出来。至少中国以大佬的身份带着印度一起玩，比如在苏丹的大尼罗河石油公司里，印度的股份就有２５％，减少了因为竞争而推高的成本。如果日本加进来抢油，而且也抬出中国投资无附加条件的招牌菜，肯定会推高中国在非洲开发石油的成本。

反之如果日本能和中国合作，以其领先的技术能力，加上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大佬身份，中国的石油公司带着日本小老弟一起玩，可以使日本的海外能源来源多样化，并能够参与到美国和欧洲够不到的地方的开采工作。当日本的能源来源不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话，日本就比较愿意在美国的全球政策上持不热心的保留态度的做法，而日本的能源来源更多和中国扯在一起的话，就比较自然的容易赞同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而当日本可能不得不响应美国的号召而对某些国家实施制裁，就可以学习美国大公司的方法，在中国成立由日资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是同中国公司合股的中国法人公司，以绕过美国的制裁限制。

中国在与日本达成东海合作协议，除了引来美国已经对台海两岸走得太近的担忧，和欧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恐惧外，俄罗斯恐怕也会发表一些怨言，因为中日合作使其奇货可居的谈判姿态必须放软，但没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在这个合作基础上，中国同美国关于能源技术的合作和转让上，美国也不得不降低价码，免得让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如果中国能够有效的利用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并在其上进行更新，在清洁煤，液化煤和二氧化碳地下储藏和人工光合作用等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就可以大大减低中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中国由于争夺资源而和美国和欧洲造成冲突。本来，由于中国是唯一一个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国家，中国对原材料和各种金属的需求量极大，但因为并没有抢进西方列强的饭碗，因此对这个领域西方还是比较容忍。但在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上，由于西方经济极度依赖，中国小小的动作，就会造成满堂喊打喊杀声。

事实上美国在节能的高技术上与日本相差不是太远，但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国防领域，被石油公司操控，任何国内的节能计划通常会被政府反对而胎死腹中。比如说现在美国一天要消耗２千万桶原油，其中１千１百万需要进口，这个消耗量的６９％是用于包括开车之类的运输，只有大约４％用于发电。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要改变美国人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如何改变当前的交通技术，而不是如何利用太阳能发电，当为其首选。但是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已经有很成熟的电动车技术，可是由于政府的阻扰，这个技术完全没有得到完善，即使在今天，也只是电油两用车才在油价的不断攀高之下，初成规模。反而，用来抬高世界粮价，斩杀美国纳税人，忽悠环保意识的玉米燃料倒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大国游戏（之三十八）

2008-07-19 01:06:19

七十五

最近除了大谈由美国和中国建立共同管理世界的Ｇ２之外，又多了一个Ｐ３，也就是太平洋三强俱乐部，由美国，日本和中国参与，来解决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另外，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提议把加拿大从Ｇ８里赶出来，让中国代替。最多的就是在现存的Ｇ８基础上，扩大到Ｇ１３，加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这各种提法，都是为了面对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对世界新次序而作的全新安排。但是这些提法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那一种排他的俱乐部都无法对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事务做出全面的操控，而又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涵盖所有面临的挑战。

比如说，如果要谈到石油问题，你不能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可是除了石油问题和中东问题之外，沙特又不能在其他事务上有所作为。再如，地区性的争议，如在非洲或者拉美，你不可能不首先考虑当地的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意见，但这些联盟又不可能对其他地区的事务有太大发言权。结果就变成你还是需要由最主要的国家形成一个小圈子，然后在具体事务上临时加入各相关团体。

那么这又和现在的Ｇ８有多大区别呢？俗话说，汤多不入盐，主要的区别是现在的Ｇ８俱乐部闲杂人员太多，合资格入会的人士太少。从国家分量来看，加拿大固然是个十分的假货，但是其他的如意大利是７成水货，连法兰西，德意志和不列颠都是３成加水。俄罗斯和日本如果变成一个国家，则是名副其实的硬通。可惜的是两位仁兄都是一条跛腿，日本跛的是政治腿，俄罗斯跛的是经济腿。那么剩下来的确实只是美国，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外交的超级强权，才堪称当然会员。这也难怪当初新保守派分子们，有种投鞭阻流的气派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异军独起，别树一格，也给当前的格局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本来一个俱乐部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参加的不光是要够资格交得起会费，还要有同好，同趣和同心，才可以同声同气。而中国就是与大家不同，不拉进来玩，你这个俱乐部就是形同虚设，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只能以口水漱牙，然后大家磨一阵子嘴上的粗皮，往外喷上大大的几个吐沫而已。要拉中国进来，就要大改章程，结果可能是原先说好是足球俱乐部，最后就变成了美式足球俱乐部，搞到与其设计的原始初衷风马牛不相及。

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差别在于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西方自然不愿放弃其自以为是的个人幸福感觉，照着镜子忸怩作态，自己把自己爱得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哪里愿意为了你一个“丑陋”的面孔，而削足适履，改变他们的游戏规则呢？那么要中国人改变，才可以入会，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如果中国人变得太慢，等到合乎这个俱乐部的入会资格时，也许俱乐部早就破产了。更何况，中国人小日子越来越红火，可能真的不想改变其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方法呢？

当然也有人士认为，为什么中国不快点变成俱乐部要求的标准呢？其答案就是，如果中国吃了这张开出来的药方，然后兴冲冲的赶去交俱乐部申请书，可能在还没有走到俱乐部大门口的时候，就已经病发而死在路上了。

七十六

其实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近的不说，看看俄罗斯的经历，大家就知道这种以西方药方为蓝本的所谓政治改革，其实是饮酒止渴。说难听点，只不过是西方在新的形势下，为大家开发出来的新型鸦片，让你吸了毒后，毒瘾大发，觉得很ｈｉｇｈ很快乐。然后等毒瘾过后，你就觉得好傻好天真。

许多人会说，中国人都没有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当然不知道里面的好处。错了，中国人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搞到最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只是到了１９５０年，又靠着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才又变成了一个虽然不富裕，但至少不被列强鱼肉的国家。在中国议会民主的一幕很有趣的戏，就是１９２３年曹锟选总统。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议员们已经将自己的选票开出了价，大致是５千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光脑袋。５千个袁大头碰撞在一起，估计比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吐硬币的动听音乐更要接近天籁，够这些人民代表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一阵子。

可惜中途杀出个程咬金，据某家大报（如美国拿手的宣传战）爆料，曹三傻子刚刚用１０万块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做４房姨太。这一下，整个国会炸了锅。群情激愤，这些谦谦君子们怒火万丈，开始讨伐曹锟的恶劣。不是大家真的贪钱，只不过发现堂堂民选的国会议员拿出来卖，还卖不过一个小婊子！而一个小婊子居然值２０个国会议员，真是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曹锟则赶紧约见议员做工作，并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是一些别有用心人士所为，其实买妓女只是花了４万而已。一轮轮国会议员的讨价还价，唇枪舌剑，结果最终以每位议员１万元成交，使民选的国会议员们真实的感受到了民主赋予的权利应该怎样善加运用。最后曹锟在５９３票中以４８０票高票当选了伟大的中华民国总统。

不过回头来看，曹锟虽然绰号叫三傻子，其实智商要比美国两次由人民选出来的布什总统要高些，至少，曹兄是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中出头。也许有人又会说，那些时候的道道，今天没人会玩。说这话的人，估计是没有了解过印度，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民主选举是怎么玩的。其标价方法和收钱方式和中国以前的选举基本相似。也许会有些人说，这些都是民主变形，人家北美和欧洲的就比较像样。其实用更高明，或者是更精细来描述要更准确一些。不信的话，如果你有钱，想在美国收买官员替你效劳的话，笔者到可以教你几手。比如说，办什么样的事，要买那几个官，每个什么价，那种方式付款，如何拿到回收等等。这些可都是合法的啊。

并不是说议会民主一无是处，相反这里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但是如果个个明白人都学广东大炮孙文，对美国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对实际操作完全一头雾水，只是精于读完几本“教会傻瓜什么是民主”系列通俗普及教材，成日高谈阔论，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实践，又不了解中国传统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来批评中国政治实践。如果这些人呆在海外，自然只是增加些噪音，呆在中国的学校里，也只是妖言惑众，多骗几个后辈而已。但如果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政，那可就是大难临头，则一定要起来推翻他们，免得这些江湖术士把中华民族再次拖进四分五裂，害得大家又要辛辛苦苦的再去统一中国一次。

大国游戏（之三十九）

2008-07-21 15:08:43

七十七

在孙中山对美国的民权充满向往时，超过数百万的美国黑人还在集中营里做奴隶。自从林肯赢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法理上黑人已经成了自由人，而不再被当成奴隶，但美国宪法和其他法规并没有把黑人当奴隶，认定为犯法的条文。于是美国南部各州自己颁布了形形色色专门针对黑人的法律，比如说黑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证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则就立即抓去坐牢。在这种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给美国的大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等等，作为变相的奴隶来用。在这些强迫的集中营里，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种类似于关塔纳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层出不穷，许多在营中的黑人被沉重的劳役，得不到治疗的疾病，和无休止的折磨而丧生。而美国公司在租用这些罪犯来开采矿山，修建道路时，则赢取暴利，还因此而击退了白人工会的罢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没有总的数据，但是光在阿拉巴马一州，至少超过20万黑人被租出去。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才由罗斯福政府出来干预。当时干预的原因是，日本帝国利用这个事件开展的宣传攻势很成功，使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另外就是，美国需要大量人力从事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和军需生产工作。于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国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可以说是日本军国分子们救了黑人一命，但就把美裔日人变成了新奴隶。当时的中国政府趁此机会，由宋美龄主导，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都有赖于日本鬼子之力。

而美国和英国放弃所有不平等法案中的在华特权，也得益于日本军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签订的日本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协定，迫使美国和英国不得不作出比日本军国主义要“道德高尚”的行为来。即使是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如果不是苏联的政治攻势，估计很难预料其结果如何。甚至在半黑奥巴马出来选总统的今天，经历了两任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年轻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在蹲打牢，而且这种局面改善的机会基本上不存在。

所以现在有人搞笑的解释说，美国宪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译错误，应该是“所有（白人）男性创（被上帝）而平等”。女人当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种（非北欧和德国北部，英国）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美国从来倡导的都是精英政治，而非广泛的民主政治。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稳定和变化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考量：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会中出头；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应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个是儿子的平等继承权，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形成一个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劝人为善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一个奋斗的机制。在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都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通常是在这些机制中，实在没有能力过关斩将，才会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类社会就是要有这样的制度，让所有青年洪秀全不会成为中年洪秀全，使沈万三儿子和孙子，不再是沈万三本人。

美国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其中一个最更本的基石是法制，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结果公平。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你到底如何得来的。比如卡耐基是盘剥工人得来的，布什是贩卖黑奴得来的，等等，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们的财产，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你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呢？ 可以，只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产，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盘上开派对，请客，进行野餐之类。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来扫你的兴，阻止你以上的行为，你就可以正二八经的去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把这块地正式归于你，应为你已经行使了地主的权益，而没有人有异议。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当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估计中国人立马就会把这个法庭放火烧了。中国人重结果多于程序，重公平多于规矩，和重人情多于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难度。法不責众，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对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进行挑战，表现了中国人社会中的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则是“人民的多数认同”高于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维”比法律要更有真理价值。

粗听起来似乎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为其对“民意”的重视似乎是一个终极的社会关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决定天命，而天命决定谁当皇帝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当权者来负责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真正的民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导致历朝历代被剥夺了天命呢？

一个指责游戏，就是怪罪于庞大的官僚系统。天子是要与民同乐的，而且芸芸众生也是出自内心爱戴万岁爷的。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间却出了岔子。这房子的盖子很棒，基础也很扎实，可惜是中间的柱子被该死的蛀虫挖空了，搞得国家摇摇欲坠。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帮人民公仆们，黑了良心，把孔老爷子的教训吐进痰盂桶了。

这样看来问题不在皇帝那里，而在贪官那里。只要我们可以清洗贪官，这大宅子还是会高大光猛，富丽堂皇，和勃勃生机。所以说，中国的民意不是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甚至不是选举三里屯屯长，而是为什么这个傻冒屯长为啥没有听听“俺”的说法。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诚信）。而西方选举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其决定的是关于政府威信的问题，及为啥这个政府具有合法性（因为俺三里屯人选了这几个蛤蟆），而不是这个政府的施政合理性（为啥这些个蛤蟆晚上三点吵死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科学院可以发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每个村子里放一个做村长，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输进去，然后让机器人执行，不知中国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洁可以提高多少？

大国游戏（之四十）

2008-07-22 14:58:36

七十九

对于这个机器人村长来说，其作为很象中国传统的技术官僚，要求对当地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派别，采取一种旁观和超然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制度中，这个官员必须外派并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责任。但在操作实践中，当地方势力增长，比如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过度，由层层地方官员形成的强大体系，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的意愿，而衍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势力。

在过去的体制中，一个来自岭南的官员来到洪洞县做县太爷，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上的士绅来协助他的工作。这些士绅们通常是分成两类人士，一是退休后，告老还乡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级京官如尚书之流，二是取得举人资格，在家等空缺外放。这两类人都是当地的有头有脸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估计所有的外来县太爷几乎是一筹莫展。当然发挥余热的老爷子们以动脑张口为主，随时可以传一两手绝活给动手跑腿的后生们，进行做官前的实习训练。在某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是建立在一种灵活而多变的契约关系下，根据形势而年年调整。中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事务通常涉及极少，只要钱粮（税收）顺畅，刑名（社会稳定）不乱，地方上的事务通常通过血缘联姻的同宗会，商业上的同业会，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的社会协调组织来维持。

铁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不能被同一帮人，或者说同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这就要求当地的官员必须经常轮换，避免与当地势力结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过过去的门生或者同僚关系，来干预现存官僚体系的运行，毕竟是人一走茶就凉，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要受到现任官员的限制。而一旦现任官员压不住当地的地头蛇，或者说现任官员被当地势力控制，已经失去独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然后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就开始走马上任。而由于当地士绅的过度用权导致的社会不公，就会在击鼓鸣钟，拦轿喊冤的信访制度下，通过王朝马汉这些公正的法律卫士，黑面老包一出场，问题就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农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会地位，而导致人往高处走的情形，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员也不再返乡过田园生活，而是跟着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飘洋过海。而在过去的朝代里，农业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现在，由于农业税基本免除，在农村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受到高层的重视，只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群体对抗事件，才会引起高层的关注。

其实中央政府对这个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长期的不均衡发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后的着重城市政策，使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县镇村，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个人机会不均，导致了各类人才从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贫富两极化严重。而当前实行的政府行政制度，又非常近似于元朝忽必烈的吏员入阁制，使底层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准低劣。

八十

当年忽必烈治理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两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制度，改变了过去郡县的缺乏中间环节的体系，把金朝实行的临时行省制度固定下来。二是鉴于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特点，取消了科举取士，改用提拔能干的吏员出任官员位置。这个制度的长处在于吏员有长期的实际政府行政管理经验，可以处理各种当地事务，其缺点在于由于在本地工作时间长，又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缺乏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教育，贪污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政府的管理职能日益多样化，从原先简单的税收和治安，推广到公共卫生，道路交通，乡村企业，教育扶贫等等。在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当地人才却出现低素质化，显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而这个过程中，矮子里的将军们，又变成了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冗员，本来这些地方精英应该在当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起领导作用，就被这个安逸的工作养懒了。

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下，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就是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就会以手上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以开发落后地区为名，来进行不公平条件竞争下，对小城市，县镇村实施低价的原材料，矿产，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夺，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包括外地来的代表中央（其实更是省级）政府的主管官员，又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希望做出点成绩，有助于升官，就为这一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体化，即官商勾结提供理想的温床。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贪婪的企业主，懒惰的政府公务员，和得势不饶人的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不能成为企业主无法同工人谈判妥协，或者是政府人员失去耐心粗暴对待市民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黑势力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少数人操纵，就会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而当地政府无法封锁消息的时候，非地方的武警和军队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省级权威失效，大概中国传统的哥老会和红枪会就会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由地方自己财政解决警察薪水问题。如果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形成各种可以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出来发挥影响力。第三点，以经济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政府的公务员素质。

大国游戏（之四十一）

2008-07-23 15:23:27

第九篇

乱枪杀黑胭脂色，可留狐裘为比肩。

--自题

八十一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要求中国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对没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骤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一大堆，把它们的轻重缓急弄清楚，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基本民生，贫富差距拉大，当下重药，摆上日程，而对第二等的问题，如就业机会，政府管理水平，贪污腐败，公权力无制约等问题，可以放到第二步。对小程度的地区性的乱局，不需要过度紧张，就像人经常得小感冒一样，不断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而不致于突发重病。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造成经济生产四要素的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对当地政府来说，自然知道那些比较稀缺，那些比较过剩。当一个穷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来投资，自然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才会令这帮吸血鬼跑过来。如果不是在这些穷地方可以逃避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更健全的劳工保护，这帮混蛋干嘛飘洋过海，穿山越岭的过来创业，冒这么大的风险？而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不计算官僚们经手的好处费，自然是通过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来使这些外来投资可以为当地经济添加活力，创造出繁荣局面，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为自己升官建立政绩。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明白一个官员的屁股会坐到那一边。你觉得他会去得罪物以稀为贵的投资外地商人，还是多得赶都赶不走的外地民工？这从整体上可以在一部分民众未能得到其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但就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作用。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八十二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如果看一下中国近期的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投资商来自香港，劳工来自内地。当地人要么通过亲属关系帮香港老板亲戚做管理阶层，或者偷师学艺成功，自己出来当老板。当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确，让市场机制处理外地劳工的薪酬问题，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层的利益。因为这些被剥削的外地劳工都是外地人，所以缺乏当地政府的人际关系，所以没有组织和人脉可以向当地政府进行挑战。再加上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资，由于沿海和内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当于半年的内地工资。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工人的欠薪（在经营条件好，世界经济活跃的前些年不成为问题）和因为工伤引致的残废赔偿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各类企业来自世界各发达国家，也带来对什么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释，加上开始有来自商家对熟练技工和工人对企业认同感的需要，市场机制开始调整工资水平，以减少频繁的跳槽带来的产出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中央政府对农业税的减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开始回到家乡，用几年的血汗钱开始建立自己乡下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劳工短缺现象，使工人在生产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竞争位置。而在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调高产业换代，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强制保护工人利益，为中国创造出可以和日本竞争的高技术工人阶层，就必须有新劳动法这样的法规出台。

这个新法规立即就会推高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工成本，迫使这些地区从低利润的服装，制鞋和玩具的外来代工，至少换代成中利润的电脑，机械和通讯设备的外来代工。而随着工人和质量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就知道工人技术不是问题，工人工资进一步上涨，中国的企业就无法再以产品代工的身份去赚取品牌的高附加值，就必须靠联想，华为之类的品牌与人竞争。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因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国，一旦名牌产品如索尼，思科必须走到越南等地去寻求低工资，他们的产品质量就不会超过中国自己的品牌。竞争就变成了销售，包装，广告和服务这些软活儿。

中国政府在新劳动法上一定要坚持住，不然的话，中国的发展将走入死胡同。

大国游戏（之四十二）

2008-07-24 11:45:50

八十三

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人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而更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和外地人口，为其生活和生存空间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砖窑事件，以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就受到了几乎所有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在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的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往往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非法入境的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劳工。

与珠江三角洲的理想发展不同的是，在贵州和云南这些地方，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剥削，只能承受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盘子的机会。而与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是，当他们维护商家利益，也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可能只是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而牺牲广大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当官员们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的话，由于他们不能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城里人”和“乡下人”之类，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来。

靠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合理的价格，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是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在他们获利得到保证的同时，对他们的利润率进行限制，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是有点油水可舔。在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

如果说美国民主中最值得学习的部分，则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的民怨对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准备结婚的黑人新郎，在最后一个单身派对之后，被警察50几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或之后对付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而对法院的不满，又变成了探讨为啥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的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八十四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美国的村镇大会（Town Hall Meeting）因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讨论的事务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议（让专职政治骗子没有机会），可以为中国地方政治的决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务的民意参与提供一个好的例子。这个大会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选举镇长，而是在于对镇子里的大事直接咨询和发表建议。对任何市政方针提供正反双方的辩论和公证会，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性。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分区，和小城市的镇子里，都不失一个可以借鉴的好方法。

而且中国乡镇的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并不是唯一成功的范例。浙江依靠私人企业，和江苏依靠乡镇企业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当然这些地方的人民素质比较高，开放程度比较大，见多识广，加上心灵手巧，并不一定在中国所有地方都可以推行，但是并不是中国所有地方都希望或者能够达到富比江南，只不过在如何带动共同致富，减少快速贫富分野方面，有所帮助。

在如何重建中国乡镇这个大课题上，从清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有过很多实验，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其总的趋势都不是如何将这个层次当作其自身来建构，而是如何将所谓城市里的先进方式，从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等方面，试图向“落后保守”的小城市和乡镇推广和渗透。而中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又收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形式上的非中国化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的最更本的基地之间，当然具有一定的冲突。国民党号召的新生活运动，和共产党的人民公社，都是城市压制乡村，想强行在乡镇推行现代化的过激例子。

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成功却是一个完全的对这种趋势的反动，即以农村和乡镇包围大城市。因此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即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现代化一定是非中国化），创新出一种新型的新乡镇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发展，完全照搬到这些地方。因为在中国宽阔的内陆大地上，你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和东莞的深圳化，和韶关的东莞化来解决。

也许中国应该花一些时间，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建设方法，以及德国巴法尼亚州的先例，加上中国苏南，皖南和浙南的实例，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当然以乡镇为主体，就必须最大可能的让乡镇居民和精英们对地区的事务有极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而不是来自于“发达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训斥。从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从现有的乡镇选举发展一步，开始定期的透明的乡镇大会，对短中期的重大决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学习当年共产党1930-40年代在乡镇依赖民意施政的好传统，不断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教育，卫生，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地方上的各类党内和党外的能人，都包括进来，逐渐将社会的非政府机能从现有的政府体系转移出去，最终形成一个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新局面。

大国游戏（之四十三）

2008-07-25 13:50:02

八十五

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过高，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迎刃而解。这种荒唐的想法颇似当年文化革命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苗和社会主义的草之争。

西方社会通过自己数百年的社会实践，发展出来适合自己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国人以为可以越淮而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发南柯一梦。中国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不光是西方的，还有东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们自己的台湾和香港的各种政治实践，然后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进行渐进的，实验性的尝试，不是以建成一个叫什么名词的模式，而是立足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最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我们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几种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懒惰，不愿意动脑筋创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许多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政策并不是由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决策。美国的精髓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不能靠民主来决策，而必须由专业的精英阶层操作。象每个不同的社会一样，其社会制度必须保障认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说美国的资本（金融）家，中国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会里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须以社会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当，在继续保持英国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国人担任）和银行界（渣打和汇丰英资银行为发钞行）的支配地位后，开始向香港华人开放其他经济领域。在英国人实行的立法会上，为了保障有钱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组别与民选的方式，使有钱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商家人士为他们的代表选举之后，又可以在小圈子里在选一次，以保证在立法会里的一定份额，可以在任何改变法律前，充分考虑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于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为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政治里非常重大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权利，从民选的政府里分离出来，而由私人机构去控制。这个系统就是有名的美国联储局系统，其权力移交和美国的选举无关，其内部运作则是由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控制，而且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则不需对公众负责。美国联储局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光可以不听命于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反而可以用专家管理的名义，实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联储局由十二个分行组成，而这十二个分行则由美国各大商业和投资银行控股，由这些银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长。这些主要银行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业银行花旗，美国等等。当然总统和国会有权任命联储局的主席，但是这些职位，以及美国政府里财政部长，都是来源于华尔街的专家（如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当然要以这些金融资本巨头大银行（以及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股票行，交易所，证卷商，行用社，房贷商，保险商等等）组成的华尔街利益集团来决定。

八十六

而在决定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向，利润分配这些重大决定时，美国的普通公民是没有话事权的，只有华尔街的股民们可以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对联储局表达少数的“有钱”阶层的民意。如果你觉得这些大银行的老板们坐下来，为联储局的下一个货币政策做决定的话，不考虑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那么可不可以对这些会议的全部记录进行媒体监督呢？不可以。联储局会在一个月后，公布开会的纪要，但是按照美国法律，联储局不会为这些会议保持完整的记录，其受到国家机密保护的程度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

基本上，联储局是一个即是政府部门，又是私人机构的怪胎，但就是美国一个真正话事的政府。美国大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联储局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一场革命。本来，联储局的任务是通过这帮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的金融大亨们，来抵制民选政府里的民粹主义盛行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对美国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控制，但是当这帮大亨肆无忌惮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顾普通人民的权益，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系统崩溃的危险。而美国当前由次贷危机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和联储局的胡作非为具有极大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参选时，都会打骂中国来增加选票，因为美国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国，被西方媒体推到极致，使美国的普通人民被洗脑。但是这些赢得了民意的总统们在当选之后，却个个实行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不惜与民意背道而驰，其中一大决定因素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和中国关系不错，期望能够通过代理中国人口袋里的庞大积蓄，来赚取巨大的利润。当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国人可以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得到双赢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中国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不应该排除美国的大银行以控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各大银行的运作之中，同时公平的让中国的各大银行已可以以对等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国国会使绊子，挖陷阱，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必须放弃投票权之类的流氓行径。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听信华尔街的大亨们出任的专业顾问的意见，和中国来自香港金融界的买办混混们的建议，所谓让中央银行独立化，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际化，变成这些华尔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必须听命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是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宏观调控机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机构而绑架。

美国另外一个限制民主政治的机制是，选举中对初选制度形成的高门槛政策。如果你想参选，就必须参加进民主和共和两党，受到其利益集团操控的现有格局的严格控制。初选的起始金额是1千5百万，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来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团，一个热身赛就会令你弹尽粮绝，无以为继。

大国游戏（之四十四）

2008-07-26 11:04:00

八十七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幸存者，都不得不对现有的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和竞选承诺，作出一定的妥协，而保证这些集团在新政府的政策中，能够将公众利益对私人受益者进行合法的输送（不然，干嘛当初出钱给你）。而看一下美国政府的行政机能，除了被分出去的经济部门，如财政部等等，剩下的另一个大头，就是对外关系中的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而这些部门的技术精英则由石油大亨，军火大亨和国防部承包商完全控制，通过由退役的将军们和政府官员，在这些企业出任高位，又由这些企业资助的各种思想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基金会，外交关系研究会等等智囊组织，提出方案，然后大家就瓜分美国政府最大财政份额的国防预算。

当然美国在世界次序上，还是要采取内王外霸的方法区别对待。对自己一类，如号称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或者“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当然还是要用谈判协商的方法，以王道来分赃，但是对非我族类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非洲和南美，就是霸道的做法，以暴力和阴谋，随便牺牲美国南部和中西部民风淳朴的普通士兵，在为上帝和为美国梦想而战的名义下，令这些可怜的青年人们那血来换取这些私人企业的高额利润。

而美国内部的无聊纠纷，就通过繁杂和低效的法院体系，让普通人们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或毫无现实意义的意气之争（比如可不可以堕胎，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之类），在这些法院的各种一审，二审，上诉，反上诉之间的冗长的程序中，浪费时间，耗来耗去。国会则是作为美国民主的门面，让各种声音在那里炒得不亦乐乎，除了为地方分猪肉而不顾及美国整体利益，忙于通过肉桶议案外，美国国会最拿手的把戏，就是在美国对世界各国国家和他们半打子都扯不上关系的事情，发表议案，进行抗议。比如说，中国的西藏算不算独立国家，土耳其当年对亚美尼亚人动武算不算种族屠杀，法国炸薯条该不该改名成自由薯条，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国家的问题，只要民主党和共和党发觉，不可能在爆料过程中，可以打击对方，而让自己上位的话，两党操纵的媒体就会只字不提，当没事发生过。

当大寡头拿走了国家的大头利益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扔下些骨头给其他没有这些特权的人群享受。因此国会和法院就是一个好的场所。各种非重要的团体，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出动自己的游说公司，开始收买各地的国会议员。当然，金融大亨，石油大亨，军火大亨之流的大人物，因为他们拥有政府，已经拿了大头，就不会再参与这些鸡毛蒜皮的蝇头小利之争。就会留下空间，比如说工会来游说他们的贸易保护法案，印第安人来游说他们的赌场，黑人来游说他们的公平发案等等。

在非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就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分赃。比如说邮局，税务局，车辆管理局，社会安全局，再加上公共教育系统，就交给比如说黑人中产阶级等等，来垄断其利益。至于造成的公共教育质量低下就无关紧要，反正有钱人的子弟会在学费昂贵但教育质量高的私人学校毕业，而保证他们的竞争能力和特权。这些穷人的黑人和拉美人的子弟还是可以拿到名不符实的毕业证书，去那些他们爸妈退休空出来的政府低层职位就职。而美国的法院则是用着一个慢慢运作的绞肉机，让人们在公平和正义的假象中，慢慢的消耗。

八十八

只要美国人民可以每天从电视上和报纸上读到他们的幸福美满和自由的生活，又可以在每两年一次和每四年一次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好莱坞大戏上演时，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这个民主选举游戏当然可以继续玩下去。

中国是不是该有这样一个制度？很多理论家会告诉你，其实任何制度都有其好处和长处，甚至会说民主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却是问题最少的一个制度。他们的说法也许没有错。中国拥有这样一个制度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用巨大的社会代价去换取这个制度？我们的改革家们和理论家们，在吹嘘这个制度尽善尽美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无知，食洋不化，传递错误的信息，还是有意误导我们的人民呢？

美国的PEW公司刚刚推出他们的全球民意调查，发现中国的民意中82%的人民觉得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86%的人民觉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这些都是全球23个调查国家里排名第一，比排第二位的澳洲要高出20个百分点。

同样的调查在美国只有23%的美国人民认为国家走的路子是正确的。为啥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人民可以参与政治民主，改变社会的美国人民对未来的看法，要比没有这样大参与力的中国人民要灰心？这难道不值得研究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专家们思考吗？

并不是中国人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意见和没有要求改革的需要，大伙儿对通货膨胀，环境恶化（宁肯经济速度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也希望改善环保），贫富加剧，地方政府腐败等等，都是意见很大，但大家对这些方面的改善也充满信心。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加基层民众对施政的参与度，做到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基层政府人员的素质，增强对官员行为的党内和党外的监督，有限制的放松地方官员对媒体的干扰，在全国性民意论坛上，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放开，形成一个普遍的各级政府对人民民意的尊重，中国就可以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无聊说教，无赖诬陷，无知指责，和无耻抹黑，无动于衷和不屑一顾，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废口舌和人辩论。

中国人更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很抱歉的向西方人解释，中国因为国情，因为落后，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日子，才可以仿效西方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到底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人满意，西方的现在的情况有多少西方人满意。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中国不需要选举希特勒的民主，不需要弗吉尼亚工学院的自由，不需要印第安人开赌场的少数民族政策，更不需要黑人高比例坐牢的公平法律系统，不需要关塔纳摩的人权，也不需要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西方人可以自己在家里意淫，认为自己的制度完美的很，不过那些都是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仅此而已。

如果他们仍然喋喋不休的话，告诉他们十年后大家在看看吧。

大国游戏（之四十五）

2008-07-29 14:59:25

八十九

中国人应该感觉到很幸运，因为他们在这过去的三十年中，居然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能够无大碍的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西方各国投入的军费仍然超过世界总军费的70%的局面下，在中国常规军力仍然落后西方至少二十年的情况下，在以美国领军的北约指东打西，走南闯北的恶劣国际环境下，中国居然没有被人教训，自然和后院里那几根粗壮有力的狼牙大棒—战略核武器有关，但是也和中国让人馋得流口水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中国政府倡导的开放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令那些西方的大商家们心有盼望戚戚相关。当然，世界上总是有些脑袋比石头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就有几分血性，敢于向西方叫板的小国枭雄们，不断地将西方敏锐的鹰眼，从中国这个大块头身上吸引出去。这个反西方的阵营是中国在西方独断的丛林里谋生存，求发展的天然盟友，虽然在西方长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变阴谋，和舆论中伤下，这些小国居然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燎原之态，为中国在争取善意的国际空间下和平发展，提供宝贵的同盟军作用。

中国人应该庆幸到目前为止，除了在贝尔格莱德挨了几颗炸弹之外，中国基本上躲过了西方的军事打击，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大力改善国防的落后水平，使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成本越来越高，不符合战争的利润原则。虽然这段时间里，中国已经变成了北约的第一号敌人和打击目标，但是由于北约仍然忙着“攘外必先安内”，不得不投入精力解决南斯拉夫这个异类，忙着蚕食俄罗斯，并打通被俄罗斯控制的中亚能源走廊的出口，并由于西方的东进战略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一线受阻而无法兼顾。而西方的前线基地土耳其，则极有可能被开发成一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绞杀的新战场。

在中国的俗话里，有一句话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句话其实是错的，因为中国人不明白，来自西方之人本质上并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只是当你的猎枪口径够大，而且火力够猛时，他们就会不得不成为你的朋友。所以中国人今天要唱的流行歌曲，应该是“猎枪大了有朋友，猎枪没有见豺狼。”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恐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来源于东方的匈奴是导致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起因，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令西方人胆寒。同样来自于东方的突厥，消灭了西方文明的最后领地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令西方进入了没有文明的落后蛮荒时代。又是来自东方的鞑靼和蒙古，对西方民族进行又一轮的杀戮。可以说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以及把中国人妖魔化，都是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不是中国人大声说自己热爱和平，把凶恶的龙的形象藏起来，而是把憨厚可爱，没有威胁的大熊猫抬出来，就可以让西方人睡个安稳觉。

其实西方人并不那么好糊弄。你那只傻傻肥肥的大熊猫，表面上是一个安稳温顺，不和人撩事斗非的中餐馆端盘子的侍应，其实他和他的同胞唐山大兄李小龙一样，虽然在端盘子，却是个真正的龙战士，血管里其实流动的还是凶猛的到处喷火的龙的血液。这只功夫熊猫，由于他的可爱笑容，就比凶猛的龙更要可怕。

九十

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在西方公众的形象仍然会被继续抹黑。不过中国人也许需要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个情况。因为西方的媒体其实对广大的公众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西方的普通市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更关心的是物价是不是上涨了，工资是不是调高了，工作机会是不是多了，生活的费用是不是降低了，孩子的学校教学质量是不是提高了，社区里的治安是不是恶化了，诸如此类不被媒体精英们看得上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媒体精英们和专家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一个全民皆兵和同仇敌忾的假象，区区数人，比如说几个专职抗议人士，就号称一百万大军，摇旗呐喊，摆出一副声势浩大的场面。

中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对国际局势判断不清，自以为在这三十年的开放和发展后，可以在世界上开一个盛会，乘机露个脸，可以烧包一下。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庆自己的好日子，当然没什么错。只不过以奥运会作为契机，打开大门欢迎各方客人，也应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来助兴同乐的，哪些人又是来砸场子了。其实中国人应该有平常心，知道自己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除了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还包括了许多老朋友，穷亲戚的护持，在西方惹来憎恨的白眼，嫉妒的红眼，愤怒的青眼，不屑的冷眼，和贪婪的热眼，都是极其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和外界交往，继续平和的面对外界的指责，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真正话事的大亨们，仍然有利可图，任何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的口诛笔伐，和任何政客的搔首弄姿，都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没有损害。这样的日子多一天，中国的实力就会增加一度，就可以避免过早的同西方在军事上的摊牌。

只有在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发展到可以和西方抗衡的时候，当西方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梦想落空，西方本性里希望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才可能重新抬头。正如当年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前，对曼彻斯特商会的保证是，一个中国的省份的市场，就可以令这些商家做不完订单。只有在中国政府实行像清政府那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情况下，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才会成为西方资本的首选。只要中国政府保持有限度的开放，能够在保障本国商业利益的情况下，不断的扔些甜头出来，中国应该还是可以争取到10-20年和平的世界环境，可以任由美国和北约在中国周边国家，开设军事基地，建立无效而耗费巨大的防守链，就像中国古代的长城，在真正对抗的时候，却不起实际的功能。

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还是要以寻求和谐，避免对抗为主。在可能引起和西方强烈冲突的能源争夺上，中国应该一方面利用国际反西方势力，借力打力，不参与西方垄断的国际商品定价体系，而是以中国的特殊身份，在西方实力不逮的地区，抢占资源，支持非西方的势力抬头，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中国在这些地方，比如非洲和南美，一定要改善自身企业与当地人民的利益分享比例，建立起一个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利用当地人民的势力来应付西方的夺利行为。

大国游戏（之四十六）

2008-07-30 11:35:41

第十篇

青丝一束莫笑短，直下长洲缚蛟龙。

----自题

九十一

在具体的操作上，中国在这些地方应该避免和西方直接交锋，而由当地的国家扮演对抗的角色。而中国则需要在西方对这些国家采取各种敌对行动的时候，有意掺沙子，使西方的行为不能如愿。例如津巴布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里中国依赖于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组织的运作，成功的防止了西方势力对非洲的强力介入。中国更应该在私下支持津巴布韦政府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和解，让南非总统姆贝基好好露一脸，使非洲人可以真正的处理非洲事务。

在经济上，中国应该利用自己在农业科研上的优势，帮助津巴布韦的黑人发展农业经济，使这些非洲国家可以摆脱被欧洲白人控制经济命脉的局面，通过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使西方针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制裁不再有实效。更重要的是，令西方尤其是欧盟各国企图通过这些白人势力控制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算盘落空。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争取西方的合作，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加强共同开发，使中国和西方双方对化石能源的需要降低，以避免引起过度的恶性竞争。

中国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在西方阵营和反西方国家之间摇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既让西方国家忙于应付这些所谓“捣蛋”国家的挑战，而无暇思考对付中国的阴招，又可以令中国在他们的冲突中，通过两边施压或施援，来化解冲突的白热化。

在伊朗危机上，中国的处理是一旦美国摆出强硬姿态使对抗恶化，中国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来减低美国的压力。而一旦伊朗的强硬派向美国挑衅，中国就警告伊朗使其行为避免过激。总之，中国的对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势力结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势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种冲突中最佳化，通过灵活的变化，不断化解各种冲突，使之不至于失控，造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崩溃。

当然，从2008年的形式来看，中国已经无法躲过西方的关注。逼迫中国表态，支持西方统治的现有国际体系，并利用中国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为西方利益服务，当是西方的首要选择。在这种形式下，以资源争夺为契机的运作，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与其说是真正的为资源，不如说以此为契机，来恶化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以打击中国在这些地区日增的影响力。

而在中国内部，所有的对策都是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威为目的，以三个T和两个X作为操作平台，企图增强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向地方放权，引致的中央权威下降的趋势，通过对民主，地方自治，民族自决的鼓吹，在中国内部各地域中，支持分裂，分离和离心势力，对所有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引起政策争吵，以挑动高姿态的爱国主义势力和西方支持的颠覆势力的对抗，来压缩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斡旋空间。

在舆论上，则是施加压力，逼使中国政府开展政治改革，试图再次上演前苏联解体的一幕，令中国政府在各种内部公开化的争论中，分崩离析，令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地区差异，在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公开的争利斗争，一旦失去了大家都认可的中央权威的仲裁功能，就可以把中国分裂成一大堆国家。

九十二

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许多西方学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从他们的政治经验里，他们不会对其国家领导人有这种信任（当然除了美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长而已），但却对他们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怀疑的信任，而绝对服从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其实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的心目中，也起了这个作用，当人们对这个信仰发生怀疑的话，中国传统中的改天换地就开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就会发生，正如发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样。在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权威的改革方案，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自杀行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权威，并结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国试图用加强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来构建新的中央权威却失败了，造成了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当日本在这个时候入侵中国时，正如汪精卫所描述，中国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却没有国防。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统一政治力量的国家，当然无法应对外强的挑战。反之，当中国在1949年后，再次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当时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顶住美国及其同盟在朝鲜的军事干预。

有人问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可否成功崛起和应付西方的挑战。笔者曾用了一个比喻，即中国人今天那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种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态度，与美国在1950年代的“无事不可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规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国当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还有数百万黑人被美国地方政府公开做奴隶一事，就知道中国的今天比美国当年不知要进步多少。如果美国当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样的事。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域里，一定要区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并把重点和先发点，放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改革。人们通常把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混淆，而混为一谈。机构改革，也称行政制度改革，其着重点在于对行政部门的运作，对其效率和权责等方面，进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调整，以提高政府管治水平。通常一个政府的运作是否有效，和其产生的方法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在效率和廉洁上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用民主选举的标准来看，则根本不能和其他如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地比较。

这里就取决于人民到底抱怨的问题是在体制上面，还是在机构上面，中国政府才可以对症下药，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提升现在普遍过于低下的政府管治能力。在提高对政府官员监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机构，其运作方面，颇似中国明朝时的东厂，在人员构成，组织关系，和财政来源，都独立于其监督的政府机构之后，对监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极大的阻吓作用。

大国游戏（之四十七）

2008-07-31 15:50:50

九十三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点在于秘密行动，因此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导向上具有滞后性。另一个特点是“秋后算账”，只能对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商业犯罪起追讨效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对政府部门的施政过程就必须有超前，放患于未然的机制。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定期由政府部门主管向民选（包括功能组别推举）的立法会进行政策说明和解释，并接受议员的公开咨询。公开咨询的内容，不光有专门部门的即时计划，还包括未来的计划，和过去工作的总结，使官员问责制可以落到实处。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中国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机制里施行，而不需要太大的改变。把这些问政，听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就可以提高施政的公开和透明度，使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的空间被压缩，这样廉政公署的有限功能就可以弥补不足。

在具体领域上，监督应该有效的利用新兴媒体，如互联网的快速和广泛性，防止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逼迫民众只能靠把事闹大，才可以得到高层的关注。地方政府的机能改革，即政府精简繁琐的规章，将经济活动的管理权交给社会，可以使政府利用决策权为私人从中牟取暴利的机会减少，而这又有待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

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和商业犯罪，应该是监督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任何措施的目的，只是把这些腐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代价。要知道，在人类的任何社会中，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无耻和血腥的。无商不奸，无富不恶，无官不贪，基本就是人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中，不排除许多有钱人是靠黑起家，当然更多的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的灰色地带而暴发。对大量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社会巨大损失的蛀虫，当然要深纠到底，但是要避免社会中的普遍仇富心态，和把运动扩大化。

可以想象，一旦民粹主义兴起，对这些年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野，要求清算和公平，那些靠灰色地带暴发的富人，立即就会卷款而逃，走到加拿大之流的国家，直接把中国人的财富“捐给”外国人。即使象赖昌星之流的罪犯，加拿大都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挽留他，以中国侵犯人权为借口，拒绝对其遣返。恐怕是要等赖某人以高昂的律师费，将他带到加拿大的赃款（中国人的钱），全部变成加拿大人的钱（法律费用），这个拔河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样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中国人的财富，用小鬼搬运法的伎俩，移花接木。

中国人不能落入这种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中国人必须做的是，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要有任何政治动乱。然后以私人物权法的立法，认可和保障这些来自于灰色地带的财产，并鼓励这些财富在中国本地进行投资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另外通过宗教的感召力，或者是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的同情心，使这些利益享受者，可以通过慈善事业，福利捐款等等，来补偿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责任。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杠杆，鼓励这些私人资金办学，开图书馆，建养老院等等，正如历史上很多祸害人类的家族，如诺贝尔，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都在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补偿。

九十四

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就是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如何保持和完善这个体系，是中国人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自从1840年以降，中国经历了耻辱的100年，饱受列强侵略，传统沦丧，国破家亡，不得不学越国的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这个向西方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忍辱负重，和低声下气的态度和过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学习，都有个目的，就像你上大学，不过是学一门本事，拿一个毕业证书作文凭。以今天的情形来看，在学了西方150年后，中国人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已经不再那么轻易的可以被西方军事讹诈。而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超强的地位。那么我们干嘛还要向西方继续学习？难道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其他的意图？或者是只要西方有的，哪怕是些垃圾，我们都要老老实实的拿回家里来当宝贝供着？

是不是西方人大喊一声，这个是普世价值，我们就连脑袋都不挠一下，就照单全收？是不是西方人高呼跳啊，我们就要问到底要跳多高？是不是一个破章程，有几个西方国家签署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签？

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用自己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不要动不动就号称，要向世界看齐，要和国际接轨。殊不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铺一条快速有效的高速路，人家就会当你是国际标准，要和你接轨。中国需要的不是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和目光短浅，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和诚惶诚恐。中国人应该对自己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充满自豪和骄傲，为这三十年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而欢欣喜悦，当然同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以一个外科杏林高手的敏锐目光，认真的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进行仔细的分析，随时对其进行手术和修补。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任何完美的制度在低水平的人才操作下，都是事半功倍。中国这个年纪人才的断层，跟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批年轻人被赶上山，踢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而被剥夺了真正的教育机会有关。因此对他们，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并且可以理解目前由他们为主，在中国当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操作中，水平偏低。比如我们金融界“高手们“在黑石基金和摩根斯坦利等等的投资上，可以被称为土包子交学费。比如我们上海政府的官员们，在美国文化势力衰退，需要依赖引进中国文化因素（如功夫熊猫）来混饭吃的今天，仍然热衷于花大钱，去修建迪斯尼乐园。他们的希望是，用中国人的资金，中国人的土地，和中国人的顾客，来向美国人交专利费。可以想象的是，当上海附近的省份的人民，缺乏上海人民那副热爱外国人的媚态，你这个美国大乐园可以去骗谁的钱。

在这一代目光短浅的庸才操控下，中国还是越少变更越好，让中国人民可以安安稳稳的忽悠过这几年。如果中国能够在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潮，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现衰退的情况下，能够集中精力在经济发展上，压住通胀，保住增长，发展自己的高附加值工业，完成沿海经济的转型，忘掉奥运会这些虚名，切实地保持繁荣，就可以满意的给自己盖棺定论，把大规模的变革留给下一代去做。

大国游戏（之四十八）

2008-08-01 14:32:59

九十五

与许多我的同代人不同，笔者对中国的1970和1980出生后代，非常看好。这一代人和中国当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的那一代人很相似，他们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包括许多在西方留学）和对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就像能说流利英文和法文的周恩来们一样，这一代的年轻人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但就不像1950和1960年出生之人，言必称欧美，物必叹洋货，盖个破房子也要欧陆风情，搞得你不知道还以为生活在法兰西城堡里。

对这些同胞对西方文明那种一看见，一听说，就开始两眼发亮，面带红光，呼吸急促，嘴角流涎的姿态，笔者只有摇头苦笑。通常一个黑人想叫自己的儿子学音乐，马上就会拿一把萨克斯风，开始吹黑人的蓝调。一个拉美人马上就会拿一把西班牙吉他，开始弹古典弗拉明戈。而我们的中国同胞，就会拿起个小提琴，开始拉莫扎特。记得一个黑人曾为此感到困惑，问笔者是不是中国没有自己的民族音乐和乐器，因为他记得走过唐人街的时候，还看到有人拉两根弦的中国小提琴。笔者答道，不是，中国的乐器比西方的还要多，中国的音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不过这些人在西方的学校里学多了，觉得中国的东西是垃圾而已。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的社会由这帮人设计，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变成19世界的欧州？反正现在整容手术和磨皮技术都很高超，完全从房屋，街道，衣物，用品，语言（反正我们都会英文，那怕多么洋泾浜），文字（记不记得汉语拼音化）和相貌（整容没问题，但是身材需要多点功夫，不过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光顾美国快餐店，恶补荷尔蒙鸡）等等，都完全可以创造出沃茨沃斯笔下的英国完美乡村社会。

所幸的是，中国的社会已经呈现多元化，在民间无需论资排辈，由于这个年龄层英才奇少，对中国的影响（或说是危害）没有那么大。

而且这个年龄层中大多滞留在海外，多数经过多年的奋斗，不论是学高八斗的博士，还是一个英文都不识的草民，都混到有车有房，有地有产。这些人吃苦耐劳的韧性，倒是可以和今年初雪灾时的民工相较，毫不逊色，大有我中华民族勤劳奋发的底蕴。而他们对工作也有一种平和的态度，不论是各行各业，高低贵贱，都可以坦然的面对而不会怨天尤人，而且还可以在这些不尽人意的职业中，靠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也算事业小成。再加上他们差不多上有老人，拖家带口，基本上能够尽孝道。由于对自己的能力通常有某种过低的评价，加上对出头的谨慎，因此有多大的头就带多大（更多是较小）的帽，不需矮子强出头，害人又害己。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最美好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不偷懒和不掺假。他们的处世哲学，则带有强烈的大动乱时代的烙印，不轻易出头，因为怕枪打出头鸟，而且还有中国传统的内涵中，那种隐忍不发的沉静。

这些可爱的品格，用在对的地方，就给他们如虎添翼，而用在错的地方，就使他们自废武功。可以说他们在美国这种国家的成就相对于欧洲和日本，要大的多，但仍然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力。

九十六

当然在美国乐观和夸张的文化的氛围下，他们这种深藏不露的品格，往往就成为一个包袱。当他们和美国人竞争时，人家是三分墨水上大红，一点颜料就要开全球连锁的印染超级市场，而谦逊自卑的中国人，就生怕自己显露得太多，就做不到价廉物美，不被人接受。

这种姿态非常明显的表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上。色香味俱全，丰富文化内涵的中餐，就便宜得可以和麦当劳的汉堡包争宠。而各方面都要比中餐低几个档次的日本寿司，就居然敢以高过两倍价格叫板，而且还是门庭若市，甚至出人意料的包括这些只肯吃便宜餐的中国人。档次稍低于中餐的法国餐和意大利餐，则就敢叫天价，让你觉得花不了大钱，反而想死。试想一下一个连你自己都当垃圾对待而不珍惜的文化，又如果叫外人敬仰？当然笔者也见过这代人的豪杰，靠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劲，居然就是硬打出了一片天。尤其是以美国高科技界里那些中国人的创业者，没有他们，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无地自容，连个遮羞布都不配有。可惜的是，这些栋梁之材不一定对在中国从政有兴趣，不然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助力。

而海外那些对从政有兴趣的少数的政治精英，如果有机会执政，就会是中国之祸。那些人既不了解西方，又不了解中国，还以为自己在将来的中国政坛上仍然有希望，对他们同辈在中国政坛开始接班，颇为不服，大有舍我其谁的自负心态。平心而论，这里面不乏一些人有点才气，但就是自视过高，眼高手低，和志大才疏。虽说现在上台的那些同辈不一定比他们有才华，但就一定比这些人要务实。如果这些人没有流落海外，估计又是批搅排泄物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要以为笔者对他们有偏见，其实这些人除了到处寻找经济老板，基本上无一技之长可以在西方谋生。他们写篇文章倒是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普世价值等等，通篇都是高屋建瓴的大鎯头，对你那个可怜的肉脑袋一顿乱砸。但是字里行间，挑灯细看，却是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的水准，尽泼妇骂街的能事。最可笑的是，号称对中国文化精通，却连一篇打油诗都凑不出来，号称对西方社会了解，连美国历史都没有读过。

而中国的新一代看到的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历的是划时代的变化。在他们看惯了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街景，很难可以想象他们会在纽约，巴黎，伦敦和柏林，会惊奇得跌掉下巴。在看到中国不足的地方，他们也会有改变的自信，而不至于当场找个洞钻进去。对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坚持，更是让笔者肃然起敬，看到他们在西藏事件后，在互联网上对西方媒体的反击，更是令人由衷钦服。本来唯一的担忧是，他们由于多是独生子女，也许太个人中心主义，对他人的处境缺乏恻隐之心，但是这种担心在他们汶川大地震的表现中，一扫而空，令人为中国的未来信心倍增。

如果一定要在他们身上挑刺的话，那就是勇猛有余，冷静不足。当然以他们的黄口白牙，青春年少，要做到心不浮，气不燥，老成持重是不现实的。他们对社会的了解还是太肤浅，对中国传统的认识，虽然有心愿但是缺功力。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不够平和，多情感上的抵触，和情绪上的反感，但却缺乏细微的观察，和理性的直面。

中国的音乐理论发展和乐器发展都是不如西方的。比比作为最高集成水平的中国宫廷音乐和西方交响乐团的复杂程度比较就明白了。乐理的探索方面更不用说。中国的音乐知识发展和传承体系是有问题的，没有音乐学院，没有研究、出版，乐伶是属于下三滥的。

不过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西方的音乐是集合了中东、欧洲、非洲、美洲各个民族流派。中国音乐在中古唐朝以后，新鲜血液的注入就不足了。宋元流行音乐繁荣了一把，也没持续。很多古乐谱都流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