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OCR】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作者：黄仁宇 【连载】 -- foundera
和铁手兄有约定,每周两节,谢谢
一九二四年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训练期间和他在一九二五年
初指挥东征战事期间现存史料不称日记。但是《民国十五年以前
之蒋介石先生》将当时之演讲稿、文件书牍收罗得极为详尽，有时
所纪事显然据日记抄录。有如初向东江进军一段：
晨起准备各事，发令毕，泪涔涔下。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
坐常平站久候。固感吟一绝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鹄未靖此东
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九时开车，下午一时到塘
头厦。(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此种情景不可能请人代作。所以我们可以将全部文稿包括附
件泛称为“日记”。上抄七言绝诗也表现了黄埔初创设时的特殊情
形。
军校为中国国民党党立，曾一度称“国民军军官学校”，或“国
民革命军官学校”。初期发毕业证书时，迳自称为“陆军军官学
校”。只因校址在珠江口之黄埔岛，时人称之黄埔，以后也以此在
历史上成名。
当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孙总理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校
长时，第一期学生业已招考完毕，即将入校。考试在上海及广州举
行，原则上广泛的多收北方人。据第一期学生徐向前(后为人民解
放军元帅)称，考试时政治思想占先，其他数学等并不重要。在六
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时有学生四百九十九人。人学不久，所有
学生集体的加入国民党，连原有共产党员在内(徐即已为共产党)；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毕业考试时及格者四百五十六人。大概又一年
之后此中半数以上死于战场。东征时蒋介石所发表之布告称“校
军”，他本人称“本校长”。黄埔军校亦设有参谋长与参谋处(参谋
长钱大钧，参谋处长陈焯)。蒋介石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
《第一期同学录序》内称：“第一期随余出征之五百子弟与教导团三
千同志之军死伤几达三分之一。”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他在军校
演讲又提及：“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二、三、四期
已毕业的、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于五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
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了。其余的都是非死即伤。其中派
去外省宣传的不过是最少数。”这种种传奇性格显示着后面还有待
说明之背景。
当年黄埔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在他作<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说
出：军校初筹备时，各人以为训练期间至少一年，蒋介石独称三个
月，并且说及若再延迟，中国可在此期间亡国，最后才折衷为六个
月。原来在广东省境内陈炯明部仍盘踞东江汕头惠州一带。粤军
许崇智因循苟且，不足为恃。滇军杨希闵与桂军刘震寰尚且霸占
着广州一带财政机构，可能与北方军阀互相联系。所谓“关余’’原
系广州海关之收人扣除历来向外借款及战败赔偿军费摊付本利之
剩余。孙总理希图截获作广州政府之开销，因外强反对，并派军舰
在珠江口示威，此计不酬之后，孙才决定全面亲苏。据费正清言迄
至一九二五年，俄顾问之在中国者近千人(中国资料称约一百人)，
对香港英人产生相当之刺激。从五卅及沙基惨案以来，香港及广
州之英行，遇着华人之长期罢工，势成僵局，港督斯塔蒲司(E．R．
Stubbs)主张采取武力干涉政策。
孙总理以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他自己的公
署则称“大本营”。于理他有南来议会之支持，似应统率三军，掌握
着广东省全部民政财政。而实际他所领的只是一个空衔，他的机
构尚存在于南方军阀呼息之下。军校刚成立，孙又提倡北伐，自往
韶关。此时后方尚有被人席卷之可能。各军阀见蒋办理军校，监
视之中不能无敌视态度。
黄埔刚开设时即无军械。只因蒋介石曾在事前去石井兵工厂
(一九二四年；月十五日)，厂长为国民党员，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枪
五百枝。所以日后蒋介石不仅可以夸言“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
黄埔一期学生约五百人，而同数的步枪，也是他第一笔本钱，他即
以此走上了统一中国大业之道路。
据第一期学生邓文仪称，军校刚成立，即有断炊之虞。王柏龄
也说及为了经费，蒋介石常亲身出面向外借钱。有一次借来尚是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之私蓄，日后加倍奉还。
可是黄埔校舍，原为海军学校遗址，岛上亦有长洲要塞。孙总
理任蒋为军校校长时，即已派之兼许祟智之参谋长。不久(一九二
四年七月七日)又任之为长洲要塞司令，下辖海军舰艇若干艘。事
也凑巧，至此刚一月，即有“商械”事件。
原来当年五月，广州市政厅此时已归国民党掌握，公布拟修筑
马路，拟向各商店征资产税为经费，引起全市七十二行店罢市反
对，由省政府通令取消原议了事。只是因此市内“商团”已开始与
附近县市议立联防章程，作为今后以武力抵制之凭借。八月九日
有轮船“哈辅号”由香港开驶广州，挂挪威国旗，上载大批军火。孙
总理得悉，令蒋介石对付。蒋即亲率军舰在珠江口将该轮截获解
黄埔，卸下步枪、手机关枪、驳壳枪等九千余枝，查系商团订购，此
轮船仍许其自行开去。
显然的，商团除非蓄意反叛，无需此大批军火。所以有人说他
们与陈炯明策应，也有人以为他们受英人指使，拟组织商人政府。
商团要求发还军火不得，乃于九月十二日准备罢市。长洲要
塞恐被袭击，亦开始戒严。黄埔第一期学生分为四队。第三、四两
队曾于八月十三日由教官率领往“省缄维持治安，镇压谣言”。九
月十二日第一队学生又为孙总理“随驾护卫”，亦由教官率领前往
韶关，出勤达四星期之久。所以第一期学生不仅学程短，而且任外
勤时间亦多，表示着黄埔自始即非一般之“学校”。校长蒋介石于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向学生训话即提出：“不要以为求学和打仗
是两件事。”
此押扣商团军械一事经过亘长时间的谈判。有提议枪械发
还，由商团“捐助”北伐军费五十万元了事；有提议发还一半，以一
半武装北伐军；亦有提议每枪标价五十元，等于指令商人赎还。更
足以影响决心者乃是十月间有俄舰一艘逃过英人之监视，下碇于
黄埔，卸下野炮、山炮、轻重机枪等，又有式样一致之步枪八千枝、
弹药称是。至此商械已不重要。广州市内尚有亲国民党军政府之
“民团”与“工团”，可以配给此项武器。
在此谈判期间，孙蒋间往来之文件大致都保存完好。孙望蒋
放弃黄埔，将所有弹械全部运往韶关，即以此组成北伐军之基干。
蒋则坚持“死守黄埔岛”，并且预言“三月之内，必有一支劲旅，可作
基于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若非
如此，则“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倘非他再三坚持，则军校成立不及
半年即将脱离黄埔，成为“韶关军校”。
商团在发还军械一部后背信，只能以武力解决。政府军以由
韶关调回之湘军三千人为主力，助以民团，黄埔军校第二、三两队
学生亦参加战斗。大概作战并不剧烈，文件内无死伤人数，但市内
建筑有相当破坏，看来一切行动均在十月十六日天未明前。至十
六日晚间即有商团副团长乞和。两日后广州解严，再一日而黄埔
第一期学生学习期满，分发各部队见习，好像以上见习，全不能算
数。
蒋介石所谓“三月之内必有劲旅”，则是以上情事转变之中，黄
埔军校不仅招考第二期学生人校，将其他军事教育机关合并(有些
学生亦称第一期或第二期，所以各处所载总人数不同)，设立特种
兵科，尚且成立“教导团”，又于一九二五年初之后发动两次东征，
“循军校全体学生参战要求”，使“校本部行营”变为一个野战军司
令部外，“黄埔”之本身，已有似于置放溪中之竹篮，只有流水出入
其间，曾未间断，难于固定的说出一时之情貌。有时入伍生在战场
上护送军用晶，有时尚未毕业之学生已被派往北方侦报军情，或送
莫斯科留学。第二期学生一面准备毕业试验，一面在黄埔岛上任
总预备队。第三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但是兹
后立即担任沿海警戒。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始“调回埔校训练”，
然则不出两月，即在一月六日举行毕业试验，十七日举行毕业典礼
(亦有三期学生称受训一年者)。第四期学生“及各军官学校并合
总计2670余人”，补考入伍生即前后支续数月，达七次之多。因为
入伍生继续人校，第五期至第六期无法有计划的区分，只好规定凡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者概属第五期，八月一日之后
则为第六期。黄埔校舍早已无法容纳如是许多之学生，于是扩充
至广州城内，亦在各城市设立分校。
在此空前膨胀之过程中，其财政问题如何解决，至今尚无人能
确切概述。只从各人回忆录看来，即在开创初期，情形最黯淡之
际，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实际责任为募款。虽然他无从筹办巨款
解决问题；但从各人称颂中看出，他必须是竭尽全力在各处设法接
济。韦慕庭主张在研究此段历史时注重俄文资料，因俄人在此期
间已资助二百万元也。至于尔后之发展则较明朗。军校第一次东
征，打破陈炯明窥粤之企图，回头又解决杨希闵和刘震寰部才能让
国民党政府将各财政机构接收到手。自是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
(一九；五年七月一日)，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九月二十二日)，局面
已逐渐打开。
到底是不是真的。再就是炮哥在里面的角色
在这一年稍长的时间，黄埔军校本身即为打开局面之工具。
值此诸事纷至沓来之际，学生之基本训练并未放松，有如王柏龄之
追叙，虽说初期黄埔之教育实际上仍与战场及作战时之后方勤务
不可区分。在此期间校长蒋介石日理万机，举凡军服军帽之设计、
教官之选用、教程之内容，以及校舍．内之经理卫生等，无不有他亲
身切眼的参与决定。再从他留下的讲稿看来，校长经常保持与第
一期学生之密切接触(以后第一期毕业生多为其他各期学生之长
官)。所讲话大自为人宗旨、生活目的，小至外套风帽、痰盂厕所。
技术方面的讲到步枪射程，常步速率；侧面的又讲到内外情势，游
俄经历。学生逃亡与关禁闭，更是话题。所以一年之后(一九二六
年一月十一日)，蒋提及“第一期学生可说是由我个人亲自指导出
来的多”，确是符合情景。
除此之外尚未为一般人注重的：黄埔军校不仅培养军官而且
练兵。假使没有教导团，则上述广东被军阀割据情形，政府之承受
其呼息，税收无法统一，外强压境，商团谋变的状况无从打破。
募兵开始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去蒋被任黄埔校长才二月，机构
设于上海，由陈果夫主持。此间所募兵多系浙江人(此亦效法曾国
潘、戚继光办法)，除注重蒋之家乡奉化县外，及于绍兴、金华、台州
与处州。再次之则及于江苏与安徽两者。每次募足数十人或数百
人，即分批南送。迄今尚无适当的纪录统计其总人数及所募兵员
日后事业上之发展，我们只知道。募兵“耗费甚大”。根据所述情形
只能揣想教导第一、二两团总人数约三千中，多数来自长江下游。
又从蒋介石书缄及训话中提到士兵寄饷赡家，可想见其为良家子
弟，可能多数为农民。因为离家既远，又不通广东方言，亦不易逃
亡。此外教导团亦在广州招收学兵，以“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四
岁，身体强壮，粗通文理之有志青年”为对象。所用纯为日后之军
土及准尉。湘军所保送之学兵一批人数不多，只六十八人。教导
团之特色为一切从头造起，不沾染现有体制之恶习。
及至一九二四年冬季，第一期学生毕业在即，此教导团之募兵
亦编组成军。黄埔总教官何应钦为团长，军事教官陈继承、顾祝同
均为营长，连长多由前学生总队内之区队长充任，毕业学生则为排
长，亦有暂任班长者。教导团仿苏俄党军体制，每一单位均有党代
表。
这支军队之人员经过一层甄选，又受过思想及精神训练，在战
场上更有“革命军连坐法”之制裁，而且金钱上的策励也并未放弃
(攻惠州时“攻城先锋队”每名犒赏金三十元，存候登城后给领)，所
以战无不胜，同时也死伤惨重。第一次东征开始于一九二五年二
月，至四月底回师广州平息杨刘之叛变。东征时教导团任右翼，粤
军之一师又一旅为左翼。初时蒋介石以该军参谋长之资格指挥。
以后许崇智仍出入战场，现存纪录显示他与蒋介石发生人身上之
冲突(二月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三月八日)。虽则一路功
成，而蒋仍有其情绪之低潮，如日记所示：“牺牲子弟同志如此其
多，又皆为优秀分子，而后退之官长与党代表又须置之于法，是皆
一手所陶成，心何以忍，而不杀又坏纪律，左右萦思，诚不愿以带兵
杀人为事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以上所叙甚可能在专家前发生质疑与争执，而且新证据仍待
发现。只是综合看来，又参对这段历史之前情后景，我们可以断
言：中国近代史有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广东局势之突破，已展
开新的一页。迄至主持黄埔之前，蒋介石未露头角；东征之后，他
开始成为家传户晓之人物。军校师生除上段所列诸人外，尚有军
事教官陈诚、钱大钧，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一次东征时军法处
长)，政治教官聂荣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日后此二人同为人民
解放军元帅)等在中国今后五十年之历史中具有不同之贡献。至
于第一期学生在中国军事史上成名者尚不可胜计。
第一次东征只暂时解除陈炯明之威胁，并未消灭其实力。“校
军”退后，其部队卷土重来。于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又有第二次东
征。此次以蒋直辖之第一军(以前校军，后称党军，至此为“国民革
命军”第一军)及李济深之第四军(原粤军，以前以省区为名之各军
至此已改称为第二至第六军)为骨于，一直攻人福建境内，将陈部
彻底解决为止。可是如此之战功不计，蒋介石之建军工作内最有
创造性的一段，已早因黄埔之成立教导第一、第二两团而达最高
潮。因为以前全系无中生有，以后则团扩为旅，师又成军，无非继
续膨胀扩大也。
虽则在此阶段蒋介石得到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人之支持，但是
新军之全部设计，下至技术中之细节，始终未脱离他之掌握。虽孙
总理亦无从改变他之决策，可以从他们彼此缄件中看出。再以他
用校长身分与大部黄埔师生保持密切之人身关系，凡此都与他所
景慕之曾国藩、戚继光的事业有若干相似之处。
当中最大之不同，即曾、戚建立新军旨在扶持彼此之国家(当
日即为朝廷)与现有之社会。蒋介石在一九二五年所处环境，则国
家业已名存而实亡(不然何以两个政府如南北朝之对立)，而他身
历之社会(产生上述童婚纳妾现象，以嫖妓为名士风流等)亦无可
救药，所以他之言革命，有如他在一九二三年所述“自省过去之愆
尤”，不可能为不真。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他之创办黄埔，又在校门
大书“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才能使当日有志之
土望风从命-
今日读史者尚不能不察：民国初年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发展
之必然后果。旧社会依赖“尊卑、男女、长幼”之秩序，靠昊天诰命
的皇权支持。又以科举取士，用诗云子曰不离口的学究作庙堂间
与农村中之联系。然则科举已在一九O五年停止，皇权又被辛亥
革命推翻，诗云子曰与尊卑男女尚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整体的批判，
那么中国靠甚么存在?难道当日国民识字率只百分之五，国库囊
空如洗，关税由外人掌握的环境内所颁布的宪法与所组织的议会
真能算数?
实际上中国已失去了合理存在之逻辑，不然何以孙总理称中
国为“一盘散沙”?此一盘散沙尚未全部被冲刷至太平洋深渊中去
者，因尚有私人军事力量在也。此亦即军阀体制存在之总因。
军阀除了目无法纪，鱼肉人民外，靠两个组织原则作主。他们
彼此间之联系以传统之忠义标榜。只是假装的多，着实的少，于是
才经常有内讧及战场上倒戈情事。次之则他们的经济来源。纯系
地方上之税捐，并无系统，由各人自出心裁的榨取。
本来中国为着适应新时代之需要，亟应扩大政府之职权，又需
抵御外侮，军备更不可少。照理军人应于此时发生决定性之影响。
如在旁的国家，若干军阀甚可因此而革面洗心成为维新志士。只
以中国幅员之大，人身关系之道德甚难在三两个省区之外有效。
而且旧社会无支持新制度之资源，是以财政困难。地方上之零碎
收入则无架构，更难使受其供应之军队行动一致。我们看到蒋介
石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恺缄及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致许崇智之密呈，可以体会即在当日之广东引用关余既受阻，只能
以鸦片税捐为收入大宗，以商人承包，大概取其缴纳容易。其余丝
捐、印花税及火油捐为数少而难能整体化。各军则称不得不“自求
生命”。所以他们即纵有心为善，亦无从摆脱此种客观条件；质言
之．虽欲避免军阀之行止亦不可得。
此时如要改革，无从由内部整顿，只有与现存体制绝缘，由外
输入人员器材经费编制，另制造一种新生力量，蒋介石执行此方案
时，即组合各因素，亦绝缘于一座海滨岛上，因之才立即见效。可
是如是构成之纯真，亦仅维持于一时。一到部队扩充，核心人员分
散，其效率亦因之降低。
而且革命热潮端在一鼓作气。蒋介石非不明悉。他在一九二
五年九月九日对黄埔第二期的毕业生说及：“如果对于革命事业起
头非常奋发，等到一年不成功，二年不成功便将朝气变为暮气，热
血化为冷血，这不但是不革命，而且做了反革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出：“余迩
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书中解释，乃是当日他因公
搭乘由汕头赴潮州的客车，回时令车久候，可能对负责员工及其他
乘客之歉咎。尽管表面看来如此，或者日记上下文文义如此，他既
说“迩来行动”，则感到歉疚的已非只一端，同时既在军事期间，也
不当以此将列车久候之小事记挂心头。看来他需要惩戒自己的已
超过书中解释的范围。
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广州的大本营改组而为国民政府，至次年
七月北伐开始之一年中，据蒋自己说来，他曾遭遇到一连串损害及
中伤他的阴谋。可是从留下的纪录里看来，他自己在当日广州的
权力斗争中也并无回避退让模样，而且采取主动，每次结果都占上
风。如果我们自寻常人身关系的角度观测，则当中是非极难判断。
况且若干内幕，例如他说及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共产党人企图
将他绑架于中山舰，送至海参威，其实情至今无法断定，可能永为
历史之谜。另一方面如从大处着眼，则历史发展之线索，不难一目
了然。即以前述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的演讲作背景，经他训
练已毕业及仍在学的黄埔军官学生既已经超过五千五百人，则根据
当日实际情形，并臆度蒋介石之志趣与性格，他之掌握广州军政府
之领导权已是指顾问事。因经他训练之黄埔学生纵有阵亡，以平
均至少每人带兵二十人计，可以供他布置之军队已逾十万人也。
而且此一年内，南方之军政府也已介入一个进退之间的微妙
关头。表面看来，广州政局经过过去一段奋斗，已达小康局面。实
际上则内部不能协调之因素仍然如故。例如军政、民政与党政之
分歧，军费分配之不公平，各军之部落习惯，与新旧之争执等。再
加以国民党因亲俄容共政策所引起左右派之倾轧，只因孙中山之
突然去世而变奉加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总理因段祺瑞执政之邀而去北京，原希
望召开国民大会而促成中国之统一，乃于次年三月十二日病逝。
他原已派胡汉民为留守，时人亦称胡为“代帅”。可是七月一日大
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时，则以汪精卫为主席，因幕后已有俄顾问
鲍罗廷主持。国民政府委员十六人，蒋介石亦未人列。胡汉民为
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则为财政部长。蒋仅为军事
委员会八个委员之一，委员长仍由汪精卫兼。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死，政府由鲍罗廷建议组织特
别委员会处理此事，汪精卫、许崇智及蒋介石任委员。鲍罗廷以胡
汉民之堂弟胡毅生反共最力嫌疑重大，而且业已在逃。当日汪精
卫与廖仲恺称左派，胡汉民则为右派，所以胡本人亦不能辞其咎，
调查之后曾被禁押于黄埔，以后特别委员会于九月一日决定将之
“放洋”。
此案发生未满一月，蒋介石又于九月十九日在广州发动政变，
由黄埔学生及蒋直辖部队将许崇智之一部粤军监视，对外称许部
反革命。其实蒋介石名义上仍兼许之参谋长，两人嫌隙已深。许
在广州“狂嫖阔赌”，生活靡烂，而且许军一万五千人，每月饷九十
余万元，其他部队则远不及此数。蒋介石将内外部署妥贴，又将许
之家属送至海船，才告诉许崇智本人，谓他在广州人事上有问题，
请暂去上海休养，“期以三月，师出长江，归还坐镇”。次日由蒋派
粤军旅长陈铭枢将之押往上海。许崇智自此终生作寓公，再未过
问政治。事后蒋将粤军整个改编，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隶
属蒋本人之第一军。同时执行胡汉民之放洋，即予以出使俄国名
义，乘俄舰离广东，作短期流放之后将来回国派以次要之任务。此
亦在日后成为蒋介石对付其政敌之经常办法。至于宋子文于此时
出任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则不仅使刻下的财政问题有了
着落，而且展开了蒋宋两人长期事业上之合作(蒋宋之联姻别在两
年后。至一九四O年间，蒋也有摈斥宋之情事，但已与现下所说无
关)。
以上之发展若非由汪精卫主动安排，至少有他的同意与支持。
因此时蒋尚兼任广州卫戌司令，事变之前夕曾奉有军事委员会命
令：“广州卫戌司令全权处理粤局”也。
驱许成功之后，蒋主持第二次东征，其情形已如上述。回师之
后，适值国民党在广州于一九二六年初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蒋、汪仍有一度合作。蒋介石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九个常委
之一，此为蒋初次列入党内要津。然其在军中仍只为六个军长之
一。只两月之后，即有中山舰事件。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
一个重要关键。事出后约一月，他在一次公开谈话里说及：
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
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
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这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四月
二十日)
同时他也说及：“你们只看法国大革命史，就可以晓得这回事情。”
可是中山舰事件虽然复杂，却投有他说及的这般神秘。蒋介
石的军事力量飞速膨胀，已引起各方之反感。当日在广州与香港
间，有人散布各种谣言，甚至“倒蒋”之传单已经出现。其传闻间常
见于报纸。曾任蒋卫士之黄埔第一期学生宓熙之回忆录里也说
及：在此期间，蒋遇到好几次谋杀他的企图。有一次他的汽车被打
翻，内中乘车卫士二死一伤，恰巧蒋不在车中。?
中山舰是国民政府所辖军舰较大之一艘，平日也间供蒋来往
黄埔与广州间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苎
之驶舶黄埔，上载有第二师士兵。李之龙原在芝罘学海军，黄埔第
一期毕业，也是共产党员，此时因着海军局的责任已向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汪精卫直接报告。
在此事发生期间，鲍罗廷已暂时回俄。苏俄顾问团由主任季
山嘉(Kissanga，亦即库比雪夫N．V．Kuybyshev)负责，此人强烈的反
对北伐。大概此时苏俄认为中共之组织尚未成熟，不愿见到蒋及
黄埔之力量继续扩充。黄埔的经费被裁减，第二师的经费增多：；
能由俄顾问通过汪精卫决定。第二师也辖蒋之第一军：蒋获得的
消息，则是师长王懋功被劝诱倒蒋，成功之后军委会预备将第三师
及第二十师编为第七军，军长由王懋功升任。所以蒋介石对外申
诉着：有人已预先提出“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
十八日蒋介石原在黄埔接得密报后乘小艇秘密往广州。他原
未令中山舰驶往何处，此时听到李之龙说及开赴黄埔出于他自己
的命令，更为诧异。而再增加他怀疑的则是十九日他在广州，中山
舰也驶还广州，据说通宵升火，显有异动。再根据蒋之口语，：有一
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公布”，前后问他三次今天是否还黄埔，至此
蒋已决定此乃一串阴谋，这也是日后他在《苏俄在中国》书里提
及企图绑架他赴海参威的故事之由来。内中所述“有一同志”无乃
汪精卫。
蒋决定采取行动时，立即在广州戒严，夺取中山舰，拘捕李之
龙和各军党代表多人，监视俄顾问，缴其卫队械，并解除广州工会
之武装。
此案最近经过蒋永敬之详细研究。他引用大陆发现的一部资
料，认为李之龙无绑架企图。只是背后各种令人怀疑之因素确实
存在，：主要则是汪精卫对蒋介石态度暖昧，他存心令蒋去职，却又
不公开执行，只希望蒋因之自去。一部反蒋谣言，尚巾国民党右派
制造。他们希望更离间两人，以便由蒋出面限制俄顾问及共产党
人之活动，中山舰之来往，只偶与以上契机巧合，也有人矫传令
旨，谎报情况。
作者又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过是广州内部紧张情势之
突破而已。换言之，即纵无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也会有其他类似事
件的爆发。”他又提出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采取行动之前，准备暂
时退避至汕头。以下一段也抄自南京档案馆之“蒋介石日记”，此
段为现下台湾所公布之文件内所未有：
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
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
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报党国也。否则国魂
消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
摆布陷害我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至二十日)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提及此事，书中则有：
十九日上午晤汪兆铭，回寓会客。公以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
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巳路人皆知。
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
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
令，公曰：“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
岂可以敝屣乎?此时再不决心，更待何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
直前奋斗而已(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这两段文字有基本上相似之处，亦有绝对之不同。前段提及
此事关键，尚未脱离人身冲突，后段则指出全系公众之利害。在刻
下日记己原本未出现之前看来，后段似根据前段修饰而作，除非两者
均经过修订，
蒋永敬之观察，李之龙被拘禁后即于四月十四日开释，“此亦
显示之龙并末犯下严重之罪行”。此人又隔一年余在清党期间，才
为李济深所捕杀，
果真如是，则蒋介石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获得真相。
可是蒋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威与汪精卫预闻之一说。
抗战期间汪精卫降日，蒋在他日记里写出：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
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
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威。此种非人所为之事，
而彼竞乐于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
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兴之合作，欲
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一九三八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
据与汪精卫接近的人士说及，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展开之后，汪
非常震怒。他曾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
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又说：“我在党有我
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厂当蒋采取各种行动时，
各项纪录全未提出对方抵抗模样。《蒋介石先生》据蒋日记己写出：
“下午五时往晤汪兆铭。”(三月二十日)“上午拟致汪缄，未成稿。
自谓．‘既不原以伪待友，又不能以诚罄我。故苦思难以执笔。’傍
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三月二十一日)
可是中山舰案情之内幕无法彻底澄清，其后果则显而易见。
当局势明朗化之后，汪精卫于五月十一日离粤赴法国游历，至次年
北伐期间宁汉分裂之际才回国。
事变之后，蒋竭力与其他军长疏通，尤其与谭延贻和朱培德接
近(他们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又有了张静江和宋子文的支持。
四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通过
谭延闽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六月一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蒋为组织部长。五日，国民政府又任蒋
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下辖八个军。二十九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
蒋为国民政府委员。七月五日政治会议归并于中央委员会常务会
议，六日决定蒋为主席，只在北伐期间由张静江代理。谭延贻与张
静江在国民党内资深，但很少表现个人性格，所以至此蒋介石已积
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第二师及第二十师之师长，早已由他振亲信刘峙与钱大钧接
充。他自己原有的第一军军长任务也已交卸由何应钦替代。三月
二十日事件之后，他又辞俄顾问季山嘉等十余人，勒令之回国。并
且要求中国共产党之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及第――军，另成立特别训
练班训练这批人员。又成立国民党与中共之联席会议，以后中共
给子他们在国民党内跨党的党员之指示，先要送联席会议备案。
共产党人在黄埔所组织之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与之抗
衡之孙文学会，则同时取消。鲍罗廷回粤后与蒋介石会商长久，
“多有争执”，只是他也觉得在中共羽翼尚未丰满之关头，不能与国
民党决裂，只得妥协将就。而蒋亦不愿走极端，拒绝右派人士联英
之建议。此等人士正在提出，如果国民党政府制止香港及广州之
罢工，则英人将对政策作大幅度的调整，甚至提供借款。
有了今日历史之纵深，我们可以倒看回去。显而易见的，经过
上述纠葛与波澜之后，北伐成为蒋介石惟一之出路。一九二六年
之广州，有如汉武帝对卫青所说之情况，“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
安”。这也是上文蒋永敬提出尚有其他类是待爆发事件之由来、
可是蒋介石无从预知，他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也只是他为中国
制造一个新式高层机构的过程中，先树立初步之间架。即是他终
身之“攻坚致强”和“蹈瑕抵隙”，也仍不过粗率的挣扎出来一个勉
强能独立自主之门面。以中国幅员之大，需要改革程度之深，如要
改造低层，势必引用不同的政治思想，发动不同的群众运动。蒋介
石因借着中山舰案件，显示着两种工作尚待分割。此种待分割之
性格，终因他所主持之“清党”，于次年构成事实。
过去有不少的历史家曾用道德之名义，对此数事提出指摘。
因为当事人既是同类相残，而且又惨酷少恩，作史者也不免在纸笔
之间尽其诛伐之能事。只是这样的处置历史，纯以历史为人身经
验内之产物。而实际上此数事之发展，多有非人身经验之因素
(impersonal factors)作主。我们只要在蒋介石的日记里看到他在一
九二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之徘徊挣扎，便可以想见在
此种因素支配之下，他自身处境之艰难。
这一年也是蒋介石取得政权，开始将他的地位整顿巩固的一
年。在这一年之前，他态度光明磊落，有话即说，也不较后果，如果
与同事意见不合，他也毫不恋栈，说得合则留不合则去，可能立即
回浙家居。即对孙总理，他也无忌惮。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
十四日致廖仲恺的长信、提及：
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巳成功。至于事实
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
这在众人都把孙中山捧为偶像时，他独自倡言，有等于说及至
此孙中山仅有虚名，并无实际之功业。他既能以此见诸言辞，也胆
敢将之出于纸墨。而且他在同信内责备孙科，责备邹鲁，甚至责备
廖仲恺本人，也都说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于他与许崇智之积
不相得，更是毫无掩饰。这种态度已不复见于中山舰事件之后。
以后他指责汪精卫，即欲吞不吐。所谓“既不愿以伪待友，又
不能以诚罄我”，有等于说如不扯谎，全部存真，即可能对他本身不
利。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尚且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
一日日程下有下列之记载：“公曰：‘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
不能事事拘束，难保无自由及不规则之形态，以后戒之!’又曰：‘掾
属乏才，实无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丁，谁与为助?言之痛心!’又
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
非想像所能及其万一也!”’
如此可见得尚有难言之隐者已是蒋介石自己，而不仅为对方。
这一段也承认发动兵变总是过犹不及，他的行动已逾越他本人心
目中认为适当之尺度，然则兵变既有如是事实上之成功，为甚么他
又在埋怨部下属僚，而尤其是文职人员能力之薄弱?是他们没有
在各种文件上把他的行动解释得更圆通合理?或是他们没有把指
令写得剀切，使事变更贯彻其目标?除非有更实际之证据发现，我
们无法全凭自己的想像力替一切问题找到解答。
只是当中之一端则表现得非常明显：蒋介石自称孤苦伶丁，又
把自己比拟为孤臣孽子，则表示这次兵变，他有参与之干部，却无
身分相埒之同谋。这也与他在事后大权独揽之情景吻合。可是他
始终没有以获得名位为荣：反而深切的感到一切经过情非得已。
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目击身受全般托出，事实上已无从否定他之
申叙为真。
发信人: baojie (西瓜大丸子汤),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真的是大历史吗?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Wed Aug 14 01:30:03 2002)
最近读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感到有如下问题
1- 既然蒋介石日记原本并没有发表, 已经发表过的亦非第一手资料, 而是从别的几本书
, 如<蒋总统密录>,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辑出来
的, 如何能保证真实性呢? 黄仁宇自己也观察到有些日记条目是有出入的, 表明在发表时
作者或者编者为了某种目的, 篡改了当时的原文, 在这种基础上, 谈何编史呢?
2- 退一步说, 即使已发表的蒋介石日记是未经篡改的, 我们知道, 这种日记本身在产生
的时候就断非为自己而写, 而早就有了日后被后人查看与研究之戒心, 自有文过饰非的基
本目的. 而黄仁宇先生在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对蒋介石日记的话语与事实之出入不加怀疑,
往往不加以其他方面资料的引证, 不免有失黄氏一贯所秉承的对资料小心谨慎的原则(如
他对<明实录>统计数据之分析 - 见<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
3- 黄氏一贯坚持的"不以道德为原则做评价历史的基础", 在本书中, 俨然成了为蒋介石
一切行为辩护的托词. 如下面这一段:
"过去有不少的历史学家曾用道德之名义, 对此数事[1927年的清洗]提出指摘, 因为当事
人既是同类相残, 而且又惨酷少恩, 作史者不免在纸笔之间尽其诛伐之能事.只是这样的
处置历史, 纯以历史为人身经验内之产物. 而实际上此数事之发展, 多有非人身经验之因
素(impersonal factors)作主. 我们只要在蒋介石的日记里看到他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至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徘徊挣扎, 便可以想见在此种因素支配之下,
他自身处境之艰难."(43页)
问题在于, 观察历史是只从蒋介石自己的角度, 利益去考虑, 去取舍, 还是从中国革命的
根本要求去考虑? 不考虑道德而转而考虑个人得失, 是"大历史"吗? 蒋介石本身之处境不
正是所谓的"人身经验"? 从北伐, 中国革命, 或者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与主权问题的大纵深
来考察问题, 能说青帮上街抓住工人领袖就地砍头是历史的进步?
4- 黄氏反复强调中国传统和现实对蒋介石的历史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如军阀化, 独裁,
制度性腐化, 与黑社会勾结, 不能控制农村等, 但他却忽视了同时期的其他政治人物和政
治力量, 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是否能以解决, 如中国共产党政权在1928-1949间的成绩, 阎
冯桂奉四派军阀的地方性统治成败. 不加以比较, 单独强调蒋介石面临的困难而有意识忽
视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成绩, 不能说是一种公允的治史态度.
黄氏亦强调蒋氏为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上层机构(新式的法制的国家), 故而共产党人才可
以放手进入农村而建立新的下层机构(也即土地改革). 这一点我以为在逻辑上很难说的通
. 土地改革与新的上层机构并无必然联系, 俄国与日本远在新的上层机构建立前既已土地
改革, 而且众所周知, 中共的革命并未依赖任何新的上层机构, 而是恰恰相反, "新的上
层机构"始终敌视和压迫着中共. 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防问题, 无从谈起中共的土地改
革是利用着新的上层机构所给予的好处而发展起来的.
我对蒋介石本身并无好恶, 但从历史学的技术角度, 黄该书的写作是太仓促了. 黄的其他
书, 如<万历十五年>, 都是甚为新颖和有条理的,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相
当程度上预设了辩护方向然后加以剪裁, 史料拥有不完整, 感性大于理性, 实在有违先生
的一贯作风. 事实上, 在蒋介石日记原件发表前写作这样一本书, 本身就已经先天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