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5章 -- 马前卒
二十五 从萧条到备战
无论它许诺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在2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革命还只是一场值得关注的社会实验。或许它可以给俄国人带来面包、土地与和平，但短期内也仅限于此，一旦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工业国的发展前景看上去还是要比创痍满目的苏联要好的多。与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设想不同，共产主义革命率先爆发于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发达工业国，其余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恢复性的经济增长，勉强安抚了国民。因此革命未能象早期共产主义者预计的那样，立刻自发扩展到整个工业化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之间，苏联共产主义者只在农业国找到了一些弱小而不可靠的盟友，如中国国民党政权、土耳其凯末尔政权。欧美各国中，只有工业经济差劲（直到二战开始，钢产量都少于比利时）却有大批无产阶级的意大利，以及靠近苏联且与其有宿怨的德国、波兰、芬兰等国能直接感受到共产主义对旧秩序的一定威胁。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苏联和它的邻国一样担心被入侵，只是那些邻国统治集团担心的是红军，苏联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直到30年代这个特定时期，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总崩溃的同时,苏联实现了高速工业化，并建设了一个粗糙的福利国家。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此消彼长，苏联制度的优越性才开始被世界认真看待。
1929年大萧条与以往大危机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史无前例的规模与破坏力。在以往的危机中，统治集团只会为自己的利润和底层民众的暴动而担忧，同时对症下药，以扩张（军事或经济）来解决危机。苏联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无产者的暴动可以升华为目标明确的革命，另一方面也将世界1/6的土地变成无人敢轻言入侵的国土。（另外的5/6世界已经被列强分割殆尽）在这一时期，虽然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直接出兵促成世界革命的打算，虽然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优势也在迅速流失。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苏式共产主义的成功依然从内部严重威胁了各工业国的旧秩序。在资本主义势力相对薄弱的第三世界，苏联的少许支援就可以发动起巨大的民众力量，不可忽视地削弱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这样的局面无疑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同时也是促进资本主义变革的竞争压力。
对于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人以及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板；资本主义则从一个可以忍受并指望改良的制度滑向地狱。于是，绝望的无产阶级试图逃离或摧毁这个因财富“过剩”而让国民饥寒交迫的制度，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转向左翼，参与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去，打算把对旧秩序的反抗变为一场革命。在美国这个最富庶，最缺乏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也逼到了统治集团的眼前。成千上万的工人到苏联驻美外交和商务机构要求移民，纽约的一家苏联贸易公司每天收到数百份移居申请书，一个招募6千技工到苏联工作的广告会引来10万报名者。缺乏技术工人的苏联的确乐于接受被美国经济抛弃的 “过剩”劳动力。但在这个阶段，苏联也没有太多的消费品和粮食供养城市人口，因此最终只有十万左右的美国人打算移民且得到了许可，更多的的美国工人必须在国内想办法谋生。很自然的，他们会试图在国内建立一个苏联式的社会。
还是威廉曼彻斯特写到：“．．．．．．．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三万五千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新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禽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四千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五千人占据了十层搂的市政府大厦，五千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四十二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 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 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 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 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 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 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无产阶级的觉醒加上统治集团的混乱，自从1917年以来，谁都知道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
除了德国外，欧洲的生产过剩危机比美国略为和缓，但危机前残破的欧洲经济水平已远逊于美国，绝对的经济困难并不更轻。在中西欧地区这个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左翼力量也在大萧条中大大扩展了影响。在英国，工党于1929年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成工党内阁。（1924年曾在自由党支持下作为少数党组阁，执政数月即倒台）。1932年，法国左翼组阁，社会党第一次直接参与执政，更激进的法国共产党在1933年获得了150万张选票。德国共产党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遭受过清洗和屠杀，并一直受到合法或非法的排挤，到了1928年还是保有330万张选票，并在大萧条开始后的1930年又取得另外130万张选票。考虑到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面对大萧条时表现的无能和顽固，一时间，欧洲资本主义似乎要会走上恩格斯曾设想过的一种“和平过渡”道路，即不需要通过革命战争，直接通过议会民主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地处远东，远离欧洲革命中心的日本社会也开始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前面已经指出：“在日本、意大利两国，虽然工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本国的农业人口依然占多数，对外又缺乏有价值的殖民地可供倾销。因此在工业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工人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甚至因为美国的竞争和国际市场的波动，工人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呈大幅下降趋势”。由于工业整体水平依然低于欧洲，随着欧洲老牌列强的产品重返东方市场，日本工业在大战之后也经历了市场大幅下跌的打击。1922年，干涉军退出西伯利亚，日本没有从苏联夺得土地，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却带回了共产主义思想。日本共产党即于1922年成立。
整个20年代，日本的贸易逆差共计33亿日元，再加上1923年关东大地震损失的100亿日元，日本被迫和德国一样，靠举债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工业升级。1923年－1927年，日本向英美举债9.1亿美元，平民生活日趋艰难，共产主义影响越来越大。到了1927年，日本共产党居然敢于公开宣布要废除天皇制，对旧制度发起了全面挑战。日本统治集团被迫以暴力解散共产党。大萧条开始后，日本出口再次猛跌3/4。1918年出口萎缩导致1000万人（总人口的1/4）参加“米骚动”的记忆犹在眼前，日本统治集团因经济困难而寝食难安。虽然在《治安维持法》等严苛法令限制下，共产党一次次被解散，左翼力量暂时还未能和不满的民众结合。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不能摆脱大萧条，和1917年的俄国同样处于半工业化社会的日本就只能坐视革命来消灭旧秩序。
在沙皇俄国的前车之鉴下，欧美及日本的统治集团并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王侯将相那样麻木不仁、坐视末日到来。各国政府或是有意识的做为，或是无奈的应对，一批政治、经济应对措施先后出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重建金融秩序。
经济危机固然是生产过剩的必然结果，但也同时引发了极大的经济恐慌。在金融业成为资本主义命脉之后，一方面金融界可以帮助资本主义体系应付暂时性的过剩，延长繁荣周期；另一方面也会在危机真正到来时助长危机的发展，加深危机的谷底。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坐等危机结束，但1929年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必须在革命到来之前尽快解决危机。所以稳定金融业，重建投资信心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萧条之后最紧迫的任务。
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先是承认金融业崩溃的现实，在执政第三天暂时关闭了所有银行进行审查。审查淘汰了40%的银行，其余60％被立刻允许开业，在随后2年内得到了10亿美元的国家援助。然后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成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对平民贷款进行全额保险，从而使平民手中的现金重新回到金融系统。同时，美国禁止黄金出口，宣布私人拥有黄金为非法，一切黄金债权人必须接受纸币偿债，从而放弃了限制通货的金本位制；新发行的美元贬值40％，改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既促进了出口，也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现金。
在这一系列措施背后，美国政府有历年巨大的贸易顺差、数百亿美元的战争盈余和世界一半的黄金储量做后盾。除天然橡胶外，基本工业原料在美国本土均有足够出产，所以美国不需要为货币贬值付出通货膨胀失控、丧失货币信用的代价。只要愿意放弃部分不良资产，果断直接干预经济，恢复一定的经济信心并非难事。正如罗斯福所说：“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罗斯福政府执政一个月后，流入银行的储蓄已经超过存款。再加上罗斯福以中央财政收购大批农业物资销毁，以农业限产补贴配合1934年旱灾打击农业生产力。美国经济终于离开了通货紧缩的谷底。
30年代的德国远没有如此宽松的周转余地。魏玛政府的信用和外汇早已因为连年赔款和经济衰退丧失殆尽，货币贬值对于刚经历过世界上最剧烈通货膨胀的德国经济没有任何刺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治集团无力自行收拾局面，只能求助于美国。在此之前的战后大规模资本输出中，美国已经在德国拥有大量投资，包括克虏伯在内的德国重工业均被美国资本控股、参股。希望能保障投资收益的美国统治集团也计划进一步向德国投资。不过，在革命的风雨中，他们需要挑选一位可靠的铁腕代理人，替他们看好自己的钱。
1932年，由美国资本组织的德国大企业联合向兴登堡政府施压，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随后美德大资本为希特勒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应付竞选经费和纳粹党的开支。希特勒上台后，立刻在1933年8月和美国银行协会达成延期还款的协议，并要求美国资本的利润暂时不汇出，在德国扩大投资。在这之前的1931年，美国为保护自己的战争债权和投资，已宣布容许德国暂时停付赔款；1932年的洛桑会议又将德国的赔款数减为固定的30亿马克，3年内暂不支付。（最终德国也未偿付）德国终于在美国贷款和停付赔款的政策共同支持下勉强达到了收支平衡，重建了政府信用，进而得到了在大萧条后重新组织工业经济的机会。美国资本通过这一过程控制了德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当时的德国统治集团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或许可以用凯恩斯的一句话来调侃自己的境地：“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问题爆发之前）”。但希特勒做为德国大资本的管家，思路必须比别人更“长期”一些。数年后他决定：与其在被吞并和破产之间做选择，倒不如在这发生之前发动战争。
在美国和德国整顿金融之前，长期停滞的英国已经未雨绸缪，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英镑大幅贬值，从而促进了出口。再加上后面将要谈到的贸易保护和加强殖民地控制，英国并没有遇到明显金融崩溃。与之相对照的法国由于进入大萧条较晚，且政局不稳，所以直到1936年才由政府实施货币贬值等政策。其代价就是整个30年代都没有摆脱萧条，重新被德国压制。至于剩下的两个资本主义工业国：日本和意大利，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惯于以政府指导经济部门，金融业自不例外。但对于这两个资源贫乏，甚至不能粮食自给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军事扩张，然后才可能考虑其他问题。
金融崩溃只是经济危机最外层的表现。经济问题的本质在于由少数人占据大部分财富增量的分配制度，这样的经济体制无法在内部创造出足够需求。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外部获得购买力这一老套路外，只有靠国家以暴力来修正经济秩序，制造购买力以维系生产－消费－投资的循环。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国家组织投资，实施以往各自为政的企业难以实施的建设项目，以投资消耗过剩产品，可以解决短期过剩问题；二是为资本制定纪律，强迫资本出让部分利润给消费倾向较高的底层，缓解中长期矛盾。在30年代，德国、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因此受大萧条的打击最重；两国又同样缺乏牢固控制的专属殖民地可供转嫁矛盾，都必须首先在内部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内部制度调整幅度较大，不约而同地对上述方案全盘采纳，缺乏资本积累的德国尤其为甚。至少在30年代，这两个国家主要通过内部改造缓解了矛盾。在分析二战前后的资本主义变化趋势时，本书即以此两国为内部制度改良的典型。
以公共工程署、民用工程署为主导，美国成立了一系列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前后向公共工程投入200多亿美元，计划雇佣1400万失业者中的500万人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实际雇佣人数随新政的实施阶段而变动，但在二战前始终保持在200万－300万之间。同时，还有主要针对青年低技术劳动力的青年劳动总署、民间资源保护队，针对农业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机构，各自雇佣了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劳动力。在罗斯福新政时代前期，平均每年有接近400万人靠政府提供的工作糊口，总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军队。在成百亿投资的驱动下，数百万廉价劳工作出了惊人的成就，除了胡佛水坝和田纳西流域水利工程外，他们的成就还包括850座飞机场、12.5万座公共建筑、8000座公园、100万公里的公路、7.7万座桥梁和大批水库，并在美国农村普及了电力网。
与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相比，直接发放赈济更不容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联邦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会发放少量的赈济款，其中95％发放给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则严重依赖于个人慈善基金来实施赈济；1916年，亚利桑那州的老年人援助法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为违宪。1933年3月21日，罗斯福要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首期要求5亿美元。反对议员宣布：“这是社会主义，它是否是共产主义尚待观察”。 但在大萧条的动荡中，因为赈济能够最直接地促进需求、平息骚动，所以成为最先实施的一批新政项目。联邦紧急救济署最终在1933年3月末得以成立，共得到了30余亿美元的拨款.
无论从过程还是效果来看，政府投资和赈济都是不可区分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工程投资被用于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比如雇人在华盛顿用气球驱赶椋鸟，或是补贴在拉什莫尔山上雕刻总统头像的雕刻师；另一方面赈济计划也倾向于积极救助政策，如组织生产自助公社、以工代赈等。在一向奉行放任主义和平衡财政的美国，这些建设项目明显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教育和文化水平，提升了水利和能源行业的潜力，建立了初步的环保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过，对于1916年就拥有40万公里铁路的美国（2008年中国铁路里程不足8万公里）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积极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效果是安抚了贫民，创造了有效需求。先后共有数千万贫民因赈济而得益，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而政府投资的工程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项目，项目投资大部分转化为底层无产阶级的工资。无论是赈济款还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工资都远低于萧条前的底层工人工资，但至少足以让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养家糊口。同时，低工资意味着消费倾向接近100％，200亿的投资和赈济等于向美国市场注入了同等数量的需求。在危机前的1929年，美国个人总投资额是158亿美元，1932年只有9亿美元，1937年才回升到114亿美元。在新政的最初几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赈济为美国创造了宝贵的内部需求，缓解了经济困难。
在短期需求问题得以缓解后，罗斯福政府开始修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最容易的一步是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由利益刺激而产生的个人积极性被视为创造财富的根本。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样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开端而遭到抨击。只是眼下的社会解体问题要比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更严重，参众两院都以90％以上的支持率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向全国的雇主和雇员征收工薪税、养老保险税等税种，然后向已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州返还工薪税款，并由联邦政府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在联邦政府压力下，48个州在2年内均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持续到21世纪，成为大萧条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进步。
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同时也需要持续地投入政府补助。因此力求平衡财政的罗斯福在社会保险制度制订的同时也实施了加税政策。与以往的税收政策不同，这一次他专门向富有阶层开刀，推出了严厉的累进税法。继前2年的温和增税之后，1935年8月，新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上限分别从59%、60%增至75%、70%；企业所得税原为统一的13.75%，现在依据利润是否超过5万美元而分别为12.5%、15%。1936年税法甚至进一步向企业未分配利润收税，强迫企业分红从而增加股东的个人所得税。为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源，美国政府不得不对鼓励无限制追求利润的旧政策作出修正，转而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更稳定的逐利方式。
1933年6月，《工业复兴法》在议会通过。罗斯福表示：“通过消除那些不仅折磨了正当的工商业、而且导致了劳工的不幸的海盗式的方式和措施，来保证工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劳工得到合理的生活工资………….. 历史也许会把这部法律作为迄今为止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法律记录在案” 通过这部法律，罗斯福政府直接干预了企业的经营及利益分配。在苏维埃政权沉默的压力下，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实施了诞生以来最重要的自身修正。《工业复兴法》要求主要行业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规定产量、价格、劳动时间。这虽然不能改变生产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但能够减少由于信息交流不及时而造成的部分生产过剩，避免因企业之间互相转嫁危机而加深总体危机的问题。同时，《工业复兴法》还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限制，大企业利用自己在行业卡特尔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扩张，美国经济权力进一步向少数企业集中。在科研和内部管理越来越重要的大工业时代，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外部竞争力。
无论卡特尔或托拉斯合并了多少企业，内部有多少争斗。在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这一点上，垄断企业的经理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放纵这种倾向意味着重新走向大萧条。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另一部分内容要求企业界接受政府管制，向不满的无产阶级让步，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承认工会拥有代表工人和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1918年最高法院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违宪的裁决也被推翻；童工被禁止。各同业公会被赋予协调资方与工会谈判的责任，以确定各行业萧条时代的工资政策。
由国家直接出面，支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向资方争取利益，这是苏联之外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企业界对此报以激烈批评和消极抵制，法案订立一个多月后，仅有纺织行业达成了劳资妥协。为迅速解决问题，罗斯福政府对劳资双方威逼利诱。对达成妥协的卡特尔，政府给予补贴或在定价权上进行让步；对于拒绝让步的资方，则威胁将坐视企业独自承受工人的暴动；如果工人试图在组织工会基础上提出更高政治要求，默认资本家的私兵可以血腥镇压。同时，罗斯福还发动了以舆论压力、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蓝鹰行动”，以个人名义向所有企业发出要约，即一份约定了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拒绝童工的协议，在各行业达成劳资妥协前，各企业可以此协议做为劳资妥协点。罗斯福本人已经在协议上签字。如果资方愿意接受这份协议，则可以获得蓝鹰标志。政府订货将只和具有蓝鹰标志的企业谈判，并号召整个社会抵制无标志的企业。此举大获民心，几乎全部平民都加入了经济抵制运动，还以集会、示威、怠工、破坏等方式对未签约企业施压、泄愤。在2个月内，有200万雇主获取了蓝鹰标志，其中包括前总统胡佛。由于蓝鹰标志确立了公认的谈判基点，并赋予这一基点以道德标尺的地位，大部分行业都在几个月内达成了劳资妥协。但在矛盾最尖锐的煤炭行业，资方拥有强大的准军事部队，工人则已经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工会，甚至还有民兵组织。过去的几十年双方流血冲突不断，都很乐意用武力消灭对方。资本家因此担心一旦让工会合法化、拥有集体谈判的能力，煤矿将无利可图。因此继续拖延劳资妥协谈判，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煤矿罢工和血腥的镇压，急于解决社会危机的罗斯福愤怒的指责煤矿主不识大体，破坏大局——“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资方在24小时内让步。到9月18日，全部主要行业都达成了妥协协议。随后的2年内， 几百万人因此得到了工作，更多的人因此增加了工资。在此期间，美国工业增产1/4且没有使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工业复兴法》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之间存在尖锐冲突，资本家和文化界都需要时间来更新思路。在这之前，一旦整体崩溃的危机得到缓和，整体性的改良方案对旧的统治集团来说就太扎眼了。1935年5月，《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前后只存在了2年。但它依然是一部有标志了历史转折点的法律。禁止童工、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合法工会、集体合同、行业管制等重要改良在此前的历史中也经常有人提出。但得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统治集团立法认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在半个地球外的胜利，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带来了福利，而且具有永久性的效果。1933年之后，阶级妥协对美国的经济秩序来说已经是必需品，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废止并非意味着政策的转向。一批替代性法案，如《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迅速出台，主要行业的垄断化、大型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等进程也一直被保持到二战开场。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没有让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但至少制止了持续衰退。保证了美国经济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解体。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由美国资本支持的希特勒采取了和罗斯福基本一致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投资来促进就业，规范统治秩序以减少过剩，促进大资本联合以减少内耗、增加对外竞争力。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纳粹政权对交通工程实施了重点投资，如公路、机场、航道、桥梁等，同时得到投资的还有农业和公共建筑、工人住宅区。绝大部分投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与机场规划相结合的高速公路体系，二战前共完成3440公里。并一直使用到今天；2006年世界杯决赛也沿用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1933年当年即降低了1/3，1936年基本达到充分就业。在1936年之后，德国的基建重点开始转向军事，如兵营、军港、国防工事等，军火工业也吸纳了大批劳动力。从解决就业问题角度来看，军事产业和民用产业有同样的效果。由于德国比其他工业强国更早的转入备战状态，在二战前夕，德国的的失业率只有1.3%，而英、法、比、荷等西欧国家普遍在10%左右。普遍就业安抚了社会，也为工商业提供了一定的需求。虽然人均工资仍远低于危机之前，但工人收入总额还是从1933年的136亿马克增加到 1939年的 294亿马克。加上军备需求、重工业投资和后面将要提到的易货贸易所提供的需求，德国工业在希特勒执政的头5年翻了一番，产值已超过危机前最高水平，并将这种势头保持到二战中期。
没有退路的德国资本选择了极权主义，因此希特勒可以摆脱许多旧利益集团的掣肘，在改造资本主义时采取更直接的政策。正如希特勒1928年的演讲所言：“…….与我们的对手方面做出的解释相反,纳粹党是以私人财产占有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从原则性和进攻性上讲,纳粹主义经济观念是反自由主义的。对于自由放任、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和竞争、市场经济的自由物价和工资形态来说,这里没有位置!因为我们要奉行的原则是先公后私…..”。在执政之初，纳粹政权就制订了《强制卡特尔法》，规定所有企业必须参与行业卡特尔，否则无权得到原料供应。如果行业卡特尔尚未建立，经济部会负责组建。企业在《价格冻结法》限制下丧失了定价权，生产模式、产品型号等具体问题也必须听从经济组织的命令。工业托拉斯国有化的口号虽然没有实施，但所有企业都不得不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听命于经济部。从1936年开始，一个由帝国元帅戈林领导的四年计划委员会得以建立，负责将工业体系转向自给自足的备战状态。这一委员会对经济的控制比经济部更加严密，企业的原料采购、劳工的数量与报酬、生产工艺都必须由委员会的批准，海外投资与外汇使用受到严格控制。在合成燃料和军火工业等方面，政府甚至设立一些新的国有企业来引导企业投资。到30年代末期，由政府指挥的垄断组织已经掌握了85％以上的工业，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17%，企业被禁止自行发售股票，只能从国家银行取得新增资本。与之相配合，1937年之后一切资本少于10万马克的企业被强迫解散，规定新设企业资本不得少于50万马克，甚至直接以“清理不合理产业”的名义禁止数十万手工业者、小商业者营业。从1933－1939年，股份公司的数目从9148家减到5353家，资本从220 万马克增加到380 万马克；资本超过2000万马克的大公司从174 家增加到669 家，其中1 亿马克以上的特大公司达25家。1932年底，德国有45%的股份公司纳入康采恩，所控资金达到全部股份公司总资金的84% ；其中981 家（占公司总数10.1%）属于能够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仅仅过了3 年，即1935年底，纳入康采恩的公司数增加到占总公司数的48% ，所控资金达到90% ；其中能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减少到822 家。
经过纳粹党的改造，原来在德国经济中还具有重要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成分只剩下装饰性的点缀，上层建筑的改造与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同步进行。旧统治集团的结构被解散，议会共和、地方自治、政党政治等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形成的上层建筑被全部抛弃；德国改为中央集权制、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一概通过纳粹党向元首希特勒集中；任何不在纳粹党控制下的社团、政党均属非法。犹太人，不论其职业、阶层、性别、一律被贬为贱民，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利和财产，然后被驱逐、监禁乃至屠杀，近百亿马克的财产被纳粹政权洗劫。对于希特勒的经济管制政策和极权政治，旧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抵制，毕竟交出权力绝不是愉快的事情。但他们很快发现，纳粹党保留了原有国家机器部分的主体、吸收大批资本家经理进入经济管制机构，在德国经济总会中，旧企业主占据12席，纳粹党只占5席。只是重新被吸收入统治集团的旧精英如今丧失了大部分与统治秩序博弈的空间，必须在纳粹党的指导下工作。纳粹为此提供了丰厚、稳定的利润以供交换，并通过对犹太人的暴行杀鸡儆猴、表现了对局势的控制力。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从66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150 亿马克，危机期间政府以低价收购的股票也被发还原主。虽然为了保证足够的投资额，可分配利润额被限定为6%，但多余利润并没有被没收，不过是被要求继续投资或购买债券罢了，对于消费倾向本来就非常低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并不算是什么严厉措施。反而促进了工业产能的增长。
从1933－1939年，德国消费品生产增长43%，用于再投资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210%，军备生产增长了1150%!可见工业的扩张主要体现为工业自身的循环增长和军备生产。同时德国的消费品出口有较大增长，进口受到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在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却有显著增加的同时,德国平民的实际物质消费总量并没有明显提高。此期间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很显然，低工资水平是低消费的唯一解释。1939年时，50％工人的收入低于1932年即危机最低点的平均值。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1932 年的56.9％减少到1938 年的53.6％，资本利润比例却从17.4％增加到26.6％。为了维系这种经济秩序，纳粹在1935年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最高工资，甚至在劳动力紧张时，个别企业主增加工资以吸引工人的企图都被政府严厉制止。为了在日益扩大战备生产的同时，保证足够的利润空间，德国无产阶级被迫接受只能维持生活的低工资。从短期来看，上千万无产阶因经济危机而衣食无着的记忆尚在，能够忍受这种低工资但易于就业的现实。但可以换来温饱的低工资不能让平民积累个人财产。缺乏积蓄的普通平民没有任何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如医疗、事故，自然灾害等，因此在社会稍有动荡时就会走向反抗。另外，低收入阶层一贯地远离精神生活与娱乐，对既有秩序缺乏认同，乐于加入工会、苏维埃等左翼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在德国这个距离苏联最近的资本主义工业国，革命传统浓厚的无产阶级显然不会始终做顺民。
对此威胁，靠美德统治集团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而上台的纳粹党毫不手软地进行镇压。希特勒组阁不到一个月就火烧国会大厦，共产党及左翼组织被全部解散，骨干成员被关押乃至杀害。从而将自己在议会中很不稳固的相对优势转化为主导地位。随后，工会被废除，按照1934年1月的全国劳工管理法，企业主被任命为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作出决定”。 集体谈判、罢工、自由择业等权利，无论以前是否存在过，从此一概废除。做为工会的替代品，纳粹党组织了劳工阵线。不过，即便在书面上，法律也不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工人。按法律规定，劳工阵线工作人员必须是纳粹党员、或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成员。几十万工作人员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发挥出最大工作能力，只在工人的工作能力可能受损时才真正关心工人的生活状况。
当然，正如希特勒所言：“仅仅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维持统治”。为了在低工资水平下维持社会稳定，纳粹政府不仅重建了魏玛政府末期崩溃的社会保险体系，还通过《社会保险建设法》、《扩大保险范围法》、《手工业者养老金法》等法律，大大扩大了社保覆盖范围，40岁以下的劳动者均获得保险。全民社会福利是纳粹最可自夸的成就之一。不过，即便这是成本相对最低的安抚方式，急于军事扩张的纳粹政权并也不打算承担全部成本。福利的实质是通过积累基金为平民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希望，无需立刻向受惠者全额支付，纳粹政权精明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许多社会福利，如养老保险、公债回报、分配土地等承诺的大规模兑现时间，在希特勒的时间表中都被放到了大战之后——或者政府可以用战利品兑现，或者根本不用兑现！类似的例子还有用工人预付款建造的大众汽车厂，在战争开始前没有交付一辆民用轿车，大战一起就转为军工厂，直到被盟军占领。所谓的“社会福利”就这样转为战备物资。针对底层缺乏精神生活的问题，纳粹政府相应提供了有组织的娱乐。劳工阵线等机构出面投资大型游轮、疗养院等设施，将工人每年带薪假期从3天增加到6-12天。在游轮被征为运兵船之前，每年有1000万人能享受廉价出游的待遇，无产阶级第一次象中产阶级一样，享有短暂的假期旅游。在同样的原则下，地方纳粹组织也通过组织体育协会、提供免费演出等方式来消除工人的不满。
通过开空头支票、精神抚慰等方式，纳粹明显减少了低工资带来的危机，甚至还缓和了德国扩张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在被德国吞并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一旦实施和德国本土一致的保险制度，平民对纳粹政权的配合甚至会让流亡政府感到绝望。但无论如何，纳粹德国在军备上投入了太多的资源，直到大战开始，德国也没有解决平民缺乏消费品的问题。只有在大战初期的成功扩张中，无产阶级才短暂地得到了少许战争“红利”，代价是自己的生命和接下来的社会崩溃。
英、比、荷等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均有专属殖民地或稳定的外部市场，拥有一定资本积累与战争赔款，而工业产能增长较慢。所以这些国家对大萧条和革命威胁的主要应对方式是维护并加强原有殖民帝国，前殖民霸主英国是这一道路的范例。1932年，在渥太华帝国会议上，英国和各自治领、殖民地签订了“特惠协定”，协定要求各地区内部互降关税。各协定国运往英国本土的货物，80％将获免税，其余20％也只收10％的低关税。同时英国向其他协定国的出口，原则上关税不高于20％。对于帝国之外的进口，英国给予高关税，并要求其他属地的关税政策受英国指导，一起建立关税壁垒。同期的金融措施更进一步，原英帝国属地（除加拿大）和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埃及、伊拉克、阿根廷、巴西等国均加入英镑集团。参与国货币被要求对英镑维持固定比价，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按英镑换算，各国外汇准备金统一存放于伦敦各银行，供国际清算。通过加强对传统势力范围的经济控制，英国度过了30年代的萧条。1937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增加了23.7%，多少抵偿了20年代的明显停滞。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工业产能和人口扩张迅速，因此最迫切地需要购买力与资源。但日本是最后进入列强俱乐部的国家，资本积累较少，老财阀和贵族势力强大，缺乏扩大内需的资本与社会结构。恰好欧美诸国控制薄弱的亚太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在眼前，日本很自然地选择了对外扩张的方式来应对萧条年代。从1931年起，日本以台湾和朝鲜为依托，从北向南，从东到西，向中国发起了连续侵略。1937年日本即对中国发起全面攻击，次年通过《总动员法》，成为列强中最早进入动员状态的国家。同时，日本疯狂扩张海军。1934年以前日本就通过虚报吨位、预留改装空间等方式建设了一支远超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分配份额的舰队。1934年退出条约后，日本海军迅速扩张为可与英美正面对抗，争夺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权的远洋作战力量，并在海军航空兵、人员素质等方面领先列强。
为维持这样一支军队，日本不得不在动员前就将一半的财政开支用于军事（1937），因而完全没有缺乏安抚国民，扩大内需的资本，即便中层军官尝试清洗腐朽财阀也无济于事。在整个30年代资本主义大改良的年代，日本只能通过临时产业管理局等机构进行经济卡特尔化，大企业托拉斯化，减少统治集团内耗；无力推行平民福利制度。事实上，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过剩，朝鲜、中国奴工进入日本工业，日本无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在1930年－1937年间，实际工资减少了13%，劳动时间普遍增至12小时以上。从1936年开始，日本的工农运动又进入一个高潮，租佃纠纷频率比29年还高出一倍，罢工人次在1937年达到210万人（工人总数260万）。日本只能通过向新殖民地拓殖、从殖民地获取廉价粮食来勉强安抚平民，这又迫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增加军费。日本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纯粹的军国主义道路。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工业产能和技术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从1929年到1938年，日本的工业产能增加70％，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2.5%增至3.8%；增速仅次于苏联，绝对产能已经超过了意大利，不再是列强中的末位。
如果说其他工业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忙于应付频发的社会危机，那么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可以说从未离开过危机。毫无疑问，意大利已经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一定的现代工业，20年代末期已有数百万产业工人，另有400万农业工人。在脱离了传统农业社会之后，尤其是在苏联成立之后，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绝不会象同等数量的小农那样满足于温饱生活，而贫弱的意大利经济却无法在经济波动中保证他们有足够的面包。周边的列强均对意大利有压倒性优势，难以转嫁矛盾。意大利社会因此必须靠强力的上层建筑才能维持统治秩序。没有等到192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次小规模经济危机中，意大利旧统治集团就和第三世界那些更贫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早早地选择了法西斯极权体制。不过，墨索里尼刚一上台便赶上了20年代的经济缓和期，意大利从危机深处回到了边缘，故墨索里尼表示：“政府不应干预国家经济生活”，和胡佛一样实施了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到1927年，墨索里尼才开始尝试以行政干预降低工资水平，扩大劳工队伍。1929年危机一起，墨索里尼立刻抛弃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实施严厉的国家管制。
和日本类似，意大利同样缺乏扩大内需的资本，以及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源，更没有英国那样广阔的殖民地。因此意大利统治集团也有进行军事扩张的愿望。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为自己征服了一块缺乏工业资源的贫穷殖民地。不过，意大利不仅在工业产能上低于欧美列强，增长速度和潜力也是工业国中最差的。它没有太多的工业产品用于出口或扩张，还要随时担心脆弱的统治体系被人民或旧统治集团推翻。因此，不论墨索里尼有多大的雄心壮志，30年代的意大利对内对外都不可能有什么激烈的动作，只能以一个无奈的“凑合”原则来应对世界风云。直到大战的一方表现出足够的优势，意大利才会出手捞取战利品。
20年代的法国春风得意，经济快速发展。当其他国家进入大萧条的时候，法国还在利用德国赔款进行基建投资，因此萧条开始较晚。即便在无可避免地进入生产过剩状态后，由于法国经济对出口依赖性较小，衰退发展的速度也比较慢。1933年，当其他国家已经采取多重方式应对危机的时候，法国工业经济才开始进入真正的崩溃。温水煮青蛙的结果是法国统治集团没有受到足够的刺激，1934年大资本犹犹豫豫地走向法西斯主义，被泛左翼力量阻止。在危机充分发展后，法国还有足够庞大的小农经济吸纳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口，缓和了失业问题。导致共产主义者也无法推进革命。从1933年到二战亡国，法国没有任何真正有效的政治经济政策应对危机，经济指标一路走低。二战前夕，法国工业规模退回到1925年的水平，只比1913年多14％。
以上是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30年代发展趋势的描述。这一描述极为简略，忽略掉了很多次要方面。仔细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到各国统治集团应对大萧条的政策都是多方面的综合。比如说，在这一阶段以金融政策圈占经济殖民地的国家不止英国一家。美国有美元集团，法国有法郎集团，日本有日元集团，德国则有新奇的“易物贸易”设想，只是从规模和作用上看，最典型的还是英镑集团。至于基建投资扩大内需，军事投资消耗过剩商品、争夺购买力，建立平民福利制度等方式，也被大部分工业国采用，只是程度不同。另外，在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国家都希望能转嫁危机。从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开始，各国都竞相提高本国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同时进行货币贬值、出口补贴。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来说，这毫无疑问加深了危机。但30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个个自顾不暇，绝无可能在出口问题上达成信任和妥协。因此这种贸易战愈演愈烈，成为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进一步探寻，读者还可以发现各国统治集团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应对方案，只是根据既有社会结构和可利用的资源，在摸索中缓解危机，避免崩溃。以罗斯福为例，尽管他在实际上奉行了凯恩斯主义以应对危机，但竞选时却坚定地反对胡佛时代的赤字财政；当政后也企图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登门造访的凯恩斯敷衍了事。只是被形势所迫，罗斯福才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在大萧条后的鸵鸟式政策并不难理解。
尽管各国统治集团绞尽脑汁地应对危机，但到30年代末，没有哪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能够宣称自己摆脱了危机，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正轨”。美国的萧条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从而产生了一个新词——特种萧条。在整个30年代中，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1/2跌至不足1/3，海外投资减少了1/3。1937年的工业生产刚刚恢复1929年水平，立刻又在1938年暴跌了23％，农业净收入也降低了20％。同样受特种萧条折磨的还有英国和法国，1938年的危机使两国的工业均跌落了8％，若非39年军工生产传来利好，它们的萧条几乎看不到尽头。德国虽然解决了失业问题，保持工业持续扩张，但也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内部需求。之所以没有爆发经济危机，靠的是国家财政寅吃卯粮，占用劳资双方的资金进行军工订货，同时在海权不及的远方倾销工业品，购买必需原料。此期间对捷克等小国的吞并也提供了大量资金。如果不发动战争，德国军工、重化工行业的巨额利润早晚会成为泡沫，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足以让希特勒不寒而栗。同理，处境更艰难的日本也必需靠扩张来解决眼下问题；意大利统治集团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长久地忍耐。战争红利成为三个法西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的唯一指望。
正如前几章所论述的，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个别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企业垄断化不过是降低产业内耗，增加竞争力，不能增加实际需求。以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或是引导企业更新设备可以带来短期的需求增长，但一方面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增加政府债务；另一方面扩大了生产能力，可能反而加剧危机。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改变分配比例确实能够增加长期需求，但除非分配绝大多数利润，否则依然会有少数人占有过多财富、消费能力不足的现象。以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力度，既不能实施全面的经济国有化，又不能彻底改变利润分配比例，反而大大降低了平均工资。于是各国更急切地寻求外部市场。但本币贬值、出口补贴、贸易壁垒等方式至多可能缓和某个工业国的生产矛盾，而不能解决整体问题，而且必然会加剧其他国家的危机。在以邻为壑的外交指导原则下，它们剩下的选择就只有扩军备战一条路。
军队是非生产部门。扩军可以消耗掉大量过剩物资，吸收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并不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因而可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其本质与直接销毁过剩物资无异。同其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措施一样，扩军必然会大大增加政府开支，顺便能促进军工厂工人和军人的就业。考虑到现代军事工业的高额利润和军事物资的成本构成，其实这是一种社会效益很低的投资。不过，军队还是暴力工具，可以对外扩张，对内镇压。军事胜利能够带来新的购买力（殖民地），或至少可以消灭敌人的生产能力；对于那些内部不稳、资源不足的国家来说，军队还可以通过镇压民众、掠夺资源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加预期利润，这是简单地销毁过剩物资所办不到的。于是，在大萧条之后的年代，扩军最终成为了解决危机的普遍手段，同时也是避免灭亡的唯一选择。那些对扩军不那么热衷的国家也在潜在敌人的军事压力下加入这一循环。在30年代后期，当6个工业产值合计占世界比例70％的工业强国一齐陷入经济困境并进行军备竞赛时，下一场世界大战已经注定无可避免了。
等你写完了别忘了出一个pdf合集。
太好了。
对左翼运动的回顾，对现在很有借鉴意义。
发生危机的时候，是不是改变收入分配的机会？或者由此建立一套全民保障体系的机会？
另外，
那甲壳虫呢？
以前写过一个系列，老兄有时间不妨品评一下子？
http://www.ccthere.com/alist/1308326
手头的资料确实声称，扩大战争（指发动太平洋战争）已经是军界，政界，财界的一致选择。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1937年5月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准备公司成立（the Gesellschaft fur Vorbereitung des Deutschen Volkswagens）,国家拨款48万德马克。1936~1937年中波尔舍访问美国二次,研究大量生产方法。 大众汽车公司于1938年10月注册,并用预售付款的方法吸取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有335000个预订户。
1939年4月开始生产,有210辆KdF汽车生产出来,这时已被人称为甲壳虫车。在二战中该公司的所有能力都转入军事生产。1944年工厂的一半被炸遭毁。战争结束时工厂的 剩下部分由美国部队接管,后来转交给英国军管。1945年5 月,英国人给KdF城重新起名为沃耳夫斯堡（Wolfsburg）。
美国的工人大多是欧洲来的移民，学得快得很。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革命失败后，大批欧洲革命者避居到美国，其中就有马克思的战友约瑟夫·魏德迈同志。魏老是搞工运的行家，1851年移居纽约，一看就发现美国是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组织了一个“无产者同盟”，不失时机地播下革命的火种。后来，又跑到芝加哥，鼓动美国工人进行阶级斗争。
1852年，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左尔格也来到纽约。左格尔来了之后又搞组织又办报，忙得不亦乐乎。魏老和左老组织的工运团体后来发展成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再后来就发展成了社会主义工党的核心。那时候，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群众欢迎，这就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人牵头组织大伙儿跟资本家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工人能不欢迎吗？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遍地开花。在各大城市，罢工游行时有发生，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
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各地超过十万人举行“五一罢工大游行”，芝加哥四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5月3日，罢工工人在麦考密克收割机械厂集会，听取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物奥古斯特·斯拜斯(August Spies)演讲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警察开了枪，打死了四个人。
第二天，这些人在草市广场集会，警察如临大敌，密切监视，结果，不知是谁朝着警察堆里扔炸弹，当场炸死一名警察，受伤的警察有七十多个，送到医院后又死了六个。于是，警察再次向集会人群开枪，至少又有一人被打死。同一天，北芝加哥轧钢厂也发生血案，9名示威者被枪杀。
1889年7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决议，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以纪念工人阶级的觉醒和进步，让这一天成为全世界劳动者欢庆的节日。
可能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法国有巴黎公社 德国意大利都出过苏维埃 东欧有匈牙利苏维埃
美国没有类似的政治结构
马兄好，
您这个ID意思是“马克思的前卒”吧？
我刚刚写了一点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主要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为理论依据而展开的，由于在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甚为幼稚浅薄，我希望有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能对我的文章略作评点，所以希望马兄屈尊去看一看，能回复点东西那会让我非常高兴，不论是赞同还是批评。
为什么美国没有全国规模的、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组织。在欧洲，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美国移民最大的两个来源），工人阶级政党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在政坛上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有些不就是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么。
我认为，美国的种族差异掩盖了阶级矛盾，向西部扩张稀释了阶级矛盾，较高的生活水平缓和了阶级矛盾，美国工会的组织形式（按工种而不是企业和地域组织工会）又限制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水平。
《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百年前就有人尝试回答了。
X1/X3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