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程书勋抗日故事（13）热血柔肠斗敌顽[图] -- 小伙子学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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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程书勋抗日故事（13）热血柔肠斗敌顽[图]

二十一、第三次整编及王司令殉职

1942年12月，鉴于冀鲁豫边区面临的严重灾荒，为减轻群众负担，度过难关，军区部队进行第三次精简整编，调整军分区，精简机关，同时实行主力军地方化，旅与军分区合并。

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黄敬（兼），副司令员杨勇，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崔田民，政治部副主任王辉球；后勤部部长傅家选，政治委员韩明。辖五个军分区。

教导第七旅与原第七（鲁西南）军分区合并组成，成立第五军分区，分区司令员赵基梅（后为朱程），副司令员张耀汉、宋励华，政委张承先（后为刘星），参谋长李东潮，政治部主任谢福林。分区机关驻在曹县的刘岗、天爷庙、曹楼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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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我八路军在表彰战斗中涌现的英雄人物。】

五分区辖第十九团（原教导第七旅第十九团），团长傅春早（后为吴大明），政治委员孙仁道（后为李文甫）；第二十团（原教导第七旅第二十团），团长詹仕山，政治委员胡华居；第二十一团（原教导第七旅第二十一团），团长魏文健，政治委员杜子华；分区独立团，团长汪家道，政治委员陈耀先；分区（定曹）游击支队，支队长王道平，政治委员段思英（后为李化伦、43年2月至44月7月）；东垣支队，支队长胡循武，政治委员彭日辉。

由于长年戎马倥偬，王道平身患肺病，但仍继续坚持工作。到43年，他又任分区游击支队支队长。44年3月14日不幸病故。

二十二、定陶县游击大队

1942年冬，定陶地区的军事形势是：县城和主要集镇都有敌伪驻守，并设有伪政权。定陶城北的广大农村是国民党山东保安15旅王子杰的军队占领。王是国民党定陶县的县长，与伪军勾结在一起与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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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43.9.程书勋大队长与县游击大队部分队员。】

当时，只有马集、张圈几个村子是我们可以经常活动的地方，定曹公路附近及公路以东都不能公开活动。当时急需具有敌工经验的干部通过开展敌伪顽的工作，来开辟定陶县的工作据局面。

这个指导思想，定陶县委同志都很明确。程亮到定陶县委后，部队为了加强情报工作和支持地方工作，又派了营连排的干部八九个同志，打入伪军和王子杰部工作，并将打入伪顽军内部的党员同志的关系也转入敌工部由程亮领导。这样以来，公开和秘密工作的同志共有20个左右，在当时这是一支很难得的宝贵力量。

为了打开活动局面，县委确定，首先对与我们开辟工作影响较大，又有争取可能的伪军据点及炮楼开展工作。根据这个精神，敌工部把敌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定陶西南的一些据点和炮楼。因为这些据点和炮楼离我们根据地近，对我们的工作有威胁，另一方面，正因为离我们根据地近，我们也威胁着伪军，他们也害怕我们搞调它。

当时，定曹公路附近的有一个朱家楼据点，驻有伪军朱家选部，有300多人，朱是伪团长，内部有一个地下党员（杨惠亭、朱的亲戚）在团部工作。由于该团离我根据地较近，朱怕我们打掉他，而且此人与程书勋大队长有故交，抗战后也有走动，所以愿意和我们拉关系。

城西的还有几个据点，其中有个伪军中队长叫张福华，是地方人，怕我们打掉他驻的炮楼，端了他的饭碗，也和我敌工部拉了关系。在拉关系中，程亮一次亲自到他炮楼内谈判的，当时因他穿的便衣不合体，张还以为是打黑枪的，吓得做了防备部署。后来，程亮单刀直入地说，“我是八路军派来谈判的！”，他才放了心。

当时，我们对与我拉关系的伪军据点、炮楼，要他们保证做到以下几点：

（1）主动给我们送情报。

（2）尽可能帮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

（3）不欺压附近的群众。

（4）掩护我们在敌区活动，通过据点、炮楼时不盘问等。

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到抗战胜利的前夕，定陶西南东三面的伪军和伪区村政权大多都做到了上述条件，和我们拉了关系。

在开展日伪据点、炮楼的工作中，最大的干扰破坏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在地方上社会关系多，有势力，也有影响。我们也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他们的反共破坏活动有所收敛。

在抗击敌伪顽的斗争一步步扩大后，由城西到城东南的一些据点、炮楼、村庄，大部分和我们有了关系，并都公开或半公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

从此，我们的活动地区得到很大的扩展。有的地区由不公开到半公开（定陶公路沿线地方）；有的地区由半公开到公开，如定陶西南一些地区；马集、张圈等根据地则更加巩固了。

附：一块珍贵的银元（程书勋故事）

时间进入43年，这是中国抗战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为支援“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中国占领区钢铁、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的疯狂掠夺，顽固派对我军的摩擦与封锁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同时，冀鲁豫边区从41年起三年中连续受灾。43年，不光持续的旱情不减，又发蝗灾，蝗虫铺天盖地，经过处农田尽成赤地，广大灾民几乎已到了饿死的边缘。群众们一个个背井离乡、扶老携幼去逃荒、下关东，抛儿弃婴者，举目可见。

在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鲁西南日、伪、顽、会、匪也加紧了对群众的野蛮掠夺，一时间“五鬼”横行，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我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

1943年初，经过近四年的艰苦斗争，浴血拼搏，程书勋领导的定曹游击大队的两个中队、一个侦察班（车骑班）已发展到二百余人，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鲁西南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

43年2月，根据地委、分区指示，王道平领导的冀鲁豫军区第五分区游击大队升编为第五分区（定曹地区）游击支队，王道平任司令，原大队指导员李化伦任政委。

同时，程书勋领导定曹游击大队改称定陶县游击大队，隶属定曹游击支队，程书勋任县游击大队长兼定曹支队分队长，何舟继续任政委。

这个时候，由于连续多年的严重灾害，加上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抢掠及顽杂的破坏、勒索，鲁西南人民极端贫困，粮食极其缺乏，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处境十分困难。

1942年夏天，115师教7旅从湖西进军鲁西南的以后，部队只能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当时，部队武器装备差，生活条件更差，吃的是树叶、树皮、高粱壳、花生壳；能搞到一点红薯叶、谷糠，就是高级食品；能吃上一顿高粱、玉米饭，简直就是美食；至于小米、粗面馍，那只有招待贵客时才有。

由于敌人的封锁，日用品也极度缺乏，没有火柴，战士们只有用火镰引火；没有煤油灯，大家就用棉籽油。条件虽然艰苦，但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敌意志都很坚决，抗日热情十分高昂。

在这种及其严峻的困难时刻，已经200多人的定陶县抗日游击队，吃饭、穿衣等生存问题也同样面临着极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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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被八路军游击队攻克的日伪据点。】

早春的一天上午，程书勋率游击队外出执行任务，途过马集。马集是一个大集，距日军占据的县城有十几里光景，属于定陶城西抗日根据地里的一部分，也是我定陶县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

恰巧这天马集是个会，路上不时可以看到陆陆续续的人们前去赶集，有的用红车子推着货物，有的胳膊上挎着空空的篮子，还有的衣衫褴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远远望去可以看到集镇上人头攒动，一片喧嚣。

程书勋带领着几十个人的队伍，都身着便衣，行走在马集的集市中。集市两边稀稀拉拉摆放着一些固定商贩的摊子，大都是一些洋油洋布、食盐酸醋、针头线脑等，还有一些附近百姓带来的一点农产品，象土布、草鸡、大枣、花生，就摆放在路边的地上，自己也软软的席地而坐。

举目望去，那熙熙攘攘赶集的人们，大多面带菜色，有气无力，走路摇摇晃晃，街上还可看到拄着拐棍沿门乞讨的老人，饥饿难耐的孩子也不时发出呼爹唤娘的惨叫。

一路走来，看到父老乡亲如此凄凉，程书勋心情十分的沉重：这两年群众的光景确实苦啊，这都是鬼子汉奸祸害的啊！

身边的战士们心里也很难受，谁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的、干瘦如柴的手里。

正在这时，路边的一个情景让程书勋停下了脚步：一个中年妇女昏倒在了路边上，几个赶集的百姓正把她扶起，端着碗往她嘴里灌水，只见那妇女身前还放着一块小包袱，摊开着，上面是一小捆家织的土布。

中年妇女面如土色，刚刚从昏迷中被救醒，两眼热泪横流，嘴里哽咽着。程书勋感觉眼熟，近前一看，不由地一惊：这不是大刘楼的柳大姐嘛！（注：“大姐”在鲁西南方言里是指已婚的中年妇女。）

这时，就见柳大姐眼睛一亮，随即挣扎着身子坐了起来，对着他叫了一声：“五叔！”然后就号啕大哭起来。显然，她认出了程书勋。

对于柳大姐的家庭情况，程书勋当然熟悉，知道她家世代贫苦，没有一寸土地，全家都给东家种地，家里劳力又少，而且上有年迈的公公婆婆，下面还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平时生活就很艰难，这又遇到灾年，全家更是走投无路，无以为生。

昨天，柳大姐家就彻底断了粮，全家煮了一锅红薯叶子当了当饥。所以今天一大早，柳大姐饭未吃一口，起床就出了门，带着她一春天织的土布，迈着一双小脚，艰难地步行十里路，去赶马集会，指望着能卖了布，换点粮食，抵挡几天。

可是，土布在那里摆了两三个时辰，也未卖出。柳大姐则饿得头晕眼花，再也支撑不住了，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听了柳大姐断断续续的讲述，程书勋的心里不由地一酸：这一家子真是太难了，要饿死人喽！

想到这里，他不由地将手伸进了怀里，摸出了一块银元，就放在了柳大姐的手里，说了句：“去买点粮吧！”，然后站起身，带着队伍扭头就走。

当时的鲁西南已极端贫困，一块银元可买100张大饼，三块钱可买一亩好地或三间平房。望着远去的程书勋，柳大姐“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叫了一声“五叔!”,眼中噙满了泪水。

就这样，柳大姐一家，靠一块银元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全家无一人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