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先生 -- foundera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

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

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

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

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

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

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

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

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

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光

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

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

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

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

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

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

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

１２７３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

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

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出：

“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

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

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

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

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

关于用人一事，他在１２８５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

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

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

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

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JohnDardess而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

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

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

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

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

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

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

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

蒙古人在１２３４年才灭金，忽必烈在１２６０年才称帝，１２７１年才称他的政治组

织为元朝，１２７６年元军才入临安，１２７９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

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

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

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

“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

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

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

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

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

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１４００万。而整个长江以北

不及２００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Franz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

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

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

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

珠户”３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

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

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

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

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

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

阿合马替世祖理财２０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

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

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

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

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

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

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

连以前作桑哥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

“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

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

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

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

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

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

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

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

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

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

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

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

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

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

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

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

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

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

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

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１

７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

土番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

时候。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

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

“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

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

不能抬头，也可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

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

再也没有廷纳汉人有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

曾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１２７４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

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２５０００人，用大小船８００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

后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训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

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１３００

０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１２８１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

丽军四万人乘船９００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

人，都系中国人。其船只３５００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

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

博多湾上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

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

月初又有台风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

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

今津及志贺岛尚有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

“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

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

中国方面参加的１０万人，只有３人逃归，连这３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

面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

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的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的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

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

效，军队发遣分配。１２８５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１００万石往朝鲜囤集，好

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

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时候忽必烈

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和缅甸，以及最后的

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

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

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７００年后人今日想写一部详尽的传记包括忽

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

世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

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

穿各朝代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

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

吉思汗的传统。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

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

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

真实的力量。

33、元顺帝

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长之处，倒

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１１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

起，在位３４年（之先的１２年不称元朝）。兹后的９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３８年。而

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３５年。这３５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

瓦解。最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

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

主，以长江以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开

大都（北京）的建德门北奔，时为１３６８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死

在内蒙古之应昌（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

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

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

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

切磋之处了。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这下，倒也有机

会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

环境之下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

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

（因为这是今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

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

能缩短，何以中国不能超次越级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

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的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

我们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

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

僧教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

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

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

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

记载其他很多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

最后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

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根柢不深。

１３３３年他１３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７年他完全受制

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非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

的势焰之下。１３４０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

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

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

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

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

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

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

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

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

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

政工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

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

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

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

至弟兄互为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具在，并且每年春

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

出诸天命是人间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

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

帝以前的９个皇帝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顺帝只９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６

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

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

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

后来称武宗的海山，他在１２９９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

者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

（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度将两方之间

７０万的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

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

因之在他手下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贴木儿，一是康里脱脱，而最后一位

则是上述的伯颜，燕贴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

蔑儿吉角氏，虽是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１３３３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

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贴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

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

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

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

此他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贴睦尔１３岁做皇帝，１５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

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

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

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

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２０年，也一

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

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

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

“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

求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情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

朝法律有明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１３４０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

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

诉于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

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

鸣不平没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

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

长久的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形态。这也就是

说，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

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

建，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

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会

的流动性摇撼全部体制。同是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

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

百年。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

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

里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品

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

寺院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

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

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且

这种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

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

忽视。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

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有

决定性的影响。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

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

惯上的距离之大，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屑

与之为伍的纪录。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行

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

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

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

会的中层（中国作家强调“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才能透入到基

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

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

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

伯颜之侄非康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

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

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

１３５１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

士诚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

罗贴木儿和扩廓贴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贴木儿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

这时候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

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时

何在？一个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员

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

内外蒙古的根据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

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

“焚官阙，留七日”，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

罗贴木尔南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６年。

元朝的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

朝代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贴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境也称他

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营，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

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

到朱元境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

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搬完收工

只是这里改了新版以后，不知道如何一次就把这些文章拷贝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