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先生 -- foundera

20、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

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

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０６年）则

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

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

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

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宫，秋七

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

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

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

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

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

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

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

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大

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涂

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

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

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

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

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０６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

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

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

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７４５年为

封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

而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

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

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

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

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治通

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

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为武

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

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

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５年）

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乱伦”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

武军（侍驾的御林军）在马嵬坡逼着皇帝将他的爱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

宗生活糜烂，到流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

大部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代国防，因素较多，

容下一节“九重城阙烟尘生”再谈，现在说宫廷生活。

《新唐书》说：“天宝（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则为“开元”）

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因为《新唐书》成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场又较

作《旧唐书》者为坚强，对杨贵妃一家更是指责不遗余力。书内说及天子每年十月赴华

清宫过冬时，妃之从兄及诸姊幸从，“遗钿堕舄，瑟瑟玑排，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

也就是珠玉首饰鞋袜一路乱丢乱甩，不可收拾，显然是夸大其辞。

这种指责也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问题：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

化”的征象，而必至国破家亡？我们知道八世纪的长安，确是有一种升平气象，高级仕

女，穿着印花的绸衣，头发挽髻，眼眶之外则施以各种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

即女性亦打马球（polo），吹奏小型乐曲，一到各种季节，宫女之作拔河戏者一次总有

好几千人，较之明清已现代化得多。难道这些人文的因素统是不该有，一定要退步到茅

茨土阶，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穷才人心舒畅？要是今

日我们讲历史也仍因袭传统的立场，如何能迎合时下的现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国史与世

界史衔接？

可见得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未被提出：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

玄宗唐明皇节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９６０多万户。这和

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

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国授田。不管是采登记的户口原

来已经领有的田土来算数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与的田土也好，下级政府向

人民抽税时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

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禄山叛变前约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户十五万，

约占当时登记户数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讲，则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

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我们也可以想象从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

帝国倚赖着以这简单数学公式作主的间架性设计，将它的实际威权从一个基本核心的关

陇区域和东部洛阳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一种经年累月缓而持重的运动。选举制度提拔新人

不计门户，也要长时间之内才有功效，而唐朝创行所谓“铨叙”，有所谓“三铨三叙三

唱而后拟官”的办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毕。这尤其需要下层的民政和财政的事项简

单雷同，中枢才能将官职成批分派。所以与前述间架性设计配合适当。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劝农使”，执行所谓“括户政策”。其原则是现

下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登记之后免

六年赋调，只是轻税入官。这办法成功，“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只

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

们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

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

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

乡村各种情形，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

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

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帝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不

折不扣的施行。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之一

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文融

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可是玄宗后期三十年，户口登记从七百多万增至九百六十万，已经给官僚机构相当

的困难，各处文牍山积，很多事项除非高级长官亲身受理，无法定夺。而赋税既增加，

则有韦坚的增加督运效率。韦坚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欧洲，必为商业经理

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

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入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

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

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消费

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杨慎矜

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

有水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

价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

将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０年以御史大夫

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

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

也同于薪水，经过王拱的经理“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

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

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

律则更谈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

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坚的“纲典船夫”

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陟

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但是欧美

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入示署一字，累数日不

得者”。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冲

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口蜜腹剑”，只是他作

事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

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趋

势。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奇

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之

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结果则除宇文

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兄

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唐朝的

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

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

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

第田园水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

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

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

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

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

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

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也承袭到这一局面，也与皇太子即后来的肃宗有嫌隙。在马

嵬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

新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

折。另一方面则安禄山的反叛由杨国忠激成，而杨国忠之居高位，则是杨贵妃的裙带关

系，事实显然，而皇帝的荒怠，更无非“内蛊艳妃”。所以连白居易的诗也要说渔阳鼙

鼓所惊破的不是军事计划和财政预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21、九重城阙烟尘生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扰攘达七年之久，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从

短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

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中

亚腹地今属苏联），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营州则

为今日之热河。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

他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以一日十里的行军速率南下取洛阳。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

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不仅各处没有“勤王”的

行动，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称“大

燕皇帝”，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

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

李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

领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

的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

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潼关，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

背受敌，而强迫哥舒翰仓卒出战，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入长安，郭子仪和

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倘使这时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后的发展，还可更不能逆料。

实际上经过马嵬驿的兵变，杨国忠被军士胡乱的杀死，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命

令缢死，史书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情节，于是玄宗南奔，不久就

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则北上，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

也通过群臣劝进，“六上笺，上不得已，乃从”的公式，即皇帝位，等于宣告玄宗已经

没有用场，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为兹后历史上的肃宗。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

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襄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又一

月而收复洛阳。

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

阳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他在７５７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八万众降

唐。肃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又再陷洛

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事

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史朝义传首

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预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

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重新检讨这八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卒之间，得

到确切的结论。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

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说

及玄宗任人不当。安禄山“性巧黠”，又“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为卢阳、范阳、

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

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更让安禄山拜自己

为父，杨贵妃为母。《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

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庭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

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

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

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

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年（７４２年）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

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

时候人力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

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

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

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旷

骑”，自７３７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７４７

年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

奴别种”之奚，他们经常与安所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

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

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

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

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

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

也提及，“至互市，辙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

使的时候，就将原任可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

府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

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进修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

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

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

个由中枢作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

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

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

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

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

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

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

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

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

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

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

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

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

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

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

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干，回头到长

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

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

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

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

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

织格不相入。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

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

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

我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

仕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

内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

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

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

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的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

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

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起极端，甚至亲属也

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

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

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

远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

“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余年的历史纪录，我

们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

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

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

入“广泛农业”，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

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

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

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

但是史实上的错误比较多，很难作为有效的Reference来使用。

22、“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

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

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

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

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

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

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

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

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于副

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

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

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

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

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

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

发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

两帝之间，在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

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

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７８２年达到

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

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７８３年从淮西

（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

此，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

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此有旧，

也推戴朱此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长

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

在７８４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

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

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此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

与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此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绥而死。只

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

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

“自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

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

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

之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８

１９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

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

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

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

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

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

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

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

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

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

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

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

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

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

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

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

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

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

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

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

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和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

兵，购马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

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

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

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

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

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

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

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

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

“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

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

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

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

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

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

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

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

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

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

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

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

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

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

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

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

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

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

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

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

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

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

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

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

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

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

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

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

“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

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

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

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

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

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

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

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

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

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

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

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打狗也要看主人嘛。

没我有你的今天吗？

还不赶紧谢谢我？！

23、黄巢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

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

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

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

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

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８７０年间，“仍岁

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

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

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

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

《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

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

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

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

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

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

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

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

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

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

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

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

（长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

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

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

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

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

也渐成问题。８８２年朱温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

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

前起事的地方不远。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

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

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

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

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

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

方唯一的例外为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

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

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

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

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

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

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

“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

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

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

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

型”、“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

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

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

两方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

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绛即对宪宗

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

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

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

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

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

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

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作困兽斗，有战果不扩张，

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一派普遍现象。因之政府阵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黄巢行动叵测，

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他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才，

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为多。

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

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

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以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

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的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象。这种弱点也

还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

人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使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

官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

形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

时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

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

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

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

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

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

包制的模样。８２１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

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

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

作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

的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谬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

卖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

的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

也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令），《新唐书》

“食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

私困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

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

怒之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也

与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

富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

个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

的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

重要节目。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谬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

下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这

样看清大局，钱谬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

十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

24、五代十国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

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

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

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

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

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

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

其喜为这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

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

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

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

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

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

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

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

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

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

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

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

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床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

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

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

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

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

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

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

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

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

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

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

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

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

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

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

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

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

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

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

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

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

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

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

“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

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

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

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

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

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

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

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

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

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８７２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

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称帝，虽

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

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

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９３６年

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

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

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

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州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

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

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

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

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

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

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

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

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

“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

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

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

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

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

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

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

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

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

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

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

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

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

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

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

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

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

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

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

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

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

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

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

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

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

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

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

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

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

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

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

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

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

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

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

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

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

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

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

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

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

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25、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

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

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

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

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

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

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分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

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

罩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

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

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

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

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

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

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

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

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

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

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

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

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

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

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

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

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

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

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

个七岁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上也创立了

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

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的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

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有自觉中，完成了一

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

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

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

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

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

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谬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

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

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

的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

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

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温和，但是对

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

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中作封桩库。他曾说：

“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

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的承认人

的私利观，而且赵匡胤很明显的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第六个

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

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

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

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

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当在以下

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

“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

之“牙军”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

召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

成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

各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

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

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

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

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军事，并且打破

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

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樊盐酒超过

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

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

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

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的需要，也是各主

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

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

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

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

成立神策军，以宦官作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

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

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

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

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

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

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

者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

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

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

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

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

历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９７６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

看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

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

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则特制

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

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

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

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

势。它企图注意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

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

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

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这段翻译，如果俺是他的中学语文老师，俺给他个59分。

他在美国失业后，为了谋生，狂出了许多通俗史书。他老人家下手快，并手滑，妄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有的确有真知灼见，有的就是瞎糊弄。

比如上面引的几句话，居然有两处重大错误

1。五季失图，此图是指版图，具体指的就是有宋一代君臣念念不忘的燕云十六州，看一下当时宋神宗写这几句话的背景，以及了解了一下宋封桩库的用处就会明白，根本不会闹出是“计谋”的大笑话。五季即指五代。

2。更大的笑话，艺祖即宋太祖，这是有宋一代对宋太祖的尊称别号，宋史料中比比皆是，对宋史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犯这个错误，甚至在中国历史辞典中都能查得到。但是艺祖的出典是《书?舜典》的“格于艺祖”，李隆基就是用这个称呼过李渊。

3、“宋朝很早就企图铲除辽之盘踞。可是公元979和986年两次战役部一败涂地。第一次战役宋主赵光义几乎被俘，第二次战役他亲自指挥战斗时曾受箭创。”

这段则根本对宋初北伐的基本事实不了解。第二次宋太宗根本就没有亲征，何来的箭伤？

俺说他的宋史知识是不及格，文言水平也很烂（文言难就难在典故和固定用语），短短几句话，犯了两个大错误。他的做学问态度俺是不敢恭维的。

黄在历史方面是普及了一些知识，不过也仅此而已，更不能拿他的著作当作证据。初读都觉新鲜，那是因为以前了解太少。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的。

还是那句话，他的这本书可以作为扫盲来用，再多就太抬举他了。

26、澶渊之盟

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

心头夙愿。１９４６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

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辞，都已经感慨系之。

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９１８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

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

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

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

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

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

产生局部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

朝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

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

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

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

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

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

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

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与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

法国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

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

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

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

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小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

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

普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

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

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

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

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

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

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

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

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

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

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

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其人

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

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

见的一个名辞？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

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

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

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

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

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

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

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

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与契丹之

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

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

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

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

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

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

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

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

“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

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

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

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

１００４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

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

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

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

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

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

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

金以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

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

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

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

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

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

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

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长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

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

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

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汉（山西

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

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

《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

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

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

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

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

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

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

和谈。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

的记载也称女真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

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

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

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

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

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

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的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

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

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

“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账族”编为

“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朵”

（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

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

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

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

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

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

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

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外。赵光义时

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账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

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

持。《宋史》称９８６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

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１００４年澶渊之盟既事实，朝廷在

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

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

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１００４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

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

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

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

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

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

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

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可观度不比他差。

我实在是没那么多时间，零打碎敲地没问题，长篇大论可实在是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