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张居正大传+序 -- foundera

纳闷

谢谢指正,修改了,好一点

剩下一点实在去不掉了

鲁迅去世后, 当时报纸的标题:"

我们伟大导师是死了，可是，千百万的后起者，却在勇往迈进(《山西党讯》)

鲁迅底葬仪，在盛大里终了，沿途民众拥塞(《上海日日新闻》)

犹如鲁迅的自传 (http://cul.sina.com.cn/s/2001-09-24/4422.html):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 ...

朱东润先生乃前辈高人, 用词古雅也是有的.

苏东坡

李鸿章

和。。。。。

忘了，反正看过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万历元年，居正进《帝鉴图说》，第二年就发生效力。神宗这时才十二岁，他和吏部尚书张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说，要召见廉能官员，面加奖谕。居正随即请定面奖廉能仪注，他在疏中说：“臣等窃惟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前代令主，欲兴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奏疏三《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二年正月，神宗在会极门，召见廉能官员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加奖励，各赐金币，便是这一次的结果。

九月间，刑部秋审，判定重囚应处死刑的，一概上奏。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难从宫内发生了。

“慈圣太后底销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华殿和居正说，“先生以为怎样？”

“春生秋杀，天道之常，”居正说，“皇上即位以后，停刑已经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来，还是不必停。”

神宗听了以后，奏明太后，应处死刑的，一概准予执行。

这一点牵涉到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问题。不负实际责任的人常常主张宽大，但是负担实际责任的人，便认为这是一个难题。郑子产临死的时候和子太叔说：

“我死后，国家大政是你底事了。有德的人，也许能够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底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烧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觉得可爱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宽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产死后，政权落到子太叔手上，这是一位官僚主义的统治者。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得到这个机会，发动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子太叔懊恨极了，他认为早听于子的话，一定不至于此，这才调动军队，把起义的人民镇压下去，仍走上反动统治者的老路。

居正是主张猛的，他曾说过：“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他看到元末的大动乱，完全因为当局的宽纵，以致演成不可收拾的惨剧。所以他认定“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文集十一《杂著》）他又说过：

“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书牍八《答总宪吴公》）关于捕“盗”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规定。后来万历七年，因为“盗犯”中途脱逃的事，他说：

张国用查系三月初间，已属顺天府着长解押发，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贿逃矣。顷已令该府捕长解家属监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处脱逃，务见下落，事系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时尚未到，执事亦宜上疏自白，请旨缉拿，务令得获正罪，庶足示惩。若已到，则照在京例，尽法处之，不可纵也。（书牍十一《答河漕姜按院》）

居正底主张是“盗”者必获，获则必“诛”，这是考成法底规定。但是如《明史》所载，居正当国之时，“大辟之刑，岁有定额，”（《明史》卷二二??《赵世卿传》）又称“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明史》卷―二九《艾穆传》）都难免有些以讹传讹。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额，就在当时，也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艾穆传》称艾穆为刑部员外郎，到陕西复审的时候，艾穆决定只有两个人处死刑，同审的人惟恐太轻了，要受到政府底处分，艾穆慷慨地说：

“我可不会拿别人底生命保障自己底地位。”

在居正大权在握的当中，地方官吏奉行过甚，也是不免的事。

二年十月辽东大捷，除了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进左都督以外，蓟辽督抚以及内阁诸臣一体加恩，居正具疏力辞，神宗亲笔下谕：

敕谕元辅张少师：朕以幼冲嗣位，赖先生匡弼启沃，四方治安，九边宁靖。我祖宗列圣，亦鉴知先生之功，就加显爵不为过。乃屡辞恩命，惟一诚辅国。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实心，不复强，特赐坐蟒衣一袭、银钱五十两，以示优眷，申成先生美德，其钦承之。（奏疏四《御札奖励疏》）

自从俺答封贡事定以后，战事底中心逐渐东移。东部的鞑靼，在土蛮底领导下，继续和朝廷作战，最困难的问题是“属夷”。喜峰口、宣化境外有朵颜卫，锦州、义州、广宁境外有泰宁卫，沈阳、铁岭、开原境外有福余卫，这是所谓大宁三卫；迤东还有建州卫。在名义上他们都服属中国，所以称为“属夷”，但是事实上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以及建州卫都指挥王杲都和土蛮相通，成为蓟辽一带的边患。要对付土蛮，第一便得对付“属夷”，所以万历元年，居正就认定处置“属夷”之策，为国家大事，急宜经理。（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这一次辽东大捷，李成梁斩建州部落一千一百余人，后来连王杲也杀了，当然是对付“属夷”的一次“成功”。

战事中心到了蓟辽，但是蓟辽最大的遗憾，便是地形的缺陷。整个三卫，盘据在热河和辽宁底西边，蓟州和辽东两镇，失去应有的联系。居正底计划，是遵守杨博固守边墙的遗策，一面整理蓟州一带的边墙，（书牍六《答蓟辽督抚吴环洲言虏情》）以备鞑靼底进攻；同时也计划反攻。他联络辽东、宣府、蓟州三镇，主张由蓟州坚守，由辽东、宣府双方夹击。他给方逢时说起：

比者辽左之功，固为奇绝，朝廷赏功之典，亦极其隆厚，然仆于此，蓄意甚深，谨密以告公。今九边之地，蓟门为重，以其为国之堂奥也。自嘉靖庚戌以来，虏祸日中于蓟，至罢九边之力以奉之，而内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酿此祸者，皆属夷为之也。国初弃大宁之地与之，冀其为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属夷不处，则边患无已时。然欲处之非加之以威，彼固未肯俯首而服从也。今西虏为贡市所羁，必不敢动，独土蛮一枝，力弱寡援，制之为易。今拟于上谷练得战士二万，辽东二万，多备火器，却令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视三镇士气已振，度其可用，则属夷求抚赏者，一切以正理处之；凡额外求讨，及捉军要赏者，悉正以军法。彼不遂所欲，必结虏来犯，我则据台以守，遏之边外，使之一骑不入，在我虽无所获，而在彼已为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遽为仓皇，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据要害，令诸县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属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地，伏于贼所出路。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一战而胜，则蓟镇士气既倍，土、苏诸酋，不敢复窥，而属夷亦皆可胁而抚之以为我用。蓟事举则西虏之贡市愈坚，而入援之兵，可以渐减，九边安枕无事矣。愚计如此，今先试之于辽左，盖辽人素称敢战，而李将军亦忠勇可用，故厚赏以劝之，悬利以待之，亦致士从隗始之意也。（书牍六《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

万历元年，居正和蓟辽总督刘应节说过，要“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见前）这便是居正底长策了。但是这一条计策，在居正手里，始终没有用过。战事底中心逐渐东移，辽东成为中国底重镇，这是后事。万历最初十年，戚继光坐镇蓟门，是当时的一重保障，土蛮不敢南侵，未必不由于此。居正对于三卫，始终设法羁縻。他用底方法，自己说过：“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棰，既棰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前有书与方公，方答书云：‘耐烦二字，边臣宜书诸绅。’诚然。”（书牍八《答吴环洲》）居正手上有的是大棒和骨头，这是他“羁縻‘属夷’”的方法。对于“抚赏‘属夷’”的段布，正和对于赏赐俺答的段布一样，居正逐件看过，都要美好经用，这是骨头。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和青把都是亲戚，居正吩咐宣府巡抚吴兑：“幸公示意青酋，令其传意长昂，勿复作歹，自取灭亡。”（书牍六《答蓟镇吴环洲》。蓟镇误题，吴环洲即吴兑。）这是大棒。这一年他又说过：

辱示蓟镇虏情，渊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语彼中当事诸公，俾知所从事。属夷处置适宜，则土虏之真情可得，而两镇之贡市愈坚，当今边务，莫要于此矣。公在上谷，内修战守，外探虏情，东制西怀，自有妙用，仆复何忧。（书牍六《答吴环洲》）

居正曾经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这是一句谦虚的话，但是耐烦确是能使居正成功的品德。耐烦的人，对于一切事务，有布置，有步骤。他不会一暴十寒，然而他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干。我们所不能满意的是居正对于起义的人民，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止知道如何去镇压；同样地他对于沿边的少数民族，除了利诱威服以外，没有采取进一步靠拢和争取的方法。

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他也是一步一步干著。万历二年四月，实行久任之法，这是他在隆庆二年《陈六事疏》中已经说过的。十二月内阁进职官书屏。居正上疏：

仰惟皇上天挺睿明，励精图治，今春朝觐考察，亲奖廉能；顷者吏部奏除，躬临铨选，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顾今天下疆里，尚末悉知，诸司职务，尚未尽熟，虽欲审别，其道无由。臣等思所以推广德意，发达圣聪者，谨属吏部尚书张瀚，兵部尚书谭纶，备查两京及在外文武职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造为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该部将升迁调改各官，开送内阁，臣等令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上讲读进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其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亲赐询问，细加商榷，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尽其愚，以俟圣断。一指顾间，而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简，一时官员贤、否，举莫逃于圣鉴之下。不惟提纲掌要，便于观览，且使居官守职者，皆知其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达于高聪：其贤者将兢兢焉争自淬励以求见知于上，不才者亦将凛凛焉畏上之知而不敢为非。皇上独运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奏疏三《进职官书屏疏》）

在职官方面，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南京六部诸寺，实际成为赘疣。嘉靖、隆庆间已经开始裁革了。万历三年二月裁南京官，以后再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养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属官以外，差不多已经调整，这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三年四、五月间，居正上《请饬学政疏》，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明朝的学制，两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与地方无干。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都有一定学额，归各省提学官管辖。乡村之中又有社学，民间子弟自由入学，不受学额底限制，但是没有强迫入学的规定。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州、县学。

太祖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洪武十五年定令，廪膳生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由官供给。宣宗宣德三年规定，府、州、县学各设增广生员，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他们没有领米的权利，但是和廪膳生员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一句话，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役。以后增广生员以外，又添附学生员，现代术语称为特别生，他们当然更谈不到廪米，但是免役的权利，还是一样。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有时只称廪、增、附。通常人用汉朝科日秀才异等底名称，称为秀才。这些秀才，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长的，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底出身，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县学主员，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这一群特权阶级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种势力，可以欺侮一般民众，同样地也可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子、孟子，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但是事实上只是地方的祸害。这便是所谓学霸。嘉靖十年题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万历本《明会典》卷七十八）便指的这些人。

万历二年，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去今已经一年了，但是还没有看到成绩。居正认定惟有控制各省提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疏称：

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笾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奏疏四《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疏后附列十八款，日标都在振饬当时的学风，列四款于次：

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

这是居正整饬学风的计划；他要打倒游谈之士，所以不许创建书院；他要肃清学霸之源，所以裁减学额；至于禁止纠众，考验文理，固然是明初以来的遗规，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实行，因此尽管只是旧话重提，但是重提的旧话，到了万历初年，便增加新的意义，不能再当具文看待。关于书院一方面，到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局势的推演，更加积极：在学额方面，因为考成底关系，有司奉行，也是非常严格。《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言：“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命，御史杨宜争之而止。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大致这不是一句诬蔑的话。

假如居正为自己底政治前途打算，关于整顿学风的事，也许还要重行考虑。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领导阶层，得罪这个阶层，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风波。周武帝灭高齐，统一北方，对于南方的陈国，随时可加扑灭，只因为沙汰沙门，得罪当时的领导阶层，这一群僧侣消极反抗，武帝死后，不过数年，整个的国家移转到一个委琐平庸的杨坚手里，智识阶层，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声。明朝以来，秀才成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政府的官吏，出身于这个阶层，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底手里。他们固然压迫一般民众；然而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因此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底反对，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众底拥护。人民大众的认识没有提高以前，有时会把骑在头上的恶霸，看作领导的人物，何况在居正的时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张沙汰生员，但是毕竟没有沙汰。居正以后，思宗时，大学土温体仁又提出同样的主张，刑科都给事中傅朝钓立即提出弹劾，疏言体仁“又议裁减茂才（即秀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于圣贤。”（《明史》卷二五八《傅朝钓传》）温体仁固然是一个庸人，但是主张裁减生员，何尝得罪于圣贤？孔子尝为乘田、委吏，盂子也说“往役、义也”。孔子、孟子没有造成特权阶层，也没有提出领米免役的要求，为什么主张裁减生员，为民众减轻负担，为公家平均劳役，就算是得罪圣贤呢？傅朝钓底议论，只是拥护特权阶层底既得权利，不肯放弃。

居正提出整顿学风的计划，正是抱了最大的决心。万历八年，他曾经说起：

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封信中，大致也是关于整顿学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毁誉关头，所以能有当日的成功，也正因为他不顾人情物议，所以不免招致身后的诋毁。

万历三年五月，还有一次辽东报警的事。“属夷”传来的消息，鞑靼武士又出动了。这一次的主谋是土蛮，他纠集青把都，率同二十余万骑土，准备向辽东开发。消息紧张的了不得。辽东巡抚立刻申报兵部，敌人已经开到大宁，所以请兵请粮，一刻也缓不得。兵部尚书谭纶随即上奏。神宗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对于国家大事，不容他不关心。惊惶极了，他问居正怎样办。

“请皇上宽心，”居正说。“暑天不是敌人猖狂的时候，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事。”

居正尽管这样地宽慰神宗，但是言官们已经惊动了。一位给事中上疏，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严。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庆四年李春芳、赵贞吉那一番仓皇失措的情形。他叹了一口气，但是同时也吩咐蓟镇戚继光和宣府巡抚吴兑打听虚实。不久，继光底报告来了，据说鞑靼诸部“酋长”，久已解散，没有集合的行动。吴兑更说青把都始终没有出动，更谈不到进兵辽东。居正底估计没有错，一切只是虚报。但是北京城里的空气，从五月以来，已经紧张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准备秋防的时候。居正上《论边事疏》：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可以取胜。今无端听一讹传之言，遽尔仓皇失措，至上动九重之忧，下骇四方之听，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且近日虏情狡诈，万一彼尝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虏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之不知虏情为虑也。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尤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今一闻奏报，遂尔张皇，事已之后，又寂无一语，徒使君父日焦劳于上，以忧四方，而该部以题复公牍，谓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谓宜特谕该部，诘以虏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迩，蓟、辽之间，近日既为虚声所动，征调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奏疏四《论边事疏》）

万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抚及巡按御史，对于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这也是整顿吏治的一个表现。明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进士，第二是举人、贡生，第三是吏员。这是所谓“三途并用”。后来因为长官都是进士出身，进土出身的官员，特别蒙到关切，举人、贡生出身的，已受歧视，更谈不到吏员出身了。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就是举贡也决不轻易就职，他们惟一的目标，是考进土，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后自有合理的发展，考不中，他们准备三年以后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纸堆中。浪费精力，埋没人材，科举制遂成为大害。隆庆年间，高拱提议，明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惟论政绩，不论出身。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没有实行。隆庆四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上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明史》卷二二七《贾三近传》）贾三近底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这两件事，居正都在大学士任内看到，现在自己当国，更积极地要想实现，但是即在居正任内，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居正身后，当然更谈不到。科举的制度，永远成为整顿吏治的障碍。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内阁只有居正和吕调阳两人，到现在三年了。万历三年八月，居正疏请增加阁员。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居正推荐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及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御批“张四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著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因此四维在内阁中，名为居正底同僚，其实只是居正底属员。首辅底权力，无形中又提高一层。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他是杨博底同乡，王崇古底外甥，和居正也有相当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办法，能忍耐，而且舍得化钱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许多意外的方便。隆庆年间，是一个盛谈边务的时期，四维当然很清楚，以后俺答封贡事起，朝议未定，奔走关说，主张封贡的便是四维，因此深得高拱底器重。高拱准备引进四维入阁，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间的冲突。其后四维也因为言官弹劾，乞假家居。但他和当道要人，还是不断地连络。隆庆六年，高拱失败，这是四维潜伏的时期了，但是因为王崇古底关系，不久他和居正又发生联系。四维知道政治中枢，还有冯保和慈圣太后，于是他再连络冯保和李太后底父亲、武清伯李伟。万历二年，四维入京，以翰林学土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待郎，三年八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做官的欲望，当然满足了。至于争权，四维很清楚，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吕调阳入阁三年了，除在内阁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官、蒙赏以外，还有什么？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辅办事”。这是圣旨，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大学士固然名为大学士，其实只是居正底一条尾巴。在这一点，居正和四维成立一种默契。但是居正没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华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吕调阳，也许可以遵守这个默契，并不感觉痛苦；才华的人如张四维，便完全两样了。他遵守这个默契，但是心里却充满怨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底恭谨，只能增加他底仇视。这便成为居正身后，四维极力报复底张本。万历十年，居正逝世；十一年抄家，他底长子敬修自杀，在他底血书后面写着：“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四维别号）今张家事（敬修自指）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到了这时，敬修才知道四维是自己一家底大仇，但是在居正生前，居正只觉得四维是一个恭谨的同僚。

万历三年，在江浙海外，发生一次小规模的国际战事。嘉靖中年，是倭寇猖獗的时代。经过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这一群人戡定以后，大局稍为安静，但是小股的倭寇，还是不断地扰乱，隆庆年间，广东方面的动乱，也有倭寇参加的踪迹。中国和日本是接近的邻国，本来应当好好相处，为国际争取和平，为人民争取幸福，但是那时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没有认识这个道理。远在北京的皇帝，高高在上，没有贯彻保卫祖国的职责；而日本方面，无数的封建主，一边率领虏掠成性的武士，一边勾结中国沿海的汉奸，不断向大陆进攻。这是当时中国和日本相处的情势。居正也曾说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倭奴自元以来，为中国患。元尝以十万人，从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风大作，十万人没于海。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长，靡不向风，独倭王良怀不奉朝贡，寇掠直、浙，至遣某某等募兵船以御之，沿海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高皇帝命礼部移书，责其国王，亦只言天道祸福之理以导之耳，终不能一加兵于其国。是以其人骄悍狡诈，谓中国无如之何。侵侮之渐，有自来也。（文集十一《杂著》）

居正看到日本底祸害，但是居正认识当时国家底敌人，还是北方的鞑靼，所以在“北边第一”的口号下面，对于倭寇，谈不到根本解决，只能对于沿海督抚，尤其苏、浙、闽、广诸省，加以不断的戒饬。他底计划是用兵船巡弋近海，随时和倭寇在海面决战。万历三年，倭寇又到江浙海外黑水洋一带了。应天巡抚宋仪望调兵船和他开战，打了一个胜仗，居正一边奏请加官，一边致书奖励，同时警戒浙江巡抚谢鹏举。他说：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颇懈，仆窃以为忧，故昨年拟旨申饬。赖公伟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战而胜之，不俟登岸而遏之于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岂不贵豫哉！慰甚。彼前锋既折，必不敢窥吴，祸当中于浙矣。（书牍七《答应天抚院宋阳山言防倭》）

浙无倭患久矣，一旦联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好。且地方安恬日久，骤寻干戈，恐无以待寇，幸折以忠义，鼓以赏罚，悉力一创之，庶将来不敢再窥。亟剿此寇，然后徐究其祸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谢公非用武之才，恐不能了此事。”仆日，“不然，谢公沈毅有远虑，贼不足患也。”愿公勉就勋庸，以副鄙望。（同卷《答浙抚谢松屏言防倭》）

万历三年，居正决心整顿驿递，这也是居正招怨的一件大事。

明代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驿站是当时的惟一交通制度。驿站有主管官吏，有马，有驴，有夫役；水驿有红船，有水夫：都很完备。马、驴从哪里来？马、驴来自民间。船只从哪里来？船只也来自民间。马、驴底草料，船只底装备，莫不来自民间。民间还要按粮出夫，马夫、水夫当然也来自民间，自备工食，三年一轮，周而复始。除开马夫、水夫以外，各驿还有馆户，专为过往人等，治造饭食，不许片刻稽留：当然馆户也是来自民间，自备工食。最初的时候，夫役还享到免粮的特权，从嘉靖二十七年议准以后，连这一点特权也取消，于是夫役不仅没有权利，只有义务，而且还要供给马、驴、红船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备。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实际成为国家底奴役，他们底地位，甚至落到清代的乌拉娃子以下。

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这不能不算一种虐政，但是国家如此庞大，为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起见，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以前，驿站制度，纵是需要合理的调整，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切全看这个制度底运用。太祖时代，关于使用驿站的规定，非常严密，非有军国大事，没有使用的权利，即是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差的时候，也只许随带从人一名。所以驿站制度虽然存在，人民的痛苦，还得到一些缓和。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行使用驿站车马，给太祖知道了，太祖痛责道：

中原兵燹以后，百姓开始复业，买马出丁，非常艰苦。倘使大家和你一样，民间卖儿鬻女，也供给不起啊！

太祖时代究竟是老远的过去了。以后的条例，便逐日地宽大！太祖时代，给驿条例只有六条：到嘉靖三十七年，便扩充到五十一条。五十一条的使用者，都有勘合，现代称为护照。勘合分为五等：温、良、恭、俭、让。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填发的机关，总算还有相当的限制；但是在填发的时候，便来一个宽大的作风！兵部可以填发勘合送人，各省也可填发勘合送人。领用勘合的人，没有缴还的限期，一张勘合，成为终身的护照，而且自己不用，还可转赠旁人，姓名不合，更不妨洗去重填。宽大之外，还有宽大！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领用勘合的官员，大都既不温良，也不恭俭，更谈不到让；勘合底五个号码，只成为刻骨的讽刺。官员到了驿站以后，百般需索。他们要粮食，要柴炭，要酒席，要疏菜，要夫，要马。有时在拉到夫马以后，人民也可按照道路远近，讲明价值，经过一番磋商，索性缴纳银两，放走了事。于是官员们在沿站滋扰以外，连带也成为掳人勒赎的强盗。这一点，官员们久已视为他们应有的特权。在宽大的政体之下，没有人敢于侵犯他们底特权，以至引起自身底不利。

直到万历三年，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

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送应得廪粮蔬莱，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这年又规定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分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居正底规定，较之太祖时代的给驿条例，已经太宽，但是从太祖到神宗，这二百年间，整个的时代变了，一切只能做到“去泰去甚”。就是这样的规定，也还有成为具文的危险，嘉靖、隆庆年间，都曾有过类似的规定，其后只成一张废纸！但是居正手中有的是考成法，他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章程、条例都要切实执行，不容成为具文，这是考成法底作用。

对于万历三年整顿驿递的心情，居正自己说过：

近来驿递困敝至极，主上赫然思以厘振之，明旨屡饬，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犹不信！承教，谓外而方面，内而部属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应付。若如近旨，但无勘合者，皆不应付，则可尽复祖宗之旧，苏罢困之民。夫有司官卑，岂敢与大官相抗，所赖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抚、按耳。抚、按官狃于故常，牵于私意，而责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势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责之抚、按，不责之有司。异日倘有犯者，或别有所闻，则抗命之罪，必当有归。（书牍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丈田、赈饥、驿传诸议，读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获。盖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究观前代，孰不以百姓安乐而阜康，闾阎愁苦而危乱者？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幸赖祖宗德泽深厚，民心爱戴已久，仅免危亡耳。隆庆间，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纪纲不振，弊习尚存，虚文日繁，实惠日寡。天启圣明，虽在幼冲，留心治理。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至于宋之懦弱牵制，尤难并语。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对越上帝，奠安国本耳。故自受事以来，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骋允俏?务，锄强戮凶，剔奸厘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于己，猥言时政苛猛，以摇惑众听；而迂阔虚谈之土，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矫?I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徒以惠奸宄贼良民耳。（书牍十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驿递条例既经整顿，以后便是执行的事了。居正认定这是一件致理安民的大业，所以始终没有放松。执行底时候，当然从自己做起。儿于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调理，保定巡抚张卤发出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封信：

亡弟南归，辱给勘合，谨缴纳。禁例申严，顷有顽仆擅行飞票，骑坐官马，即擒送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发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皇上子惠穷民，加意驿传，前遣皇亲于武当祈嗣，亦不敢乘传，往来皆宿食逆旅，盖上之约己厚民如此。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儿去岁归试，一毫不敢惊扰有司，此台下所亲见，即亡弟归，亦皆厚给募资，不意又烦垂怜也。此后望俯谅鄙愚，家人往来，有妄意干泽者，即烦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处，勿曲徇其请，以重仆违法之罪也。前奉旨查朝觐官遣牌驰驿者，久不闻奏报，辱在知厚，敢以直告。（书牍十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惟有始终不懈，从自己做起，才算得“综核名实”，这是居正给我们的教训。在整顿驿递底当中，一切都从大官做起。外勘合由抚、按衙门发出，所以便先行整顿抚、按。甘肃巡抚侯东莱底儿子擅行驰驿，言官提出弹劾了。甘肃虽然不是最吃紧的地方，但是究在北边，而且东莱是一个应付鞑靼号称得力的边臣。居正确实感到一点困难，但是不能因为一个巡抚底原故，破坏国家底定法。没奈何，把东莱底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以后再慢慢地设法补救。保定巡抚张卤奉到居正底催促，恰好保定正在交通干线底要点，只得实行稽查。他发现违反规定的，一共十几人，一齐都奏报上去。这一次太严重了，居正只得稍行容忍，先把太仆寺和太原府的官员处分一下。他和张卤说：

两承翰示，一一领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觐遣牌驰驿者，即所参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应诏矣。若概及其他，恐干连人众，所伤者多。今姑为隐涵，后若再犯，即达官显贵，亦不能少贷矣。旧染颓俗，久难骤变，彼顽梗玩肆之人，以为法虽如是，未必行也，今量处数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几有所惮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抚、按以实奉行，不敢废格诏令可耳。今台谏诸君屡奉严旨诘责，常虑无以塞明诏，苟搜得一事，如获奇宝，一经指摘，声价颇损，故愿诸公之毋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马廪饩，用之自不为过，惟出境则不可。若宣大之于蓟辽，则地隔两境，各有军门统属，自难以相通。若奉敕者，则不在此例矣。（书牍十二《答顺天张巡抚》）

这一次的处分，有一点出人意外的，是太原府知府上书兵部和都察院，声明并非本人有意违例，因为山西巡抚派人护送，所以竟在省外使用驿站车马。责任落到山西巡抚身上。居正当然犯不着因为这个问题，动摇边疆大臣，所以只得去信加以严重的诰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辩驰驿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护送。都台即欲据揭并参，不谷喻之乃止。原揭奉览。盖闻智者不先人而后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抚、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传驿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施德于人，而又有累于己，岂不两失之乎？仁智者不为也。公尝告我曰，“今内之纪纲政事，已觉振肃，而外之吏治民风，尚未丕变，则诸大吏不以实奉行之故也。”不谷深韪其言。今若此，未可谓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强毅，而犹若此，况其他乎？已矣乎，吾无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献其愚。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谅。（同卷《答山西徐巡抚》）

整顿驿递，当然不是一年的事。最感觉棘手的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底领袖去设法。（见书牍十二《答南京守备枢使乔诚斋》）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大圣底后人，因此更应为世表率，偏偏尚贤忘去这一点。每年衍圣公自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不堪。山东布政据实直告居正。居正说：

承示大监、圣公横索驿递。今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书牍十二《答藩伯徐中台》）

这是万历八年的事。次年，衍圣公家庭发生风波，尚贤底庶母郭氏攻歼尚贤，朝廷派员查勘。一面由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把衍圣公每年入朝底故事，重行商定。居正说：

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然仆窃以为今亲王俱不朝贡，孔氏何必亲行？朝廷亦不必借此为重。渠每岁一行，族人佃户，科派骚扰，不胜劳苦，沿途生事百端，军民避之，无异夷虏，及至京师，淹留数月，待私货卖尽，然后启行，此岂为观光修贡者耶？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公如以为可，疏请之。若今岁，则彼听勘未结，自不宜来矣。（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商定底结果，衍圣公入朝定为三年一次。这样一来，对于衍圣公底走私夹带，当然不免发生稍许的不便，但是交通干线附近的居民，却减少了不少的惊惶。

万历三年，发生了水利问题；这一年旧事重提，再行发动疏凿?v河和胶莱河，这两件事，居正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本来明朝的水利问题，集中在黄河，这不是因为明朝人对于水利有特别的兴趣，而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不能不着重漕运；着重漕运，便不能不着重黄河。明朝的京城在北京，整个的国防形胜，也着重在北边，因此每年由南而北的漕运四百万石，成为国家底生命线。隆庆六年，居正曾和港运总督王宗沐说过：

今方内?V安，所可虑者，河漕为最。兹赖公之力，经理十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来岁新运，又已戒期，计三年之后，京师之粟，将不可胜食矣，欣慰欣慰。（书牍四《答河漕总督王敬所》）

万历元年，四百万石又安稳地北上，居正又说：

四百万军储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自仆有知以来，实未见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语及今岁漕事，天颜喜悦，殿上侍臣，咸呼万岁。仆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赏，重任之。上深以为然。（书牍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运》）

次年，漕运还是如期北上，居正说起：

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居正方作国储充实以后的计划，就在这一年，黄河在邳州决口，淮河也决口。万历三年，黄河又在砀山决口，黄水不断南流，一部分由淮安入运，直灌长江，淮、扬一带因此发生极大的恐慌。但是当局底注意还是集中运道。这时从宿迁到韩庄的运河还没有，从淮安到宿迁，再从宿迁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明朝人称为“借黄为运”，在借黄为运的情形下面，黄河底通塞，和漕运有关，也就和国防有关。明朝人治河有几条牢不可破的原则。第一，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向北，因为向北便不能向南，淮、徐一线的漕运便发生问题。第二，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向南，因为向南便影响明朝凤、泗一带的祖墓。第三，即使在这个范围以内，也不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便会发生浅滩，必然妨碍粮艘向北，空船回南的路线。在这几个原则之下，明人对于洪水横流，挟沙俱下的黄河，只有夹岸筑堤以防黄水底溃决。他们筑堤的技术非常发达，单就堤岸的名称，便有遥堤、缕堤、月堤、格堤底不同，但是最后总有横溃的一日。黄河屡次决口，河水流入运河，复在高邮决口。事态严重极了，种种的主张都提出，一切等待居正解决。

居正只有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去信。万历二年，他说：

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书牍六《与河道傅后川》）

希挚底复信来了，居正觉到游移，又去一信：

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v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东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人告于上而行之。（同上《答傅后川议河道》）

最后希挚决定请求重开?v河。?v河二源，一出峄县，一出费县，称为东、西二?v河。隆庆四年，翁大立总理河道的时候，就提议开?v河，他主张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贯东、西?v河，下合沂水，过宿迁骆马湖，再人黄河。在隆庆万历年间，称为新水道，其实就是现在韩庄、宿迁间的运河水道。这一个计划《明史》称为“引泗合沂”，当然不是专指?v河本身。大立底计划没有实现，希挚重行提出。万历三年二月，希挚疏称：“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顷见徐、邳一带河身垫淤，壅决变徙之患，不在今秋则在来岁，……臣日夜忧惧，悉心讲求。禹之治水，顺水之性耳；今以资河为漕，故强水之性以从吾，虽神禹亦难底绩。惟开创?v河，置黄河于度外，庶为永图耳。”他提出工程计划，最后说，“若拚十年治河之费，以成?v河，?v河既成，黄河无虑溃决矣，茶城无虑填淤矣，二洪无虑艰险矣，运艘无虑漂损矣，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口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有省，尚有余抵也。故臣以为开?v河便。”奏疏上去以后，发户、工二部看议，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请求召集廷臣会议。居正认定会议只是虚文，一面奏派于赵和希挚会勘，一面再给希挚去信：

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乎！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书牍七《答河道总督王敬所》。按王敬所三字误题）

于、赵勘后，认定要开?v河，势必经过良城，良城伏石实勘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户部又谓“正河有目前之患，而?v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v为缓。”居正准备承肩“艰大之任”，但是户、工二部都不赞同，希挚底态度，又不坚决，事情只得搁下。万历三年六月，奉旨：

侯于赵等所奏，与傅希挚原议，大不相同。傅希挚久历河道，他当初若无的见，岂敢谩兴此役，此必该道等官，畏工久羁官，故难其说，阴肆阻挠。勘官据其所言，谩尔回奏，其言先开良城伏石，徐议兴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语，深负委托。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实干，便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讵肯视国如家，忠谋远虑者？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事？且?v口之议，止欲通漕，非欲弃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说治河即可以兼漕，便着他一意治河，别工不必再议。

万历三年开?v河的计划失败了。直到万历三十二年，总河侍郎李化龙、曹时聘底手里，才能完成。每年三月，粮船由?v河北上，秋天以后，空船仍由黄河南下，?v河、黄河，成为徐州、宿迁间往还分途的水道。但是居正没有看到！居正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大计划底失败。三年六月的上谕，充满焦急和愤恨，我们不难想象是谁底手笔。

开?v河的计划失败了，四百万石的漕粮，重行寄托给全无把握的黄河。国家底运命，真是非常地渺茫，居正方在踌躇着。这年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右侍郎徐?蛏鲜枨肟?胶莱河。这两位都是居正底同年，尤其是刘应节，在他任蓟辽总督的时候，居正曾经和他有过不少的磋商。应节，山东潍县人，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形，更应当熟悉。居正记得隆庆五年，自己曾经反对胶莱新河的计划，曾经虑到水泉难济，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黄河屡次决口，?v河计划不成，除勘探胶莱新河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办法，而且经过几年以来的开源节流，在经费方面，他有相当的把握。所以他毅然地不待复勘，派徐?蚯巴?山东开浚，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办理，一面再嘱世达极力协助。他对应节、徐?颉⑹来锏人灯穑?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徐?颍┛仙砣沃?，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渐庵（李世达）亦曾有疏云，开?v口不若疏胶河。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其河道官属钱粮，俱不必与之干涉，以破其弃河不治之说，庶浮言不能兴，大事可就也。（书牍七《答河漕刘百川言开胶河》。按题衔误。）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乃竟为浮议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则山东之人，畏兴大役，有科派之扰，又恐漕渠一开，官民船只，乘便别行，则临清一带，商贩自稀，此昔年之说。一则恐漕渠既开，粮运无阻，将轻视河患，而不为之理，此近年之说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虑也。今当决计行之，无事再勘。仆尝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为虑。昨奉百川公书，公雅不辞劳，审尔，大事济矣。已即面奏于上，特以属公。前得山东抚台李公书，谓开?v口不如疏胶河，意与公合，故宜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诸疏凿、造船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公亲履其地，一一条奏。其河道官属、钱粮等项，俱绝不与之干涉，以破其弃河不治之说，庶浮言不兴，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主上英明天启，志欲有为，而公以非常之才，适遘此时，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业乎？大功克成，当虚揆席以待。（同卷《答河道徐凤竹》。按题衔误）

向承教胶河事，时方议凿?v口，未逞论也。今?v口既罢，刘、徐二司空复议及此，适与公议合，故特属之。望公协恭熟计，共济此事。仆以浅薄，谬膺重寄，主上虚己而任之，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三年于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略举，惟清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巨，不敢轻动，清河则宜及今图之。了此一二大事，仆即纳管钥，稽首归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内英哲，共助不逮。（同卷《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

万历三年，胶莱新河底开凿，是一件最迫切的事。神宗上谕：“这胶莱河议，即经行勘，俱为浮议所阻，刘应节等既的有所见，不必复勘。就着徐?蚋墓げ坑沂汤杉娑疾煸河屹荻加?吏，会同山东抚按官，将开浚事宜，一一计处停当，具奏来行。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在这道上谕后面，我们看到居正具了最大的决心。居正对于运河工程，不一定明白，但是他假定刘应节、徐?蛴Φ泵靼祝?再加以李世达底赞同，他认为成功的希望，可以看到，所以排除一切障碍，集合一切力量，为国家开辟新水道，替四百万石漕粮找一条安全的交通线。

但是这一次又是一度严重的失败。山东方面，一则惟恐运河改道，对于西部的繁荣，发生影响；二则眼见开凿新河，东部的劳役，非常烦重：山东的舆论动摇了，山东巡抚李世达也动摇了，连带徐?蛞财鹆硕?摇。居正立刻去信：

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劳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有。（同卷《答河道徐风竹》按题衔误。）

这是万历三年冬间的事。四年正月，徐?蜃喑乒兰圃渖揭?水，筑堤建闸，工费该银九十余万。在国家岁出岁人，都在三百万上下的时候，这不能不算一个不小的数字。居正认定这是徐?颉肮噬枘汛剩?欲以阻坏成事”，这时刘应节已改戎政尚书，二月间，再着应节暂解营务，赴山东会同徐?蚩?河。事情似乎有了办法，但是应节到了山东以后，和徐?蚍⑸?重大的异议。同样一条胶莱新河，应节主张通海，徐?蛑髡乓?泉，关于水源方面，有了绝对不同的主张。但是在分水岭方面，势必动工开凿，这是应节和徐?蚨疾荒懿挥Ω兜奈侍狻Ｉ蕉?巡按御史商为正奉命挑验。据他底结论，“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经费方面，困难极大。应节主张通海，但是海水一来，海沙连带也来，因此应节主张建闸障沙。山东巡抚李世达认为海沙和海水同来；他说，“窃以谓闸闭则潮安从入，闸启则又安从障也。”全河长二百七十里，据应节所计，海潮自南口入，凡五十里；自北口入，凡一百八十里：这是说在二百七十里之中，可以通潮的二百三十里。但是据世达所计，除大风迅烈，海潮狂涌的时候以外，南潮所及，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所及，距海口六十里，和应节底估计，便有很大的距离。当然，在海潮不及的地方，可以引泉，但是世达论及泉水，以为“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海潮不能来，泉水不敷用，水源发生问题，那么二百余万金，还不是等于白费？

但是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胶莱新河原是为着海运提出的动议，本来的计划是漕船由淮入海，再取道胶莱新河入渤海湾。所以必须淮安以下的运河没有问题，才谈到这个计划底实现。但是万历三四年间，运河沿岸高邮、宝应一带，正是问题底中心。商为正说：“况海运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宝其所必经，高、宝不治，此河虽通，亦不能越而飞渡。”李世达说：“今当缉高、宝之堤，无徒殚财力于不可必成之胶河也。”他们也许有一些成见，但是他们底逻辑，不容人不重加考虑。居正没有办法，只有交工部集议。工部尚书郭朝宾复称“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万历四年六月，罢胶莱新河，这是居正在法运方面第二次的失败。以后他底注意，便集中到运河和黄河。

居正底两次失败，本来不是意外。他自己没有治河的经验，而且平生没有经过这一带，他凭什么可以构成正确的判断呢？他有坚强的意志，他能充分地运用政治的力量，但是在他没有找到得力的干才以前，意志和力量只能加强他底失败，所以在无法进行的时候，他便毅然地承认失败，这正是他底干练。最可惜的，万历二年工部尚书朱衡致仕，失去一个有经验、有魄力的大臣，假如居正能够和他和衷共济，也许可以减少一部分的失败。万历三年，工科给事中徐贞明上水利议，认定河北、山东一带都可兴水利，供军实。但是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查复以后，朝宾只说“水田劳民，请俟异日”，打销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提议。假如居正能够给贞明一些应得的注意，再推动政治力量，作为他底后盾，也许可以根本解决北方底粮食问题。

<<朱元璋传>>加上这本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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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万历三年辽东大捷，辽东巡抚张学颜还没有奏报的时候，巡按御史刘台底捷奏先到北京。从程序上说，这是一种手续的错误。然而不仅是错误，这是越权。巡按既可越权，巡抚便可卸责，对于封疆大事，当然发生不良的影响。从“综核名实”底立场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因此居正拟旨严加申斥。居正记得就在这一年，三边总督石茂华，曾因御史督战太急，鲁莽进兵，以致受到不小的挫败。自己还曾去信诰诫过；“今之时政，与先年异。公受分陕之寄，凡事当守便宜，谋定而后发，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议也。”（书牍七《答陕西督抚石毅庵》）居正认定边疆督、抚，不应受御史底牵掣。

刘台也有刘台底看法。辽东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张学颜是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变，形成监察权高于一切的状态。地方长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以及镇守冲要的总兵官：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后来添了巡按以及巡抚和总督。巡按、督、抚虽然各有疆域，但是他们只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们底官阶不一定高，但是地方官不能不受他们底节制，这是监察底权威。刘台看到同是代表监察权的中央官，为什么一个可以调度军队，一个连报捷都不可呢？所以他底捷奏还是发出去。

但是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抚究竟不同。英宗正统四年巡按御史出巡事宜有这样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所以巡按不得过问军事，曾有明文的规定。辽东巡抚底全衔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因此调度军队，正是巡抚底职权。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据。明代巡抚和巡按底职权最容易混淆，居正对于这一点，时时感觉到有纠正的必要。万历九年他说过：

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书牍十三《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居正认为封疆大吏，不应受到牵掣，在法制有成规，在事理有根据，不能不认为正确。假如我们想到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经略辽东，因为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红旗督战的迫蹙，以致仓皇进兵，造成辽东空前大败的事实，我们更不能不承认居正底主张。

刘台经过这一次严旨申斥，充满怨愤，就在万历四年正月上疏弹劾居正。这是居正当国以来所受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击。原疏如次：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租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贿狼藉，及骤列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所援引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无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告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t??，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官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底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开国二百余年，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偏偏自己在隆庆五年所取的进士，竟对自己提出弹劾，这是一个异常的刺激。三、四年来，当国的苦辛，刘台不一定明白，但是刘台既请皇上抑损相权，自己以后怎样办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刘台所提出的几点，不一定是对的，然而也不一定全无根据。是刘台底诬蔑呢，还是他底不能体谅？自己底门生，一手提拔的人，还不能体谅，以后又怎样办事？自己是大臣，当然谈不到和刘台辩驳，他和神宗说：

依法，巡按御史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彼时臣仅请旨戒饬，刘台已经愤愤不已。后来御史傅应祯妄言下狱，请旨穷诘党与，当时并不知道刘台和傅应祯同乡亲近，从中主持，因此刘台妄自惊疑，全不顾忌，对臣泄恨。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惟有一去以谢刘台。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御座前面，眼泪簌簌地直下，只有自己扶他起来，和他说：

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

居正仍是具奏请求致仕，神宗下旨慰留道：

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监，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

皇上底恩意很显然了，但是居正还是感觉到办事底困难，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尽其万一也，臣岂敢以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读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奏疏四《被言乞休疏》）

神宗随即再下圣旨；

卿精诚可贯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

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还不放心，再差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

谕元辅：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独此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悻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即出辅理。朕实???池?望。特赐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用示眷怀，先生其钦承之，慎勿再辞。

在这个情形之下，居正没有再辞的理由，他只有重行出来辅理国事。居正对于政治，有自己底理想和抱负；政权是贯彻这个理想和抱负的工具，他决不轻易放弃政权。在他认定神宗对于自己的信任，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坚定的时候，他慨然地说；

夫事推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奏疏四《谢恩疏》）

政权在自己手中，居正准备继续贯彻自己底主张。“你们谅解也好，不谅解也好，我底行为，自然有我底标准，”他想。

神宗说起对于刘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拟旨是内阁底职务，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难。居正具疏论救，其结果刘台免去廷杖，只得“除名为民”的处分。这一点，当时颇有人认为是居正底宽宏。但是居正却坚决地否认，他说：

古之圣贤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桡。《彖》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伊、周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而商、周之业赖之以存，虽刚而不失为中也。仆以一竖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嘉、隆以来，议论滋多，国事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乎中，处大过之时者也。而丈乃以为失士心，误矣。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高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复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阶书，（书牍十五《上师相徐存斋十九》）答胡邦奇书；（书牍八《答廉宪胡公邦奇》）他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上存斋》）他又说：“盖仆素以至诚待人，绝不虞人之伤己：至于近日之事，则反噬出于门墙，怨敌发于知厚，又适出常理之外。”（《答胡邦奇》）经过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对于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惟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底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这是必然的逻辑。居正说：“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自信力底扩大，已经到达惊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当国十年的政局，和万历十年以后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居正见地底正确。

居正对于刘台的怨愤，真是深刻万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他不愿意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刘台幸免廷杖底处分。万历八年，张学颜为户部尚书，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的事实，再经过辽东巡按于应昌，江西巡抚王宗载底彻查，刘台终于得到流戍浔州的处分。嫌疑底阴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说：“古云，‘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况冤亲平等，悉归幻妄，今转盼之间，已成陈迹矣，何足挂之怀抱乎？”（《答胡邦奇》）话虽说得淡泊，但是事实上居正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孔子说过：“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礼记?表记》又记孔子之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直”只是应得的价值，因此“以怨报怨”和“以直报怨”，适成为同义的语句。也许居正认为刘台只得到他应得的价值罢！从近代的政治风度看来；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刘台攻击居正底贪污，不是没有根据的诬蔑。居正当国以后，曾说：“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谈。”（书牍五《答司马王继津》）又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同卷《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居正对于自己底生活，不算没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为居正对于政权的热中，我们更可想象他对于货利的淡泊。在言论自由的时期，一旦贪污有据，经人指摘，往往不但成为终身的沾辱，而且会引起政权的动摇。这是一个热中政权的人所不愿意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势力底对象。北京只是居正底寓所，他底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底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底指摘。这是政治生活底创伤。隆庆六年，湖广巡抚、巡按提议为居正建坊。大学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个寻常的事，但是建坊底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广民众身上。居正极力辞免，他说：“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们便准备照工料折价，送给张家，这可算是异想天开，不过居正并不觉得离奇，他只说：

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E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书牍四《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

我们不能认居正为“穿窬之徒”，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坚决的拒绝。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价，而希望以建坊之费，准作废府纳价。在运用的方面，纵使不同，但是接受只是接受，还不是同样的民脂民膏？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火节】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直到隆庆六年，才想起纳价的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称“居正攘以为第”，指此。居正曾孙张同奎对于此事的否认（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上六部禀帖》）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其后《明史》根据同奎底言论，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建坊不仅是建坊，坊价送到张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筑工人，由锦衣卫军士包办。这个原是明代的敝风，但是在这一点，似乎居正也不觉得离奇。他说；

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借，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责，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书牍五《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

这是万历元年的事。这一座第宅底规模，着实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拟赐金构一书舍耳。不意锦衣庞君遂摹京师第宅，大事兴作，费至不赀。屡屡垂念，给与频蕃，既乖本图，复益罪过，赧怍之衷，口不能悉。”（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第宅之中，有堂有楼，神宗赐名为纯忠堂、捧日楼，又颁御笔大字二幅，对句一联，御前银一千两。（奏疏三《谢堂楼额名并赐金疏》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联曰正气万世，休光百年。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这次建坊、建第底计划，发动的是湖广巡抚汪道昆，（书牍四《答楚抚院汪南明辞建坊》）完成的是继任巡抚赵贤，（即汝泉）恰恰做到“官于楚者，必慕为之”的地步。“给与频蕃”，适成为“营私第以开贿门”的注脚。以后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书牍十《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万历八年，提议建三诏亭；（书牍十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万历九年，提议重行建坊表宅，（书牍十三《答郧阳巡抚杨本庵》）而且一切动工进行，都不待居正底同意。所以无论居正是否默认，这一个贿门，在他当国的时期，永远没有关上。

贿门当然不仅在此。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荆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撺掇张家出来报领。居正自己说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领，极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争欲之，擅众所利，则怨必丛积，家有薄田数亩，可免饥寒，老亲高年，子弟驽劣，诚不愿广地积财以益其过也。”（书牍六《与荆南道府二公》）居正底话没有说错，但是广地积财底事，仍是不断地进行。居正身后，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没产，（《明史》卷一二??《福王常洵传》）恰恰证实居正积产底成绩。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贿赂一直送到江陵张家。居正书牍里，屡次提到。（书牍六《答总宪刘紫山》、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书牍九《答向台长》、《答四川总兵刘草塘》、《答吴总宪》。）最阔绰的是两广的长官。万历七年，居正曾说：“自不谷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大致古来两广一带，腐化的空气，特别浓厚，所以岑参看到朋友往广东做官，仔细吩咐他，“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送张子尉南海》）明朝的腐化空气，本来很盛，最盛的还是广东，（见《答刘凝斋书》）吏治底腐化，当然影响到人民底生活，和地方底治安。两广动乱最多，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在贿赂底进行中，也有几次特别的趣事。一位知县底贿赂送来，居正拒绝了，知县认为嫌少，便设法加添。经不起再来一次拒绝，他索性借上一条玉带，一并献上。居正复信说：

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书牍七《答傅谏议》）

这仅是小小的诰诫。还不严重。最离奇的是一位郧阳巡抚。他在解任以后，到处活动，声名已经不佳，偏偏又活动到居正门上来了。这是一件笨手笨脚的事，居正怎样提出呢？他只有开一次顽笑，说道已经给吏部提起，但是吏部因为空气不利，只有极力避嫌，不敢起用。说过以后。居正更重重地教训一顿：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虽越在万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

这次居正底地位真是尴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数责。所谓“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也许是指送到江陵张文明底手里，但是这只是悬想，没有证明。

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文明底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李颐底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底放恣。他说过：“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情托》）在“子为父隐”的社会中，居正只能这样说，但是文明底放恣，已经显然。参与这一切的有居正底弟弟，有他底儿子敬修，也有他底族人子弟。万历二年，居正说过；“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书牍六《答总宪廖春泉》）这里透露族中底情态。至于仆役底横肆，在书牍中看到的更不只一处。

从这许多方面看来，刘台所称“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又称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是明代的风气。在腐化的空气中，居正曾经和两广总督刘尧诲谈起：

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也，虽飨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人是毕竟不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个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居正当国以来，整顿财政，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在他整顿的时候，追比田赋积欠，每年带征三成。纳税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当然认为负担太重。万历三年，居正底门生，御史傅应祯疏称“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促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这是一种谠论。在应祯上疏的时候，居正当然有许多不快，但是到了万历四年，他知道财政方面，已经稳定，同时他也看清赋税方面，有改革底必要。七月居正疏称：

臣等又查得隆庆六年六月诏书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庆元年钱粮，除金花银不计外，其余悉从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旱，广东惠、潮二府以兵伤，则并隆庆二年、三年，亦从蠲免，恩至渥矣。乃该地方犹不能追纳，至万历二年，户部乃议于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带征三分而民犹以为苦。何也？盖缘各有司官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侵欺积猾，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于必不可免之中，又为之委曲调处，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归过于上，则有司官不能奉行之过也。然愚民难以户晓，损上乃可益下，顷赖皇上力行节俭，用度渐纤，又以北虏纳款，边费稍省，似宜曲垂宽恤，以厚下安民。合无敕下户部，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酒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借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臣等待罪辅强，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辑宁邦本，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明采纳施行，生民幸甚。（奏疏五《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疏中所称，除豁免积欠以外，还有漕粮改折的事。粮是实物底征收，因为北京、通州一带存粮已足，所以居正提议在漕粮定额太重和灾荒的地方，折价收银，减轻人民底痛苦，同时也增加银两的存储。这一年积粮足支七八年，积银四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国家财政，遂造成不可动摇的基础。

万历四年，在水利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当时管理水道的大臣，一位是河道总督，一位是漕运总督。漕督本来是管漕粮的，但是水道发生问题，漕船便无从北上，所以对于黄河和运河水利，都不容不过问。二月间漕运总督吴桂芳疏称：

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

云梯关是当时黄河入海的海口，老黄河、草湾都在附近，是黄河屡次决口底所在。桂芳主张多开黄河入海之道，黄水去了，淮水随同出海，高邮、宝应的水患，便可减轻。多开海口，不是整理黄河的根本大计，但是在当时淮、扬一带民生痛苦的时候，不能不算救时的方法。居正没有治河的经验，但是他有治河的决心。在他看到吴桂芳底奏疏的时候，他决定发动整个的力量，做桂芳底后盾。他说：

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窒，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书牍八《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得到居正支撑以后，桂芳便开始做疏浚草湾的工作。这时议论来了，大家惟恐草湾一开，对于漕运发生问题。居正再给桂芳一度支持，他说：

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救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今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书牍八《答河道吴公桂芳》。按题衔误。）

在疏浚黄河入海水道的当中，桂芳曾经有一个大胆的提议，他认为要救上游的水灾，惟有牺牲安东县城，（令涟水县）他请求交工部议复，疏中说道：

语云，“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今淮、扬、凤、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东自众流汇围以来，独文庙县衙，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趋之，亦不过一家哭耳。况势又不得不然耶？创始为作事所难，独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议。

工部尚书郭朝宾复奏：“委一垂陷之安东，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听。”上谕立即俞允。（《明神宗实录》云“报曰可’。《明史?河渠志》言帝不欲弃安东而命开草湾如所请者，误。）居正对于国家大事，只有果断，没有推诿；只有全力的推进，没有两可的游移。在这个情形之下，桂芳当然可以放手办事。万历四年七月，草湾功成；八月工部复奏。上谕赏吴桂芳银币，居正去信说：

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侯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同卷《答河道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按题衔误。）

草湾功成以后，桂芳便进行修筑高邮湖堤的工作。但是在工作进行的当中，淮水冲下来了，兴化、泰州一带，又是一片汪洋。居正说：

高邮堤工闻已告成，乃久未完报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涨，虑有变态，欲俟其坚定，乃完报耳。但微闻兴、泰之间，河塘溃决，复成巨浸，未审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复故道，当无俟开浚。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泛地，多属河道衙门，然公欲为国家万年之计，救淮、扬目前之急，想当视为一家，同心共济也。议定，幸即疏闻，此既关系来岁漕计，自不容不预图也。年来方内?V安，庶几小康，独河漕一事，时往来于怀，而当事诸公亦既殚厥心力矣，乃竟不获底于平成，岂所谓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桂芳提议挽淮入河，牵涉到河道总督傅希挚身上来。居正再给希挚去信：“河、漕意见不同，此中亦闻之。窃谓河、漕如左右手，当同心协力，以期共济。如所见必不能合，亦宜各陈，以俟高断，不宜默默而已。国之大事，不妨公议。事君无隐，岂为失忠厚之道耶？”（书牍九《答河漕傅后川》。按题衔误。）这是万历五年的事。但是希挚和桂芳底主张，绝对不能融洽，到万历六年初，居正不得不出以断然的处置，这是后话。关于淮水底问题，自从至元二十年，黄河改道以来，黄河夺了淮水出海的水道：在黄河水落的时候，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但是到了黄河水盛的时候，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以高邮、宝应诸湖底激荡，遂成淮、扬一带的大祸。因此在万历五年便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挽淮入河，吴桂芳便是其中的一个。万历六年潘季驯总理河槽，彻底贯彻这个主张。一派如给事中汤聘尹等，主张纵淮入江，他们要黄、淮分背而行，黄河不再妨碍淮河，淮、扬地方，便有相当的安全。在地方言地方，这个不失为一种有力的主张，但是黄、淮两条水道，中间不能没有运河。假如没有运河，四百万漕粮，怎样北上？假如保留运河，即使筑堤设闸，如何能使黄河在洪水期不至倒灌入运，重新破坏淮河底水道？居正真有些茫然了。他听了淮、扬京官底主张，也认为纵淮入江，是一个方法。他立刻告给桂芳，但是他还是说：“但仆自来未经此地，不悉其曲折，独以意度如此，谩呈以备采择。”（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计分淮导河策》。按题衔误。）桂芳当然是明白情形的，他看到黄河洪水已退，淮水归流，便据实见告，根本打销纵淮入江之议。居正取消自己底动议，只提出治水底苦心。他说：

辱翰示，知淮已归流，水势渐退，慰甚。河患自古记之，有非人力所能胜者，但仆今谬当大任，一闻愁叹哀号之声，痛心疾首，虽智力短浅，济时无策，然不忍坐视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淮水既已会河，则导江之说，无烦再议。（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居正底负责和虚心，在这一次里，完全表现出来。他不是水利专家，但是他能任用专家，并且发动政治的力量，做专家底后盾。因为不是专家，所以他底主张，不一定正确，但是在他发现错误以后，他立刻修正，这正是他底优点。关于黄、淮水利的事，万历六年，潘季驯提出他底定律。他说：“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到季驯手里，理论方面有了根据，事业方面也有了成绩，这才不愧为水利专家，而任用季驯的，也是居正。

万历四年十月，居正因九年考满，奉旨加特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一切当然只是循例的升转，但是居正四赐恩命，中间还曾一度奉到神宗手诏：

谕元辅，先生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冲年。今四海升平，四夷宾服，实赖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知，阴钓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兹历九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二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见奏疏五《考满谢手敕加恩疏》）

最后居正还是坚决地辞却，他说：

缘臣前岁以辽东大捷，荷蒙圣恩，欲加升荫，臣具疏辞免，中间引古侠士酬报知己之义，以及人臣敬事后食之心，每欲事过所受，功浮于食，犬马之诚，于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逾格之赏，无复滥及，庶大义克尽，微志获伸等因，已荷圣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纶奖，风励臣工，是臣之微忱，既已仰孚于圣鉴，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许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于食之心，而非分之恩，逾格之赏，又复滥及，则臣向之所以陈辞者，不过矫饰之虚言，而皇上之所以许臣者，亦未为相信之深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烦渎，沥血陈诚，必望圣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终伸，即通侯之爵未为荣，万嬉之乐不为富矣。臣屡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奏疏五《三辞恩命疏》）

经过这样地恳切陈辞，神宗准予辞免太傅及伯爵俸，其余特嘱接受。这一次居正底奏疏，令人联想到诸葛亮《与李严书》。诸葛亮底大志，是辅佐后主，讨平曹魏，在大功没有完成的时候，李严论为诸葛亮宜受九锡，封王。诸葛亮和他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三国志李严传注》）居正底屡辞恩命，也许不是模仿诸葛亮，但是也许竟是模仿。他们同样地辅佐幼主，同样地有绝大的抱负。在抱负没有实现以前，他们同样地拒绝过分的恩赐。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诸葛亮，毕竟他找到一个绝好的榜样。正因为自己力辞厚赏，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底上进。在这一点，更发生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为宣府巡抚吴兑请求恩赐部属，和他说起：

辱翰示，一一领悉，即嘱本兵为之区处。但有功必叙，有劳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后食，先劳后禄者，人臣自靖之义。若铢铢 两两，计功程劳，以责望于上，似非所谓怀仁义以事君者也。仆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逞食，夕不逞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国家岂无尺寸效？然自受事以来，力辞四荫，独守旧官，每一蒙恩，辄夔夔栗栗，不能自宁，非矫也，诚以国恩难报，而臣子虽鞠躬尽瘁，不过自尽其所当为，本无功之可言也。公所欲为诸君处者，自见鼓舞用人之道：而区区所云，似亦为人臣之所当知也。冒昧吐沥，惟高明采之。（书牍七《答督抚吴环洲言敬事后食之义》）

在万历四年、五年的中间，国家大事须提及者尚有边防和条编。

实际讲，到了这个时候，边防底局势已经大定。鞑靼首领俺答已经归顺了，因此北方减少一个最大的威胁。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没有些少的侵扰，但是对于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烦的宗旨。他认为即在本国，不时还有“盗贼”突发，对于鞑靼武士底小骚扰，他有时竟是置之不问，不过大棒还在手中，他准备随时出击，因此宣大北边，永远得到安宁。一切的胜着，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总督方逢时说：

往时庙堂无定见，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譬之低棋，随敌向往，应手即下。今则不然，吾审势已定，窥敌观变，或无事而自补，或弃于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诸公当事者，宜审计焉。（书牍八《与总督方金湖以弈谕处置边事》）

但是尽管胜算在握，他对于俺答还是主张待之以诚。为什么待之以诚？因为俺答已经不是明朝底敌人，所以居正主张开诚布公。山西的穷民，逃到鞑靼去了。山西巡抚崔镛和居正说，要向俺答讨回：他还豫备万一俺答拒绝送回的时候，种种的对策。居正只和他说：“盖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又当待之以信，谕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样派人向俺答讨回；他要通事对俺答说：“王如晓事，宜将此人及其党与，执送军门。朝廷必鉴王之诚款，和好益坚，赐赉愈厚：何为纳此无用之人，听其妖妄之说，而坏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说：

彼闻此言，势必听从。即彼不从，我常持此以责让之，使曲在彼，则我之威信，亦无所失。量此幺麽干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辈者，何啻千万，即索之而不得，亦恶足为轻重乎？彼虽犬羊，亦不可欺。用术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诳我矣。（同卷《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降之策》）

居正对于俺答，完全是一边开诚，一边布置，因此在威德兼济的形态下面，俺答和明朝，永远处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于他对整个鞑靼的形势，还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时说：“大约虏情，只要涣之，无令得合而已。”（书牍八《答蓟辽总督方金湖》）万历四年，俺答和察罕闹反了，居正便说：“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祸结而不可解，则蓟辽之间，可以安枕，而西镇之贡市愈坚矣。宜多方以间之，他日奇功伟绩，必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总之鞑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对于朝廷的依赖便愈加深刻。这是这一个时期中居正对外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甚至吩咐沿边督抚，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发生战祸的时候，给他假道的便宜。（见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这方面的土蛮和中国处在敌对的地位，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鞑靼可以并成大帮，进击辽东的时候，蓟镇和辽东，因为三卫所隔，始终不能呵成一气，这是地形上的劣势。因此万历四、五年间，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辽东。他在隆庆初年注重蓟镇，隆庆中年注重宣大，现在注重辽东，一切都是时局底结果。在注意到辽东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都成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学颜说：

辱示虏情，俱悉。公所以应之者，诚为得策矣。今全虏之祸，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我之士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于贵镇兵食，比他镇尤当留意。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当令蓟人助守宁前，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则东西夹击。再一创之，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公幸时时喻意李帅，大将贵能勇能怯，见可知难，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惟恐伤也。惟公垂亮焉。（书牍八《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按题衔误。）

居正对于鞑靼的政策，有利诱，也有威胁。在斗争的状态中，朝廷有的是大将和边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威胁。朝廷有的是鞑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在和平的状态下，可以互市；鞑靼以剩余的马匹，换取必需的物资，博得绝大的利益；这是利诱。俺答和河套鞑靼在这个状态中屈服了。但是辽东边外的土蛮采取一种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们也要开市，但是不肯屈服。他们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凭他们底武力，压迫朝廷开市。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为什么要开源节流，练兵筹饷呢？居正不但准备抵抗，而且准备随时出击。这是他对们士蛮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来。不过他对于武人，尽管重视，只是亲如子弟，和思宗以后那种尊如父兄的态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时代，便谈不上指挥；当一一国底武人，不听指挥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亡国的路线。

居正对付土蛮的主张，在万历五年上半年他给张学颜的信里可以看到：

西虏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许。然当其时，庙堂失策，制御乖方，虽许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顺也。比以那吉来降，归之以礼，彼遂感思慕义，执我叛人，复申前款，我乃因而许之，盖机缘凑合，名义正大。故当时纷纷之议，皆以为不可许，仆独以为可，皆以盟约为不久，仆独保其无他，盖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适惬其平生之愿，芳饵入口，不能自脱。夫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今东虏于我，非有平生恳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纳降之事也，非有执叛谢过之诚也，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其迫胁无礼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启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难之，以深约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异日者，东虏之敢大举深入，以西虏为之助也。今东虏有求而不获，则西虏以我之重之也，亦挟厚赏以自重，必不从东虏矣。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是吾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主上冲年，国家幸而无事，宴安鸩毒，将发于不虞，益姑释此以为外惧乎？仆怀此意，未敢语人，兹因询及，敢略陈其概。虽然，辽人病矣。语日：“头痛治头，足痛治足。”今虏祸方中于辽，辽以一镇当全虏之势，病在足之时矣。不急治之，且将为一身忧！辽人素称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战。一战而胜，则东虏之气挫，而西虏之好益坚，此数世之利也，愿公熟虑之。（书牍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万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变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以陈瓒为左都御史，九月礼部尚书万士和致仕，以马自强为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王之诰致仕，以王崇古为刑部尚书。老成雕谢，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底地位，已经稳定，这些变更，对于政局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万历五年，却发生一件与兵部有关的变更。四月兵部尚书谭纶死了，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以戎政尚书刘应节为刑部尚书。谭纶是一位威名卓著的督抚，调任兵部尚书以后，困为居正负的责任太多了，似乎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这一死，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自从明代注意边防，着重蓟辽和宣大方面以后，蓟辽和宣大隐隐成为两个系统底对立。这个决然不会有近代直系、皖系，或是日本长阀、萨阀那样严重，而且相差的程度，还是非常之远，但是隐隐约约地有一些淡微的影子。这个当然不是国家之福，眼光锐利的政治家，便应当立即把这个影子冲淡。蓟辽出身的谭纶死了，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同时更调蓟辽顺天巡抚王一鹗为宣府巡抚。起用致仕的陈道基为顺天巡抚。居正给一鹗说：

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抚镇协和，文武辑睦，边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为忌，往者南中之谤，未必不自此中启之。去岁微闻阅视君（指阅视大臣郜光先，见书牍八。）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蓟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蓟台有缺，每从司道中进，以其习于蓟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为忌，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见公移镇，辄私语曰，代者必某人也，是总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总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远求于林下之人。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间，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陈其概。新本兵虽颇不悦于蓟人，然亦非故作异同者，况今大事，皆仆面奉高断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辄有所更张乎？顷闻外间云云，仆即以晓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将吏，未达此意，或怀疑惧，愿公譬谕之也。（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自从隆庆二年，谭纶、戚继光二人改调蓟辽以后，他们成为北方的重镇。居正始终对于蓟镇极力维护，所以假如蓟辽成为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底后面，便有居正底影子。居正生前，对于一切攻击继光的人，都提出严正的论驳，因此居正身后，对于居正、继光不满的人，甚至质问两人相结，“意欲何为．莫非要造反？”（见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懋修注）当然这是妄说。居正底心理，只是为的国家。然而他对于继光的爱护，委实有些使人嫉妒。万历四年部光先巡边，继光又托谭纶提出总理和阅视大臣见面的礼节问题，居正一边吩咐光先，一边和继光说：

窃意今日，当以钦命为重，不在兵衔之有无。谦以自处，见者自然悦而敬之。其差去部公，当预为足下先容，必加优礼，决不以庸众相待也。（书牍八《答总兵戚南塘》）

这一个短简后面，流露无限的好意：“亲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说过。郜光先去了以后，对于数年以来，蓟镇没有边功这一点提出了，他也说到南兵调北，没有存在的理由。也许他不能认识居正当日的用心，所以有这一番议论。居正只有和他说：

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至于调用南兵一节，实出于万不得已。盖因往时议者，咸极言延、宁边兵入卫之苦，为之罢减四枝。蓟镇分区而守，罢一枝则一区失守，又不可弃地与贼，于是谭总督、戚总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练习者，可顶所罢之数，因以教练火器，整理车营，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为虚费而无用，即当罢之，则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复入卫边兵，或与本镇地方抽换。不然，陵、京重地，宁敢忽视之乎？此中事体，其说甚长，统俟面悉。（同卷《答阅边郜文川言战守功伐》）

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已经忘去南兵底作用了。他们只觉得在太平的时期，北方的军队同样能摆边，那么要南兵做什么？议论多了，连居正也无法遏止，他甚至说：“人尝笑南兵无用，徒靡厚切。今若乘其入犯，一战而胜，则群呼自息，而虏亦寝谋。”（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但是当时的人，却忘去在继光初到蓟镇的时候，北方的兵士，不守军令，后来看到在大雨如注的当中，浙兵三千，从早晨到下午，立在雨地下面，一动也役有动，这才知道军令底严肃。蓟镇底安定，一切都从训练着手，这三千南兵，便是当时的模范军。时代推演得真快，这已是将近十年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无用，认为蓟镇不能打仗；得空的时候，大家还得到蓟门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绍几个山人去拜访戚总兵。凡是京城来的人，戚总兵只得竭诚招待，有吃有喝，甚至还要陪着做一、两首诗，提倡风雅，临到告别的时候，当然再是一大笔程仪。有什么办法呢？继光只有敷衍他们。

苦心维持继光的，只有居正。在蓟辽和宣大这两个系统对立的时候，居正甚至特别维护宣大。借此减轻一般人对于蓟辽的嫉视。宣大的督、抚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万历五年，林下的陈道基起用为顺天巡抚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梦龙调任蓟辽总督，万历九年，宣大总督吴兑调任蓟辽总督。这是为的什么？居正曾经指出好事者“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这样，才能免去无味的议论，才算是真真爱护戚继光。一切都是为的国家。在大众指摘继光的时候，居正说：“若举全镇防守之功，委无所损；数年以来，一矢不惊，内外安堵，此其功宁可诬乎？猫以辟鼠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为能也。”这是居正底见地。

万历四年，居正开始推动一条编法。为用语便利起见，有时也称为条编法。研究赋税的人，常时谈到条编，认为这是明代赋税方法底改进。在大体上，这句话是不错的，其实还有稍许的不同。赋税是赋税，条编法只是徭役方法底改进。明代认定人民有替国家服役的义务。这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差，这是当真为国家做事。府、州、县有银库，看守银库的称为库丁；各驿有廪给库，看守的也称为库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好差使，但是银有银耗，粮食也有粮耗，一切的亏折，都责成库丁包赔，便成为最大的苦差。库丁总算在社会上保持相当的身分，还有人充当。其余看门的有门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维持治安的有弓兵：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乡间的老农，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于是被雇的人不时下乡，向老农们讨索工食，“雇员”压迫“雇主”，成为老农的祸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还有银差。州、县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众身上；要养马，马草、马豆也派在民众身上。儒学是教官和廪、增、附生讲学的场所，他们吃的是国家的廪米，但是斋夫、膳夫这些差使，也派在民众身上。当然这不是直接要民众做事，只是要民众出钱，所以称为银差。州、县官是替国家办事的，儒学的教谕，训导，和这一批廪、增、附生们是研究圣经贤传的，但是他们第一还得先替自己办事，建筑私经济底基础。谁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员们审查和编制银差的时候，各人都得尽先挑选殷实而没有势力的富户，替本衙门办差。被官员瞧得起的民众，实际成为官员手下的肥羊、大猪，听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员们，其实只是穿靴戴帽的强盗，审查编制，只是盗匪们请财神的手续。这是所谓银差。（见《图书集成?食货典》一五一卷《刘光济差役疏》）

力差、银差成为民众极大的痛苦，于是国家推行均徭法。各县把民众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当本县的一切徭役。在理论上这是最公平的了，从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复始，轮流当差，还有什么不平的？但是在审编的时候，这十甲民众底经济能力，未必能够编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时常变动：经济能力和经济负担，不能支配得当，便成为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内，各户底经济能力不同，社会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担负的方面，更发生种种的歧视。还有一点，在不当差的九年中，民众因为不受政治的压迫，乐得生活稍为优裕一点，当然谈不上积蓄；但是到了当差这一年，一切的苦难都来了，官员底压迫，廪、增、附底压迫，地痞底压迫，都落到民众头上，这一年便是他们典妻鬻子，倾家荡产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底不良，一齐造成最大的人祸。

隆庆初年，江西巡抚刘光济上《差役疏》，历指均徭之弊六点：

每岁徭银，原有定额，而各甲丁粮，多则派银数少而徭轻，少则派银数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编之差，有正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此必势豪势缘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数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户无势力者当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则门丁事产肆者兼论，南方则偏论田粮，粮多差重则弃本逐末，以致田日贱而民日贫，其弊三也。粮多殷实之家，平日则花分诡寄以图轻差，及至审编，则营求贿嘱以脱重差，其弊四也。岁岁审编，公门如市，官吏开贿赂之门，里胥恣索骗之计，其弊五也。丁粮剩利归于官，小民不蒙轻减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极。且应直之年，役重费繁，力不能胜，大抵人情皆安于目前，既不能积十年之费以待一年之输，是以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而倾家荡产者相比也。

在这个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个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他主张把往年编某为某役的办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在这个计划下面，一县差役，完全由州、县官募人充当。力差按照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按照交纳之费，略加银耗，一县的总数决定以后，按照丁、粮比例，完全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这就是一条编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鹏在浙江曾经推行过这个办法。周如斗在江西巡抚任内，也奏请推行条编，但是不久如斗死了，到隆庆初年，由继任江西巡抚刘光济再行奏请，隆庆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万历本《明会典》卷二十）是年十月，庞尚鹏为福建巡抚，奏请推行一条编法。（《明纪》卷三十九）所以条编法底推行，是从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开始的。

条编当然有条编底利弊。隆庆元年户部尚书葛守礼便曾经揭出“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守礼是当时有名的大臣，他底议论，当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是他只看到条编底阴影。从大体方面讲，条编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徐希明曾经说起：“丁粮差重者派银亦重，差轻者派银亦轻，轻重均派于众，未尝独利独累于一人，虽善于规避者无所用其计，巧于营为者无所施其术。”（《平赋役序》见《图书集成?食货典》一五一卷）因此条编底推行，固然由于官吏底提倡，同时也出于当时人民底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广茶陵推行条编以后，攸县人民便要求推行条编，正是一个实例。不过我们应当记得，条编于小民有利，便不免损害许多人既得的权利。希明不曾说过吗？“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于小民而不便于贪墨之官府，便于贫乏而不便于作奸之富家，便于里递而不便于造弊之吏胥。”希明亲眼看到隆庆、万历间的情形，这是他底结论。

居正不是条编底发明者，对于条编底推行，他不会感到发明家底那种母爱的热忱。而且实行条编，对于居正个人，也许未必有什么利益。他是当时的首辅，即使不实行，谁能把力差、银差派到首辅家中吗？徭役派入丁粮，只增加居正私人底负担。但是居正代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必须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必须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条编法的推行，正与统治阶级有利，所以万历四年，居正推行条编，当然有他底理论根据。

庞尚鹏、刘光济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条编了，居正底计划，要把它推行到全国。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只是慢慢地推行，从容地解释，他一步一步地前进，不象安石那样的急迫。让我重说一遍罢，居正不是王安石，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

万历四年，居正先把条编推行到湖广。他和湖广巡按说起：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议，其中综理，精当详密。此君初任，人皆以为刻核，仆独爱其明作，今观其所建立，必为良吏无疑矣。慰甚慰甚。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耳。（书牍八《答楚按院向明台》）

果然有人提到条编底不便，他们甚至说条编便于士大夫而不便于小民。怎么辩论呢？居正只有由他；居正说：

条编之法，有极言其不便者，有极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于抚、按当事者，遵奉近旨罢之。若仆之于天下事，则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兴革，顺天下之公而已。（书牍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

这是万历五年的事。经过一年底推行，居正对于条编，更加感到兴趣。万历五年，他不再说“法贵因地”，只是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书牍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以后经过几年的推行，到万历九年正月，再用诏旨通行全国，一条编法，遂成为通行的法制。

居正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尤其是敬修、嗣修、懋修这三个，居正对于他们盼望更切。懋修底天资最好，居正曾和他说：“汝少而颖异，初学作文，便知门路，吾尝以汝为千里驹。”（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居正看到当时有才学的人，便罗致给儿子们做朋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敦促他们上进。第一个罗致的是沈懋学，后来万历五年丁丑科进土第一人；其次便是《牡丹亭》底作者汤显祖，不料显祖却拒绝了，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癸未，显祖才成进士。敬修是万历元年癸酉科举人，次年甲戌科会试下第。据说居正因此大为生气，甲戌科不选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底结果。万历四年丙子科乡试，懋修失败，（见《示季子懋修》）所以五年丁丑科会试，只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试。这次敬修依旧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为一甲第二人及第。

嗣修登第的事，对于居正，当然是一种快慰。他在这一年和王之诰说起：“豚儿寡学，谬窃科名，其躐登上第，则出主上亲拔，非仆庶几所敢望也。”（书牍九《答司寇王西石》）大致他对于敬修、懋修的希望，还很热切；对于第四子简修，便冷淡了。以后简修由武职出身，所以居正在给之诰信上又说：“简儿叨授一职，遣归完娶。”信上又提及他底父母，和继配王夫人，这时都在江陵。居正曾说“门巷阒然，殆同僧舍”；他在北京的寓居，真有些僧舍底意味。

嗣修登第，毕竟是一件不厌众望的事。明代辅臣在位的时候，儿子会试及第的，不止一次，但是除杨廷和当国，其于杨慎以会试第一人及第，群情翕服以外，其余没有一次不发生许多非议。尤其在居正当国十年之中，万历五年会试，嗣修第二人及第，万历八年会试，懋修第一人及第，敬修同时及第：兄弟三人先后及第，更引起不少的责难。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辅臣王锡爵之子王衡第一名中式，当时的风波又来了，大家指摘锡爵，锡爵恨极，次年会试，不许王衡就试，直到锡爵去位多年以后，万历二十九年会试，王衡始以第二人及第，这才证实王衡底才学，同时也表明锡爵底坦白。自此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其子不应会试，成为科举制度底故事。

这里的是非，本来一言难尽。明代的制度，对于大臣底儿于，有文荫或武荫。在大臣建功或是几年任满以后，照例可以荫字。文荫从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起，以后补尚宝司丞，尚宝司卿，这算是一条路。武荫从锦衣卫百户、千户起，以后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这也是一条路。这两条是怎样的路呢？大学士底儿子不能补大学士，尚书底儿子不能补尚书。由荫生升到大学土、尚书的，没有看见一个。明朝一代，父、子大学士惟有陈以勤、于陛父子二人，但是于陛底大学士，是从乡试、会试挣扎出来的，井不靠以勤底庇荫。惟有乡试、会试才是出身底大路，荫生不但不是大路，甚至反是一件障碍。这是居正始终迫促敬修、嗣修、懋修由乡试、会试出身的原因。居正自己曾经说过：

或言大臣子弟应举，不当与寒士争进取者，此论非也。自晋、唐以来，士人咸重门第，王、谢子孙，与六朝相终始，至隋、唐设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皆得至将相，如唐萧、卢、崔、郑，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后，进士一科，最为荣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荫，为备身千牛；或劝之应举，德裕言好驴马不入行，后亦为宰相。盖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借科目而后显，是科举大臣子弟一人，则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时，用人之途最广，僧、道、皂隶，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荫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缕数。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月无】仕，为国家展采宣猷矣。岂古人所谓乔木世臣之义乎？故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之说，在前代则可，非所以论当今之务也。（文集十一《杂著》）

《杂著》是居正随时的杂录，其中所载的事实，有年、月可稽者，最后为万历七年赐广寒殿镇殿金钱四枚之事。因此不妨假定论世家子弟应举一节，正为嗣修等诸人登第而作。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文集八）曾言“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大致是仕宦未遂之作，现在他说“乔木世臣”，显然是仕宦已遂之后的言论。居正对于国家是大臣，对于嗣修等是父亲。是大臣便应当为国家求人才，是父亲便只能为儿子谋出路。也许在嗣修等几次会试的时候，他把父子底关系看得太重一点罢。但是我们眼前看到有些国家，当国的人物正在不断地替儿子争取地位，那么即是居正不免有一些舐犊之情，我们不妨认为这只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弱点。

万历五年五月，总督两广军务右佥都御史凌云翼进攻罗旁瑶，对于少数民族，又来一次压迫。罗旁在德庆底南面，东西数百里，都是瑶山。宪宗成化年间，韩雍经略两广的时候，曾经讨平一部分，但是后来瑶人不断起兵，成为两广的祸患。殷正茂提督两广军务，又提议讨伐罗旁。万历三年，正茂去职，云翼继任，于是这个责任，落到云翼身上。万历四年，居正去言说：

罗盘、渌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处，乃诿难于后人，诚为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数十百年，义所当讨，在公诚不宜使之跳梁于卧榻之前也。但须审图而后动，动而必胜，胜而无损，乃为万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为便也。（书牍八《答两广凌洋山计剿罗盘寇》）

云翼到任以后，从容布置，广西总兵李锡，广东总兵张元勋底军队都调齐了，万历五年进攻，不久就打一个胜仗，居正再去一信说到：

罗旁之役，闻已获功万余，计所卤获，又当称是，即有伏逸，谅亦无多。宜乘此势，多方招部，开其生路，随宜处置，务绝后患，则一劳永逸之策也。（书牍九《答两广凌洋山》）

这年五月，“大功告成”，云翼在这次“战功”里，俘斩招降四万二千八百余人，确实是一个大役。云翼上疏，主张开辟州、县，招徐农垦，经过一度迟疑以后，居正接受这个建议。他说：

罗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尽，姑少迟建设，以俟人心之定，会新司马（兵部尚书王崇古）亦以此为言，遂从再议。近来彼中人来，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称沃壤，与广右边徼不同，且远近之民，愿受廛者众，不设官建治，何以统之？是以知再议之为迂谬也。伫俟大疏至，即属铨部选除矣。但闻愿附籍者，多系远县之民，其中或有来历不明，流浪无根，或贼党诡名伪姓，若但务招徕，不加审别，兰、棘并植，狼、羊同饲，将复为昔日之罗旁矣。窃以四方邻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风土既习，板籍有据，环数百里之内，封壤相接，迁徙无难，且彼素被贼患，茹苦日久，今界之以沃土，与之以安乐，亦所以偿之也。其中徭赋务从轻省，法令不宜烦苛，使人怀定居，远迩争附，数年之后，可尽化为乐国矣。夫戡乱非难，已乱为难，当此重开再辟之时，即宜为长治久安之计，惟高明择焉。（同卷《答两广凌洋山计罗旁善后》）

这是广东罗定州（本为泷水县、万历五年升为罗定州、今罗定县。）底来历。罗定州新开二县，东为东安县，（今云浮县）西为西宁县。（今郁南县）从此广州、高州、肇庆、梧州四府交界的原野，又添了国家的新壤。

万历五年五月宫内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慈庆、慈宁两宫，著该衙门修理见新，只做迎面。”这只是一件不重要的工程，而且是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底住所，谈不到驳回，但是居正认为这是不急之务，立刻拒绝。在神宗尚在冲龄的时侯，实际的政权，在皇太后手里，然而居正顾不得，他认定大臣有大臣底身分。居正疏称：

臣等再三商榷，未敢即便传行。窃惟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处未宁，规制当备，或历岁已久，敝壤当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谓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谓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庆、慈宁，乃两宫圣母常御之所，若果规制有未备，敝壤所当新，则臣等仰体皇上竭情尽物之孝，不待圣谕之及，已即请旨修建矣。今查慈庆、慈宁，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当其落成之日，臣等尝恭偕阅视，伏睹其巍崇隆固之规，彩绚辉煌之状，窃谓天宫月宇，不是过矣！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有未备乎？抑亦败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况昨该部、该科，屡以工役繁兴，用度不给为言，已奉明旨，“以后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无端又兴此役，是明旨不信于人，而该部、科，必且纷纷执奏，徒彰朝廷之过举，滋臣下之烦言耳。方今天下民穷财尽，国用屡空，加意撙节，犹恐不足，若浪费无已，后将何以继之？臣等灼知两宫圣母，欲皇上祈天永命，积福爱民，亦必不以此为孝也。臣等备员辅导，凡可将顺，岂敢抗违，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使天下黎民，万口同声，祝圣母之万寿，亦所以成皇上之大孝也。伏望圣慈，俯鉴愚忠，将前项工程，暂行停止，俟数年之后，稍有敝坏，然后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严，无任悚栗之至。（奏疏五《请停止内工疏》）

这一个奏疏上去，文书官随即口传圣旨，“先生忠言，已奏上圣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对于居正，到了言听计从的时候，居正认定自己底责任，所以不得不说。万历五年，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居正认为国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经费，在有余的时候，还要计划怎样轻徭薄赋，使百姓们得到实在的利益。他舍不得把铢积寸累的资财，浪费在琼楼玉宇上面。他知道这次修理两宫，是皇太后底意思，但是为了国家着想，他决定在皇太后面前顶一下。

万历二年，《穆宗实录》修完，神宗加恩居正，荫一子做中书舍人，居正两疏辞免。万历五年，《世宗实录》修完，神宗因为居正是实录馆总裁，再行加恩，吩咐内阁拟敕，居正把加恩同官的敕书拟定奏上，但是没有提到自己。神宗随即着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

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先生恩该首加，却怎的不拟这敕？着令改拟了才行。

这一次居正在复疏里，痛切地把自己底心境说清。他说：

臣以羁单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亲握臣手，属以大事。及遭遇圣明，眷倚弥笃，宠以宾师之礼，委以心膂之托，渥恩殊锡，岂独本朝所无，求之前史，亦所希觏。每自思惟，古之节士感遇知己，然诺相许，至于抉面碎首而不辞，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犹不矜其能，不食其报，况君臣分义，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者乎？用是盟心自矢，虽才薄力?]侵，无能树植鸿巨，以答殊眷，惟于国家之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力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竭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惟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斯于臣子分义，庶乎少尽云尔。故自皇上临御以来，所加于臣，文武禄荫，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领。昨以九年任满，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给臣以五等之禄，臣亦恳疏陈辞，必得请而后已。岂敢异众为高，以沽流俗之誉哉？盖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来，君臣之义不明，敬事之道不讲，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辄怀【垂??】望，若执左券而责报于上者，臣窃非之，每欲以身为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笔供奉之役，即叨横恩握泽之私，则平日所以劝勉者，皆属矫伪，人孰信之？此臣所以展转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闻人臣事君，无隐情，无二辞。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肠，辞理俱竭，借惟皇上复申前命，臣亦不过再执此辞，而章奏屡腾，言语烦渎，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义也。万仰圣慈俯览愚衷，特赐停寝，俾臣微志获伸，虽疏食没齿，有余荣矣。所有改敕一节，万不敢拟，谨将原稿封进，伏乞圣裁施行。（奏疏五《纂修书成辞恩命疏》）

经过这样地剀切陈辞，神宗只有俞允。

这一年神宗十五岁。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这一年，已经替他定下王伟底女儿，准备举行婚礼。中国的旧俗，婚礼便得选择吉日，皇帝底事，自有钦天监负责。据钦天监推测，十二月大利，又说一年之中，惟利十二月，其余皆有碍。宫内文书官传达皇大后圣旨，一切交给居正决定。居正又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要在万历五年十二月举行婚礼，新郎只有十五岁，新娘只有十四岁，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间停顿一年，未免太迟，惟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这两个时期底中间，钦天监又认为月份不利。这便怎样呢？但是居正却轻易地解决了。他奏明皇太后，因为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岁成婚，所以应当是十六岁；他说他也知道要等待万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迟；因此他认为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迟不早，最为妥帖。钦天监不是说月份不利么？居正说：“臣等窃惟帝王之礼，与士庶人不同。凡时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尽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阴阳选择之说，凡有举动，只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者，即为之，未尝拘泥时日，牵合趋避，然亦往往误蒙天幸，动获吉利。况皇上为天地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皆将奉职而受事焉，又岂阴阳小术，可得而拘禁耶？”（奏疏五《奏请圣母裁定大婚日期疏》）他奏明皇太后，一切只要太后作主。随后文书官口传太后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个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间，慈圣太后底难题来了。太后派司礼监太监孙得胜，口传圣旨，今岁大喜，命内阁拟旨暂免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审，现在正是判罪执行的时期，眼看又要因为太后这一点妇人之仁，停顿下来。一切都和居正底主张根本背谬了。居正认为国家之乱，完全因为有心宽纵，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说，“天下之事以为无足虑，则必有大可虑者。”（书牍六《与操江宋阳山》）他认为“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书牍八《答总宪吴公》）万历五年，有人和他说起孔子底话：“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季康子愁到盗贼太多的时候，孔于不曾这样说过吗？居正反驳道：

盖闻圣王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时鲁失其政，宠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谓徒不欲可以弭之，无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纵情恣意，有所欲而无不得者，莫逾于为盗；而秉耒持锄，力田疾作，束缚以礼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无所惧而自不为非者，惟夷、由、曾、史为然。今不曰“吾严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释其所乐，而从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后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犹不能无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余乎？异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盗也，以盗获而未必诛也，不诛则彼且??刃于上，以毒其仇而合其党，故盗贼愈多，犯者愈众。今则不然，明天子振提纲维于上，而执政者持直墨而弹之，法在必行，奸无所赦。论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独用懦者姑息之说，衰季苟且之政以挠之，其无乃违明诏而诡国法乎？（书牍九《答宪长周松山言弭盗非全在不欲》）

现在的难题来了，慈圣太后固然要“暂免行刑”，明天子也不再“振提纲维”，怎么办呢？居正立即上疏。他说：

夫春生、秋杀，天道所以运行，雨露雪霜，万物因之发育。若一岁之间，有春生而无秋杀，有雨露而无雪霜，则岁功不成而化理或滞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连日详阅法司所开重犯招情，有杀祖父母、父母者，有殴死亲兄及同居尊属者，有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盗劫财杀人者，有斗殴逞凶，登时打死人命者。据其所犯，皆绝灭天理，伤败彝伦，仁人之所痛恶，复载之所不容者，天欲诛之，而皇上顾欲释之，其无乃违上天之意乎？……今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明王圣主不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气，郁而不散，上或蒸为妖?l氛??之变，下或招致凶荒疫疠之灾，则其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茶毒而已。独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凶恶，而反忍于无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时矣！况此等之人，节经法司评审，九卿大臣评鞫，皆已众证明白，输服无辞，纵使今年不决，将来亦无生理，不过迟延月日，监毙牢狱耳。然与其暗毙牢狱，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犹足以惩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则犯者愈众，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亏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伏愿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废，毋惑于浮屠之说，毋流于姑息之爱，奏上圣母，仍将各犯照常行刑，以顺天道。若圣心不忍尽杀，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拣其情罪尤重者，量决数十人，余姑牢固监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后概免一年，则春生秋杀，仁昭义肃，并行而不悖矣。（奏疏五《论决重囚疏》）

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文书官口传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年照旧行刑。”居正认定“杀以止杀”；惟有严厉执行法律，民生才可以安定，国家才得到保障。统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底统治起见，有时必须严厉执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这里看到他们的面貌。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嘉靖三十七年，居正曾经看到父亲一面。十九年的日月了，居正从一个平凡的翰林院编修，成为当国的首辅，文明也从一个平凡的府学生，成为首辅底父亲。在北京的掌握政权，在江陵的掌握利权。谁能说文明底不是呢？辽王府到手了，重行翻造，纯忠堂、捧日楼都盖好了，沙洲来了，刘总兵送来的银子，也从瞿塘三峡下来了。快得很，李太白不曾说过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位七十岁的府学生想起。其余的，还有许多许多数不清的事件。七十岁的人，应当休息一下，但是这一家的事，交给谁呢？不错，还有居易、居敬，但是文明究竟放心不下。居正也谈起要迎养到北京，可是老年人搁不下江陵底山水，搁不下自己底姬妾，搁不下一切的家事。

万历三年神宗忽然问起左右的人来：“张先生底父母还在吗？”“先生底父母已经七十几岁了，”大家说，“还是好好的。”

神宗高兴得很，吩咐准备赏赐，一面亲笔写信给居正：

闻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荣享，朕心喜悦。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纱六匹，乃奉圣母恩赐：咸宜钦承，著家僮往赍之。

大致是万历五年夏间，文明病了，有时连走路都困难，居正准备请假省亲，偏偏神宗大婚的问题来了，后来婚期决定在万历六年三月，居正看到暂时走不得，索性定在大婚以后再行回去。他在给王之诰的信上提起：“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乞身”二字不可信。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作“拟俟大礼告成当请告一省觐，”语较翔实。）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书牍九《答司寇王西石》）

文明这一年七十四岁，疾病缠绵，（敬修《文忠公行实》言“不谓一日晨出登王粲楼，蒙犯霜露，寝疾十有一日，遂卒。”与居正《答王西石书》不合。）终于在九月十三日逝世了。那时从江陵到北京，交通困难，九月二十五日，居正才得到讣闻。内阁同僚吕调阳、张四维奏明神宗，神宗颁赐御笔给居正说：

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见奏疏六《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神宗赐银五百两、??丝十表里、新钞一万贯、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样碎香二十斤、蜡烛一百对、麻布五十匹。两宫皇太后也是照样赐唁。二十八日礼部奉圣旨，文明“著照例与祭葬，仍加祭五坛，”身后恤典，一切从厚。

但是重大的问题来了。明代内外官吏人等有丁忧的制度，在遇到承重祖父母，亲父母底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英宗正统七年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丁忧”指亲丧二十七个月中，必须解职的事；期满而后，照旧做官，称为“起复”。在二十七个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夺情之事，平常很少见，但是在军队中，尤其是在作战的时候，原谈不到“丁忧”，这一类的事，古人称为“墨??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在宗法社会里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主持教化的师长，在教忠、教孝的社会里，自己先行履行对于亡父、亡母的义务，不能不算是一种合理的行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放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奉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见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讣，这道不许守制的上谕，也在九月发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间之事，没有回旋的余地。本来居正夺情的事情太严重了，居正身后，经过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这个很长的阶段，一般人因为后来神宗对于居正的反感，无从追求正确的结论；等到神宗死后，讨论可以自由的时候，夺情底经过已经成为长远的过去，时日不清楚了，事实不清楚了，伪造的根据，曲解的现实，到处作祟。于是夺情的是非，遂成为一个谜。

据说第一个主张夺情的是户部侍郎李幼孜，冯保主张夺情，居正也有意夺情，因此造成夺情的局势。其实幼孜第一个提出这个呼声，只提出时代底要求，而造成这个时代要求的，却是居正本人。

自从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来，这五年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把握，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北边的俺答屈服了，土蛮虽然没有屈服，但是不断地溃败，解除了东北方的威胁；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这一切是谁底大功？居正去了，这个局面，交付那一个？徐阶七十五岁了，高拱更和冯保结下生死大仇，都谈不到回朝，在野的还有那一个干练的大臣？吕调阳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自己没有大的抱负；张四维也许还有些才气，但是资历太差，而且也没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给谁？居正固然有三个主人，但是慈圣太后和冯保，都说不到自己掌握政权，明代根本没有太后临朝和宦官执政（王振、汪直、刘瑾、以及后来之魏忠贤、皆未直接掌握政权。）的前例；至于神宗，这时才十五岁，慈圣太后还把他当小孩看待呢，更说不到自己负责。一切的形势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这一个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学士丁忧起复，不是没有故事的。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优，十月起复。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四年八月杨溥丁忧，随即起复。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宪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这都是故事。五人之中，惟有李贤是首辅，而李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成化二年，宪宗已经二十一岁，即使李贤丁忧，也还和现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这一切，慈圣太后、神宗、冯保，连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许守制的上谕下来了，居正再行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但是语气并不十分坚定，他甚至说：

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无疑地，居正是在考虑应否守制的问题了。十月初二日奉圣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V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见上）

奉旨以后，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复奉圣旨：

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见奏疏六《再乞守制疏》）

神宗甚至和吕调阳、张四维说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守制的请求，已经成为僵局，居正只得再从旁面提出，他说：

仰窥皇上之心，不过以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见臣鞠躬尽瘁，颇称意指，将谓国家之事，有非臣不办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识，不甚相远，顾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轶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同卷三《乞守制疏》）

神宗底圣旨又下了，他说：

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见前）

这道圣旨，由内阁传下，神宗再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谕旨：

谕元辅：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晨伊糁烈猓?毋劳又有所陈。（见同卷《谢降谕慰留疏》）

这时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都上疏，请留居正了。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居正，连忙和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丁忧守制，”维柏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迁就不得的。”张瀚底宗旨决定了，索性给他一个不理。吏部司官们和尚书说，请他复奏，张瀚只是一味地装糊涂。他说：

大学土奔丧，应当加恩；这是礼部底事，和吏部有什么相干！

皇帝夺情的诏书屡次下来了，官员们正在纷纷请留居正，张瀚只是捶着胸膛叹息，他认为从此以后，纲常扫地，对于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谕，始终置之不理。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上疏弹劾张瀚、何维柏，其结果张瀚勒令致仕，维柏罚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夺情的局势既成，居正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只有承认了。他说：

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同卷《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

他提出五个条件，（一）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二）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红袍玉带为吉服，故言青衣角带。）（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条件提出以后，奉圣旨：“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见前疏）

居正夺情之事，虽然是局势造成的，但是造成这个局势的，何尝不是居正？张瀚勒令致仕的时候，居正还没有承认在阁办事，但是他已经推荐王国光继任吏部尚书了。他和国光说：“铨衡重任，非公不足以当之。比时孤方乞归，然不敢以去国之故，而忘谋国之心，故敢以公进。然公之忠亮，实素简于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以为用舍也。”（书牍九《答太宰王疏庵》）在苫?h昏迷的当中，居正何尝有一日忘去政权？居正称道伊尹，（文集十一《杂著》）也许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点，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热中政权的一个解释。

从居正十九年没有看见文明一面的事实看来，父子之间的感情，委实已经生疏了。居正和文明中间，无论在志趣上，在事业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场所。十九年的日月，三千里的距离，在父子之间，造成最大的隔阂。居正当然知道丁忧只是二十七个月的请假，在这个时间以后，随时可以起复。但是起复只是一个理论。徐阶致仕了，陈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其余没有一个再看到北京的城阙。政权正和年光一样，是不轻易回转的。居正自从二十三岁举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政治奋斗，才取得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恋呢？

明朝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把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翰林院后辈和内阁僚属都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一次他们穿红袍到内阁来了，大家向次辅吕调阳道贺。调阳是一个老实人，他虽然没有把座位移到左边，但是居然接受大众底道贺。一切增加居正底恚忿。他认识自己还没有去位，人情已经变了，将来当真去位，那还了得！夏言、严嵩对于当日的政权，都曾经支付血腥的代价；以后徐阶、高拱，也都经过最大的危险。现在会不会需要自己偿还这一笔血债！

留恋、畏惧，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占有居正底胸中。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他舍不得当时的国家。在自己当国的五年三个月中间，整个明朝，已经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富强的国家；自己去位以后，会不会重行回到困顿中去？这一切，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代价未免太大了。居正觉得李幼孜底语句还在自己耳朵里响着：

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这样他才决定辞俸守制的办法。万历八年他在奏疏中说过：

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奏疏九《辞考满加恩疏》）

居正辞俸守制，但是神宗没有让他枵腹从公的道理，所以万历五年十月传旨：

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见奏疏六《谢内府供给疏》）

居正曾和顺天巡抚陈道基谈起当日的心境：

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书牍九《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

“辞俸守制”是居正发见的名辞，但是一般人目光中，只看到他不奔丧，不守制，怙权贪位。居正曾经谈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这句话更引起他们底反感。《论语》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那一个不曾读过？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丧更行缩短的时候，孔子生了大气，《论语》里还记着：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底逻辑，认定小孩在出身以后的三年中，全靠父母底爱护，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后，应当守制三年，报答父母底恩爱。现在居正照旧入阁办事，还说什么守制，照旧赐酒赐饭，还说什么辞俸？一切只是名辞底簸弄，还谈什么圣贤道理？最可恨的是负着言论责任的御史、给事中，现在不但不曾弹劾，反而陈请慰留，甘心成为权门底鹰犬！一般人正痛恨着。

万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发见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色采，象一道几丈长的白虹，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异。不错，荀子曾经说过：“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天论》）但是荀子底话，一般人不一定读过，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非常的大变。彗星出见以后，神宗下诏修省。修省是一种反省的工作，皇帝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第一个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说：

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讦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速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中行隆庆五年进士，是居正底门生，上疏以后，进谒老师，连同底稿也递上了。

“这一道奏疏，”居正愕然地问道，“已经奏上了吗？”“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的，”中行说。

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居正另外一个门生，隆庆五年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疏：

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痛于临穴凭棺之一痛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用贤上疏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了。中行、用贤上疏请令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艾穆、思孝则请令居正回籍守制。他们说：

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例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亲，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居正的奏疏来了，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的奏疏来了，南京尚书潘晟也上疏请留了，偏偏居正底门生和刑部两个属官上疏请令奔丧，甚至请令守制。这是为的什么？是反动的势力，还是另外有什么阴谋？居正正在痛恨和愤慨。外边的风声愈来愈紧张了。从严嵩时代起，凡是攻击辅臣的，常得廷杖的处分，高拱时代不是也准备廷杖言官吗？一切都在人们底记忆中。居正在七七以内，本来没有入阁办事，他在出处方面，原有周旋的余地，神宗要留居正，便不能不给居正满意。杖、杖、杖，惟有廷杖才是满足居正的办法。然而廷杖是怎样一种处分呢？受刑未毕，随即死在廷中的故事，大家也还记得。血腥又荡漾起来。

礼部尚书马自强晋谒居正，居正匍匐在孝帏里面。自强极力为中行等解释，他说这一群少年人，固然是年少气盛，冒昧无知，但是他们只是为的国家，并不是有意攻击首辅；他说皇上盛怒之下，惟有居正上疏，为他们营救，才可免去一场大祸。自强真有些黯然了。

“居丧之中，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尚书原谅罢，”居正匍匐着回答。

翰林院的官员们一齐上疏救援了。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都具名，但是这一次上疏，只是石沈大海，一点影响也没有。眼看吴中行等四个都要受刑了。他们焦急的了不得。新科状元沈懋学想起居正底儿子嗣修，他写信给嗣修，请他和居正说情，一连去了三封信，但是嗣修不敢向居正说。懋学惶急了，他知道李幼滋和居正接近，幼滋不是提倡讲学的吗？和他谈一些纲常之道，一定可以生效，因此懋学又去信了。幼滋底答复只是这几句：“若所言，宋人腐语，赵氏所以不竞也。张公不奔丧，与揖让、征诛，并得圣贤中道，竖儒安足知之！”居正最初请求守制，现在简直是有意不奔丧，从被动成为主动，甚至认为圣贤中道。幼滋这一番言论，更引起一般人底不满。

廷杖底执行更加迫切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约齐十几位翰林院同僚，拜访居正。居正托辞不见，眼看又成僵局。锡爵急了，一直奔到孝闱前面，他又向居正疏解了。他为吴中行等辩护，他请居正申救。

“圣怒太严重了，说不得，”居正说。

‘即是圣怒严重，”锡爵侃侃地说，“也是完全为的相公。”

居正伏着叩头道，“大众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又《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云，居正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明史稿?张居正传》云：居正至引刀作自刭状，以胁之。《明史?王锡爵传》言居正径入不顾。今按世贞与锡爵往还甚密，言较可信，其余则传闻之辞也。）

锡爵骇然地退出了。就这样决定吴中行等受杖的命运。十月二十二日行刑。中行、用贤各杖六十，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中行已经气绝，幸亏中书舍人秦柱率领医士把他救活，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几十块。用贤是一个胖子，总算受得起，但是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有手掌大，后来他底妻索性把这块肉风干，留给子孙，作为传家的教训。在他们两人逐出北京的时候，日讲官右庶子许文穆送给中行一只玉杯，上面镌着几行字：

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用贤所得的是一只犀角杯，上面也有几行字：

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艾穆、沈思孝所受的待遇更惨了。廷杖八十以后，手足加了镣梏，收监三日，再得到充军的处分，艾穆遣戍凉州，思孝遣戍神电卫。艾穆、平江人，在湖南、湖北没有分省以前，和居正算是同乡。居正痛切地说：“从前严分宜（严嵩，分宜人）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比不上严分宜了。”他回想到门生和同乡都向自己攻击，真有些感慨系之。

气量宽宏的大臣，遇到这个局面，用不到愤激，更谈不上廷杖，争是非本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要流血呢？但是明朝的政局，本来不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局面，居正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他总以为这样便可以压抑当时的舆论，偏偏中行等四人血流满地，气息仅属的形态只激起了一个志士底愤慨。这是万历五年新科进士，观政刑部的邹元标，后来嘉宗天启年间一位有名的大臣。元标看到廷杖以后，随即上疏：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取盈，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缄默，有今日陈言而明日获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者，而有司不以闻，是民隐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又不可枚数矣。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奏疏上去两天以后，元标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天启年间，元标为左都御史，一次在进侍经筵的时候，跌倒下去。燕宗连忙派内官去慰问，大学士朱国祚说道：“元标在先朝，因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犹艰。”四十余年的事了，这一次的廷杖，留下不灭的遗迹。元标后来也曾说过：“大臣和言官不同：言官只要风裁卓绝，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那能和少年一样地轻动？”大致他对于万历五年的建言，感觉到一些懊悔。万历十年，居正身死，次年，革除官荫谥号，直至天启年间，才能追复官职，那一次却完全得力于元标底建议。

在这两次廷杖中间，福建巡抚庞尚鹏有书到居正，为诸人营救；南京操江御史张岳上疏请令居正奔丧。西南方的彗星，还是直射到东北，苍白色的光芒，造成万历五年十月间的恐怖。群臣都感觉不安，谣言好比没有根蒂的柳絮一样，正向四围激荡。有的甚至说居正豫备造反，情形离奇到不成样子。神宗底上谕又下了：

朕承天明命，为天下君，进退予夺，朕实主之，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受皇考顾命，辅朕幼冲，掳忠宣酸，迅成化理，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岂容一日去朕左右！兹朕体其至情，厚加恩恤，凡人子所以荣亲送终之典，备极隆异，元辅孝思，已无不尽，亦不在此一行。且纲常人纪，君臣为大，元辅既受皇考付托，义不得复顾其私，为朕倚任，义不得恝然自遂。朕为社稷至计，恳切勉留，群臣都当助朕留贤，才是同心为国。叵耐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悻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兹已薄示处分，用惩奸罔，凡尔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义，恪共职业，共成和衷之治。如或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钦哉，故谕。（见奏疏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这一道镇压的上谕，果然奏效，不但谣诼宁静下来，连群臣进言，也因此稍息。谁愿意“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呢？居正随后疏称：

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夫圣贤之学，有遁世不见是而无闷者，人臣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虽被恶名，不难受也。臣之所惧，独恐因是而益伤皇上之心，大亏国体之重，凿混沌未萌之窍，为将来无穷之害耳。今诸臣已被谴斥，臣不敢又救解于事后，为欺世盗名之事；前已奏称遵谕暂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请乞，以自背其初心：但连日触事惊心，忧深虑切，故敢陈其缕缕之愚。伏愿皇上恢宏天地之量，洞开日月之明，察兆心仰戴之诚，悯迂儒拘挛之见，卓然自信，尽挥群疑，今后凡有言者，谅其无知，勿与较计，宁使愚臣受辱，毋致有伤圣心。仍乞鉴臣初请，俟大礼既成，放臣归葬，则纷纷之议不俟禁谕而群喙自息矣。（同上）

居正疏中虽请神宗恢宏圣度，但是居正底度量，委实亟待恢宏。假如他认识吴中行等只是“迂儒拘挛之见”，那么为什么不能救解于事后？为什么认为上疏救解，只是欺世盗名之事？居正只是心地窄隘，谈不上容人之量。

在七七之中，居正虽然不入阁办事，但是对于国事，始终不曾放手，内阁的公文，一直送到孝闱批阅，十月过去，到十一月初，七七已满，圣谕于初六日吉期，入阁办事。这一天，文书官孙斌宣召居正到平台入见皇上。

“臣父不幸，仰荷圣恩，赐吊赐赙，”居正叩头以后，面奏道：“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于国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思，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尽了，”神宗说，“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托的意思，成全始终，才是大忠大孝。”

居正底眼泪落下了，他说：“伏奉皇上前后谕旨，委曲恳切，臣愚敢不仰体？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誓当以死图报，今日岂敢背违？但臣赋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为国，不能曲徇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路。今日若得早赐放归，不惟得尽父于微情，亦可保全晚节。”

“先生精忠为国的心，”神宗说，“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

殿上沈嘿了半响，神宗又继续地说：“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奏疏六《谢召见疏》。对话用原文。）

居正叩头谢恩。神宗加赏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酒饭一桌；同时再着文书官孙斌送居正到阁。张文明这一死，经过几度的波折，终于在十一月初六日，居正青衣角带，仍回内阁办事。

在夺情起复的中间，还有一件意外的故事。宁国府生员吴仕期听说首辅不奔丧，认为这是人心世道底大变。也许是一种好名的冲动，也许只是衷心的刺激，他决定上疏谏止。事情还没有做，太平府同知龙宗武知道了，立刻告给操江御史胡??，胡??再转告居正。恰在此时，南方流传海瑞《劾张居正疏》。海瑞自从隆庆四年罢官，久已回到琼山，只因在应天巡抚任内，声名太大，所以这篇惝恍离奇的奏疏，居然流传一时。居正、胡??当然知道没有海瑞上疏的事，但是在揣摩伪疏作者的时候，大家都想到吴仕期。居正一面把胡??底奏疏搁起。一面再和他说：

承示狂犯之狱，不胜骇异，诈传诏旨，律有明条，彼自罹于辟，谁得而贳之！但详其伪疏之意，不过以海君为世望人，故托之以阴鼓异类，窥窃虚名，而不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谓喷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恶也，亦可哀也。近年以来，人心不正，邪说横行，包藏祸心，欲伤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败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党与，其所芟除，将恐不止斯人，虽群小自作之孽，无所归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气，得无少损乎？吾闻国君不仇匹夫，虮虱之流，杀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与闻，今既已知之，则愿以解网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进，惟高明裁之。（书牍十一《答操江胡玉吾》）

仕期这时已入太平府狱中，胡??正在等待上疏的结果。居正复书来了以后，胡??看清居正不愿株连的意思，当然他再给信宗武。七天以后，仕期果然在太平狱中被笞身死。一件刑事重案就算用政治处分结束了。对于这一件事，胡??、龙宗武都应当负责，就是居正也不免要负道义的责任，但是他最初只是不愿株连，却想不到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万历五年十一月到了，黄星底苍白色的光芒，还是向东北直射。就在这一月，再由神宗下诏考察京官。本来京官是照例六年考察一度的；不在京察之年，举行京察的，称为“闰察”。武宗时代，宦官刘瑾当权的时候，阉党吏部尚书张彩请不时考察京官，留下一个恶例，现在是居正运用这个恶例的时候了。居正本来不相信自然界的现象对于人事会有什么关系的。他自己不曾说过吗？“夫天道玄远，灾祥之应，皆未可知。孤尝学此于天官氏矣，考其占验，咸属茫昧。”（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所以他假借星变的名义，举行闰察，排除异己，不能不算是一种褊狭的行为。在这一次京察，主张维持纲常名教的调任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罢职了，请令居正驰驿奔丧的南京操江御史张岳罢职了，疏救吴中行等的侍读赵志皋，调任南京国子司业张位也罢职了。居正死后，吏部尚书杨巍疏称“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群情不服，请永停闰察。”万历十三年，永停闰察，便是这一次的后果。

万历五年九月以后，居正在百感俱集的当中，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机构的合并，第二是各省田亩的清丈。

明代对于河、漕的事务，最初分属于两个机构，河道总督专管黄河，漕运总督专管漕运。其后漕运总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属河道总督。但是从淮安到茶城，借河为漕，河道总督底职权，只能管到这一段的黄河，对于河南以上的黄河，其实没有管到，当时也没有整理黄河上游的主张。因此河、漕两个机构，永在摩擦的当中。这是一向的事实。万历四、五年间，河道总督傅希挚更和漕运总督吴桂芳不断地争执。五年九月，调山东巡抚李世达为河道总督。调河道总督傅希挚为陕西巡抚。居正以为有了办法，但是随即发现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十月中，再把世达调开，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升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语误。兼理河、漕在五年、进工部尚书在六年。明《万历实录》、《明史稿》及《明史?吴桂芳传》语皆合。）河、漕两个机构，到此正式合并。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给桂芳说：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托于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摇惑，虑任事之致怨。古人临事而惧，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为兢兢？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孤浅劣无他肠，唯一念任贤保善之心，则有植诸性而不可渝者。若诚贤者也，诚志于国家者也，必多方引荐，始终保全，虽因此冒险蒙谤，亦无闷焉。顾近一、二当事者，其始未尝不锐，至中路反为人所摇，自乖其说，或草率以塞责，或自障于垂成。此岂庙堂不为主持而流谤之果足为害耶？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愿公审固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使孤得请而归，后来之事，诚不可知；若犹未也，则公可无虑矣。（书牍十《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人任事》）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随后再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

明代以前，国家岁入，以赋役为大宗，赋是田赋，役是丁役。要整顿国家底收人，便要从调查田地和户口人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毕战问孟子，请他指示井地的办法。孟子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这几句话，固然透露他对于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话。当时推有把田地、丁口，调查清楚以后，人民底担负才能平均，不至于有一部分逃避责任，另一部分加重担负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调查；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调查的时候，中间经过九十八年的休养生息，贵州又经开辟，无论丁口和田地方面，都应当有巨额的增加，但是实得的只有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田土调查在弘治十五年。《明史?食货志》载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嘉靖八年霍韬言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其言皆误。盖嘉靖间修《会典》设以六百余万顷为四百余万顷。今以万历本《会典》考之，应作六。）这里的结论不是丁口、田地底减少而只是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了。豪门的家奴，两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底义务，于是便有卖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贾四方，举家舟居，调查户口的也就无从着手。至于田地，也有拨归王府的，也有隐托豪宗的；再不然，在治安有问题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征收。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一切的责任又加到其余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万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请调查户口、田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一概从实丈量，限三载竣事。（《明史纪事本末》作万历五年十一月，《明史?食货志》作万历六年，《明纪》作万历七年十一月。按万历本《明会典》卷十七有万历六年田土实数。盖疏请在五年，而开始调查则在六年。）这一件事业的完成，在居正归葬以后，姑且不谈。万历九年，萧廪为陕西巡抚，尽管诏书严催调查隐田，萧廪吩咐部下只要和旧额相等，无须多报。（《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史册流传，以为美谈。其实对于少数人的宽容，恰恰增加多数人的担负，这一点最简单的政治常识，当时人没有看到，反而认为居正底主张，过于苛刻，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怪事。

万历六年到了，大婚改在二月，筹备的程序，着着进行。正月间司礼监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奉圣母慈谕；“这大礼，还著元辅一行，以重其事。”又说；“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大婚便得钦定问名纳采使两人：按当时的资望，正使当然是英国公张溶，副使便是居正。慈圣皇太后赐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袭，吩咐自正月十九日起，吉服办事。不料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认为居正有服，不宜参加吉礼，请求改命。神宗随即谕示居正：

昨李涞说，大婚礼不宜命先生供事。这厮却不知出自圣母面谕朕说，先生尽忠尽不的孝。重其事，才命上公元辅执事行礼。先生岂敢以臣下私情，违误朝廷大事。先朝夺情起复的，未闻不朝参居官食禄，今先生都辞了，乃这大礼亦不与，可乎？看来今小人包藏祸心的还有，每遇一事，即借言离间。朕今已鉴明了，本要重处他，因时下喜事将近，姑且记着，从容处他。先生只遵圣母慈谕要紧，明日起暂从吉服，勿得因此辄事陈辞。（见奏疏六《请别遣大臣以重大礼疏》）

这是正月十八日的事，经过一度疏辞以后，居正暂从吉服，照常办事。

穆宗逝世以后，慈圣皇太后一向住在乾清宫，对于神宗，尽监护的责任。现在大婚期近，皇太后退居慈宁宫，一面谕示神宗：

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这个便可以祈天永命，虽虞舜大孝，不过如此。尔敬承之，勿违。（见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

同时慈圣太后赐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袭、彩段八表里、银二百两，又颁慈谕：

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著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谕。（见奏疏六《谢皇太后慈谕疏》）

慈圣太后把监护的责任，完全移交居正。居正对于神宗，是担当国事的大臣，同时也是朝夕照管的监护人。直到神宗大婚以后，居正底双重职责，依然存在。奉到慈谕以后，居正疏称：

兹奉诰谕，以慈驾还宫，虑看管之少疏，恐圣德之有累，委臣以师保之责，勉臣以匡弼之忠，宠锡骈蕃，开谕恳切。臣捧读未竟，涕泗横流。念臣昔承先帝顾托之重，既矢以为国忘家，捐躯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掳忠荩，图报国恩。但内禁外廷，地势自隔；臣谟母训，听纳悬殊：尚冀我圣母念祖宗基业之重，天位保守之难，凡所以拥护圣躬，开导圣学者，尤望时加训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纯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于进尽忠言，弼成圣政，则臣分义所宜自尽者，虽微慈谕，犹当思勉，况奉教督谆谆，敢不罄竭愚衷，对扬休命，臣诚不胜感激祈望之至。（奏疏六《谢皇太后慈谕疏》）

大婚典礼正在进行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底捷报到了。土蛮约同泰宁卫速把亥进犯辽东开原，大营扎在劈山，辽东总兵李成梁得到消息，随即出寨二百里，进捣劈山，斩敌四百三十，这便是所谓“劈山大捷”。捷报到了，神宗奏知慈圣皇太后，太后对神宗说：

“赖天地祖宗默钓，此时正尔行嘉礼之际，有此大捷，乃国家之庆，我心甚喜。元辅运筹庙谟，二辅同心协赞，才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张先生，这是明效。”

“圣母慈谕的是，’神宗恭敬地答复。（见《辽东大捷辞免加恩疏》。对话用原文。）

在大捷声中，神宗婚礼举行了，所娶的王皇后，后来谥为孝端皇后。大捷和大婚，对于辅臣，都有照例的赏赐，经过谦辞以后，居正两次各受银一百两，彩段六表里，对于升荫，仍坚辞未受。

现在是居正力援前疏，请求给假归家葬父的时候了，但是神宗还是不允，上谕说：

卿受遗先帝，辅朕冲年，殚忠宣劳，勋猷茂著。兹朕嘉礼初成，复奉圣母慈谕???常?以朕属卿，养德保躬，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礼官营葬，今又何必亲行？宜遵先后谕旨，勉留匡弼，用安朕与圣母之心，乃为大忠至孝，所请不允。（见奏疏七《乞归葬疏》）

居正再行上疏，辞旨非常迫切，他说：

夫尽忠所以尽孝，而死者不可复生，臣岂不知今日之归，无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为之造葬，送终之礼，已为极至，臣今虽去，亦复何加，但区区乌鸟私情，唯欲一见父棺，送之归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择于四月十六日，如蒙圣慈垂怜，早赐俞允，给臣数月之假，俟尊上两宫圣母徽号礼成，即星驰回籍，一视窀穸，因而省问臣母，以慰衰颜。傥荷圣母与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无病，臣即扶侍同来。臣私念既遂，志意获纾，自此以后，当一心一虑，服勤终身，死无所憾。是今虽暂旷于数月，而后乃毕力于终身，皇上亦何惜此数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终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怜，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谓臣畏流俗之非议，忘顾托之重任，孤负国恩，欲求解脱，则九庙神灵，鉴臣之罪，必加诛殛，人亦将不食其余矣。（奏疏七《再乞归葬疏》）

这次神宗准奏了，但是因为不能远离居正，所以限期回京，上谕说：

朕勉留卿，原为社稷大计，倚毗深至。览卿此奏，情词益迫，朕不忍固违，暂准回籍襄事。还写敕差文、武官各一员护送，葬毕，就著前差太监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来，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驰驿。该省抚、按官仍将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报。（见前疏）

三月初，仁圣皇太后加尊号仁圣贞懿皇太后，（《明史?后妃传》作贞懿，《张文忠公全集》作懿安。）慈圣皇太后加尊号慈圣宣文皇太后。事情都停当了。居正想起回去以后，阁中只剩吕调阳、张四维两人，诚恐闻见有限，办事不易，随即疏请简用阁臣。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据说居正自念高拱和自己不和，殷士儋在宫内有奥援，都不敢推，最后决定推荐徐阶。居正已经发信给徐阶了，后来想起徐阶还朝以后，官阶和科第都在自己之上，自己葬毕回京，只有把首辅奉让；所以还把这个计划打销。（《明史?张居正传》、《明纪》卷四十。据王世贞《首辅传》张居正遣人布腹心于阶，阶诸子且信之，似为徐阶诸子之大言，居正未必有信。）揣测之词，不甚可信。居正想起在万历三年八月请求增补阁员的时候，除张四维以外，曾经陪推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因此再行上疏，内称“今臣等公同评品，堪任是职，似亦无逾于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圣明，再加审酌。”神宗随即批准，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俱着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万历六年的内阁，人才充实了，但是其实还只是居正一人。

自强，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万历三年为吏部左侍郎，九月升礼部尚书，是一个老成干练的人物。平时自强底主张，和居正不一致，所以这次入阁，自强觉得有些出于意外，因此对于居正，十分感激。时行，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土第一，万历三年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升吏部右侍郎。这一位苏州状元，在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间，曾任八年有余的首辅，此时只是后生新进，经过居正两次推荐，所以对于居正，更是非常亲近。万历六年的内阁，一切只是居正底局面。六年七月，调阳病重回籍，十月自强病卒，于是内阁只剩居正、四维、时行三人，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

居正回籍的日期决定在三月十三日。神宗赐路费银五百两、??丝六表里，仁圣太后赐银三百两、??丝六表里，慈圣太后赐银五百两、??丝六表里。之外，神宗又给“帝赍忠良”银印一颗，另赐手谕：

朕大礼甫成，倚毗先生方切，岂可一日相离？但先生情词迫切，不得已，准暂给假襄事，以尽先生孝情。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万勿迟延，致朕悬望。又先生此行，虽非久别，然国事尚宜留心，今赐先生“帝赍忠良”银记一颗，若闻朝政有阙，可即实封奏闻。（见奏疏七《谢赐敕谕并银记疏》）

司礼监太监王臻到居正宅中，口传圣旨，着居正于三月十一日到文华殿面辞。这一天居正到文华殿，神宗在西室里坐着。居正面奏道：

“臣仰荷天恩，准假归葬，又特降手谕，赐路费银两、表里及银记一颗。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躯难报。”

“先生近前来些，”神宗吩咐道。

居正向前挪近几步。

“圣母与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说，“只因先生情辞恳切，恐致伤怀，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居正叩头称谢，又说：“臣之此行，万非得已。然臣身虽暂违，犬马之心实无时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爱圣躬。今大婚之后，起居食息，尤宜谨慎。这一件，是第一紧要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圣明，万分撙节保爱。又数年以来，事无大小，皇上悉以委之于臣，不复劳心；今后皇上却须自家留心，莫说臣数月之别，未必便有差误。古语说：‘一日、二日万几，’一事不谨，或贻四海之忧。自今各衙门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览，亲自裁决。有关系者，召内阁诸臣，与之商榷停当而行。”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

“臣屡荷圣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宫门前叩谢，伏望皇上为臣转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说，一边又叮咛道，“长途保重，到家勿过哀。”

居正感动的了不得，伏地呜咽，话也说不得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安慰他，但是神宗也呜咽了。

居正叩头，退出西室，在他退出的时候，听得神宗和左右说：“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亦哽咽说不得了。”（奏疏七《召辞纪事》。对话用原文。）

一直到十六岁，神宗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看到这个当国多年的老臣，长长的一络长须，现在精神困惫，形容摧朽，（居正居丧中情状，见书牍十四《答徐存斋二十四》）眼看又要回去，固然二、三月以内，居正还要回朝，但是神宗心里，毕竟有一点恋恋不舍。居正辞出以后，神宗再着文书官孙斌等赐居正食品八盒。慈圣太后也派慈宁宫牌子太监李旺赐居正银八宝豆叶六十两，途中赏人。李旺口传皇太后圣谕道：“先生行了以后，皇上无所依托。先生既舍不得皇帝，到家事毕，早早就来，不要待人催取。”（见奏疏七《召辞纪事》及《谢召见面辞疏》）

三月十三日居正出京，神宗特着司礼监太监张鲸，到郊外饯送，又赐甜食二盒、干点心二盒。文武百官一概出郊远送。

据王世贞底记载，居正这一次回去，真有些威风。轿子是特制的。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廊一边一个书僮焚香挥扇。三十二名轿夫抬着一架大轿，赫赫煊煊地从北京南下，一路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开路办差，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三月十九日过邯郸，随后入河南界，开封城内的周王已经派人迎到界上，礼物奠品，一齐送上，居正收了奠品，其余一概璧谢。渡过黄河，路经新郑，高拱住在这里，这是二十年来的旧交，六年以来的政敌。高拱有病，带病出来迎接。他病得太厉害了，说话都不十分清楚，这两个敌对的政治家，只有对面痛哭。居正记得上年嗣修匆匆南归的时候，曾派他到高拱那里问候，彼时已经听说有病，真想不到竟是这样地狼狈。

三十二名轿夫底膂力，就在四月初四日，把这一位首辅送到江陵了。到家以后，他有一封信给高拱：

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别后归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遣奠，深荷至情，存殁衔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谢，苦??痛切，不悉欲言。还朝再图一披对也。（书牍十四《答中元高相公三》）

四月十六日，张文明下葬，地址在太辉山。会葬的官员有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这两位是钦遣经营葬事的；有礼部主事曹诰，这是谕祭的；还有护送居正回籍的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地方官有先任湖广巡抚、升刑部右侍郎陈瑞，抚治郧襄都御史徐学谟及司、道等官。一切都很煊赫，也许这一位不第秀才、荆州府学生可以瞑目罢。

四月眼看过去了，神宗限定五月回朝，居正想起七十三岁的老母，经不起暑天的跋涉，只得请求宽限，准备八、九月间，天气凉爽，扶侍老母，一同赴京。这一来可把神宗急坏了，神宗一面吩咐内阁拟旨，着太监魏朝留待秋凉，伴送张母入京，仍着居正务须于五月下旬，回阁办事，一面另下手谕：

谕元辅张先生：自先生辞行之后，朕心日夜悬念，朝廷大政，俱暂停以待。今葬事既定，即宜遵旨早来，如何又欲宽限？兹特遣锦衣卫堂上官，赍敕催取。敕到，即促装就道，以慰???场Ｏ壬?老母畏热难行，还著太监魏朝将先生父坟未尽事宜，再行经理，便候秋凉，护送先生老母同来。先生宜思皇考付托之重，圣母与朕眷倚之切，早来辅佐，以成太平之治，万勿耽延，有孤悬望。先生其钦承之。（见奏疏七《奉谕还朝疏》）

居正还南，整个的政府机构停止下来，神宗吩咐拣重要的公事，送到江陵，其余都待居正入京处理。次辅吕调阳感觉到有些难堪，从前有过伴食中书，自己不成为伴食大学土吗？因此他索性请了病假，难得到内阁办事。例行公事由张四维处办，稍关紧要的公事，都送到江陵，听候居正决定。得、得、得！从北京到江陵的大路上，正有无数的公文，在马背上送来送去。

三月间，辽东又报大捷了，这是所谓“长定堡之捷”，捷报一到北京，神宗高兴极了，立即告谢郊庙，感谢天地和祖宗底保钓，同时吩咐内阁大行赏赍。神宗和内阁提起慈圣太后底话：“赖天地祖宗默访，乃国家之庆，元辅平日加意运筹，卿等同心协赞之所致也。”（见奏疏七《奉谕拟辽东赏功疏》）四月十一日，神宗派兵部差官把上谕送到江陵，他还说起：“著兵部马上差人，星夜前去与张先生看，将一应叙录，比前再加优厚。”（同上）同时吕调阳等四位大学士底信也来了，内阁底题稿，辽东底捷报，都送给居正看。这一次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捷，怪不得神宗高兴。事情是这样的。鞑靼的武土们，大致是七、八百人罢，带了牛羊向辽东边界象风暴一样地冲过来。他们口口声声说是投降。谁相信！鞑靼底诡计多得很，这一定是诈降。辽东副总兵陶成喾看定以后，一马当先，率领部下的将士，也是狂风一样地杀过去。这一次的鞑靼真无用，象割草，象切菜，杀、杀、杀！一共杀去四百七十几个鞑靼，陶副总兵底刀柄溅满了血腥，手腕也有些酸痛，看看只剩少数的敌人，哭丧着脸，狼狈地抱头鼠窜，这才点验人头，三百，四百，斜斜的鞑靼眼，半睁半闭地在血泊里瞧着长定堡底青天。最奇怪的是自己底部下一些损伤也没有！自古以来，有过这样的胜仗吗？这才把陶副总兵乐得忘去了杀人底疲倦。经过几次申报以后，现在这些公文完全在江陵张府底案上。

居正沈吟了，皇上已经告谢天地祖宗，还有什么说的！他上疏说：“窃照辽东一镇，岁苦虏患，迩赖圣明加意鼓舞，屡奏肤功。乃今以裨将偏师，出边遏剿，斩馘至四百七十余级，而我军并无损失，功为尤奇。况当嘉礼美成之会，两月之间，捷报踵至，而今次所获，比前更多，此诚昊穹纯钓，宗社垂庥，我皇上圣武之所致也。”（奏疏七《奉谕拟辽东赏功疏》）皇上要他从优叙录，他只有从优拟议。陶成喾升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升前世袭指挥佥事。蓟辽总督梁梦龙，辽东巡抚周咏升级，兵部尚书方逢时，和左、右侍郎也加俸加级，连带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特加武荫，马自强、申时行特加文荫，其余照例升赏的大小官员，尚不在内。四百七十几位鞑靼武士啊，你们不是枉死的了，你们那半开半闭的眼睛，会从血泊里看到别人得了这么多的赏赐！

但是这一次的胜仗，未免胜得太容易，太离奇了，居正总有些不放心。他一面函嘱蓟辽督、抚查究，一面函询兵部尚书方逢时。他给逢时说起：

辽左之功，信为奇特，伏奉圣谕俯询，谨具奏如别揭。但细观塘报，前项虏人有得罪土蛮，欲过河东住牧等语，虽其言未可尽信：然据报彼既拥七、八百骑，诈谋入犯，必有准备；我偏师一出，即望风奔溃，骈首就戮，曾未见有抗螳臂以当车辙者，其所获牛、羊等项，殆类住牧家当，与入犯形势不同。此中情势，大有可疑。或实投奔之虏，边将疑其有诈，不加详审，遂从而歼之耳。今奉圣谕特奖，势固难已，但功罪赏罚，劝惩所系，万一所获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功赏，将开边将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关系，非细故也。（书牍十《答本兵方金湖言边功宜详核》）

居正在奏疏里留着一句：“虽其中有投降一节，臣未见该镇核勘详悉。”这是一个活着。明朝是监察权高于一切的时代，辽东有巡按御史，未经核勘以前，其实算不得定局。辽东巡按安御史一经查实，随即函告居正，这才明白真相。鞑靼七、八百名武士是真的，他们因为得罪土蛮，所以携带牛、羊，拚命东奔，准备向朝廷投降，却想不到遇着一位杀人不眨眼的陶副总兵，给他们一个死不瞑目。但是怎么办呢？天地祖宗都谢过了，恩赏一直荫到大学士底子、孙，难道都要推翻。居正还准备息事宁人，但是口口声声，抱怨吕调阳等底糊涂。他和蓟辽督抚说起：

向者南归，奉圣谕辽东大捷，命孤拟议恩赏，比时心窃疑之，曾以请教，随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则业已处分矣。近得安道长（即巡按御史）一书，据其所访，则与小疏一一符合，何当事诸公之不审处，一至于此也！今大赉已行，固难追论，但赏罚劝惩所系，乖谬如此，殊为可恨。谨录疏稿及安君书奉览，幸惟秘存。（书牍十《答边镇督、抚》）

这是万历六年居正还朝以后的事。不久，给事中光懋上奏，指实陶成喾杀降要功，请求治罪，并请将大学士，兵部尚书、侍郎及蓟辽总督、辽东巡抚、总兵恩赏一并剥夺。这真是一个有力的奏疏，事情已经揭开，当然只有彻查。居正立即函致巡按御史，切实说起：

去岁，承示长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论矣，不意该科又有此疏，已奉旨并勘。今惟当据实分别真伪，以俟宸断，量其虚实大小，以为予夺厚薄。明主悬衡鉴以裁照，决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领悉。去岁之事，不谷到京，闻人言啧啧，不独执事言之，今虽欲曲隐，而人之耳目，可尽涂乎？近日彼中督、抚书来，又言执事云，见不谷奏对稿中，有投降等语，不敢具核册，须使人密探而后行者。此必执事畏诸人之怨恨而托之不谷以自解也。然执事有纠察之责，为朝廷明功罪，慎赏罚，何嫌何畏，惟当核实，作速勘明，则公谕自昭，人心自定矣。（书牍十《答辽东安巡按》）

经过居正底支持以后，安御史底奏疏来了，一切和光懋底话一样。兵部尚书和蓟辽督、抚还在设法隐饰，但是事情已经隐饰不来了。最后的结果，内阁、兵部、督、抚、总兵底恩赏一齐革除。居正在万历七年曾经说起：“赏、罚明当，乃足劝惩，未有无功幸赏，而可以鼓舞人心者！”又说：“近日辽左虚冒功级，虽督、抚、大将，已降之恩皆追夺。”（书牍十一《答总宪吴近溪》）经过这一番振饬，鞑靼武士们可以瞑目了。

居正这一次的作风，真有些操切，莫说已降之恩一概革夺，似乎不近人情，最初报捷的梁梦龙，题请的方逢时，拟旨的吕调阳等，不感觉难堪吗？这里有的是内阁多年的同僚，心腹相共的朋友，和一手提拔的门生，然而居正顾不得，在为朝廷整饬纲纪的前提下面，居正不顾私人底关系。国家赏罚倒置，还成什么国家，居正在这方面，当然有他底决心。

话又说回来了，在文明葬事既毕以后，居正又匆促地准备入京。从前人说：“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正是居正这时的心境。御史周友山给他的信上，说他“恋”。居正坦然地答复道；

孤之此行，本属初意，今荷圣慈特允，获遂夙行，所谓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兹奉翰示，“恋之一字，纯臣所不辞。今世人臣，名位一极，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学者于此，能确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非切见该闻所可规也。（书牍十《答宪长周友山》）

“恋”是不肯放弃。在古代的政治术语上，不肯放弃成为一种罪恶，所以骂人久于禄位，说他“恋位”，“恋栈”。在“恋”字底意义，经过这样地转变以后，政治界最高超的人生观，便是那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态度。做小官的说是“一官如寄”，做大官的便想“明哲保身”。至于国家的事，倘使有人在那里切实负责，那么，骂他一声“恋位”，背后也可以指手划脚，诅咒“俗吏”；倘使没有人负责，那么，也好，天下事自有天下人负责，风雅的官长们不妨分韵赋诗，何必管这么多的俗务？居正对于“恋”字，直认不讳，正在那里提倡当时政治界的一种新人生观。

在辞别老母和吩咐司礼太监魏朝护送太夫人秋季入京以后，居正又从江陵出发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看到江陵。三十二人的大轿，在五月二十一日，仍向北京开拔。但是夏天的道路，经过淫雨以后，更不易走，眼看五月底入京的限期无法遵守，居正只得再请宽限道：“臣已于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星驰就道。伏念臣违远阙庭，已逾两月，今恨不能一蹴即至，仰觐天颜。但臣原籍去京师，几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哀毁余生，难胜劳顿，今计五月中旬之限，已属稽违，私心惶惶，不逞宁处。除候到京之日，伏藁待谴外，谨先奏知，以仰慰圣母、皇上悬念。尤冀圣慈曲垂矜悯，特宽斧钺，稍假便宜，俾孱弱之躯，获免困仆，裂肝碎首，杀不敢辞。臣无任惶悚陨越之至。”这一奏疏上去，神宗下谕：

览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悦。炎天远道，宜慎加调摄，用副眷怀，便从容些行不妨。（见奏疏七《奉谕还朝疏》）

居正还京的行程，因此从容下来。路过襄阳，襄王出城迎接；以后再过南阳，唐王也同样迎接。明朝的故事，臣民遇见藩王，都行君臣之礼，但是现在不同了，只行宾主之礼。从南阳向北，不久便到新郑。居正再去访问高拱，这一次高拱更颓唐了。居正到京以后，还去过一次信：

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承教二事，谨俱祗领。翁第专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萦怀抱也。初抵京，酬应匆匆，未悉鄙??，统容专致。（书牍十四《答中元高相国四》）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了。所说二事，大致是指高拱立嗣，和身后请求恤典的事。高拱底暮年真凄凉，六十几岁的人了，连嗣子还没有确定；身后的恤典，一切还得仰仗自己的政敌。立嗣是高家自己的事，恤典毕竟要由居正维持，在这方面，居正没有忘去多年的交谊。

从新郑北上，渡过黄河，六月十五日未时以后，居正到达北京郊外真空寺，神宗已经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在那里赐宴。本来在居正上疏请求宽限以后，皇上固然盼切，内阁、六部、都察院、各寺、六科，连同南京部、院、寺、科，联名请求催促居正还朝。现在果然到了，皇上派员设宴，两宫皇太后也派管事太监赐银八宝，赐金钱、川扇，赐点心、果饼、鲜果、清酒。何进口传圣旨：

若午时分进城，便著张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见于平台。若未时分进城，著先生径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见。（见奏疏七《谢遣官郊迎疏》）

十五日来不及入朝，居正回宅安歇。第二天十六日是早朝的日期，上谕免朝，神宗到文华殿，仍在西室召见居正。

“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居正叩头道，“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圣恩，特留司礼监太监魏朝，候秋凉伴行。臣一门存殁，仰戴天恩，不胜感切。”

“先生此行，忠孝两全了，”神宗说。

“臣一念乌鸟私情，若非圣慈曲体，何由得遂？感恩图报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居正说。

神宗安慰居正说，“暑天长路，先生远来辛苦。”

居正叩头谢恩，一面又请求违限之罪。

神宗把请罪的事搁下，只说“朕见先生来，甚喜。两官圣母亦喜。”

“臣违远阙庭，倏忽三月，”居正慨然地说，“然犬马之心，未尝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图今日重睹天颜，又闻圣母慈躬万福，臣不胜庆忭。”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经过一度停顿以后，神宗又问，“先生沿途，见稼穑何如？”

居正奏明往来道路所经畿辅，河南地方，二麦全收，秋禾茂盛，实丰登之庆。

神宗又问道，“黎民安否？”

“各处抚、按、有司官来见，臣必仰诵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谆谆告戒，令其加意爱养百姓。凡事务实，勿事虚文。臣见各官兢兢奉法，委与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乐业，实有太平之象，”居正说。

“今边事何如？”皇上又关心地问道。

“昨在途中见山西及陕西三边督、抚、总兵官，俱有密报，说虏酋俺答西行，为挨落达子所败，损伤甚多，俺答仅以身免。此事虽未知虚实，然以臣策之，虏酋真有取败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此皆皇上威德远播，故边境?V安，四夷宾服。”居正又在下面叩头称贺了。

神宗说，“此先生辅佐之功。”

居正看定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所以愈说愈高兴，连古代那些圣王之道，都说上了，语句中间，也越发文绉绉的。他说：“虏首若果丧败，其运从此当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败而轻之。盖圣王之制夷狄，惟论顺逆，不论强弱：若其顺也，彼势虽弱，亦必抚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势虽强，亦必震之以武。今后仍望皇上扩并包之量，广复育之仁，戒谕边臣，益加恩义。彼既败于西，将依中国以自固，又恐乘其敝而图之。若我抚之，不改初意，则彼之感德益深，永为藩篱，不敢背叛，此数十年之利也。”

神宗听到这一篇议论，很高兴地点头道，“先生说的是。”停了一下以后，又说，“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见后，且在家休息十日了进阁。”

居正叩头称谢，神宗赐银一百两、??丝六表里、新钞三千贯，还有两只羊、两瓶酒，连带茶饭一桌，烧割一分。神宗又差司礼太监张宏，引导居正到慈庆宫、慈宁宫叩谢两宫皇太后。

居正回内阁办事之先，第一还得办自己底事。在居正葬父的时候，湖广的大官都来会葬，偏偏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没有到。应元自称出差已满，正在襄阳和新任巡按郭思极办理交代，所以不能来。理由尽管举得出，但是居正总有一点不舒服。应元巡按事毕，照例当回都察院听候考察。明朝是一个重视监察权的时代，巡按御史当然有巡按御史底本分；但是中期以来，把这个听候考察的故事，视为具文的，不止一人，在逐渐松懈的局面下，这并不是意外。应元告了病假，回籍养病，没有回院。都察院左都御史陈?褪侵鞴芄伲?负有整顿纪纲的责任，立即提出弹劾，认为托病规避，应予罢斥。应元随即受到除名底处分。这是居正还朝以前的事。但是问题来了。据说这一次陈?吞岢龅?劾，受了佥都御史王篆底指使，王篆是居正底门客，平时和应元不睦，现在更要讨好居正，以致挑逗出这一个局面。于是事情又集中到居正身上。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攻击陈?停?但是主要的对象还是居正。他说：

陛下但见?吐圹烙υ?，以为恣情趋避，罪当罢斥，至其意所从来，陛下何由知之？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刑部“浮躁”，独多于他部，则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后劣转赵志皋，又以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盖能得辅臣之心，则虽屡经论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辅臣之心，则虽素负才名之张岳，难免以“不及”论调。臣不意陛下省灾塞咎之举，仅为宰臣酬恩报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借以酬其私，可不为太息矣哉！孟子日，“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纵圣明，从谏勿?颍?诸臣熟知其然，争欲碎首批鳞以自见。陛下欲织锦绮，则抚臣、按臣言之；欲采珍异，则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至若辅臣意之所向，不论是否，无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结其欢，望风张其焰者，是臣所谓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吞仄浣现?者尔。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诉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弘，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

用汲这次奏疏，完全是对准居正的。在他上疏的时候，居正还没有回朝，内阁诸人，吕调阳在病假中，张四维拟旨，用汲革职为民。居正六月十五日入京，十六日召见，事后会见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知道事情原委，这才调出用汲原疏细看。不看犹可，看了增加不少的愤慨。居正随即上疏请求鉴别忠邪。他指明用汲微意所在，只在居正一人；他说用汲底本心，只在离间君臣；他甚至说用汲请皇上独揽乾纲，只是要皇上为刚愎自用之秦始皇，谗害忠良之隋文帝。然后他慨然地说起：

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肖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羁旅微贱之臣，一旦处百僚之上，据鼎铉之任，若不得明主亲信委用，又何以能肩知负重，而得有所展布耶？况今各衙门章奏，无一不经圣览而后发票，及臣等票拟上进，亦无一不请圣裁而后发行，间有特出宸断，出于臣等智虑所不及者：今谓皇上漫不经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诬皇上耶？臣自受事以来，排赤心以尽忠帝室者，神明知之矣。赖我皇上神圣，臣得以少佐下风，数年之间，纪纲振举，百司奉职，海内之治，庶几小康，此市人田夫，所共歌颂而欣庆者也。今乃曰，“人人尽私，事事尽私，”又何颠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谋不止于用汲也。缘臣赋性愚戆，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画，惟施一概之平；法所当加，亲故不宥，才有可用，疏远不遗；又务综核名实，搜剔隐奸，推?蜕屏迹?摧抑浮竞；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倾危躁进之士，游谈失志之徒，又从而鼓煽其间，相与怂恿撺嗾，冒险钓奇，以觊幸于后日，为攫取富贵之计，蓄意积虑，有间辄发；故向者刘台为专擅之论，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专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润，铄金销骨，小则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则使臣中奇祸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无亲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后呼朋引类，借势乘权，恣其所欲为，纷更变乱，不至于倾复国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恶利口，大舜所以疾谗说也。臣日夜念之，忧心悄悄，故敢不避烦?E，一控于圣明之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顾命大臣，义当以死报国，虽赴蹈汤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丧之间！皇上不用臣则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违道以干誉；台省纪纲，必欲振肃；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充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挠三尺之公；险躁之士，必不敢引进，以坏国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荧惑上听，紊乱朝政者，必举祖宗之法，请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也。尤望皇上大奋乾断，益普离明，大臣之中，有执法奉公如陈?驼撸?悉与主持裁断，俾得以各守其职业而无所畏忌，则国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诚不胜怀忠奋义，愤发激切之至。（奏疏八《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奏疏上去以后，奉上谕：

朕践祚之初，方在冲幼，赖卿受遗先帝，尽忠辅佐，以至于今，纪纲振肃，中外?V宁，此实宗社之灵，所共昭鉴。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张，挠乱国是的，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仅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怀。（同上）

居正这次上疏，是一篇独裁者政治立场的宣言。居正有综核名实，整顿纲纪的决心；同样也有修明庶政，安定内外的能力：然而居正采取的政治路线，在当时不是平常的政治路线。他曾经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现在付诸实行，独裁者便是他自己。居正底路线，实际是从一般的君主政治走向独裁政治，但是对于这一点，居正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这是“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其实他那种“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的口吻，从神宗听来，未必怎样悦耳。当然，十六岁的皇帝，谈不到和居正争权，但是事态正在逐日地演变，神宗也正在逐日地长大。独裁者和君主底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结果。假使万历十年，居正不死，我们很难推测他底前途，而居正一死，神宗立即成为他底最大的敌人，从政治关系看，正是最易理解的现象。这一切，在万历初年，神宗、居正都没有看到；而刘台、王用汲这一流人只觉得居正太专擅了，希望神宗给他一些应有的制裁。

九月间，居正母赵夫人入京。司礼太监魏朝一直伴送到京，神宗又命司礼太监李佑出郊慰劳，随即护送赵夫人直至居正私宅。两宫皇太后都派宫中管事太监一同慰劳。不久以后，皇上和太后底赏赐颁下了。皇上赐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长春花头面一副，银八宝豆叶一百两、红??丝蟒衣一匹、青??丝蟒衣一匹、红罗蟒衣一匹、青罗蟒衣一匹、里绢四匹、甜食二盒。仁圣皇太后赐金累丝首饰一副、织金闪色??丝六表里、荤素盒八副。慈圣皇太后赐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珍珠花头面一副、珍珠宝石环一双、红罗蟒衣一匹、青公丝蟒衣一匹、红绸蟒衣袄儿、绿膝役裙一套、青??丝蟒衣袄儿、绿??丝暗花裙一套、银八宝豆叶三包、每包二十两、荤素盒八副。居正感激涕零，在上疏称谢的时候，说起：

惊传闾巷，荣感簪绅，实臣子不敢觊之殊恩，亦载籍所未闻之盛事。欲酬高厚，惟当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奏疏八《谢赐母首饰等物疏》）

赵夫人年龄太高了，而且疾病连绵，没有入宫叩谢，仍由居正至会极门叩头代谢。（见奏疏八《谢两宫圣母疏》及《文忠公行实》）王世贞说神宗和皇太后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假如赵夫人入宫，这是很可能的待遇。

居正底感激，在书续中常时流露。五年十月，他和致仕的王崇古说起：

别来一岁中，奔命驱驰，忧瘁万状，重蒙圣主垂念乌鸟私情。老母入京，又荷两宫圣母慰问勤?常?赐赉优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饭之恩，犹欲以死酬报，况如不肖者，将何以仰答圣恩于万一乎？自是当永肩一心，矢死靡他，虽举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顾矣。（书牍十《答王鉴川》）

在居正归葬、入京的中间，曾经两次和高拱会晤。到十月间，高拱死了。隆庆六年和万历之初，政治界的三大人物是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徐阶是前辈，隆庆元年，年六十四岁，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政治生活的厌倦，所以不久便致仕了，剩下高拱、居正。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六年的政敌。在能力方面，他们正是敌手，在性情方面，他们也许有一些不相同，但是这仅是很几微的一点，在大体上，他们是一致的。这样的两个人物，倘使在同一的局面里，他们必然会从摩擦而冲突；但是在不同的局面里，他们也许会从了解而倾慕。隆庆六年六月以后，高拱失败了，他好比一匹负伤的猛兽，回到草莽间呻吟，他那部《病榻遗言》，对于居正加以攻击，原在意中。但是居正对于高拱的情感，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六年，正在不断地移转，道过新郑的访问，流露出内心的好感，在他目中只看到一位二十年的旧交。现在高拱死了，居正写信给他底弟弟，谈到恤典的事：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犹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阔之??，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长逝而无憾也。今嗣继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于恤典诸事，须稍从容，俟孤于内廷多方调处，俾上意解释，孤乃具疏以请。旦夕有便，当告之贵省抚、按，托其具奏报也。（书牍十四《答参军高梅庵》）

高拱底嗣子务观确定了，恤典还没有把握。居正是高拱底政敌，但是居正始终没有仇视高拱。仇视高拱的冯保，也还有转圆底余地：最困难的是这一位“十岁孩子”。居正所谓“多方调处”者指此。最后决定由高拱妻张夫人上疏请求恤典，果然神宗拒绝了。

居正这才委婉上疏；

看得高拱赋性愚?撸?举动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虽不敢蹈欺主之大恶，然实未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误犯天威，死有余戮。但伊昔侍先帝于潜邸，九年有余，犬马微劳，似足以少赎罪戾之万一。皇上永言孝思，凡先帝簪履之遗，犹不忍弃，况系旧臣，必垂轸念；且当其生前，既已宽斧钺之诛，今值殁后，岂复念宿昔之恶？其妻冒昧陈乞，实亦知皇仁天复，圣度海涵，故敢以匹妇不获之微情，仰干鸿造也。……夫保全旧臣，恩礼不替者，国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纳，记功忘过者，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冒昧，妄为代请，不独欲俯存阁臣之体，实冀以仰成圣德，覃布鸿施，又以愧死者，劝生者，使天下之为臣子者，皆知竭忠尽力，以共戴尧舜之君也。（奏疏八《为故大学士高拱乞恩疏》）

神宗批道：“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既说他曾侍先帝潜邸讲读，朕推念旧恩，姑准复原职，给与祭葬。”（见前疏）这一次所得的葬，只是“半葬”；在祭文里面，还带着不少的贬词。（《明纪》卷四十）居正和高梅庵说起：“元翁恤典，甚费心力，仅乃得之，然赠谥尚未敢渎请，俟再图之。遇此一番应得之例，续请根基，定于此矣。”（书牍十《答参军高梅庵》）半葬是由国库担任葬费底一半，居正特为函嘱河南巡抚周鉴从速发出。（书牍十《答河南周巡抚》）等到葬事有了头绪，梅庵又请居正为高拱作传，作墓志铭。居正说：“仆与元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愿为之创传以垂来世。墓铭一事，虽委微命，亦所不辞，谨操笔以俟。”（书牍十《答参军高梅庵》）这几句话，透出居正对于高拱的情感。

第十二章 元老底成功

万历六年六月居正回京以后，这是大功告成的时期了。内阁方面，七月吕调阳致仕，十月马自强病卒，只剩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三人；四维、时行一切唯唯听命，大权只在居正手中。六部方面，五年十月吏部尚书张瀚免职，王国光继任，六年六月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张学颜继任；六年六月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潘晟继任；五年十月兵部尚书王崇古致仕，方逢时继任；五年八月刑部尚书刘应节致仕，吴百朋继任；六年五月百朋病卒，严清继任；五年十一月工部尚书郭朝宾致仕，李幼滋继任。都察院方面，五年十月左都御史陈?筒∶猓?陈价继任。六部和都察院底首长，除了严清以外，都和居正有私人关系，在这个局面之下，政治方面的发展，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第一件要实行的，还是清丈的事，这是一件有关当时国计民生的大事，自从五年提议以后，到六年才实行，又因为原案有限三载竣事的规定，清丈的大事，在不慌不忙的状态中继续前进；大家对于实行开始的时间，反而有些茫昧了。居正死后，敬修作《文忠公行实》说起在劳堪为福建巡抚实行度田以后，居正才和张四维、申时行、张学颜等上疏提议清丈。其实这是错的。清丈固然从福建开始，但是在耿定向的时期，不在劳堪的时期。六年定向为福建巡抚，八年始去，劳堪继任，中间便差了两年。居正曾和定向说起：

丈田一事，按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闻有阻议者，或有之，亦不敢闻之于仆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

同卷又与定向言及“丈地亩，清浮粮，为闽人立经久计，须详细精核，不宜草草。”（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这是万历七年之事。

到万历九年，限期将满，照例给事中可以按限彻查，指名提劾；但是居正还是吩咐各省慎重将事，一面叮嘱科臣从缓提劾。他屡次说起：

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况齐俗最称顽梗，今仗公威重，业已就绪，但恐代者，或意见不同，摇于众论，则良法终不可行，有初鲜终，殊可惜也。今虽借重冬曹，愿公少需，以毕此举，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属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昨杨二山公书，谓此事只宜论当否，不必论迟速，诚格言也。（同卷《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临川丈田事，偶有闻，即以告，今事己竣，法无阻滞，则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举实均天下大政，然积弊丛冠之余，非精核详审，末能妥当。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属该科老成查参，将此件不必入参，正欲其从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独五县未完，谅数月之内，即可了结，俟通完之后，具奏未晚。人旋，贱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统惟鉴存。（同卷《答江西巡抚王又池》）

万历九年九月，居正抱病，答王宗载（即王又池）书，大致在九月以后，江西全省清丈通完具奏，大致已在十年之初，不及半年，居正即逝世了。居正对于清丈之事，屡称宜及自己在位，做个一了百当，这里流露他对于此事的热心，同时也流露内阁其他诸人对此的缺乏认识。当他把考成法搁置，吩咐科臣不必提参的时候，我们很可看出他对于此事寄与最大的期望。

孟子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在田亩没有清丈以前，人民底负担不能公允，便是最大的不平。居正认为“小民实被其惠”，认为“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确是不错，但是这一次的清丈，和弘治十五年的清丈一样，还是一次失败。

居正对于清丈，曾经发动政治力量，但是结果没有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官吏，对于政治的认识不够。有的主张只和旧额一样，无须多报；有的看到清丈条例对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规定，索性一例填报下田，认为清丈是一种爱民的政策，不当填报上田，以致加重民众的负担。（息县知县鹿久徵事，见《明纪》卷四十）这些官吏在当时都认为是爱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声名是“掊克”，是“以溢额为功”，再加以嘉靖间计算数字底错误，于是误认弘治十五年清丈只有四百余万顷，万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三百万顷底增加，证实居正底掊克。数字的错误，更增加他底罪状。

其实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只增加八十一万顷，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数字，即连后开的云南、贵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万顷，这又算什么“掊克”呢？民间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勋爵、官吏和大地主底手里，大地主又倚仗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国家逃避赋税的负担，以致造成国穷民困的现象。居正原有的计划，是要大地主同样尽国民底义务，他自认“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们把万历六年清丈的成绩，加以分析，我们更可看出这里没有什么“掊克”底气息。万历六年的数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在总数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减少的也有六省；南、北两京直隶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两州，减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见居正没有“以溢额为功”的成见，否则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决没有这许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长官。其次如福建巡抚耿定向、劳堪，江西巡抚王宗载，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对于福建、江西两省的清丈，也显见特别关心，但是这一次清丈底结果，福建从十三万五千余顷，减到十三万四千余顷，江西从四十万二千余顷，减至四十万一千余顷，差额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额究竟是差额，证实居正没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苏州田土从一十五万五千余顷，减至九万二千余顷；更是很大的差额。

这次清丈之后，田额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东三处；全国增加八十一万顷，单这三处，便增加五十一万余顷。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计田土二十六万九千余顷，现在是四十九万三千余顷；河南旧系四十一万六千余顷，现在是七十四万一千余顷；山东旧系五十四万二千余顷，现在是六十一万七千余顷。除这三处以外，广东旧系七万二千余顷，现在增至二十五万六千余顷，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百分比上更加显著。

广东方面，主要的还是“治安”问题。中央力量加强，地方秩序良好，担负赋税的民众和田土，当然会逐渐增加，事情本来简单。北京、山东、河南，都是畿辅之地，除去建文年间，曾经发生一度的内战，以及长城一带，偶然遭受敌人底破坏以外，从开国以来，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现在的增加，当然与“治安”无关。那么这是怎样的呢？

北京、山东、河南都是辎辅，三处的田土，不断地被勋戚、权贵吸收了，一经集中以后，他们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纳税的义务。居正底政策，是要打击他们底特权，使他们对于国家，有同样的负担。阳武侯便是一个好例。成祖时代，薛禄从征有功封侯，传到万历年间，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还有自置田土，是否应当纳税，这是一个问题。居正决然地说：

承询阳武优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拨赐公田外。但有田土，尽数报官，纳粮当差。是功臣田土，系钦赐者，粮且不纳，而况于差？锡之土田，恩数已渥，岂文武官论品优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不在优免之数也。近据南直隶册开诸勋臣地土，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似与律意相合。幸惟尊裁。（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杨本庵》）

万历六年清丈，除云南、贵州因系新辟地方本应增加，及陕西、四川和南京所属八府、州所加无多，不待研讨外，其余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共增七十万顷，占去增加额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从政令不易贯彻的广东，夺获担负国税的田土，这一点也许人还了解；但是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觉悟没有提高的时候，他们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危害，认识不够，甚至还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利用。张居正主张清丈，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他在身后，招致不少的诋毁，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居正对于一般的毁誉，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一次的清丈，无意中代表一个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义务，要求公允的负担。但是事实上的成绩还是很小，畿辅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万二千余顷，山东七十二万四千余顷，河南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余顷，其实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勋戚权贵手里，居正无如之何。二百年来积累的政治势力，在当时不是片时可以铲除的事物。

万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为国家底大害。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条例》，对于宗室，大加裁损，减少国家支出，当然是一种补偏救弊的方策。但是减削太甚，立法太严，出乎情理之外的条例，徒然增加执行的困难，于事实无所裨益。居正列举九条未妥的地方，他说：

夫令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则玩。现今该部处置宗藩事情，悉用此为准，因时救弊，似亦未为大害，但欲勒成简册，昭示将来，则必考求国体，审察人情，上不亏展亲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剂虚之术，使情法允协，裒益适宜，乃足为经常可久之规，垂万世不刊之典。（奏疏八《请裁定宗藩事例疏》）

万历七年正月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已下，凡六十四处，明朝讲学的风气甚盛，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诸生布衣，到处召集徒众，号称讲学。所讲的最初是圣经贤传，以后转到明心见性，这还是好的；有的成为一哄之市，书院讲学只增加号召徒众的机会；最下的甚至借此敛财，斯文扫地。居正在万历六年就说：“若今之谈学者，则利而已矣，乌足道哉？”（书牍十《答郑藩伯》）这里已经透露他鄙视讲学的意见。次年他又说起：

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谷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鉴亮。（书牍十一《答宪长周友山讲学》）

同卷居正又有《与友山论学书》自称“不谷生平，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居正论学，直认本真，这是在阳明学派的空气中所得的认识，但是居正不爱空谈，欲求实际。他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书牍十《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在这个情形之下，居正对于讲学，当然只觉得空言无补，徒资叫嚣。万历七年罢天下书院，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万历六、七年间，藏僧锁南坚错致书居正，居正答谢；在对藏交通上，是一件有兴趣的文件。此事的关节，却在俺答。万历六年，俺答纠合青把都一部，大队西行，当时盛传土蛮部下，同时出发，声势浩大。北边顿时感觉紧张。居正一面吩咐宣大总督吴兑劝导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边总督郜光先，甘肃巡抚侯东莱，妥为布置。俺答到了甘肃境外，遇到瓦刺部下，吃了一个败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见过活佛。在这次遇面以后，俺答上书，请求中国代为建寺供佛，御赐名额；同时又代西藏僧人，请求补贡。“补贡”二宇，当然只是译文底好看，其实是请求增加对藏贸易额，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资源。时间已经是万历七年了。居正底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下面，酌量许可，但是决不给他要挟的机会。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朝廷只能资助物料，谈不到代为兴建。居正对于鞑靼的控制，始终不曾疏忽。

六年十二月，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把锁南坚错底书信寄来了，原书是西藏文，译文如次：

释迦摩尼比丘锁南坚错贤吉祥，合掌顶礼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钓循皇上，昼夜念经。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为地方事，先与朝廷进本。马匹物件到了，我和阐化王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压书礼物：四臂观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有阁下分付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头写。（见奏疏八《番夷求贡疏》）

这封书到达以后，居正具奏，已经是万历七年了。他说：

臣看得乌思藏僧人锁南坚错，即虏酋俺答所称活佛者也。去年虏酋西行，以迎见活佛为名，实欲西抢瓦刺。比时臣窃料虏酋此行必致败衄，待其既败而后抚之，则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贡乃可坚久，乃授策边臣，使之随宜操纵，因机劝诱，阴修内治，以待其变。今闻套虏连遭丧败，俺答部下番夷悉皆离叛，势甚穷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杀，阻其西掠，劝之回巢；又因而连合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献琛来王。自此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浅薄，谬当枢轴，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诚不胜欣庆，不胜仰戴。（奏疏八《番夷求贡疏》）

疏中又称锁南坚错所致礼物，不敢私受，“仰乞圣明俯赐裁夺，敕下臣愚遵行，庶不孤远夷归向之诚，亦以见人臣不敢自专之义。”随奉圣旨：

卿轴理勋献，宣播遐迩，戎狄咸宾，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悦。览奏，具见忠慎，宜勉纳所馈，以慰远人向风慕义之诚。（《见前疏》）

据敬修《文忠公行实》，锁南坚错即阐化王答赖剌麻。敬修以阐化王与达赖喇嘛，并为一人，这是观念的混淆，居正本人对于其中的分别，看得清楚。《明史?西域传》记锁南坚错事，又言“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大致作者认定锁南坚错即达赖喇嘛，亦知其与阐化王为二人。

居正虽知锁南坚错非阐化王，但是对于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似乎不很清楚。他所注意的，只是锁南坚错底政治作用。他和侯东莱说：

虏王乞番僧追贡事，已属本兵议处。渠既系乌思藏一种，自难却谢，但止可照西番阐化诸王例，若欲如北虏贡马，则不可许也。顺义前在宣大，亦曾馈孤以马匹、弓、矢，彼时止托督、抚诸公，以书谢之，量与回答；盖孤职在密迩，义不得与外夷相通。今承寄渠书，亦如宣大例，烦公为孤作一书答之，中间略说渠西行劳苦，既得见佛，宜遵守其训，学好戒杀，竭忠尽力，为朝廷谨守疆?觯?享寿考太平之福，不宜听后生妄为，自生烦恼。所言番人追贡事，此种僧人，久失朝贡，本当绝之，兹因渠之请乞，特为允许，但止可照西番例，从陕西入贡，若欲如虏王诸部落贡马等项，则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后，西边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种，稍觉参差，以是渠宜早回，约束诸部，坚守约束，以终前功，亦不辜区区数年怀柔抚绥之意也。渠每年赏赐段匹等物，内库俱一一送与孤看过，然后发行，渠安得知之，书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处蟒衣二匹，??丝二匹，茶百斤，米面下程一分，以犒劳之，见渠书已到也。（书牍十《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这还是六年年底的事，次年，居正又屡次提起此事：

藏僧求贡事，诚制驭虏酋之一机。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赐诸物，皆命内库送不谷阅过乃发，圣德柔远之仁，可谓并包无外矣。阐化求封一节，礼部谓彼中见有阐化王，嘉、隆间皆曾入贡，与复封之说相左，恐有诈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顺义一人至藏中一查之，当得其要领也。其所遗不谷者，虽不可峻拒，宜奏知圣主而后受之，托掖川公量为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传喻顺义，促之早归。建寺一节，似亦可从，俟宣大军门有疏，即为请行。此酋归，则贡市愈坚，而西镇可安枕矣。若将宾兔一枝，携之来归，尤妙，不知彼肯从否？（书牍十一《答贵州巡抚何莱山》按莱山即起鸣，后调山东巡抚。在贵州时无从预闻俺答事，疑标题有误。）

答藏僧锁南坚错遍金??丝二端、银??丝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细布等物，或再欲从厚，则加一数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费，烦即于抚赏银内处给，可入查盘也。仍乞代为传示，谢其远意。通贡一节，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禅师之号，后若化虏有功，次第加进，决不吝借。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万世矣。其顺义先已传谕，今不审当再谕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遗以食物，亦即抚赏内处给亦可。（同卷《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明史?鞑靼传》称宾兔为俺答之子：“俺答常远处青山，二子：日宾兔，居松山，直兰州之北；日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骜，俺答谕之，亦渐驯。”俺答诸子，自黄台吉以下，凡有数人：在西边的只有宾兔、丙兔。居正底计划，要俺答把宾兔带到宣大塞外，甘肃便可得到暂时的安宁。总之，对付锁南坚错，无论何如，居正底目光，始终落在鞑靼身上。七年他又说起：

藏僧通贡授官给赏事，前启已悉，僧衣图书等项，俱付差人费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从此能卷锐以俟再举，策之上也。乃逞忿报复，以致部众离心，势穷力蹙，必致一败涂地而后已，此天将亡虏之征也。请和西番，断不可许。回巢建寺一节，亦只可量助物料，工完，赐以名额。岂有堂堂天朝特为建寺而劝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挟中国以为重，而示威于瓦刺，不可从也。自今劝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丧败，势不得归，然亦必归。今在西海，不免为贵镇扰，公且耐烦处之。抚赏费用，已属本兵议处，谅彼亦自不能久也。（同卷《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万历七年二月，神宗发疹。慈圣太后看着病势严重，下令僧侣开坛，设法度众。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认为做些功德，可以“保钓”皇上早日痊愈，本来是一件可笑的事。居正随即疏称“戒坛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当时僧众数万，恐生变败俗也。今岂宜又开此端？圣躬违豫，惟告谢郊庙、社稷，斯名正言顺，神人胥悦，何必开戒坛而后为福哉？”（原疏不见《张文忠公全集》，略见《明史纪事本未》卷六十一。）经过这一度驳回以后，戒坛只有停止。三月初，神宗病体大愈，礼部奉旨择于初九日请皇上视朝。初八日，文书官到内阁，对居正口传圣旨：

联明日早朝，切欲与先生一见，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参之列。明日未朝之时，先于平台召见，说与先生知之。

初九日黎明，居正至文华殿伺候。神宗召见，居正叩头称贺道：“恭惟圣躬康豫，福寿无疆，臣犬马微衷，不胜欣庆。”

神宗说：“朕久未视朝，国家事多，劳先生费心。”

“臣久不睹圣颜，朝夕仰念，今蒙特赐召见，下情无任欢忻，但圣体虽安，还宜保重。至于国家事务，臣当尽忠干理，皇上免劳挂怀。”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一面吩咐赐银五十两、彩币六表里、烧割一分、酒饭一桌。

居正俯服在下面叩头。

神宗又说：“先生近前，看朕容色。”

居正奉命，在晨光嘉微的中间，向前挪了几步，又跪下了。神宗握着居正的手，居正这才抬头仰看，见得神宗气色甚好，声调也很清亮，心里不由地感觉快乐。

“朕日进膳四次，每次俱两碗，但不用荤，”神宗告诉他。

“病后加餐，诚为可喜，但元气初复，亦宜节调，过多恐伤脾胃，”居正说。这位老臣底态度越发严肃了，他郑重地说，“然不但饮食宜节，臣前奏‘疹后最患风寒与房事’，尤望圣明加慎。”

“今圣母朝夕视朕起居，未尝暂离，”神宗说，“三宫俱未宣召。先生忠爱，朕悉知。”

殿上又是一度沉寂。

神宗吩咐道，“十二日经筵，其日讲且待五月初旬行。”居正叩头以后，退出。（奏疏八《召见纪事》。对话用原文。）

神宗和居正的关系，真是密切。居正是皇上底臣仆，同时也是皇上底监护人。平时对于年轻的朋友和晚辈所不便说的话，居正都说了。“先生忠爱，朕悉知，”这七个字出口的时候，神宗也是十分地感动。君臣间这样深切的情感，谁会想到还有变动的一日！

万历七年，宫中的用度，又开始增加。本来宫中金花银，按年由户部送进一百万两，自六年起，已经增为一百二十万了，七年以后，神宗又开始需索。居正看到户部尚书张学颜感觉困难，便毅然地把责任负起，疏称：

臣等看得国家财赋正供之数，总计一岁输之太仓银库者，不过四百三十余万两，而细至吏承纳班，僧道度牒等项，毫厘丝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间，海内虚耗，公私贮蓄，可为寒心。自皇上临御以来，躬行俭德，核实考成，有司催征以待，逋负者少；奸贪犯赃之人，严治不贷；加以北虏款贡，边费省减，又适有天幸，岁比丰登，故得仓库积贮，稍有赢余，然闾阎之间，已不胜其诛求之扰矣。臣等方欲俟国用少裕，请皇上特下蠲租之诏，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而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余两，是比旧少进八十余万两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是比旧多用四十万余矣。问之该部云，“因各处奏留蠲免数多，及节年追赃人犯，财产已尽，无可完纳，故入数顿少，又两次奉旨取用，及凑补金花拖欠银两，计三十余万，皆额外之需，故出数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岁终计国用，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乃今一岁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复一年，旧积者日渐销磨，新收者日渐短少，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鲆馔庵?变，何以给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势之所必至者也。比时欲取之于官，则仓廪所在皆虚，无可措处；欲取之于民，则百姓膏血已竭，难以复支：而民穷势蹙，计乃无聊，天下之患，有不可胜讳者，此臣等所深优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将该部所进揭帖，置之座隅，时赐省览。总计内外用度，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以渐复祖宗之旧，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鄙谚云，“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伏惟圣明留意。（奏疏八《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万历六年还朝以后，居正在对内对外方面，都有相当的把握。北边的敌人分散了，俺答只是一个降王，替明朝约束鞑靼的部落。东北边也许还有一点问题，但是仗着李成梁底朝气，和辽东十几万大军，一切都有办法。整个的内政，已上轨道，只待清丈完毕，把人民底负担，重新调整。内外的困难已经没有，但是居正底困难，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强。问题只在神宗身上。

做父母的常说：“小的子女好养，大的子女难教。”为什么？小的时候，子女底个性还没有发展，原谈不上独立生存的能力，因此他们听从父母底指挥，驯伏得和羔羊一样，引起父母的怜爱。等到大了以后，他们底个性发展了，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在生活上，也许需要父母底维持，但是他们尽有独力生存的能力，为了这一点维持的力量，当然不愿接受太大的委屈。于是家庭之内，父母底意志和子女底意志并存，有时从并存进到对立，甚至从对立进到斗争。假如一家之中，父母底意志不一致，子女又不只一人，小小的家庭，无形中会成为多角形的战场。

不过亲子之间，究竟有亲子之间的天性，而且经过几千百年以来的礼教，子女或多或少地总觉得在父母面前有屈服的必要。尽管家庭之中，有不断的斗争，但是亲子之间，不一定会决裂，这是一个理由。

但是居正和神宗的关系，究竟不是亲子的关系。在十岁的时候，小小的神宗，对于居正，只看到一位长须玉立的大臣，这是自己底监护人和老师。神宗觉得他可敬，有时不免有点畏惧，但是在大半的时候，居然觉得他可爱。天热了，看见老师在讲书的时候，汗流满面，神宗吩咐太监们替他掌扇；天冷了，看见老师立在文华殿的方砖上，寒气森肃，神宗便吩咐太监们拿毡片把方砖遮上，免得老师受寒。有一次，居正在上直的时候，忽然发寒热，神宗赶忙自己凋好椒汤，送给老师。神宗是一个好孩子，待老师真是非常殷勤。

然而现在他已经十七岁了，在早熟的环境里，他已经娶了亲，而且不久以后，他便要做父亲。他久已是皇帝，现在更开始发现自己。他有他底意志，这个意志，必然地有和居正底意志斗争的一日。关于这一点，姑且不论，而且因为居正垂死的时候，神宗底意志，还没有达到十分坚强的程度，他们两人，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阶段，所以也可置之不论。但是在神宗发现自己以后，他底意志已经存在，不久以后，逐渐形成和居正对立的地位。这个神宗没有觉到，居正没有觉到，但是两个意志底形成对立，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这是无可讳言的。孝宗有一些柔和，武宗有一些妄诞，但是这一枝中断，皇位落在世宗手里。世宗还是偏执，高傲；中年以后，有些颓废，不过颓废的中间，常时露出高傲的本色。穆宗看到父亲底模范，更加颓废，不过他还有些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经过几世几年的熏陶，小农底气息养成了。慈圣皇太后把这一股气息带进北京皇宫里面，再把这成斛成石的观念，灌输到神宗底血液里。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以后传到熹宗、思宗，嗜利的血液，经过几度的冲淡，已经不十分显著，但是国事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熹宗底昏愦，思宗底操切，明朝底覆亡，成为必然的形势，而一切的祸根，都在神宗好利的时期，已经种下。神宗中年以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献酒、色、财、气四箴，曾说：

竞彼槿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馨。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财箴）

御史马经纶也曾上疏神宗，直言“陛下好货成癖”。万历三十年的时候，神宗病重，看看死日已近，这才下诏把自己发明的那些剥削人民，无补国用的商税、矿税，一概取消，召首辅沈一贯入宫，亲自把手诏交付他。一贯出宫以后，大臣们一面悲痛皇上底病危，一面也不免庆幸民生底复苏。第二天神宗突然好了，还是舍不得这一大注民财，再派太监们到内阁追还圣旨。大学士方在设法挣扎，太监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连来二十位，拼命坐索。神宗派司礼太监田义去，田义不肯，神宗从床上爬起来，拿刀子戳上去。内阁里这二十位太监，磕头恳求，额角都磕破了，血流满面，沈一贯无法，只有把圣旨缴进，一切矿税、商税照旧征收，银两不断地向宫中流进，才能满足这位小农底外孙。

在万历七年的时候，这粒嗜利的种子，虽然没有成长，但已经在那里萌芽。金花银增加了，这是一笔收入。其余的需索，经过张居正、张学颜底谏阻，受到一些挫折。不要紧，神宗底心灵，想到办法了。他吩咐文书官姚秀到内阁传谕拟旨，着户部铸钱，供给内库使用。谁能禁止皇帝使钱呢？明朝的货币制度，本是一言难尽的事。大体讲来，银两是当时的本位硬币，铜钱是辅币，钞是纸币。从洪武以来，新钞不断地增发，纸币和硬币久已脱离联系，成为不换纸币，只有在颁赏的时候，数量激增，成为意外的壮观。铜钱和银两，虽然多少有些本位币和辅币底关系，但是中间并没有固定的兑换率，钱少了，钱和银两的比率便提高，钱多了，钱和银两的比率便降低。所以实际上钱和银两的关系，不是辅币和本位币的关系。洪武年间，每钱千文换银一两；到了嘉靖年间，钱太多了，且私铸盛行，形式薄劣，落到六、七千文换银一两。在钱法既坏已后，于是通令对于钱的行使，分出等级来；嘉靖钱七百文换银一两，洪武以来诸朝的钱千文换银一两，古钱三千文换银一两，一切滥恶小钱禁止行使。法律虽然有了明文的规定，市场上还是无从整顿。钱法混乱，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偏偏神宗传旨铸钱行使，他看到化费工部底工本，而增加内库底储藏，真是一件便宜的事。但是他却没有晓得通货的滥发，只能增加市场的混乱。四月十九日居正上疏道；

臣等查得万历四年二月，奉圣旨：“万历通宝制钱，著铸二万锭，与嘉靖、隆庆等钱相兼行使，户、工二部知道。钦此。”本月又该工部题铸造事宜，节奉圣旨：“钱式照嘉靖通宝，铸金背一万四千锭，火漆六千锭，著以一千万文进库使用。钦此。”万历五年二月内，该户部进新铸制钱，又奉圣旨：“这钱锭还查原定二万之数，以一半进内库应用，一半收贮太仓。钦此。”及查工部题议，制钱二万锭，该钱一万万文，用工本银十四万九千两，大半取之太仓银库，此奉旨铸钱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货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铸成之后，量进少许呈样，非以进供上用者也。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大失旧制矣。且京师民间，嘉靖钱最多，自铸行万历制钱之后，愚民讹言，便谓止行万历新钱，不行嘉靖旧钱，小民甚以为苦。近该五城榜示晓谕，民情少定。今若又广铸新钱，则嘉靖等项旧钱，必致阻滞不行，于小民甚为不便。又与原奉圣旨，与嘉靖、隆庆等钱，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措度事体，似为未便。伏望圣明裁审，暂停铸造进用之旨，待二、三年后，如果民间钱少，再行铸造，亦未为晚。仍乞皇上曲纳臣等节次所陈狂愚之言，敦尚俭德，撙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不然，以有限之财，供无穷之用，将来必有大可忧者。臣等备员，敢不尽其愚，伏惟圣明亮察。（奏疏八《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神宗得疏以后，传旨停铸。是月，居正上媵肃殿箴：

北极紫宫，惟皇宅中，身为民表，心与天通。斯须不和则乖戾起，斯须不敬则傲慢丛，念常生于所忽，祸乃发于无穷。是以圣人事心，天命是敕；钦厥止，日谨万几；处深宫，心周八极；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灭德。无作好，无作恶，蔼蔼熙熙，如春斯煦；无荒色，无荒禽，兢兢惕惕，如渊斯临。勿谓燕间，人莫与观？一喜一怒，作人燠寒。弦急者绝，器平者安，优优和衷，为君实难。勿谓宥密，人莫与弼？一动一言，恒为度律，危惧则存，骄泰则失，昭昭神明，相在尔室。在昔成周，宇内太和，由媵媵其在宫，友琴瑟而不颇。亦曰懿恭，小民怀保，由肃肃其在庙，克对扬于祖考。我皇睿哲，是谓智临，匪高明之不足，贵育德于静深。我皇抚运，是谓开泰，匪丰亨之丕臻，惧此心之或佚。乐以平其情，虽钟??不设，而若闻希声，然后心和气和而天下平。礼以饬其志，虽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谓无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冲和者养威，淡泊者养禄，惕励者养安，优勤者养乐。以古为师，于何不仪？平平周道，惟皇建之。以心为鉴，于何不见？穆穆文王，惟皇所宪。朽索在手，勿谓无伤！覆车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可忘，慎终如始，万寿无疆。（文集二）

万历七年四五月间，发生两次封爵的问题：一次是皇亲王伟封永年伯，（《明史?外戚恩泽侯表》作万历五年封，误）一次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封宁远伯。王伟是王皇后底父亲，神宗底岳父。神宗大婚，授王伟都督同知，现在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王伟著进封怕爵，吩咐内阁拟旨。神宗连正德二年，武宗岳父夏儒封爵，嘉靖二年，世宗岳父陈万言封爵的故事，都送来了。居正无从拒绝，他说：“但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系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也指出：

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国初如魏、定两公；自以佐命元勋，连姻帝室，彭城、惠安，虽托籍戚里，然亦半有军功，昨上剖符，皆无容议。宣德中季，始有恩泽之封，宏治以来，遂为故事，然实非高皇帝之旧制也。（奏疏八《论外戚封爵疏》）

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各府、部衙门会议封拜事体的结果，彼时诸臣公疏：

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待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亲、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时赏赉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挥、千百户等官，以荣终身。敢有违例奏请，希图恩泽，妄引洪熙以后事例比乞者，听本部及科、道官，即时举劾，以为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同前）

嘉靖八年奉旨批准。以后嘉靖、隆庆两朝外戚封爵，只能及身为止，不准世袭，便是嘉靖八年会议的结果。现在居正重新提出，对于王伟的封爵，给与应有的限制。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行撤消。

但是居正对于边功，便是另外一个看法。万历六年三月长定堡之捷，固然是一幕闹剧，但是十二月东昌堡之捷，却是一个大胜。这一次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连同土蛮、黄台吉、暖兔拱兔、大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台等，带领三万余扬规武士向辽东东昌堡进攻，前锋一直打到耀州。辽东总兵李成梁一面吩咐诸将各守要害，一面带领兵马，出寨二百余里，直捣圜山，在这一个战役里，一共杀去九名官长，八百四十名武士，虏获一千二百匹战马；其余的鞑靼武士，一齐退却。东边的捷报到了，神宗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大会百官，宣布大捷。

居正得到捷报以后，和辽东巡抚周咏说起：

李帅用奇出?F，使贼狼狈而返，乃孙膑走大梁之计，比前长定之捷，杀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赏，国家自有彝典，诸公运筹决胜，功岂容泯？少选，当请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帅去年曾馈我以厚礼，虽当即谢却，然恐鳞翼或有差池，且不肖于渠，奖提爱护，意固不为不厚，然以为国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报之心也。渠诚以国士自待，唯当殚忠竭力，以报国家，即所以酬知己，不在礼文交际之间也。渠不知鄙意，以为有所疏外，会间幸一譬晓之，以安其心，坚其志。便中草草。（书牍十《答辽东周巡抚》）

万历七年，居正提议成梁封爵。他说，“成梁屡立战功，忠勇为一时冠，惟有封爵，才可以鼓励将士。”五月，成梁封宁远伯。成梁派家人到居正宅中送礼，居正坚决地拒绝，他说：“你底主人身经百战，封爵是他底本分；我受他底礼物，便是得罪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

七年七月，礼科左给事中顾九思，工科都给事中王道成请罢苏松及应天织造。本来织造是由皇帝派遣内监到江南一带主持的。他们颁发北京带来的样子，要民间如式织作，经费有一部分出于内库，也有一部分出于盐税；但是事实上经过几次周折以后，民间所得有限，皇宫派人定货，只成为意内的需索。恰恰这一年江南水灾，所以苏松督造的太监孙隆，更比应天督造的许坤，容易引起民众底怨苦。在两位给事中上疏，交给工部查复以后，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道：

御用袍服紧急，若如部议取回内臣，改属抚、按有司，则织造不精，谁任其责？且见有钱粮，不必加派。先生每拟票来。

显然神宗拒绝召回内臣。第二天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入宫，行礼以后，居正奏道：

“近日苏、松等处，水灾重大，据抚、按官奏报，及臣等所闻，百姓困苦流离，朝不谋夕，有群聚劫夺者。地方钱粮，委难措处。且自前年星变时，亲奉明旨停止织造，着孙隆回京。至今尚未完报，是诏令不信，而德泽不宣也。臣等谓宜从该部所请，以彰皇上敬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愿少加圣心。”

“朕未尝不爱借百姓，但彼处织造，不久当完，远不过来春尔，”神宗疲赖地说。

居正追紧一步说：“皇上德意，臣民无不欣仰，即孙隆在彼，亦能仰体圣心，安静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扰，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今彼中织完，十未四、五，物料、钱、粮，尚有未尽征完者，灾地疲民，不堪催督，愿皇上且取回孙隆，其应天被灾稍轻，许坤仍旧可也。”

居正说话，追紧一步以后，随即放松一步。神宗有了回旋的余地，同时他也提出内库发出银五千两，不完全仰给江南钱粮。他说：“近降去花样，皆御前发出银两，并不加派扰民。此一件还着织完回京，其余则皆停罢可也。”

三位大学士叩头谢恩，神宗这才把工部复疏交给居正，他说：“先生将去票来。”说过以后，神宗看着三位大学士说：“君臣一体，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惠？”

居正代表内阁说：“诚如圣谕，臣等今日，亦无非推广皇上德意而已。愿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则百万生灵，仰戴至仁，实社稷灵长之庆。”（奏疏九（罢织造内臣》。对话用原文。）

叩头以后，三位大学士退至内阁拟票，取回孙隆。

事情算是有了一点头绪，但是没有结束。承运库太监孔成上奏，赏赐夷人，缺乏段匹，请行南京、苏松、浙江等处增织，又将上用袍服等项，并请织造，共该七万三千匹。奉圣旨：“工部知道。”工科都给事中王道成一看，知道情形严重，上疏请求酌减增造段匹。工科底奏疏发下拟票，居正才晓得从中又起了变化。“皇上为什么又要织造呢？”居正想。他看到现在只有再求酌减。在奏疏中，他提出祖宗朝一岁所造，原有定率；嘉靖年间，才有添织，但是只可偶一为之，说不得是常例。以后他更说到：

今查万历三年，该库已称缺乏，请于岁造之外，添织九万有余，其时以大婚礼重，赏赐浩繁，该部不得已，钦遵明旨，设法措处，然闻之各地方库藏，搜括已尽，经今四年，方得织完，而添造之旨又下。计该库所开数目，度其所费，非得银四、五十万，不能办此。索之库藏，则库藏已竭，加派小民，则民力已疲。况今岁南直隶、浙江一带，皆有水灾，顷蒙特恩，破格蠲振，又取回织造太监，疲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复加派，子惠之恩未洽，诛求之令即施，非圣慈所以爱养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穷财尽，赋重役繁，将来隐忧，诚有不可胜讳者。科臣所奏，宜留圣心。臣等看得该库偶因三卫夷人，缺少虎、豹一样服色，及近年北虏俺答款贡，岁增赏赉，溢于旧数，故题请添织，以上二项，委不可已。至于上供御用等项，则近年南京太监许坤，苏杭太监孙隆，织进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办于岁造矣。臣等愚见，伏乞圣明再谕该库查北虏俺答一宗赏赐，一岁约该几何，及三卫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几何，照数行该地方添织，即作岁造之数，其余皆可停止。惟冀俯从科臣之言，一概减半织造，其支费银两，敕下户工二部酌处，免复加派小民，庶近日规恤之旨，不为虚文，罢极之民，少得苏息也。（奏疏九《请酌减增造段匹疏》

疏上以后，神宗准如所请，但是事实上还是增造，神宗依然得到心理的满足。

万历七年十月，蓟辽总督梁梦龙得到消息，土蛮带领四万余骑，向辽东进攻，立即告急。东北方的边防，突然紧张起来。本来居正对付鞑靼的政策，是使他们从内部分裂走向对立的局势。俺答通贡，封顺义王，成为明朝的藩属；但是土蛮仍然倔强，屡次要求“贡市”，――其实只是通商，――但是居正认为在土蛮没有屈服以前，谈不到“贡市”。事情成了僵局，土蛮屡次引兵进攻，想用武力强迫中国通商，蓟辽方面的防务，永远不能松懈，其故在此。神宗在居正把辽东警报奏进以后，立刻吩咐内阁拟旨，谕兵部议进剿之策。居正面奏道：

“九月初间，有北虏俺答部下头目恰台吉，差人于土蛮营中，侦知土蛮欲纠众向辽，讲求贡市，臣即驰语总督梁梦龙，令其再侦的实，多方设备；传示辽东总兵李成梁，巡抚周??，虏若纠大众至，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使之野无所掠，虏气自挫。又使梁梦龙亲率师东行，发劲兵二枝，为辽东声援。令蓟镇总兵戚继光，选精锐，乘间出塞，或?F其巢，或邀其归以挠之。今据报各官具如臣指：梁梦龙已东驻山海，遣参将许汝栗、杨继，出关截杀；戚继光移驻一片石，伺间邀击，辽东收保已毕。虏以十月初二日，至宁前向中所地方，此中地狭人稀，虏众无所掠，势不能久，旦夕必已退遁。今敕本兵姑议驱剿，以后相机别议。且彼中戒备颇严，谅无疏失，伏惟皇上少宽圣怀。”

在这一大片叙述里，居正把辽东的布置，完全说明。

神宗点头道：“先生费心处置，朕知道了。”（奏疏十一《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对话用原文。）

经过这番布置以后，土蛮底军队退去了；后来土蛮和速把亥同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成梁出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杀去四百七十余名鞑靼武士，这是所谓红土城之捷。

万历七年十月，总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驯，漕运侍郎江一麟奏报河工告成。自从六年正月以来，居正把河、漕事务，完全交付吴桂芳，不幸就在正月，桂芳病殁。二月，居正起用潘季驯总理河、漕。四月，季驯疏辞总理河、漕事务，上谕不许。季驯这才放手做事，六月上疏条陈六事：“一曰塞决口以挽正河，二曰筑堤防以杜溃决，三曰复闸坝以防外河，四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费，六曰寝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

季驯看清河工全无掣肘之虞，居正也看清惟有季驯才是治河之人，所以拟旨：“治河事宜，既经河、漕诸臣会议停当，著他实行。各该经委分任官员，如有玩?酝期谩⑿榉巡屏φ撸?不时拿问参治。”季驯得到这一重保障，八月间弹劾淮安水利道河南佥事杨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宏化治河无状，上谕杨化隆、王宏化“都著革职，送吏部拟处，毋得概拟复职以致轻纵。”（《明神宗实录》）在这些处分后面，看出居正对于季驯的大力支持。但异议还是不断地发生。季驯主张塞崔镇决口，御史林碧潭提议崔镇不当塞；季驯主张筑遥堤，林御史提议遥堤不当筑。异议在居正面前提出了。倘使居正是一个河工专家，也许他可以给一个解决，但是他不是专家，而且工部尚书李幼滋也不是。居正无法，只能把两条提议间接和季驯提出，希望得一个解决。他说：

夫避下而趋虚者，水之性也。闻河身已高，势若建瓴，今欲以数丈之堤束之，万一有蚁穴之漏，数寸之瑕，一处溃决，则数百里之堤，皆属无用，所谓攻瑕则坚者瑕矣，此其可虑者一也。异时河强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宝，决于黄浦。自崔镇决后，河势少杀，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筑。今老河之议既寝，崔镇又欲议塞，将恐河势复强，直冲淮口，天妃闸以南，复有横决之患，而高堰亦终不可保，此其可虑者二也。……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谨此奉闻，幸虚心详议见教，果皆无足虑，言者云云，皆无足采，则坚执前议可也。若将来之患，未可逆睹，捐此八十万之费，而无益于利害之数，则及今亦宜慎图之。如嫌于自变其说，但密以见教，俟台谏建言可也。遄望留神以便措画。（书牍十《答河道巡抚潘印川计淮黄开塞策》）

居正这一封书，完全是商榷的语气，但是季驯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崔镇决口必须塞，遥堤必当筑。他在条陈六事里，曾经说过：“窃惟河水旁决则正流自微，水势既微则沙淤自积，民生昏垫，运道梗阻，皆由此也。”他又说：“照得堤以防决，堤弗筑则决不已，故堤欲坚，坚则可守而水不能攻，堤欲远，远则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筑堤者，既无真土，类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夹河束水，窄狭尤甚，是速之使决耳。”季驯对于河工的经验多了。嘉靖四十四年，隆庆四年，他曾经两次总理河道，现在是第三次了。他感激居正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把自己底经验和学识报答国家，但是他也认定自己底主张，没有修正底余地。接到居正去信以后，他重新再说一番。这一来果然把居正折服了。居正说：

前奉书，以河事请问，辱翰示，条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无所惑。然筹画固贵预定，兴作当有次第，今俟潦落之时，且急筑高堰以拯淮、扬之溺，徐观淮流入海之势，乃议塞崔镇。至于萧县以北，上流之工，又当俟河、淮安流，乃可举事。盖此大事，不独措理经费之难，且兴动大众，频年不解，其中亦有隐忧，元季之事，可为大鉴。今之进言者，喜生事而无远图，又每持此以归咎庙堂坐视民患，不为拯救，不知当轴者之苦心深虑也。百凡幸惟慎重审处，以副鄙愿。（同卷答潘印川）

林碧潭底提议推翻了，居正一切听从季驯的主张。后人称居正为偏执，倘使认识居正对于河工的处理，也许不至认为偏执吧！经过这一度论定以后，季驯对于工事，著著进展，万历七年秋后，大功完成，季驯致函居正，推功当轴。居正复书道：

比闻黄浦已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极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云，曷胜欣跃。追忆庀事之初，言者蜂起，妒功幸败者，旁摇阴煽，盖不啻筑室道谋而已。仰赖圣明英断，俯纳瞽言，一举而裁河道，使事权不分，再举而逮王、杨，使冥顽褫魄，三举而曾林道之妄言，仆异议之赤帜，使无稽之徒，无所关其说，然后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绩，皆主上明断，属任忠贤之所致也。公乃举而归之不谷之功，惶愧。（书牍十一《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

季驯于河工告成以后，上疏神宗，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最后他说起：

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决意塞决以挽其趋，筑遥堤以防其决，筑减水坝以杀其势而保其堤。一岁之间，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禾黍颇登，国计无阻，而民生亦有赖矣。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者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旁溢则水散而浅，返正则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则见其高；水行河底，则见其卑；此既治之后，与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悬绝也。每岁修防不失，即此便为永图，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愚昧之见，如此而已。至于复闸坝，严启闭，疏浚扬河之浅，亦皆寻绎先臣陈?u故业，原无奇谋秘策，骇人观听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实皆仰赖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极，诚敬潜孚而祗灵助顺，恩威并运而黎献倾心；念转输乃足国之资，轸昏垫切儆予之虑，宵旰靡皇，丝纶屡饬：其始也，并河、漕以一事权，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刍荛之言；其既也，逮偷惰以警冥顽，折淆言以定国是，故臣等得尽胼胝之力：俯从改折之议，国计与民困咸纾，特颁赏赉之仁，臣工与夫役竞劝；致兹无兢之功，遂成一岁之内。今两河蒸黎，歌帝德而祝圣寿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何敢贪天功以为己力哉！

季驯上疏以后，工科给事中尹瑾奉命踏勘。万历八年二月，勘毕奏报，降旨加季驯太子太保，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季驯对于居正的感激，真是彻底，直到居正身后，全家被祸的时候，他还冒着神宗盛怒，上疏请求降恩有释，终于季驯也得到革职为民的处分。这是季驯党庇居正吗？不是。他认识，倘使在万历六、七年间，没有居正底支持，他便没有完成河工，报效国家的机会。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居正底父亲逝世，到万历七年十二月，已经二十七个月了。神宗询问吏部，居正何时服满；吏部复称扣至万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满。明代，亲丧守制二十七个月，自闻讣日起算，不计闰月。居正九月二十五日闻讣，所以扣至是日期满。十二月二十三日，神宗派文书官孙斌捧手谕到居正私宅，内称：

谕元辅张少师先生：在京守制，忠、孝两全，今当服满，朕心忻慰，特赐玉带一条、大红坐蟒、蟒衣各一袭、金执壶一把、金台盏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早朝毕，候朕于平台召见，以后朝参经筵，俱照旧行，先生钦承之。（见奏疏九服阕谢降敕召见赐衣带金器疏》）

居正复疏中言：“臣敢不益摅丹悃，仰答隆施！倘筋力之未疲，远道宁忘于驱策；如发肤之可效，微生何爱于捐糜？”一切指明这是他那“以其身为荐蓐，使人寝处其上”的志愿。

二十五日早朝以后，居正到文华殿，听候召见。他叩头谢恩以后，跪奏道：“臣前奉钦依，在京守制，服满朝见。”

“先生全忠尽孝，万古留名，”神宗说。

居正重新叩头道：“臣蒙皇上天恩，委曲体悉，故得以少尽臣子之情，不胜感戴。”谢恩已毕，居正又叩头道：“昨蒙圣恩，特降手敕，恩赉殊常，尤不胜感戴。”两度叩谢以后，居正奏称：“昨奉敕谕，着臣以后照旧朝参，臣即当钦遵。但年前数日，尚在三年之内，余哀未忘，仍望皇上俯容，再宽数日，免令朝参陪论，候元旦庆贺后，照旧朝参供职。”

神宗计算年前只剩几天，因此吩咐道；“先生元旦出来也罢。”居正叩头遵旨。

神宗吩咐内监道：“与先生酒饭吃。”居正叩头道谢。

居正又奏道：“臣在制中，屡荷两宫圣母慈恩，赐赉稠叠。今服满，欲诣各宫门外，叩头称谢，未敢擅便，请旨。”

神宗说：“是。着张宏引进。”

居正跟随太监张宏先到慈庆宫外叩头。仁圣皇太后遣内监传旨道：“先生忠、孝两全了，宜益尽心辅佐。”仁圣太后赐银五十两、??丝四表里。

张宏再领居正到慈宁宫。张宏进去，居正在外面叩头。慈圣皇太后是神宗生母，因此说话更觉亲切。她着张宏传旨：“皇帝冲年，凡事多赖先生辅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满，忠、孝都全了，宜益尽心处置国事。”慈圣太后吩咐张宏管待居正三杯酒，另外特赐膳九品、金执壶一把、金台盏一副、金镶牙著一双、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荤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见奏疏九《召见平台记事》，对话用原文。）

万历六年大婚，群臣一概加恩，居正因守制未预，至是吏部题请加恩。神宗降谕，加太傅，岁加禄米一百石，原荫武职伊男，升一级世袭。居正再疏辞免恩命，最后神宗准如所请，完成居正功成不居的志愿。在再辞恩命疏中，（奏疏九）居正提起神宗在日讲时候的谈话：

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

他接受武荫进级的恩赉，但仍辞太傅加禄。他说：

夫施及于己身者，其恩犹浅，施及于子、孙者，其思为深；戴德于一时者，其报有尽，戴德于后世者，其报无穷。今蒙圣恩，怜念臣男，擢之卫司，延以世赏，藐焉弱息，荷此殊荣，斯盖前谕所谓看顾臣子、孙???持?意也。臣不胜感激，不胜顶戴，谨拜手祗领，仍嘱臣后嗣，世效犬、马，仰报生成。（奏疏九《再辞恩命疏》。）

万历八年正月，吏部因居正任一品官，已满九年，例应考满加恩，居正具疏力辞，更提出万历五年在京守制的心境，他说：

臣出则综理国事，尽在公之义，入则守其苴??，执居丧之礼，是臣之不去者，报君恩也，守制者，报亲恩也。士大夫有识者，咸谓皇上之所以处臣，与臣之所以自处，于君臣、父于之情，庶几两全而无害矣。然身虽属于公家，事实殊于见任，今乃又计算前后月、日，通作实历，积日累劳，循例考满，则事同见任，礼旷居丧，君、臣之义虽全，父、子之情则缺矣。皇上昔日之所以处臣，与臣之所以自处者，岂不两失之乎？……盖事必揆诸天理之当，即乎人心之安，乃无歉恨，所谓“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审，于理欠当，于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圣明，冀申情款，惟求协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议己，而故为是喋喋也。伏望圣慈俯鉴愚诚，特停恩命，敕下吏部免臣给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职，而皇上曲全之仁，与微臣自处之义，终为完善，无所亏缺矣。（同卷《辞考满加恩疏》）

经过居正尽情剖白以后，神宗传旨道：

卿昔为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弥笃，殊勋茂绩，中外所知。该部题请考满加恩，委系彝典。兹览卿奏，辞俸守制，与夺情起复不同，朕心更觉洞然。卿之所处，实为恩、义两尽，足以垂范万世，特允所辞，以全忠、孝大节。至于卿之勋劳，简在朕心，当别有酬眷。（见上）

万历八年二月，神宗亲耕裸田；三月奉两宫皇太后至天寿山谒陵。居正认定现在是归政的时期了，在扈从谒陵回京以后，随即上疏乞休。他说：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隆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大礼大婚，耕裸陵祀，鸿仪巨典，一一修举，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贤济济。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且臣禀赋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积劳过虑，形神顿惫，血气早衰，逾五之龄，须发变白，自兹已往，聪明智虑，当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陈力，以致折足复鹜，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皇上特出睿断，亲综万几，博简忠贤，俾参化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驾力兔于中蹶。臣未竭丹衷，当令后之子孙，世世为犬马以图报效也。（同卷《归政乞休疏》）

居正归政乞休，本来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但是完全出于神宗和其他诸臣底意料，大众都有些茫然。神宗立即下旨慰留：

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仰思先帝丁宁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见上）

居正奉旨以后，再上第二疏。这一次他决定不再往内阁办事了，疏中备言：

念臣发迹寒单，赋才谫劣，仰承先帝顾托之重，祗荷皇上眷遇之隆，分当捐身，庶以仰酬高厚之万一，岂敢辄求引退，图遂私怀。但臣葵藿之志虽殷，而犬马之力已竭，一自壬申受事，以至于今，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中遭家难，南北奔驰，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以致心血耗损，筋力虺胄，外若勉强支持，中实衰惫已甚，餐荼茹堇，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颠仆，有负重托，欲乞身于圣明之前，非一日矣。独念国事未定，大礼未完，口嚅嚅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赖皇上神圣，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V安，国家无事，诸大典礼，皆已完就，乃敢一言其私，盖亦度其时可以去而去耳。昔颜回有言，东野毕之马将败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而犹求马不已。无何而东野毕之马果败。故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失臣，造父无失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为决计长往也，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沟壑，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发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觯?亦所弗避。是臣之爱身，亦所以爱国也。（同卷《再乞休致疏》）

但是神宗坚持不许，圣旨说：

连日不见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今诸大典礼，虽已奉行，不过礼文之事。机务繁重，赖卿辅理甚切，未便是卿闲逸之时。古之元老大臣，耄耋之年，在朝辅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岂得便自称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即出，永肩一德，用成始终大忠。著鸿胪寺官，往谕朕意。（见上）

除由内阁拟旨，著鸿胪寺官传谕以外，神宗另颁龙笺手敕，著司礼监太监孙秀，文书房官邱得用，捧到居正私宅。神宗说：

谕元辅少师张先生：朕面奉圣母慈谕云，“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朕恭录以示先生，务仰体圣母与朕???骋信?至意，以终先帝凭几顾命，方全臣节大义，先生其钦承之。故谕。（见同卷《谢圣谕疏》）

慈圣太后和神宗底谕旨来了，鸿胪寺官、司礼太监、文书房官都在那里奉旨催促供职。在君臣大义的标准下面，居正没有徘徊底余地。他只有提出扈驾山陵，触冒风寒，和近闻三弟居易讣音，感伤致病的理由，请求给假数日，容其调理，少可以后，即行供职。这一次神宗俞允了，数日以后，居正仍回内阁办事。

居正书牍中，屡次提到归政乞休的故事。他说：

仆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须退休，以明臣节。况当典礼告成之日，正息肩税驾之时，抗疏乞休，甚非得已。乃圣恩留谕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辄复就列，徐俟再图。（书牍十二《答贾春宇》）

正少无世韵，宿有道缘，不意为时羁绁，遭遇明主，备位台司，十余年间，负重剖繁，备极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顷者赖天之灵，中外?V安，国家无事，乃稽首归政，恳疏乞骸，亦欲逖慕留侯，庶几得弃人间事矣。乃蒙圣谕谆切，朝议恳留，不得已，辄复视事，以俟徐图，但恐世缠日锢，归宿无期，觖怅觖怅。（同卷《寄有道李中溪言求归未遂》）

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戴愈重，?]弱之躯，终不知所税驾矣。奈何，奈何！（同卷《答司寇王西石》）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间以典成乞休，关出处大节，且妄心??陋，师心独任，不请先生长者之明训，率尔行之，罪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兹幸主德日清，内外宁谧，诸大典礼，皆已竣事，乃以其间，乞不肖之身，归伏垅亩，以明进退之节，不得已也。重蒙主上暨圣母诲谕谆谆，恩礼申笃，正诚迫于大义，不敢自爱其死，复?w勉就列，然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吾师何以教之？（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二十八》）

弟以谫劣，谬膺重任，恒恐中道颠蹶，有负夙昔期许之心。兹幸主德日新，国家无事，弟乃以其间乞身而归，未蒙俞允，付嘱愈重，早夜兢兢，诚不知死所矣。翁素怜我，何以策之，俾获全于末路乎？（书牍十二《答石麓李相公》）

贾春宇名应元，时为大同巡抚，大致和居正关系不深，因此居正对他底话有些闪铄。王之诰、徐阶、李春芳和居正关系较深，这几封信，值得仔细寻味。尤其王之诰是居正底亲家，所以说话更切实。

从居正以上，高拱、徐阶、严嵩、夏言，凡是当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有的被杀，有的儿子被杀；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杀的危险。这一个传统太危险了，时时给居正以威胁。万历五年，居正没有去位，实际也不免有些惧祸的意思。他说：“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知道这一个时期实际政治情形的人，一定明白居正不是乱说。从五年到八年，居正底政治地位更加巩固，然而居正底危险也更加扩大。一切的危险都发生在神宗身上。

明朝的政治情形，有一点和前后不同的地方，便是没有摄政的制度。英宗九岁即位，世宗十六岁即位，神宗十岁即位，嘉宗十六岁即位，都没有摄政或是太后垂帘听政的传统。在这一群皇帝中间，世宗最能干，即位不久，大权随即到手，嘉宗是一个白痴，大权始终旁落：英宗、神宗即位时的年龄更小，当然谈不到亲政，英宗初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和神宗初期的高拱、张居正，名为内阁大学士，其实是摄政大臣，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三杨始终维持一个合作的局面。高拱、张居正当穆宗在位的时候，在最后的阶段里，已经不能并存，神宗即位以后，居正利用政治机会，撇开高拱，成为实际的独裁者，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以后居正逐渐巩固既得的政权，内而内阁、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居正推荐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给事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听居正底指挥。在神宗尚幼的时候，这个正和《古文尚书?伊训篇》所说的“百官总已以听冢宰”，《伪孔传》“伊尹刮百官，以三公摄冢宰”相合。但是现在神宗年已十八，久已超过应当亲政的时期。居正当国，便等于神宗失位，成为不能并立的形势。在这一个情态之下，居正头脑糊涂一点，便可以做王莽；气魄大一点，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个提倡忠孝的环境之下，也不容许王莽、曹操的产生。居正以忠孝自负，而忠孝自负的主张，又和专权当国的现实，不能融洽，心理遂陷于极端的矛盾状态。

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路线。以威福奉还主上，也许神宗不至于不容自己优游林下吧！他甚至说不敢决计从此一去不返，只要稍许休息，日后在必要的时机，仍然“朝闻命而夕就道，效死疆?觯?亦所弗避”。（见《再乞休致疏》）这是委婉的说法，只想神宗给他一个脱身的机会。居正不是没有机权的人，但是这一次的乞休，确是出于至诚。摄政的皇帝做过八、九年，明代开国以来，四个在位的皇帝，时期都没有这样长，居正还不应当满足吗？对内对外，整个的国家上了轨道，自己去位以后，内阁里面张四维、申时行，都是自己引进的人，谅意不至于反噬。江陵的家产虽然不大，但是总算富厚了，那里有五十几岁的老妻，有儿子，还有最近新添的三、四个孙子，门庭以内，充满快乐的空气，为什么不回去？居正又曾说过：“不谷比者抗疏乞归，’群情惊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决去于宅忧之时，而乃乞骸于即吉之后，此岂寻常大臣所为进、退者耶？顾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无知我者。兹承华翰，深获我心，但奖借过情，深用为愧耳。”（书牍十二《答宪长徐中台》）徐中台怎样“深获我心”，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从居正和他的关系而论，中台还够不上深谈，居正之言，只是一种机权。假如我们记得居正宅忧之时，神宗年十五岁；乞骸之时，神宗年十八岁：那么我们不难深获居正底用心。

一切都看在那个小农之女底目光里。是因为她从民间出身，接近大地，所以赋有特殊的智慧，惊人的常识吗？我们不敢说。但是她能了解居正，她对神宗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这是一位随时督责，随时罚跪的母亲，连外祖父武清侯李伟都畏惧她，有一次外祖父做错事，圣母把他召进宫内，切实训戒，（见《明史》卷三????《外戚传》）何况自己？”神宗又在沉思了。龙笺手敕提到圣母慈谕，实际是把居正摄政的时期，再延长十二年；也就是神宗底失位，再延长十二年。神宗说过：“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这九个字，值得仔细玩味。在虚君政治制度没有确实成立以前，这一种办法，必然会造成皇帝和首辅的决斗。残忍的女人啊！一位毛妃，造成居正和辽王宪【火节】的决斗；一位李太后，造成居正和神宗的决斗。这才是人生的不幸。居正自言“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又言“付嘱愈重，早夜兢兢，诚不知死所矣”。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他现在竟没有自全之策。‘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尽头竿究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位。

就在八年三月，居正得到一件大喜的事，他底第三子懋修中了殿试第一人。这一次主考是内阁申时行、侍郎余有丁。在当时的情状下，首辅底儿子当然会高中的，何况懋修在兄弟中，才具较高呢？主考阅卷，拟定懋修第三，进呈御览。神宗看过以后，改为第一。这一科，居正长子敬修也成进士。居正六子：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进士，第四子简修，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

八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奏报讨平八寨。两广的吏治，向来是一个问题：吏治不清，地方不安，人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暴动，成为相应而来的事实。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来是僮人群居的场所。隆庆年间，殷正茂进兵古田的时候，八寨先降，于是并龙哈、??咳为十寨，立长官司。万历六年，曾经有一次动乱，两广总督凌云翼随即进兵。云翼去职以后，尧诲继任，八寨又来一次动乱。居正和尧诲讨论过几次：

广右议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属本兵从其请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

八寨之征，在两镇似不容已，本兵已复从其请。（同卷《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这都是万历七年的事。第二年八寨敉平，居正谈到两广的情况。

八寨兵已奏捷，谅此时竣事矣。武弁游民，私买贼级，乃广中沈锢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则功赏皆实。但先年有旨，凡大举征剿，皆宪臣亲临纪功，今不知纪功是何司、道官。纪功得人，积弊乃可革也。黄总戎颇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负气。将官负气，正可驾驭而用之，固愈于颓靡、懦熟，剥削以事结纳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谕戒谕之。（书牍十二《答刘凝斋》）

八年二月，河工勘报完成，潘季驯升工部尚书兼副都御史；这是一个崇衔，其实用不到管事。明朝有添注官，在实缺官以外，临时添设，本来是一种酬劳的意义。但是季驯在河工已久，委实需要休息了，居正想起前任两广总督凌云翼，现任南京兵部尚书，只是一个闲曹，决定派云翼总督漕运，以为代潘的地步，同时再调潘代凌，成为潘、凌对调。他分别和两人说起：

两承翰教，领悉。比者平成奏绩，公之肤功，固不待言，然亦借督、漕同心之助，况河、漕归并，已有成命，则今之代江（漕运侍郎江一麟）者，亦即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复思之，莫如洋山（云翼）公为宜。此公虚豁洞达，昔在广中，仆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动有成功，则今日必能因袭旧画，以终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权重，足以镇压，二善也。留京参赞（南京兵部尚书兼参赞南京军务）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则在事诸臣，谁不奋厉？三善也。南中道近，闻命即行，不烦候代，则漕事不致妨废，且得数月与公周旋，同心计处，何事不办，四善也。公即旦夕回京，亦不过添注管事，骈枝闰位，何所用之？不如即代洋山，是身不离南中，可以镇异议，属人心，此中八座虚席，一转移间，又无妨于他日之柄用，于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虑之已熟，故违部议而请上行之。恐公不达鄙意，敢布腹心。（书牍十二《答河道潘印川》）

向承教，粤中经理，不辞再劳，具见公忘身徇国，不胜敬仰。后思彼中事体，近已略定，好议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敛戢，而不敢复兴事端，今若无故易置，反觉多事；且瘴病之乡，亦不忍再烦也。河、漕虚席，因忆公鸿猷伟略，优游留省，无以骋才，而河、漕重任，比之东粤，尤为紧要，先朝尝特遣重臣经理；且二三年间，仆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须素有威望者继之，庶可以行仆之意而终潘之功。博求中外，无如公者，故暂借经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虚，一转移间，其事又甚易也。恐公不达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于左右，故略布区区，万望鉴谅。（同卷《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居正在政治方面的成绩，逐日进展，但是对于居正不满的呼声，仍然不断。八年三月，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匡时五要，请广取士之额，宽驿传之禁，省大辟，缓催科；最后提出言路当开。他说：

近者台谏习为脂韦以希世取宠，事关军国，卷舌无声，徒摭不急之务，姑塞言责，延及数年，居然高踞卿、贰，夸耀士林矣。然此诸人岂尽?G诟无节，忍负陛下哉？亦有所惩而不敢尔！如往岁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建言远窜，至今与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自顾恤。宁自同于寒蝉也。宜特发德音，放还诸人，使天下晓然知圣天子无恶直言之意，则士皆慕意输诚，效忠于陛下矣。

世卿此疏直指居正，当然引起居正底激怒。因此吏部尚书王国光改世卿为楚府右长史。明代王府官不易升调，一入王府，实际成为禁锢，世卿这一次调任，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处分。

八年八月间，刑部侍郎刘一儒致书居正，讨论时政。一儒，夷陵人，是居正底亲家，居正底女儿嫁给一儒之子戡之。在新妇进门的时候，一儒看到妆奁中的珠玉锦段，盈箱满筐，连忙吩咐另行封锁，一概不许动。一儒当然有他底计算，儿妇谈不到反对。居正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不断亢进，一儒和他说：

窃闻论治功者贵精明，论治体者尚浑厚。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矣。愚所过虑者，政严则苛，法密则扰，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昔皋陶以宽简赞帝舜，姬公以??大告成王，沦洽当代，矩撑后世，愿明公法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假如居正接受一儒底忠告，定然可以收回大部分的人心，但是居正接受这个忠告，便不是居正了。万历初年的政局，终于留下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朝廷大政，一切有居正负责，十八岁的神宗，闲得没有事做，四书五经无须再读了，他便慢慢地寻求消遣的方法。皇上所住的是乾清宫，宫里的内监大、小不等，管事的称为牌子太监。乾清宫牌子太监孙海、客用，既然负责伺候皇上，他们便逐渐引导神宗寻求娱乐。有时皇上带同太监们，短衣窄袖，一同出宫，值游竟日。怕什么？手上带的是刀杖，根本不怕什么意外。一次神宗到西城，正在喝过酒以后，醉眼蒙胧地吩咐小内监唱曲子。也许是小内监撒娇吧，偏不肯唱。这是欺君之罪，还了得！皇上有的是刀子，哗喇一声，刀子出鞘，吓得小内监直抖，旁边的人求情，经过使劲鞭挞以后，这才平了神宗之怒，但是到底还把小内监底头发割下，实行割发代首的故事。真有趣，整个的人生都戏剧化了。神宗仍在兵杖簇拥的中间，带醉回到乾清宫。

神宗酒醒以后，冯保久已奏明慈圣太后了。慈宁宫的太监正在催促神宗前去。没奈何，去罢！慈圣太后看见神宗，喝声跪下。神宗长跪在那里，听圣母底训导。慈圣太后把神宗底过失，一五一十地数说一番。神宗无从辩护，眼泪簌簌地落下，最后他只有请求慈圣太后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慈圣这才吩咐神宗检出一本书来。重行长跪以后，皇帝打开书本一看，正是《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他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眼泪从眼眶里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令取《霍光传》入览事，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现在的霍光是张居正。但是居正恳请慈圣太后准予神宗改过，他提出这只是一时的糊涂，究竟和昌邑王不同。慈圣太后意转以后，才吩咐居正代神宗下罪己手诏，一份给太监们，一份给内阁。罪己的语句，着实委屈神宗，但是不是这样，挽回不了圣母底盛怒。居正竟写下了。（令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事，见《明纪》卷四十。《明史?冯保传》作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

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无所不为，著降作小火者，发去孝陵种菜。尔等司礼监，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禄，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今后但有奸邪的小人，尔等司礼监并管事牌子，一同举名来奏，该衙门知道。（见奏疏九《请处治邪佞内臣疏》）

昨朕有御笔帖子，先生看来未曾？孙海、客用，朕越思越恼，朕今又降做小火者，发去南京孝陵种菜。先生等既为辅臣，辅弼朕躬，宗庙社稷，所系非轻，焉忍坐视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等也为尧舜之臣。朕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朕悔过，迸去奸邪，先生等各要尽心辅朕。（见同卷《请汰近习疏》）

居正和冯保商议以后，觉得孙海、客用处分嫌轻，立即上疏再求加重，充做净军，神宗当然照准。其次冯保提出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应得之罪，其他内监一概责令自陈，切实整顿。这次居正上疏，在神宗和居正的关系上，留下重大的影响：

臣等恭诵纶音，不胜钦仰，不胜惶愧。仰惟皇上天挺圣资，幼而聪颖，自临御以来，讲学勤政，圣德日新，臣等每自庆幸，以为亲逢尧舜之主，庶几复见唐虞之治矣。乃数月之间，仰窥圣意所向，稍不如前，微闻宫中起居，颇失常度，臣等心切忧惶，但身隔外廷，不知内事，即有所闻，未敢轻信，而朝廷庶政，未见有阙，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讲，亦曾举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并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两章书，请皇上加意省览，盖亦阴寓讽谏之意。又数日前，曾问文书官云：“臣闻皇上夜间游行，左右近习皆持短棍兵器，此何为者？”乃文书官回说：“并无此事。”臣等亦遂以所闻为妄，不敢复言。连日因睹御笔帖子，处治孙海、客用两人，因而询访，始知此两人者，每日引诱皇上燕闲，游宴别宫，释去法服，身著窄袖小衣，长街走马，挟持刀仗，又数进奇巧戏玩之物，蛊惑上心，希图宠幸。臣等连日寝食不宁，神爽飞越，可借天生圣主，被这几个奸佞小人，引诱蛊惑，一至于此，拟俟日讲时，面奏谏劝，以尽愚忠；乃蒙圣母谆谆教戒，皇上幡然改悔，迸去奸邪，引咎自责，又宣谕臣等，尽心辅导，此盖九庙列圣之灵，默启我圣母之心，形之谴责，阴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无过，惟过而能改，则复于无过。自兹以往，皇上依然为尧舜之主，臣等亦庶几可勉为尧舜之臣矣。宗社生灵，易胜庆幸！但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臣等窃闻近日引诱之人，在孙海、客用，固为尤甚，而其中谄佞希宠，放肆无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孙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既将此二人，置之于法，以示悔过自新之意，则孙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内，以为圣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奋乾断，将孙德秀等一体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礼监管事等官，平日为忠为佞，谅莫逃于圣鉴，合无俱令自陈，请自圣断：老成廉谨者，照旧管事；谄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扫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扫除，以应天变，以光圣德，此皇上修德改过之实政也。臣等又闻汉臣诸葛亮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臣等待罪辅弼，宫中之事，皆宜预闻。臣居正又亲承先帝遗命，辅保圣躬，比之二臣，责任尤重，今乃徒避内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过举，孤负先帝付托之言，万死不足以自赎，除痛自省励以图报称外，既蒙皇上明发德音，昭示圣意，臣等此后亦不敢复以外臣自限，几皇上起居及宫?啄谑拢?但有所闻，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习有邪佞不忠，如孙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举祖宗之法，奏请处治，仍望俯允施行。皇上亦宜仰遵圣母慈训，痛自改悔，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民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庶今日之悔过不为虚言，将来之圣德愈为光显矣。臣等无任沥血哀恳之至，伏惟圣慈鉴宥。（奏疏九《请清汰近习疏》）

神宗得疏以后，御批“览卿所奏，具见忠爱，依拟行”。同时孙德秀、温泰、周海奉旨降三级，私家闲住，永不叙用，其司礼监及管事牌子等都着自陈。

这一次是一个小小的斗争。在这个斗争里，神宗在一边，李太后、冯保、张居正在一边。斗争底结果，神宗失败了，罪己手诏，只能增加失败者底惭愤，成为日后报复底张本。冯保利用自陈底机会，在宫廷内可以逐渐排斥异己。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宫?灼鹁拥仁拢?权限非常扩大，久已超越大学士票拟谕旨的本分。一切的政局，正在转变的当中，直到万历十年居正死后，再来一次清算。

居正《清汰近习疏》底精神，完全是诸葛亮《出师表》底再现。居正底标准人物是伊尹、周公、诸葛亮。他当国十年的成绩，也处处摸拟三人，但是居正忘去了神宗不是太甲、成王、后主。关于太甲、成王的故事，因为古史方面的问题纠缠太多，姑不置论。后主底个性，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庸到无可奈何的人物，但是他知道自己平庸，一切都听诸葛亮指挥。诸葛亮死了，他秉承诸葛亮底遗言，用蒋琬、费掉、姜维。他没有主张，因此他也不作主张。蜀汉以全未开发的一隅之地，和中原抗衡四十年，委实不能说不是后主知人善任的成绩。神宗是另外一个形态的人物。神宗聪明，有主张，有决断，但是同时也是颓废，好利，不知上进。居正当国的时候，国势蒸蒸日上，但是居正殁后，神宗不能再用第一流的人物，申时行底才具，不是没有，但是在那个环境之下，只能优柔便辟，采取明哲保身的途径。后来明朝亡国之祸，其实都在神宗时代撒下种子。居正把神宗当后主看，这是居正认识的错误。我们把诸葛瞻底任用，和张敬修底自杀相比而论，便会知道认识错误，真是一个可怕的事件。

神宗罪己手诏既下以后，居正意识到他底放荡，完全是闲极无聊的结果，所以利用反省的时机，请求敷陈谟烈。他说：

先该臣等面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览章奏，讲究治理，于字书、小学，不必求工，以后日讲，请暂免进字，容臣等将诸司题奏，紧要事情，至御前讲解，面请裁决。伏奉谕旨，臣等钦遵举行外，但数月以来，应奏事件，与日讲之期，多不相值，或系常行细务，又不敢烦?E圣聪，即恭侍讲读，须臾而毕，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闲，从容陈说，虽欲竭悃款之愚，效献替之益，其道无繇，非臣等面请奏事之初意也。顷奉圣谕，责臣等以尽心辅导，臣等夙夜思惟，图所以仰承德意，启沃圣心者，窃以为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征，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漠作诰，撮其大指，不过两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觐扬文武之光烈”而已。唐宪宗读《贞观政要》竦慕不能终卷，宋仁宗命侍臣读《三朝宝训》及《祖宗圣政录》：前史书之，皆为盛事，良以羹墙如见，自不忘继志之事，耳目既真，又足为持循之地，守成业而致圣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开创洪业，列圣纂绍丕图，奎章睿谟，则载之宝训，神功骏烈，则纪之实录，其意义精深，规模宏远，枢机周慎，品式详明，足以迈三、五之登闳，垂万亿之统绪，此正近事之可征，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践者祖宗之宝位，所临者祖宗之臣民，所抚驭者祖宗之舆图，所凭借者祖宗之威德，则今日之保泰持盈，兴化致理，岂必他有所慕，称上古久远之事哉？惟在皇上监于成宪，能自得师而已矣。（奏疏九《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

居正吩咐翰林院诸臣，就列朝宝训、实录，撰为《谟训类编》。共分四十款，排日进讲。他底心理还是隆庆六年十二月进《帝鉴图说》的心理。疏中又言“但使工夫接续，时日从容，自可以开发聪明，亦因以练习政事。伏望皇上留神听览，黾勉力行，视训录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诵法有常，缉熙无间，即燕息深宫之日，犹出御讲幄之时，则圣德愈进于高明，圣治益跻于光大，而臣等区区芹曝之忠，亦庶几少效万分之一矣’。

万历九年正月初五日，神宗在文华殿斋宿，这一天大风来了，黄尘蔽天，神宗吩咐文书官和居正说：“今日风气不详，恐有边事，与先生说，可申饬边臣，加意警备。”居正听到以后，立刻传谕边镇，准备应付。

一直到现在，北方的边事还时时萦绕君臣的怀抱。比较松一点的是河套。在那里的鞑靼已经衰弱，正如居正在万历八年和三边总督郜光先所说的“精兵健马，消耗过半，东借助于顺义不获，西修怨于瓦刺不能，其衰弱无能为之状亦见矣”。（书牍四《答三边总督》）

最成为威胁的是土蛮。土蛮向东可以进攻辽东，向南可以进攻蓟州，所以双方都时时在警戒的当中。辽东的李成梁，和土蛮交战几次，在战事方面有相当的把握。蓟州的戚继光，正以威名太大，土蛮远去，因此没有立功的机会。万历八年秋间，传闻土蛮南下，居正连忙去信说起：

前顺义部下酋长，密报土蛮入犯消息，即驰语蓟辽军门戒备，数日以来，警息沓至，西虏所报不虚矣。不谷料此贼必窥滦东。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援辽非其所急也。贼若得入，则合诸路之兵坚壁以待之，毋轻与战。我兵不动，贼亦不敢开营散抢，待之数日，贼气衰堕，然后微示利以诱之，乘其乱而击之，庶万全而有功。足下经营蓟事十年，今乃得一当单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虏为己任，具见许国之忠，但古之论战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锐，尤贵将士辑和，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窃闻北人积谈于南兵久矣，今见敌则必推之使先，胜则欲分其功，败则必不相救，则足下之士，能战者无几耳。军情乖离，人自为心，鼓之而弗进，禁之而弗止，虽有严刑峻法，将安所施？羊羹之事，可为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时时查军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谗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赏，毋以怒用罚，部署诸将，宜以食多而养厚者当先，毋令失职怨望者当剧处。虚心受善，慎毋偏听，察军中如有隐郁，亟与宣达。平日号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图。士卒毋分南北，一体煦育而拊循之，与最下者同甘苦，务使指臂相使，万众一心，知爱护主将如卫头目，则不待两军相遇，而决胜之机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战望成功也。惟足下豫图之。不谷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与足下言者，须句句体认，不可忽也。（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

鞑靼诸部之中，势力最大的当然是俺答。自从俺答封为顺义壬以后，实际上成为朝廷底附庸，接受朝廷底命令，约束部下。但是俺答对于部下，时时感觉不易驾驭。俺答底长子黄台吉，便是一个不易驾驭的人。大致是万历八年吧，黄台吉看见土蛮出兵虏掠，羡慕的了不得。他坦白地和父亲说，自己准备向朝廷开战。

“宣大是我买卖地方，汝不可胡做，别处我亦不管，”俺答说。除黄台吉外，其次是青台吉。他是老把都底儿于，俺答底侄儿。青台吉和土蛮取得联络，因此在北边成为威胁，居正对他，永远不能放心。

在俺答精力充沛的时候，当然他可以统制一切，但是现在俺答病了，黄台吉、青台吉这两位同堂兄弟，益发不受约束。居正还忧虑到俺答身后，部下分裂，固然不易统制，倘使完全为土蛮吸收，更成为朝廷底大害。八年、九年之间，来往于居正胸中的便是这许多问题。在书牍中一一可指。

辱示虏情，一一领悉。顺义病既狼狈，岂能复起？土蛮素无远略，且与西部不睦，岂肯为之勤兵报怨？切尽（即切尽台吉、俺答侄孙。）之请，亦必不能成，虏势穷蹙可见矣。顺义一故，变态百出，顾吾所以应之何如？此事当劳公经画，然拓土开疆，安边服远，亦在于此。今宜事事设备，预为之图，以待其变可也。（同卷《答宣府总督郑范溪》。按即郑洛。）

近得西部消息，言顺义病已沈锢，部下酋长，各自为心。此酋死，虏中当大乱，恐土酋将乘其敝，诸制御方略，愿公预图之，预练兵积食，密于自治，以待其变耳。（同卷《答宣府张巡抚》。按即张佳胤。）

黄酋桀骜，殊为可恶，然闻此酋素狂躁无礼，倏忽喜怒。彼见其父病中，与之修好，遂???裢?言，然非有谋画素定也，但安静以驭之，严备以待之，毋轻徇其请，毋激致其怒，彼计沮气衰，将自敛矣。近闻已就羁绁，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同卷《答大同巡抚贾春宇》）

两奉华翰，一言顺义求讨，一言黄酋桀骜，详观来文与公回谕，悉与鄙见悬合，敬服。黄酋狂躁，反复不常，乃其故态，其言作反，未必实有此谋，但虚吓耳。惟安静以处之，严备以待之，久之计沮气衰，伎俩已尽，自当入祁矣。彼不来市，我亦省费，不必责其来补，但移书顺义责以负约，使屈在彼。彼敢来犯，即简锐击之，若不来犯，亦不必往讨也。（同卷《答宣大巡抚郑范溪》。按题衔误。）

黄酋孤穷之虏，无马可市，但肆言恐吓，欲白骗耳。今既稍有所获，来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无足为轻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挟之计。然此虏轻躁寡谋，骄盈已极，若以计图之，亦可获也。（同卷《答大同巡抚贾春宇》）

黄酋近闻已赴西市，惟镇静以处之。彼之伎俩有尽，终当入祁也。差人回，渠有何说？若只寻常进赏之言，惟付之不问耳。上酋已入辽左，蓟门亦甚戒严，西酋诸部，皆有随行者。闻顺义夙疾又发，冬春之间，恐难起也。（同卷《答蓟辽总督张??崃》。按??崃即佳胤，题衔误。）

以上都是万历九年正月以前的事。经过正月初五神宗传诏警戒以后，各边巡视更加吃紧，郑洛在边界上获到黄台吉部众，居正立即和郑洛说：

黄酋部众作贼，我所擒者，系被至亲，谅所欲得者，且勿轻与之，待顺义罚处如约，另立誓词，将往年横索等项，一一改图，然后遣之。前奉圣谕，方以边事为念，会华翰至，即封上御览，以见公筹边之功。此后如有重大虏情，密示于仆者，宜具衔禀报，当即以原帖奉奏也。（同卷《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传备边》。按题衔误．）

青台吉对于中国表示服从，但是其弟满五大仍和土蛮勾结，土蛮入犯辽东的队伍中，时时有青台吉底部属。因此居正对青台吉，不能放心，但是他主张交付俺答，增加俺答底责任，便是增加朝廷底威信。居正和张佳胤屡次说过：

来谕谓战可恃而后和可坚，最为得策。惟公著实行之，不徒为目前支吾之计，边圉幸甚。青酋东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载甲以行，委属可疑，已行该镇防备。（同卷《答蓟辽总督张??崃》。按题衔误。）

青酋既认二弟东犯，亦见畏顺，俟其回巢，罚处为当。然此酋与东虏合从，不独今岁为然，今虽罚惩，恐亦不能终禁，此后但责令探得东虏作贼的耗，即飞报我知，使我得准备，亦足以明彼心迹。即去秋土蛮入辽左，其中亦岂无贡市之夷，幸大同、山西于市场上侦得消息，密以告仆，即夙戒蓟辽，整旅以待，故无大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虏也。（同前）

辱示，青酋既有罚处二弟之意，宜就机告于顺义处之。黄酋之不直东虏，岂是忠心？彼盖亦欲效东虏所为，顺义所制不得肆，见东虏东掠西市，两利并获，故不平于心耳。……公所谕其来使，词严义正，足以尊朝廷之体，消逆乱之萌，须著落顺义处之。彼虽老，素为诸部所畏也。鄙意初谓不必奏闻，后思其事关系颇重，似非诸公所能自了者，待计划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闻可也。然犬羊无信，惟利是趋，即经此处分，他日亦不能缚其手足。此后宜责令侦得东部约从消息，即飞报我知，在彼得阳明其心迹，在我得阴为之备。即今秋土蛮纠众犯辽，其中亦有西虏，幸贾大同、（大同巡抚贾应元，即春宇）高山西（山西巡抚高文荐）于贡市时，得些消息，走报于我，即夙儆该镇，预为之备，故虏虽众，而在我无失。比者宁前虏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损折，此其豫与不豫相远矣。近得郑公书，只云青酋部众东犯之事，未审虚的。此言过矣！夫虏犬羊也，能保其不变乎？蓟镇属夷，岁岁人贡，亦岁岁作贼，辽人不能归咎于蓟镇，岂能责望于宣大乎？夷情多变，推在随宜审处之耳。（同上）

九年正月，推行一条编法，同时下令裁减诸司冗官，及各省司、府、州、县官凡一百六十余员。居正在大政方面，还是著著不懈地进行。同时期里，神宗底心绪，也似乎安定下来了。居正奏请用翰林官更番侍直，他说：

臣等伏睹皇上近日以来，留神翰墨，一切嬉游无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圣学该洽，睿志清明，臣等不胜庆忭。夫人主一心，乃万化从出之原，亦众欲交攻之会，必使常有所系，弗纳于邪，然后纵逸之念不萌，而引诱之奸不入。故虽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关，而燕闲游息之时，借以调适性情，收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艺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驰骋放佚之娱，则相去远甚，未必非皇上进德养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窃见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学之臣，载笔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选，供奉、待诏之员，宋有秘阁待制、二馆著作，或承诏登答，或应制赓酬，皆于语言文字之中，微寓风劝箴规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国朝建置翰林，于一榜进士中，拔其英俊特异者，除授此官，固欲储养德望，以备启沃，任枢机，然文史词翰，撰述讨论，亦其本等职务，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讲诸臣，皆文学优赡，臣等慎选以充，见今记注起居，日逐在馆供事外，其余见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拟令分番入直，每日轮该四员，与同日讲官，在馆祗候。皇上万几之暇，如披阅古文，欲有所采录，鉴赏名笔，欲有所题咏，即以属之诸臣，令其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然后缮写，呈进圣览。或不时召至御前，面赐质问，令其发摅蕴抱，各见所长，因以观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断于圣衷；且诸臣因此，亦将自庆遭逢，益图称塞，争相淬励，以求见知于上，其于圣明辨材审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臣等不胜???吃钢抑?诚。（奏疏十《请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这是一篇很平常的奏疏，但是在这篇奏疏里，透出居正那番希望神宗亲贤臣，远小人的忠恳。

九年春间，重新提出外戚恩荫的问题。万历七年，神宗后父王伟封永年伯，居正提出嘉靖八年会议底结果，指明只能“以荣终身”，当时神宗没有注意。现在神宗派文书房官邱得用传谕内阁，将王伟弟王俊、男王栋、加恩授职，居正随即拟定奏复。邱得用又来了，口传圣谕道：“正德年间，皇亲夏助等，俱授锦衣卫指挥等官世袭，今何止授千户，又无世袭字样？”这是诘问，也有一些不满。居正很灵敏地把王俊底官阶提高，但是拒绝给予世袭字样。他说；“仰推皇上笃眷中宫，加恩外戚，此乃情理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是他随即指出理由，使神宗不能不接受。居正说：

臣等恭惟祖宗定制，武职非有军功，不得世袭。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承大统，将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当先帝龙飞之日，与皇上嗣统之初，加恩陈、李二家，例止于如此。今皇上虽欲优厚外戚，讵可逾于两宫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拟，乃三朝见行事例，非敢擅为裁抑也。今奉圣谕令臣等改拟，臣等谨钦遵，斟酌近例，拟将王伟男王栋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弟王俊授锦衣卫正千户，比之两宫皇太后之家，实为相等，至于世袭一节，则祖宗旧制，决不敢违越也。臣等又惟皇上与中宫圣寿万年，将来皇储兆庆，绳绳振振，推恩戚里，固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时也。伏望圣明俯鉴臣等愚诚，特赐俞允，不胜幸甚。（同卷《议外戚子弟恩荫疏）

这又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四月十八日，他更直接揭出神宗底浪费，语气甚至波及慈圣太后。

十八日文华殿日讲官讲毕以后，神宗退到后殿。居正进来，先讲《谟训类编》，把列朝圣训实录讲过以后，随即进呈南京给事中传作舟底奏疏。

“今江北淮、凤，及江南苏、松等府，连被灾伤，民多乏食，徐、宿之间，至以树皮充饥，或相聚为盗，大有可忧，”居正说。

神宗问道：“淮、凤频年告灾，何也？”

淮是淮安府，凤是凤阳府，是现在江苏、安微两省淮河流域的地方。居正说，“此地从来多荒少熟，即如训录中所载，元末之乱，亦起于此。今当大破常格，急发赈济以安之。臣等拟令户部议处，动支各该州、县库银仓谷。不足，则南京见贮银米，尽有赢余，可以协济。民惟邦本，愿特加圣心。”

神宗慨然道：“依先生每议处。”

“皇上天性至仁，爱民如子，”居正说。“臣等每奏灾伤，皇上即恻然闵念，凡请蠲请赈，未尝不慨然赐允，而臣等愚陋，亦仰体圣衷，无日不以忧民为心，安民为事，四方奏乞蠲贷，拟旨允行者无月无之。”居正对于外省底不能奉公尽责，忧国忧民，非常愤激，他不断地指摘道：“而在外诸司，往往营私背公，剥民罔上，非惟不体皇上子惠困穷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赞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禄者，皆有代君养民之责，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养也。今有司坐视民虞，痛痒不相关，如作舟疏云‘报灾’则曰‘不敢报’，此何不敢报之有！又云‘请赈’则日‘不敢请’，此何不敢请之有！不过推调支吾，归怨君上，何尝有忧民之心？即如积谷一事，屡奉旨申饬，竟成虚文。彼皆有自理赃赎，未尝佐公家之急，则将焉往？臣等不胜愤懑，窃以为此辈若遇圣祖，不知当以何法！”

神宗说：“有司为民害者，当著实重处。”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于色，当即说道：“今后有犯者，当如圣谕。”于是他又从容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风灾，畿辅之地，雨泽愆期，二麦将槁，将来议蠲议赈，势不容已，赋税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如宫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类，可减者减之，赏来可裁者裁之。至如施舍一节，尤当禁止，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

“然，”神宗说。“今宫中用度，皆从节省，赏赐亦照常例，无所增加。”

“皇上所谓常例者，”居正说，“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暂行，明年即据为例，非祖宗旧例也。臣不暇远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为浩繁，然内库银两，尚有余积，隆庆初年冬，余库尚余百余万。今每岁金花银百二十万，每按季预进，随取随用，常称缺乏。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乎？臣等职在辅导，为国家长久之虑，不敢不尽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华殿论奏》。对话用原文。）

居正这一次议论，从救灾到节用，论点不断地转移。但是不能节用，便谈不到盈余，没有盈余，当然说不上救灾，前后自有一贯的道理。在节用方面，居正指出两点，他希望节省服御赏赉，同时他也希望禁止施舍。神宗撇开禁止施舍一面，只谈服御赏赉，居正便从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点小小的争执。神宗说这是旧例；居正说这只是神宗自己底旧例，不是祖宗底旧例。他证实神宗底挥霍，最后告以“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但是关于施舍方面，神宗避免讨论，居正也不追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慈圣太后之事，其实与神宗无涉。

慈圣太后究竟是一个婆婆。穆宗在位的时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国裕民。万历元年，慈圣太后和神宗说，要建豚州胡良河、巨马河两条大桥。神宗对居正讲了，居正说道：

“时绌举赢，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当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且费巨，诚恐有司亦不能办。奈何？”

“圣母自己出钱募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神宗说。

“好极，”居正叩头说。

慈圣太后发内帑五万两，由工部派员监工，万历二年正月两桥成功，共费七万余两。桥工完成，慈圣太后又要在豚州建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据说是东岳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诞。太后底主张提出以后，工部尚书朱衡和工科给事中请求停工，无效。户科给事中赵参鲁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F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赈贫民，植福当更大。”参鲁底话，还是无效。

自此以后，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在这些功德方面，慈圣太后一步没有放松，但是居正也处处提出民生底困苦。他说：

夫林茂而鸟悦，洲深而鱼乐，鱼鸟之情，何期于林、渊哉，所寄在焉。故凡亿兆之命，悬于一人。天子明圣，则生人读福，故亿兆之情，莫不愿人主之寿者，斯亦鱼鸟之愿归于茂林深渊也。然则，兹宇之建设，虽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财，而可以祝圣母万寿者，臣民犹将乐趋焉，况役不民劳，费不公取，用以保国?V民，功德无量，为臣子者，其踊跃而赞颂之，讵能已耶？（文集四《敕建万寿寺碑文》

万历八九年间，慈圣太后又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施舍方面，还是不断进行，居正所说“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正是赵参鲁底主张。

万历九年五月，居正奏请尽卖民间种马，他底目的，当然还是解决当时民间的痛苦。本来明朝的马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制度。除了御马监、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养马以外，还有民间孳牧，也属太仆寺管辖。从洪武年间到弘治六年，经过几度的立法，民间养马的额数确定了，种马由国家分发，草料由民间供给，孳生驹数也有法定的限额。在明初刍牧地广的时候，养马没有什么困难，以后耕地扩大，牧地缩小，养马便成为一种苛政，慢慢地走上买马纳马的路线。买马是向鞑靼买马以供军用，遇到朝廷和鞑靼发生战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全不可恃的来源：纳马是捐马授职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间，军事紧急的时候，都曾行过，当然也不是办法。隆庆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张尽卖种马，当时兵部议定养、卖各半，种马只剩六万余匹。到了万历九年，居正因为贡市已成，边马可用，这才决定尽卖种马的办法，解除民间养马的困苦。但是在苑马没有切实整顿以前，废止民间养马，从国防底立场看，不能不算是可虑的事件。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万历九年，居正五十七岁。酷热的天气，将近六十的年龄，重大的责任，在这一年夏天把居正病倒了。居正有时也想退休，但是环境不容许，他只能拖着郑重的步伐，向前面挣扎。九年夏间，他有信给王之诰说起：

贱日猥辱垂念，贶以厚仪，不敢例辞，辄用登领，谢谢。年来贱体，日就衰惫，望六之龄，理固宜尔。兼之力微任重，譬马力已竭，强策鞭于修途，诚不知其所终矣。缅怀高蹈逸踪，岂胜叹羡。老母仗庇粗安，虽时有小疾，疗摄旋愈，但日夜念归，每谈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龄，庭闱乐聚，啧啧欣慕，恨仆不如公之孝养深笃也。贱眷小儿，四月抵都，小孙重润，近觉稍壮，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远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谢。（书牍十三《答王西石》）

重润是居正四子简修之子，王之诰底外孙，所以居正特别提出。

居正记得当初的大政方针吧！他昌言不讳地承认他底目标只是富国强兵。为什么要富国？富国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给强兵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要强兵？强兵才可以抵抗外侮。居正成长在嘉靖年间，他亲眼看见北京几度戒严，四围的鞑靼武士，和汹涌的怒涛一样，正在并力吞噬这一座孤岛。居正掌握政权以后，他期望为国家解除威胁，这是居正一生的大事因缘。经过十年以来的努力，整个的局势转变了。领导鞑靼向北边进攻的俺答，现在领导他们向朝廷投诚。青台吉底弟弟满五大向北边进犯，青台吉自认处罚，但是居正利用俺答底领导地位，要和他商量，这是九年上半年的事。居正屡次在信中说起：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认罚处，因而收之，甚善。但顺义亦宜与之会议，盖彼为诸部之长，虽老，而众心归之。若彼以我为外之，从而阴阳其间，或至差池。但密许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归结，则两得之矣。（书牍十三《答宣府张巡抚》）

马王大二酋横索事，（马王大即满五大之讹）前偶有闻，即以奉询，兹承示，始知其详。中言自甘处罚云云，此不服顺义、青酋钤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长，顺义又诸部之长；青酋则兄弟，顺义亲则叔也，尊则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驭下，以大制小，以尊临卑，若与其卑小者交关行事，则尊大者无权，不能领众，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体统，亦甚亵矣。华、夷一体，宁可乱乎？愿公熟计之。（同卷《答总督张??崃计虏酋钤束其支属》。按题衔误。）

承询各酋贡马，既陆续俱至，即宜照节年事例进贡。□□（应作满酋）一枝，须候顺义罚处明白，请旨赦宥，然后许其补贡，庶不失中国之体。番僧原无贡马事例，贡市既完，量行赏赉，以示羁縻，出自特恩，未可遂为年例也。摆酋另敕，事理亦可从者。上谷夷情，与云中稍异。盖虏款之初，西部求贡甚恳，惟老把都阴持两端，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为长，当事者不免委曲迁就，以成贡事，偏手之说，信有之也。时□酋（应作满酋。清时传刻《张文忠公全集》讳满字，故满五大或作马王大，或作□□其实与满洲无涉，不必讳也。）尚幼，不与其事，今见其兄独专厚利，故比例横索耳。然今昔异时，我所以应之，亦当随机观变。昔贡市未定，虏情叵测，用间投饵，有不得不然者。今势已大定，又当谨守韬钤，为长久计，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谓训练镇兵，振扬声势，最为自治长策。昔环洲（吴兑）在镇时，仆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军也。愿公乘暇留神，疆?鲂疑酢＃ㄍ?卷《答宣大巡抚郑范溪》。按题衔误。）

居正对于俺答，只是一味羁縻，但是决不曲从。万历九年，俺答筑城，请求朝廷给与人夫、车辆、物料。本来鞑靼底威力，全在迁徙无常，追踪不易，所以随时采取攻势，没有被围底可能，因此常处有利的局势。现在俺答筑城，便是一个失着。居正说起：“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书牍十三《答宣大巡抚》）这里透露居正底高兴；对于俺答底请求，他断然地说道，“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事实上他对于俺答，有时不免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境。在居正底眼光里，俺答只是他对付鞑靼的一项工具。

居正对于辽东，还是不断地筹划边防。九年三月，辽阳副总兵曹??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部下死亡三百十七人。败报奏闻以后，曹??狱。四月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蓟辽总督，居正和他说：

辱示虏情，一一领悉。辽左黠夷横索，法不可纵，须熟计而审图之。昔年王杲事，动出万全，故至今虏众帖服。昨得周巡抚书，（辽东巡抚周咏）其言迂缓而无当，幸密投李帅计处。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书牍十三《答蓟辽吴环洲》）

王杲被杀是万历二年的事。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寇边，一个鞑靼的羁縻官，反复无常，本来不是意外。辽东总兵李成梁随即出兵讨伐，经过一年有余的战争，王杲失败，逃匿阿哈纳寨，恰巧曹??时为参将，勒兵追击，最后王杲被执斩首。居正提起这件事，触动了吴兑底心事。他正在布置局面相同的一幕。

中枢方面，万历八年以后，没有什么更动。内阁除了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申时行。六部一概照旧，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八年十二月致仕，由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礼部尚书久已成为翰林官进身之阶，学谟偏偏不是翰林，当时不免引起一些惊讶，不久也平息下去。九年四月兵部尚书方逢时致仕，由蓟辽总督梁梦龙继任，遵守本兵、边镇互调的原则。

不幸在各方协调的中间，居正病了。这是万历九年九月的事。神宗听到，特遣御医诊视。居正上疏谢恩，并请给假调理。他说：

臣自入夏以来，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冒盛暑，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立秋以后，转更增剧。自以身当重任，一向勉强支持，又恐惊动圣心，未敢具奏调理，乃蒙宸衷曲轸，特遣御医诊视，传奉温纶，饮以良剂。念臣狗马微躯，不自爱慎，以上贻君父之忧，沐此鸿恩，捐糜难报。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药饵能疗，惟澄心息虑，谢事静摄，庶或可痊，仍乞圣慈垂悯，特赐旬月假限，暂解阁务，俾得专意调理。倘获就痊，臣即勉赴供职，不敢久旷，臣不胜感激恳祈之至。（奏疏十《患病谢遣医并乞假调理疏》）

神宗得疏以后，一面派文书官太监孙斌，到居正私宅视疾，并赐鲜猪一口、鲜羊一腔、甜酱瓜、茄、白米二石、酒十瓶：一面又下圣旨，“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所谓“不妨兼理阁务”，指在宅办公而言，居正这一次小病，固是如此，后来大病的时候，还是如此。直到居正昏沉的当中，他始终没有放弃政权。

居正病势稍退，皇上底手谕到了：

谕张少师：朕数日不见先生，闻调理将痊可，兹赐银八十两、蟒衣一袭，用示眷念，先生其钦承之。月初新凉，可进阁矣。（见奏疏十《谢圣谕存问并赐银两等物疏》）

居正复疏自言，“仰惟天光荐被，宸眷郅隆，非臣捐躯陨首，所能报答，亦非敝楮殚毫，所能宣谢，惟有镂之肺腑，传之子孙，期世为犬马，图效驱驰而已。”经过几天调摄以后，居正还没有销假，神宗再派文书官邱得用视疾，促其进见，又赐银八宝四十两、甜食、干点心各一盒。居正续假五、六日，又说：“臣养疴旅邸，倏已再旬，虽违远天颜，旷离官守，而犬马依恋之心，无时无刻，不在皇上左右。”（同卷《谢遣中使趣召并赐银八宝等物》）

居正对于神宗，固然在奏疏中，充满依恋的感情，但是居正委实愿意退休，五十七岁的人了，体力逐日衰耗，国事已经到了可以放手的阶段，为什么要恋位？居正也曾论到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这一群人底命运：

赵、盖、韩、杨之死，史以为汉宣寡恩，然四子实有取祸之道。盖坤道贵顺，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日“为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论其行能，可为绝异，而皆刚傲无礼，好气凌上，使人主积不能堪，杀身之祸，实其自取。以伯鲧之才，惟傲狠方命，虽舜之至德，亦不能容，况汉宣乎？易日：“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毕志竭力，以济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顺也。险夷闲剧，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拣择趋避之意，顺也。内有转移之巧，而外无匡救之名，顺也。怨??任之于己，美名归之于上，顺也。功盖宇宙，而下节愈恭，顺也。身都宠极，而执卑自牧，顺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难；事长君易，事幼君难。（文集十一《杂著》）

居正《杂著》隐指时事的不止一篇，这是指的什么？是指他自己么？居正事君当然不是赵、盖、韩、杨底刚狠，但是居正威权震主，也不是赵、盖、韩、杨可以同日而语。赵、盖、韩、杨不过是态度底不逊，居正便是权势底冲突。坤道其顺，居正列举六端，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但是“事中主难”，“事幼君难”，居正对于自己底困难，又何尝不清楚？从万历八年起，他决定致仕，但是当时的环境，不容致仕。最痛心的，是造成这个环境的，只是居正自己。“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以庄子?齐物论》）这才是人生底悲剧。

在书牍中，居正也留下几封信，透露他底心境：

贱体入夏即病，荏苒数月，殊觉委顿。今虽眠食稍复，然病根未除，缘弱质谫才，久负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颠蹶耳。顷欲借此乞骸，而主上先觉此意，频遣中使，荐赐宠问，又促令早出视事，使仆无所启齿。不得已，黾勉趋朝，拟俟来年皇储诞庆，当果此愿耳。（书牍十三《答司马王鉴川言抱恙勉留》）

贱体以劳致病，入夏至今，尚末全愈，乞归不得，益觉委顿，拟来岁皇储诞后，当决计乞骸，或得与公相从于衡湘烟水间也。（同卷《答耿楚侗》）

贱体近日，始觉稍愈。十年之间，昼作夜思，从少至今，所为食聚贮积者，日张施于外，遂成贫子。要欲及今齿发尚健，早弃人间事，从吾初服，非自爱幻躯，盖盈虚消息，天道固宜尔也。（同卷《答广西宪副吴道南》）

万历九年十月，居正历官一品，除去在京守制的日期，已经十二年，考满，照例自陈，请求解职。神宗诏令复职，随遣司礼监太监张诚恭颁手敕，赐银二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二百石。除此以外，神宗又著吏部、礼部，议拟恩例，在两部复疏以后，神宗传旨：

卿等说的是。元辅受先帝遗命，辅朕十年，精忠大功，冠于先后，兹实历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数委当优异，著支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兼官照旧，给与应得诰命，还写敕奖励，赐宴礼部，荫一子，与做尚宝司司丞，用见朕崇奖元勋至意。（见奏疏十一《考满谢恩命疏》）

居正奉命以后，上疏再辞，第二疏词更痛切，他说：

臣闾巷韦布之士耳，非有硕德鸿才，可以庶几古人之万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以谫劣，佐下风，效启沃，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主德昭宣，圣化旁洽，伊尹之所愿见者，臣亲见之，其所愧耻者，臣幸无之，即千万世而下，颂我皇上圣德神功为尧舜之主，臣亦得以窃附于尧舜之佐矣。此之荣遇，虽万钟之亭，百朋之锡，岂足以拟之哉！故臣向者每被恩命，辄控辞而不已者，良以所庆幸者大，而爵禄非其所计也。乃若诏禄、诏爵，虽朝廷所以驭臣之典，亦宜稍加节制，而不至横溢，乃足为劝。三公穹阶，五等厚禄，上柱崇勋，在先朝名德，咸不敢当，乃一朝悉举而畀之于臣，所谓溢恩滥赏也。至于符节世赏，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满，皆已冒叨，兹又岂可重领？反复思惟，如坠渊谷，故不避烦渎，再控于君父之前。伏望圣慈，谅臣之衷，素无矫饰，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陨躯，不敢忘报。（奏疏十一《再辞恩命疏》）

神宗得疏，特准辞免伯禄、上柱国、部宴。居正晋太傅。明朝太师、太傅、太保皆为死后赠官，文臣生加三公的，自居正始，以前是没有的。

万历十年的春天，寒风尚在塞外逗留的时候，这一位从嘉靖初年即向大同进攻，其后屡困北京而终于投降朝廷，接受封爵的顺义王俺答死了。俺答一死，对于居正是一个忧虑。西部鞑靼底领导权，属于哪一个？会不会因为俺答之死，全部重新接受土蛮底领导，和朝廷作战？会不会再起一次分裂？分裂也许对于朝廷有利，但是一经分裂，更易促成土蛮扩展底成功，便对于朝廷有害。居正想起俺答底后妻三娘子。十二年以前的事了，因为俺答对于三娘子的迷恋，才有把汉那吉底投降，以后引起封贡底成功，北边底安定；饮水思源，当居正想起国家底坚强和自己底事业，他能忘去三娘子么？三娘子是一根绳索，有了三娘子便可以约束俺答，约束鞑靼。在吴兑总督宣大的时候，三娘子入关进贡，吴兑赠她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真好看！这一套绣花的衣裙，把三娘子迷恋了；究竟还是吴太师好！以后，在朝廷和鞑靼交涉的当中，朝廷底第一个友人便是三娘子。

居正在俺答身死的前后，几次和边镇督、抚谈起：

承示，虏王病笃，今番恐不能起矣。顷报套虏西抢者，知虏王病，亦皆汹汹；况板升之人，素依老酋为主，老酋死，把吉弱，不能抚其众，加以荒旱，诸夷思乱，虏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众，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虏初降，吾抚之甚厚，今当急收之，使与哈酋同心协力，一应贡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时行。黄酋病不死，必且??张为患，公宜乘时厉兵秣马，厚抚战士，为自固之计。老酋若死，虏中有变，随机应策，在我自有余力矣。（书牍十三《答三边总督郑范溪》。按郑洛时为宣大总督，题衔误。）

奉翰示，料度虏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当镇静处之，随机应之，勿过为张皇，轻意举动，致令惶惑，兴起事端也。昨督抚欲条议，仆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数年之前，仆已逆虑及此。诸公但审侦虏情，亟以见教，圣明在上，自有主断也。虏中无主，方畏我之闭关拒绝，而敢有他变！但争王争印，必有一番扰乱，在我惟当沈机处静，以俟其自定。有来控者，悉抚以好语，使人人皆以孟尝君为亲己，然后视其胜者，因而与之，不宜强自主持，致滋仇怨也。（同卷《答大同巡抚贾春宇计俺酋死言边事》）

哈酋与诸部，议论不合，虏中亦须有此情状，乃可施吾操纵之术，今且不可合解之。至于虏妇守孝三年之说，此必不能行者，俟诸酋既集，议论已定，彼一妇人，终当为强者所得耳，何能为乎？顺义恤典，下部议复，仍当从旨中加厚，以示天恩。（同卷《答大同巡抚贾春宇》）

袭王之事，大都属之黄酋，但须将今年贡市事，早早料理，以见表诚悃，而后可为之请封。谚云，“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务令大柄在我，使之觊望恳切，而后得之，乃可经久。然虏情多变，亦难预设。闻近日哈酋与虏妇及诸酋议论不合，颇为失欢，若果有此，且任其参差变态，乃可施吾操纵之术也。（同卷《答三边总督郑范溪计顺义袭封事》）

安兔吉无知，戕我旗牌，掠我头畜，此等事在亦常有，但此虏王新殁，在我当申严旧约之时，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惩之，衅端起矣。既黄酋之子，宜即责黄酋处之。彼方觊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统大众乎？此亦制驭之一端也，幸惟审图之。（同卷《答巡抚萧云峰》。按即陕西巡抚萧廪。）

居正对于鞑靼方面，全是因应。俺答初死，他似有支持把汉那吉的意念。看见那吉底威望不够，他便吩咐沿边督抚静以待动，对于各个候补者，分别给予应得的好感。最后黄台吉继立底形势已成，他不妨支持黄台吉，但是他要黄台吉对于朝廷表示恭顺。册封底权力在朝廷，要服从朝廷，才得到顺义王底尊号。三娘子要守孝三年，也许是穿着百凤云衣的日子多了，汉化底程度加强，所以有这个主张。但是居正所期望于三娘子的，不是她底汉化，而是她底再嫁鞑靼领袖，继续替朝廷做一个控制鞑靼的工具。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带着部众走了。黄台吉认定这是父亲底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带着部队向西跟逐。宣大总督认定三娘子是一个得力的工具，假如她和黄台吉脱离，失去应有的作用，对于朝廷，便是一种损害，连忙派人和三娘子说：“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底恩赐当然继续不绝，否则只是塞上一个鞑靼妇人，说不上恩赏了。”三娘子这才停下来，重新回到顺义王底怀抱；在明朝人看来，究竟有一些诧异，但是三娘子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原谈不上这些。

北边的问题解决，东北的问题又来了。万历九年，士蛮和朝廷打过几次仗，但是现在又求和了。居正只要鞑靼继续在分裂的状态里，决不轻易言和，所以和辽东巡抚周流说起：

承示，土酋求贡，谅无诈伪。彼盖艳于西虏贡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请耳。但辽左地形事势，钱粮、虏情，俱与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连年求贡，彼时庙谟靡定，迄未之许，至隆庆间，会有那吉来降之事，而彼又执我叛人，遵我约束，因而许之。彼既惬其素志，又??我厚利，故奉命惟谨。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异矣，遽尔许之，和必不久，徒弛我边备。俟一二年后，观其事机何如，乃可处之。（同卷《答辽东巡抚周乐轩》）

万历十年二月，居正疏请蠲除宿逋，完成一件宿愿。自万历之初，考成法实行以来，赋税方面，经过切实的整顿，国家财政，有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已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事先，应天巡抚孙光祜上疏请求相除，居正复信说：“蠲除宿逋，责完新赋，仆久有此意，拟俟皇储大庆，罩恩海内，今皇女生，则事不果矣。大疏即属所司议处，亦可推之各省也。”（书牍十三《答应天巡抚孙小溪》）这时居正只准备从各省推行，还没有整个的计划。十年之初，陕西巡抚萧廪具函居正，再请豁免带征，居正复信说：“承示，带征逋赋，苦累有司，仆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请恩蠲豁，不必具疏矣。”（同卷《答谏议萧公廪》）二月间，居正疏称：

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迩年以来，仰荷圣慈，轸念元元，加意周恤，查驿传，减徭编，省冗员，惩贪墨：顷又特下明诏，清丈田亩，查革冒免，海内欣欣，如获更生矣。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一岁丰收，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岁，父母冻饿，妻子流离，见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岁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见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今岁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见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轴空而民不堪命矣。况头绪繁多，年分混杂，征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输，未知结新旧之课，里骨指交纳以欺瞒，适足增豁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猎取侵渔者，亦往往有之。夫与其敲扑穷民，?K其膏血，以实奸贪之囊橐，孰若施旷荡之恩，蠲与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户部，自隆庆元年起，至万历七年止，各直省未完带征钱粮一百余万，兵、工二部，马价、料价等项不与焉。而苏、松两府，拖欠至七十余万，盖以彼处税粮原重，故逋负独多，其间固有豪右奸猾，恃顽不纳者，然穷民小户，不能办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独当之。昨该应天巡抚孙光祜具奏请用，户部以干系国计，未敢擅便议复。臣等窃谓布德施惠，当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请而得之，则恩归于下，怨归于上矣。臣等愚见，合无特谕户部，会同兵、工二部，查万历七年以前，节年逋负几何，除金花银两，系供上用，例不议免外，其余悉行蠲免：止将见年正供之数，责令尽数完纳，有仍前拖欠者，将管粮官员，比旧例倍加降罚。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兔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盈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奏疏十一《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居正《蠲除积逋疏》，使人悠悠地想起万历初年的情势。万历四五年间户科都给事中萧彦疏称“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明史》卷二二七《萧彦传》）主张岁输十分以上的是居正，疏请蠲除积逋的也是居正。是自相矛盾吗，还是心理变化？其实居正只是一贯的居正，在国家财政基础尚未稳定以前，当然严追旧欠；到了已经稳定以后，不妨蠲除积逋。量出为人，正是居正在财政方面的作风。这里还得看到支出的情形。在整顿国防，安定民生的项下，国家增加支出，人民增加负担，本来无可逃避。及至鞑靼的威胁已经解除，黄河、运河的工程已经完成，乃至驿递已经整顿，冗官已经废除，人民底负担便应当减轻，所以居正随即疏请减轻。这是万历十年的一件好事。不久以后，居正死了，国库逐渐空虚，商税、矿税，加征、加派，从此财政扰乱，成为明朝复亡底主因。

万历十年二月间，浙江发生兵变。事情是这样的：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裁减东、西二营兵士月饷，兵土闹起来了，马文英、刘廷用为首，捉住巡抚痛打一顿。居正看定只有张佳胤可以平定这次的变故，佳胤已经内调兵部右侍郎，随即奏请改调浙江巡抚。匆匆中佳胤到浙江去了，在路上又听到杭州“民变”底消灭。佳胤和来人说：

“变兵和变民已经联合吗？”

“还没有，”来人说。

“赶快走，”佳胤忻然说，“也许还来得及把他们分开。”

匆忙的当中，新任巡抚不动声色地到了杭州。“乱民”正在城中放火抢掠，入夜以后，火光照满全城。佳胤吩咐游击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说：“要赎罪，便先把‘乱民’平下来。”兵士们痛打吴巡抚以后，心绪惶惶的，不晓得张巡抚来怎样处治。得到这个消息，他们高兴极了，营门一开，刀枪齐举，乌合的群众，哪里是他们底对手，一共捉了一百五十人，送到巡抚行门。佳胤下令杀去三分之一，一面召马文英、刘廷用等领赏。他们来了一共九个，都是上次“事变”的首领，这次“平乱”的功臣。文英们高兴地来了，不提防徐景星把他们捉住，一刀一个，顷刻之间，“民变”“兵变”完全解决，张佳胤不动声色地把浙江镇压下来。这是佳胤底辣手，也是统治者居正底要求。

辽东方面的关系更大了。三月间泰宁部长速把亥和兄弟炒花，儿子卜言免，率领部下进攻义州。二十年来，速把亥是辽东底祸魁，有时单独进攻，有时纠合土蛮进攻，在朝廷军队进讨的时候，他跑走了，但是朝廷军队回营以后，他又不断地犯边。这次辽东总兵李成梁率领军队在镇夷堡伺候他。速把亥领导部下杀上来了，参将李平胡伏兵半途，一枝箭射过去，恰巧射中速把亥。扑答一声，速把亥掉在地下，护着胁间的创伤。李平胡底家奴李有名抢步上前，举刀一砍，进犯辽东的首领割下。鞑靼武士退却了。朝廷一共杀去一百余人，连带一个速把亥。炒花恸哭一场，结束这一次的战局。

万历十年二月中，居正病了，最初只觉得委顿，但是断不定是什么病，后来才认定是痔，从割治方面着手。居正在书续和奏疏中都有记载：

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为乞骸计矣。门墙夙爱，敢告向往。（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

臣自去秋，患下部热病，仰荷圣慈垂悯，赐假调理，虽标症少减，而病根未除，缠绵至今，医药罔效。近访得一医人，自家乡来，自言能疗此疾，屡经试验，其术颇精，但须静养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迟，久婴疾患，比者恭侍讲读，皇上见臣肌体羸瘦，询问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马贱躯，盖未尝不仰屋圣念也。今幸得此医人，专意疗治，窃冀痊复有日，足以仰慰君父眷念之怀，故敢不避烦渎，仰祈圣慈，俯赐宽假二旬、一月，暂免朝参、侍讲，至于阁中事务、票拟、题奏等项，容臣于私寓办理，免其出入趋走之劳，庶几医药静专，奏效可觊。痊可之日，即趋走阙庭供事，不敢久旷也。臣诚怙恃恩眷，仰渎宸严，不胜惶惊战栗之至。（奏疏十一《给假治疾疏》）

在家居养病的当中，居正想起徐阶来了。隆庆六年秋间徐阶七十岁，居正曾有一篇《少师存斋徐相公寿序》（文集七）作文的时候，高拱已经去位，居正当国，序中曾经说起：“后来者遵公约束，庶几画一之治，窃比于宋元钓耆硕者，公何啻君实，顾余于吕晦叔何如耳。” 元钓时代，司马光以国事交付吕公著；隆庆时代，徐阶以国事交付自己。居正在十年前，原有很大的抱负，现在他知道抱负不但已经一一实现，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当日的预期。“这总算对得起老师了，”居正想。他知道老师的生日在九月二十日，时期还早，但是准备总得早一点。居正上疏请求优礼耆硕，派遣行人存问，量加赏赉，他称述徐阶底功劳道：

臣等看得原任少师大学士徐阶，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奏疏十一《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

神宗得疏以后，随即派行人存问，仍赐银五十两、大红??丝蟒衣一袭、彩缎四表里，赉去敕谕一道，略言：

卿才优王佐，学擅儒宗，早驰誉于清华，历试功于盘错。简知皇祖，晋院台司，履忠顺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当检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维新，惩贪墨而仕路肃清，奖忠直而真才汇进。申明典制，多安边裕国之筹，默运枢机，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际，宣上德于弥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图而抚方夏，保予冲子，升储贰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黄扉，遂乞闲于绿野。后先多绩，朝廷资其典刑，终始完名，寰宇想其风采。（见前疏）

定邦本两句，上联指徐阶拥立裕王，下联指世宗遗诏，说得非常得体。郭朴、高拱认为徐阶擅传遗诏，现在由神宗给他们一个具体的答复。这道敕谕，大致惟有居正，才能拟得如此真切。

徐阶底生日近了，居正吩咐懋修请吏部侍郎许国代拟寿序。序成以后，居正不满意，在病中挣扎着自己做一篇。他说：

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激浊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概载在国史，志在?|绅，里巷略长，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归老也，则挚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居正读书中秘时，既熟吾师教指，兹受成画，眼行唯谨。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度，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漠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亲为之者也。故此两者，惟吾师兼焉。（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徐阶做寿的时候，读到这篇寿序，应当庆幸当日认识正确，付托得人吧，但是当他想起这个学生，他知道已经没有见面的可能了。短短的几个月，在人生的道途上，划下不可逾越的界限！

十年三月以后，居正请假在宅票拟。痔根割去了，但是精神还是委顿。长子敬修不在面前，随侍的只有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已回江陵，准备乡试，静修还小。居正病势不算严重，但是用药敷治，不能行动。神宗屡次派太监慰问；一次是司礼太监张鲸，一次是文书官吴忠；赏赐也不断地颁下，白银、银八宝、蟒衣、甜食、干点心、烧割，一切都有。据说有一次神宗因为居正久病，甚至掉下眼泪，饭都不想吃。居正只有申述病况，再请给假。他说：

缘臣宿患虽徐，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再假二十余日，息静休摄，庶可望痊，盖文书官所亲见，非敢托故也。（奏疏十一《恭谢赐问疏》）

从血气亏损，转到脾胃衰弱，居正病状，日渐沉重。神宗正在盼望他从速销假；居正何尝不愿入阁办事？可是期望愈急，病势愈重。蒙??中，居正梦见神宗派遣自己往把女神。女神是谁啊？他连忙派儿子往泰山祀神，一面和山东巡抚说起：

残恙一向不以痔治，迁延十有余年，故病日深。近访得一明医，仰蒙圣恩，赐假治疗，乃得拔去病根。今病虽除，而血气亏损已甚，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按之生理，尚属艰难。前梦皇上使仆持双节往祀一女神，盖欲吁神以祈钓云。窃思女神之贵者，莫如泰安之仙妃，今遣小儿赉香帛往祀焉。恐执事不知其由，敢敬以闻。（书牍十三《寄山东巡抚杨本庵》。按杨俊民九年三月为山东巡抚，十月去位，继任者为陆树德题名误。）

三、四月的天气渐渐回暖，阳光照满北京的郊野，前去泰安的人回来了，但是居正底病势日见沉重。仙妃底保钓，只是一个幻梦，剩给居正的是重大的负担和缠绵的病躯。内阁中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四维不敢专拟，一切送到居正病榻面前，听候处分。

六月初一日食，初四以后，彗星在天空出现，苍白的光芒，象一匹练，由西北直指五车星座。居正本来准备秋间退休，现在决定退休了，疏称：

臣自思病以来，静摄调治，日望平复，乃今三月，元气愈觉虚弱，卧起皆赖人扶，肌体羸疲，仅存皮骨，傍人见之，亦皆为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还！且古有灾异，则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无居三公之位者，独臣叨窃此官。顷者苍彗出于西方，日食午阳之旦。（按《明史?神宗本纪》言十年六月丁亥朔日食，《天文志》言“四月丙辰彗星见西北”，敬修《文忠公行实》言六月丁亥朔，日又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车口柱星以南。敬修之作值居正初殁，不应有误，与居正此疏亦合。《天文志》之言不尽足信。）伏思厥咎，惟在于臣，正宜罢免以应天变。伏望慈圣垂悯，谅臣素无矫饰，知臣情非获已，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倘不即填沟壑，犹可效用于将来。臣不胜哀鸣恳切，战栗陨越之至。（奏疏十一《乞骸归里疏》）

神宗见疏，下诏慰留：

朕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宜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理，用慰朕怀。（见前疏）

在上谕慰留中，居正病势毫无起色，他只是一意请求退休。十二日，辽东镇夷堡大捷，勘实复奏，上谕分别论功，进居正太师，加岁禄二百石，一子由锦衣卫指挥佥事进为世袭同知。以前遇到恩赐，居正照例三辞、四辞，认定人臣有先功后禄之义，同时也因为位高身危，究竟是一个可以戒惧惊惕的情势。现在他已经昏沉了，他说不敢接受，但是他也没有坚辞，不久以后，神宗底手敕来了，恭捧圣谕的司礼太监带来许多赏赐：银八宝四十两、甜食二盒、干点心二盒、烧割一分。手敕说：

谕太师张太?[，朕自冲龄登极，赖先生启沃佐理，心无所不尽，迄今十载，四海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遗命，朕方切倚赖，先生乃屡以疾辞，忍离朕耶！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致此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阁务且总大纲，着次辅等办理。先生专养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庶慰朕朝夕???持?意。（同卷《恭谢手敕疏》）

居正复疏只称“臣病困之余，不能措辞，感谢之??，言不能悉。”

十二日以后，居正病势更重，他勉强作一次挣扎，上疏再恳生还，说起：

缕缕之哀，未回天听，忧愁抑郁，病势转增。窃谓人之欲有为于世，全赖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有如一旦溘先朝露，将令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亏保终之仁，此臣之所以垡??哀鸣而不能已于言也。伏望皇上怜臣十年拮据尽瘁之苦，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如不即死，将来效用尚有日也。（同卷《再恳生还疏》）

垂死的哀鸣，役有打动神宗底心坎。上谕只说：

卿受皇考顾命，夙夜勤劳，朕方虚己仰承，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舍朕而去，又有此奏，览之动心。宜遵前旨，专心静摄，以俟痊日辅理，慎勿再有所陈。（见前疏）

从此以后，居正说不到退休，说不到生还，更说不到效用有日。六月十八日，神宗派司礼太监责手敕慰问居正。敕言“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昏沉底当中，居正疏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神宗随即令潘晟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以后，居正再荐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及侍郎许国、陈经邦、王篆，才可大用。人才太多了，内阁一时容不下，神宗把人名粘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居正昏迷了，大家眼见得这是唯一的机会，不肯放手。潘晟是冯保底老师，冯保勉强居正推荐；梁梦龙、曾省吾是居正底门生；王篆是居正长子敬修底亲家；徐学谟在居正归葬的时候，是抚治郧襄都御史，以后居正再三提拔，现在也名列御屏了。有能力的固当推举以备国家栋梁之选，有关系的也在这个庇?J之下，同时列名。居正昏迷之中，只得由他们去了。

六月十九日，居正病势已经非常严重。神宗再派太监慰问，便中询问身后的措置。在昏糙迷惑的当中，居正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

第二天，六月二十日，居正舍弃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政权、十年以来竭诚拥戴的皇帝、和六千余万中国的人民，（万历六年，人口总计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死在北京的寓所，遗下七十余岁的母亲、三十余年的伴侣，和六个儿子、六个孙子。神宗不曾和他说过吗？“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居正已经把他底生命，贡献国家，在临死的时候，他用不到顾虑自己的子孙。

神宗得到居正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两宫皇太后、皇上、和皇弟潞王，赐赙银一千余两，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一切饰终的典礼都完备了：赠上柱国、赐谥文忠、予一子尚宝司丞、赐祭十六坛。居正灵枢将发的时候，内阁张四维、申时行、余有丁疏请派员护送，随即派定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南。赵太夫人也在同时南回江陵，护送的是司礼太监陈政。江陵的山水无恙罢！三十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会试，成为新科的进士；三十六年以后，又看到这位进士回来，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梁启超写的，为戊戌变法搞得的铺垫。

第十四章 尾声

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来的是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

居正殁后，赐谥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特赐；据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在赐谥的时候，对于居正，原有确切的认识。王世贞称居正“业惟戡乱，勋表救时，在唐赞皇，复为元之”，正是那一时期的公论。

但是居正身死未久，又一道波浪来了。

居正疏荐潘晟入阁，御史、给事中弹劾潘晟的奏疏，接二连三地来了。潘晟已由原籍浙江新昌出发，只得中途疏辞，张四维拟旨报允，这是第一步。四维和曾省吾、王篆不久发生冲突，御史江东之上疏攻击冯保底门客徐爵。经过这一个尝试以后，御史李植直疏冯保十二大罪，司礼太监张诚、张鲸更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他们说起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上。神宗随即逮捕冯保，十二月，发南京安置，同时梁梦龙、曾省吾、王篆一概勒令致仕。在查抄冯保家产的时候，得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神宗开始领略查抄底滋味。

冯保临去的时候，慈圣太后还不十分清楚，她问神宗为什么。“没有什么，”神宗说，“只是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

慈圣太后还以为神宗是那个听话的孩子呢！他已经二十岁了，知道怎样应付母亲。居正、冯保、慈圣太后，只是一串的噩梦，梦境消残了，神宗开始发现自己。不久以后，慈圣太后还看到这个朝夕问安的儿子，索性连慈庆、慈宁两宫，轻易不到一步。可怜的老妇人啊，你们被忘去了！

生人应付了，神宗再应付死人。

居正整顿驿递，现在官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现在考成法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恢复了；居正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了；乃至居正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现在也一概世袭了。居正所遗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断地取消。

但是这只是法制方面的改订，事情多得很呢。

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简修为民。居正身殁至此，仅仅九个月。

居正病重的时候，北京各部院替他建斋祈祷；这是一股风，吹遍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半个中国，都在为这功业彪炳的首辅祈祷，现在风势转过了，御史、给事中都在尽力攻击居正，他们要报效国家，报效皇上，当然便要排除居正底爪牙，废止居正底苛政。最得力的是御史丁此吕。此吕检举万历七年己卯科应天乡试主考高启愚所出的试题，“舜亦以命禹。”此吕指出这是高启愚有意劝进：舜是皇上，禹是居正，不是劝进是什么？张四维在十一年四月致仕了，现在的首辅是申时行，神宗把此吕底奏疏交给时行。

“此吕把暧昧之言陷人大罪，”时行说，“诚恐此后谗言大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

经过几度的争持，此吕、启愚同时去职。这一次奏疏中此吕甚至攻击敬修、嗣修、懋修三人应乡试、会试时的考官，认为阿附居正，又说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幸亏时行说：“考官只据文艺，不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考官免罪，但是雒文还是解职。

不久以后，御史羊可立追论居正构陷辽庶人宪【火节】。十七年以前的事了，现在重新提起。宪【火节】次妃王氏上疏鸣冤，疏中又说：“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金宝打动神宗的心坎，万历十二年四月诏令查抄居正家产，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及锦衣卫、给事中等奉命前往。左都御史赵锦上疏，言“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若加搜索，恐遗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其翼戴冲圣，夙夜勤劳，四外迭谧，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荫、赠谥、及诸子官职，并从领革，已足示惩，乞特哀矜，稍宽其罚。”吏部尚书杨巍疏称“居正为顾命辅臣，侍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今……上干阴阳之气，下伤臣庶之心，职等身为大臣，受恩深重，惟愿皇上存天地之心，为尧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颂圣德，则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并行而不停矣。此非独职等之心，乃在朝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一切的言论，神宗照例不听。

刑部侍郎邱??这一行人从北京出发了。出发以后，邱??接到在朝几位大臣底书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说：“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许国已入内阁了，也说“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最沉痛的是左谕德于慎行底一书，洋洋千言，是传诵一时的文字。他说：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

但是一切的话，邱??都付之不理。

这一次查抄底动机，当然还是出自神宗。居正当国十年，效忠国家，但是展正所揽驻大权，是神宗的大权。居正当权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国家便是蔑视皇上。这是最显然的逻辑。所以居正当国十年之中：居正和神宗，站在对立的地位，纵使双方在当时未必意识到，这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居正死了，神宗开始尝到复仇的滋味。居正的法制推翻了，官荫、赠谥削除了，甚至连诸子的官职都褫革了。张先生、张太?[、张文忠公这一类的名称都搁起，只是一个平常的张居正。复仇的要求应当感到满足。但是感到满足的只是神宗底一个方面。

神宗是高傲，但是同时也是贪婪。一个小农底外孙，禁不住金银财宝底诱惑。是宪【火节】次妃王氏底聪明呢，还是受到什么暗示？“金宝万计，尽入张府”两句，铸定张宅抄家的命运。明朝底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及（三）奸党。（见《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不管他，查抄底诏令下来了。许国说：“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这才是一针见血之言。

邱??未到江陵以前，荆州府、江陵县亲自到张宅封门，张宅子女躲到空屋里，不敢出来。没有食物，不要紧，他们只是不敢出来！直到五月初五，邱??到了，打开宅门，饿死的已经十余口。搜检、拷问，应有的尽有了。居正兄弟和诸子底私藏，都按出来，一共得到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这是很大的数量，但是问官们还不满意，他们重行拷问，要张家招出寄存宅外的二百万银两，于是又牵上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在拷问的当中，敬修自杀；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侥幸保存一条性命。敬修临死的血书，是这次惨案中一件沉痛的文献，录于次：

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g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探砗酰≡诰葱薰滩蛔阆В?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z?z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于于亿万年也！

关于当时拷问底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记载：

有一部堂讯狱日：“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懋修答日：“边烽紧急，宰相或不得坚卧不省。”部堂意阻。（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书》附注）

经过多次拷问，敬修自缢身死，懋修自杀未遂，居正十六年的政权，最后由敬修、懋修偿还这一笔血债。

敬修这一死，耸动朝廷，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疏请从宽处分；刑部尚书潘季驯复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在这个空气之下，神宗下诏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底母亲。辽府一案，也在此时结束了。上谕说：

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又无应继之人，着推举亲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归葬原封。抱养子述玺准依亲居住，给与庶粮二百石，本折中半支。（本指本色，折指折价，言实物及代价各半支给也）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养。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同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书、张顺，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神宗和居正说过，“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是这样地看顾也许没有料到！

张家这一次大祸，当时人以为是高拱陷害，其实高拱死于万历六年，与此事无涉：敬修以为是张四维陷害，但是四维于十一年四月致仕，纵使平时对于居正久积嫌怨，现在也没有报复底机会。一切都由神宗主待。万历十六年冬，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攻击司礼太监张鲸，曾说“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张鲸是神宗特别赏识的内监，攻击冯保的是他，怂恿查抄的是他！神宗看见李沂底疏本，怒极了：他说，“李沂要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刻下令杖六十，革职为民。为什么这是替张、冯两家报仇呢？攻击居正最力的三位御史李植、羊可立、江东之：李植常和人说：“至尊见我，称我为儿子，看见查抄的宝玩便喜欢。”为什么这样宠爱呢？神宗当然有他底理由。居正自己说过：“念己既忘家殉国，逞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书牍十《答河漕按院林云源言为事任怨》）居正身后底得祸，本来不在居正底意外。

整个的神宗一朝，更没有称道居正的。嘉宗天启二年，这才想起居正底大功，复原官，予祭葬，张家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思宗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居正讼冤，交给部议以后，这才给还二荫和诰命。十三年，敬修孙同敞再请追复敬修礼部主事并复武荫。思宗复敬修官，并授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艰难的时候，才想起往日的功臣。复官复荫，一切都是激励当日的臣工，但是事情已经太迟了。

然而对于居正底子孙，事情毕竟不算太迟。

居正诸子，自杀的自杀了，充军的充军了。懋修中状元的时候，年二十六岁；（《明贡举考略》卷一）崇祯七年懋修死时，已经八十岁。在事业方面，他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居正全集四十六卷的搜集，大半是懋修底功绩。书牍凡例题后云：“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史家所称为功为过，小于辈何敢避焉。”这是几句有意义的语句。

万历十年，允修回南应乡试，居正死了，允修丁忧，不能入闱，留为终身的遗憾，发还文荫以后，荫尚宝司司丞。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底部下，到了江陵，要允修出来做官，允修自杀，（《康熙荆州府志》言不食死。允修孙同奎言自焚死。）留下一首绝命诗：“八十空嗟发已皤，岂知衰骨碎干戈，纯忠事业承先远，捧日肝肠启后多，今夕敢言能报国，他年漫惜未抡科，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

最激烈的是同敞。思宗十五年，诏命同敞慰问湖广诸壬，顺道调兵云南。同敞事毕以后，北京失陷了，不久南京陷落。同敞走依隆武，隆武复同敞武荫，遣往湖南。他在途中，听说汀州又陷落了，整个的中国，除西南一角以外，都沦陷在敌人手里。同敞这才到广西，投奔永历帝。经过瞿式耜底推荐，永历帝授同敞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领导中原人民抗清的责任，又落到姓张底肩上。同敞记得曾祖在日，曾经主张用文人为边将；他也记得曾祖曾经说过：“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闻命而夕就道，虽执义荷戈，效死疆?觯?亦所弗避。”关保底血液，在同敞底脉管里跳动了。跟从明太祖底大纛，推翻元朝的统治是他底始祖；整顿国防，分化鞑靼，最后造成明朝强盛地位的是他底曾祖。同敞抚摩自己底筋骨，真有些自负。但是当时的大局整个变了，明朝只余得这一点残山剩水，败兵孱将；谈什么斗争！内讧、自扰、抵触、牵制：一切都在这个小朝廷里复演，这才是英雄短气的时候。但同敞有的是热血，单凭这一点，他要参加民族底决斗。总督诸路军务只是一个名义，当时的兵权全在将领手里。但是不管他，在一切斗争里，同敞常在前面。前进的时候，一马当先的是同敞；动摇的时候，端坐不动的也是同敞。他渐渐取得一般将士底信任。不幸永历五年，敌人攻进广西，严关失陷，前敌的将土败溃下来，永历帝往梧州去了，桂林的军队也溃了，剩得大学士瞿式耜一人留守，当时的重镇，成为一座空城。恰巧同敞从灵川来，见面以后，式耜和同敞说：

“我为留守，当然死在桂林；总督没有守土的责任，你还是去罢！”

“古人耻独为君子，”同敞毅然地说，“相公为什么不让同敞共死呢？”

式耜高兴极了，吩咐剩下的一个老兵进酒，秉烛待旦，和同敞销磨这空城的一夜。第二天敌人进城，式耜、同敞同时被执。式耜说：“我们久已准备了。”敌人要他们投降，他们拒绝；要他们削发为僧，他们也拒绝；他们只要把自己底热血，为民族横流。敌人这才把他们分别幽禁起来。他们底中间是一堵墙，在幽禁的四十几天之内，他们叩着墙壁，赋诗唱和。永历五年闰十一月十七日，敌人把他们杀了。据说在行刑的时候，同敞衣冠整齐，昂然地站着。头颅落地以后，他向前跃起三步，方始躺下。直到现在，桂林东关还留着这一位民族英雄底坟墓。

同敞留下两首有名的诗句：

自诀诗

弥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姓字空留死后思，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自誓诗

翰林骨莫葬青山，见有沙场咫尺间，老大徒伤千里骥，艰难胜度万重关；朝朝良史思三杰，夜夜悲歌困八蛮，久已无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还！

同敞死了，热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底萌芽。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底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