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晚清外交官(1): 不容于尧舜之邦 -- 风雨声

所谓外交在大清就是少数民族委员会下一个小部门的事，那时候叫礼部理藩院。洋务派得势后机构改革，1861年成立总理衙门的升成部级机构，收起了天朝大国的架子，却把老一辈的脸都丢尽了。

总理衙门不久设了个同文馆研习“夷务”，培养翻译。后来洋务派在外语学院之外，再设立科学院数学所和天文所，选派科甲出身的人进馆学习。如果今天要把北大历史系博士转到中科院学习个天体物理和微分方程，也有人不答应，难怪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大怒，说“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那时改革开放还没有改到太后头上，她老人家还是一如既往支持与时俱进，一听倭仁此话，说好，你立即保举精通科学的中国教师，与同文馆的洋教习一比高低。倭仁见太上动了真格，赶快申辩 “不患无才”只是“以理度之“，“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在正式派遣常驻使节上也非一帆风顺，历来只有蛮夷前来常驻天朝，学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反过来做成何体统。洋务派对西方的遣使要求却开始眉来眼去。左宗棠主张遣使驻外“以洞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李鸿章跟着说要改变“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的不正常状况。当时领导出国不象现在每年有数百个部长级代表团浩浩荡荡在世界到处虾球转，那会儿十几年之间就派了三个代表团出国，1866年斌椿去欧洲，1868-1870年蒲安臣去全世界周游，1870-1871年崇厚去法国。

正式遣使的事在朝廷上下轰轰烈烈地吵着，激烈的程度和牛头不对驴嘴的辩论和今天的强国论坛的吵闹倒有几分神似。十几年的嘴仗培养一批气宇轩昂的爱国英雄和丢官罢职的倒霉蛋。1875年，云南发生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英国少校柏朗率队在缅甸探险，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从北京到缅甸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与柏朗会合后，就领着193人队伍进入云南腾越地区和当地人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杀。这件事是近代很多糊涂帐之一，双方相互指责。英国找上门来了，云南巡抚岑毓英一口咬定说就是野人干的，英国人一口咬定就是不相信，弄到最后要自己带兵去查清楚。朝中要爱国和要卖国的两派又开始大打出手。

1875年8月21日皇上把李鸿章作为首席代表派到到烟台，谈了一个多月，英国公使威妥玛以撤使绝交威胁，还把军舰开进了烟台。醇亲王奕棕主张与英国人开战。李鸿章觉得大清不能老是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然后割地陪款。他满足了英方提出要求：赔款20万两银子、答应派正式使节并到英国道歉、允许开放口岸，于9月13日在《烟台条约》上签了字，让满朝文武骂得狗血喷头。还是西太后知道怎么面对主战爱国大臣的猛烈炮轰。有一次张佩伦大骂主和的人，上奏要战。太后嘉许官加一级，立即调任张佩伦上前线，还没听到多少枪炮声，看着抬下来血肉横飞的尸首，张的腿肚筛糠一般, 此后再也不动则言战了。

这回朝中士大夫因为被杀的是洋人，一起袒护岑毓英。郭嵩焘那时候是兵部候补侍郎，大概相当于今天国防部一个的巡视员，有名无权。他上奏讲办洋务要公平合理，否则不足以服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难脱责任，案发后掩盖，又不查明情由据实奏报。以至于英国态度日趋强硬。郭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外，交部严加议处，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这一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

《烟台条约》要求正式遣使，由此拉开了中国职业外交官登场的序幕，只是中国第一个常驻使节任务并不光荣：去道歉。朝中无人愿去，光绪皇帝忧心忡忡。这时候郭嵩焘站出来，说臣愿前往。郭主动请缨的话一出，满朝哗然。在众人眼里，郭嵩焘平时在朝中动则称西方，已为很多人不满；如今参劾杀洋的岑毓英，涉嫌私通外国；现在居然主动要去英国道歉，简直要明目张胆的卖国求荣。他的朋友门生也难谅解，很多热血的爱国湖南人联合起来不认他是同乡，有人送了他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下集：仕途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18岁考中秀才后进岳麓书院读书认识曾国藩刘蓉，想不到这拨同学后来都成了人物。郭虽然才高八斗，但是会试多次名落孙山。同班同学博士都快毕业了，他还在长沙的中学里念补习班。那个时候出路少只能当官，不象现在可以下海出国上网打发时间。在失意中， 郭通过关系1840年到杭州给教育厅厅长当了秘书。

终于三十岁的时候第5次会试考中了进士，不久双亲去世回家居丧。这时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咸丰帝走投无路让丁忧在藉的曾国藩自己练兵。拥兵自持的人在古代没有几个得了好死的，曾国藩还能不懂这个道理，打死都不答应。郭嵩焘这个替皇帝着急，几度登门一通“匹夫有责”的道理居然说服了曾国藩创办湘军，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因出了不少好主意，1856年末郭被推荐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很快得当朝权贵肃顺赏识。肃顺这个人主张治乱世用重典，屡兴大狱。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重用汉人，肃顺推举郭嵩焘入南书房，相当于今天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一个调研员，虽然是个小娄罗和封疆大吏不可相提并论，但也是挨着皇帝，偶尔还能起草个政府工作报告。

郭这个人做事不分青红皂白爱跟人在朝廷上讲道理，和官场里善于察言观色的高手比起来，基本是个愣头青。他的同级同学李鸿章比较傲慢，一般不屑跟人辩论，同时也早就看清楚了，你这头跟人讲科技通商改革开放，人家那头搬出来易经八卦要“严夷夏大防”；人家那头缠了一辈子小脚，你这头非要跟人说加强运动才能强身健体。对李大人来说，谢天谢地咱是个专制国家，不象民选国家非得把人给说服了不可，李大人两耳竖听朝中事，一心只顾办洋务。李鸿章这一套家学渊源，一百多年以后让他的侄孙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给学得心领神会，得心应手，那是后话。

1859年初咸丰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办防务。这位“贤而勇”的蒙古王爷能把这个书生放在眼里，郭不停讲“势和理”的关系，倒腾了半天，其实就是小平同志后来讲的要“韬光养晦”。不仅没讲明白还把王爷得罪了。僧王听不进这个书生的劝告，在朝野主战派一片要打的叫声中气宇轩昂，把英国人诱入塘沽袭击，英国人死伤数百，成就了鼎鼎大名的“塘沽大捷”，英雄事迹还没传达，全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欢庆大清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英国人打了回来，紧跟着就是1860年的北京失陷，僧王通州八里桥全军覆没，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天朝大国威加海内的太后拖家带口仓惶辞庙。这故事看着怎么都不象历史，更象一台老川戏里的谐剧。

倒回来说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奉命到烟台等地查办侵吞税收的情况，不住公馆不受吃喝不收礼物。随行人员怨气十足，地方官烦他装模作样。他一查，发现老百姓的负担超过正税四倍之多，山东这地从县官到差役几乎人人贪污贿赂，触目惊心，几乎比得上二十世纪末人民共和国查处的山东走私和泰安贪污案的程度了，打着电筒都难找出一个好人。以一百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要支持一百多年后的腐败水平，这大清还能撑得下去。郭大怒，立即整顿税务，堵塞漏洞。新设局抽厘，结果新设机构一样贪婪成性。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突得圣上说他在山东办事不妥，立即召回。原来僧格林沁一直派人暗中监视，与山东巡抚文煜上奏弹劾郭嵩焘。以僧王爷位居党和国家领导的身份，要以一个司局级干部下台还能不容易。

1860年郭嵩焘回京后降两级处分便成了科长，回南书房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抱怨说：“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曾国藩这个人阅人比较准，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看出来说郭嵩焘见识过人，书卷气过重，能著书立说作高参，却当不了做官，郭当时还不相信，这下轮到在家乡失业两年。

后来他的同科进士李鸿章用人急切，邀请他于1862年春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上任以后郭见识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也见到英国人赫德管理的海关，发现咱们这个礼义之邦的政府哪儿都腐败，居然这里还有一个廉洁的衙门。

那会儿曾国藩打太平军不比现在打伊拉克省多少钱，银子一样哗哗地流，急得到处筹饷。富裕的江浙已经跟太平军打得饿俘遍野，广东成了最大的银子补给地。到处乱得一团糟，要把钱给收上来不容易。急于用人，朝廷赏了江苏省食盐贸易总公司郭嵩焘总经理一个三品顶戴，代理广东巡抚。

10月郭走马广州上任，其间他开始面对面与洋人打交道了，先是循约解决了洋人入住潮阳城的问题，后来太平天国森王侯玉山逃到香港，所有的人干着急，郭居然引经据法让英国人把人给交出来，押回来就给杀了。几件事做完了，郭嵩焘发现这群浑身长毛的洋人骄横的后面，原来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写在纸上的游戏规则。天朝大国的游戏规则远远比他们的

复杂，很多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洋人写在纸上的东西毕竟简单一些，国际法摆在那里，也可以用来“以夷治夷”，自己爱死磕道理的毛病在洋人这儿居然变废为宝。

郭嵩焘同时整顿军务、饷务、洋务及地方吏治，掸精竭虑力图不负众望。当时广东的毛省长希望郭明白自己当初推荐之恩，郭却说 “未敢以第二流人物自处”，抱怨毛只把他当作秘书使唤，时间一长冲突出来。银子比以前多收了一倍，还是不能满足朝廷期望，广东人历来排外，地方官和百姓怨声载道，同僚首长不以为然，郭嵩焘的代理巡抚当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隐私之说，卧室里的事都是大家的事。郭代理赴广东时娶了钱姓妇女做太太，这妇人过门一看是个母夜叉，郭后悔不已。第一次见面他让妾邹氏坐上首，钱氏坐下首；进广州时又让邹氏乘坐与钱氏同样的绿轿。不满把自己摆在小妾位置上，钱氏到广州后就吵着回娘家。这一闹郭还真托人把她送回上海。这事不得了，涉及纲常礼教，朝野议论纷纷，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段时间天天开会研究，连曾国藩也指责自己的亲家“无礼”。

除了媳妇儿闹腾外，在广东最要命的事情是郭嵩焘与进粤剿匪的左宗棠生了龃龉，左这个人自命甚高，一怒之下1866年6月把郭嵩焘弹劾下台，把自己的人给换上来。当初郭在咸丰帝身边做秘书时极力推许左，在肃顺面前救过左爷。被左告这一状，使郭刻骨铭心。左都死几年了，郭还说左“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

这回郭嵩焘一下岗就是8年。

下集：出使

比较起来， 他起的作用比当时那些愤青强多了。 顶一个。

风雨兄看来不单能整些小资的游记, 右倾的政论, 还能调侃乏味的历史.

左与郭的公案其曲在左明矣; 论者如谭伯牛以为郭之去职在于不能称方面之任, 乃是听了左的一面之词, 其实郭的政绩很不错.

生在如此时代，不是委曲求全，就是慷慨赴义。

说错的地方，大伙扔的砖头小点。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这叫做韧性，也被人称为死猪当活猪医。

就你这水平已经可以去给庸俗低级刊物做主编了。。。

我怎么能去庸俗刊物做个主编呢。我在你面前任劳任怨，任打任骂，绝不还嘴，一如既往支持你同恶人群众兄和白虎兄的战斗，到头来就用这个奖励我。

还没来得及看，给俺留着呀。

陶陶都跑什么地方去了, 看看你们广东人怎么把郭嵩焘给逼走的。

据说，同治三年某月某日，湘阴文庙生出一株灵芝。郭??焘写信给他哥哥嵩焘，开玩笑说：“文庙灵芝，殆吾家之祥”；去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焘此语，恰说此事。但是，另外一个湘阴人不乐意了；这年十月，他因肃清全浙之功锡封一等伯爵。较之五等封爵，区区署抚算个什么事？哪里配得上灵芝瑞应？所以，他说：“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遂致书郭嵩焘，争此吉兆归属。二人互不相下，“以兹小故，??成大郄”。这个湘阴人，便是郭嵩焘的亲家大人左宗棠 。

.....

　　左、郭因此构衅。不出二年，便发生了令郭嵩焘抱恨终生的“大郄”：受命节制闽、赣、粤三省军务的左宗棠参奏粤抚筹饷不力，郭嵩焘因此去职。在详述这件因灵芝引发的“倾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前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一件大厄事，以便更深切的体会郭嵩焘抱屈怀辱的辛酸 。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养心殿西暖阁，和郭嵩焘谈毕公事，文宗话锋一转，问起了左宗棠：“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之：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郭嵩焘说：“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答：“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问：“闻他意思想会试？”答：“有此语。”问：“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需一出办事方

好”；

....

　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焘离京回湘，曾国藩作了一篇《送郭筠仙南归序》，末云：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I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

　　“五谷”句见《孟子?告子下》，意即画虎不成不如狗也。说这话的现实背景是郭嵩焘连考两次会试，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则是，他早看出郭嵩焘的性情才学更适于求道论学，作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去其”“?I格”、“至于纯熟”，由此“达于时轨”，博取世俗功名，则似非其所长。曾、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于是为道其深”，不作泛泛应酬语；这固然是曾国藩爱人以德的诤言，却也是不幸言中的谶语。二十年后，郭嵩焘“自揣既熟”，适逢朝命优渥，派署广东巡抚；本拟拳打脚踢，建勋立业，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恰好证实了曾国藩非所敢知的隐忧。

　　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军克复湖州；明日，克吉安，是为全浙肃清。十月，左宗棠奏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自己率军入闽，正式履行闽浙总督的职任。其时，太平天国将领李世贤、汪海洋所部会同从苏、赣等地“窜出”的馀党，多在福建境内盘踞；左宗棠采取自北而南、由东向西的推土机式战法进行“追剿”，太平军且战且退，分别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为江西，省内有本省防军以及鲍超的霆军，防堵尚无大虞。福建以南为广东，省内只有一支战斗力不强的粤军，眼看左宗棠以邻为壑、“驱贼入粤”，不免又气又怕。广东巡抚郭嵩焘就数次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闽军“调派劲旅，严密分布，截其西窜之路，以便方耀等军专顾粤疆，力保完善” 。

　　一般来说，追杀比围歼易于致力，肃清本境又比消灭全敌易于建功；故左宗棠斩钉截铁的拒绝了这个要求：

　　“本省堂奥有贼，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本省腹地渐清，自必与邻省共谋夹击” ；

　　此为同治四年五月间事；篇首所述“灵芝”事件，恰发生于去年。左、郭二人，兼有乡人、姻戚、邻官三重关系，即算不能或者不愿帮忙，神色辞气之间，固然应该委婉一点；而“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则隐然在说“邻省”官吏、将领缺乏设置“藩篱”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称职。然则，一株灵芝惹下的麻烦，真真不小。但是，这句话不过不留情面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证了传言所谓的“以兹小故，??成大郄”。

　　在福建追剿太平军，除了左宗棠的楚军以外，还有李鸿章派来助剿的郭松林、杨鼎勋两支军队。郭嵩焘被左宗棠拒绝后，遂将希望寄托在郭、杨二部，希望他们在福建肃清后移师粤东，帮助堵剿。郭、杨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焘就已和李鸿章商量好淮军入粤的计划 ；郭、杨既至，他又与营务处的段起取得联系，并发去借调咨文。这个备用计划若能依约进行，广东军务必不致贻误。谁知左宗棠下手极狠，在肃清福建后，竟然主动上奏，请求将郭、杨二部调派回苏。其摺略谓：

　　“兹查由闽窜粤之贼，实只汪逆海洋伙党数万，纵各股尚有漏出人数，谅必无多。（闽、赣、粤）三省合力，或可将此股就地歼除，不致久稽天讨。臣前闻直（隶）、（山）东军务吃紧，捻逆??猖特甚，时事方殷，似两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多勇敢之士，所习洋枪炮队必非捻逆所能当；且淮北、皖北之人实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无疑。臣愚以为：就天下大局而论，直、东为重，闽、粤、江西为轻；就此时贼势而论，闽、粤、江西为缓，而直、东较急。是苏省援闽之军仍应调回苏州，以备曾国藩、李鸿章调度明矣” ；

　　此时为四年闰五月。北方捻军纵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受命担任“剿捻”总指挥，李鸿章则担任后勤总调度；此即左宗棠所谓“吃紧”的“直、东军务”。捻军固难对付，但这毕竟是曾、李的任务；近邻广东的“藩篱”，他不能“代固”，数千里之外直隶、山东的军务，他却设身处地，尽心谋划。如此舍近求远，居心何在？我说，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首先，表彰闽军的功劳。经闽军剿除以后，“窜粤之贼”，“谅必无多”，可见闽军是一支战斗力强、责任心重的劲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中央批评疆吏、统帅，以及疆吏、统帅互相攻击，有个术语叫做“拥兵自卫”；意即不顾大势，惟重辖区，前引左宗棠“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之语，便有“拥兵自卫”的嫌疑。现在，他说太平军馀党应当由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自行了断，请将淮军调离，不要拖了“剿捻”的后腿；则显非“拥兵自卫”的自了汉口吻，而是大公无私的谋国者胸怀。因此，中枢“览奏”，极为欣慰，立即“谕知李鸿章檄调”郭、杨回苏 。

　　只是，淮军调回后，怎么对付逃到广东境内的“汪逆海洋伙党”呢？说是要“三省合力”，具体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小。军兴以来，出境征剿的客军统帅，在未奉节制用兵之地军政事务的钦命之前，都有军事、饷事处处掣肘的痛苦经验。例如，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就以客军身份在江西受尽了煎熬，最终不得不动用权术，借口父丧守制，向皇帝申请总督、巡抚的实任；不幸的是，皇帝刚愎自用，视其为要挟，一句“知道了”，令其退居二线 。因此，未得节制他省军务的授权，各省长官都不敢轻言越境征剿。然则，“三省合力”云云，暂时只能是各防己境的局面。江西、福建兵力雄厚，防堵有馀；广东则将玩兵疲，形势可危，且“贼匪”适在其境，倘因此败战失地，地方官必受严责。由此可知，撤调郭、杨，对郭嵩焘来说，不啻釜底抽薪；但是，左宗棠此举打着照顾天下大局的招牌，郭嵩焘不可能在公务层面与之争辩，只有在私底下大发牢骚：

　　“左帅会江、浙各军入闽剿贼，仍假苏军之力，数千里浮海转战，一收廓清之功。由闽达粤，比邻相接，而迫以浮海北归，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者，竟莫测其所以用心！而前后具报军情，随时咨报，独此一节，隐秘为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左帅此举，辜数省之望，遣累无穷，深所不解” ；

　　闽、粤两省长官，于敌情、军务本应“随时咨报”；撤调苏军这种大事，更要提早通告、协商。左宗棠却“独此一节，隐秘为之”，故郭嵩焘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不得不慨叹“莫测其所以用心”。当此时地，他猜测左的用心是“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不无道理。郭、杨如能入粤助剿，揆以前此战绩及目前形势，太平军不能久撑，势将“速了”，然则广东督、抚以此奏捷，必蒙奖赏。郭、杨不入粤，则单以粤军之力，断不能“速了”，势必被朝廷责备；而左宗棠挟肃清浙、闽之馀威，朝廷必将授予节制他省之命，令其入粤清剿，然则，所有的功劳都将记到左某的账上。郭嵩焘由此推测，左宗棠奏调淮军回苏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争功。随后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猜测，八月二十三日上谕：

　　“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驰赴镇平督办军务，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归节制；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前进，妥筹一切。如有不遵调遣及迟玩军务者，并著查明参奏，以一事权”；

　　自闰五月迄今，已历三月，而广东军务毫无起色，于是，朝命左宗棠入粤（镇平在粤东嘉应地界），并节制三省。至此，郭嵩焘认定左宗棠“所以用心”，全在争功；但是势穷时迫，自己无力改变局面，惟有忍气吞声，慨叹世风日下、交道不古而已。他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仅争杀敌之功，竟还要夺其巡抚之位。奉到节制之命后，左宗棠复奏，依例谦让一番以外，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

　　“办贼必须得人，用兵必须选将，古云：‘天下危，注意将’；即今督、抚之任也。督、抚虽不必亲履行阵，要必精于选将委任而责成功，庶以守则固、以战则克而贼无不灭矣。瑞麟所奏粤东三大将，以臣所闻，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宜其不能战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乱以来，天下受其荼毒，而贼首皆广东人，即杨秀清、萧朝贵虽籍广西，而亦广东流民之占籍者。广东民俗，类多狡猾凶顽，出人意表，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 ；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是汉人陆贾的名言 。当此之时，总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选将委任而责成功”；但是，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推举郑绍忠、方耀、卓兴“三大将”，“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并未做到“注意将”的本分。然后笔锋一转，从“贼首”皆出身粤籍说到广东民俗的“狡猾凶顽，出人意表”，运用“地域歧视”作为理论工具，强调在两广地区用兵的特殊困难，同时暗示广东现任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则指责广东官吏在战术上犯了“以抚代剿”的错误，苟安于目前，遗患于未来。最后一句话，则不但建议广东应该换人，甚且提供了具体的候补人选。这个候补名单，却又主要针对郭嵩焘而言。李鸿章当时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配合曾国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调任广东；瑞麟则是根正（正蓝旗）苗红（叶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劳亦夥，不可能仅因用人不当而被夺职。因此，两广总督是不可能换人的。蒋益澧刚刚结束护理浙江巡抚，归任布政使本职 ，他在浙江期间主要负责左宗棠大军的饷需后勤工作，办事干练，左宗棠极为欣赏，故要推举他来广东任职。郭嵩焘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广东巡抚，迄今未行转正（即实授），地位本不稳固，而广东军事饷政被左宗棠贬斥得一塌糊涂，则更加不妙；现在又出来个候补蒋益澧，他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下台的可能。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抚候补名单，表面上要换两个人，实际上的效果却只会换掉郭嵩焘。

　　此摺以恳辞三省节制之命开头，却以建议广东进行高层任免结尾，不问而知：辞钦命是假，报私怨是真。郭嵩焘自能深切领会其中的凶险，而也在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奏调淮军回苏、“驱贼入粤”、提供候补人选，竟是一套驱逐自己的组合拳，争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实意图。咸丰末年，郭嵩焘不仅在皇帝召对时为左宗棠大力揄扬，其后更不惜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荫行贿，虽说自己不是市恩望报的小人，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恩将仇报的今日。回忆往事则触绪纷来，感念身世则百感交并，“自揣既熟”，却“不达于时轨”，二十年前曾国藩的赠言终于变成了谶语。除了辞职，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当然，郭嵩焘决定辞职，除了来自福建的攻讦，同城督、抚不和这个传统痼疾也是重要原因。总督，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胡思敬说：

　　“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伯牛案即湖广）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 ；

　　总督名义上管二至三省，实际上只管得了驻在省的事情，而驻在省又有个巡抚，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内事。然则，督、抚同城，为了争夺本省控制权，不得不有一番斗争。不论督、抚，其中一人或后台更硬，或才能更强，必能压制另一人；若势均力敌，则整日厮斗，任内俱都不得安宁。同治九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案情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用督抚不和来解释，说幕后主使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虽未敢确信，但也见出督、抚不和所引发的争端能够到达多么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焘所在的广东来说：嘉庆年间，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明争暗斗，百龄遂因失察家丁，拟遣戌。孙玉庭继任巡抚，也继承了斗志，终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劾罢那彦成；后百龄再来，任总督，以怨报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罢孙玉庭。职位之间不解的世仇，自然也传染了瑞麟和郭嵩焘，他在《奏请开缺另简能员接任广东巡抚疏》中披露了督、抚不和的实况，略谓：

　　“李福泰粉饰军情；方耀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卓兴驻省两月，索饷二十万，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查问。长乐失守，惠州戒严，郭嵩焘欲驻扎惠州，瑞麟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 ；

　　方耀、卓兴，名在瑞麟推举的“粤东三大将”中，而疲玩塞责如此；参以左宗棠“骄怯有馀，朴勇不足”的考语，应属可信。瑞麟“概不查问”，让尽心王事的郭巡抚在一边干着急。郭嵩焘作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 的勇气，要求率军进驻惠州。瑞麟却加以指斥，并称要“整顿”巡抚，否则会激反武将。然则，郭嵩焘徒有谋国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种调和督、抚关系的权变之术；碰到事态激化，无力转圜，恼怒之下，遂只能托病求去。但是，中枢竟不批准他的辞呈，说：“览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饬”，并命左宗棠“就近将郭嵩焘所参各节确切访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 。

　　辞职要受“申饬”，藏拙要被“访查”，当官当成这样，真不如回家烤红薯来得自在。而奉命调查之人恰是“假公济私”的左宗棠，公牍私函之间，二人何以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