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旁证萨苏的关于1992年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员的工资100 -- 燕庐敕
我的导师90年代初是天津人大副主任，跟我们发过牢骚，说什么时候知识分子待遇能赶上80年代，什么时候能赶上50年代，什么时候能赶上30年代。
一个代我们课的老师讲过，知识分子清高？买菜一毛钱三斤还是一毛钱四斤还要去争半天，清高个P呀！
按干部第21级(最初级)工资标准计，同级别地方干部各省市还有地区差，比如京津沪地区按最高类8类地区算，实习期满转正，标准工资是60元，相信河里河顾委级别都是亲身经历。那时干部加工资全国统一行动，好几年才加一次，一级级往上调，低级别的调一次不过5、6块，级别越高，级差越大。同年大学毕业的不用相互问工资，同地区的基本都一样(除非几年一次的调级加薪时那位仁兄脱过班)，不同地区也差不了三五块。
科学院、大学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研究人员、教授属事业编制，如果只拿死工资，在80年代末是可能只有100多(因为文革中很长一段时间国家没顾上(或是没钱或是不屑？)给干部加薪。不信可以自己去算，假设60年大学毕业，之后3几年加一级，每次平均加6-10块，扣除文革期间(可能后期有过一次)，到89年标准工资多少吧！
不过也要看专业，后来允许科研人员兼差，有的在外面搞项目，小金库补贴有时会超过工资很多甚至数倍。因为国家机关不得自己随意涨工资发奖金，所以那是时兴发实物发补贴，和尚属命好分配到好单位，那时每月工资虽只够买件好点的羊毛衫，但单位小金库补贴名目繁多，90年时月入已过千。记得拿机关死工资的老爸曾经感叹，革命一辈子，还不如一个小孩子！
一个月发的生活费最高也不过1000镑，大多也就几百镑，英国平均收入可是一年两万多镑，逼得刚买了房子的马大姐要晚上出去跳钢管舞
差别在于工厂、服务单位等企业的奖金多，一些工厂还有实物分配。
俺家兄弟姐妹三人，俺在学校，其他两人一个在国营大厂，一个在国营饭店。那时俺的收入最少，饭店的最多，现在刚好反过来。
说到教授的工资俺不清楚，老爸在文革后第二批升上教授（因为没著作），拿多少没问。不过他在文革前已经拿到140，是讲师最高一级。九0年前后拿100左右的教授应该是文革前级别较低的。
工资的增长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八二年左右俺这个68年的工人拿四十三元多点，八三年的奖金是六元（是在医院，学校没这么多），再加上逢年过节工会发点水果。
八三年后回到学校，医院变成二十元奖金，学校不定期地发上每次十元，记得那时每逢个人金库见底时就会发上点。那时（八十年代）的困难补助是每次十二元，每年有一两次，需要一定条件，自己申请民主评议。
九0回了一次内蒙，不需买车票，一家三口花掉一千元，是靠LD的奖金积攒下来的，之所以还记得钱数是因为这笔钱存定期是俺去的，还碰上个倒卖国库卷的犹豫了半天。这一千元一半花在北京的三天旅游上，在内蒙沿途都有朋友接待，另送给师傅（给俺两口都当过师傅）一百元，他的孩子有病。
印象中事业单位工资增长快的是在大约九五年以后，具体的俺只查到2001年及以后的（在学校网上从那时开始记录），俺2001年1月的工资单应发数是1341，其中包括奖金的百分之六十。今年下半年刚过三千，这是工人的工资，教授要多一些。
。。。
兄弟90年去一个国防相关的研究所时，头一年和燕兄的收入一样，大约1200大毛，要是没有救济，嘿嘿。。。。。。 心有戚戚焉。
因为当时出国未遂，在外企里混了1年半。到98年1月仓皇出国时自己攒了10万通宝。当时偶爹妈两个62年毕业的高工很郁闷，偶攒的比他们一辈子存的都多。赫赫。。。
现在看来，出国是我当时最大的错误，唉。。。
可是萨爹和我的主任，60年代毕业，90年代初还是这种情况，恐怕不大对劲。
中年知识分子当年每个所每年都有人去世，也是科学院的一个“景”！偏偏他们才是承担科研的主力呀！
遗憾哪！
咱们还好吧，当年象咱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人是最惨的。
偶是当天上午才知道消息的，上午下午都有会，中午匆忙开车去的，俺上班的地方离聚会地点大约25公里。
如果早知道，偶就请假了，那就是3公里范围内了，而且可以全陪，嘿嘿。。。。。。
那时年轻，又没有负担，只是钱不够花。不过想想也是，换我真是头痛。
萨爹和我的主任那个年纪的人，60年代初刚毕业，应该拿56圆，5年后有中级职称，62圆。
这个就一直拿到1978，79年，才开始每两三年涨一级工资。老科学家，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或者解放前的专家教授，工资高的多得多。
偏偏萨爹他们这些人才是文革中和文革后乃至一直到90年代初期科研的主力，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极重，工作又极累。还有，他们多数是我党教育出来的，责任心使命感和以前被耽误现在要抓紧时间赶上的自我意识极强。这样下来，自己逼着自己加班，家人孩子还有一摊，生活上拉板车买蜂窝煤大白菜，修厨房封窗户也都要自己操心，孩子年年长大，衣服年年要换，反正诸如此类的压力浸透了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一辈人还极为好强，所以常常像是电影里的远征军一样，一个一个地倒下。
就以数学所而言，陈景润张广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虽然我知道西西河上大家都无恶意，但是一些无知的语言常常让我想起鲁迅的《记念刘和真君》里的
看看河里这几天的口风，文革是对普通老百姓有利而对官员不利的，应该重新评价乃至重新来过。
再来一次文革，还要再整整这些人？！什么良心！“国家队”的科研还搞不搞了？
最不可容忍的是这一百多块钱，还不是国家发给你的，你得自己拿到课题，从课题费里给你，可是课题，项目得你自己去找，所里概不负责。基础研究看不到成果，都是商品经济，你这课题怎么拿吧。没办法，当时科学院的大拿们真是八仙过海，连市政规划画图的活儿都接了，我们家当时是靠搞开发一个耳针中医诊疗系统（数据库的）渡过难关，钱不多，活繁琐，弄到全家上阵。我的编程技术，在那时候第一次投入实用。
那时候我曾跟老爷子杠过，我说您不拿课题一分钱没有，拿了课题呢，除了工资还得上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干吗不拉出来单干呢？老爷子说那以后退休怎么办？医疗保健怎么办？房子怎么办？一串怎么办问得我没脾气。
不过有意思的是骂归骂，又没买方市场，又没经验，一帮书呆子却没有一个饿死的，反正最后七搞八搞的都找着了项目，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说来呢，一个是这帮人脑子毕竟还是不错的，逼急了总能想出办法来，另一个是科学院的牌子毕竟还是硬的。
几年以后就好了，所谓转型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有些人永远看不到了转型结束了，所里有个平时很熟的长辈，叫程光先生（真人真事真姓名），当时都说他是大拿，因为他开了个公司，人也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善于和人打交道，关键时刻找了不少项目“养活”大伙儿。结果两年以后，被养活的研究员们都挺好，程先生心脏病发作，过去了。其实，这之前他已经做过一次搭桥手术的。他也是知识分子，那份大拿的本事，别人看着羡慕，背后多少艰辛，只有他太太知道。
跟程先生一样当时帮过很多人忙的，还有一位唐友三研究员，唐先生是广东人，说话语调与众不同，我们总是喜欢逗他说话。也是从唐先生那儿得来的印象，觉得广东人都很实在，以至于后来对港腔代表的奸商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过唐先生很厉害的，后来他的生意作得很大。他还有一样骄傲的是自己是个典型的广东人长相，儿子却非常漂亮，走在街上和《英俊少年》里面的海茵茨很象，是女孩子们很偶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