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前期民政-安庆易制和翼王经略江西(1) -- numzero

遇到专家就要仔细的琢磨一下对付的办法。

关于石达开的远征，苏双碧、茅家琪等先生都做了一定的很好的论述，不独史式一人。

不过，你的最后那段话我以为真的可以作为某些史论文章的序言了。

很高兴认识你。

不知温兄所提的文章大约是什么时间(年代)的论著？呵呵，总觉得“石达开家族的性质”这个提法有点夸张，好像真是很大一个家族似的。其实石氏族人人丁并不多，我有个朋友曾走访过石达开“家族”居住的贵港北山地区数个村屯，得到的口碑是一致的(其中有一个口碑提供者是看过石姓族谱的)，都说石姓人丁不多，只有几户而已，男女老幼总共不到百人，

各种史料中对太平天国人物写法甚多，其中有故意写错的(如把“李秀成”写成“李受惩”，也有误写的(如把“李秀成”写成“李寿成”)，不只是名字，太平天国人物的籍贯，亲属关系，历来讹传也甚多，如说陈玉成是陈承容之侄，石镇吉是石达开养子等等，即使是口碑也往往存在有意或无意的误传。关于这些说法，最可信的一是太平天国本身史料，二是太平天国人物对自己和其他太平天国人物亲缘关系的自述(和非太平天国人物的关系叙述未必可靠，因为有畏株连的考虑)，三是文物。

石达开曾祖母墓碑上刻有包括曾孙石祥开在内的3子，6孙，36曾玄孙的姓名，而且石达开曾祖父只有一妻，也就是说同一曾祖父的子孙名字连死者和未出世者都刻在上面，石凤魁如果和石祥祯是同祖，他的名字没有理由不出现在石祥祯曾祖母的墓碑上，不知那篇文章说他和石祥祯同祖的依据是什么？

另外，个人以为，太平天国对“天”的尊崇是不容冒渎的，洪秀全称“王”而不称“帝”，称“主”而不称“上”，诸王间称“兄”而不称“哥”，在所有太平天国文书中，“上帝”“天父”“天心”“天威”“天罚”等一律抬高四格，“天兄”抬高三格，“天王”“主”“天国”“天京”抬高二格，其余各王抬高一格，都突出体现了太平天国将“天”高高置于国家和国君之上的态度，拿任何人(即使是东王)和“天”比，似乎都与这种尊崇是相背的。所以我比较怀疑“功比天高”在诸军师间不忌讳的说法，不知这种提法可有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作为依据？

引言：

诚如温兄所言，史学界关于石达开远征的考证并不少，只是普遍感觉论多而考少。如苏双碧先生的《石达开评传》，硬伤就有数处(例如引用伪史料《太平天国战纪》)，逻辑漏洞也有一些(例如认定“曹卧虎”确为石达开“军师”唯一的依据就是曾有一份清军军报提到这个名字，但历史上用真名字记假事迹的先例数不胜数，钱江就是一例，野史作家尤擅于此。何况那份军报提到曹卧虎是在“反旆”的队伍里)，有些推断纯系臆测(如推测石镇吉等人脱离石达开是因为对张遂谋不满)，还有一些史料明知可疑却照用不误且对疑点不加说明(如《太平天国野史》《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这些也许只是吹毛求疵，不过我觉得对史实的吹毛求疵有时还是必要的。另外温兄说的茅先生的文章，指的可是《通史》《全史》二书？(南大其他著作似基本以此两书为准)，如果是这两本，执笔的应该是崔之清。崔先生在军事方面的造诣令人佩服，尤其对许多战役分析的独到见解给人启发颇多，遗憾的一些史实的认定存在不同章节前后矛盾，(如上一节结尾断言石达开的进军方向不是四川而是两湖，下一节却以“进军四川”为战略目标衡量其战术得失)，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不免白璧微瑕。另外，崔先生的考证依据绝大多数都是官方史料，极少参照地方史料或口碑材料，而官方史料作伪甚多是人所共知的，总觉得虽可用却应慎用，也是一点缺憾。

相比之下，而史式先生的相关文章却是以考查史实为主，议论得很少。所以我觉得，史先生说他这是扬长避短，确是实言。他的考证不能取代他人的论述，但他人的论述也无法取代他的考证。

比如下面这篇

石达开远征考略

史式&李有明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石达开远征军及其余部活动过的地区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广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共14省。活动时间自1857年6月离开天京开始，至1863年6月在大渡河畔覆军为止，前后六年，长征数万里，其进军路线之长，作战地区之广，在太平天国屡次军事行动中是首屈一指的。在远征过程中，有时候全军集中行动；有时候分兵两路、三路甚至分兵多支成扇面状向目标前进；进入广西以后，队伍有离散情况，在进军时就出现了或分或合，分合无常的现象；进入川、黔、滇地区以后，常常分共三路，除石达开自领一路可以称为本军外，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独立行动，分兵之后，直至覆败，并未复合。

在长达六年的远征期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57年5月离开天京到1859年2月驻军江西南安府池江镇为第一阶段。这时，石达开只率军在安徽、汀西、浙江、福建四省境内活动，飘忽无定，与其他各路太平军遥相呼应，抗击清军。基本上没有脱离太平天国辖区和军事活动。与日后的远征西南相比，这一阶段似可称为近征。 自1859午2月离开池江镇到1862年2月全军进入四川省境为第二阶段。这时，他们决心远征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就有了明确的战略方针。离开池江镇后，先以湖南宝庆作为进军目标，准备夺取宝次作为进军基地、西向入川。在围攻宝庆受挫之后。退入广西、积蓄力量、待机再起。但因广西灾荒严重，难于筹措君粮，队伍分散就食，延缓了进军时间。自1862年2月进人四川省境到1863年5月在大渡河畔受困为第三阶段。这时．他们屡次抢渡长江，企图进占成都。清军扼守北岸，抢渡终难得手。也可以说、在这一年多中间，太平军与清军进行的是一场抢渡与反抢渡的持久战、最后太平军困于洪水、以全军覆没而告终。

要想探讨石达开在这六年中的实际进军路线颇为不易。我们在探考查石达开远征军主力的进军路线之时，深感运用史料之难，这是由于：史料为数甚少，就在为数甚少的史料中，可靠性也是很低的。记载石达开远征军活动的史料纷纭错杂，矛盾百出，常常使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稍不留神，就会上当，被误记的史料引入歧途。

为什么史料为数甚少？原因首先在于当时石达开远征军已是一支远离天京的偏师，加之他们行踪无定，常在人烟稀少的边区活动．所以清方的记载不多。其次，石达开远征军最后在川西大渡河畔全平覆没，军中文书完今散失．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记载流传下来。复次，石达开远征军作战地区都在内地、外人罕至，因此也没有外国人的记载流传。

至于史料的可靠性甚低．有三个原因：

第―、封建王朝方面的史料，主要是奏报，常常有心作伪。作伪的原因不外是两个：曰虚报战功，曰掩盖挫败。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中说：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薛福成不仅公开指摘骆秉章欺君说谎，而且认为，外省军报大都如此。当时各地奏报中作伪的严重，也就可想而知。石达开远征军是在边远地区活动，清廷鞭长莫及，难以考合，军报不实的情况自必更加严重。

除了有心作伪之外，奏报中叙事失实的情况也是很多的。1852年太平军撤长沙之围全军北上之后，清方奏报中就有“石大剀(达开)”已经“歼毙”的说法，闹了个石达开死而复生的笑话。

第二、石达开远征军常在边远地区行军，人地生疏。他们本身遗留下来的少数文书每每错写地名、使人难以捉摸。例如《人台左宰辅掀天燕李福猷上翼王石达开禀报》中说：‘查探中旗官兵，并无音耗。而小官度谅其情，所往程途，多行左手之路，必由昭通、渭林，遵奉殿下从先之贵谕，直抵蛮夷回溪司，造桥渡河，亦未知其军机．有何达变而已。”其中颇有难解之处，“渭林”这个地名难以查考，原来是贵州威宁之误。由于地名不熟，他们对于亲身经历的路线有时也会作出错误的记载。

将士们大都缺少地理方面的知识，只知道跟着大队前进，回环往复多绕几个圈子，当时已经晕头转向，事后回忆行军路线，当然更加说不清楚。因此，虽是亲身参加进军的人，把进军路线说错了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第三、比较而言，许多地方志的记载还要可靠些。姑无论这些记我

者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他们记载某―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总比官方奏报真实得多。起义军从某一个地方路过，哪怕是穷乡僻壤，总会惊动一些居民，父老相传，地方志上就很少漏记。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记载，也不可轻易相信。因为记载者囿于见闻，即使很认真地记下了亲身经历之事，有时也难免有错误。如果得自传闻，出入自然就更大了。

举例说，当时石达开部下的队伍四出活动，打的都是石达开的旗号。而石达开远征军入川之后，西南各地各族农民起义队伍受到极大的鼓舞，纷纷起来响应，他们也大都打起石达开的旗号，以壮声势。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同一天中，石达开居然能在相距数百里甚至千余里的两个地方或三个地方同时活动。地方志的记载者既不认识石达开本人，也弄不清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无法分辨真伪，只要看到了石达开的大旗，就认为石达开确巳到过这个地方。作出这种记载并非有意虚构，只是不明真象而已。对于这些错杂纷云的史料，必须进行综合排比，找出疑问，然后分析鉴别，探求史实，才能去伪存真，看出历史的真相。

对于石达开的进军路线，清方官书，时人著作以及不少太平大国进军路线图说法不一，颇有分歧，其中有不少记载是错误的。我们特就此进行探讨，并求教于各位专家：

出走安庆 1957年5月石达开离开天京，最初的进军目标是安微的安庆。自天京至安庆陆路距离不足六百里，行军时间不过半月，有关此事的史料还不算很少，考明这段行军路线本非难事。遗憾的是：白1905年李滨撰成《中兴别记》以后，八十年来，凡是附有历史地图的许多历史著作对于这段路线的记载几乎无一不错。

《中兴别记》六十一卷，清人李滨于1905年撰成。据作者自序，此书采录官私材料约二百种“日夕披览、参稽标志。又访诸曾与戎行者，咨询扎记，相与考证，以得其真。”可是其中记载错误之处仍然不少，对石达开进军路线的错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书对此事的记载是：“戊辰，贼伪翼王石达开率数千人，经芜湖上窜．沿途揭伪榜。略谓：汉秀全疑忌太甚．惧害出走，别为一军。”

作者对于这段记载虽未注明出处。但与史料对勘，我们就能它的来源是福济、郑魁士的奏折。奏折中有关此事的记载“五月十八日(戊辰)，石逆由金陵带其党羽数千，道经该州 (笔者按：即安徽无为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对勘结果，一切叙述完全符合，只是《中兴别记》转录时，把奏折中的“无为”错为“芜湖”。但因地名搞错，则石达开离京行经路线就产生许多讹误。

简又文既看到了《中兴别记》的记载，又看到了福济、郑魁十的奏折。对于互相矛盾的两说，他不是加以鉴别，去伪存真；而是兼收并蓄，同时采纳。他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说：“翼王离去天京，当擎全体属员及基本队伍与俱。先至东梁山，随过芜湖，于十―日躬率皖南沿江队伍渡江。十八，经皖北无为州迳赴安庆”。不论两说谁是谁非．简又文既已兼采两说。他的记载必然是错误的。

石达开在铜并渡江而非铜陵渡江 石达开的进军是否可能经过芜湖?我们认为绝不可能。因为他早已在距离天京不远江苏境内的铜井镇渡江北上，可以通过无为州直趋安庆，就没有再渡江南下绕道芜湖之理。我们说石达开由铜井渡江，是根据何佳清的奏折：“传闻本月十一日(清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年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并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示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笔者曾到铜井镇作过考查，铜井为一小镇，属江苏，接近安徽省境，其南方即安徽之马鞍山。铜井离长江江边约一公里许，渡江之渡口为长江边上的烈山。后来湘军进围天京，也从此地渡江而南。直到现在，铜井与烈山的太平天国炮台遗迹仍然存在，说明这里是天京附近长江中的―个重要渡口。也许是铜井这个小镇不大出名，后来有不少人都把江苏的铜井误会为安徽的铜陵。

例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说：“翼王石达开因天王猜忌及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排斥，私离天京，走东山，本日自皖南铜陵渡江”。渡江日期正是1857年6月2日、即何桂清奏折中所述石达开由铜井渡江之口。在铜井与铜陵两说之中，铜井说有清宫档案为凭，有私家著述，当地史迹，群众口碑可为印证，铜陵说则属后人误会，找不出一条出自当时的史料可以作证。因此，除了说郭廷以把铜井误为铜陵之外，再也作不出其他任何解释。郭廷以既把铜井误为铜陵，又接受了石达开进军时道经无为州的说法，他在编绘《翼王扶王之远扯》地图时，就不得不把石达开进军路线绘得迂回曲折、完全不近情理。即：他们到达铜陵之后，渡过长江向东北方进军。到达无为州之后，又立刻回头向西南方的安庆进军。好像是特地跑到无为州去完成什么任务。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石达开南趋广德说辨伪 石达开自天京至安庆的进军路线还有一说，即：先自天京南趋广德．再从广德西趋安庆。既不经过铜井，也不经过无为州。此说来自两幅地图。一幅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干天国》书前所附“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另一幅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书中所附‘太平大国进军路线略图”两图内容基本相同。此说亦不可信，理由是：

第一、天京、广德、安庆在地图上是个三角形。石达开由铜井渡江直趋安庆，走的是三角形的一个边。如果由天京到广德，再由广德到安庆．走的是三角形的两个边。如无特殊原因、石达开的进军无舍近求远之理。

第二，清廷在安庆失守之后，把皖南暂时划归浙江省管辖。石达开离开天京之时，皖南的宁国府、广德州一带都在清浙江提督邓绍良手中，石达开是不可能通过敌占区而进军的。

我们认为：石达开自天京至安庆的进军路线如下：

1857年5月下旬、石达开率领少数队伍离开天京，“由南门走出……在雨花台讲道(即“讲道理”)三天、遂不回城，迳往安微”。6月2日，“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6月9日、“道经该州安徽无为)前住上游、到处张贴伪示”。6月16日，“屯军安庆”。这条路线基本上是直路。按行程计算，从天京到无为州与从无为州到安庆，距离大致相等。但是前一段路包括渡江，时间要长一些。如果说前一段路费时十天左右，后一段路费时七大，每天平均行程四十余里。这种估计是接近实际情况的。

石达开在安庆驻留三个多月、组成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这才开始下―步的军事行动----南援江西。他们这一行功，是自己人和敌人双方都估计到了的。因为当时江西军情紧急。确实需要增援。福济．郑魁士在奏折中说：“江西乃石达开窜扰之方，党羽甚多。一呼百应，且米粮充足。就近裹胁楚、广悍匪，足以横行。 效揣度贼情，必先窜回江右”。这里只说明了石达开南援江西的有利条件，没有说明这次进援的必要性。实际上当时江西军情紧急，太平军在江西的重要据点临江府与吉安府都被敌人重兵围困、日夜盼望援军。这两地被困之后，太平军在江西的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赣东的抚州。因此，石达开选择江西作为远征的第一个目标，大军南下，必先到抚州。以后再以抚州为进军基地，进援临江府和吉安府。

由安庆至抚州，最近便的道路是通过建德、景德镇、乐平、万年、安仁、东乡南下。从有关史科看来，他们确实是循这条道路进军的。1857年10月5日，石达开在景德镇大会诸将、分兵南进。清方对此事的记载是“景德镇之贼窜踞安仁县”。皖南石贼率大股窜至景德、分股南犯”。

南下江西的进军路线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天国进军路线略图”所绘石达开自安庆至抚州进军路线却与上述路线不同。主要不同之点在于：

1、石达开不是自安庆直趋景德镇而是绕道湖口。

2、石达开不是自景德镇直趋抚州，而是先沿赣江南下作战，进援临江府与吉安府，直到受挫回师才到抚州。

3、从图上看，石达开的队伍似已越过赣江到达西岸、然后又退回东岸。

我们认为：这都与史实不符。理由如下：

第一。当时湖口一带，战事频繁，石达开的主力要想下F增援、必然会走捷径。如果绕道湖口，就会自找麻烦，延误进军时间。绕道湖口之说，可能来自《中兴别记》：“贼石达开自安庆率大股渡江，窜踞建德。犯江西，趋彭泽、湖门、部昌，至饶州、景德镇窜乐平、万年”。如果我们只看这一段。就会发生误会，以为石达开的进军路线是安庆一彭泽一湖口一都昌一饶州一景德镇一乐平一万年。如此迂回曲折，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皖南石贼率大股窜至景德、分股南犯”一语，就会恍然大悟。原来，石达开的“大股”亦即主力是先驻建德，再从建德直趋景德镇，并未迂回进军。因为在上述的各地名中，只有建德才属皖南。“皖南石贼率大股窜至景德”即石达开的主力从皖南的建德直趋景德镇之意，所谓“犯”某处，只是分出一部分队伍前往作战而已。

第二，石达开的嫡系队伍散布在江西战场广的为数不少，其总指挥部原先是在临江府。 临江被围后则转移到抚州。石达开要在江西作战，进援临江府与吉安府，一定会先到抚州、会合自己的部下．共筹大计。不会很冒失地先行作战，再到抚州。有好几份史料都记载了石达开先到抚州的一些活动。如“十月初四，翼军弃安仁而向西南推进，败湘军周凤山军于东乡．斩道员帅远铎。初九，又败清总兵李定太于东乡，续向西南推进至抚州(今临川)。于此，翼工曾征各县童生应府试。 十八日，北趋进贤．．．．．．又绕道西南前进。 二十八、抵丰城．初谋援临江府”。这就明确指出，石达开是先到抚州，再进援临江府的。

第三， 1857年11月，石达开远征军进入江西抚州――当太平军在江西的总指挥部，计划先进援被清军围困的临江与吉安两城，然后逐步恢复赣西失地。两城均在赣江之西，要想赴授，必须强渡赣江。当时石达开缺少水师，湘军水师炮船却在赣江中来往巡逻，并把一切船只拉到对岸，使太平军无法渡江。石达开于12月13日抵达丰城，抢渡不成，就挥军沿赣江南下，另觅渡口。七天之中，行军二百里，历经新干、峡江两县地界，直到吉水，仍难如愿。这时又传来临江危急的消息，他才决定撤军北上，但是临江终于失守。石达开这次在江西作战不利，主要的原因是受湘军师所阻，无法渡过赣江。这一史实，已为治太平天国史者所公认，并无争论。

因此，认为当时石达开已经渡过赣江的任何记载都是错误的。(丛刊图在回师北上时越过赣江，简又文氏图在进军南下时越过赣江，皆误)

进军浙江 石达开进援临江府和吉安府不利、退回抚州，然后全军东向，进本浙江。这一突然行动、令人难解。有些同志认为这是无目的的落荒而走，属于“流寇”行动。但从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向清廷的奏片(咸丰帝朱批该片的日期为九月二十二日)中有关的内容看来，石达开在安庆时就

已拟定厂“赴援江西”与进军浙江的作战计划。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干不等慨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

由此看来。石达开在赴援江西不利之后、立即进军浙江，绝非无计划的流窜。而是早已决定的配合天京解围战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因此．这次进军是比较迅速的。从1858年2月26日离开抚州，到4月20日进围浙江衢州，前后不过一个多月、长驱三百余公里、打破了十几座城市，基本上是直线进军。

石达开1858年1月6日重到抚州、2月26日全军东进、进取浙江。在这一个多月中间，洪秀全因敌人围攻天京，曾数次派人到抚州请援。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石达开拒不应命。例如简又文就是这样说的：“翼王……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为公元1858年1月6日)间抵抚州。往西之路即打不通，由是变更计划，转而东向经略浙江。其原日驻防赣省各邑之军队，除已归队者外，以后亦陆续随来。于此，翼王曾屡奉天王诏令回援天京，皆不应命”。我们以上述德兴阿的奏片与简氏的说法相对照就可以立刻判明简氏的说法是并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因为：

第一、简氏认为石达开的进军浙江是临时起意，是“变更计划”的举动。但从德兴阿的奏片看来、“窜扰浙江”正是早就拟定的进军计划，绝非临时起意。第二、简氏认为石达开对洪秀全的诏令“皆不应命”、实际上是立即应命。从德兴阿的奏片看来，石达开对天京解围之战早有设计，不仅命令各路太平军“概回金陵”，自己也立刻进军浙江，以围魏救赵之计配合天京解围之战。这次解围之战虽未成功、但是两年之后李秀成以奇袭浙江的战略解天京之围，正是师法石达开的故智。

石达开围攻浙江其衢州三月未克，在这三个月中间、局势有了重大变化，虽因史料石足，我们不了解发生变化的详，但从两件重要的史事看来，洪秀全与石达开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两件事是：

其一 、洪秀全已另委蒙得恩为中军主将、掌握军权。免掉石达开通军主将的职务，只给以统领“殿左军”的虚衔。太平天国的全军统帅原由杨秀清以中军主将的名义来担任，天京内讧后，由石达开以通军主将的名义来担任。这时洪秀全取消石达开通军主将的名义．另委中军主将，就意味着剥夺了石达开的军权。

其二、杨辅清的队伍和石达开的队伍发生磨擦，甚至出现冲突，事后洪秀全加委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取代蒙得恩。这种作法显然是袒护杨辅清的。

转战闽赣 从1858年7月14日撤衢州之围，到1859年1月1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石达开在这半年中徘徊于浙、闽、赣三省边境，不仅进军路线迂回曲折，而且没有明确的进军目标，似有进退失据的情况。同时，队伍中有分化现象产生。国宗杨辅清突然离闽返赣，是因为与石达开嫡系队伍发摩擦，这是连敌人也知道的事情。后来，经略杨在田于石达开占领邵武府后立即率领―支队伍经光泽县入赣，一去不返。这究竟是出石达开派遣还是自由行动，真相难以考明。石达开占领汀州后、国宗石镇吉又自领―军，长驱入粤。日后虽与石达开本军遥相呼应，配合作战、但不再复归本军。凡此种种现象、皆与太平天国内部矛盾、亦即洪、石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

石达开从衢州到南安府的进军路线是比较复杂的。常常分兵数路，交叉行进。很难确知石达开本人与其指挥部究竟是循哪一条路线前进。图中的主力进军路线只能指出进军时的大致方向而已。

师驻南安 1858年10月，石达开远征军离开福建，进入江西．于18日占领瑞金。略作休整后，经过会昌，进取南安府。当时曾分兵进入安远、定南、信丰等县。但是从未到过赣州。他们虽有北取赣州以回到江西中邻部老根据地的打算，但是并未实现。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 卷八》，李滨《中兴别记》都有记载。简又文氏图之记载大误，而且图、文不一致。在图中，石达开的进军路线是：瑞金――会昌――于都――赣州――南康――池江――南安。但是《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却说； “翼军自八年九月十二日克江西瑞金之后，即分两路进入赣南。一路由瑞金南进直趋会昌。十月二十日，进兵围攻安远，直至定南。另一路大队(按：指主力)则于二十八日离瑞金。十一月初三，赣军都司清平复其地。此一路经于都、信丰而直趋南安。”又未经过赣州．与图中路线自相矛盾。

石达开攻克江西南安府之后，设指挥部于池江镇，连营二十余里、开壕修栅．准备久守。他在度岁之时、大会诸将、商讨下一步的战略。从他在池江镇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他日后的军事行动看来，当时诸将之间是有争论的。两个主要的不同意见是：

一、不脱离太平天国辖区与军事活动区，仍然从事近征，与天京直辖的各路太平军配合作战。具体办法是从池江镇北上，通过南康，进取赣州，打回赣北去。由于他们有计划，有措施，敌人有所觉察，所以作了如下的记载：“贼由南康县窥赣州，在新城墟筑伪城，其赋首则踞池江”。

二、由于有不少人对洪秀全失望，他们主张从此远征不返，到天府之国的四川去建立―块新的根据地。由于湘军是时自赣州来攻，阻断了东归之路，石达开最后采纳了这一意见。他们从北攻赣州转为西入湖南、是行一个转变过程的。这一点．敌人也根据探报，作了记载：“当踞南安时，景德贼要之，取道赣吉，会赴皖、鄂。石逆以为皖、鄂无足图，用伪二旗子略萧发胜等计划，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

进围宝庆府 石达开大军离开南安府时，决定先取湘南的宝庆府作为进军四川的基地。既有了明确的进军日标、乃能以日拓百里之势席卷湘南各地，使敌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当时湘军多出省作战，省内空虚。 ―旦听说太平军打进自己的老家，湘军军心动摇。清廷对此极为重视、一方面命令湘抚骆秉章在省内组织队伍迈进行抵抗，一方面飞调吉林、黑龙江马队与水师炮船驰援。石达开进围零陵、祁阳时，遇到清军的激烈抵抗，耽延了进取宝庆府的时间。因此，石达开分兵数路围攻宝庆之时，敌人的援军已经陆续到达。宝庆之战持续了两个多月，十余万太平军因为军粮不继，被迫撤围。由于北上道路受阻，他们只得向南退入广西。

庆远休整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大国进军路线略图”所绘石达开入桂路线，都是经过桂林到达庆远府。这是误信了《平定粤寇纪赂》的记载：“九月，石达开全队犯广西桂林省，击却之，旋窜陷庆远府”。实际上围攻桂

林的是石镇吉的队伍，而非石达开本军。当时、石达开正是利用石镇吉围攻桂林牵制敌军的大好时机、兼程西上奇袭庆远府的。许多地方志都指明围攻桂林的是石镇吉。例如：“二十九日，石镇吉犯桂林”。“九年秋七月二十九日，贼石镇吉犯省城”。“达开遂率其众走江西、旋掠浙江、福建、湖南沿边州县。至是，由湖南宝庆南窥广西．遣其党石镇吉掠全州，另陷兴安．据灵川，遂犯桂林。这些地方志不仅把石镇吉围攻桂林的经过作了记载、而且把这支队伍的来踪去迹交代得清清楚楚，自属可信。

石达开的退人广西、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想找一块适当的地方、进行休整补充、以图东山再起、重振旗鼓．进据四川。他占领融县之后，本拟南攻柳洲。但因侦知柳州已被大成国陈开的队伍所据，为避免磨擦，遂转而西攻庆远。他选中庆远府这块地方，还是选得不错的。这一带清军稀少、地方团练力量薄弱、―击即溃。他们驻留此地七个多月、没有发生化么大的战事。可惜的是桂北一带连年动乱，灾荒频仍、突然增加十万大军，筹办军粮极为困难．他们在庆远府附近各县到处征粮，以至开荒种地、都难以解决问题。在七个多月中，不仪没有达到休整的目的，反而被迫分兵就食，影响军心、造成队伍一再分化的严重后果。最后为了暂时解决粮荒问题，被迫放弃庆远府，向桂南一带转移。他们到了桂南，一再分兵作战，队伍离散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以至石达开本军最后只剩下一二万人。在整个远征期中、这是他们兵力最薄弱的时候。为了争取生存，只好避实击虚，到处流动，说不上什么进军的目标。因此，这一段时期他们的进军路线复杂而又紊乱，不易理清头绪。

返归贵县 1861年7月，石达开率领远征军回到自己阔别十一年的故乡贵县。并与占据桂平的大成国领袖取得联系，互为犄角。不久，陈开败死，石达开于9月初移驻横州。以后取道昆仑关、思陇驿、上林、忻城、庆远、洛东、罗城、融县直趋湘桂边境的青林界。然后通过湘鄂边境，进入四川。这一段进军路线，史料记载颇多，但郭氏之图与丛刊图却把这一段进军路线简化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翼王扶王之远征图》的记载是，贵县――融县――怀远――湖南绥宁。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的记载是：贵县附近(并未经过贵县)――金田村――湘桂边境。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革命形势略图”所绘石达开在桂南进军路线是不经过贵县而经过金田村，这是错误的。因为为：

其一、石达开回师广西时曾经回到故乡贵县探亲访友一事，一些地方志均有记载。例如：“达开……归贵县．设翼王府于贵县水源街．连营百余里，北至覃塘、石龙、武宣，南及桥墟、兴业，壁垒森严，置递相望”。“太平大国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回驻贵县、设翼于府于水源街。部众数万。分队数干、寻取道武宣峒岭回奇石墟”。“大宴父老为欢”。“兴业县长荣团与贵县毗连，某年演剧以迎翼王。翼王即撰一 联……长荣人士至今传诵”。1981年3月笔者到广西贵县调查石达开史事时、从当地群众口中还了解到了个少石达开回乡的口碑。

其―、石达开在贵县一带活动时、广西的清军集中兵力围攻大成国的首府桂平，不久即将桂平攻破、大成国首领陈开败死。当时桂平附近的金田村也是作战地区，石达开根本不可能从那里通过，而且，陈开败死之后，石达开在贵县、大墟一带收集陈开余众数万人，决心走小路进军四川，也没有绕道金田村的必要．缺乏重归金田实证。

简又文氏之图虽有小错[例如从横州至思陇驿途经南宁，怀远在青林界以北之类)．大体正确。

石达开收集陈开余众之后，突人湘南，行军急如风雨，决心进取四川，其进军目标是明确的。为了排除干扰，迅速进军，他采取避实击虑、专走几省边境山间小迳的办法。这种意图，从他的进军路线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广西境内，他走的是上林一庆远府一融县―线、这是为了驾轻就熟。在湖南境内、他走的是湘西即湘黔边境；在湖北境内，他走的是鄂西即川鄂边境。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原因有二：

第一、边境地区不大引人注目，而且清军稀少，易于通过。

第二、他在广西队远府时分化出去的队伍，这时正在黔东、四川的酉秀黔彭一带与鄂西活动。走这条路线，随时都有和这些队伍会合的机会。事实正是如此，1862年1月石达开本军就在湘、鄂边境广的龙山、来凤与这些队伍会合，组成一支十多万人的大军，重振军威，向四川挺进。

石达开从1859年2月离开江西南安府起、到1862年2月进人四川省境为止、前后共计三年。这是整个远征期中的第二阶段。在这三年中。他虽然长期流动作战，但却一意入川，希望建立新的根据地，并非甘当“流寇”。1862年2月17日，石达开的大军从湖北利川县境进入四川石(石主)厅境．入川的愿望终于实现。但是这时四川的局势已与几年前大不相同。清军的实力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空虚。老奸巨滑的骆秉章由湖南巡抚调任四川总督，带了不少湘军到四川布防。石达开人川之时，敌人已经严阵以待。石达开进军的目标是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川西盆地。要到成都、必须抢渡长江。骆秉章要保成都与川西盆地，必须扼守长江。因此、石达开整个远征期中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个阶段。其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抢渡长江。从1862年2月进入四川开姑，到次年6月在川西大渡河畔覆军为止主要的抢渡活动一共有四次。即：

第一次、1862年4月围攻涪州，企图以此地作为抢渡基地，但因清军水师封索长江，抢渡计划不能实现。

第二次、1862年攻克长宁，企图进取江安作为抢渡基地。后来被清军优势兵力围攻，放弃长宁东退。

第三次、从长宁东退后，石达开在东溪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前进．绕道黔滇，在叙州附近会师抢渡。1862年11月石达开开本军攻占横江镇，苦心经营，作为抢渡基地。次年初．因被清军围攻，横江失守。

第四次、1863年4月，石达开本军在米粮坝渡过金沙江，向大渡河边挺进。但在大渡河畔紫打地被洪水所阻，粮尽援绝，全军覆没。最后一次抢渡仍未成功。

石达开在第三阶段的进军路线、就可以大致反映出四次抢渡活动的情况。由于石达开在第二次抢渡活动失败后开始分兵，所以此后就出现了三支队伍：石达开本军、赖裕新军亦即中旗队伍、李福猷军。

现在先探讨石达开本军的进军路线。石达开本军在这一年多中间究竟经过哪些地方，各种记载其说不一。比较而言。有两处出入较大。其余各处虽有出入，大致相同。出入较大的两处是：

其一 石达开本军通过合江县境进军叙永，其途中经过的“仁怀”究竟是当时的仁怀厅还是仁怀县？

其二，石达开本军放弃长宁，进军横江、是绕道黔滇进军还是从长宁直趋横江?

截至目前为止，许多太平天国历史地图――包括从刊本《太平大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天国进军路线略图”、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图“翼王扶王之远征图”、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附图“翼王人蜀图”等等。几乎都认为这个“仁怀”是贵州仁怀县，而不是当时的仁怀厅(今贵州赤水县)。我们的看法是：这是一个误会，是南于混淆了古今地名所造成的误会。

清代的贵州省有两个仁怀，一是仁怀县，邻近遵义，现在仍名仁怀县。二是仁怀厅，邻近四川合江，现在改名赤水县。两地相距约二百里。石达开由合江县境向叙永进军，如果通过仁怀厅，是一条最近便的道路，全长不过一百二十里。如果绕道仁怀县，不仅翻山越岭，崎岖难行，而且路程倍之。只要没有特殊原因，谁也不会去舍近而求远，舍易而求难。就当时的进军情况而言，并无什么特殊原因。因此我们认为，石达开进军路线中的仁怀，不是仁怀县，而是仁怀厅。

关于石达开进军横江时是否绕道黔滇的问题，许多地图上所绘的路线都是错误的。从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到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大国进军路线略图”看来．石达开似乎从长宁直趋叙州，又从叙州绕道云南昭通直趋大渡河边的紫打地。此说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石达开在四川作战，一切都是为了渡江。如果已经渡江到了叙州，即可迳取成都，为什么还要退回云南昭通?历史事实是：石达开从未到过叙州。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图“翼王扶王之远征图”上所绘石达开进军路线是：先从长宁退到云南镇雄，再从镇雄北上横江。这比以上两图略略接近史实，但是缺少绕道贵州的进军路线，仍然是错误的。

石达开从长宁撤退之后．经过四川东溪、贵州遵义、贵州大定、云南镇雄、四川筠连，然后北上横江。有不少可靠的史料能够证明这个史实。例如：

《李福猷禀石达开》：“前于东溪之时，荷蒙殿下劳心，铺派各路官兵，进取平夷蛮夷，造桥渡河，直抵木川司会集。嗣后殿下至于遵义郡，又谕曾李二兄，进取叙郡屏山邑一带”。

《石达开自述》：“头队唐姓杨姓攻破长宁，不能深入，绕道贵州遵义、云南昭通，想从横江过河”这里的说法是笼统的说法。从进军路线来探索．当时经过贵州遵义的是石达开本军，经过云南昭通的是李福猷军。李福猷到达金沙江边的副官村后，被石达开召回横江大营，准备共同从横江抢渡金沙江。所以石达开在这里说“想从横江过河”。

石达开本军经过大定府，石达开曾与当地苗族群众欢聚。对于此事，留下了不少口碑。《太平天国诗文选》中“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一诗的‘解题”中说：‘这―首诗．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据搜集者运华的《石让开与苗家》记道：“太平天国的时候，翼王石达开带领数万雄兵，路过贵州大定。所到之处．真是秋毫无犯，百姓安乐。尤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至今传为美谈。当地苗族人民为了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英雄人物的衷心热爱，曾以接待上宾之礼接待了他”。

骆秉章向清廷奏报军情时，曾经提到石达开本军在云南镇雄大事扩军的情况：“(石达开)由黔西窜人云南镇雄州地方。以处既无兵团扼堵，且土匪散练，随在皆是。诚逆得以裹挟．其势复张”

清方官书曾经说明石达开离开云南镇雄之后。即直趋四川筠连，、再北上横镇。中途并未经过云南昭通：“该逆在镇雄州裹挟土匪，其势复张。九月二十四、五等日大股由焦村直扑筠连，并上窜宜宾之横江镇。意欲抢渡金沙江，进窥叙郡”。这也足以说明《石达开自述》中所说经过云南昭通的不是石达开本军、而是李福猷军。

石达开为什么不从长宁直趋横江?为什么绕道黔滇、舍近求远?其原出是不难探索的。他在长宁时，敌人全力来攻。这时他如直趋横江、自然摆脱不了追兵的纠缠，也就难以抢渡。绕道黔滇分兵三路，可以摆脱追兵，迷惑敌人，声东击西，避实击虚，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在绕道进军中，还可以进行休整扩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不难勾画出一条石达开从长宁撤军绕道黔滇进占横江的进军路线。认为石达开从长宁直趋横江并未绕道黔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还有两种说法。也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说是石达开曾经到过贵州的郎岱。另一说是石达开曾经到过贵州的兴义(即黄草坝)。这构说的根据何在呢?郎岱说的根据仅仅是骆秉章的一个奏折：“伏查中旗发逆、系赖裕新即赖剥皮为首，本属著名闪悍老贼。自贵州郎岱与石逆分路、约有二万余众，绕赴建昌，意图伺我不备，长驱深入”。

这个奏折的内容从何而来?是否是出自赖裕新部众?赖裕新个人是在越西附近战死的，骆秉章并没行抓住他，不可能从他口中得到口供。如果说得自传闻探报或被俘士兵，则史料价值不高，也不可靠。因为石达开分兵三路作战，本来就是为了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主力何在。赖裕新或是任何别的太平军将士，都可能为了掩护自己的主力队伍而对敌人说假话。和那些确凿可靠的史料相比这个奏折的内容自然是不可相信的。

兴义说的根据仅仅是地方志中的一条记载：“同治九年八月。翼王石达开窜踞贵州黄草坝(今兴义县)，滇边戒严，达开率众数十万，由四川沿江―带窜入贵州，所过残破。是月踞黄草坝、谋取道于滇以犯四川。时远近震动，逶东州县相继戒严，请援告急者，络绎不绝。然省城抚局甫定，弗能顾也。 九月，石达开分道寇滇，数路并进，一由普安出平彝，一由威宁出宣威，一由毕节出镇雄。一由永善出昭通取齐渡金沙江，以犯四川。众数十万，沿途骚扰”。这条材料乍看似实，但细加推考，则矛盾难解。其不可信的理由有四：

第一 同治元年八、九月，为公元1862午9、10月。这时石达开还在川南黔北一带活动尚未分兵，不可来到黔西南的兴义， 这里的记载与时间矛盾。

第二，石达开在贵州境内分兵三路，其总兵力不到十万人。文中说石达开率众数十万。过于夸大。

第三、石达开派赖裕新部西进又北行，率先人川，又派李福猷部南下东归．分兵的目的是迷惑敌人、声东击西。以便抢渡。绝个是分路进兵，取齐之后共同抢渡。文中说各路“取齐渡金沙江，必然暴露目标。这显然是和石达开的意图与史实相违背的。

第四、文小所说的四路进兵，有两路是由东而西。有两路是由北而南，这似乎是足想在滇东宣威―带打包围歼灭战，与北渡金沙江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昭通志稿》的记载为什么会如此失实？这正说明石达开分兵活动、迷惑敌人的策略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当时石达开为了掩护主力队仍迅速进军、摆脱敌人的纠缠、故意分出许多小队深入内地，到处活动。此外、还有―些当地的起义队伍也都打起石达开的旗号、以资号召。因此，在同一时间、到处部有石达开的活动。这就使敌人觉得风声鹤唳峡，草木皆兵，因而到处“戒严，请援告急者，络绎不绝”。造成一片混乱。而真正的石达开却率领他的本军悄悄渡过金沙江、直趋大渡河岸、未被敌人发觉。《昭通志稿》的记载失实、概由于此。

石达开主力到达大渡河后，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本部三万余人到达大汉河南岸的紫打地。其之时清军毫不知情。但因当夜暴雨，大渡河突然涨水，耽搁了渡河时间，最终在大渡河畔全军覆灭，石达开等五人被解往成都就义。石达开到达大渡河畔紫打地之后的被困情况和突围路线，是我们1981年8月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参考有关史料和群众口碑而绘制的。

以上所探时的是石达开本军进军路线的问题。致于赖裕新军、李福猷军，由于进军的范围更加广阔，行动更加飘忽，其真正进军路线也就更难探讨。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只是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主要要是太平军自己的文书、清方军报与各地方志的记载，定出一些点来、然后根据时间顺序把它们联成一线。致于怎么联法，也只能是核计路程，分析形势、找出―条比较接近事实的进军路线而己。

石达开远征军中独当一面的大将李福猷，在太平天国史中是一位神龙见尾不见首的人物。公元1862年初石达开远征军从湖北向四川进军之时全军分兵三路。除石达开自领一路外，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此后．在石达开部下的将领中，李福猷就成为仅次于赖裕新的第二号人物，摧坚破敌，屡建奇功，深得石达开的信任。奏稿本《石达开自述》中说： “李福猷深知调度，曾交三万人给他管带．”三辑汇编本《石达开自述》中说：‘达开因李福猷能调度以下头目，是以管带后队．”足见石达开对他十分器重。1863年初，石达开率本军渡过金沙江向川西进军之时，李福猷奉命分兵入黔吸引追军，圆满地完成了掩护石达开本军进军的任务。同年6月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因受洪水阻拦而覆军，李福猷仍率孤军坚持斗争，转战于川、黔、湘、桂粤五省，最后在广东连川负伤被俘，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成为太平天国的烈土。

可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在石达开远征军由桂入川之前，我们在许多公私记载中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文》第十八章中说： “同治元年(天历壬戊十二年)正月初二日，翼军出湖南龙山而透入湖北边境之来凤县，与黔绿林魁首李洪联合共进。先是，李洪起自贵州东北，早与翼王通款，准备迎其入川。于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入川占黔江，九月十四，出鄂边之咸丰。翌日，占来凤。十月十七，南攻湘北之龙山，谋迓翼军。候至十二月二十六．李洪军大破鄂军于来凤，斩总兵惠春、游击兴禄、都司双庆等，于是肃清隘碍大门之阻力，无怪翼王是时得长驱直入巴蜀矣。此当是其两三年来之最快意事。”并加按语曰：“翼军入川后始闻有大将李福献者。疑即李洪所改之新名，盖其以后为矢忠于翼王之第二、三名大将，授官人台左宰辅，后晋爵掀天喜，此时名位权势，仅亚于赖浴新，惟一向未见其名出现，而入川后，又只闻福猷名，而未再闻李洪之名，且李福猷兄弟及部下，后来于翼军失败后，有回黔活动者，而李洪固黔人也，此又可为佐证。志此备考。”笔者认为：简氏的假设虽很大胆，考证则未免粗疏。他认为李福猷即李洪的理由有二：一、两人均姓李。二、石达开失败后，李福猷率部回黔活动，“而李洪固黔人也”。其实，这两个理由都难以成立。一、李为常见姓氏，认为李洪改名李福猷，纯属猜想，并无根据。二．石达开失败后，李福猷并非仅率部回黔活动，而且率部到湘、桂、粤活动。既然简氏之说不足为据，则李福猷究竟从何而来，仍然是一个谜。

笔者在刘显世等编篆的《贵州通志》上，偶然发现一个有关李福猷出处的线索。现在录之如下：“本月十五日，准广西抚臣刘长佑来咨，以石逆勾合李福猷等各股悍匪．由贵县龙山窜出石龙，恐窜楚、黔边界，咨请一律严防。又据护古州镇总兵成应洪等寓称：探得石逆大股，现由广西窜过湖南绥宁县属之青林界、延长、安堡、麻龙一带，距该县及靖州通道等处，均不甚远，并与黔省黎平县接壤，该护镇一军原在古州剿办教、苗各匪，将欲竣事，因恐黎平空虚，闻信即分队回部防御等情。奴才已批饬该镇，应即自督大队于楚、黔边界，择要堵截。”

笔者认为：此文中的“李复游”即石达开部下的大将李福猷。清方公文中对起义军中的人名误写同音字的事司空见贯，而石达开部下的大将不会有读音完全相同的两人――如果真有这种情况，早巳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自己也会改名以免发生混淆。至于清方有意篡改起义者的名字，把含有褒义的字改为含有贬义的字，更是随时都有的事，不足为奇。例如改“萧朝贵”为“萧潮溃”，改“李秀成”为“李受惩”，改“张洛行”为“张乐刑”等，比比皆是。对于“福猷”这样的美名，他们当然不愿照写，改为“复游“，即有游来荡去之意，含有贬义。

据此线索，我们可以推知：

一、根据石达开回师广西发展队伍的情况，这里所说的“各股悍匪”当是天地会的队伍。

二、既然清方对“各股悍捍匪”只点“李复游”之名，足证这一股是势力较大的一股。

三、既然“勾合”之处是在广西贵县的龙山，说明这个“李复游”是在石达开故乡贵县活动的天地会队伍的领袖，可能就是石达开的同乡，或是新知，或是旧识。总之，是共同抗清的同志。他后来受到石达开的重用，也就毫不足怪。

补充一条太平天国科举不能充分鉴拔人材的原因--考试选题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前期科举考试题与四书五经无关，答卷也不得引四书五经的内容，都是什么“独一真神皇上帝--皇上帝乃真皇帝”，什么“真命天子福命将”，像“四海之内有东王”就算难得现实点的题目了。这样的考题和限制自然让士子们无所适从，绝大多数人只能以空论空，游戏文字，很难表达什么深刻思想，故而凡是文理通顺下笔能成章的就可以录取了。(会试中成绩出色者应是认真研读过太平天国出版物的，但这类人毕竟是少数。)虽然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宣布古书中有很多道理，不可毁之过甚，从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全面禁毁民间书籍，但囿于一贯以来的宗教理念，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些书的合法性，只好由太平天国政府组织人对这些书进行“删改”，剔除与宗教信仰不合的字句(例如把孔子都改成孔某)后出版，才算正式的合法读物。在此之前，国家的各级科举考试当然只能以正式承认的合法读物的内容为准。后期太平天国武科考试中出现了《武略》(即《五经七书》的删改本)，还有学者考证认为《诗经》也完成了删改出版，成为合法读物，但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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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完太平天国地方官制，选拔和任用制度后，最后该说说守土官和乡官的具体主要职责了。

　　乡官的主要责任包括

　　1 编户口册，并颁发门牌，相当于今天的户口本。主要目的是区别刁顽之徒与良民，在人口流动很多的战乱时期起到杜奸宄、保闾阎的作用，便于维护治安和清查奸细。

　　2 编粮册，征田赋。即统计土地数量，在辖区征收田赋。

　　3 维护治安，稳定辖区秩序。

　　4 受理诉讼。

　　各级乡官对上级乡官负责，军帅总管??下一应事务，对监军负责，监军的地位相当于清廷的知州，但权力更大。而军帅，监军共同对总制负责。所谓“各军刑政由军帅议定，乃禀监军以达于总制”，“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

　　在诉讼方面，乡官有权裁夺辖下争讼，有权处置辖下乡官。对诉讼结果不满的，可以逐层向上申告，直至总制，总制有权裁决死刑。(《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可以再向上申诉直至丞相，侯，王，军师，直到天王，但总制以上的诉讼情况不详，从情理上估计，操作起来恐怕比较困难)

　　太平天国有登闻鼓制，天京各王府外都立登闻鼓以受理申诉，地方政权建立后，在各郡县长官公署外也都立登闻鼓。类似制度历朝都有，但通常凡民告官者，以下告上者，即使胜诉也判有罪，可判流放，革职，甚至死刑。太平天国无此例制，并且规定，凡登闻鼓响，必须立即受理，不得迟误，连天王洪秀全也不例外。1858夏年因战事紧急，李秀成曾在天朝门外击登闻鼓，迫使洪秀全升殿议事。从这点可以看出登闻鼓制度的严格执行。直到1861年，地主文人写的《避寇日记》中还记载了太平天国地方官“钟长毛出告示，听治狱讼，凡民间有冤抑不伸吝，于三、八日期至辕门击鼓，审断曲直，平反冤狱”的情况，所以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我们首先要加以颂扬的论题就是太平天国的法庭”“太平天国的法厅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要求首长主持公道”“有钱有势的人决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胜过穷人”。(当然，太平天国末期政令不行，纲纪紊乱，诉讼公正性必然也随之大打折扣)

　　守土官除了针对乡官的汇报处理民政外，还负责发给各种政府凭证，路凭，田凭，纳粮执照，工业照凭，商店执照，等等。恢复家庭后，婚姻登记和发给结婚证书也由守土官负责。在紧急时，守土官可以组织民众对抗清兵，“寓兵于农”。补充一句，守土官的任命须报天京政府即东王杨秀清批准方能正式生效。

　　经费方面，监军根据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于其所辖地方征收钱米，以所得的三分之一留作本县的办公需用，其余的三分之二上缴。总制则每日从各县监军处收钱二千文，作为行政经费。

　　在太平天国前期从民间选拔的地方官员中，有不少为太平天国政权誓死尽忠的，如桐城名士澧谟本是清朝秀才，于1854年安庆乡试中考中举人，委任为桐城县乡官。后清将臧纡青统兵突袭桐城，澧谟亲奔安庆告急，太平军援军在挂车河痛击清军，解桐城之围，围攻清军半数以上被歼，臧纡青阵亡。1858年，李续宾陷桐城，澧谟誓不投降，被清军逮捕后五马分尸。湖北兴国守土官胡万智，在战争中身中数刀，犹然不屈高喊“天父东王鸿恩当以死报”。江西龙泉县白发者监生张谦，原是当地庠序领袖，他清军极刑处死前慷慨声言：“大事不成，遗恨千秋，但决不回首！”。。。。。。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为太平天国尽忠的地方官员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留下姓名和事迹，另外一些人虽然未必能如此守节不屈，但于任职期间一般还是能够尽职府办事的，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一介布衣被太平天国选出委以重任。如据敌方记载，“贼于所得之地，遍立乡官，每乡以致盗魁督领之，就其所习之业，如卖棉纱、布线、钱绳、茶叶之类，予以资本，采四五百旦，限日期回报。……无--不--竭--尽--心--力。此等田间百姓，形色衣履，毫无瑕隙，往来我城池营盘请处，习见不察，诚足虑也”。所以《贼情汇纂》的著者认为“土著生计，丝粟难隐，裹名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慎无谲于此者！”

　　总之，守土乡官体制的建立和推行，使太平天国能够借以源源不断取得财力、物力及人力的补给，使太平天国许多地区虽处于战乱的总形势下，还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四野耕种得不失时”，例如在潜山，“官兵远隔，逆踞无多，咸丰四、五、六等年，为伪官者，皆坐享太平”，就是说在没有战火袭击的三年间，潜山地方政权一直保持了平稳的运作。又如湖北崇阳，自一八五四年春归入太平天国后，委派曾天爵为监军，就连湘军首领王鑫也不得不承认他“能假仁义”。后来王鑫攻陷崇阳，发现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拥戴居然“牢不可破”，于是写信给胡林翼说：“州县亲民之官，委任诚宜得人，况逆贼前此所为，多能沽恩市德，若不称职，尤难图治。”就是说，因为太平军此前的治理颇令民众感沛恩德，所以清军虽然夺回了崇阳，如不委任得力官吏，也将很难治理。他甚至在信中说，原本想在收复崇阳后举办捐输，筹集团练费用的，现在只好暂时放弃。曾国藩对湘军“收复湖北”后的情形也描述说：““崇（阳）能（城）两邑……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其旁近州县，如通山，蒲圻、大冶、兴国、咸宁、嘉鱼等属，皆已为贼所踞，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油盐可供采买，人心这坏，实堪痛恨！”曾国藩口中的“人心这坏”，当可视为民众心向太军的表现，从反面显示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成效。

　　有关太平天国的中前期的地方行政基本情况大致便是如此了，主要是安徽和湖北的情况，因为江西我想另外单说。太平天国的制度肯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运行起来也必然有很多问题，但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还有极其紧张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起义者第一次真正尝试建立与封建王朝性质不同的政权，虽然有封建王朝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毕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所以曲折，反复，错误，都是难免的。但是，他们曾经在苏，皖，赣，鄂，浙，闽的广大地区上进行过这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幅员面积及管辖的人口比欧洲的许多国家还要大得多，多得多，我想仅仅就上面的内容，虽然不能立断太平天国的褒贬毁誉，却也足以反驳那种认为太平天国只破不立，只懂军事不懂政治，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甚至只配称之为军不配称之为“国”的说法，且不说为了保卫这些地方政权而战死沙场的中低层太平军官兵，这样的说法又置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乡官于何地？

“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 讨粤匪檄文

说起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一般人都会想到《天朝田亩制度》。可是，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其实却并不是几乎没能推行的《天朝田亩制度》，而是定都天京后发布的《待百姓条例》。大致内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

《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关于商业政策的规定(注意了，这又是一个鉴别所谓“太平天国真相”文章的试金石，很多文章说天朝田亩制度禁绝商业，显示作者根本就没读过《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如此，《天朝田亩制度》里也没有“田皆天王之田”的说法，所以，曾国藩的声讨针对的显然是《待百姓条例》而不是《天朝田亩制度》。不过，《讨粤檄文》发布时，距离“安庆易制”已有好几个月了，曾国藩一直密切关注皖北局势，断断没有不知道的道理。所以，《讨粤匪檄》中的这一句指责，实是对事实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不过，即使在《待百姓条例》中，太平天国也没有废止商业，“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取消的是私人商业，天京成立诸匠营，百工衙，取消的是私人手工业，这种情况和1949年以后行长时间内中国的情形是相似的。太平天国并不是禁止工商业活动。天京城外却曾开有公有商店，虽因种种原因二个月后诸店皆歇，但还是有买卖街(共八处)，生意颇旺。只不过天京政府虽没有取缔买卖街，却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政策，亦没有派人管理或征税，而是任其自生自灭。(买卖街时常遭到江南大营的破坏，而后又自行恢复，可见商品流通的需要是无法遏止的)加之天京对居民出入限制甚严，使天京地区的商业活动规模极为有限。

太平天国对私营商业施行保护和管理是1853年9月石达开到安庆主持易制以后的事，当时正是清廷上下攻击《待百姓条例》之声甚嚣尘上之时。但自石达开在安徽“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后，《待百姓条例》就没有再在太平天国新占领区宣传过。“安庆易制”前，有个安徽(黑多)县人写诗说：“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洙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注为“贼谓之曰：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之货”，“易制”以后，却有一个同县商人记载道：“平日索贾于省城(即安庆)，贼据省城，而(黑多)人之贾如故，且与贼甚习”，就是说，太平天国占领安庆后，本地商人照常往来经商如故，而且与太平军相处得很好。1854年春，英国公使文翰的随员(笔名XYZ)到安徽太平天国治区时看到“店铺依旧开者，照常营业”，同年秋，《镜山野史》作者记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治理湖北的举措时说“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凡此种种，均显示在太平天国开辟的各根据地，私营工商业依旧平稳发展，并未遭到取缔。”

不仅如此，在当时还有一个“擞发商人”的概念。如据1856年8月16日《北华捷报》通讯报道，“有一书店老板言：“安徽太平军抽收税饷，税率低于清廷。。。。。。又遇一江西商人旅居安庆者，问其生意如何，则答云：“长毛对待我们殊好。”并言，他们还可以与非天朝治下的区域做生意，彼本人即擞了发由安庆到江西经商者。”太平天国要求统治区内各色人等必须蓄发，但对往来于清统治区与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商人却给予特殊待遇，允许他们不蓄发而往来境内，仅此一点即可以显示其鼓励商业往来的用心。

以下分“税关”“店铺和手工业”“国有商业”“对外贸易”“货币”几方面分别谈一下。(这里介绍的仍是前期情况，只有在前后期情况相差不大时才会举后期为例)

(一) 关税

1 榷关

天京事变以前，太平天国沿长江总共设过以下榷关：

安庆关：这应该是太平天国的第一个榷关，是1853年石达开到安庆后不久设立的。关口处建有崇楼，以炮船十只环绕，并用铁锁巨筏横截江滨，拦阻往来商船，征收关税。安庆被太平天国持续占领长达八年时间，因此安庆关也是太平天国历史最长，税收最稳定的税关。

九江关：这大约是太平天国的第二个榷关，设关时间仅稍晚于安庆关。有记载说九江关初期收入很少，但也有学者进行过考辨和反驳。

宁江关：位置在芜湖，设立时间和九江关差不多。芜湖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更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太平军为了加强对芜湖的管理，在芜湖设宁江郡。初开关时因为战事原因收入微薄，但随着当地商业日益兴隆，税收也稳步增长，该地的粮食税后成为太平天国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而皖南地区商船出江时也在芜湖缴税。后来太平天国还规定，所有长江上的外国商船凡下水者在宁江关缴税，上水者在天海关缴税。

天海关：1854年起设于天京北门外，与浦口隔江相对。因为该地区对天京安危至关重要，故分三光，实施复验制度，以免有人借通商之名行不法之实。上下关分别负责上下江来船的验货盖印，而由中关复验给票。天海关又叫龙江关，它的设立是天京政府正式承认私人贸易并予以保护的标志之一。

太平天国还在武昌，武穴，安徽太平设有榷关，外商做生意则一律先到镇江关办理手续。此外，各郡县的河港也设有榷关。

安庆易制开始后不久，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如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傍水名城，并为贼巢，长江之险非复我……东南局势真堪痛哭”，如果他知道太平军在这四处“傍水名城”全都设关征税，用以充国库和军用，想来会哭得更厉害的。

2 只征一次谁

长江上每20~30里设有一个复查关卡，凡已纳税者只须再交100文钱的手续费即可过关----太平天国在征税之后发予通商路凭(也叫关票或卡票)，一方面供其他关卡查验货物种类和数量是否相符，避免逃漏税或运送违禁物品(主要是鸦片)，另一方面则保证每批货物只须交一次税即可畅行全境。如现存的太平天国“芦墟关卡票”上，就针对商民印有“不得隐匿漏报”，针对守卡官印有“勿许浮滥多索”的规定。

太平天国的榷关税治清明，无论在清方，外国人，前期，后期的记载中都是有口皆碑的。如记载前期事迹由曾国藩组织编写的《贼情汇纂》说“抽税之后，给伪船票一张，如遇贼党，竟可免虏劫”，另一部记载前期事迹的《金陵杂记》说“伪大关派小口在被复查，有伪单者再索照单钱一百文，无即照查收税”，而记载后期事迹的《海角续编》也说“贼于城外各乡要路设立伪卡，每遇船变过，搜查有无货物完纳税。税过，给以税票。在本境或过他卡，俱可照票另出钱百文，加用伪印，不必再完”，与《金陵杂记》完全一致，足见可信，且说明该政策具有延续性和一贯性。太平天国后期有个外国公司的欧籍雇员从宁波经丝产区到徽州茶产区到上海，其日记写道：“晨五时出发去上海，七时过一个税卡，中午又过一个税卡，下午四时过第三个税卡。缴费为税票盖印，三处都没有收税”，说明对中外经商者实行了相同的政策。

上述情况与清政府统治区内厘卡遍地，逢关征税，遇卡纳厘，商人不得不重复缴纳厘金多次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据记载，咸丰五年即1855时，仅湖北就设有厘卡480余道，后来情况愈来愈严重。《漏网喂鱼集》记载从常熟到上海的一路上层层设卡，卡卡要税，不过一百余里，却要征税六次。《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从河口到这个大市场，不满三十英里，而我所见到的厘卡竟不下十五处之多。这条河相当宽阔，扬子江上游汉口的木筏下驶，以此为主要水道。我在沿途见到许多木筏，曾与木筏商人交谈。他们都极为怨恨厘卡官吏的横暴勒索，他们向我确说，按照法律规定只能有两个厘卡，可是这十五处厘卡每处全都榨取原来只应该缴付两次的同样税银”“货上船前，早已向税吏缴治税银。并且，自仙女庙至瓜州有十五个到二十个厘卡，全都勒索超过法定的税银。中国人常向我说，各省督抚特征敛事责之属员，任其勒索。这些清朝官吏有足够的兵勇去强行讹诈，所有来往木船付钱之后始得放行．小民哀告无门，因为他们只能向督抚申诉，可是各省督抚本身就是借此发财起家的”

因此以商人身份来到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评价说：“太平天国的税收机构与腐败不堪的满清厘卡适成群明的对比，是公正的、正规的、简便的。……税率总是适度的。这种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只交付一次税款，印发给一张凭照，直到目的地，不再于他处纳税……太平天国税署所施行的简便有效的税制是应该受到大大赞扬的。

从前后期记载看，太平天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了良好的税法。除了最末期外，只有很少例外。如1860年浙江金匮荡口地区曾出现两个太平军税卡，皆须纳税，因为当时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各自立卡征税造成的，但陈李二人也仅仅是各立一个税卡而已，而且陈玉成不久即离去，所设税卡也随之消失。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推行“分地制”，各地将领在地方税赋的征收和支配方面有很高自主权，故而个别地区出现这种不同分地将领重复征税的情况，但在1862年下半年广泛滥封官爵特别是王爵以前这种情况只是极个别现象。太平天国前期并无分地之说，当然更不存在这一问题。

3 轻税

太平天国的榷关设立之初只有比较粗略的规定：凡船长一丈，所载为盐、米、布、棉或煤等物，称“粗货”，抽税钱二千文，如所载为丝、绸等物，称“细货”，税钱为四千文。到了1854年，就仿照清朝户部和工部的则例制定了各类税率，使管理趋于规范化，而税率则比清政府低得多。

如按船计算，太平天国对每船征收税银计不过数两，而清政府每船纳银则要20两，为太平天国的五到十倍。

厘金制度初立时，豌豆、蚕豆每担已须交纳30文，稻谷、高粮、乔麦、杂粮每担25-50文(后来涨为3~5倍)，而太平天国对于粮货每担征收十数文，仅为清率的三到五成。

总体而言，太平军的通关税率一般为货价的0.5到2，清廷初设厘金时比例为1，后改由各地自定，即长为3-5，个别地方竟有抽到10的。

以上还仅仅是规定上的税率比较，然因清地遍设厘卡，实际征收比例还要高出许多，如江苏省的实际征收率竟达货价的20 ~ 30，是太平天国税率的10~60倍；《漏网喂鱼集》记太平军占领常熟时在各港设卡征税，每镇不过

又如盐税，太平天国前期，淮盐运汉每担收税仅百文(每担为100斤)，平均每斤征收仅一文，而清地川盐入黔却是每斤征收数百文，相差竟达几百倍。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记载1861年赴安徽太平县购茶事时写道：“自上海至太平有二途，一由芜湖直达，一在芜湖上流百英里处有地曰大通。当时芜湖至太平县在太平军势力范围中，大通则为官草所驻……经大通沿途有重税，芜湖则否。”(其时清地茶税和厘金总共征收约20，超过太平天国征收率的10倍)

太平天国的税率虽低，收入却不菲，如《金陵杂记》言其仅盐税一项便“获利甚厚”(太平军的盐税仅为清厘比例的数百分之一！)可见其商船往来。贸易兴旺，绝非某些人所说的工商尽废，一片萧条景象。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在1852/6/1~1853/5/31为25571包，而1853/6/1日~1854/5/31的出口额却达到了61984包，这一激增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恐怕不能说与太平军在这一时期内控制了中国主要茶产区之一的安徽近半个省，尤其是几乎所有的沿江州县无关。

二 商铺和手工业作坊

“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对天京以外地区的私营店铺和手工业都予以承认和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需要向地方政府领取营业执照，并依规定交税。申请之处先由低级官员发给临时印照，以便开业，经高级官员批准后再换发正式执照。现在可查的太平天国签发的私营工商业执照包括商店印照，商店执照，茶馆卡凭，当凭，店凭，船凭，手工业照凭等等很多种类。由于缺乏太平天国前期颁发的工商业执照，这里举一份1859年的手工业作坊照凭为例：

己未九年四月初六日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发给怀宁县榨户朱物吝朱玉桂榨坊照凭及同月廿五日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两件。兹录於下。榨坊照凭道：

真忠报国启天福兼中军安徽省文将帅张为给发照凭以便生理事：照得国家开创之初，军需均见充足，而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向因库帑丰盈，姑从宽免。兹者舆图未广，采办维艰，故不得不税取若干，以资接济。今特议立章程，每榨给凭一张。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四斤；小榨能出油一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二斤，於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

兹据怀宁县右壹营良民朱玉桂 朱物吝在蔡家街地方开设小油榨壹筒，每日该纳税油贰斤，为此合给照凭，俾尔收执。自给凭之后，所有庆纳税油，照榨大小额数，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过秤查收，领取印挥，以备查核。

至各榨坊於某月某日开榨，必到总油盐衙禀明，以便按月收税；如私行开榨，即照以漏税治罪。若未经领凭，私开油榨，查出不惟□□□坊充公，□□该榨户人等拿问治罪。一经领凭以后，倘有来往官兵在该榨坊需索滋扰，□□民会仝该管乡官指名具禀，抑或捆送来垣，定即从研究办，决不姑宽。尔榨户人等须知今虽稍助军需，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宜各凛遵，须至照凭者。

右凭裕字贰拾号给榨户朱玉桂 朱物吝收执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肆月初陆日给

照凭中说，“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这里的“各色牙行”指的就是各类工商业，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此前确已制订了比较完备的工商税则。

照凭中规定，必须向政府报告开榨日期，不得私榨逃税。每月上纳产量的2，比例不算高，“于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在“稍助军需”的同时“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说明了收税的用途。

照凭还说明，如果有太平军官兵骚扰生产，索取财务，可向乡官报告，或直接捆送交关，定当法办，体现了政府对私人手工业的保护政策。

这个文件不长，却清楚地交代了政府与榨户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虽然它不是前期文件，但签发者张潮爵是“安庆易制”中石达开的主要助手之一，且自“安庆易制”以后一直留在安徽，加之1860年以前太平天国的地方民政并没有太大变化，故而同由张潮爵掌管，同在安徽地区的政策应该是有延续性，可以借此了解前期太平天国监督管理手工业的政策。

太平天国对私人营业者的监督与保护还可以从石达开部在江西发布的文告中看出：

“凡尔民一切贸易无容闭歇，免致采买无向，自迫其乱，务要照常平买平卖，以应军民，不得格外高价过取，致失公平伤事，民定干究。

凡官兵如兄子贬安业买卖，敢恃势抢民货物，不依平买给价者，民宜当即扭拿禀送，论罪处斩。”

这里一方面强调，贸易务必照常进行，以使军民可以获取日常所需，而且不准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否则予以查处。另一方面，又承诺约束官兵不得骚扰贸易，如有恃势抢夺，不按价给钱的，论罪处斩。

太平天国对营业??的征收也比清统治区要轻得多。如上述榨户的作坊，是按产量征收2；有时按资本额征收，如“成本一千，每月抽饯五文”；有时则按营业额征收，如“生意一千，抽税五文”。从可以考证的资料看，太平天国手工业税率基本在0.5~2，和通关税水平相仿。而清方店铺厘金的抽取比例和关卡的比例也差不多，故而太平天国的税收仍然要轻得多。据记载，太平军占领常熟时，按铺收税，一镇不过四百七八十文钱，而清军收复常熟后竟征到五千钱，涨了十倍以上！

太平天国后期杂捐很多，领取各种营业执照(包括以旧换新)都必须缴费，但此类记载全部见于后期，前期并没有。(只有门牌费是从天京定都后就开始收了的)

总之，自“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在天京以外的地区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是是轻税和保护。

3 国有商业

《贼情汇纂》中记载了太平军开办国有商业的简单情况：

“贼之交易颇足资贼．盖掳得百货凡不济用者；或所掳过多者，皆于村镇屯积，命三五贼目招徕交易，较常价倍减．乡民始犹疑惧，既见靡他，遂趋利争赴，或以钱买，或以米豆互易．不数日销售净尽，船载钱米贲送贼巢矣！百货之中，尤以淮盐及湖北市棉为大宗，载江淮之盐运至兴国、蕲．黄，卖于民间，虏得湖北布匹．棉花，复卖与安徽江南百姓．。…即此所入，亦复甚矩。”“淮南之盐，奸民偷送贼营者，粤匪贱售于各口岸，大获其利。”

至于所谓“掳”来的“不济用物”，大抵包括“打先锋”没收的地主浮财，群众进贡的贡品，城破后的战利品，还有人私送之物(如引文中提到的淮南之盐)等等，这其中有许多政府和军队用不上的东西，太平军便拿来减价出售。刚开始人们见价格太低，不敢相信，后来则争相抢购。“贼之交易颇足资贼”“即此所入，亦复甚矩”，都说明太平军的公有商业在令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也起到了充裕国库军用的作用。

4 对外贸易

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到天京失陷期间，在所有的公开或私人文件中都表示欢迎外国人来做生意。1853年定都天京不久，杨秀清便对来访的英国公使文翰表示“准尔英酋带尔英民。。。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1854年夏，由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的对英国来访者的答复中提到：“凡外国来船欲到太平天国境内通商者，准其船泊该处，听侯镇江大员办理”，说明当时已规定了基本的手续。

太平天国前期对外贸易主要为茶叶出口，而严禁鸦片贸易----这一点前后期皆然，如杨秀清给英国人的答复称太平天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愿意和全世界(万国)通商，但“害人之物(即鸦片)为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一家开设在中国的臭名昭彰的大商行(邓特洋行)拟在距南京上游五十英里的芜湖和太平天国建立鸦片贸易，曾派遣鸦片船‘尼姆纳号’停留在芜湖六个月之久，可是结果终末成功，我曾亲眼见到过这船鸦片船，这家洋行贸易不成，就一变而为太平天国最激烈的诽谤者，用种种方法去反对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如1854年夏天访问天京的美国公使麦莲便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政府)不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条约。”时人尝谓：“鬼子所能霸占者惟(官兵)耳，若(长毛)则无益也。自上海至此共过五关，惟得?俟叵胆官兵)所守，并不看船，不报税；自此以来，过(长毛)关皆看船报税，虽鬼子且奈之何哉！”

1861年初，有前往上海的外国商船闯到入芜湖，不肯照章纳税，芜湖关变下令拦截，于是该商船派代表上关谒见天朝总理税务官黄初兴请求放行。黄初兴不准，把天王诏旨一道交给那代表，要外国商船遵诏纳税。诏旨说：

天王诏外国人知悉：尔舟得至长江，莫非天父天史是赖。今余设海关，遵天父天兄意，立有定章，不论中外船只，俱应完税，毋许便漏。

5 货币

太平天国尝试铸钱最初于1853年7月，当时的主要目的是用以作为一种政权标志。但由于缺乏经验，试铸数次皆不成轮廓，字迹模糊，杨秀清遂假天父名义下令停止，声称待三四年后方可开铸。

但是，货币更主要的价值在于其为商品经济的流通手段，随着商业活动的复苏和日益频繁，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太平天国未出数月即再度开始铸钱的试验。到了1854年夏天，在上文提到的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的给英国人的答复中提到：“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禁绝”，说明试铸钱币已经成功。这年秋冬，“天国圣宝”就正式投入使用了。据记载，仅在这年年底就铸钱十万余枚。钱币上的字迹均用宋体楷书，以方便百姓认读。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想“禁绝”清朝钱币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新币刚诞生时，民众对铸钱的信誉多持怀疑态度，还是倾向于使用清朝钱币。但是咸丰之时由于官场腐败，加之清廷有意以借量轻质粗的铸钱来维持财政，制钱往往成色不足，质量极差，所发行的当五百、当千劣等尤劣，实际上是剥削小民，为害民生。而太平天国政府铸钱不计工本，唯求量重工良，其质量远胜清朝制钱，香港著名历史学家简又文先生收集有历代制钱，他在评价太平天国铸钱时说：

“尝以大平泉币与吾国前代历朝所铸者细细比较，一般言之，其质之良，工之精，实未遑多让。若以其最精优者，与前代之最精优者相比，又有过之无不及，至少亦足与并驾齐驱……至于金币、银币之铸造，虽非通用品，但确有此成就，又足以媲美欧美文化，而为吾国．亘古所未有之制作，诚为太平天国之光荣的特色矣。”

其中太平天国铸造银币，是开中国铸钱史之先河的创举。

虽然频繁的战事必然使太平天国钱币的流通受到影响，但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它还是以其质量精良取信民间。186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但据《镜山野史》的作者在湖南记载，“将六月，我地贸易汉阳者归，带太平天国钱号。想粤王坐江南，同治守幽、燕，俨然一国一国两主，通宝交用，目见心惊。”湘军已经把天京围困起来，可是太平天国的铸钱却继续在湖南流通，岂能不心惊！同年，《庚申避难日记》记载常熟事时说，“自夏至秋，太平天国钱甚多”，此时距离常熟陷于清军已有七八个月了！凡此种种，皆可见太平天国钱币在民间的信用。据统计，太平天国钱币流通的主要地区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和河南，但南到广西广东，北到广大长江流域和河南开封，都有太平天国钱币在流通。

太平天国所铸钱币，除后期极个别地区有粗制滥造者外，绝大多数都量足而工精，受到中外钱币学家的广泛高评，在当时和后世都成为一种收藏品，如1861年8月就曾有英国翻译官向太平天国王宗李明成写信，希望得到“圣钱”。1989年香港国际钱币拍卖会上曾有一枚小号太平天国花钱出现，其标价是7000美元，去年台北举行的网上拍卖会上，一枚太平天国铜钱的起价即相当于数万元人民币。(正因为太平天国钱币弥足珍贵，因此以伪充真者甚多，如上述两次拍卖会上出现的花钱和“太平通宝”，其实都是赝品)

综上所述，自1853年“安庆易制”后，太平天国政府开始对工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保护，由于税率低，税法良好，铸钱信用高等等原因，虽在战火纷飞的外部环境下，其辖区内的商业和手工业仍然持续发展，甚至较从前更为兴旺。有的地区商人拥护其商业政策，竟然““贼至争迎之,官军至则罢市”，工商业税收成为支持军需的一种重要途径。又因为严禁鸦片贸易，以至英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超，不得不支付白银用以购买丝茶，与清政府治下白银大量外流的情形刚好相反。

此外，由于经商具有风险性，清政府统治下的商贾在，作坊主一旦资金较多，便往往不再继续经营或生产，而是将资金用以买田置地，坐地收租，以求保值，严重影响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但太平天国严厉打击大地主，所到之地大地主多数不是逃亡就是被杀，留下的也被抄没财产，对中小地主虽然允许收租，但也默许农民的自发抗租，使土地投资的保险性大大降低，因此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周边地区，不但很少再有工商业者转行当地主，反而有大批地主或携财产到上海进行投资，或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把资金投入商业贸易。这对于江南地区封建社会根基的动摇和近代上海的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关于太平天国之后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为止江南各省土地占有状况和资金流向的变化，曾有大批学者做过统计和研究，这里就不赘述了)

太平天国政府有明确的保工商业的意识(虽然多半是出于充裕国库和安定民生的考虑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商品经济)，其优良的税法大大减少了经营者的负担，而打击地主，削弱土地兼并的做法在客观上则为商业和手工业的扩大化扫除了障碍，凡此种种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无疑是进步的，起推动作用的，而不是什么倒退。只看到战争造成的破坏而将对这一切视若不见无疑是严重的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