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相原创】周恩来在彭德怀“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时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 叶成斌

他们有时候还不如毛孩子，毛孩子斗嘴还有和好的一天，他们斗来斗去非要你死我活不可。我们经常认为中央首长的智商或者风格乃至境界一定比老百姓高，因为他们是中央首长，实际上，有些中央首长的风格还不如老百姓，你说这是侮辱谁的智商？

温相的文章里史料很多,文笔也好,到底是职业选手的水平,

不过,温相对待二代,和毛,林等很明显是双重标准,二代几乎就是英明的化身,对毛几乎就是妖魔化身.最近他的两篇新作,谈到吴法宪回忆录和林豆豆,看着都不厚道.

这个题目您不陌生吧，不知道您看到的时候啥感觉，反正俺有点想吐，跟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啥区别? 某些人不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吗，对其危害深恶痛决吗，捧的就是千秋万代，批的就是一片漆黑，居心暴露的也太充分了点吧。

时代进步的很快，个别人，个别事确实很慢。

其实崇D也无所谓，但是相对之下，如此贬M，作者内心情感立场可知一、二。如此作史，必定偏颇。

或许作者在生活工作中的现实决定了不能批D，甚至要崇D；贬M就无所谓了，顺应潮流了嘛。

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连毛的错误都一道崇拜才是正道？

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王者按照孟子的观点不仅仅是称王称霸的意思，更主要的是能够恩于当代，泽被后世的具备一定道德基础和政治伦理的领袖。公元一四七八年，中国正处于明朝明宪宗的统治，这个皇帝的昏聩是明朝全面走向衰败的开始，五百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还是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中国人民在一位叫邓小平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吹响了崛起的号角。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优秀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也是毛泽东最为优秀的学生和战友，虽然小平本人并没有这么说过，但是，小平的政治生涯深深打上了毛泽东的政治烙印。他和毛泽东一样都有一种非常宝贵的政治眼光－－务实。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已经是摆在每一个党人面前异常严峻的现实，然而，直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生死存亡关头来临时，很多党员包括党的领导者都是心中无数。毛泽东这时候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口号那就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此后，尽管经历了八月失败和种种艰难，但是，创建根据地进而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让共产党再度声名鹊起。

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接手的是一个混乱已久、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文革十年不但打倒了“走资派”，也打倒了人们心中的理想，大家早就厌倦了不厌其烦的说教，转而回头看看，原来口口声声要拯救世界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竟然就是我们自己。适时，如何整顿国家、收拾人心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历史上的又一次的生死存亡的抉择。

邓小平年轻时奉派广西策反俞李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不管红中白板，先给我把屁股坐稳。”这是他引用的家乡四川的一句俗话。这句话的核心和后来的著名的 “猫论”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文革结束之后，恢复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仰，源泉来自何处？那就是来自经济的稳定和生活的日新月异。所以，放弃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一切不急之务来大力发展经济从而避免政治上巨大危机从地下走向地面成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以后的二十年里面，正是因为比较好的执行了这一思路，才得以在文革的废墟中慢慢走了出来，慢慢的赢得了世界的认可。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有时候因此模糊了阶级和阶层的界限以致于扩大化，而且，建国之后，党的工作中心已经开始转移，毛泽东不见于此，继续推动他的斗争哲学，让人民群众吃足了苦头。邓小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如何建设中国改造中国共产党的新纲领，那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面有两层涵义，一层就是发展中国的实力，另一层就是在发展中改造我们的党。后者是重心。中国共产党从斗争党进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之后怎么样转换自己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做过思考，写出来《论十大关系》，然而，他没有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反而走到了自己的这个学说的反面，最后栽了跟头，邓小平吸取毛泽东的教训，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时，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尽快的适应自己的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新角色，那就是从斗争党改变成为全民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切实的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扎实的结合、融合起来，不能把自己独立或者割裂开来，也只有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的联系起来时，这个几乎具有百年历史的执政党才可能继续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是准备把邓小平的这个世纪观点作为重要的课题加以明确讨论。邓小平虽然在生前没有把具体的答案给全党解读出来，但是，他留下的这个宝贵的思路和途径给迷惘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未来的走向。

如果仅仅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毛泽东无疑是党的恩人，因为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可能从在野走到前台，也不可能牢固的树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政治权威，邓小平在这方面也是无须质疑的，然而，他不同于毛泽东的是，他没有单纯的把自己看作是党的领导人，更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不单单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于既倒，也挽救了中国乃至我们这个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一个千秋万代的历史伟人。

哪一句话脱离了现有体制之外的贬毛？

如果要了解彭德怀从被揪回北京到最后遭致迫害而死的全过程，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从1966年便开始叱咤风云、威震中国政坛多年的中央文革（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名义上是陈伯达，这是毛泽东提名的，但陈推辞不就，说他自己是书生。毛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注1】（81页）陈伯达虽然挂名组长，却对小组内的很多大事不能作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虽然列名在陈伯达之下，甚至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一个，却能拥有格外的权力，这种怪诞不堪的格局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谬，而在文革期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中央文革是毛泽东自食前言、重返中央第一线，支持、肯定林彪等人推动个人崇拜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浩劫顽固的进行到底的必然产物。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发动、推动文革运动的两大政治拐杖之一。如此非驴非马的机构何以爬到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政治局之上呢？其背景正是来自于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中央文革”不断奖掖、扶植，直至抬到吓人的地步。 据原中央文革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毛在1966年7月24日的会议上给中央文革鼓劲，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注2】（763页） 我们都知道，中央文件的行文格式一般是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时候加上“中央军委”，所谓的“中央”指的也就是这三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却“有幸”列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 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杰作。

在1967年1月11日下发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才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注3】（112页）关于这一点，连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该书1467页）

到了1967年2月16日，毛泽东让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注4】（127页）

实际上，毛自己早就把中央文革当成了书记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谈话时指出“去年六月以来，（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注5】（1481页）这就说明，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江青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原来邓小平的位置。 

1968 年3月28日，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毛话音未落，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组。“学习班”全称叫做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是周恩来。毛发话以后，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组长，林彪；副组长，陈伯达、康生、江青。【注6】（227页）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规格上高抬中央文革，还经常密授机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策划于密室”。1966年12月26日，毛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临时通知一些人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这次晚饭的出席者既没有毛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没有“总管家”周恩来，甚至没有“老朋友”李富春、“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十一个常委中除开毛泽东、陈伯达之外，都不是这顿饭的参与者。根据中央文献版也就是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60、 1461页介绍，这次与宴的人员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可以说是清一水的中央文革核心成员。

这顿饭谈不上丰盛，不过是四菜一汤外加一些烤白薯、煮玉米、面条之类的寻常食品，可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惊天动地。毛泽东还破天荒的举杯祝酒，他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也就是吹响了全面夺权的号角。

关于中央文革的权威，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红卫兵运动”涌现出来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无一不是唯江青马首是瞻。他们目空一切、眼中无人，除了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以外，其它的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也只有江青代表毛泽东、中央文革才能指挥得动。韩爱晶就说过：”别的我不怕，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毛泽东、江青夫妇对红卫兵呵护有加，还经常予以大面积的褒奖。陶铸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给红卫兵评功摆好，他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还说：”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炮轰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折衷主义、和稀泥，还暗讽周恩来对毛泽东进行软顶。1967年5月，王海容密报毛泽东，说社会上出现攻击周恩来的风气，毛泽东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换言之，像周恩来这样量级的人物，仍旧避免不了外界的攻讦，与之相对应的是周不敢有半点辞色，而缓解这些指责的只有毛泽东及其麾下的中央文革。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中央文革的“灵魂”江青的实际权力与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有人曾经如此回忆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着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党史博览》2005年第一期） 

而作为江青名义上的上级－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如此记忆江青的权威：“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指李讷）当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的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

其实，不要说陈伯达这样的“老夫子”对江青必须亦步亦趋，就是林彪、周恩来也经常需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林彪以文革“副帅”的身份多次吹捧江青，包括把江青的级别从行政九级提升到行政五级，还在公开场合下称呼给江青戴上诸如”杰出“一类的高帽子，难得一见的二人的一次文革中的吵闹也在叶群的左右弥缝中安静的平息了。至于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详细展开，所以，不多说了。

林彪、周恩来尚且如此，其它的文革的”名将“诸如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在编撰《康生年谱》的过程中，了解到康生与江青的一些冲突，作为题外话，在此文中做一简单的介绍。1967年1月15日，康生对身边工作人员发牢骚说：”我算什么顾问？狗屁都不是一个，曹轶欧让那个婆娘骂来骂去，我说什么了？陈伯达还帮狗吃屎。······当初要不是我挡驾，她会有今天？“康生是文革的重要黑手之一，也是毛泽东倚重的主要助手，以他在党内的资历、身份、地位还不免要受江青的一些闲气，其他人的境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央常委陶铸说过：”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亲信之一的谭震林给林彪的信中说：”江青的手段毒辣是党内罕见的····真比武则天还凶····总理（周恩来）已经被他们整的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这个反，我造定了。“ 上述两位大发牢骚的政治局成员，陶铸很快就被像”孙子“一样给整垮了，最后惨死外地。而谭震林因为”二月逆流“的原因，新帐老帐一起算，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多次挨打，回到家里也只能向壁痛哭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中，举凡与江青作对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甚至包括江青的头号亲信张春桥，一旦成了江青认为的忌讳所在，都仍旧要遭到一顿”炮打“。

张春桥是江青麾下一等一的”红人“，也是七十年代四人结帮以后的”狗头军师“，这位深得毛泽东晚年宠信的”理论家“在文革初期不断攀附江青，取悦江青，可是，江青生性多疑，对张春桥也偶尔给予苦头，有一次甚至动了拿掉张春桥的念头。据陈伯达回忆，当时上海有一箱江青三十年代的资料没有及时给她送来，江青遂怀疑是张春桥暗中捣鬼，继而江青就在群众集会上大谈上海的工作不比北京好，消息传开，上海那些力主炮打张春桥的群团组织兴奋不已。受到过张春桥不少照拂的素以”张姚“并称私交很好的姚文元得知江青之于张春桥的态度有变，马上转向，公开说他跟张春桥没有什么关系。【注】（108页）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4月，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3月27日北京召开群众大会，张春桥意外的没有参加，这就更加引起上海张春桥对立面包括市革命委员会内部一些成员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通过她的丈夫总参二部副部长贺瑞林了解到中央传阅文件的名单上上海方面只有姚文元的名字而没有张春桥，这就让准备炮打张春桥的人食指大动。而与此同时，毛家湾也在为张春桥这次短暂的“失宠”准备炮弹，叶群让秘书们去找1967年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的讲话，还让秘书们去查找张的讲话中的错误，秘书们不明就里自然也就不能满足叶群的要求，叶群还专门给何汝珍打去电话密令他把在江苏太仓蹲点的几个人紧急撤回，而这些人一度是代表叶群支持张春桥的。叶群又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特殊的“关照”许世友要提防张春桥。叶群说：“许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志也是保你的，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指张春桥）我同你讲，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叶群本来还专门收集过整许世友的材料，如今去一反常态和许世友热烙的交底，这让秘书们如坠云雾。不久，上海来的江腾蛟把一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交给叶群，叶群复制了两份交给林彪，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给毛泽东处，一份送给江青等人，后面这份由叶群亲自给江青送去。联系到叶群从钓鱼台江青住地回来就急要张春桥的讲话，秘书们始知此次炮打张春桥的秘密策划来自钓鱼台、毛家湾的联合运作。【注】（184－190页） 

由于这次炮打来头很大，上海方面积极响应，以《文汇报》朱锡琪等人为首的炮打派格外卖力，连徐景贤等人也感到“穿军装的人露面了”。【注】（136－156 页）张春桥被这次后来称之为“4.12炮打”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就里。幸亏这时江青又意外的找到了那箱用来猜忌张春桥的旧材料，她对张的憾恨一扫而光，转而继续维持张春桥的地位，而毛家湾得知风向又变，就让李作鹏出面发给上海方面打招呼“营救”张春桥，一起内讧式的炮打就此落下帷幕。遭到炮打的张春桥当然不敢向上追查，只好向下用力，因为此事遭受牵连的干部群众高达2000多人，其中5人被逼死、6人被逼疯。江青对张春桥一打一拉彻底收服了张，而毛家湾参与这起于自己好处几乎等于零的活动无外乎为了迎合江青的意愿，给江青捧场。

行文到此，我们不禁要问一问，谁给了江青这样的权力呢？一个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一个历史上曾经有着重大污点的女演员在中国的现代政坛上吆三喝四，又是谁赋予的她这样的能量？

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江青自称”她保了中央三个常委“【注】（108页），陈伯达说：”当然，这是很可笑的。“陈伯达牢狱之后大概不想惹是生非，只好这么一带而过。然而，我们考诸史料发现，江青的这句话并非吹牛，她的确是保了中央三个常委，而且这三位常委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彪、周恩来和康生。【注】

有的党史研究者说江青是”文革老板娘“，这个名称很贴切，也很恰当。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的提到江青的”权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沿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一点点廓清彭德怀被揪斗的部分真相。

毛和邓都是中华民族的伟人，虽然各有错误。但是作为史家，通篇专栏以“千秋万代邓和遗臭万年毛”为立场，说好听是以己之私取己所需，不好听的不是屁股决定脑袋是什么？

惊喜：所有在本帖先送花者得【通宝】一枚

恭喜：你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如果仅仅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毛泽东无疑是党的恩人，因为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可能从在野走到前台，也不可能牢固的树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政治权威，邓小平在这方面也是无须质疑的，然而，他不同于毛泽东的是，他没有单纯的把自己看作是党的领导人，更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不单单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于既倒，也挽救了中国乃至我们这个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一个千秋万代的历史伟人。

毛只是党的恩人，树立自己的权威，而邓不同于毛，挽救了中国乃至这个民族，是千秋万代的历史伟人。本来都是功绩彪炳史册，何至于厚此薄彼若此？换言之，如果要崇邓，能割裂和毛的历史以及功绩吗？既然不能割裂，那就对毛的功绩等而次之，错误大而放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