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家园 双宝，你一个我一个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家园 关于计生和人口的关系 把大黄兄附录上的人口增长率自己画了个图，更直观些吧。
可以看出来，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主要从70年代开始。虽然“一胎化”政策是从70年代末才开始的，但是中国的计划生育实际是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了的。当时的管理机构叫“计划生育领导小组”，80年代“一胎化”之后叫“计划生育委员会”。因此人口增长率在70年代的飞速下降正反映了逐渐严格的政策控制对人口的巨大影响。说“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大幅下降，对应的正是毛时代的宽松的人口政策”是不正确的。而且大黄兄文中的图2出自引文1中，而引文1中正是用图2来说明“从时间维度上讲，人口生育率转变的压缩表现为生育率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过程被大大缩短。。这一特征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人口转变相比尤为显著。”，以表现人口政策影响的巨大。
附录：
中国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的历史变化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1）
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时期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总理克服重重管理困难，为推动计划生育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在他的指导下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工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国发 [1971]51号文件）。报告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卫生部门要在现有编制内设一个小的办事机构，各部门都要互相配合，密切协作。1973年7月，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严峻形势，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负责人共23人参加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华国锋任组长，刘湘屏、苏静、谢华任副组长。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对全国计划生育的宣传指导，加强避孕科研、节育技术指导和做好避孕药具的供应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和交流经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卫生部代管，栗秀真任主任。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以后，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人口发展第一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正式提出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的计划生育政策；避孕药具在国内已经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扩大供应，费用由“ 减、免”改为一律免费，并要求送药具上门；卫生部修订了《节育手术常规》，规范了节育技术指导工作，并规定节育手术的受术者不仅实行免费还有带薪假期；在一些地方的中学开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课和人口教育课，广泛宣传计划生育。1974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河北省开展计划生育、提倡晚婚的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城乡的计划生育工作。
1975年5月，国务院调整补充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时任副总理的吴桂贤为组长，刘湘屏、苏静为副组长，成员共26人；1976年3月，栗秀真被增补为领导小组副组长，仍兼任办公室主任。
1978年6月，国务院再次调整补充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新的领导小组由34人组成。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为组长，王首道、江一真、苏静、栗秀真为副组长。1980年6月，又增补崔月犁为副组长，栗秀真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仍由卫生部代管，并有20个工作人员编制。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发[1978]69号文件）。
70年代，建立了三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迅速发展。计划生育推行到广大农村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60年代，计划生育以城市为主，农村主要在城市郊区及人口稠密的少数县开展。进入 70年代，中央提出：要在城乡人民中大力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第四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1971～1975）中的人口指标按城市和农村分别列出。避孕药具的供应和节育技术服务的重点放到农村。各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都把农村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总结了一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典型。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人口理论研究开始复苏。自50年代后期批判马寅初以后，人口理论研究长时期处于停顿状态。70年代中期，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人口理论研究开始复苏。1977年，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大军区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学习班，随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广东汕头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学习班工作座谈会，交流了办学习班的经验，探讨了人口理论问题。一些高等院校、中共党校、社会科学院陆续设置了人口研究机构，进行了人口学和计划生育研究，编写出版了人口理论书刊。1978、1979、 1981年先后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控制人口增长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问题。1979年为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平反，1981年正式成立中国人口学会。这些活动为计划生育实践起了理论指导和推动作用。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国发[1971]51号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革命委员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卫生部门要在现有编制内设一个小的办事机构。”据此精神，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于1973年7月成立，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所属的地（市）、县也先后成立相应的领导管理机构。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发[1978]69号文件）要求：县以上要建立和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公社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在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自此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市）、县相继建立充实和加强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广东、河北、河南、天津等14个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单独设置，成为人民政府的职能办事机构。全国城市街道、工厂、农村人民公社（乡）先后普遍建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配备了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一般公社1 名，5万人口以上的大公社2名），从而初步形成了从国家到省、地（市）、县、乡的五级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家园 七十年代主要是引导 七十年代主要是引导，强制堕胎的还不多。如果说这时与之前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避孕药具的扩大供应。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生育率才真正反映了当时人口的生育意愿，而之前的高生育率部分是因为避孕药具的缺乏的后果，反而不能反映当时人口的生育意愿。缺乏避孕药具，过性生活，孩子就出来了。
现在上海不是也对“一胎化”有所松动了吗。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但满足条件而实际选择生二胎的，只有不到30%。没有理由认为独生子女夫妻就更不愿意生育，所以这个1.3应该就是现在上海的妇女愿意的总和生育率了。
问题是，当人们的生育意愿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将生育率降下来，而当人们的生育意愿低时，政府却没有多少手段可以强制人们多生育。强制减少人口容易，而一旦到了人们不愿生育时，政府想要保持人口规模也做不到。这也是西方国家的难题。
家园 突然发现今天是世界人口日啊 所以也算应景文章了
家园 【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四） 六、从马寅初到宋健
要理解以80年代初以“一胎化”为核心的，新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有很多角度，比如最常见的以人口压力为核心的论证方式。但我并不准备在这个方向展开，因为过多进入这个逻辑内部，便把问题化约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这对全面理解这一问题并无益处。我要准备论证的是，这一政策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或者学术问题，而是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产物。
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在政治层的提出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以对马寅初的平反为标志。脉络上可以有这样几件事：
1.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统战工作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第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
2.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
3.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的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对马寅初的平反，是知识分子平反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关键，也相当巧妙的部分。首先，马寅初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北大校长，有很高的指标意义，解决了马的问题，也就给其他知识分子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利的。其次，马寅初被批判的言论，属于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不同主张，而不过多牵涉政治（想想看，对右派“轮流坐庄”这样的诉求如何平反），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面否定毛时机并不成熟，以具体的人口问题入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是一个事半功倍，颇显政治功力的切入点。
这样一来，在平反马寅初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光明日报“错批一个，多增三亿”的著名文宣。在这里，“增长了三亿”和“多增长了三亿”两个概念被刻意混淆，并被用作反毛的重要依据，而直到今天，这个简单的伎俩仍然在为人津津乐道。制订新的人口政策，刻意拉开与毛时代的距离，强调政策的对立性，而不是其延续性，就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当然，马寅初并不是后来“一胎化”政策的主角，事实上马寅初也并未主张如此严厉的人口计划，人口理论家的接力棒很快便转到宋健的手上。1980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出炉，做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比如声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并称长期预测精度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现在来看这些结论，正误已经很容易判断了，而且问题也很容易发现，即宋健对人口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其内在规律缺乏理解，比如6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降低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宋健当然是一个好的导弹和卫星控制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专家，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
在这里我无意于对宋健个人做过多评论，问题甚至不在于他的理论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人口问题是如何被讨论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人口控制论并没有在学术共同体内经过平等的讨论和答辩而直接用于宣传，事实上不过是推行特定政策的一个论证工具。从这一点上说，从人口控制论的具体内容上辩难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本身。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和他老师钱学森的“亩产万斤”的科学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都是学术卷入政治的经典案例。当然，或许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差别，宋健从此步入政坛，甚至直至国家领导人行列，这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八十年代初的人口紧缩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对历史我们总要有一个“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事实上，因为八十年代初人口小高峰引起的人口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经济低速增长的情势下（80年代初典型的增长率是3%，胡耀邦因为提出可以增到5%，主持经济工作的赵紫阳闹了很大意见），这跟90年代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轻松消化新增人口大不一样。另外，八十年代初的知青返城造成了对城市额外的人口压力，这尤其表现在粮食的短缺和进口上。此外，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还会带来额外的好处，比如，如何在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仍然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80年代的“严打”和“一胎化”，都是在新形势下能派上大用场的政策工具，机制很简单，合法的制造对威权的恐惧。而“一胎化”更是深入每个家庭，无处不在，更隐蔽效果更好。
当然，以上对“一胎化”背景的分析是初步的，尤其是从毛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中间的转换，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机制，绝不是这里一点简单的分析可以概括的。在人口问题上，相对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学者，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还没有做出多少有分量的工作，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家园 有一点和大黄兄认识不同 我认为当时一胎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次要原因才是政治考量。而大黄兄的论证中主次好像于我的认知相反。马寅初只是当时被平反的无数冤假错案中的一案，论政治影响力并无出众之处啊。
家园 确实！马寅初平反只是个小case.政治影响力不大。 还有至今没平反的大案子呢。 ：）
把人口政策扯到马寅初平反的政治影响上，也太没谱了吧。 ：）
家园 谢谢大黄兄，深受启发, 真是高水平的文章，佩服佩服。 个人感觉，现在从大城市开始逐步废除一胎化政策，对生孩子进行补贴也许还来得救，
否则按现在趋势，未富先老已成定居。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所有一份中国老龄化的报告，描绘了一幅让人忧心的图象。。。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grayingkingdom.pdf
家园 太荒谬了! 看这段: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80年代的“严打”和“一胎化”，都是在新形势下能派上大用场的政策工具，机制很简单，合法的制造对威权的恐惧。而“一胎化”更是深入每个家庭，无处不在，更隐蔽效果更好。"
对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用途,作用和中央最高层的决策做如此的解读,
作者大黄同志的胆量,我真佩服...佩服啊佩服
邓大人在地下会羞涩地说: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同时还佩服水寒,东山,特别是孔老大,他说我们中国应该有30亿人才对...俺真的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你有住房没有? 老大...
家园 当初的恐慌见下 在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作出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的百年预报：
如果中国按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那么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
中国人口达到40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
口达到20亿后，才能停止增长。这一消息发布后，引起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
产生了恐慌心理。当时王震亲自接见宋键，着急地问如何把中国人口降成3或4
亿。同时一度有人主张“我国人口应立即宜取负数发展”，建议采取一切措施
，尽快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
展一个“无婴年”，等等。人口恐慌和焦躁一直蔓延。
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
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一千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
。中国当时认为：人口每增加一点，都是对“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以致于得出
结论：“唯一的出路就是少生”。定下了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之后，中国的人
口政策在1980年骤然收紧，即从“晚、稀、少”迅速转变为“一胎化”。其标志
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其主要内容就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
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后来全部成了强制。
为尽快达成人口负增长，甚至各级官员规定了指标，80年代山东有个县的指
标完成不好，省常委专门派人坐阵该县，将该县当年的胎全部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