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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四 评说 （1）：精神分析赵主父

评说1：

赵主父封长子章为安阳君，让田不礼辅佐公子章。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有野心，田不礼残忍而骄横，两人在一起政局就乱了。你辅佐赵王首当其冲，不如借口疾病引退，让公子成出头主政，这样就可以避祸了。肥义说，受主父嘱托辅佐赵王，不敢有负使命，责任在身，在死不辞。李兑于是回公子成处伺机而动。肥义则安排保护赵王的措施，凡赵王要去的地方，他都要先行检查保安措施。

评说2：

主父看见长子章臣拜幼弟赵王，于心不忍，想分地让子章例外立国。主父到离宫时，公子章和田不礼假传主父的口信诱杀赵王，结果是肥义先行检查保安措施而被杀。乱战忽起，李兑和公子成出兵打败公子章和田不礼。公子章逃到离宫投主父，被公子成和李兑围起来。公子成和李兑觉得围了主父，骑虎难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围就是三个月，把主父饿死在宫中。

容格将人格分为三种：自我、本我和超我。自我一般称为理性意识，本我是本能冲动，超我是社会道德在潜意识中的内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微服探秦都是他自我人格的充分发挥。爱上吴娃，进而爱上与吴娃一起生的儿子何，以致传位给何，这是赵武灵王得本我冲动所为。本我更接近本能，是生命的冲动，如果自我控制得好，本我人格是人生最美丽的精神；但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成为人生最具破坏性的精神。

赵武灵王的本我人格与他的超我人格发生了冲突，那就是长子章按理应该继承王位，这在武灵王超我意识中是存在的，但是武灵王是性情中人，让本我人格压倒了超我人格，反而立了幼子何为王。人生中这种冲突是很难避免的。武灵王内心精神矛盾，是本我人格与超我人格的冲突。所以后来又想让子章得一份权力。由于内心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冲突，使得武灵王对的子章处理优柔寡断，给子章封君受爵不是为了国家政治目的，而是为了弥补内心冲突，结果是当断不断，反被其乱。

作为对比，肥义则表现出了坚强的超我人格，以君臣道义压倒本我人格的求生欲望。然疏不间亲，不能阻止赵家内乱，终死于非命。肥义的人格今天叫专业精神和专业道德。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行就得依靠专家，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很多公共利益是靠职业道德来维护的，因为法律很难制约专业人士，例如医生手术时割多一块肉，会计把开销填成资产等等，是否遵守原则完全靠专业人士的意志，法律很难制约。政治人物也一样。那就是为什么负有公共责任的职务不能任用有诸如有考试作弊记录等劣行的人。所以对公共社会影响大及责任大的人，都应该有较强的超我人格。现代化经济需要大量专业人士，而专业人士支撑的产业有赖于他们的道德品德。中国社会道德败坏阻碍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一国之君，责任重大，需要有坚强的超我人格。爱子未必一定要用传位来表达，十岁小孩，何苦非要给个王位呢？爱子爱得不得法，是为人父母的通病。武灵王作为君主应该有肥义一样坚强的超我人格，即今天说的有原则和理想的人格，爱子何可以给他其它优越条件，但不应损害长子法律赋予的权益。再者，为人父母，在家也得一碗水端平，再受宠爱的子女也不应该有特权。

文学家可以有较强的本我人格，抒发的感情才真实动人；政治家和政要应该有较强的超我人格，置社会公众利益高于一切。如李煜就是本我人格较强，适于做诗人而不适于做皇帝。赵武灵王比李煜更适于做政治家就在于他还有点超我人格，但灵王终究还是太过潇洒任性。赵武灵王修身不足而没有统一人格，因此没有能力齐家，因而导致治国失败。现代政治制度越来越多的依靠制度而不是圣贤，但道德修养、精神健康和人格稳定依然是政要必须具备的品格。

原文1：

赧王中二十年（丙寅，公元前二九五年）赵主父封其长子章于代，号曰安阳君。安阳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礼相之。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田不礼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阴谋。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不顾其害，难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而祸之所集也。子奚不称疾毋出而传政于公子成，毋为祸梯，不亦可乎！”肥义曰：“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易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言已在前矣，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肥义谓信期曰：“公子章与田不礼声善而实恶，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出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以身先之。无故而后王可入也。”信期曰：“善。”

原文2：

主父使惠文王朝群臣而自从旁窥之，见其长子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公子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田不礼以其徒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是时惠文王少，成、兑专政。公子章之败也，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成、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之，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馀，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之。吴娃死，爱驰；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

《资治通鉴》卷六 评说 （10）：为韩非汉奸罪翻案

评说10：

前237年，秦国驱逐各国来秦做官的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李斯上书，劝止秦王一刀切逐客的政策，认为人才选用不应该以国籍来衡量，恰恰相反，秦国历史上重大的发展都是外国人的功劳。秦王听从了李斯的书谏，收回了逐客令，并反过来重用李斯的残酷的人才战略，用重金在天下收罗人才，对不愿意为秦国效力的人才或暗杀或离间。这是秦统一诸侯的关键人才策略，这种策略在卷二评说（2）中有详细讨论，李斯是有计划大规模实施这一策略的政治家之一。

虽然李斯为秦国大量网罗人才，但当韩非表示愿意为秦效力时，李斯一反自己在《谏逐客书》中的宏论，认定韩非只能效忠韩国而不能效忠秦国，在秦王犹豫之际，李斯将韩非害死狱中。秦王追悔莫及。

李斯是能人，而且奉行个人利益最大化观念的能人，其观念与今天市场经济竞争观念非常相似。他初入官场，就下决心以势利谋迁升，迁升就是他当官的目的【1】。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但李斯自知学识不如韩非【2】，因此得知韩非投秦，怕韩非位居自己之上，便以生米熟饭计杀害了韩非。

韩非思想丰富，著书五十六篇，十余万言，创立《韩非子》学派。可惜书生气太重，在韩国无法施展抱负，想到秦国实现自我，却被同学害死。韩非口吃，不善推销自己，但对人与人的沟通理论却有学术专著――《说难》【3】。在《说难》中他写道：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他在给秦王上书中，立下军令状，说如不能一举令秦统一天下，甘愿受死。这正是“语以泄败”。对比之下，范雎吱唔其词地把妙计忍了三年，等到恰当的时机才对秦王说出内政大计，可算是“事以密成”。

韩非《说难》，讲的就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韩非学识在李斯和秦王之上，向秦王求职，秦王怎么能判别出好坏？这跟一个行政干部给教授评职称一样，根本没有能力去评价，所以信息不可能对称，其结果是能钻营之徒都评上职称了，没有钻营能力的学者就落选了。李斯是有才学又能钻营，属今天市场能人一类，厚黑在所不辞。韩非秦国求职丧生，就是人才逆向选择的结果。

今天许多博士因为超资格而失业，其困境与韩非一样。猎头公司对博士人才也是逆向选择，资格越高，越无法就业。博士找工面试就如《说难》第一段所言（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完全不是博士不懂或不知道自身和应聘职务，而是无论博士如何表达，都无法满足面试考官的心理。甚至不在与说了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怎么握手，怎么用眼神。书生的眼神气质与人才市场格格不入，博士思维超前，与面试主考官难以在一个层面上沟通，韩非《说难》中对此有透彻阐述。以往以为市场经济能发挥人的才能，不料市场经济送了许多硕士博士去快餐店洗碗，完善的经济制度至今人类还没发明出来。

杨雄评论韩非，说他不是“动以礼而止于义”，不是君子坦荡荡之行，所以著《说难》反而因说难而死。司马光更直接指责韩非“ 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即指责韩非为汉奸行为，说韩非向秦国献灭韩之策，死有余辜。

其实韩非并不是不想效忠韩国，而是多年推销自己效忠韩国而不得重用【2】，在韩国历尽面试失败之苦而总结出《说难》专著。现代社会提倡人的自我实现，不提倡避世颓废，如果韩非在一国无法实现自我，是否可以试试其它国家？如果在中国身世坎坷，是否就应该到美国碰碰运气？，杨雄和司马光指着脊梁骨骂韩非投秦，其道德准则是认为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韩非个人自我实现的追求已经与韩国集体利益发生冲突，人类最终解放，应该是人人都有实现自我的充分发展空间，所以杨雄和司马光的指责掩盖了韩非的合理诉求。

有些人在中国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就移居美国，是否就是汉奸叛徒？有些人在美国入籍了，又回中国发展，是否就是机会主义？按照杨雄和司马光的道德观点，以上两种人都是不道德的。但按照人的自我实现的追求，这些人的行为也是人类最终想要达到的合理诉求。

韩非李斯都是有成就的人才，韩非李斯都受到品格和道德方面的指责。人类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对这种社会道德与个人自我实现的矛盾冲突现在依然没有解决的方法，为道德而放弃自我实现的有子顺一类，子顺直接退出官场；无法自我实现干脆自杀的有蒋国斌；为自我实现突破道德底线的有李斯一类，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为不惜杀害同学；自我实现前途无望，干脆一棍子把道德底线打个稀吧烂有卢刚一类，卢刚学术文章好，但因博士失业而枪杀同学导师【4】。韩非打了一个道德底线的擦边球，结果性命名节皆失。在还没有方法解决这一矛盾的时候，保障个人基本生存权利和人类尊严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道德方案。李斯自我实现得不错，李斯小篆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李斯对中国文字统一功不可没。但李斯为了个人的自我实现做了许多不道德不人道的事情，李斯有权有势，不应该以此权势草菅人命，应该尊重韩非乃至诸侯不愿意效忠秦国的人才的基本人权。

因为无人知道韩非想要实施的秦统一计划，不知道韩非的计划对天下人是更人道还是更残暴，因此很难对韩非投秦进行道德判断。由于当时韩国没用誓死全力抵抗秦国入侵，指责韩非汉奸是证据比较弱的谴责，因为他是被派到秦国为“韩王纳地效玺请为籓臣”，就是说韩王不单不采纳韩非的强国策略，而且请求做秦国的藩属，“为秦谋覆其宗国”在韩王已经是实施的行动，而在韩非还是口头意向，，所以韩非投秦更多的成分是属于对实现自我的追求、包涵了许多韩非正当的天赋人权。

参考链接：

【0】 原文http://www.guoxue.com/shibu/zztj/content/zztj_006.htm

【1】 《史记·李斯列传》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087.htm

【2】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063.htm

【3】 俞志慧《韩非子直解》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hanfei/0012.htm

【4】 刘予建《万圣悲魂》http://www.tianyabook.com/renwu2005/js/l/liuyujian/001/001.htm

原文10：

昭襄王十年（甲子，公元前二三七年）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 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 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此 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夫色、乐、珠、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 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 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 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昭襄王十四年（戊辰，公元前二三三年）韩王纳地效玺，请为籓臣， 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 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 难》五十六篇，十馀万言。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 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韩非，韩 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扬子《法言》曰：或问： “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资治通鉴》卷四 评说 （11）：《乐毅报燕王书》的宽容精神

评说21：

赵王封乐毅到观津，警戒燕国和齐国。燕惠王派人跟乐毅说：你是误会了我才离开燕国到赵国的。你这一走不打紧，只是辜负了先王的知遇之恩。乐毅写信回答燕惠王：伍子胥与吴王阖闾君臣一心时，可以一直攻入楚国直到郢城，到夫差即位后，却被赐死并弃入江中。伍子胥没能及早发现新君执政理念不同，以至于遭致杀身之祸。我离燕来赵，就是为了维护燕昭王知遇之明迹，如果我万一遭致不测，岂不毁了先王的英名。我听说，古时君子，好离好散，忠臣出走，不表白名声。我虽无能，但也听过许多君子的教诲，还请君王明察。

燕惠王遂与乐毅和解，封乐毅儿子为昌国君，而乐毅经常走动往复于燕国和赵国。后来乐毅死在赵国，号“望诸君”。

《乐毅报燕王书》是历史上有名的作品，是主张宽容，与人为善的典范。

燕惠王说乐毅出走是对他的误会, 燕惠王如此的辩解当然是查无实证、难以反驳。然而，田单的反间计怎能逃过乐毅眼睛。乐毅在魏国时以为攻中山国在外三年，回来后魏王给他一筐的诽谤报告，哪些报告读完后，知道脑袋没掉已经是万幸。有魏国经历在前，焉能不知留在燕国的后果。

不过，乐毅即没有置燕惠王的托词而不理不睬，也没有意气用事驳斥燕惠王谎言，而是婉转而与人为善地输导燕王。《乐毅报燕王书》比通鉴这里引用的要长很多，书中对乐毅与燕昭王君臣一心的三十年往时做了一个回顾，然后用伍子胥在吴国的遭遇，暗示他出走的原因。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这是一种宽容的态度。乐毅可以说是“一心平直，当下既是阿弥陀佛”。与燕惠王不合，但不埋怨燕惠王。燕惠王托词误会，他不揭短，还照样书信礼尚往来。

乐毅当走就走，不受愚忠礼教束缚，宽容而潇洒。就其对待齐国人民和祭奠齐恒公和管仲的行为来看，他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不像白起那样为战争而无辜杀人，也不像孟尝君那样为保自己牺牲国家利益。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乐毅高功受贬，忠而见疑，在燕国遭受极大的冤屈和不公平待遇，因此离开燕国。这和许多民运人士遭遇非常相似。我相信许多对现中国不满的人都遭受过非常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和乐毅一样面临生命威胁。但中国发展不可能完全按帕勒托最优途径，世界至今也没看得过按帕勒托途径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国做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在国内国外都很难有公平待遇。文革和历届运动中，党政高官乃至国家主席都难免遭受不公平待遇，更不用说所谓黑五类分子。但以为推翻现政府就能建立对人人公平的社会是不现实的。伊拉克、阿富汗、俄国都在尝试，社会不公现象并不是抓个萨达姆就能解决的。更何况中国建国后社会不公现象，对比日本侵略屠杀，和鸦片战争公开用武力维持中国人吸毒，已经是很大的社会进步了。鸦片是各国禁止的毒品，用炮舰强行使毒品在中国合法销售是种族灭绝行径。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来之不易，不能因为存在还没消除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而倒退回去。

所以，许多民主人士也像乐毅一样，“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摈弃前嫌，又默默地为中国民主建设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民主政治的重要心理基础之一就是社会的宽容风气。如果没有“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的社会风气，民主政治就失去社会基础。

如美国选举，布什被选上，而且选举程序还明显不公正，民主党候选人随后就握手祝贺布什当任总统。不是说布什就正确，也不是说民主党就不正确，而是以宽容和平直的心态来对待执政理念的不正确。因为社会不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是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选举周期不断改善。看看乌克兰、白俄罗斯，选举完后，在野党就要发动示威，非得重选，不选上民主党就不叫民主政治。这就是没有宽容心态。要以这种理念，美国就没有共和党执政的理由，民主党总可以要求重新选举。

香港民主人士也一样，不具备基本的民主宽容精神。香港民主选举制度确实很不完善，但比起一百五十年殖民统治毕竟是一种进步，不至于老要游行才显示民主吧。而且完完全全公正的民主政治在人类社会还不存在。台湾也一样，在野党就非得对执政党什么都不配合能叫民主吗？美国为什么在野党在选举第二天就在公开和正式场合都与执政党合作呢？

宽容精神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为民主政治是竞争式的合作，而不是斗争式的竞争。民主社会的基础，就是承认和宽容不同的利益、偏好、文化、信仰和执政理念。如果信仰不宽容，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政治，就只能诉诸战争。如果不宽容执政错误产生的社会不公，就只能有反反复复的革命形式的政权更迭而不能有持续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对执政错误的宽容，那么下台的总统就得进监狱。他没错为什么不能连任，有错为什么不进监狱？

南美有民主政治、非洲有民主政治、前苏联各共和国有民主政治，为什么就学不来美国的民主政治呢？美国民主政治好就好在美国社会的宽容风气。我见过一些西方人，夫妻离婚后一样是友好往来，相敬如宾。放到中国，八成要变成冤家对头。这只是社会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宽容精神的一个例子。日常社会中“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风气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乐毅没有因为在燕国遭受的不公而在借他在赵国的权力攻击燕国，不像伍子胥引吴国兵进攻楚国为父亲报仇，也不像一些民运人士非得借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燕惠王大错特错，但换上任何人给他燕惠王的经历，他几乎无法逃脱燕惠王的错误。试想，如果1949年老毛不统治中国，换上那个人能把中国建设得更好？蒋介石？日本天皇？还是美国总统？

乐毅没有责怪燕惠王，连燕惠王说“误会”的谎言都没有去驳斥。乐毅写了一封信，非常艺术地表达了他的民主宽容思想：我知道你错，但我依然对你没有恶意；我知道我冤枉，但不会去极力申冤而败坏你的名声。结果，燕惠王悔改了，还重用了他儿子。燕国和赵国也和好无战事。海外中国人，就应该为增进中国和西方的相互了解而努力，不应助长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仇恨。要让民主政治从美国走出来，走到国际政治中。民主是不可能建立在仇恨宣传之上的。

有人以为中国没有民主社会的基因，而《乐毅报燕王书》两千多年前就体现出了民主社会的宽容精神，所以中国民主建设是有希望的。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从宽容的社会风气做起，没有宽容精神，再好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只能用来制造丑闻而已。

http://www.guoxue.com/xstj/zgcjx/3004.htm

http://www.wuweixiaozi.com/files1/guwenguanzhi/4/70l.htm

http://www.unitedcn.com/03ZHMJ/04dongzhou/new_page_2230.htm

http://www.ha.xinhuanet.com/fuwu/kaogu/2006-02/06/content_6170371.htm

http://www.ld.nbcom.net/shiji/liezhuan/lz020.htm

原文21：

赵王封乐毅于观津，尊宠之，以警动于燕、齐。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这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书曰：“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自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闲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卒于赵，号曰望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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