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 -- 王外马甲

常看见这样的争论：国民党的支持者狂挺正面战场，狂贬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支持者则针锋相对。结果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不过我曾经看见过一篇文章，大致内容是说抗战初期国民党其实也有很多部队由于各种原因留在敌后，不过随着抗战的长期化，敌后的国民党部队是越打越少，而敌后的共产党部队是越打越多，于是乎后来国民党干脆也很少提自己当初在敌后的部队了。好象《毛选》中也这么评价过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大约一半被敌人消灭了，一半投降当了伪军。”（不是原话，只是大概意思。）为抗战而死，别管打的怎么样（那是能力问题，有时候也有运气因素），算是为国尽忠；当了伪军的那部分原国民党部队，怎么个算法？曲线救国？

马甲的《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中深刻地反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的状况：42、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最后坚持住了，过后还得到了大发展，而国民党的部队则纷纷投降，说句“国难显忠臣”，不过分吧？

咱YY一下历史，假如小日本不经打，42、43年前就完了，估计国民党后来一定会把他们在敌后的部队大大夸耀一通，敌后战场的重要作用也一定会被国民党充分肯定；那么假如小日本45年还没完蛋呢？（比如说希特勒这小子领导德国“英勇”奋战，在欧洲战场在拖上几年，让苏军没心思考虑日本关东军；美国的原子弹计划遇到点难题，完出来几年。）恐怕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越搞越大，军队越打越多。印象中王震的359旅就是45年开往南方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结果45年国际形势大变（苏联出兵没和中共通气，美国人更没义务告诉原子弹的秘密了，人家杜鲁门总统当副总统的时候都不知道原子弹的事情的），害得王震的359旅又往回走，经过后来的中原突围，又回北方了，其中359旅的第二梯队干脆在出发半路上就被中央的一纸电令转道东北去了。要是苏联事先跟中共通了气，最起码359旅能少跑不少冤枉路。

顺便再说一下边乔参谋的那句“现在开辟根据地就象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我的看法是边参谋有点眼光太高了。

以前书本上讲，敌后的空隙很多，没什么直观认识。一次我查看江苏地图，发现泰州离南京很近呀，联想到抗战时期陈毅与国民党驻守泰州的二李（李明扬、李长江）部队打交道的故事，不仅感慨已经占领从上海到南京一线的日军连泰州都没去占领，可见敌后的空隙大到什么程度。放着这么大的空隙而没有什么想法的人，估计脑子一定有问题，共产党考虑到了，国民党其实也考虑到了（有些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甚至就是本地原来的驻军），在抗战初期，很多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比共产党部队要多很多。于是乎敌后的情况可以说“相当”复杂：日、伪、国民党、共产党再加上什么地方势力、土匪武装等等各占一方，那时共产党的势力还强大到见谁灭谁的地步，工作得一步一步做，初期的时候开辟根据地东一摊西一摊恐怕就很正常了，就好象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上网、打手机很方便就贬低以前通讯相对落后的时代。我看有的资料甚至这么说过敌后的一支国民党部队：有时候上午遇到一支日军就与之干了一仗，下午又碰到八路（正赶上大气候是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双方都有火）就再打一次，可见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两面政权”、“两面纳税”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说解放后大大有名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干过这事。“文革”期间有反对陈永贵的人说陈永贵是汉奸如何如何，甚至“文革”后还这么说，其实有关部门很早就给人家陈永贵下过结论（要知道那时候的政治气候还是比较左的）：陈永贵抗战时期是“两面政权”性质，大功算不上，小功还是有的。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法理解“两面政权”、“两面纳税”的。

开辟滨河根据地（二）

在沙窝村，刘大爷负了伤，不过，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则去救火。当时，刘大爷他们正在一户人家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院子里的牲口棚烧起来了，于是，有个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什么，厢房却震垮了，把一伙人全埋在里面，刘大爷的肩膀和脚都受了伤，给抬了出来。

伤员都被送到村外空地上，等担架队。刘大爷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乎乎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回答：“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啊！刘大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这到底是谁被烧糊涂了？

再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起来——敢情这位是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四十军三十九师穿的还是原来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刘大爷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还说当初台儿庄战役时,马法五带着他们在临沂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大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地方干部带着担架队赶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可是，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把刘大爷甩到沟底，脑袋也摔破了，卫生员赶紧跑来抢救，勤务队长也气得直骂。原来，这俩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加上装运的东西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侯，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拣其它一些战利品（一般是衣物、粮秣之类），这应该算做是物质鼓励吧。说到这事，刘大爷有点个人体会，他说：河北人爱面子，一般不大好意思拣破烂“发洋财”，要先由干部搞个评比，戴朵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山东老百姓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群众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工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不过，这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当然，也总有手脚苯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拣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就漫山遍野去拣东西，有个姓付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甘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老付选了个洗脸盆，满意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二百斤电线,来部队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亡命的。

因此，骑兵团战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写实了，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毕竟不是所有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手榴弹和子弹也是不报或少报，除作为战斗储备以外，还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总不能让别人白帮忙吧。缴获的伪币也不写在战报里，专门有个帐本登记移交，先前打回隆镇时，骑兵团缴了五筐银圆和许多财宝，有根一尺多长的金条，行署还摆出来展览过。

骑兵团沙窝一仗，把三十九师打痛了，他们过不了黄河，就退了回去。后来，王瘦吾（四十军参谋长）到国民政府告状，说伪四十军本来准备南下“反正”投奔他，被八路军挡了路。这完全是造谣吹嘘。当时，连马法五（原四十军军长、三十九师师长）打了无数个电报都喊不动部队，三十九师怎么可能听他王参谋长的。这王瘦吾，原来是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曾经摆过“火牛阵”对付鬼子的装甲部队。他学习古人的办法，在牛身上绑炸药和油布、牛屁股上挂鞭炮，再往日军的队伍里赶，思路的确很不错。可是，人家田单的“火牛”是用木棍把脖子连在一起的（这样“牛阵”就不能拐弯，只能直着冲），王司令读书不认真，忘了这一条，结果鞭炮一响，那些单个的牛就到处乱跑，反倒把自己的防线炸得个人仰马翻，“火牛”司令也就出名了。

说王瘦吾造谣，还因为庞炳勋二十四集团军下辖的伪第二十七军（杜淑）、伪新五军（孙殿英）也跟随四十军南下了，他们总不会也是来“反正”的吧。

于是，骑兵团首先参加卫南战役，和四分区部队一起打滑县、攻瓦岗集，歼灭了杜淑的独一旅，把伪军撵了回去。接着，又赶往鲁南，配合五分区反击李仙洲。

两个月里，骑兵们奔袭荷泽、定陶，抢占魏楼黄河大堤，雨夜血战，阻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而就在这时候，日军也在山东开始了大扫荡，于是，八路军、日伪军和李仙洲顽军三方在山东相互开打。八路军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打日军第5混成旅团（内田旅团）、伪军吴化文、厉文礼以及顽军秦启荣；而李仙洲则应对日军第59师团（细川忠康）和八路军鲁南、冀鲁豫军区，结果，秦启荣被打死，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也差不多快被打光，只好退出陇海路，到皖北去了。这场混战，被称为“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场战役之后，于（学忠）走、李（仙洲）退，鲁省境内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八路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而冀鲁豫中心区也与湖西区（微山湖以西）连成了一片，从此可以专心对付日伪（用罗荣桓的话说就是“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抗日政权建设和后勤供应立刻变得顺利多了。记得有一首歌谣唱：一九四三年，局势大改变……说的就是这个战略分水岭。

这次战役，刘大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7团团长、11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反顽战役已接近了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主动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由于当时部队还有其他作战任务，杨得志司令就答应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正在鲁西活动的昆张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昆张支队有五个中队四百人左右，并且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昆张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后张楼，觉得这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他决定由三连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制高点；一连先截击出来的敌人，并防止敌人突围逃跑，等昆张支队到来后作为二梯队进攻。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四五十个伪军看见八路，赶紧往回跑。骑兵追到离据点二百多米外，才看见地埂上都长满了十多公分高的红柳茬子，象刀插在地上一样，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只好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最后，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而先前出来的敌人也没追上，被他们跑回去了。

三连突击到阵前二十多米，敌人据点就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象墙一样陡，战士们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昆张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据点里的高房大院，八路军占住了两个角,却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他们和据点里伪军一起作困兽之斗，不断进行反扑。骑兵团没有携带破墙的工具，好不容易找到两个竹耙子做了架梯子，又太短了，离房顶差一大截，因此只能和敌人僵持着。

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鲁南炸弹局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象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搞生产的时候他一天能耕二亩地），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当时没响，赵指导员拣起来准备扔回去，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曾玉良团长和通信员大鹏上去救护他，这时，敌人又突然投来好几颗手榴弹，在我们院子里连续爆炸，造成多人伤亡，大鹏的脚被炸伤，而曾玉良胸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昆张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立刻组织部队撤退，他最后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作好思想工作”。

一个多小时之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一二九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年仅29岁。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44年9月，军区要求把战功卓越的烈士集中安葬在万古烈士陵园，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的棺木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万古集。

曾团长临终前命令部队撤退是十分明智的。否则，以骑兵们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就会坚持再打下去，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增援的敌人就上来了，八路军将会被围困。

一个爱护士兵的指挥员，用他生命垂危时的最后一道命令，减少了部下的损失。

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刘大爷也提前出院归队。当时，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会上，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万怀臣（原一连长）升任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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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河之宝】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 by 王外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