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疯子少校（一）（完） -- 晨枫

这个例子应该是很典型的角度战术而不是能量战术吧，方大的文章里提到过空军曾用歼七和歼六做过类似的演习

果然是要言不烦，点到为止啊！受教，送花！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最早接受OODA和灵活、敏捷的作战思想的。越南战争后，海军陆战队意识到，自己在数量上、装备上和训练上都不适合高强度的消耗战，所以在北约抵御华约的作战序列中，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没有被部署到中欧的富尔达山口，而是在北欧的挪威。未来战争中是否还需要大规模两栖作战也成为一个问题。海军陆战队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开始对自己未来定位和相应战略的探索，重点是如何在未来战争战胜优势敌人。

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学校的战术部主任韦利上校（Mike Wyly）是越战老兵，他对消耗战已经深恶痛绝，开始探索战术改革。正在这时，以主张在中欧作主动防御出名的文职战略家林德（William Lind）把已经退休的伯伊德介绍给韦利，韦利、林德和一小批中下级军官根据海军陆战队短小、精干、紧密的特点，开始研究机动战。如果伯伊德的“小团体”可以叫战斗机黑手党的话，那韦利的小团体或许可以叫机动战黑手党，尽管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叫法。阿尔弗莱德•格雷在还是准将的时候，就听到过伯伊德的讲座，当时格雷是海军陆战队的条令部主任。尽管格雷对伯伊德的理念很赏识，但格雷并没有对贯彻这些理念采取实际行动。在格雷任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师长时，机动战黑手党的一些青年军官在军官俱乐部里向格雷建议，考虑改革海军陆战队的基本战略。格雷同意了，开始邀请韦利和林德来第二师传授机动战的思想，并在海军陆战队里展开对机动战的大规模的公开辩论。机动战的种子在海军陆战队里扎根了。

格雷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后，以机动战统一海军陆战队的基本作战思想。1989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1号作战手册（等于是所有作战手册的总纲）按伯伊德的思想重编，很多关键段落基本就是从伯伊德的讲义里拷贝过来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海军陆战队上下各级就是按照这个思想作战的。前海军陆战队司令Charles Krulak上将把海军陆战队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卡夫奇战斗归功于伯伊德的军事思想，卡夫奇战斗在大战之前打响，小股海军陆战队轻装突击，占领了部分伊拉克前沿阵地，然后有组织地撤离，极大地迷惑了伊拉克方面对战争的判断，调动了伊拉克的主力，打乱了伊拉克的部署。

伯伊德的影响不止于海军陆战队。在接受伯伊德的传记作者的访谈时，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说，斯瓦茨科夫最先递交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从科威特正面用优势火力和兵力横扫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机动战思想的影响，切尼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方案，紧急召见伯伊德来五角大楼咨询几天后，切尼断然否决了斯瓦茨科夫的计划。国防部长对作战指挥到底有多少直接影响难说，但国防部长对战争的政治指挥是国防法规定的。斯瓦茨科夫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后面的事情就是历史了。

美国陆军最终也接受了伯伊德的军事思想，“空地一体战”、轻装甲战斗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对伯伊德即爱又恨的美国空军，也组建了将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混编的远征联队，增强部署和应战的灵活性。

拉姆斯菲尔德称伯伊德是“孙子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楼时，力主“军事事务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主张用轻小、灵活、具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银弹”（silver bullet，意指精密、高效、万能）军队，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响。不过有人批评说，拉姆斯菲尔德过分依赖技术，忽视了人的因素；伯伊德的军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而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革命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观意志，正好是伯伊德毕生痛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美军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战术胜利和战略失败，恰恰是伯伊德理论的反例的集大成。

伯伊德的为人是一如既往地令人讨厌，兴致来了，半夜3点钟会打电话到同事、朋友家里，大谈战略或飞机的问题；女秘书们常常被他的粗话、脏话弄得泪水涟涟；争论得火气上来了，一面唾沫飞溅，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烟灰顺着人家的领带滚下来，即使是顶头上司或级别高得多的军官也不管，有两次实在恼了，甚至把雪茄烟屁股按在将军上司的领带上，上司们能喜欢他吗？他对家人也一样严苛，家一直住在“下只角”的窄小、昏暗的简陋公寓里，和他的退休收入十分不符。两个孩子长期为忧郁症和困扰，和孩子们的关系僵到家里人直担心第三个孩子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伯伊德的葬礼上，海军陆战队仪仗队鸣枪致敬，政界、军界高官云集，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资深陆战队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边放上有地球和铁锚的陆战队军徽，这是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敬意。海军陆战队也在伯伊德去世后48小时内，提议伯伊德的家人将伯伊德毕生的研究笔记和藏书转移到海军陆战队学院图书馆专门开辟的特别收藏室。但空军除了乐队和仪仗队外，只派了一个根本不认识伯伊德的中将。多亏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鲜的天空就共同战斗过的退休将军们出面，空军派出4架F-15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气实在恶劣，没飞成。但是伯伊德在高层有很多朋友，国会出面问询（congressional inquiry）为什么如此人才在空军得不到重用，空军只得压住火气，将内利斯的Aggressor中队的大楼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对空军的指责，但是空军心底里还是对伯伊德的违规犯上和桀骜不驯极为不满，不想竖这么一个榜样。

伯伊德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死党们直到现在还是每周三晚上在Fort Myer的一个小酒吧里聚会，离伯伊德安葬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谈伯伊德的旧事，谈伯伊德会对某件事怎么说。伯伊德仍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战斗机黑手党还在战斗。Everest Riccioni在Wright-Patterson期间曾主持过第一次战斗机超音速巡航的学术会议，可称战斗机超音速巡航之父，但近年来成为反对F-22的急先锋，指责F-22重蹈F-111的覆辙：重量太大，系统太复杂，成本太昂贵，机动性不足，不适宜空战格斗。最大的问题在于空军将只可能负担一支规模较小的F-22力量，据2005年国防预算，将只能部署180架F-22，不足以应付世界各地的复杂情况。F-22再先进，也没有分身法。相反，维持一支一定规模的F-15、F-16力量，对增加空军的作战弹性有极大的作用。Riccioni还强调隐身和超音速巡航对打击恐怖分子毫无作用，同时证明F-22相比于F-15并没有实质性的性能提高。关于Riccioni对F-22的指责，将另文评述。Pierre Sprey在推动A-10计划后，离开了国防部，除了偶尔就军事改革问题作一些讲座外，转向自己心爱的超保真录音，自己开了一个MapleStudio录音室，专录爵士音乐、宗教音乐和布鲁斯。他把F-16简单、直接的设计思想用到自己的录音室，不用数字混响，不用多点麦克风，甚至不用前置放大器，只用单一功放。当然，他用的每一个器件都是顶级的，甚至是手制的，但他坚持了F-16上“少就是多”的理念，只不过是在和战斗机绝然不同的领域罢了。事实上，用最精心的思考，但是最简单的实现，这是工程设计的极致。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闪耀的新东东所迷惑，而忘记了简单之美。Tom Christie在国防部负责武器系统的作战评估，Frank Spinney，战斗机黑手党的另一个成员，至今仍然在国防部工作，他是披露F-18E的wing drop问题的核心人物，并且用OODA来分析、抨击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

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早已开花结果，三代机中唯一和能量机动无关的F-14退役了，而基于能量机动理论的F-15、F-16还要继续服役一段日子，F-18E可能还要服役30年。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伯伊德被称为美国建军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无名小卒。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对伯伊德关于主动、灵活、敏捷、轻巧、信息流通、不拘一格的军队思想的推崇，强调战斗中的大胆、灵活、出其不意，非线性作战（即不分前方、后方），打击敌人的关键节点，庖丁解牛式地导致敌人的崩溃，是今天美国军队变革的基本动力。即使在中国，时下时髦的所谓“系统对抗”的说法，其实也是跳出OODA中的具体步骤，而在OODA的总体上所做的对比。

伯伊德的IQ据说只有90，他自嘲说这使他不胡思乱想没用的东西。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是70年代以来美国空中优势的理论基础，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正在对美军的作战理论和实践发生影响。伯伊德将武士的心、工程师的头脑、清教徒的自律、传教士的使命感集于一身，他认准了一件事就一条道走到黑，无怨无悔。伯伊德是一个奇人，真奇怪好莱坞怎么没有给他拍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