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道容众，大德容下——我为什么还是右派 -- 云横居士
家园 那众议院呢？ PS：顺便提一句，据俺所知，选举区大小及代表人口不一致，是大国都无法避免的情况。比如二千多万的加州只能和四十来万的阿拉斯加一样有两名联邦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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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行的是两院制，众议员的选举体现的是民主原则，而参议员体现的是共和原则。而且美国原本就是由各个独立的州联合起来的，体现的是由下至上的政权结构，那么各州之间相比选举区大小及代表人口（参议员）不一致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且在各州内部所有的人都是一人一票的，而楼主的文章里指出的是，国内的选举法规定了农民的选票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4（即使这样的规定还常常无效）。
另外，民主不是富国的专利，专制也不是穷国的专利（美国立国之初跟大清相比孰富孰穷？），民主也有很多种形式的，也有从低级到高级程度的划分的。
在我看来，追求民主就如同追求人权一样，只需纵向在逻辑上（非情绪上）跟自己原先的状态比有进步就行（步子不能期望太大），而尽量不要横向跟他人相比。比如，民国初期的联省自治运动时期，湖南首先颁布了省宪实施民主体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很落后的民主，跟当时西方列强的民主化程度相比也是很落后的，但我们就此可以认为当日湖南实行的不是民主么？
家园 【推荐阅读】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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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小波为俺做了启蒙,秦晖老师是现阶段给俺最大启发的导师。
家园 飘飘宪政之香---读《总统是靠不住的》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是一个如蝗虫般泛滥的印刷品将真理之光遮盖地晦暗的年代。正襟危坐的理论家正板着面孔用形式规范不亦乐乎地架构着干瘪理论。我万没想到，竟然有人用清新质朴的笔触向饱受苦难的华土演绎传输着宪政的脉脉芳香，用慈爱的上帝之手为国人摇响幸福生活的铃铛。当该书在“风入松”的排行榜上成为畅销书时，我激动不已，惊喜万分，因为，有充分理由相信，宪政启蒙已在不经意中开始。我将该书看作中国宪政智识积累的创世纪。
一
宪政是什么？是收银机。
宪政是台设计精巧的收银机。权力引诱人走向腐败堕落，收银机的设计就是将浑然一体的主权进行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领域的分割，再将三支权力象菜刀下的胡萝卜般截截分开。对于权力，宪政的态度是，宁可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可全面统一高度集中。仅是这些还不够，一套“安全刹车装置”是绝对不可少的。在有着三权分立结构的英国，设计师们看到，任何权力分支时时都会膨胀，内阁和国会彼此相互解散推翻，政客如走马灯般上台下台，弄得国无宁日，晕头转向。为免于重蹈覆辙，防止帝王梦的诱惑，便必须使各分支的法定权力相互制约，任何分支都不能拥有大于他者的权力。最后，政府自身的权力制衡结构必须有其不可逾越的界线，它必须尊重基本人权，正是后者构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民间制约。在收银机的装置中，总统是可怜的家伙。当尼克松被自己麾下的小小检察官弄得一筹莫展时，当克林顿为连绵不断的大小官司而愁眉紧锁时，我们发现，总统的生活便是在布满地雷的草地上跳舞，他始终难逃“被摆布”、“被捉弄”的命运，我们甚至会为那些踌躇满志、“武艺高超”而壮志未酬的总统洒一掬同情的热泪。
“收银机”展现的是一套抽象的职位网络，它的主体结构由国会司法委员会、联邦最高法院、独立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组成。然而，当我们将客观抽象的职位委托给生活在公关人情中的具体个人时，怎能保证它良性运作呢？在宪政体制下，职业伦理应优先成为公民的基本品格。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不顾尼克松总统的知遇之恩而“一意孤行”，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无视黑格军人口吻的命令而奋然辞职……由职位本身所赋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已成为从政者履行职务的全部生命。宪政体是一套负责任的公职的治理，而鲜活的个人则被公职遮蔽。
宪政是务实的政治实践。大凡严格按一个完美的宗教、道德、政治或经济建设的思想去推行的政治，最后往往要么处处碰壁，要么事与愿违，走向理想的反面。宪政是世俗的随遇而安的政治生活，是关于现实世界中可能之事的艺术。它是具体的操作性的，而非理想的宣言性的。美国的宪法文本恐怕是世界上最枯燥的。一句句话单调得如同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数字，它没有立国之本的宏大道理，没有华丽漂亮的煽情说词。缔造了美利坚的国父们没有一个被视作哲学家，很少有人声称他们有逻辑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也没有为走出奴役的美国人设计出严密推算的理想王国，号召为建设美好社会而共同奋斗。他们只是想解决当前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正如为防止小偷小摸而设计收银机一样，他们制定了1787宪法。只有今天的问题才是实在的，至于明天的理想——不管他是何等地美好，何等地振奋人心，都见鬼去吧！理想让我们为了虚幻的明天放弃今天，谁又能保证这不是别有用心的蛊惑与欺骗呢？生活在理想之中便是生活在专制与痛苦之中，正是魂归天堂的理想构成了今生受苦的正当理由。
宪政是游戏，行动者玩得轻松，观众则觉得其乐无穷。“共和、民主两党的全国大会只上象是花花绿绿、大喊大叫、热热闹闹的节日聚会，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是严肃板着脸的；比看马戏有过之而无不及。”（页3）会场中潮水般蹦跳的汽球，欢乐的震耳欲聋的尖叫，宪政使得政治变成了一种享受，玩政治与玩游戏无异。宪政下的政治必须是而且也只能诉诸于和平的表达方式。政治家肯定不会因为从政而被处死。游戏的输赢靠的是演讲技术所展现的说服水平。人在财产、容貌和智力上是有差等，但作为公民，他们都是平等的，理性公民间唯一合理的关系就是说服。“大权在握”的民众静观着政客间争取说服选民的唇枪舌战。这与争相取悦于观众的相声小品有什么差异呢？专制的政治则需要以生为赌注，鲜血支撑的宫廷政变构成了极权政治的主要内容。命令是唯一合法的关系形态，政权靠行刑队和绞架来维持统治。暴力是解决一切政治冲突唯一手段。在水门事件中，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博杀，没有社会动荡，没有政治报复和追杀，什么也没有发生。
二
宪政是“人”的政治，它对人的品格提出要求。
宪政体制下的人必须是自立的和理性的，唯其如此，才能自治。人都应自己过日子。寻求依靠的心态和非理性的情感冲动只能使自己沦为政府积聚权力的工具。依赖无异于自掘坟墓。过强的社会保障使得我们丧失了自我选择的动机与能力，无偿地奉送自己。一个罗马富人在饥馑流行时把食物施舍给穷人，而罗马人后来将这个富人判处死刑（马基雅维里，《里维史论》）。因为酷爱自由的罗马人担心，富人试图收买人心从而变成了独揽大权的僭主。也许他们更忧虑，穷人会出于侠义用涌泉之情回报滴水之恩，从而将富人视作再生父母为他效“犬马”之劳而甘受奴役。美德与政治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宪政体制要求人民：自力更生以获得对峙的力量，理性节制以防止情感的滥用；要求统治者：即使是赤诚的爱心，也必须诉诸理性化的程序，从而实现主观人格的退隐。你不可以贿赂人民，贿赂不仅是财产，而且还包括好心善德和阿谀奉承。这往往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惯例。领导者讨好民众，说他们是一切社会的进步的源泉，真正的铜墙铁壁，然而，实际上根本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他们杀戳人民，将意识形态的沉重精神负担强加在人民的头上。与此相对，臣民则背负沉重的青天情结，舒服时，他们会唱“东方红”；倒霉时，他们唉声叹气地怪“老坟”，或干坐着臭骂已过去的贪官污吏，清谈正上演的皇宫花絮。他们生来就是任人摆布的，他们从不思考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专制社会中臣民的责任就是献媚，仙露萨德必须靠每日每夜给哈伦国王讲动听的故事才能免得一死。（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宪政体下的公民不会企求政府赐于阳光雨露，不会责怪官员有负人民重托。如果政府真的错了，责任是在于公民自己，故而改变或推翻它以建立新政府便是他们法不容辞的责任。闲暇时，他们会静静吟唱大烟山动听的歌曲：“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树，这是我的菜园，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院子，这是我的马……”。
三
宪政是怀疑的政治，它从人的不可靠性出发，无情地制约防备人性的罪恶。
潜在于“收银机”背后的一个根本的假定是，人是不可靠的。人非天使，花花世界又充满了诱惑。政府权力是必需的。而滥用权力的倾向是无法抗拒的。那么，如何防止由人性弱点而导致的政治堕落呢？江山在握的元老功臣无心举行开国大典，也无意去制定五年计划，他们似乎丝毫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喜悦，无暇体会胸有成竹的轻松。历史上往昔的革命不过是强权人物的替换，只是不叫皇帝而已。克伦威尔的幽灵依然飘荡。人性的罪使得每个有知之士被浓郁的悲剧情结所困扰。在费城的一所小房子里，建国之父们神情凝重，一分深沉的忧虑始终压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头，会议桌上始终笼罩着一团愁云。如何防止专制与暴君？如何保护神圣但脆弱的自由？在痛苦而紧张的三个月中，他们不知发生了多少争执，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收银机”的设计终于完成了。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为历史做了什么，也无心去想。他们没有论资排辈，没有分功加爵，甚至没有点滴暗示。他们竟然就这样草草上路，匆匆离去。
不仅一般的普通个人是不可靠的，英雄也是不可靠的。当罗斯福第三次作总统时，一种不祥的危险感已经开始强烈地牵动有识之士的神经。于是，限制连任的第22条修正案诞生了。让一个人连续多年处于权力中心，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才能，高超的魅力，尽管其劳苦功高，成绩卓越，也是请他下来，即使换上去的新总统更没有经验更低能，那也要换上去。只要能防止专制暴君，其他都是次要的：
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是不可靠的，而且作为监督群体的人民同样是不可靠的。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竟然堕落为希的追随者，素无宗教传统的中国人竟会成为毛的忠诚信仰者，纳粹分子排山倒海的叫嚣，红卫兵激昂狂热的呐喊，这一切触目心惊、匪夷所思的事实都赋予了“人性”新的含义，无知的民众有可能被高明的政客给灌了迷魂汤从而彻底发疯。只有对“人性的罪”保持充分的敏感警惕，时时用罪恶去刺痛自己的神经，才不致盲目乐观忘却历史；时时地保存忧患意识，才可以不停地改进监督机制，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弱势的个人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
四
宪政是富有人情味的政治，是保障和促进爱的政治，它慈爱地关怀呵护个人的脆弱，尽全力为人类建设幸福生活。
宪政以人的幸福生活为归旨的，它是服从于人的幸福生活的政治，时刻关爱着人性。人是生活于双重世界的动物，理智与情感维系着人的全部生命。因此，宪政体制应使人双重世界的生活成为可能，它应为人理智的进步创造条件，为情感的抒发提供空间，因此，宪政生长的基本前提是，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界分，前者指家庭生活及个人良知（信仰和兴趣）领域。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伯里克利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讲中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物中我们严守法规。”“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是20世纪极权政治的基本准则，它准确无误地标志着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图谋，而且在根本上使人成为非人政治机器。智慧服从于自然，政治必须让位于人性。政治不能止息胸中燃烧的情感，不能为我解开世俗的枷锁，清泉不为它而流，藤叶不为它而长。对视亭亭玉立脉脉含情的姑娘，孤独冥思生的高贵生死的神圣，此时想到政治，我称其为罪恶。令华盛顿着迷忘情的是自己宽广的庄园，那明丽清朗的山河流水，那郁郁的花草树木，而不是总统宝座；杰斐逊则在声望如日中天、政治领袖之位指日可待时，坚决地放弃了一切，毅然回到了体弱多病的妻子身边，默默无闻料理自己家庭，与妻子女儿共享天伦之乐。他从来不会错过听夜莺唱歌，从来不忘记把泥土和天空的色彩记录下来；尼克松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关头，也只能同亲人们商量，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支持。在这里，我看到宪政所闪耀的人性光辉。反之，专制社会则将人异化成非人，权倾一方、光祖耀宗的政客一旦离开高位，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沦为可怜的政治动物。
宪政是以人之道待人的政治艺术。宪政给人最大的理解和宽容。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它崇尚英雄，但同时，它承认软弱。总统也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克林顿接连不断桃色绯闻，虽然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最终他们还是原谅了总统。怕死的飞行员的故事让美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页336）
宪政从不干预人的信仰。政治与意识形态是截然分离的。宪政体制“深知全能的神所创造的心灵是自由的，一切用世俗的惩罚以来影响心灵的企图只会养成虚伪和卑鄙的恶习。”（《杰斐逊选集》，页296）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临护人，替上帝看护自己的灵魂。“臭名昭著”的太阳圣殿教使好端端的年轻人走火入魔集体自杀，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将来也许会有人重蹈覆辙。政府不能管，民众不想也不敢让政府管，因为，这事一管开头便没有边际，自由就岌岌可危。专制社会通常是，那些本身易犯错误和未得神灵启迪的世俗之徒对别人的信仰的持有生杀大权，那些非教会立法者和统治者用强力把异已的神圣信仰蛮横粗暴地定性为邪教，一棒子打死，而后把他们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方法作为唯一正确的、绝对不会错的（甚至自己都怀疑）竭力强加于人。
宪政是一种信仰，是十字架上的平常心，是面对宪法的羞涩和虔敬，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创造的催化肠断的艺术，它贯注着生命与痛苦莫解音响。宪政是值得英雄为之献出灵魂的政治。黑夜里站在寒冷的秋风中等候选举的小小老百姓；听证会中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动真格的公务员；法官西里卡的六亲不认的品性和令其狂喜的69岁生日礼物；控诉时全部出庭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11名助手，这一切的一切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受到一种信仰的力量，感受到宪政体下公民守护内心神灵的决心与勇气。倔强如牛、誓死一拼的尼克松被迫向宪法低下骄傲的头颅时，我们看到的是宪政文化中政治家内心最深处那一抹敬畏，那种对神圣的怕。尼克松完全有力量顽固到底，而且，当他在进退之间痛苦抉择时，美国离专制只有一步之遥，然而，选择了放弃。当回归庄园，静静品味着回忆所赐于的忧伤时，他一定无愧于自己的选择。仅此，就足以让美国人自豪。毕竟，在世界历史上，人们看到太多同样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在类似的情况下都选择了抗拒到底。他们坐在被刺刀团团围住的“皇宫”内，恐惧地作着自己的专制恶梦。1996年，尼克松去逝，所有的美国总统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的葬礼，以寄托自己的怀念和尊重。我想，当凄苦的哀乐在加州小院子里静静响起时，回荡在每个人耳畔的是那因宪法十字架而受难的心灵发出的怕的呼唤，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必然是挥之不去的“水门”事件。政客们以特殊的方式咀嚼着宪政体下的辛酸，咀嚼着一种宪法的沉重十字架酿造的痛苦。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都被冠以“XX门”，看似轻松平常的做法表明，美利坚是不善忘却的民族，他们愿以历史的不幸刺痛自己的心灵：专制暴君的幽灵无处不在！我无限崇拜尼克松——那因宪法受难的灵魂。宪政的意义就在于将自身强力奉献给精神性孱弱的宪法。如果脆弱的心灵再无法经历世俗的风吹雨打，如果颤抖的双腿再无力承受鲜活欲望的层层重压，那么，就下跪吧，怀着虔敬对尼克松受难的灵魂下跪，体验着怕对专制的不幸苦难下跪，流着热泪对至高的宪法下跪。我们是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一代，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类似的傲慢狂妄使得自以为和上帝一样伟大，我们已因触怒上帝而遭到了几近毁灭性的报应。如真心期望宪政，学会怕，学会认真，学会敬畏，恐怕是最重要的一课。
宪政是极端脆弱的政治，它甚至丝毫经受不起强权的挑战。历史不容许假设，但至少假设可使我们具有反思的能力，回想当年，如果尼克松真要拼个鱼死网破（凭他手中的权力，这并非不可能），美国人今日生活状态估计不会比我们好的哪儿去，然而他毕竟还是自动放弃了。我从中感受到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宪政的生命不能靠军队警察得以维持的。根本上讲，宪政是一种道德的治理。于是，我想起了华盛顿，还有那50余位国父，江山是他们打下的，他们的学识和威信都是无可挑剔的，没有什么力量可能阻止他们作皇帝大臣王妃娘娘，然而，他们竟然没有！伟大的政治必须奠基于高贵的道德。犹太人十分赞赏他们的罗马盟友：“罗马的将军们从不要求登上王位以满足个人的野心。”在罗马时代的早期，对国家的爱高于一切，后来成功和财富腐蚀了罗马人，在自己曾鄙视过的专制体制下，他们堕落了，美德和自由一起衰亡。宪政是收银机，但是，使收银机得以生成的最终的因素是美德，诸如宽容、节制和博爱（肯尼斯·诺米格，《政治学》，页23）。同样是开国元勋，但是，当一些人在苦思冥想如何防止专制暴君时，另一些人却在绞尽脑汁加官封爵，前者人格的高尚足以使我们感动地落泪，后者则只能招来我无情的鄙夷。伟大的政治本质上是伟大道德的治理。
可怜的中国人——悲哀总该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开始在漫漫暗夜中抬起沉重的脚步，让我们一点点地开始敬畏朝拜内心深处的良知，开始用美丽而勇敢的心去追随宪政之光，让这一抹微弱的宪政之光在宁静的心中燃起万丈豪情，让那浮动的暗香指引着我们摸索善良政治的曲径。路漫漫其修远。值得一读，一切都只是开始。
家园 秦晖已经说了，这个不是他的 虽然他认同其中很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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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五体投地 花！
家园 【文摘】许纪霖先生的观点(我不赞同,但可以作为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是让大家在私人领域中做一个满足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好市民。在所谓理性的经济人背后，被掩盖得严严实实的，正是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所不应忘却的公共关怀、公共理性和公共德性。在公共生活的自我角色认同中，"自由主义"提倡的是"纳税人"意识，"新左派"主张的是"民众"或"人民"的观念，唯独缺少的是对"公民"的自我理解。"纳税人"意识自然重要，但它依然是一个自利性的市民意识，无法真正承当非功利的公共责任。"民众"观念也有其尖锐的批判性意义，但它无法普遍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德性。如果我们依然将民主作为我们坚定的奋斗目标，那么，除了制度性安排之外，我们还需要广大社会成员以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共同追求和维护这一民主的制度和体制。正如罗尔斯所说：民主自由的安全需要那些拥有维护立宪政体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公民们的积极参与。
从世纪之交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出发，本文探讨了这两种立场背后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民主观念：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并具体分析了在自由、民主、合法性、正义、集体认同和公民等观念上的理论分歧。在西方几百年的民主历史中，它们之间互相批判，又彼此融合，即使是哈贝马斯设想的超越二者的第三种民主，也依然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世俗时代的人们，无法像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发明一个万无一失的模式，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美好的价值在其中获得和谐的安排。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民主理论或者建制，可以作为理想的方案，供我们现成地拿过来采用。我们只有在"反思平衡"的基础上，不断地借鉴和比较不同的自由理念和民主方案，以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提供多元的可能性选择。"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这场论战中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又各自为自己的视野所限制。本文虽然同样没有给出一个终极性的答案，哪怕是"第三条道路"式的，但对这两种民主观反思本身，已经内涵着某种可能性的解答，因为我相信，只有经过理性反思的民主，才是合理的、合法的和正义的。
家园 嗐，我以为什么“右派”呢。 “右派”是个有特定含义的历史名词，您这不是给自己戴高帽嘛。
，您的作品都不贴“精”字招牌，都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