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孔子生平百衲 -- 桥上

《孔子家语》：

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桥：

亦依《孔子家语》，孔子夫人并官氏生孔鲤在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

又据杨朝明先生《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齐鲁学刊2009（02），p 010指出：

考察前人关于孔子“出妻”之说的叙述，其实都是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载。其中说：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对此，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解释是：“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此是从伯鱼为母亲服丧的时间，确定伯鱼母被出，即肯定孔子曾经休妻。

孔颖达这里所谓“伯鱼母出”应该就是孔子“出妻”的最早出处了。期，是古代丧服名称，指一年时间。这里的“期而犹哭”，是说伯鱼在为母亲服丧一年之后还没有除去丧服。

但是，孔颖达所说是有严重问题的。《仪礼·丧服》中说：“……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这里说的是“期”的三种情况：第一，母死，父在，为母期；第二，妻子死，丈夫为妻子期；第三，出妻之子为母期。《礼记·檀弓上》说“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显然是违背了第一种情况的丧制规定：母死，父在，为母期，过期则当除服。出母，期可无哭。伯鱼丧母，期而犹哭，忘却其父孔子仍然健在。故孔子责之，伯鱼遂及时改正。孔颖达显然是由此就联想到了“出妻之子为母期”，而忽略了“父在为母”的第一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不是第三种情况？为什么不是伯鱼以“出妻之子”的身份为母亲服丧？因为《仪礼·丧服》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还有“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的记载。所谓“出妻”，即被休之妻；所谓“出母”，乃是生身之母。如果被休的妻子去世，他们共同的儿子如果是丈夫的继承人，即使生身母亲去世，儿子也不能为之服丧一年。孔子只有伯鱼这一个儿子，伯鱼是孔子的继承人，他作为孔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如果伯鱼母亲被“出”，伯鱼之母去世时，他是不能为母亲服丧的。这就是说，《仪礼·丧服》的规定证明，伯鱼在母亲死后“期而犹哭”的事实，不仅不能说明伯鱼之母曾经被“出”，反而应当是孔子未曾“出妻”的强有力证据。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珍藏本）》的原文摘录豆瓣读书-全年犯困：

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桥：鲁昭之赐或是赐与孔子之家族甚至是遍赐各家的“民”，不必为孔子，亦不必仅为一家。

《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昭十年经》：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10100003）

《昭十年传》：

秋七月，平子伐莒(jǔ)，取郠(gěng)。献俘，始用人于亳(bó)社。臧(zāng)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饗鲁祭乎！周公饗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tiāo)。’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10100301）

《昭十一年经》：大蒐于比蒲。（10110006）

《昭十一年传》：

五月，齊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10110301）

桥：以上《春秋经》和《左传》记录的“伐莒”及“大蒐于比蒲”，孔子也许就在军中。

桥：孔子夫人为并官氏，或有称为幵官氏、亓官氏、乃至上官氏者，应都是讹误。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摘钞卷三·孔氏祖庭广记》读秀学术搜索：

予尝据汉、宋、元诸石刻，证圣妃（孔子夫人）当为并官氏，今检《东家杂记》及此书，并官氏屡见，无有作“幵”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宝。自明人刻《家语》，妄改为“幵”，沿讹三百余载，良可喟也！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04,第103页：

直按：丌官氏当为并官氏之误字。漢韓勑修孔廟禮器碑，及“并官武”印（見小滄浪筆談），皆作并官氏可证。

下面是《礼器碑》碑阳拓片，图片出自中国智慧工程研究院书法教育工作委员会《汉隶名碑《礼器碑》简介及高清图片》：

下面是《礼器碑》拓片局部，图片出自《礼器碑》》读秀学术搜索：

桥：依《孔子家语》，孔子娶并官氏在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珍藏本）》的原文摘录豆瓣读书-全年犯困：

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

桥：又《路史》云“（并官氏）宋微子之后”，这说明孔子与夫人并官氏出自同一个祖先，当然也同属“子”这个“姓”族，也就是说，孔子的婚姻违背了当时“同姓不婚”的习俗。不过对于孔子所属“子”这个“姓”族而言，他们早先并没有这个习俗，但后来占统治地位的“姬”那个“姓”族大力提倡这个习俗，于是成为中原地区大家都得遵守的规则。《论语》中就有孔老先生忽略了“同姓不婚”规则的记载：

《论语·述而第七》：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昭九年经》：冬，筑郎囿。（10090005）

《昭九年传》：

冬，筑郎囿(yòu)。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jí)，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剿(jiǎo)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10090701）

桥：以上《春秋经》和《左传》记录的此年“筑郎囿”，孔子作为“民”可能也参加了，应在婚后。

《孔子世家》：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注：索隐有本作“委吏”。按：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闲，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桥：《论语》中云：“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大概在母亲死后第三年、十七岁时成为季氏家臣，《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云云，或即指此事。钱穆先生亦认为孔子作过季家家臣。于是孔夫子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第九》）。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国学导航：

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

桥：孔子是由于哥哥还在，无法成为公臣，只好去作季氏家臣。而孔子之“志于学”，让他在所从事的工作中都能脱颖而出，却无法改变他卑微的身份，这也是他后来决心要自立以授徒为生的动因之一吧。孔子这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啊。

《孔子世家》：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礼记·檀弓上第三》：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钱穆《孔子传》：

孔子母死，亦不知其年。或云：孔子二十四岁母卒，不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当是。

桥：

孔子母亲去世时也就三十出头。

《论语》记孔子之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当与其母去世有关。其母去世后，孔子脱离颜氏族回到其兄孟皮为家长的自家家族。虽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但郑重其事“志于学”当就在此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前后。

孔子料理其母丧事，又将母亲与父合葬，必然会与其兄孟皮打交道，其后也难以再居住于颜氏族中，这也是孔子之后回归族中依兄而居的契机与理由吧。

《礼记·檀弓上第三》：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钱穆《孔子传》：

父母之丧满一年为小祥，满两年为大祥，皆有祭。此当指母卒大祥之祭。时孔子尚在少年，然已礼乐斯须不去身。此见孔子十五志学后精神。

《襄二十九年传》: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09291301）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shào)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bèi)、《鄘》(yōng)、《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bīn)，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fēng)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kuài)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nì)，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jù)，曲而不屈，迩(ěr)而不偪(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dǐ)，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xiāo)、《南籥》(yuè)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huò)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xiāo)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

《论语·八佾第三》：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桥：对比前面季札的言论与上面几条《论语》中孔子的话，可见季札观乐一事显然影响了孔子，我甚至怀疑那时八岁的孔子就在现场。当时，孔子随母住在颜氏族中，颜氏族人可能有人在季札观乐时是办事人员，才让幼年的孔子能亲身见证此一盛事，也使他对礼乐有了最初兴趣。《孔子世家》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也说明颜氏族人可能有人是负责操办公家此类事物的，还曾带着幼年的孔子前往现场，才让孔子得以模仿。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士族家庭中，其家必有俎豆礼器。其母党亦士族，在其乡党亲戚中宜尚多士族。为士者必习礼。孔子儿时，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

下面是春秋.镂孔龙纹铜俎/河南博物院藏 1977年南阳市淅川下寺楚国墓地M2出土，图片出自老猪的碎碎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的俎便是此物》百度：

下面是豆的图片，出自说史一千零一夜《最新公布！发现山西春秋墓，有青铜、金、骨、陶…她和M6是一对夫妻》搜狐：

《孔子世家》：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

《孔子家语》：

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其父叔梁纥即死，但不知其的岁。或云：孔子年三岁。

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12，p 008：

在礼教未严的古代，不经媒聘而自由择偶同居是允许的。古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习俗，可见至少在这样的时候是不受限制的。此种习俗为远古自由婚姻之孑遗。它不仅通行于未婚男女，也适于已婚男子。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有条件的男子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妾。古代男女仲春合会时，往往要祭祀高禖和“祓禊”。高禖是管理人间生育的女神，“祓禊”是到河里洗濯以除不祥，其目的是为了求子得福。因此，当时男女欢会往往在河边和便于幽会的山间。其情景，《诗经》里不少诗篇都有描述。如《郑风·溱洧》写大群男女在夏历三月汛期合会于溱、洧二水之滨，互赠互戏，狂欢极乐。此种自由结合，也难免带来男女关系时即时离的随意性。在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条件下，这种随意性又会给她们造成不幸。在一些有地位的家庭中，不经媒聘而为人妾者，也往往受到歧视。如鲁大夫声伯的母亲未行媒聘之礼，生下声伯后就被赶出丈夫家，改嫁到齐国。这样的悲剧也落到颜征在的头上。她生下孔子不久，便同孔家关系破裂，带着尚在襁褓的儿子离开。二三年后，叔梁纥去世。造成这场悲剧的具体情况虽不得其详，但可以推想，叔梁纥负有重要责任。这一点深深伤害了征在的感情，以致孔子长大时，她也不愿向自己的儿子提到叔梁纥和他的墓地。《史记·孔子世家》说孔母讳其墓，《礼记·檀弓》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从这些记载中，不难体会到这位刚强女子的一颗受损害的心。离开孔家后，她立志不再同往事发生任何关系，坚意携子谋生，走自己的路。

桥：

因此，叔梁-纥卒年或为前550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两岁，出生以来已经过三个年头。

由于孔子是“野合”而生，且叔梁-纥之目的首先是要生儿子，故颜徵在当时应未与叔梁-纥同住。近代少数民族中就有保留类似风俗的：女子在生子后才前往夫家。颜徵在也应是生了孔子后才入住叔梁-纥家。而在叔梁-纥去世后，有种种不便，颜徵在携孔子回了娘家。

因此，孔子少时是生活在颜氏族中的。这里的佐证就是《礼记·檀弓》有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盖叔梁-纥死后母子二人未与孔子之兄孟皮同住，而与颜氏族人住到一起，孔子不知叔梁-纥葬处才合情理。

所谓五父之衢，据孔佾主编，曲阜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五父之衢考》曲阜市地名志，p 580第八编：古地名考-第二章：

《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正义》云：“五父之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太平寰宇记》载：“五父之衢在县东南二里。”因不同时代，县治的位置不同，故后人对此位置一直不可确定。据《鲁国故城》考及发掘所推，此地当在3号干道东端，距建春门不远处。3号干道西起西南门（指鲁故城门），经斗鸡台、北关、周公庙和颜子店南侧，直通东中门（建春门）。故编者判定五父之衢当在此，即今颜林的位置。孔子之母颜征在，死后殡此，其颜氏后人字墓而旁居，视以荣孝，便形成了颜子店；其后世葬此，形成颜林。

桥：

这里五父之衢位置（估计为：东经117.01，北纬35.60）应无疑，但我不很赞成“颜氏后人字墓而旁居”形成颜林的说法。颜林应意为颜氏一族墓地，不必此后“字（颜徵在）墓而旁居”才形成。且当时人居处与葬处或相距不远，推测那一带本就有颜氏族人聚居之处，该族墓地亦应在附近，所以孔子才会将其母殡于此五父之衢。

下图为鲁国故城环城道路(图中最外环道路)示意。图右侧用红色方框框住的即建春门之名称；建春门左方可见颜林居住址。图片出自杨昌鸣-李旋-李湘桔《直接展现与间接再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墙遗址展示模式的比较》中国园林2013（05），p 089：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云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者。其间有一年之差。两千年来学人各从一说，未有定论。今政府规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并推定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之诞辰，今从之。

不过，据曹景年《孔子诞辰诸说源流考》一早读书：

关于孔子诞辰的观点虽多，但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是相同的，只是各家对材料的看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首先要对原始材料进行追根溯源、考辨其真伪。所谓原始材料，指汉代及以前的材料，因为汉代之后的一系列说法都是由这些原始材料衍生出来的。原始材料主要有四项，一、《公羊传》、《谷梁传》；二、《史记》；三、汉代其他相关记载；四、《世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只是今本公羊传误衍了“十有一月”四个字。

二传都在《史记》之前，应该比《史记》更为可靠。

综上所述，孔子诞辰的材料应以《公羊传》、《谷梁传》所载最为准确，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换算成今天通行的农历，即八月二十一日。不过要换算成公历，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因为公历有儒略历和格里历之分，儒略历是公元前46年开始实施，在1582年10月4日之前，西方用的都是儒略历，但由于此历法不够精确，过400年约误差一天，于是自1582年10月5日起改用新的历法，即格里历，并将这一天改为10月15日。而孔子出生时，既没有儒略历，也没有格里历，应该用哪个历法推算呢？江晓原先生主张用儒略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徐文新先生主张用格里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那么，到底用儒略历合理，还是格里历合理呢？有些人以为格里历更精确，所有的历史年代都应用格里历表述。江晓原先生认为，应以1582年格里历的实施为分界线，此后应该用格里历，公元前46年到1582这段时间应该用儒略历，因为格里历还不存在。而公元前46年之前国际历史学界和天文学界的不成文约定是用儒略历，“因为公元前46年之后开始使用儒略历，那么将这一历法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是很自然的；如果使用格里历来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就要跳过一千六百多年，这显然不合常理。”江先生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

而毕宝魁《孔子生年生日详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9（02），p 34云：

目前通行的孔子诞辰9月28日是缺乏依据的,子夏传授《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都有孔子生日的明确记载,两传所记实质也吻合,参照其他文献,再参照天文学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孔子生年生日为公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说法应该摒弃。

刘奉光《孔子生辰新考》天津师大学报1999（2），p 33亦云：因《公羊传》与《谷梁传》均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庚子日，又与该年《春秋经》所载“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干支纪日可以相合，且经现代天文学推算当日在鲁国确实发生了可见的日食。因此孔子更可能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

江晓原《孔子诞辰：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历史月刊1999（08）则云：

非常幸运的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在孔子出生这一年中都记载了日食，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天文学依据。日食是非常罕见的天象，同时又是可以精确回推计算的天象。《春秋》242年中，共记录日食37次，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其中大部分皆真实无误。经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这年中，在曲阜确实可以见到一次食分达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而且出现此次日食的这一天，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而在次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日食。

为了确定这次庚戌日食的日期，我们采用不考虑月份的记时坐标，即天文学上常用的“儒略日”，这是一种以“日”为单位，单向积累的记时系统——中国古代连续不断的纪日干支系统实际上与“儒略日”异曲同工。公元前552年发生曲阜可见日食的那个庚戌日，对应的儒略日为1520037。而儒略日与公历的对应是早已明确解决了的，与1520037对应的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

所以结论是：

孔子于公元前552年（鲁襄公二十一年）10月9日诞生……。

宋时金兵南下，孔家长子带孔子夫妇的楷木像 携族谱随皇帝南下衢州，次子留守在山东奉祀 北孔后人随蒋去台湾。南孔留在大陆 现任衍圣公孔祥楷，曾见过。

《孔子家语》：

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徃廟見，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桥：

虽然有上面《孔子家语》的故事，但《孔子世家》中却云“纥（叔梁-纥，孔子之父）与颜氏女（徵在，孔子之母）野合而生孔子”，想来太史公另有出处。

这里“野合”二字在后世人眼中“殊不雅训”，可当时人未必以为有伤风化，《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有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正是当时习俗的反映，绝非苟合。

而即使到太史公所在的汉代，还有画像砖《野合图》堂而皇之表现相应场景，至今出土的就有好几块。下面是四川省-新都县出土画像砖《桑林野合图1》，图片出自运河风情《汉画像砖“桑林野合图”汉画像砖的生殖崇拜》360个人图书馆：

另外，上海开放大学 鲍鹏山《司马迁“野合”之说考》sina新闻中心（《社会科学报》总第1600期8版）则说：

刘方炜先生《孔子纪》引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的“高禖”说，来解释司马迁的“野合”。高禖即是“郊禖”，一种商族遗留下来直到春秋战国时还流行的男女郊外野合的婚配风尚。

春祭是在春天举行的祭天、祭祖活动，目的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为男女的结合和农业生产的播种和收获有相似之处，于是人类生殖活动与农业活动便联系了起来。

从而，在仲春之月，春耕播种之际，“令会男女”是为了农业丰收，国泰民安，是严肃的政治命令，可不是男女的私下“性自由”。

这看起来荒唐，其实，在古人的观念里，这是天人感应。直到汉代，董仲舒还虔诚地相信这些、推广这些并认真地记录在案。《春秋繁露·求雨》在描述春夏秋冬四季求雨的具体方法后，赫然就是这样的句子：“令吏民夫妇皆偶处。”要天下雨，则人间男女也要云雨起来，这就是天人之间的感应。与之相反，若要止雨，则人间也要禁绝男女之事，《春秋繁露·止雨》记录了他自己的一次成功的止雨，这样的做法还真的就收到了“未至三日，天暒亦止”的效果。

甚至，朱维铮先生还说过丨重读丨朱维铮：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勤而行之传习社：

1982年我写了本《孔子思想体系》，我考证的结论是，孔子是他母亲被强奸后的私生子，即野合而生，费孝通也是这么说的。

桥：总而言之，当时有当时的习俗，为求子，陬大夫纥遵从了上天召唤，其行为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评判。而且由于当时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沧海桑田，其后不远的古人有些也很难理解当时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