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马甲有关题目，刚读到一篇有趣文章，厚着脸皮转载一下 -- dfindy

在史书中都有哪些有意思的春秋笔法的例子？ - 斛律明月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130284/answer/3130859971

知乎的这篇文章非常有内容，很有意思。

1968年1月10日，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77人，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接回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多人，等待退役回山东。到达后卷入两派武斗，双方互有伤亡。当地驻军党委从派性出发，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 （据以后查证，工八团从未使用过这个名称），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上报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未加核实， 即上报中央。1月21日，工八团驻下关的全部人员700多人， 携带武器离开下关返回昆明。

当天， 康生、谢富治接见在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干部时讲：‘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 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他们的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 走到反面了， 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这些话，为军事围歼定下了基调。

1月27日， 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时， 被部队围歼于干海资煤矿， 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及当地炮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59人。2月13日， 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 宣布工八团为‘反革命匪帮’。

此后，在1968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军内外不断举办了‘反革命政治武装土匪滇西挺进队罪行展览’， 在‘划线站队’和‘清队’中， 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 并进一步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军内外一些领导干部被诬陷为‘滇挺’的‘总司令’‘总指挥’‘密谋策划者’， 一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迫害， 有的致残致死。仅据大理州统计， 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干部、群众被打死、逼死700多人， 被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 (粉碎‘四人帮’后已平反) 。”“滇西挺进纵队”假案也得到了公开平反。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361页）

然而。。。。。。

见后。。。。。。

傲骨凛然的赵健民（六）

六、牢底坐穿

赵健民身陷囹圄之后，在康生、谢富治一伙阴谋家的精心策划以及出任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推动下，云南“炮派”被打成“反革命匪帮”，强加“滇西挺进纵队”的恶名，遭到残酷镇压，无辜的工八团在回昆明的途中则被解放军围剿消灭，酿成惊天血案。“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荒诞地演绎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无限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捕“滇挺”分子。在这个人为制造的特大冤案中，云南全省遭受审查的达1387367人，其中立案审查175974人，被迫害致死17269人。

赵健民不清楚后来云南发生的一切，只知道被关进了北京半壁店卫戍区专设的监护室。之前关进这里单间的，先后是刘澜涛、习仲勋和王任重，赵健民是第四个被羁押的“人犯”。一向坚信真理不容践踏、事实不容歪曲的赵健民，于失去自由后的第四天，即1968年1月26日向管理员要来笔墨纸张，开始向中央写申诉信。他满腔悲愤地写了自己的历史，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逐条批驳了康生一伙对自己的诬陷，通篇表明自己无重大过错，关押审查是不妥的。1月28日，他将第一封申诉信交了上去，然后是望眼欲穿地等待，相信组织上很快就能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恢复人身自由。谁知送出的申诉信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其实，赵健民心里也明白，在那个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年代，即便这封信能够“呈谢副总理并报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并中央并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并康老并中央文革”，或许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被阴谋家们以“不老实”为罪名，再踏上一只脚，进一步受到迫害。但硬汉赵健民不信这个邪，明知山有虎，偏往山上行，下定了坐穿牢底、抗争到死的决心。

赵健民的飞来横祸博得了安徽砀山籍战士齐运岭的同情，冒着极大风险，利用工作之便，给“山东单县终兴公社杨庄大队”赵健民的岳父家中寄了一封短信，收到回信才知道妻子杨瑞波带着小女已避难娘家，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他在回信中自信地说：“我是很有信心的，一定要与恶势力斗争到底，一定要斗争到最后胜利。”他在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天无绝人之路。真理，定能得到革命者的拥护；定能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护，定能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任何恶势力也会冲破的，一定会得到胜利的。”从2月27日开始到3月1日，共用了4天时间（1968年2月为29天），赵健民写出了第二封申诉信，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详细地写了一遍，告诉中央自己绝没有挑动武斗、搞乱中央。3月1日下午5时，他将申诉信交了上去，当晚在日记中写道：“坚持真理，不怕任何惊涛骇浪。”在这前后，他还给时任国家第二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徐运北（1934年由赵健民介绍入党）、清华大学女生周力群（她南下云南串连时曾受到赵健民接见）各自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介绍自己的历史和在“文革”中的表现。赵健民此举的目的是将事实真相告诉外面的老战友和群众组织，用另一种方式抵制康生、谢富治一伙的诬陷。3月3日，赵健民开始写第三封申诉信。他回忆起30年前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斗争的情景，情不自禁地哼起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监护室里久久地回荡着低沉、激愤、不屈的声音。3月13日晚9时许，赵健民抄完最后一封信后，又特别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其中说：“我已被康老监护审查。康老指定我是叛徒，我历史上是没有问题的，被国民党逮捕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因为康老是文革小组顾问，我同他的认识不一致，我要求主席派人来彻底调查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企冀从最高当政者那里讨个说法。然而，赵健民的正当诉求被无理拒绝了。直到这时，赵健民才知道被监护期间是不允许对外通信的。他在3月20日的日记中悲愤地写道：“信不准上，怒火高万丈！”随即写下一首打油诗：“献身革命三六年（意为36年），忠心革命任劳怨。今日身陷囹圄中，豆萁要把豆粒煎。”诗中末句借曹植的《七步诗》之意，表达了对同室操戈的痛惜之情。

赵健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将三封上诉信的底稿重抄了一遍，同时给妻子杨瑞波和儿女小松、小桐、小楠、赵杨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们小心行事，“但不要被恶势力所吓倒。要斗争要生活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如瑞波被迫害，小松就带领小桐、小楠、赵杨克服困难，进行斗争，如小松被迫害，小桐就带领小楠、赵杨克服困难，斗争、革命。”赵健民同时交给齐运岭的，还有给毛泽东、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和徐运北的5封信。齐运岭借用3月31日星期天休假机会，将赵健民托付的信件通过邮局寄出。这一回招来了麻烦。两天后，管理人员突然闯进赵健民的监护室，收走了所有的笔墨纸张，并于4月4日将他转移至交通部干部学校特辟的监护地，同时被转押的还有习仲勋、刘澜涛等人。赵健民被关进了8号单间监室，四壁没有窗口，门上只留一个小洞，供管理人员送饭递水，条件比20世纪30年代山东高等法院看守所差的多多。赵健民清楚，这回真正成了“犯人”。

差点成了“犯人”的，还有冒死为赵健民寄信的齐运岭。1968年5月2日傍晚，齐运岭突然被抓，押送师部关了起来，受尽了人格侮辱和身心折磨。一位农村出来当兵的年轻人，见识不多，思想单纯，何以如此勇气为蒙难中的赵健民铤而走险，不顾个人的身家性命？后来，他在一封给《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作者丁龙嘉的信中披露了当时的心迹：“……看一看中国出了那么些大干部反党反毛主席，我心中就怀疑。想到这些老干部在战争年代什么都不怕，为了人民为了党，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一边，现在生活好了，他们有了名、利，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要说有个别的，我还相信，可为什么这么多？当时我就这么看和这样想……”善良正直的齐运岭正是怀着这样愤世不平的思想，挺身相助赵健民的。同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15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将阎红彦、赵健民定为“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齐运岭被开除军籍、团籍，遣送回乡，劳动改造。

直到1978年赵健民洗冤复出，他才得以平反昭雪，以复原军人的身份被安排在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二五所工作，后调入砀山县水利局供职，直至退休。

8月15日的两报社论中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乘胜前进的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当时最权威的两报社论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赵健民听到后彻底毁灭了心目中“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形象，悲愤地自问：民主何在？法律何在？党纪何在？真理何在？反复地思索：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回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往事以及个人的不幸遭遇，认为结论是明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之所以得不到彻底纠正，根本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他在寂寞中苦苦思考着党和国家屡现危机的缘由和克服危机的良策，认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能消除党内一手遮天的专制主义，挖掉肆意践踏法律的祸根。

春去秋来，赵健民不仅没有等来一线转机，反而境遇日益恶劣。一天，赵健民如往常一样，端着一盆洗脸水折回监护室，突然背后受到猛然一击，禁不住打了个趔趄，水泼了一身，盆扔出好远，回头一看，见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正以凶狠的目光盯着自己，不住地喊着：“我叫你不低头！”过了几天，赵健民打水时又碰上了这个不可理喻的战士。赵健民依然高昂着头，挺着笔直的腰板，将气运到后背，故意不理睬身后跟进的无礼士兵，只听脊梁“咚”的一拳，紧接着是“哎呀”一声惨叫。赵健民纹丝未动，身后打人的战士却不停地摇晃着手，一副龇牙裂嘴的痛苦相。这个无知愚昧的战士哪里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生在查拳的发源地冠县，少年时就练就了一身硬功。赵健民以静制动，有力回击了虐待狂。从此，那个战士再也不敢对赵健民动手动脚。

一年过去了，时针指向1969年1月21日。在这365天中，组织上不询问，不做结论，又不准上书申诉、表达意见，这是哪家的道理。这天放风时，赵健民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捡回几块石灰，在监护室地面上写下一首题为《一年有感》的打油诗，抒发心中的忿懑：“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一年时间久，调查会几遍。基本没问题，无罪已明显。无罪应释放，错案回头难。拖延又拖延，一年尚不完。分管此事者，应凭党性办。如认我有罪，请即讲当面。听听我意见，对照分析研。本质易看出，结论不费难。不要再拖延，再拖党性眠。坚信太阳下，不会永含冤。”落款“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健民。

1969年1月21日于北京监护所”赵健民写完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没有笔误后随即告诉了看守人员，并被原文抄走，声称报送专案组。

赵健民的打油诗被抄走后，依然没有回音。1969年3月初，专案组来了，送来了笔和纸，要求赵健民出具一些人的历史问题证明材料，他趁机于3月1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信，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个被监护审查的人，时间已过去四百一十六天了，专案组基本上没有过问。”接着写了自己的冤情和观点，请求专案组拿出证据，尽快作出结论。报告信写罢，赵健民仍未尽意，随即又写下一首讽刺挖苦康生的打油诗《怒火鸣》，其中道：“再告主案人，注意我意见。监护审查我，已过四百天。不谈又不处，不问又不断。这是啥审查，水平低可怜。不如县监委，不如县公安。水平为何低，根源在错案。”紧接着向康生发起挑战，“今日为你计，要按正道办。如认我有罪，请即摆当面。我对你所摆，全面作答辩。如有不同意，摆开彻底谈。共同摆事实，共同把理辩。不过三五日，可以结此案。”又严厉警告说，“千万别再拖，再拖无可原。你如再强拖，就是机会汉。就是无理徒，不敢摆开谈。就是渎职者，拖延害党员。你如不回转，定要落深渊。”

在那个康生受到毛泽东高度信任、红极一时而又无恶不作的时期，赵健民敢于直言不讳地斥责批判“主案人”，可谓大智大勇，义薄云天。（我去！！）

果然不出赵健民所料，人民是最公正的审判官。

1980年，中共中央顺应民意，公布了康生的累累罪行，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其肮脏灵魂被清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使这个靠构陷他人爬上高位的阴谋家、野心家身败名裂，落了个千夫所指的万古骂名。

赵健民写罢《怒火鸣》打油诗还不罢休，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进一步支援缅甸革命运动的建议》，目的是告知康生：你虽然能把我关起来，但禁止不住我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专案组将赵健民写给毛泽东的信、打油诗《怒火鸣》及援缅《建议》书一并收走，不料一个月后的1969年4月17日，两个干部趾高气扬地来到赵健民的监护室，当场将收去的三份材料撕了个粉碎，以卑劣粗暴、骄横跋扈的行为，堵塞了赵健民的言路。不过，赵健民通过二人捡走材料碎片的动作，也察觉到了康生一伙的色厉内荏。他们不敢面对一身正气的赵健民，只能用这种下流手段羞辱正人君子。

康生的仗势欺人并没有吓退钢铁意志的赵健民。同年4月21日，赵健民用捡回的石灰在地面上写下了打油诗《四一七有感》：“三月十二日，我写报告信。时过一月多，今日撕碎片。明目又张胆，使人发冲冠。如此放肆为，法纪已荡然。还有何话说，斗争去实践。你是蒙山大，我是一鸡卵。我要卵击石，击垮你蒙山。相信真理胜，生死置等闲。”写罢令看守人员抄走，自然还是石沉大海。

三个月后的7月，专案组和云南来的人开始审问赵健民，只是反复追问几次武斗的细节，不许谈及其他。赵健民要求全面谈，专案组坚决不许。赵健民心里清楚，他们手里没有真凭实据，不敢面对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真理据有者。逮至12月，仍旧没消息，赵健民有些焦急，打算直接上书康生、谢富治，申辩冤情，可又顾及到康生的位高权重，弄不好就会被害死，再无申诉机会。在1969年4月份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大权在握，炙手可热，是众人敢怒不敢言的魔鬼式人物。又一想，康生对自己的诬陷，完全是恶意中伤、老谋深算的，必须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敢于太岁头上动土。于是，赵健民找来一根竹棒，撕下内衣一块布条，蘸着私藏的半瓶墨水，于1969年12月12日在旧报纸上写下44行打油诗《感事报康老、谢副总理》，其中不乏严厉措辞：“当初指罪何肯定，似有调查根据全。而今这久无结果，出你意料不待言。你应吸取此教训，忠于职守健老年！”“你应光明和磊落，实事求是结此案！千万不要再拖延，再拖无理无脸谈。”署名“党员赵健民”。同时，他还给专案组组长写了一封用语激烈的信《怒告违反毛泽东思想者》，信中说：“我请你准许我讲或者写，假如你再粗暴地不准我讲不准我写，并蛮横地拖延，那你就是一个无党性、丧良心、施阴谋、用拖延手段残害党员的反毛泽东思想者。”“你也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真不知羞耻是何物。”“你不听良言所劝，你不会有好下场！”“对我这次的信你应答复，你若不答复就是不敢答复，那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你就再不要摆什么臭架子，装什么劣洋相了。”愤怒之火腾腾燃烧在字里行间。

赵健民的打油诗和信件交上去之后，惹恼了不可一世的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1969年12月30日，专案组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赵健民，被戴上手铐转押秦城监狱，成为名副其实的“犯人”。20天后的1970年1月19日，赵健民又被反拷双手，押上伊尔18型专机，飞往云南昆明，等待他的，是更加深重的政治迫害。因为在这之前的1968年5月19日，一贯支持昆明“八派”的谭甫仁被认命为昆明军区政委；同年6月17日，又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谭甫仁上任后，秉承康生一伙的恶毒授意，怂恿“八派”头目黄兆其于同年7月10日肆无忌惮地炮制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上报中央。同年8月1日，“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联名向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递送了《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欲置赵健民于绝地。8月上旬，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将要出任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公开诬陷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致使迫害赵健民的罪恶活动不断升级，从而为阴谋家们下令逮捕赵健民提供了“依据”。

在这种严酷形势下，被关进云南省第三监狱一个里间的赵健民，将是怎样的境遇可想而知。这座院落40多个房间，只关了赵健民一个人。10多平米的屋子里，没有桌凳，没有书报，没有笔墨，只有墙角稻草堆上的一床被褥和另一墙角的便桶，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放在外间，用时须打报告，经批准后由看守人员从门洞递进并取走，一日三餐亦是如此，每天早晨允许到外面刷一次便桶，其余时间不得外出放风。更要命的是看守人员不断地往室内的水泥地面上泼水，致使稻草发霉，躺在上面浑身难受。赵健民不能忍受这种非人虐待，强烈要求改变恶劣的看守制度，起码给一张床。这种基本的人道要求赵健民先后提出了18次，直到同年8月23日才送来一张破床。

在这种寂孤难耐、暗无天日的折磨中，赵健民感到身体一天天衰弱，生命之火一天天黯淡。然而，困境中的赵健民没有自甘沉沦，没有悲观的哀声叹息，更没有绝望的自杀念头。因为他拥有千锤百炼的不屈精神，拥有沙场战火铸就的坚强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握有战无不胜的真理和无坚不摧的正义。他相信正义一定击败邪恶。只要坚持斗争，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1970年8月23日，也就是看守送床的当天，赵健民以手纸当稿纸，写下血书，致信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及各位副主任：“我回昆明已近八个月没人问，请告我：（一）我究竟有什么错误罪行？（二）请准我写一报告。（三）请准我把家里马列书拿来学。（四）请准我同家人见面。（五）请把看守制度按北京原则改一改。这种意见我已提过十八次了。”堂堂正正署名“赵健民”。从赵健民申诉信一开始落款“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到“党员”，再到姓名，可以看出邪恶势力对他的政治迫害在不断加重、加深。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赵健民的热血不仅不能感动那些“冷血动物”，反而招致更为残忍的折磨。9月3日，专案组长赵维廉、副组长任某一行来到第三监狱，对带进办公室的赵健民迎头来了个下马威。赵维廉装模作样地指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盛气凌人地对赵健民说：“我们是代表毛主席的。”赵健民不慌不忙地说：“周总理才能代表毛主席。”紧接着追了一句，“是不是毛主席委托你们代表他？”赵维廉立时满脸涨得通红，虚张声势地吼道：“不老实！不老实！”赵健民打算借此机会，将自己想说的话一吐为快：“我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要求讲清楚。”他尽管明白这无疑于对牛弹琴，但还是要说，以此作为抗争。没想到开口不久，蛇蝎心肠的赵维廉就示意看守人员反铐了赵健民；再往下说，赵维廉再次指使看守弄紧了手铐，疼得赵健民满头大汗，面色蜡黄，立即住口，以示抗议。一天审讯下来，看守押着疲惫不堪的赵健民回到牢房，又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丧失人性的看守们将手铐一打到底，钢刃卡进了骨头，然后将赵健民推来搡去，照死里折腾。赵健民的两只胳膊疼痛如刀割，倾尽全力大声抗议：“你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我是中共党员！还没有开除我的党籍！”……这样的审讯持续到9月7日，前后共5天。整个审讯过程由专案组副组长任某作记录。他不当场让赵健民在原始记录上签字，而是回去歪曲整理后再回来让赵健民补签，遭到赵健民的严词拒绝。任某无可奈何地说：“上面规定记录整理后再签字。”赵健民坚决表示：“我只在原始记录上签字。修改了的记录我不签。”9月15日，赵健民在牢墙上刻诗呼冤。在这首题为《九月初审讯有感》的打油诗中，赵健民铿锵悲歌：“种种做法真荒唐，主席思想不沾边。我本党的忠良者，历史事实尽证鉴。光天化日遭此遇，事属个别非自然。唯物辩证得正结，形而上学案错偏。我争真理信心大，主因太阳明高悬。一靠钢铁事实在，二靠两论武器坚。……遥望北京呼主席，指人了解莫迟缓。我案将近三年久，拖延难决因主观。事实如让我摆出，人证物证昆明全。唯物辩证符合否，任人分析任评判。”

正义者的决死抗争，激怒了专案组，指使看守们对赵健民施以法西斯暴行。在审讯后的40多天里，赵健民被反拷24个昼夜，双手变成了紫黑色；连续4天不给供水，万般无奈的赵健民只得饮用便桶里的尿液解渴；通晓亮着100瓦的电灯，吸引数百只蚊子叮咬赵健民，致其遍身红肿，骚痒难忍；每顿只给1两米饭，饿得赵健民直不起腰，挪不动步……面对日益严酷的迫害，赵健民不得以采取了唯一的斗争方式——绝食。两天后，迫使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狱中当面作出管饱饭的承诺后，赵健民才开始进食。这一胜利，遏止了狱方的继续迫害，魔手稍有收敛。赵健民后来回忆说，在第三监狱这段时间，是遭受专案组迫害最厉害的时期。

1971年3月，赵健民被转押云南第二监狱（哈哈哈），关进惩罚越轨犯人的所谓“犯人禁闭室”。这是一个独院，面西背东，西面是院子，东面是房子。房子被分割为南、北两间，南面一间住着看守，北面一间关着赵健民。监狱依然铁门小孔，四周没有窗户，只在房顶留一气孔。不同于第三监狱的是，牢内墙壁均用软材做成，目的是防止犯人撞墙自杀。最令赵健民欣慰的是监室里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可读，还有每天的《人民日报》。尽管这份报纸阅后就被定时收走，但赵健民却能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国内国际的风云变幻。不料过了不久，《人民日报》的国际时事版突然不见了，这让赵健民大为不满，开始第二次绝食抗争。为了强迫赵健民进食，专案组给赵健民背上了手铐，但却无济于事，不起作用。不久，手铐取下，国际时事版也如期送来了。赵健民的再次绝食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时光推移到1971年11月26日，赵健民在《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又一次用鲜血书写《为四请求再上血书》，上诉“云南省委、省革委，并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开篇便说：“我被关押已四年，四年中始终没人告诉我，我究竟有何罪行。我虽声明无罪过百次，但始终不准我写一诉状呈上边。这做法在新中国未闻未见。我大呼我无罪，要写诉状见青天……”此时的赵健民哪里知道，王、关、戚因自我膨胀、擅权越轨早已先后倒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因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充当林彪的吹鼓手，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退出政治舞台；昆明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背负着无数孽债，于1970年12月17日清晨被仇家刺杀身亡（哈哈！）；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温都尔汗。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正忙着搜捕林彪集团的残余势力。

即便赵健民的血书能够送达中央，又有谁能顾及此案呢？

赵健民的血书刚开了头，就被看守发现，慌忙制止。血书写不成了，赵健民又绝食（第三次）进行抗争。27、28日两天，专案组和看守人员轮流上阵，穷尽伎俩劝说赵健民进食，无论是天花乱坠的游说，还是声情并茂的感化，谁都没有撼动赵健民的意志，撬开他的嘴巴。28日晚11时许，一位军官带着云南省民委副主任木恺走进牢房。军官主问，木恺记录。军官开口就严厉训斥：“赵健民，你这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随即语调缓和下来，“你不是要求我们告诉你是什么问题吗？可以告诉你。”赵健民较真：“我要文字的。”军官答应：“可以。你不是要给中央、省委写交待材料吗？可以给你纸、给你笔。你家里的马列的书也可以给你。同家人见面问题，暂不谈。”赵健民坚持同家人见面这一条：“旧社会的牢狱还准许犯人每星期同家人见两次面。我被关押近四年之久，不让见家人一面，还有人道主义可言？”军官应付道：“那我们考虑一下吧。”接着说，“我们答应了你的要求，该吃饭了吧。”接着，看守端上一碗面条，赵健民迫使专案组让步结束了这次绝食斗争。

接下来，赵健民尽抒胸意，一口气写下了18万字的申诉书，详述自己的清白革命历史和被刻意诬陷及其遭受迫害的过程，提出了尽快查结此案的请求。赵健民重获上诉权，得益于林彪叛逃事件后毛泽东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反思，于1971年11月14日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重评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一事，认识到“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承认“那时我也搞不清楚”，实际上公开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后，毛泽东破例参加了10日的追悼会，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还讲，邓小平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周恩来指示起草并审批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当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重审“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了批示，认为“他没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推动政治局会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系列利好消息，使赵健民的困境渐渐逆转。1973年2月3日春节这天，赵健民获准与离别5年多的妻子杨瑞波、女儿赵杨见了面，知道她们母女一个在工厂上班，一个在厂子弟小学读书；之后，又轮流和在老家冠县务农的三个儿子小松、小桐、小楠见了面。这让赵健民感到无比欣慰，进一步增强了斗争到底的信念。

赵健民境遇的改观，也与云南形势的微妙变化有关。在谭甫仁主政云南期间大力推行“划线站队”运动中大批的蒙冤者及其被害者亲属，不断冲破重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披露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的事实真相，揭发谭甫仁、鲁瑞林等人的严重派性问题。纸里包不住火。1972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情况时，将解决云南问题列入议程。同年3月26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走完了罪恶的后半生，形同清除了康生身边的鹰犬，这为减轻赵健民的政治压力起到了一定作用。同年7月5日，周恩来飞抵昆明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后，明确指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周兴：“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而周兴却迟迟不动。不久，中央将鲁瑞林和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调离云南。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期间，周恩来追问周兴，云南的“划线站队”纠正了没有，并严肃地说：“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陈锡联也给周兴打招呼：“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告你们‘划线站队’，在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都压了一派。这是谭甫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周兴不敢再拖延，回去后指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黎韦，要求带头在昆明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可惜，这一纠错过程被1974年初突然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阻断，云南的帮派活动死灰复然，再次将昆明市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在帮派势力的压力下，见风使舵的周兴断然否定指示黎韦纠错一事，甚至说黎韦是背着省委搞的。第一次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就这样夭折了。在这种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形势下，赵健民只能耐心等待，继续上诉，顽强抗争。

面对专案组久拖不决的局面，1974年2月5日，赵健民提出了迅速结案的四条要求，竟然4个月得不到答复。愤怒的赵健民于6月10日在报纸上写下两张血书，强烈要求对自己的问题迅速作出结论。这一次很快就有了反响，专案组通知赵健民，可以给组织写申诉材料。6月20日，赵健民分别给康生和云南省委写信，要求依照法律和党章，尽快作出正确的结论，并怒不可遏地质问：“难道还要到海格特公墓请马克思给我作结论吗？”

其实，在这之前的5月26日，云南省委就已经形成了《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以云发[1974]83号文件的形式上报中央。幸运的是，中央一直没有批复这个文件，为赵健民最终得以平反昭雪留出了回旋余地。《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采用了“文革”中惯用的诬蔑、栽赃、黑白颠倒、无限上纲等卑劣手段，列举了赵健民四个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第一，“1936年在济南被捕叛变”；第二，“积极追随刘少奇、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三，“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第四，“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事实证明，上述四条所谓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例如，文件中指控赵健民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就是蓄意编造的谎言。云南“八派”头目黄兆其在1978年7月11日交待得清清楚楚；“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有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省革委成立以后，在第七次全会上和第七次全会以后，也没有挖出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我在参加省革委办公会议和省委常委工作期间，也没有听到过有确凿证据说明存在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因此，我认识到，‘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是强加给赵健民和‘炮派’组织的诬蔑不实之词。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是‘划线站队’中制造的最严重的假案。”

1984年4月赵健民因公在贵阳市滞留期间，见到了在此服刑的黄兆其。黄告诉赵：“您是中央文革、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临别时无不愧意地说，“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由此可见，康生一伙及其云南代理人对赵健民的构陷是多么的阴险毒辣和处心积虑。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赵健民写多少申诉信，进行怎样的抗争，都不会冲破阴谋家们布下的天罗地网，逃不出他们挖好的陷阱。知夫莫若妻。杨瑞波肩负着为丈夫呼冤的使命，于1974年10月带着女儿赵杨进京，踏上了历尽磨难的上访路。在时任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姚仲明的指点下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云南很多干部和群众都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并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在1966年8月23日，造反派冲击省委机关时，阎红彦就指出：“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省委还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对闹得最厉害的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的部分师生进行了批评，并责成院校要做好“造反学生”的工作，控制事态发展。

1967年1月6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与前来揪斗阎红彦的造反派据理力争，被造反派强行戴高帽子游街，并被扭伤住院。阎红彦十分愤概，立即指示以省委名义向造反派提出书面抗议，同时安排人立即将这一段时间云南省委对待造反派的工作情况、目前状况及下一步的打算上报中央。对于日益混乱的形势，阎红彦指出，云南省委不能辙，一定要坚持集体领导，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抓好工作。同日，昆明军区党委决定由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到小麦峪，向阎红彦汇报造反派冲击军区的情况。阎红彦就扭转混乱局面、战备工作、军训问题、工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工人搞运动不能停产。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打电话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服下大量安眠药，以死抗争。造反派把阎红彦之死当作“胜利喜讯”，当天下午，他们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胜利”，诬陷阎红彦畏罪自杀、叛党自杀。1月9日，昆明“大联合指挥部”在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传达所谓“阎红彦叛党自杀”的消息。

周恩来听到阎红彦的死讯，甚为震惊，即于9日派专机送法医到昆明验尸，同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到北京汇报情况。在听了汇报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阎红彦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云南各族人民和他生前的许多战友、部属都十分悲愤。许多单位自发地为他举行追悼会。阎红彦含愤辞世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三反分子”“叛党自杀”。

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观点、错误做法也进行了抗争。在造反派冲击军区、逼迫阎红彦出来时勇敢地站出来提出自己值班，以保护省委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并代表省委与造反派谈判，答复问题，后被造反派强行游街，身体被摧残扭伤，送进医院。

1967年2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在北京召见赵健民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赵健民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二是不一定搞这样的大民主，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三是干部有错误就打倒、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保护。这些观点与所谓“二月逆流”中老帅们提出的观点相似。康生与赵健民谈话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诬陷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云南造反派组织编写有关赵健民的许多材料上报中央。1968年1月21日晚，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云南驻军领导会议代表，并通知赵健民参加会议。他们诬陷赵健民遥控指挥“滇西挺进纵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特务，搞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无中生有地炮制了“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冤案假案。赵健民被蒙冤关押近8年。他在监狱中写血书、与康生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品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许多同志虽遭受打击和迫害，但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密切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云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文革”期间，极左路线思潮泛滥，反革命帮派活动猖狂，推行极左路线的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倒行逆施，强行关闭清真寺，焚烧经书典籍，划纲站队，残酷迫害宗教界人士，疯狂践踏民族宗教政策。

　　一九七三年十月，沙甸回民群众愤然而起，打开清真寺，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翌年一月，极左路线帮派集团及其余党，把群众的正当要求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进行打击迫害，价值集体经济遭到严重迫害，群众生活困苦，从而使回族群众落实政策的要求更加强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马伯华等同志，向上级组织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十位回民代表奉命上京，解决落实政策问题，体现了穆斯林勇敢、刚毅、团结、执著的精神气质。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千余人的武装工作人员，荷枪实弹，四方包围，强行进驻沙甸，但被沙甸回民堵住。推行极左路线的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对广大回民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变本加厉，空投谣言传单，捏造罪名，激化矛盾，导致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又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名强加在回民头上。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沙甸父老乡亲于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美丽的家园被夷为废墟，九百余同胞不幸身亡，其惨状目不忍睹，酿成了全国罕见的“沙甸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杀错案，中共云南省委和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报经中央批准，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给“沙甸事件”平了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又重放光芒。

　　沙甸回民惨遭血腥镇压之际，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及有良知的各族人民，曾给与沙甸回民真诚的同情与支持，沙甸回民将永远铭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