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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扎布：将长调搬上舞台的“蒙古族歌王”

www.k.minzunet.cn 2018年03月12

长调歌王哈扎布。 资料图片

他传奇的歌唱生涯，是从牧区那达慕赛歌会上、从蒙古王爷的王府里开始的。作为蒙古族最负盛名的长调民歌大师，他第一个将蒙古族长调民歌搬上舞台，使得这一民族民间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他是草原传统声乐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发音方法和演唱技巧成为了民族声乐的宝贵财富。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长调歌王哈扎布。

哈扎布是蒙古族长调民歌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所演唱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唱腔悠扬高亢、音域宽广，他被誉为“蒙古族歌王”“长调之父”。

1922年4月，哈扎布出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诺尔旗一个牧民音乐世家。其父亲善于弹奏三弦，母亲是一名民间歌手。受家庭的熏陶，哈扎布自幼喜欢音乐，学会了拉四胡、吹笛子和弹三弦，11岁开始在家乡参加各种集会演出。他15岁拜著名歌手斯日古楞海林为师，18岁拜师阿巴嘎著名歌手特木登学唱蒙古族长调。他在当时的那达慕大会上，曾获得3匹马的奖赏，从此美名初扬。

1952年，哈扎布加入锡林郭勒盟文工团，成为专业的歌唱演员。第二年，他被调入内蒙古歌舞团工作。

长调艺术是蒙古族声乐艺术中的精华，哈扎布以独特、精湛的技艺继承和发展了这门艺术。他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演唱方法，而且第一个将蒙古族长调民歌搬上了舞台，使得这一民族民间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得到国内外专家与艺术界的认可。

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哈扎布共演唱过100多首歌曲，具有代表性的曲目主要有《赞歌》《圣主成吉思汗》《四季》《苍老的鹰》《追风的骏马》等。中国唱片社曾为他出版过《小黄马》《阿鲁谷布其》《敖力罕诺格尔》《三岁的黄骠马》《小黑马》《有这么一个好姑娘》《丰收之歌》等十余张唱片向国内外发行。陈毅元帅非常欣赏哈扎布的歌，乌兰夫更是评价哈扎布是“人民的歌唱家”。

1989年，哈扎布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歌王”称号。1991年，他还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的内蒙古文艺最高奖——“金驼奖”。

哈扎布不仅是杰出的歌唱家，还是诲人不倦的优秀教师。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拉苏荣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1964年，胡松华在北京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演唱了歌曲《赞歌》。《赞歌》不仅是胡松华的成名曲，也成为他此后的保留歌曲。

1984年6月，哈扎布被邀请到锡林郭勒盟文工团辅导学员学习蒙古族长调技艺，培养了一批蒙古族青年长调歌手。这期间，著名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专门从北京赶来，向哈扎布学习长调唱法。那次，经过哈扎布指导后的文工团汇报演出相当成功，先后演出了6场，观众还是源源不断。

那时候，哈扎布唱得最多的一首歌叫《老鹰》。他说：“我现在已经老了，正像一只老鹰，落叶归根嘛！所以，我在呼和浩特退休后回来了，还是故乡好啊！我已经老了，这次演出之后，我要退出舞台，集中精力培养学生，这是我的一个心愿。栽培新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最光荣的事情。”

2000年8月，庆祝著名艺术家哈扎布八十寿辰艺术节在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度假村举行。胡松华、德德玛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了庆祝活动。胡松华说：“哈扎布老师对我的演唱技巧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草原文化，尤其是蒙古族长调那种古典的唱法技艺和特殊的感染力，如果没有哈老教我，我就没有这么丰厚的营养。所以，我非常感谢哈老。”德德玛说：“哈扎布老师是我们蒙古族长调的大师。大家公认，要唱蒙古族长调，就以哈扎布为典范。他培养了一个又一个蒙古族长调歌唱家，他是蒙古族民歌艺术的大功臣。”

2005年11月，哈扎布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揭秘：文革后期毛泽东下达的“秘密任务”

www.taihainet.com 2013-10-10 07:16 来源： 人民网 燕子 用手持设备访问

　　对于传统戏曲的渴求，最先从中南海隐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领导下，孙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录制传统戏曲。以至于他将那两年里几乎所有的汇报文件和会议记录偷偷攒下来，如若有一天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也许还能说个明白

　　1966年文革开始后，传统戏曲作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后将近十年里，由江青亲自审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独占戏曲舞台，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后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之说。但在文革最后的几年里，由江青亲自领导，文化部牵头专门为中南海录制了一批传统戏曲。这批传统戏曲的录音部分，最后归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录音资料库，其中一些录音在后来也曾陆续播放，少数录音在客观上成为较珍贵的录音史料。

　　文革一开始还有电视节目，大约半年之后，电视就停播了。所以那个年代就只有广播，广播里又只有样板戏。我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当编辑，后来当副组长，虽是“革命”期间，但工作还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寿县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工作。两年后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文艺部戏曲组缺人，于是我就去了戏曲组。

　　秘密的任务

　　大概是1975年初，电台文艺部的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录音组。录音组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全称是“送审录音组”。据我所知，工作就是翻录传统戏曲、曲艺录音或者录制传统戏曲，然后交给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电视台配上表演录像往上送。

　　我对文艺部领导说，我不知道去那儿做什么，不想去。领导说，是局里指定的，不许讨价还价，马上就去。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广播局“送审录音组”上班了。

　　当时，传统戏曲早已作为“四旧”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当一批戏曲演员已经下放农村劳动，谁也不敢再演传统戏。所以我们翻录、转录传统戏曲是保密的。录音组的人员、设备虽是广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挥，参与录音录像的演员，也由文化部调配，录了什么不能对外讲。

　　有一次，京剧演员李宗义录《斩黄袍》，剪接完成后十分高兴。他去走廊里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并且特意把门打开，让家里人听听他的新录音。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啊，传统戏根本不让唱了，我现在还在这儿录音呢！哪知道，这件事被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的一位仁兄发现了，李宗义挨了一顿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个戏迷，叫汪永兴。电视台在广播剧场录像，外人是不许进去的。他不知怎么偷偷钻进去了，过了一把戏瘾，回来以后还作了检查。

　　困惑的任务

　　当时大家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就不许演、不许唱了，到底为什么还要我们录制这批传统戏曲？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上面也没给出真正的原因。但实际上电台、电视台的人，心里还是有数的。通过各种渠道，大家都知道这些戏是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他养病录制的。在那个时代，领袖养病是绝对机密，所以文件上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资料，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但是(从)翻录和录制的东西可以看出，谈不上什么继承文化遗产。

　　比如京剧，它的剧目很丰富，成熟的、值得继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员也很多。但在整个录音录像过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剧目录得不多；谭、余、言、高、马、杨、奚几大老生流派的戏也很少录制。

　　我当时很奇怪：京剧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员不少，为什么一个劲儿盯着录高派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喜欢高派戏。

　　比如《凤还巢》，当时健在的梅派传人很多，会这出戏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录制《凤还巢》的却是《杜鹃山》的主演杨春霞。杨春霞现代戏演得不错，昆曲唱得还可以，扮相也漂亮，但《凤还巢》不是她的拿手戏。再加上那些年杨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鹃山》，要她立即进棚录制这么一出梅派经典，给她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特意把张君秋请来把关，实际上是边教边录，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觉得杨春霞扮相漂亮，《杜鹃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欢这个演员。也有人说，是因为毛主席想看看杨春霞的传统戏。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龙镇》这出戏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游，跟一个开酒馆的女子调情，后来把这个女子封为妃子。文革前此戏已不让演出，但上面要我们录这个戏，并且明确指定李凤姐由李世济扮演，正德皇帝则让张学津扮演。张学津是张君秋的长子，马连良的徒弟。马派演员怎么唱言派呢？学啊！这样一来害苦了张学津。据说那一阶段，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录音听，最后总算是学下来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出戏，觉得很好玩；也有人说，这是江青点的名。这显然也不是要继承传统。

　　在翻录“京韵大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据传达，“首长”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词印大字送我。”这位“首长”显然不是别人——当时，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刘宝全和小彩舞的京韵大鼓，此前也没人记过唱词，只能对着录音一字一句地记录，但唱词还有十多个字听不出来。怎么办呢，一位聪明人提议把演唱者小彩舞从天津请来。哪知道小彩舞听了很多遍，也说不出究竟是哪个字！因为老师教她时都是“口传心授”，没有见过唱词。后来大约是由戏曲研究院的秀才们“听声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几个字就送上去了。

　　长期的任务

　　1974年或者更早一点，也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来要传统戏曲录音，但大都是临时性的。文艺部就指派戏曲组将库里的录音或老唱片翻录送上去。至于送给谁，我们从不过问。这是纪律。据说，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还有不少领导同志爱听戏曲，向广播局要过录音。

　　可能在1974年，侯宝林、郭全宝在电视台为中央领导录了若干段相声。相声录像用不着先期录音，电台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详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广播、电视专门为毛主席养病录制传统戏曲曲艺节目，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可能看到毛泽东养病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的事儿，文化部党组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叫“录音录像组”，办公地点在西苑宾馆。总负责人是陈应时(据说是上海来的)，其次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李金泉。这个小组上面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再上头呢，就是江青。录什么，让谁演，由这几个人定；录好后，由这几个人审听审看，最后江青说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里。

　　为完成这个任务，文化部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协商成立一个录音组，一个录像组。估计是1975年2月份左右，刚过完春节，录音组就成立了。最早是四个人，一位是戏曲编辑刘书兰，一位是音响导演詹月圆。还有高洪廉、王致珍，他们两位是中央控制室的录音技师。大概一两个月后，让我去当录音组组长。这个组直接属广播局领导。录音录像工作，一般是江青等人向文化部录音录像组下达任务，录音录像组可以跳过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让我们执行，我们事后再向广播局领导汇报。

　　当时录音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很多演员已经多年不演戏了，有些演员前两天还在被批斗呢，接到通知后，两三天就得来录音，加上多年不唱了，常常要录好多遍。录完后，我们把它剪接好，一部分送给录像组，他们根据录音配画面，一部分送给江青，后来也分送政治局的同志。但有一度不送周恩来。为什么我们知道不送呢。有一个星期天，突然陈应时找来了：有紧急任务，赶紧补送一套给周恩来，我们就连夜把这个事给完成了。

　　因为任务繁重，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一点，后来逐步扩大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台等单位。

　　不要清官戏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录音录像组全体会议传达上面意见：要求将杜近芳、李炳淑两位演员的戏全部上报。选择剧目时注意，不要太悲的戏、不要清官戏、不要《红楼梦》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领导指定要杨春霞准备《杨门女将》。

　　上面下达任务时，有时候是指定演员，有时候指定剧目，有时候指定剧目又指定演员。不要太悲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容易理解，为什么不要清官戏，不大明白。不要《红楼梦》的戏，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对《红楼梦》太熟了，演员很难到达他想象的境界，再说，京剧里也的确没有十分出色的红楼戏。但为什么要“将李炳淑的戏全部上报”，是不是因为她的现代戏《龙江颂》演得比较好，也想看看她的传统戏？这个就只能是猜测了。此外，这些要求是毛泽东本人提出来的，还是江青的主意，那就更加说不清了。

　　1975、1976这两年，还录制了一批词曲音乐和京剧唱腔音乐。这两种形式，过去不常见，我们也不熟悉。但录制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录出来的东西也好听，我觉得有必要记上一笔。

　　“词曲音乐”指的是戏曲演员，主要是昆曲演员演唱的古诗词。主要是唐宋词，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后录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员有计镇华、蔡瑶铣、岳美缇、李炳淑、杨春霞、李元华、方洋等。我估计是因为毛主席眼睛不好，阅读困难，采用这种形式供他欣赏。我觉得，这也是推广普及古诗词的一种形式。

　　“京剧唱腔音乐”这种形式是由“擂胡拉戏”演变出来的。1975年，录了几段擂胡拉戏，送上去以后，没有什么反响，后来就很少录了。我估计是嫌它过于单调。

　　对于传统戏、词曲音乐、京剧唱腔音乐的录音、录像，江青提过很多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有的是文字批的，有的是口头转达的。

　　我在文艺部戏曲组时，跟着她看过不少戏。她对京剧艺术有她自己的见解。每次审看“样板戏”后，她把剧团负责人以及主要演员、音乐设计、舞美、灯光，都留下来，讲哪儿好、哪儿不好、怎么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后，问美术设计胡冠时：你去过东北吗？没等胡冠时回答，她又说：你这个是外行，东北的房子不是平顶的，是斜顶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压塌了嘛！她在选择演员、塑造人物、音乐舞美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常常和戏曲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据我看，她是借鉴了一点电影、话剧的东西。

　　江青的霸道是很出名的！在录音技术方面，她有时会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的外行话，文化部录音录像组也奉为金科玉律，下令让我们改正。有时改来改去，把原本不错的录音改成了技术不合格的次品。

　　主席逝世，工作结束

　　当时的工作非常辛苦，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正常情况是：下午两点进棚，晚上一顿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儿园。

　　但总的来说，上面对我们还算关心。文化部录音录像组每晚准时给演员送夜宵，标准不低于五毛钱一天，我们跟着沾光；后来广播局一天发五毛钱夜宵费，一个月十五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还有一次，蔡瑶铣等几位昆曲演员送了几个茄子和冬瓜来，说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觉得大家工作辛苦，送来给大家吃。蔡瑶铣说：摘完了以后，江青还特意喊了一声：记到我的账上。江青是很喜欢搞这一套的。这些东西我们如数上交局里了，领导给了职工食堂。

　　当时为传统戏曲的录制工作，还经中央批准花30万美元进口了一批新机器设备。但机器还未到货，工作已经要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录音录像工作暂停，不久，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最后大家要回各部门了，收尾工作持续到年底。我12月21日还没回去，就给张振东(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写了一个报告：结尾工作要做完了，大家要谈一谈。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给“四人帮”做的还是给毛主席做的？他不谈，原因是：“对这项工作怎么看，现在还不好说。”我在报告里写：对你一直没能和我们谈谈表示遗憾。

　　他的确没法谈，因为他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他也不能说，不敢说！

　　1976年11月4日，孙以森写了一份报告：“我们五个同志希望回部门前，领导上能与我们谈一谈，讲讲这项工作究竟应该怎么看。”

　　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回批：“我可以同他们谈。关于对这项工作怎么看，现在还不好说。即使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与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无关，我们负责。”局长邓岗圈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