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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51-Ronald Hutton:英国的异教遗产之迷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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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251-Ronald Hutton:英国的异教遗产之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C0lGr4h04&list=PL4i9YSoIJiPfAq5TCk7xdVrJlxRAMbay-&index=14&t=1452s

    英国的异教遗产是什么?为什么这份遗产这么重要?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张口就来:这是最丰富且最精致的、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历史遗产,在全欧洲都首屈一指。说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我们有帕维兰德的红色“女士”(Red "Lady" of Paviland),这是一处距今34000年的埋葬地点,位于威尔士南部的一处洞穴。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我们有英格兰中部以北的克雷斯韦尔悬崖(Creswell Crags)上的石刻壁画,在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保存最好的同时期遗址。说到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我们在约克郡的斯塔卡(Starr Carr)发现了多处宿营地与宗教仪式地点,放在全欧洲都是最顶级的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巨型建筑开始出现,例如长墓或者石室冢墓,巨石圈的兴建遗址持续到了铜器时代。到了铁器时代,英国出现了山顶堡垒。我们原本以为这些堡垒和中世纪的城堡一样是军事设施,是部落酋长的据点,后来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些场所其实是周边社区的多用途集会地点,尤其要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因此这是大型的仪式性建筑。再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文字历史的黎明时分,罗马人来到了英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己的神灵,还首次向铁器时代的不列颠土著人展现了铭刻与雕塑技术。从那以后,罗马帝国各个角落的人们纷纷来到英国并且带来了自己的神祇,这些人来自遥远的叙利亚、埃及以及北欧各地。随着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并且离开不列颠,盎格鲁-萨克逊人又接踵而来并且又带来了一套新神,例如主神沃登、雷神修诺,战神提尔以及母神弗丽格。再后来盎格鲁-萨克逊人也皈依了基督教,这时维京人又闪亮登场,带来了唯一一套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不列颠还没见过的西欧与中欧神祇。直到几百年后维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英国的整套异教谱系才算完整。

    要想讨论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参照我刚才描述的内容。为什么英国的异教遗产如此重要?因为我们的遗产非同寻常地丰富且多样化。假如你是一位现代冰岛人、爱沙尼亚人、希腊人、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那么你的异教遗产大概包括一套基于相关考古发现的神祇。但是由于太多的人们都来到了这里,我们英国人足足拥有四套异教神祇,包括全套的罗马帝国神祇。在罗马人到来之前,不列颠更是有过不少于六个各有千秋的史前时期。换句话说,太多的选项足够让英国人挑花了眼。这些非同寻常的异教遗产激发了现代人的想象力,催生了无数音乐、文学与艺术作品,促使现代人在有必要的时候自行定义自己的精神立场。有些人与古代宗教感同身受,也有一些人坚决与古代宗教作对。不过所有这些遗产作为促进思考的源头之所以格外精彩,是因为全套史前不列颠异教遗产以及文字历史初期的遗产全都不肯接受明确无误的解读与理解。这里我要通过两个主要案例来阐述这一论点,首先是全球闻名的巨石阵;其次是一件非同一般的物品,也就是所谓的林道人遗体(Lindow Man)。

    先来说说巨石阵。关于巨石阵我们能确定什么?巨石阵兴建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全球唯有此处石质结构的建造者们足够疯狂,居然采用木工技术来建造石质结构。他们就像处理木材那样对石材进行抛光、打磨与弯曲,还用榫卯结构来连接石材。他们的努力其实是白费力气,但是的确创造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如今无论是在摇滚唱片专辑的封面上、T恤上还是在户外广告牌上,只要看到三座大石头并排搭成的门状结构,我们总能认出这就是巨石阵。巨石阵不仅是一帮木匠修建的,而且还是一帮粗枝大叶、急三火四、妄自尊大的木匠修建的。之所以说他们妄自尊大,不仅因为他们企图将石料当成木料,丝毫不顾结构方面的困难,还因为这里是全欧洲的史前遗址当中唯一一处石材开采地点距离建设地点超过五英里的石质建筑。巨石阵采用的大石头的开采地点是距离建设地点以北大约10到20英里的马尔伯勒丘陵,小石头则来自威尔士南端,距离建设地点的直线距离有100英里,实际路程还要翻倍,当年的搬运人员一路上必然又推又拉,咒天骂地,浑身大汗。可见巨石阵是一项野心极大的项目,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之所以说这些人粗枝大叶急三火四,是因为他们的建设成果很难看。我们知道巨石阵的方位对准了夏至日的日出,巨石阵内部由沟渠勾画出来的大道也指向这个方向。时至今日,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充满替代性精神追求的人们在夏至当天来到巨石阵观看日出。但是巨石阵的原本设计本应实现更加壮丽的效果,只不过这一效果早已佚失了,这就是冬至日的日落奇景。巨石阵当中规模最大的三道石门合称为trilithon,它们精确地对准了冬至落日的方向。三石门位于巨石阵内环西南角,冬至落日会将一道宛如激光的红光射入两道石门之间的缝隙,落在巨石阵正中心矗立的祭坛石上。这一幕的效果必定令人震惊,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一设计是什么意思:或许是为了象征太阳与大地的结合,又或者巨石门的横梁与两根立柱象征了一名强健女子的腹部与双腿,而这个女子正在诞生下新的一年。无论怎样,如今我们都看不到这一效果了,因为当年的施工质量太差。

    这道石门的一根立柱是一根非常粗大的石柱,足够插入大地五六英尺,但是修建者要么找不到另一根一样长的石柱,要么懒得寻找。相反,他们招来一根较短的石柱,又在底下插入一个楔子。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设计师门如何在绘图板跟前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一定说服自己相信,只要用一块足够沉重的石梁在上面同时压住第一根石柱和第二根加了楔子的石柱,再用榫卯结构将三者连接起来,坚固的石柱就可以稳住另一边的摇晃石柱,让整个结构千秋万代地矗立下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巨石阵修建之后可能没过多久,也可能过了几百年,短石柱就扑倒在地碎成两段,砸倒了祭坛石,摔落了石梁。从那以后,巨石阵内环撒落了一地碎裂巨石,再也无法充当仪式场所。实际上这起事故很可能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巨石阵从来都没能彻底完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巨石阵外环西南角曾经合拢过。那里确实有几个大坑,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坑里曾经插入过石柱。因此巨石阵或许可以算作史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建筑灾难,由野心过分膨胀的愣头青们设计并且建造。我们能够确切主张的事实就只有这么多。

    那么古人究竟为什么要修建巨石阵?是什么宗教激励了巨石阵的兴建并且将这里当做仪式场地?最合理的答案是“我们压根不知道”,但是后来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提出过各种见解。第一位有胆量发表意见的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伟大古物收藏家威廉.坎顿(William Camden),他在1580年主张“巨石阵是非凡的纪念碑,至于修建的具体原因我们无法达成共识,流行的理论如下……”后来很多讲道理的巨石阵导游手册都只是一再重复了他的战术,就连最近的《英国文化遗产指导手册》也不例外。这种开放式回答的好处在于扫清了言路,让人们得以提出许多各种突破性假设与精彩思路来解决这个迷题。

    比方说最早且最成功的假设出自十二世纪四十年代的蒙默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此人认为巨石阵是巫师梅林为了纪念战争而修建的纪念碑。这一观点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如此合理,以致成为了各种突破性假设当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一直持续到了十七世纪才逐渐失势,到了十八世纪才被人们彻底抛弃。随后登场的第二套观点来自英国的考古学之父威廉.斯托克利(William Stukeley),他通过调查研究与考古发掘得出结论:巨石阵是由罗马时代之前的英国人修建的,不是罗马人修建的,也不是罗马人之后的维京人或者盎格鲁-萨克逊人修建的——在他之前的人们大都这么认为。由于罗马人到来之前英国的主流教士是德鲁伊,所以他合乎逻辑地宣称巨石阵肯定也是德鲁伊修建的。这一观点占据了英国公众的广泛认识,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此时考古界在二十世纪初就早已达成的共识才渗透到公众当中:巨石阵的修建时间比起德鲁伊的最早历史记载时间早了2500年,在此期间史前英国的文化以及纪念建筑的形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此巨石阵所代表的宗教恐怕与德鲁伊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并非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德鲁伊理论被抛弃之后,科学理论闪亮登场。波士顿大学的天文学家杰罗德.霍金斯(Gerald Hawkins)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将巨石阵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希望发现它的建造原因。结果显示计算机也像人类一样自负,因为霍金斯的计算机得出结论:巨石阵是一台计算机,设计目的是预测天体运行。这项理论持续了二十多年,人们才发现霍金斯采用的数据有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初,英国遗产委员会决定让两支不同的考古团队来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支团队名叫SPACES,由杰弗里.维恩怀特(Geoffrey Wainwright)与蒂莫西.达威尔(Timothy Darvill)领导。这两人将丰富的经验与敬业态度投入了这个项目,最终总结道巨石阵是巨大的治疗中心,就像史前的治病圣地卢尔德,用来治疗人的身体与心理。他们非常确定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与此同时,巨石阵沿河团队却得出了不同结论。这支团队由迈克.帕克.皮尔森(Mike Parker Pearson)主导,其他成员几乎囊括了所有未曾加入SPACES团队的考古学家。他们的研究同样得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巨石阵是敬拜死者的祭坛,活人在冬至日前来拜访此地向死者致敬,平时则根本不会靠近这里。这两种解释完全不能共存,而且都是由顶尖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数据都很可靠。由此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结论: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巨石阵为什么兴建。在实践层面,这也让人们得以根据自己的反应、本能观点以及他们对于人与神的世界的看法来诠释这座巨石阵。

    在过去两千年间存在两种主要反应。一种是良性的,认为史前人类更接近自然,所以与后世人类相比更加明智;这种反应还认为人性本质善良,因此越是向上古回溯,良善的人性就越强大。这种思想认为史前时期充满了创造力并且贴近自然,画面上是巫师甘道夫正在注视科廷利的仙女,体现了泛化的天人合一气质、浪漫精神以及自我表达。但是在人性与宗教层面从来都存在相反的敌意观点,这种观点源自许多深切本能,一种本能认为一切宗教全都充满腐败并且蒙蔽了人类;另一种本能则反过来使用史前宗教作为武器来批判你不喜欢的其他人的宗教,换句话说批判异教是为了影射罗马天主教或者东正教这样热衷于仪式的宗教,又或者你尽管可以随便挑选目标。而且这种本能还认为人类如果不加节制必然变得极其恶劣——这正是《蝇王》当中的人性观——所以越往回追溯人性就越原始,表现也越可怖。因此古代宗教非但不会亲近自然、凝视群星、滋养良善人性,而且还充满了绝望、无知与血腥,尤其惯于活人献祭。后一种观点也曾经被套用在巨石阵头上。爱德华时代的漫画描述了德鲁伊怎样在巨石阵里宰杀活人进行献祭,现代电视剧当中也有类似情节,只不过如今画面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德鲁伊也已经剃了胡子,变成了摇滚朋克的造型。但是漫画与电视剧传达的基本信息是一致的。

    这两种观点历来相伴相生,并且随着时代变迁而轮流占上风。十八世纪是性善论当道的时代,当时的人们认为人性本质上是理性的,并且信奉“高贵野蛮人”的理念。维多利亚更倾向于性恶论,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打造大英帝国,尤其正在非洲与印度压制众多土著人与土著宗教,因此英国本土的古代异教经常被当成世界其他地区传统宗教的替代品,而这些地区当时正在被吸纳进入欧洲帝国主义体系。此外,十九世纪的人们还热衷于进化论,这一新理论认为事物总会通过自然选择不断改善,人类的智力与力量总会不断提升。根据这种观点,世界就是一列不断上行的台阶,从前寒武纪泥浆里扭动的原生质小球逐渐演变成更高级的生命形态,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场为止。这种观点对于英国的史前史自然非常严厉,因为越往回追溯就越糟糕。这种观点前一种观点同样有理有据,我们完全不知道真相何在,因为同一套证据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诠释。

    我想通过第二项案例进一步主张这一论点。我们现在应当离开巨石阵,驱车加入A303号高速公路的堵车长龙,转M3号高速公路,在M25号公路经受更加漫长的堵车,最终来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在凯尔特藏品区可以看到这位林道人。这具遗骸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轰动的英国考古发现,也是直到当时为止得到最仔细调查的人体。这是一个人类的上半身,于1984年在一片位于曼彻斯特以南、名叫林道沼泽的泥沼里被人发现。当时此人身上只剩一条腿,因为在找到遗体之前,挖掘泥炭的施工设备斩断了另一条腿。他立刻被送到伦敦接受研究。顶尖考古学家伊安.维斯特(Ian West)研究了他,认为此人的死因是可怖的三重谋杀:他头骨被重物砸碎;他的脖子被绳索勒断,凶器显然是绞颈索,绳环依然留在他的脖子上,深陷进了皮肉里;最后他的颈动脉也被割开,让他流血至死;而且这三项活动显然是同时进行的。根据任何标准这都是过度杀戮。所以显然这个人死于非常野蛮的仪式方式。碳辐射断代表明此人生活在铁器时代,当时德鲁伊确实在英国以及欧洲西北大行其道,而且这一时期的很多罗马与希腊作家都曾经指控德鲁伊痴迷于活人献祭,如今我们终于有了德鲁伊进行仪式性杀戮的具体证据。于是林道人被送到大英博物馆,成为了相关展厅的最重要的展品,用来展现德鲁伊以及史前英国宗教的野蛮。

    林道人造成了连锁效应,影响了现代人对于灵性主义的态度。从维多利亚时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小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纷纷再版,其中尽情描写了德鲁伊的恐怖与终结野蛮的基督教的善良。新版序言声称:“如果你怀疑小说内容是否属实,如果你认为以下内容都是虚构,不妨去看看林道人的惨状。届时你就会知道德鲁伊多么可怕。我们绝不能让新的异教精神在现代英国重新露头。我们必须作为真正的基督徒来生活,否则此等恐怖还会回归。”这当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但是就连自由派的《卫报》也采用了这套话术。2000年底凯尔特展区进行修缮的时候。《卫报》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整修过程的文章:“根据展览的标签,这是一位德鲁伊的被害者。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他们如今还在我们身边。看看这些所谓的无害之人吧,看着他们穿着傻乎乎的白袍子在巨石阵里举行傻乎乎的仪式吧——要小心,这一切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你与此等恐怖之间仅仅隔着一次心跳。”

    老实说,如果证据足够可靠——我曾经像大多数人一样确实这么认为——那么这种看法自然很有道理。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发现了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在评估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报告时存在双重标准。越来越多的希腊罗马文化专家注意到,这两个民族都会使用活人祭祀的指控来对抗他们企图打压的外国人以及他们企图迫害的己方社会成员,这是经典的抹黑策略。还有人注意到,罗马人针对犹太人或者早期基督徒进行过同样的指控,可是这种指控就没人信了,因为犹太人与基督徒在现代社会留下了足够强大的游说者。此外关于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宗教仪式我们拥有完善的古代记录,由此可知他们当年确实没有进行过活人祭祀,所以我们倾向不相信罗马人和希腊人。但是当罗马人和希腊人针对异教徒提出同样的指控时,情况则大相径庭。这些异教徒没有直系传承人,也没有留下足够的书面记录,就像德鲁伊一样,以至于多数人都相信了他们蒙受的指控。这是令人不舒适的双重标准,很有必要深入探究一番。就德鲁伊来说,罗马人很有理由指控他们干坏事,因为这样做能为罗马人提供征服与压服当地人民的口实。罗马人占据了大片不列颠土地,从而教化与驯化当地部落,包括改造他们那令人厌恶的宗教。所以抹黑德鲁伊有着明确的宣传目的。至于同样这么写的希腊作家完全有可能是罗马人雇佣的笔杆子。这样一来这件古代证据头上就冒出了问号。

    同样应当注意到,欧洲北部各地都发现过史前时代晚期的泥沼尸体,尤其以德国、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为甚。其中有些尸体的死法同样惨不忍睹,同样遭受了可怕的暴力。可以说泥沼尸体死于暴力是常见的模式。但是欧洲大陆的尸体要么被视作活人祭祀的祭品,要么是被处决的罪犯,要么是犯罪的被害人。而对于林道人来说,被视作活人祭品却成了唯一的选项。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也是我最看重的问题,在一个雾蒙蒙的冬夜显露在了我的眼前。当时我在布里斯托的一家二手书店闲逛,发现了关于林道人的原版大英博物馆检验报告。我从这份报告当中发现了两点蹊跷。首先,林道人一开始得到了两位医学专家的研究,而不仅仅只有一位。除了伊安.维斯特之外的另一位专家是利物浦大学的顶级解剖学家罗伯特.康纳利(Robert Conolly)。康纳利也检视了同一具尸体,并且认为此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康纳利与维斯特都认为林道人的头颅遭到了重物击打,但是康纳利认为此人颈部折断的原因是重物砸击而不是绳索绞杀,而且这一击还顺便打断了一根肋骨。他认为林道人脖子上的绳圈并不是绞环,而是死者原本佩戴的项链,之所以陷入皮肉中是因为皮肉在泥沼里肿胀所致。更进一步说,林道人身上并没有与绞杀相关的创伤。因此康纳利认为林道人并非死于仪式性的三重杀戮,而是直截了当地死于大棒或者斧头。至于死者的颈动脉则是在尸体沉入泥沼几百年之后被一柄挖掘泥炭的铲子在无意中划断的。就这样,两位顶级鉴定专家就像两队顶级考古学家一样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是一项结论遭到了掩埋,更为耸人听闻的另一项结论被拿出来展示。

    另一点更令人不安的蹊跷在于断代。林道人确实是铁器时代的尸体,生活在基督教时代之前300年——可是后来人们意识到他们鉴定的其实是渗入尸体的泥炭。于是他们将人体组织送去两家实验室进行分析。第一家认为死者生活在罗马人时代之后的中世纪早期,第二家认为此人很可能生活在罗马时代,有一定可能生活在更早的铁器时代,也有一定可能生活在罗马时代之后,但是生活在罗马时代的可能性最大。大英博物馆于是要求第二家实验室给出更详细的意见,实验室的答复认为此人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生活在罗马时代晚期甚至更晚,还有三分之二的可能生活在罗马人刚刚来到不列颠之前不久,也就是罗马时代的开端。于是大英博物馆对外宣称林道人生活在铁器时代。这一结论一直留存至今,尽管在林道泥沼还发现了另外两具残缺遗体,一具的发现时间早于林道人,另一具更晚一些,而且两具遗体的年代都被确切无疑地确定为罗马时代。此外在曼城附近的泥沼还发现了一个被切断的人头,其年代同样被无可争议地确定为罗马时代。问题在于罗马时期没有德鲁伊,当时德鲁伊早已被消灭了。假如林道人当真生活在罗马时期,就很难继续作为德鲁伊活人祭祀的证据。林道人很可能就是罗马人,或许是活人祭品,也有可能是因为可怕罪名而被处刑的罪犯,具体罪行他有可能犯过也有可能没犯,还有可能是罗马时代活跃在当地的犯罪团伙将泥沼当成了抛弃被害人尸体的场所,多年以后曼城又在泥沼附近逐渐建设了起来。

    所以林道人的来历似乎伴随着一系列解释,贴在他身上的展览讲解标签仅仅标明了其中一种,而且断代还有点牵强。所以我想要针对这一点展开辩论。2004年,我在《泰晤士报》文学版增刊发表文章,提出了我的质疑。很快就有人很礼貌地回答了我,对方是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J.D.希尔(J.D.Hill),他是凯尔特展区的布展人。他力图维护维斯特身为病理学专家的无上名誉,还认为林道人大概确实是罗马时期的尸体,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排除活人祭祀的可能,因为即便在罗马时期也依然可能有人会秘密进行活人祭祀。我回应道,既然参与研究的两位犯罪学家意见不一,那就不应该排除其中一个人的观点,至少在现代司法实践当中不会这么做,但是本案情况恰恰正是如此;反过来说,在罗马之前的铁器时期英国出现过活人祭祀行为的全部依据又恰恰全都落在了林道人是活人祭品的论断上面。这样一来就成了循环论证。希尔最后在《泰晤士报》上承认道:“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林道人是怎么死的。”这正是我希望他能承认的论点,而他也确实很有风度地承认了这一点。

    但是林道人的标签并没有改换,而是继续沿用了好几年,直到2008年这具遗体被送回曼城博物馆,首先被存储起来并且接受检查,然后成为了特展的展品。这场特展采取了多重解释:林道人可能是活人祭品,可能是被处刑的罪犯——要么有罪要么蒙冤,还有可能是犯罪分子手下的被害人。希尔本人非常大度地写了一块展板来支持这种多元化观点。我们还举办了会议,我受邀发表主题致辞,至于其他发言人除了一人之外都支持我在2004年原本那场辩论当中主张的开放式结论。有一位发言人是个名叫乔迪.乔伊(Jody Joy)的年轻人,后来他接替希尔成为了凯尔特展区布展人。他写了一份册子,邀请观众自己作出结论。等到林道人从曼城返回伦敦以后,他为展品贴了一个新标签,将仪式杀戮当成了多种解释之一。标签上还展现了我刚才描述过的所有信息。

    现在到了作出结论的时候。我的结论非常显然:我主张对于大部分史前英国历史都保持开放观点。根据开放式的立场,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悲观否定的性恶论都能得到同等尊重,因为所有人都有可能正确,因为往往证据就是这样暗示的。因此我们有了多种多样的可能解释。我们并没有史前英国的唯一故事,而是有一套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这样的多重故事很适合英国眼下正在迅速转向的多民族、多信仰、奉行个人选择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我与其它专业人士将要失业。历史遗产的管理人员依然担负重要的职责,也就是保护与展示遗迹原址,展现文物证据,邀请人们根据我们提供的证据做出理智的选择。职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要肩负类似的职责。我们是辨认与断代考古发现的国家专家,确定某个遗址大概究竟是什么东西,解读与翻译文献,然后将一切成果展现在公众面前。这份工作价值无量而且永远都是必要的。但是就基督教之前的历史来说,专家不妨后退一步,让公众在证据的限定范围内做自己的梦,做出自己的决定,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块范围实际上非常宽裕。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进一步理解史前英国。科学让我们越来越深入地理解了史前英国人的饮食、健康、种族、技术、生存环境与生活处境。但是我们依然无法解读他们的思想,我们丝毫不了解他们的政治结构、性别关系与社会构成,尤其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们完全不可能了解这一切,因为存世的证据可以按照各种方式加以解读而且全都合理。过去三十年很多人都在宣扬与普及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对此我全都支持。现在说到英国史前与历史早期宗教,我们需要以公众为中心的理解方式。我认为这种理解方式很适合我们正在进化成为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样做是符合逻辑的,自然的,也是简单的。

    但是实际上这样做并不简单,因为这样做有悖于许多持之一贯的国家文化。首先是“专家拿钱就应该给出结论”的观念。科学界的做法确实往往如此,他们确实大步提升了人类知识、幸福、健康与福祉。在物质层面上,我们对于史前世界确实了解得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史前世界的精神层面,我们依然知之甚少。假如政府雇佣或者补贴学术人员来提供这些领域的答案,而学术人员只会满脸堆笑地承认“别问我们,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都没什么进步”,那么管钱的高官们恐怕会非常不满。此外我们同样很容易沾染进步的话术:在理想情况下,每一代人都应该比上一代知道的更多,比上一代生活更好,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可以期待。大多数知识领域都取得了这样的进步,唯独在我们这个领域并非如此,我们提供的无非是更多的证据——尽管是令人兴奋、丰富多彩的证据——这样一来,就算不考虑那些攥着钱袋子与印把子的少数人,大多数社会公众也同样会对我们感到不满。

    更有甚者,尽管我刚才赞美了多民族、多信仰、基于个人的复杂社会,但是并非所有英国人都乐于见到这样一个社会的出现,就连喜闻乐见的人们也往往倾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什么东西来维系众多信仰,种族与文化,而一个可以向所有人讲述的、确定无误的、证据确凿的、立足学术成果的、全体英国人共有的英国故事恰恰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可以让人们理解身为英国人或者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与威尔士人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同一社区的一部分。很多杰出人士认为,如果你去掉这样的故事,那就等同于去掉了我们这个社会最后的凝合剂,社会很可能会彻底分崩离析。

    最后,我所主张的这种多元主义叙事并不符合任何传统的讲故事模式。如果你想要签订关于考古或者历史——尤其是考古——的电视纪录片制作合同,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叙事呈现为一场探索传奇(quest romance)。浪漫探险是已知最古老的人类文学题材。存世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讲得就是主人公的寻宝之旅。最古老的欧洲文学作品即荷马的《奥德赛》讲的也是主人公的归乡旅程。探索传奇是很能打动人心的讲故事方式:金羊毛、圣杯以及将那个该死的戒指扔进魔多火山,这些都是史诗的基础。如果你告诉电视台的专案主编,“我可以解释一个困扰了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好几百年的谜团。现在我有了答案。我要向公众摆出问题,踏上旅程,最后我们将会得到答案。”这将是一档精彩的电视节目,无论时长有多长都一定能签约成功。要是你告诉专案主编:“我们有很精彩的数据,打算向公众展示,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数据都意味着什么,他们必须自己拿主意。”说好听点你也要打一场仰攻高地的战斗。

    所以我承认问题的存在。尽管如此,尽管高地的坡度很陡峭,但是我依然主张按照多元理念来呈现证据,鼓励人们多多了解不同的看法。不仅仅因为这样做符合多元主义与个人主义,更因为这样做是诚实之举,毕竟我们确实不敢肯定究竟应该怎样确凿地解释这些数据。我就说这么多。不过既然我相信多重声音与多元主义,那么我还得补充一句:如果你碰巧不同意我今晚的一切主张,那么我完全支持并且庆祝你这么做的权利。谢谢大家。

    通宝推:看看,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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