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谈文革叙功和康老，也说烈士子女问题 -- 真离
家园 【原创】谈谈文革叙功和康老，也说烈士子女问题 -- 有补充 因为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血腥和复杂，在建国初期，烈士子女往往会犹豫各种原因受到很高的照顾和待遇，例如北京某著名小学就是来自烈士子女学校。
这里面既有为烈士叙功的问题，也有怀念战友的问题，更有高干牺牲的问题在里面。
这种尊崇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文革，但是叙功也好，烈士子女也好，都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地下工作者白区工作者的子女问题，而且还有牺牲问题。
比如电视剧《风筝》中的男主处死一位女地下工作者问题，作为观众真的很心痛，敌对势力指控共产党没人性，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这里。但是，这是常态，也是很多地下工作者的大概必须要做的。
不同的地工系统可能还有敌对可能性，还有，台湾还没有解放，很多地工人员确实去了台湾，直到今天。
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情有可原，甚至烈士子女长大了，多少想为父母报仇，等等原因，这是文革期间，出现一定混乱对立的根源。
甚至陕北阎红彦和高岗派的对立。所以文革的叙功是复杂的，但是基本上烈士子女是会受到优待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受到冲击。
伯爵一再为了诋毁毛主席不惜拉上毛主席的亲戚，可惜他忘记了毛岸青和李敏，这不说了。
但是伯爵能否定别的高干子弟的上升么，比如贺捷生等等，还有陈小鲁等等，当然了，这些人也被打击了，然后大多蛰伏了。这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只是伯爵一再拿受到所谓迫害的烈士子女说事。
作为普通人的成长，王洪文可算标准，当然，伯爵就会愣装看不见了，这也是没办法，因为他就是敌对中国的人，所以说出这些也丝毫不奇怪。
这个可以参考九大十大的中委的年轻人，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资料，呵呵，这些是改变不了的，郭凤莲是谁的后门，总不能说陈永贵吧，因为陈永贵李顺达有啥后门呢？
这个层次的问题都不是伯爵副将这种敌对势力可以理解的。他只会移花接木，嘿嘿。所以我总要求大家提高讨论层次。
正如我前面所说，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当然，一些高级的烈士子弟也遭到了冲击，在那个时期，确实一批高干子弟和烈士子弟出于较高位置上，毛远新等恰好是剩余的那些，至于李讷，呵呵，根本没到位，这不妨碍伯爵屡次三番的拿出来造假。有意思吗？
我就不说一个更高的层次了，是江青等人代替毛主席冲锋陷阱了，郭沫若的那首口水诗说得也不错，包括四人的一席亲近人。这是要牺牲的，而且确实做到了牺牲，被逮捕，处死，都有。这些伯爵是肯定死活不认的。
我说毛远新是烈士子女因而获宠，伯爵死活不信，为此甚至延伸到王曼恬、王海容，我也是醉了，你伯爵能够证明其他高级领导人类似亲属没有达到此种地步呢？哈哈，我估计伯爵是找不到的，呵呵，这个我先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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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确实压制了，但是也不是没有，呵呵呵。
比如康老的前妻的孩子张子石，其实张子石更多的还是自己的努力吧。不过文革后也是受到了牵连，遭到了打击，这些也无所谓，谁让他是康生的亲儿子呢。
不过康老这个人其实真的没有帮助孩子多少，因为他真是献给了革命的真男人。
作为山东诸城县的大地主子女，传统的富豪之家，超级强大的文艺能力者，他高超的绘画和书法和古文物鉴赏能力都来自自己家庭的富裕和高级教育的成果，但是这么一个本来可以成长为文艺大师的人成了一个极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而且清正廉洁。
他的文物大多来自家里，最后却全部捐了出去，我丝毫不会怀疑伯爵会抄袭网上的网文来诋毁康生同志，比如文革贪污文物一类的，呵呵。
康生是党的较早期的高级领导干部，而且是在苏联的，虽然他犯了一席错误，跟着王明。但是当他返回延安后就回到了中共的怀抱，没有任何他以苏联组织高级模式干涉中共的黑料，哈哈。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他是真心真意支持毛主席的，而不是支持王明或者武汉错误路线，甚至包括周总，哈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随着建国，毛主席的地位降低，康生的地位也随之降低，直到文革516会议，康生坚定的支持毛主席，并且因此被改开称为毛主席不在当场的情况下遥控指挥的棒子，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是彭真五人文革小组成员，但是那时的文革小组并不是后来的文革小组啊，他也只不过是个政治局委员。
所以某些改开文字故意混淆两个文革小组（前后）成员以抹黑康生是很明显的造假了。那时的文革小组（前）是彭真一手把持，副组长宣传部长陆定一，康生排名第三，后面是周扬、吴冷西。
1965年，中央决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彭真被委任为组长，康生当上了副职。他与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结，为他们出谋划策，同时又把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透露给江青，对江青掀起天下大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https://news.ifeng.com/a/20170217/50704339_1.shtml
这就是一类典型的剪裁文，故意混淆两个小组，那时康生和江青根本没有来往。
这时的康生地位远低于陆定一，所以五人小组康生不可能做副组长。康生没有做过文革小组组长副组长。只担任过后文革小组的顾问。当然，康生确实通过后文革小组组长晋级常委、副主席、政府组织宣传小组组长职务。
前五人小组成立于1965年，一般为了抹黑毛主席，很少说1965年，为了强调十年动乱，都说开始于1966年，也是有意思的。但是呢，邓在1975年是三副一总，这也是文革十年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可笑之处吧。
从来没有说毛主席赞成邓整顿的说法，只有周赞美了邓，所以周邓矛盾是错误的。因为毛主席此时就是在支持四人，只不过确实有强调四人让步，呵呵，指出操作失误也叫反对四人，呵呵。
在此时，邓就是毛主席的对立面，桃源中人，说得好听。
在这里有政治结构多次调整的情况，在这种调整中，谁是谁的坚定支持者，几乎一目了然。
文革小组，一开始就一个普通组织，但是突然转向了，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动手了，此外还有我说的书记处的变更。
基本可以认为，书记处是毛主席不太支持的，支持文革小组，周总搞的是军委办事组。
跑点题，那时政治机构不稳定，同理，1930年代的苏联也是如此，非如此无法解释东北抗联的被指导的混乱，这当然也是加上了抗战的缘故吧。
所以不能用今天的稳定结构理解当年包括解放前。
在这种变动中，周总的职务也因为新民主主义而和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周总的职务在毛时代从来都不低，哪怕周总向邓汇报，并不能说周总势力小，否则，庐山会议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怂，牺牲掉彭老总，仅仅依靠刘少奇，彭老总根本不可能失败。
大跃进的错误确实有刘少奇的，但是周邓也很大，因为，之后的各种官僚架构大多领导职务没多大的变动，只是参与冲击（批判）的彭老总体系崩溃了。
我个人观点是毛主席试图冲击左倾盲动路线半失败，牺牲掉了彭老总。林彪在军委的职务虽然很高（第一副主席），但是实际话事人是排名第二的贺老总和第三的聂帅。
但是这个时期，康生是支持毛主席的，直到文革小组，康生全力支持毛主席。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但是毛主席并未参加这次会议！！！）
《通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的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至２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力列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２６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哈哈，好像毛主席参加了似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毛泽东对会议的议题、文件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8人。会议有两大主要议题。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二，是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当年这类文章为了把毛主席和康生和文革挂钩，老用力了。从这里看到，康老对毛主席心有所属。
由此可以解释所谓康老揭露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根本不可能，也不可能和邓维持亲密友好的关系，这个根本无法成立。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有些记录应该未必是真。
通宝推：水立方,吃土的蚯蚓,葡萄,东海后学,盲人摸象,张燕,甘丹,布隆施泰因,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2)家园 为了文革要做好杀头的准备 -- 补充帖 7月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
“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关锋、王力听了江青的话，都说：
“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吧。”
康生说：
“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康生还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康生的这些话。陈伯达把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对他说：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我（师东兵）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既然你是支持那张大字报的，就已经表明了你的政治态度。一些细节的真假，我们都是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情，即：1974年底，康生曾经委托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揭发，说江青是叛徒。同时，别人的文章里也说康生曾经向周恩来谈起江青是叛徒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轶欧镇静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听康生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后，中央派人向我了解这事，我是这样回答的：大约1974年和1975年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确被捕过，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说她是左翼人士。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她放了，她并没有写过自首书。为此，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我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对康生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
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当即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一些文章里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说：“我不想对这些事情表态，我只想了解具体的事实。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这个原则。你刚才所讲的这些正是我要掌握和了解的。”
曹轶欧闭着眼睛想了想，说：“我和康生是1927年结婚的，一些无聊的小报把我们的结婚说得乱七八糟，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内容。我在这里可一郑重其事地告诉你，由于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结合的时候都在蒋介石实行大镇压的时候，所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密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我们受中央的决定而结合，成为合法的夫妻。我们都对父母包办的婚姻采取了抵制，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腑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猜测和无知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样的文风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逝世以后，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他的定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军、光荣的反修战士’。我认为这个定性是比较准确的。现在有人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请问：康生一辈子革命，他搞了那些阴谋和见不得人的事情？是的，从他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党内一直担负着秘密的情报工作。本来我是不想公开这些的，但是现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实在太多了，我不得不讲一些实话。”
这个曹轶欧，几乎每讲一件事情，都要批驳一下别人对她的指责。我为了听她讲下去，只好耐着性子认真地听她介绍她所愿意讲的过程，只是不段地提醒她：“不要激动，只要讲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和雄辩力的武器。你不要讲过多的东西。”
她逐步地恢复了常态，缓慢地对我讲起了康生的经历：“康生到中央工作后，多年来担任特科的反内奸和反敌特活动的领导、组织工作。他亲手处决了许多打进来的敌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党中央决定处决的叛徒顾顺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来率领特科的人员亲手打死的。当时康生用斧头亲自劈死了他的走狗。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亲自审讯，派人调查，挖出了许多的内奸和混进我们党内的特务和变节分子。当然，由于斗争的复杂，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好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领导的审干和清理阶级队伍，也是有很大的成就的。这些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现在，有些人要一笔抹杀康生同志，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就连彭真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说：‘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
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康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守纪律和有党性的。至于康生的私生活，那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模范。他是从来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下流活动的。那还在上海搞地下党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就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任何党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嫖娼和乱搞女人。因为那时许多党的干部就是因为生活放荡而暴露了自己，被敌人逮捕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生自己制定了这一纪律并且严格地遵守。一直到建国后，他都从不乱来。毛泽东曾经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怀而不乱’。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正派无私。这样的共产党人，却被我们的一些人攻击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叫人不可理解。”
曹轶欧继续说：“现在还有人说康生盗窃文物和古董。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错，康生是喜欢鉴赏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销没有任何的嗜好，就是爱买图书，特别是古版书和一些古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的时候，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同时他亲自到销毁市场去，花钱买或者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时他就说：‘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就这样，他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不但无罪，还且有功。现在不分是非，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是不对的。康生对书法和古画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书法本身就是珍贵的字画。但是他从来不以此谋求特殊的荣誉。康生在建国以后，还是保持着他在秘密工作时的传统。他的淡泊名利和艰苦朴素，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好评。这一点，江青说老实话，也是人们的榜样。江青的爱好是照相，但是她买胶卷和相机都是自己掏钱，没钱的时候才向毛泽东同志伸手要。她从来不让别人给她送礼。就是朋友给他送来的东西，她都要拒绝。这一点，是现在的那些共产党员干部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审判江青和林彪的时候，起诉书里也有康生的名字，就更叫人无法接收了。你大概知道吧？康生是和林彪死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讨论四届人大的新宪法的时候，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当黄永胜和吴发宪等人再三提出它们的主张的时候，康生质问黄永胜：‘你们军队的同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改变我国国家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借鉴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国家
的宪法经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听？’当听到林彪的意见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林彪同志应该参加党的政治局会议，他不参加会议如果是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那就要考虑再增加一个或几个副主席来进行党的正常工作，不然这样下去不利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康生同志的这些意见和斗争，正是对林彪一类人的当头棒喝。同样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康生和其他同志同林彪的斗争，那文明国家现在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
我怕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就打断她的话问道：“你的评价就不要继续讲了，你谈谈康生对江青的评价如何？她认为江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曹轶欧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台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它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当时江青对我插手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很不满意，当着康生的面对我大发脾气：‘中央文革的大事你为什么能不通过我呢？办事组不能另外搞一套，今后要和我商量！’康生看到江青的霸道，也只得迁就她，对我说：‘今后你不要再插手小组的事情了，让江青自己去处理问题吧。整个运动中，江青是说了算的人物。’我对江青的许多不满，都被康生给压住了。为什么？因为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我们顾全大局嘛。我们和江青的许多活动是有区别的。江青有她自己的创造，而康生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江青和康生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康生和江青谈过：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江青武断地说：‘这是毛主席讲的。你可一亲自去问问他。’当时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的讲话里公布了毛泽东的一首诗，就是批评郭沫若，内容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我马上问：“江青传达的这首打油诗是真的吗？1976年粉碎江青、张春桥后，人们对这首诗的真伪产生了怀疑。最近听说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连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些人都说这首诗是假的。他们说，他们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诗作。”
内容
曹轶欧鼻子哼了一声：“毛泽东能把党内的重大事情和他身边的人员都说吗？笑话！我们党内有一个规矩，凡是保密的东西都说是假的，或者说不知道。江青讲的完全是实话。毛泽东的那首诗作，江青曾经给康生也看过，也给郭沫若传达过。康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收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这话，康生给我讲诉的时候，我们也是进行了一番讨论的。什么汪东兴、张耀祠一类人，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只负责警卫工作，并不让他们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曾经和康生讲过：‘党内的重大事情，我们决定了再告诉他们。某些人喜欢从我的身边人员里打听我的动向。我是从来不和我的身边人员讲诉大事的。这一条，应该成为我们这些最高级干部的纪律。陈伯达在这方面做得最不好。我的许多讲话他自己传给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人，甚至传给了王力这些人，我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他。他哭过好几次了。’这些话，不但康生知道，总理和邓颍超这些人都知道。为此事，周恩来还专门给郭老作过解释。”
“你能否具体地讲些事实和情况？”我这样说，“我们还是不要抽象地谈问题，而要讲事实……”我一口气给她讲了许多的历史事件，希望听听她的介绍。”
曹轶欧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你想知道从1962年下半年，我们党领导的几次大论战吗？反修的主要任务和大论战的具体提纲，就都是经过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过目。有些文章片段，却是康生亲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说是他亲自写的，胡说八道，他们搞的东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亲自领导的写作小组写好后经毛泽东同志过目定稿的。命题是康生等人和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康生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加上了光荣的反修战士这样的称号。你好好想想，这是容易的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对康生的攻击和陷害，早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敌人就有意识地制造反间计，企图利用我们党内同志的手把康生同志打下去。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一次一次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对康生同志不满，那是他们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活档案。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对我们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前的审干，我们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主要靠象康生同志这样的人来提供资料和证据。于是，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们不要上这些的当。还有周恩来同志等几个老同志，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党把康生当作敌人来对待，我敢说，这是干了公开的敌人所想干又不敢干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曹轶欧竟然是这样大胆地和我谈话，我对她的这些言论只能报之沉默。
“不过，我对我现在的遭遇和所受的攻击毫不在乎。康生生前这样对我说：‘现在我们党有毛主席，一切事情都好办。将来毛主席离开了我们的时候，如果赫鲁晓夫们上台，资本主义复辟，那我们的脑袋就可能落地。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这样说过：‘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康生就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
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有些人不相信这些话，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看的那样地严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们要置于死地。”
这些话，我从另外一些当时参与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那里得到了印证，她所说的话都是确实的。康生还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这时，他的话无非是针对着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说的。只是他死得早，但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却看到了他所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罢了。
法庭又投影了徐景贤于1976年10月9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
我当庭宣读徐景贤的这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诉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王战平：“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这是我亲笔写的。”
王战平：“徐景贤，你继续讲。”
徐景贤看着被告席上的张春桥说：“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他面部仍然毫无表情，对于这些同党所说的事实，一派无动于衷的样子。他坐在被告席上，仍然耷拉着脑袋，不说一句话。他企图用沉默进行顽抗。
徐景贤接着说：“这里需要有一点说明。就是9日上午，我们给马天水打通了电话，马对我们撒了谎。下午我们就开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晚上在康平路学习，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我说：‘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5位数（即31000人），保留4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尚英：‘懂了。’接着，王秀珍在学习室找廖祖康谈话，要他立即撤销设在东湖招待所的另一个指挥点。廖表面答应了，当时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据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于又另设了一个市委，这个秘密据点一直设到10月13日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这个据点后来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12日晚上的大吵大闹，提出反革命口号，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我虽然没有继续参加，但这也是我们在8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继续和发展，我是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张春桥精心策划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加速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成“罪魁祸首”，张春桥的心中自然是不舒服，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怒气和不满。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对于他们谈到的问题，从不表示一点态度。对于法官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不予回答。
我作为一名此案的主审法官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方式感到十分气愤。这正表明他反革命的罪恶之心不死，表明他对抗人民、对抗正义、对抗真理、对抗历史潮流的罪恶灵魂，他还想以此方式对人民的正义审判作最后一搏。
王洪文是洪流来袭特殊年代中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中，他年纪是最轻的，职务却是最高的，这并不是他的能力有多强，不过是江青的傀儡罢了。当这四人暴露出丑恶的野心时，也是他们被捕之时，在抓捕王洪文时，他突然猛扑叶帅，这其中有怎样的惊险经历呢？
1976年，中央政治局决定抓捕王洪文，当时由华国锋带领调查小组人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看着众人一脸严肃地站在眼前，王情绪表现得非常激动。按照抓捕程序，先要对当事人宣读隔离审查的内容，原以为他会乖乖就范，没想到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把现场弄得十分紧张。与华国锋一同前行的还有叶帅，当时叶帅就站在离王两米多远的地方。
众人都在旁边听华国锋宣读审查决定，可在刚刚读完时，王洪文大叫一声向叶帅扑了过去，把看守他的警卫员吓得瞬间楞在了那里，好在旁边警卫局的战士反应够机敏，上去制服了王洪文，并给他戴上了手铐，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王洪文是在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中，反抗最为激烈的一位，也只有他被戴上了手铐。
通宝推：东海后学,水立方,家园 从海城地震看毛远新的职务。 -- 补充帖 成大事者，大勇是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即便是大坏蛋，没有一定的勇气，那也注定难成大器。（哈哈哈，离奇的文字）
作为毛主席的亲侄子、毛泽民的遗孤，毛远新，用一件事证明了，他不负家中长辈的雄风，具有大勇的特质。一件事，他不做，绝对是无功无过的；他做，那就是大功大过对半开的。毛远新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做！
从1974年年初开始，辽宁省的营口、海城一带，频繁发生上百次、规模不等的小震。一年过去，到1975年年初，地震越来越频繁，地震破坏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省地震办的工作人员，将地震情况和地震预测上报到省委。省委的领导干部十分重视，高度警惕大地震的到来，决定由省里的常委书记李伯秋，负责抗震工作。
1975年2月4日凌晨时分，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李伯秋和省里一把手的省委书记毛远新，立即找来人了解详细情况。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给出的预测是：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级地震。李伯秋问什么叫“破坏级地震”，地震办的回答是：起码是5到6级以上的地震。
李伯秋和毛远新商量，该怎么妥善处理此事，该怎么向营口、海城一带的群众，发出明确的地震预报。毛远新不假思索地提出最高效的方法，那就是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警消息。李伯秋带着迟疑的态度说：“如果让电台播出，全世界、全中国就都知道了。如果几天内地震不来，岂不是要闹出大笑话？这个责任不担啊。”
毛远新坚持要求公之于众，并做好万无一失的防震。为了防止人民群众存在侥幸心理，本该只需要远离不结实的房屋的要求，被毛远新强令：“营口、海城一带的各级机关单位、街道组织，及周边解放军部队，全部投入到组织人民群众，紧急疏散到空旷地带的任务。”毛远新特别要求，党员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必须以身作则，露宿在大马路上，不能带有侥幸心理。
当时辽宁的室外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露宿在外的寒冷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这项命令颁布后不久，在基层引起不小的骚动和不满。而且，这种骚动和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多。但毛远新力排众议，坚持这样要求，强令大家在室外待上几天。
1975年2月4日晚上7点36分，大地震来了，可能有数百万人见证着它；一道道蓝色的光和红色的火球，从地下冲出，天空传出响雷；紧接着，大地狂舞，大家都站立不稳，跌倒在地，各类房屋成片倒塌。
此次地震是7.3级的强烈地震，震级和灾情都比预想的严重。万幸的是，由于毛远新的强令要求，人民群众早有准备，救灾部队迅速行动起来。毛远新也亲赴海城、营口等地，坐镇组织救灾工作。即便是这般“尽人事”了，仍有1300余人受灾死亡，10000余人受伤。倒塌的房屋达到数百万间。
据有关部门估计，如果毛远新不强令一系列措施的执行，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10万人，跟汶川地震差不多。1975年9月底，毛远新路过北京，顺便看望了毛主席，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十分赞赏毛远新的此次指挥调度，毛远新却说自己下令时，内心充满了担忧。上午警报，下午动员，晚上来地震，纯属是巧合，自己内心遭受着巨大的压力。
毛远新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2月的东北，天寒地冻，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安排大批百姓待在室外，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毛远新能下此命令，并坚持执行，并非易事，真是有大勇、大魄力。
通宝推：青青的蓝,my8883,胡辣汤,愣头兔,家园 伯爵先生啊，我不知道你是脑袋有问题还是精神不太好，改开就没有 高级人物自杀嘛？你是脑袋浆糊了吧？
你听说过张阳吗？
一个自杀的李震把你惊成这样，你是大陆人吗？你是哪年回到大陆的？不至于这些人你不认识吧？
自杀的中委也有喔！！！
政治清算啊，有啥奇怪啊。
@伯爵08
家园 关于庐山、彭德怀 不仅仅是个力量对比的问题。毛主席考虑长远，牺牲彭德怀的一个因素是不能形成“枪指挥党”的组织惯例。所以最好的处理是当时不讨论，提前下山。可是人家不答应啊，不得不说，对面都是高人，判断时机比较准确。
像小平这样拖拉机上街，不管当时是赢是输，长远看共产党在思想、政治上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人民服管和历史上的服皇帝没啥不同，就是靠蛮力。这个精气神是不一样的，靠这个“气”不要说打美国，打台湾都悬。
通宝推：燕人,ccceee,- 复 关于庐山、彭德怀
家园 毛泽东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 1966年毛泽东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又：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 复 关于庐山、彭德怀
家园 其实就是军功和文官之争，主席读遍线装，这个封建社会必有的 现象是通透的，更无奈的是这些人的马列近代素养明显还落后（相对于旅法派五四派）。所以老人家必须教育权衡。真离同学矛头一直不离周公，其实周公跟主席理念是一致的，都是五四干将。他是既理解配合主席，又担心这把火会把革命成果烧尽。一共的全部领导人，不管文武，不管路线如何，真正的精英名副其实，可惜受时代局限，未能像战争时期一样跟得上主席的脚步，甚至跟不上周公脚步。
五四是中国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文革之路
通宝推：甘丹,李夏禾,家园 五四是文革的序幕 文革是中国革命的高潮部分。
中华文明，从此新生。
通宝推：东方青木,起于青萍之末,家园 得了吧，那林彪怎么高升了 副统帅军功不次于彭总。。。
彭总给毛的还是私信。不伤毛的颜面。
家园 林彪周总关系密切，哈哈哈哈，这位程光先生大家认识吗？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整过周恩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多被重笔提及，为的是把周恩来和江青划分开来，把周恩来与文革的责任划分开来。
可是“九大”后江青对周恩来的几次攻击，常常被人忽略。我们看到《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有这样的记载：“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４７〕
笔者从几位当事人那里得知，江青那天对周恩来的诽谤是前所未有的恶毒，从周恩来历史上的“罪行”说到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不仅乱说事，还诽谤周的人格和个人品质，实在令人发指。但《周恩来年谱》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为何如此？
是江青诽谤周恩来不够厉害吗，是她整周恩来不够狠毒吗？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对此深做研究，有助于了解那一段历史真相，好在有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料。
邱会作回忆，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攻击周恩来，黄永胜当场于以反驳，带头中途退场抗议，并立即到林彪那儿作了汇报。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
“林彪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立即安排了黄永胜、吴法宪当日晚七点到毛泽东处，而我（邱）则到了周恩来那里。
江青前几次谈话都涉及到周恩来。每次讲过之后，我（邱会作）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及时地向周恩来‘透风’。
他听了以后总是表情凝重，压抑不语。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黄永胜说，他们大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江青的胡说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对江青没有太大的愤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
毛主席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江青）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你们（黄、吴）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说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４８〕
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迄今为止仍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禁区”之一。林彪在周恩来受到攻击的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怕得罪毛泽东和江青，可见林周关系之密切远非人们现在的想像。（？？？？？？）
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黄永胜到他那儿去告江青的状，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状。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句后，又告诫黄永胜（也是对林彪），不要把与江青的矛盾扩大，也不要把事情公开，否则“黄永胜”们就会“混”不下去。
周恩来是闻名世界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为何敢向周恩来叫板？对此，邱会作记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说了几句他印象很深的话。“‘我（江青）同主席的关系，你们能见到的当然就是夫妻关系了，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同样，主席同总理的关系，你们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邱）想过，江青如此胆大妄为，攻击周恩来，整周恩来，一点没有‘背景’是不可能的。”〔４９〕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的攻击没有奏效，就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冲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冲击军队院校时就明显了，其发生和发展不在本文论述之中。
但是要提请人们注意是，每到文革关键时刻，林彪和江青的冲突就会爆发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夺权正是江青得势之时，２月初，林彪与来访的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林气得脸色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大叫“叶群！叶群！”并对闻声赶来的秘书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５０〕又如，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义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在林彪的讲话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气炸了，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５１〕
为何江青挑衅林彪，而林彪又发如此大火，常人难于理解。原来林彪说“有人（江青）把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专利，别人不许解释。且不论我讲得对不对，我敢讲，就是对那个‘霸王’的否定！”〔５２〕
林彪是“九大”党章中写入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亲自出马对林彪攻击多有不便之处，于是上阵了另一个文革派人物——张春桥，他出手的头一拳就对准了林彪的“要害”，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
１９７０年７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稿，张春桥修改了执行多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提法，插进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成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要按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办，张春桥则主张按着他的新提法写，互不相让。周恩来表示要请示。结果毛泽东让汪东兴代其圈掉了“毛主席和”四个字，〔５３〕暂时“平息”了双方的争论。
张春桥此次出手未成，另外打出重拳。８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稿时，对二处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一是“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二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都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战胜了刘少奇，不必再为自己“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了，大家修改讨论或是删去这些用词，本属正常。可是张春桥却用挑衅的口吻影射林彪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５４〕吴法宪说“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是这样，就是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５５〕
吴法宪和张春桥爆发了争吵，吴拍桌子大骂了张。在场的陈伯达回忆说，他们吵得“声震屋瓦”〔５６〕会后，吴到陈处详谈了争吵的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向周恩来也报告了此事。〔５７〕
四天之后的８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离开北京前往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次会，对宪法修改问题可能的争吵并没有发生，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经写进了宪法草案中。据宪法起草小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回忆，请示康生后加的，加在序言里。〔５８〕
毛泽东自己删去了“天才”的副词，为什么林彪还要提？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字推敲”了，林彪要对江青等人的一列活动进行批评，只不过这是他说话的“由头”。为什么林彪不能与毛当面一谈？１９７０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杭州住，林彪在北戴河，他们没有机会相见，只能靠秘书在电话上传话。他们久别后的面谈，是８月２１日林彪上了庐山后拜会毛泽东时。林彪说了他的想法，就是后来那篇含有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内容的开幕式讲话，事先告诉了毛泽东。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
然而，林彪有了失误，他没料到中央委员会里厌恶文革派的人居然那么多，一点火星就燃起“烈火”，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形势使林彪多少有些盲目，忘掉了整那个“文革红人”会导致对张某近几年来所作所为的追问，难免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敏感之处，从而会引起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同样，毛泽东也有失误，他没有想到林彪想批评的“那些事”会引起大家如此共鸣，同意了去讲，忽视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对付江青等人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形势使毛泽东警惕，敏锐地发现了庐山上大家群情激起“揪张”的背后是什么？那是隐藏在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绪。
林彪盲目和毛泽东敏锐之处，正是庐山会议上斗争的焦点。它既不是通常所说的“设国家主席之争”，也非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他视为自己一生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后中央里军队一派和文革一派的矛盾越演越烈，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了出来。然而，中国那时的政治走向必须在一个人的左右之下运行，那就是已经被“神化了”的毛泽东。被尊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是那么地自信，那样地执着，虽然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给他来日已经不多，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心中是多么地重要呀！即使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他也“要敢于反潮流”〔５９〕，倾其生命最后精力拼力一博，把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坚持到底。从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起，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批‘周公’”、１９７５年“反击右倾翻案‘批邓’”、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中国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一幕，无不在毛泽东股掌之中演绎着发展着，直到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巨人１９７６年９月去逝。中国历时十年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因为没有了亲自发动领导者和挚意坚持者而落下了它的帏幕。
从此，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翻开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新篇章。（哈哈哈哈哈！！！！可笑！荒唐！！）
家园 令人疑惑的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
“汪东兴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汪东兴来往经过北京时，均邀请黄、吴、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就是反江青，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那里的‘底’，主要是：
１、主席对林彪是绝对信任的；
２、主席对高级干部厌恶中央文革一伙人很清楚，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
３、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当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汪讲了毛、江的不少非常秘密的隐私）。
可以说，汪东兴那两次和我们的聚会，是为庐山会议上我们打击上海帮进行思想准备的一次重要活动。”〔４２〕
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汪东兴等人的关系，加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治和组织力量，毛泽东绝不会忽视。他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上说的那个“军事俱乐部”，应当早就在他的政治视野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军事俱乐部”是被逼出来的，仅一例即可说明。１９６８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不许他去，毛泽东表态批准了，但周恩来还要带着黄永胜去向江青“赔罪”。周恩来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讲什么，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指着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着红五星，两面红旗（指帽徽、领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４３〕在毛泽东早年井冈山起家时就追随他的老将军尚且经常受江青如此欺辱，众多的军队老干部怎么能不聚在一起来抵抗她呢？
以前江青把持中央碰头会，周恩来不得不屈从忍辱，其他人更是怕她。“九大”之后情况截然不同。那时中央里老干部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已被中央文革打散了，只有军队没有乱，军队主要领导干部是唯一可以与江青等人抗衡的整体力量。林彪等人的抵制，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即使没有结伙，也会被毛泽东看成是和以前的彭德怀一样，是个以军人为主的“俱乐部”式的政治集团。
于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形成、在碰头会时期结帮的康生、江青等人在“九大”后并没有“散伙”。有人说他们是在庐山会议上才形成四人帮〔４４〕，笔者（程光）认为要早得多，成员先后有异，帮派早已存在。只不过“九大”后江青等人的派别活动在林彪等人的压力下更加紧密罢了，因为他们不那样，就无法抗衡那个“军事俱乐部”。
中央里两个派别的争斗一开始就带有着政治色彩或是“路线”问题。在毛泽东领导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它一度被掩饰，此时已经开始激化并逐渐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江青等人不搞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政治前途，就不会被毛泽东器重，就不可能在中国高层保住其地位，而且一旦丢掉权势，还要承担“祸国”“乱党”的罪名。他们还要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决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更多是他们表示拥戴毛泽东而经常要喊、不得不跟的政治口号。林彪对无休止的运动已经厌倦，而在考虑国家如何尽快转入正常的建设。那时林彪正为他在四届人大讲话做准备，先搞调查研究，题目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４５〕并想促成和推动“九大”后中央的工作走入这个方向。然而，中国历史上因为没有政治力量而无所作为甚至死于非命的“接班人”比比皆是。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今后的接班人时“曾提到张春桥”〔４６〕林彪不愿意文革派强大而取代他，就不能让他们没完没了地搞文革而受宠。我们不应当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江青等人在那场接班人角逐中的对与错，因为文革混乱中的中国没有法制化的、程式化的、民主公开的国家最高权力传递制度，才是事情的真正根源。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彼时，中央里的军队派和文革派已经失去了团结的基础。双方矛盾继续加深成为必然。那时江青等人多少有些害怕林彪，尤以张春桥、姚文元为甚，无论是听老人们说起，还是从那时的新闻电影和照片看，他们和林彪在一起的场合，很是拘束，甚至有些惧怕，有时连靠近林彪都不敢，离得远远的。
毛泽东宠爱的文革干将们这么害怕林彪，无疑是林彪的灾难。因为这是挑战毛泽东绝对权威的一个侧影。身居政治局委员高位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尚且如此，那么党内众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心目中就有了另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这实为封建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历朝历代统治游戏规则的大忌！
然而，“九大”后已经被过分削弱的江青等人从中得到了一个“实惠”，他们成文化大革命众多象征人物中仅存的硕果，成了取得打倒刘少奇“伟大胜利”的光荣代表，成为毛泽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最可信赖的中坚力量。于是，对江青等人的态度最终演绎成了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演绎成了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那时江青等人曾一度被制约，有人误以为文革派会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邓小平复出１９７５年执政时情况亦然）。持这样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忽视了治国者的权谋艺术——政治平衡。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党的干部队伍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在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国务活动中有过非同凡响的出色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大舞台”上，在中国革命“长剧”文革这“一幕”中，“谋事在毛”！让哪些“角色”上台表演，哪些“角色”下台靠边，哪些“角色”谢幕离场，哪些“角色”坐冷板凳听候再次亮相……只有毛泽东才有权决定。而毛泽东运用这种权力时，常为人们不易察觉，难以琢磨。若是有人敢于搅了毛泽东的局，想以自己的好恶来干扰“角色”的进退，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迎头痛击。当那些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扑朔迷离的“剧情”中发现毛泽东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派，反对任何可能的复辟和翻案时，已经为时晚矣，只能当个失败者的“角色”听从毛泽东的摆布了！
家园 周公身上太多迷雾，看不清。 我更认可让子弹飞里的形象。
身段可以很低，手段可以很多，谁的赢面大跟谁走，不管跟谁走都时刻想着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