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追夺出身以来文字 -- 孟词宗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历时57天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军内开展的第一次整风运动。

此次整风运动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有三个：即所谓“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刘伯承、萧克，以及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粟裕。

这次批斗，既突然，又猛烈，而且上纲非常高。

在接到军委5月24日要在中南海召开小型会议的通知时，粟裕对于会议内容却毫不知情。

然而，等他去了以后，会上猛批他“争权”、“反领导”等，这一系列罪名给他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莫名其妙。

尽管他曾试图将这些名词与自己的过去、现在联系起来，但还是搭不上边。

不仅粟裕感到突然，就连在场的几位元帅，也感到突然。



批粟裕时，围绕的主要焦点，往大了说是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往小了说就是彭、粟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对于粟裕这样的人而言，很难做到不得罪人。

首先，他战功赫赫，在军中的声望极高；其次，他不逢迎、不苟同；第三，他不圆滑，且棱角分明。这三点如果运用不当，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批斗逐渐升级，军委扩大会议随即增加至1400多人，几乎囊括了全军军以上单位的主官，影响扩及全军。

此外，当时参加会议的三位元帅，除了林帅有过表态外，贺老总和罗帅全程几乎是一言不发。

当然，他们很清楚粟裕的为人，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自然不必过多辩解，如果表态的话，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

受到种种“罪名”指责的粟裕，备受压力。

尽管他知道这些指责充满了水分，但为了顾全大局，粟裕还是在家中自我封闭了七天，苦思冥想这所谓的“检讨”该如何写。

他在各种大会、小会上检讨了8次之多，而每一次检讨，他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的话，说到某个地方，觉得实在无法继续要作解释时，立刻就会招来更严厉的批判。



无论粟裕怎么检讨，无论说多少违心的话，但一直没能获得通过，最后他只能求助于夫人楚青。

他对楚青说：“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老将的心酸与无奈，不由得让人心疼。

夫人在看完他的那些检讨材料后，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心想：“这不是‘胡编乱造’吗？”

确实，在这一份份检讨书中，有很多都是不实的。毕竟都没有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怎么能写得出来呢。

但为了能“通过”，楚青还是不顾实际地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全部兜了下来。

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果然顺利“过关”。

以至于回到家中后，粟裕还对夫人楚青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将军的这句话，不知饱含了多少的痛苦与无奈。

然而，这次检讨虽然过了关，但粟裕还是得继续背负着这些罪名，接受组织的处理。

事实上，粟裕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可谓鞠躬尽瘁，既没有失职的行为，也没有越权的举动。

相反，他对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功劳的。

但他的工作精神却没有得到他的顶头上司彭德怀的欣赏，以至于工作中常常受到掣肘。



粟裕与彭德怀，两人是行伍出身，且都是带兵征战的主将，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专家，具有超强的决策意识和决断能力，且都具有大局观、战略思维和战略头脑。

当然，这样的人，其性格特点也极为鲜明，行事也果断，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

然而，这样两位优秀的将领，在战争年代却鲜有交集，直到1952年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成为粟裕的直接上级后，两人的交往才逐渐增多。

但两人的行事风格、人生理念，对事情的见解方式的不同，加上程序、沟通上的不畅，使得两人在工作中和私底下的关系都不是那么的合拍。

不过，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性格上的差异难免会有，工作上的分歧也更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当时我军才刚刚从战争环境下走出来开启正规化进程，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粟裕的批斗会上，个别人毫不留情，对粟裕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上纲上线如此之高、处理如此之重，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在给粟裕扣上的那顶“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大帽子下，指责的内容基本都是无中生有。

比如什么“一贯反领导”，“同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要权、争权”，“告洋状”，“里通外国”等等。

此外，当时一些人还因此鼓噪“将帅不和”，要求大会进行批判。

随着会议上要把“将帅不和”的问题搞清楚的呼声越来越高，向来直率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他说道：

“那就扯开，看看我这个恶婆婆有哪些丑行。”

尽管这句话里面有严于律己的方面，但总体来说还是欠考虑。而如此小题大做，只能造成将帅两败俱伤，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而与萧克等人的“集团”帽子不同，挨批的粟裕是被当做“个体”专门提出来的，是所谓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然而历史总是那么地奇妙，短短地一年后，彭德怀也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



不过，在“庐山会议”上彭挨批的时候，粟裕表却现得很平静，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趁机为自己的申诉。

当时粟裕的一些老战友曾建议，让他借这个机会，把1958年的事情提一提，甚至直言：“如果你不便说，就由我们来说。”

但粟裕却回答：

“我不愿在彭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粟裕作为开国“十大将”之首，其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不朽之功勋。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粟裕大将始终坚守初心，不忘使命，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当然，彭老总作为开国元帅之一，其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军委工作这七年，他都兢兢业业，其贡献在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都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然而，对于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的错误批斗，也使他极为心痛，这也成为了他难以抹却的懊悔记忆。



1958年8月31日，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由彭德怀的老部下、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大将接任。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曾回忆：

“粟裕同志任总长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

当然，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我们也不必过分纠结谁是谁非，我们只需在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就好。

邓小平为何选了这位开国上将当接班人？足以见得邓小平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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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是军功卓越的开国上将，他在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期间，是总参谋长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1978年6月，我国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友好访问，其领队者就是杨勇。可是，当时总统铁托并没有出面，而是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进行了接待，原因是杨勇级别不够。虽然杨勇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在意，但邓小平却记在心里。

此后，邓小平因精力有限，决定卸任总参谋长一职，便极力推荐了杨勇做接班人。可是，世事难料，杨勇最终并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当上总参谋长，而是另有所职。那么，杨勇为何没能当上总参谋长？他和邓小平之间到底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战场上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杨勇原名杨世峻，1912年8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童年时期，正值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的兴起，在耳濡目染中，杨世骏渐渐萌生了革命的火种。

1927年6月，“马日事变”爆发后，杨世骏加入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并攻打了长沙。1930年，杨世骏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踏上了身经百战、戎马倥偬的一生。1933年10月，杨勇随军在中央苏区的洵口与国民党军队突然遇到一起。

战场上，杨勇身先士卒，第一个冲锋陷阵。当战斗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发子弹突然从他头顶飞过，穿破了头皮。可他不顾血流如注的情形，继续拼杀，直至冲出封锁线。

1934年，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了艰难的长征路。当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线，抵达湘江后，但却陷入了蒋介石设计的包围圈。在最关键时刻，杨勇奉命率领4师10团担任掩护中央红军过江任务。

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这支队伍与敌军展开两昼夜激战，杨勇更是血肉横飞，弹片嵌入腿中，他拔出来，继续战斗，终于在战士们顽强的抵御下，胜利的完成了掩护任务。

在长征途经贵州期间，杨勇又率军参加了诸多大小战斗，如土城、娄山关、四渡赤水……战绩显赫，立下不朽功勋。



当时，杨勇对身经百战的邓小平非常尊敬和钦佩，而邓小平对智勇双全的杨勇也早就有所耳闻，并颇具好感。只是由于没有太多工作交集，还不是很熟络。

抗战爆发后，邓小平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率领部队向华北挺进，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而杨勇历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鲁西军区司令员等职。无论哪场战役，杨勇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人。

平型关战役中，为了争夺制高点老爷庙，杨勇不顾左肩左肘两处负伤，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夺回阵地。

吕梁三捷战役中，杨勇率领部队歼敌近千名，打的日本鬼子心惊胆战，一度成为抗战时期的成功典范。

梁山大捷，杨勇率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并巩固扩大了鲁西抗日根据地。作战中，杨勇表现出来的神勇和智慧，更是传遍了军区内外。尽管他与邓小平还是没有过多交集，但杨勇立下的赫赫战功，让邓小平颇为赏识。

抗战胜利后，杨总率部参加的重大战役，其表现的军事才能和大局意识，更令邓小平刮目相看。



二、邓小平第一次提拔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其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政治委员就是邓小平。杨勇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在刘邓手底下工作。

1947年8月月，杨勇率晋冀鲁豫野战军西路军队，经过艰苦跋涉和突破重重阻碍，挺进了大别山。随后，杨勇又率部开始逐鹿中原，并且屡建战功，尤其在淮海战役中，对黄维兵团进行围剿和阻击，将战役推向了最后的胜利。

因此，尽管刘邓领导的战将很多，但杨勇才能卓绝、勇冠三军的战迹最让邓小平欣赏和青睐，他开始有心提拔杨勇。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当时在斟酌第五兵团司令员的职务时，其候选人有两位，其中就有杨勇。

但是这两位候选人，论资历、身份、战绩都都差不多，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杨勇为人大度，善于团结，性格沉稳老练，当即决定让杨勇担任兵团司令员。

虽然事后另一个候选人因落选有情绪起伏，邓小平及时对他进行了开导谈话。可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勇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对党忠心、性格谦卑的优点，一直让邓小平所肯定。



此后，杨勇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以司令员身份组织了进攻金城以南的战役，最终迫使美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杨勇不顾个人安危，为了祖国的强大殚精竭虑，他历任志愿军副总司令、司令员，主持志愿军工作，并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1958年杨勇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被党中央委任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北京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工作上，杨勇更加兢兢业业，砥砺前行。

杨勇为人刚正不阿，坚毅沉稳，这从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就能看出来。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中，杨勇狠抓了军事训练这一突出目标。

他多次深入部队调查了解军事训练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进行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的提高，并提出了实际、扎实、落实，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向。

后来，随着群众性的练兵热潮不断高涨。杨勇也开始积极推动这一活动。经过艰苦磨炼，硬是训练出技术过硬的军队。

可以说，杨勇对工作的殚精竭虑、忠心耿耿，邓小平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然而，树大招风，当1966年那段动荡的岁月开始时，杨勇的仕途急转直下。



三、特殊时期顶压力挺邓小平

由于杨勇任北京区总司令期间的军事训练行为，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叛逆之事，随即他被批斗、关押、下放劳动，遭受非人的迫害。

然而，尽管在非常难熬的特殊时期，杨勇依旧顶住压力，不屈不挠，坚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此同时，邓小平也一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下放江西数年。直到1972年5月，杨勇重新出来工作时，邓小平也才回到北京。

1973年6月，杨勇被委任为新疆军区司令员。由于杨勇的影响和所处的重要位置，有人对他试图进行拉拢，杨勇果断拒绝。

而当杨勇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看到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时，喜不自胜，美美地哼唱起小调。

在新疆任职期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最为困难的时期。但杨勇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尽管自己处境也很艰难，可他一直维护和支持邓小平路线。

即便每一次召开军区常委会，但没有一次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因为他一直坚信，邓小平对党有着绝对的忠诚度。

杨勇对邓小平的遭遇很是愤愤不平，他总是对身边同志说：我确实想不通，为什么要打倒小平同志？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顺应人民的意志，终于结束了那段“黑暗”的时期。但对于邓小平的复出，在党内引起不同意见。为此，杨勇决定为邓小平奔走昭雪。

1976年11 月，杨勇便以身体有恙，以休假为名，与一些地方及军队负责同志取得联系，商量让邓小平复出一事。

当时，时任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都与杨勇取得联系。并且他们相聚一起，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赞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问题复杂，为了不想造成任何舆论，杨勇等人每天深思熟虑，用心规划好每一步。随后，杨勇找到了广州司令员许世友，与一些老同志进行了座谈。

然后又到了武汉，找到了司令员杨得志、王平政治委员杨平商谈此事。终于，经过杨勇和其他领导人紧锣密鼓的疏通和强烈呼吁。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杨蕊听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党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各项职务。至此，杨勇长长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对老领导的使命。



四、邓小平第二次提拔

1977年9月，杨勇开始协助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他当时的身份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在职期间，杨勇为了解决总参的作风及纪律问题，可谓是大刀阔斧进行了整顿一番。当时由于邓小平挂职较多，事务繁忙，对于总参的事，就全权交给了信任的杨勇，也包括替他去参加外交活动。

1978年6月，杨勇以副总参谋长身份率团访问南斯拉夫，但没能得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亲自会见，因为身份不够格。

对此，邓小平有了提拔杨总为总参的念头。因为一路走来，他看到杨勇不仅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猛将，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帅才。1979年底，邓小平由于太多事务缠身，决定卸任总参谋长职位，到底由谁来当接班人呢？



邓小平内心早已经有了人选，他在广泛征求党的一些老领导的意见后，便拟定由杨勇接任总参谋长。然而，天不遂人愿，情况突然出现了一些变动。

由于杨勇个性刚正，坚持原则，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得罪了不少人，他便被推向了风口浪尖，甚至有一些匿名信也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

由此，军委开始有了新的考虑，最终决定由杨得志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勇协助他抓全盘工作。

虽然杨勇与总参一职失之交臂，但他并没有抱怨和气恼，而是继续不遗余力、兢兢业业的当好杨得志的得力助手。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眼光一直是对的，杨勇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一直深明大义、军政兼优，确实有着大格局，大胸怀。

1983年1月6日，杨勇安静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五、结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星河的开国将帅中，杨勇是号称军中“三杨”之一的将领。(杨得志、杨成武、杨勇），无疑是一颗相当耀眼闪亮的星。

杨勇一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以足够的智慧和品德赢得了党内外各个阶层人士的广泛认可与赞赏，是不可多得的开国将领。

尤其杨勇与邓小平之间，在特殊时期的风雨同舟，相互之间的将帅情，更是令世人动容。

革命忠心贯日月，战功卓著载史册。杨勇将军忠诚于党、深爱国家、品德兼优、心怀大义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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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民来说，1976年是极为悲痛的一年，周总理和朱德元帅的相继离世让全国人民陷入了悲伤之中。不久之后，毛主席的逝世更是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逝世后，他的后事处理无疑是重中之重，毛主席追悼会上的致悼词人似乎成了一大难题。

叶剑英力荐华国锋为致悼词人，却遭到拒绝，这是为何？这中间牵扯着怎样的政治利益？



伟人相继离世

放到现在来说，周总理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面对国内外的大小事务和堆积如山的文件，他一刻都不敢懈怠。

为了能够处理更多工作，周总理一次又一次压缩他的休息时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写“大字报”控诉周总理不爱惜身体，周总理承认“错误”后，依旧拼命工作。

就算是“铁人”也会倒下，1972年周总理感到身体不适，这时恰逢尼克松访华，周总理顾不得检查身体，陪着尼克松从南到北，日夜操劳。



同年5月18日，周总理在工作中晕倒后，被送到医院，最终确诊为癌症。面对这个噩耗，大家悲痛欲绝，只有周总理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

确诊后，周总理一如既往地工作，完全没把自己当病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总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依然超过了十小时。

看着周总理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中央领导人多次劝阻周总理好好养病，不要再工作了。周总理却说：“我这是癌症，治不好的，何不利用有限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多做点事呢？”



1976年元旦过后，周总理不再吵着工作了，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我们。

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全国人民都陷入到悲伤的情绪中。这时，毛主席已经身患重病，行动不便了，他知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表面上一言不发，心中却悲痛不已。

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终究没能见到毛主席的身影，巨大的悲痛让毛主席的病情加重，已经不能去和老友做最后的告别了。



1976年1月11日上午，周总理遗体告别会上出现了这样一幕让所有人都为革命先辈们的友谊而感动。

原来这天，90岁的朱德元帅也来到了告别大厅。朱德元帅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神采，他也只能在女儿的搀扶下，缓慢来到周总理的遗体前。

看着昔日老友躺在那里，朱德元帅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了，他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朱德元帅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向周总理的遗体深深鞠了一躬，接着又沉重地举起右手，向革命老友敬了一个军礼。

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继周总理去世后，又一位伟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朱德元帅戎马一生，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毛主席曾赞赏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失去“光荣”的中国再次笼罩在悲伤之下，毛主席的身体在治疗下本来已经有了好转，朱德元帅逝世的消息再次让毛主席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得知朱德元帅逝世后，沉重地对工作人员说：“朱之不存，毛将焉附也。”

毛主席的病情再次恶化了，病痛的折磨让毛主席只能躺在病床上了。在治疗的过程中，毛主席表现得非常乐观，仿佛早已看淡了生死。



如果说周总理和朱老总的逝世给予了毛主席致命一击，那么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便是“压死”毛主席的最后一根稻草。

得知唐山发生地震后，毛主席瞬间泪如雨下，他日夜牵挂着他的人民，几乎没怎么合过眼休息。

当毛主席看到华国锋发来的受灾情况的电报后，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他一想到他的人民如今正在受苦，心中就悲痛不已。

毛主席忍着病痛亲自批示了唐山的救灾文件，这也是毛主席生前批复的最后一份文件。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主席的精神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的身体越发虚弱，已经连饭都吃不下了。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与世长辞，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毛主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葬礼的安排

毛主席逝世后，他的治丧事宜无疑是重中之重。虽然此时大家都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但必须要强打起精神，处理相关事宜。

华国锋赶到中南海后，立即安排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在紧急会议上主要商讨这三件事：如何处理毛主席的遗体、毛主席的后事安排以及是否限制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毛主席。

关于毛主席的遗体如何处理，其实毛主席自己早已探讨过了。1956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死后火葬的建议，他也是第一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的第一个中央领导人。



毛主席多次和工作人员探讨过生死问题，毛主席还幽默地说到：“我死后一定要火葬，并且把骨灰撒到大海中去，生前吃了那么多鱼，死后让他们吃我，就当是还罪。”

大家最终还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遗愿，经过一番讨论，党中央一致决定将毛主席的遗体永久保留下来，并修建纪念堂，供后人瞻仰。

考虑到毛主席在全世界的影响很大，很多国家的人民对毛主席怀着崇高的敬意，中央决定不限制外国代表团前来悼念毛主席，但出于安全考虑，必须要对人数进行限制。

接下来便是安排毛主席的后事了。9月9日，凌晨五点，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求其带上早已写好的讣告和悼词稿到会议厅定稿。



接着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接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军立即进入到一级警戒状态。

9月9日下午四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报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当人们听到毛主席逝世的广播后，很多人感觉他们的“天”都塌下来了，祖国大地瞬间笼罩一片悲伤之中。

世界各国的媒体也纷纷转发了这条消息，各国人民也都在为这位“东方巨人”的逝世感到悲伤，很多国家自觉停掉娱乐活动，开始缅怀毛主席。



9月10日，毛主席的遗体从中南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内，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赶来吊唁。

9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主席追悼会相关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敲定悼词稿和致悼词的人。

在会上，周启才转述了汪东兴的建议：在悼词上加上毛主席曾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全体成员一致通过。

敲定悼词后，又一个难题出现了，那就是追悼大会应该由谁来致悼词呢？

华国锋是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论资历，叶剑英元帅更胜一筹。



一时之间，大家陷入了沉默。叶帅首先出来打破僵局：“致词人非华国锋同志莫属！”

华国锋听到叶帅的话后，连忙拒绝到：“叶帅，您才是最适合给毛主席致词的人，必须由您来致悼词。”

见华国锋拒绝致词，叶剑英严肃的说到：“国锋同志，你身为国家副主席，理应致悼词，再说了，这也是毛主席生前的愿望。”

听到叶帅的话后，华国锋没再拒绝，党中央最终敲定由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那么叶帅为何会说是主席生前的愿望呢？



无声的遗嘱

毛主席和叶剑英之间有着很深的情谊，两人从革命时期，一路奋战过来，毛主席早已对叶帅十分信任了。

1976年9月8日，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随时都有离开我们的可能。这天中央政治局的老同志们都来到毛主席的病床前，想要同他作最后的道别。

叶剑英元帅也忍着巨大的悲痛来到毛主席的病床前，看着老友躺在床上，如此苍老，叶帅的眼泪瞬间止不住了。



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睁开了眼睛，并且对着叶帅轻微地挥了挥手，仿佛想要说点什么。

伤心过度的叶帅并没有注意到毛主席这个细微的动作，他边擦泪边准备走出病房。这时，毛主席招手的幅度更大了，工作人员见状连忙叫住了叶帅：“首长，主席肯定有话想对您说！”

叶剑英回头看见了毛主席的动作，连忙跑到主席的病床前。遗憾的是，毛主席用尽全身力气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叶剑英看着毛主席的嘴巴微动，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心中十分悲痛，毛主席似乎也更加着急了，嘴巴开始抽动，但依然没能发出声音。

叶剑英连忙握住主席的手，安抚他。毛主席平静下来后，最终用手指在叶剑英的手背下点了几下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离开病房的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他开始思考毛主席究竟想要说些什么，在他手背上点了几下又代表着什么？



毛主席逝世后，叶剑英在处理主席的后事之余，一直在思考毛主席传递给他的“无声的遗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凭着和毛主席多年的默契，叶剑英认为毛主席一定是放不下国家，放不下人民，想要嘱托他什么，于是他分析当前局势，明白了毛主席的用意。

其实毛主席是让他好好拥戴、辅佐华国锋。毛主席考虑到在他去世后，中国的局势会发生变化，华国锋的地位难以得到巩固，而所有老同志中，只有叶剑英还身居要位。

毛主席明白自己选的接班人能力十分出众，但唯一不足的便是华国锋资历不够，难以服众，而叶帅不仅资历老，而且威望够，只有叶老与华国锋联手，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

让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会上致悼词，很好地表明了党中央和叶剑英对华国锋的支持。

后来，叶剑英和华国锋联手，平定了中国动荡的局势，叶剑英也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他无声的遗嘱。



华国锋致悼词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点，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举行。追悼会当天，数百万的人民群众赶来天安门广场送毛主席最后一程。

当人们看到天安门城楼上主席的画像披上了黑纱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追悼会正式时间越来越近，中央重要领导人依次出场后，全场气氛十分沉重。

下午三点，追悼大会正式开始，全国的广播电台按照要求进行同步转播。随着哀乐的奏响，现场的中央领导、百万群众以及广播前的八亿中国人民全体肃立，为毛主席默哀3分钟。

在这三分钟内，每一位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哀思中，沉浸在对毛主席的无比想念之中。



随后，华国锋同志上台为毛主席致悼词。短短的几句悼词，华国锋却读得很困难，他几乎难掩自己的悲伤情绪，在读的过程中，多次哽咽，连话都说不出。

当华国锋读到第一句：“毛主席的逝世……”时，在场的群众开始小声抽泣。

当华国锋颤抖地读完最后一句，在场的群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天安门广场上爆发出大片哭声。

天安门广场上的哭声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就哭倒了一片，没想到的是，很多人竟哭晕过去了。

这些哭声，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不舍，对毛主席的思念，体现了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



追悼会过后，中央对毛主席的遗体进行了保存，并且为毛主席修建了纪念堂，让后人永久瞻仰。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毛泽东纪念堂正式对外开放，每年都会有无数人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如今，毛主席已经逝世47年，几代中华儿女也已经瞻仰过他的遗体，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在我们心中，毛主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他的伟大也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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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一年，也是风起云涌的一年。

而吴桂贤，一个陕西农民家庭出身的纺织厂女工，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点名，去到北京，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最后有幸见证了这一切。



所以，吴桂贤究竟何许人也？她当年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如今的近况又如何呢？

周恩来亲自点名

1974年，吴桂贤进京开会。

出发前，她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和以往无甚差别的会议。

毕竟，吴桂贤作为中国第一代纺织女工，又是全国劳动模范，还曾进京接受表彰。

后来，她不断被提拔，进入了陕西省委，还选上了中央委员，进京开会，对她来说，也是工作中的一部分。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会议，对她今后的人生走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亲自宣布：“吴桂贤同志以后留下来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

吴桂贤听完吃了一惊，对于毛主席的这项工作安排，她事先毫无准备。

吴桂贤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说：“（我当时）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后来，吴桂贤才知道，当年那次工作安排，其实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的。



在这项工作安排完全落地之前，周恩来连夜给陕西方面打了电话：要求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

然后很快，档案又到了毛主席的手上，毛主席批示同意。

于是，远在陕西的吴桂贤就接到了进京开会的通知，只不过当时的她还不知道，此番前去实则是进京受命。

而这项任命跟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脱不开关系，属于非常时期的需要，当时毛主席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要在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当时，正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个副总理，而且要是女性。

而吴桂贤正是周恩来总理选中的人。



吴桂贤留在北京后，开始的一段时间，对于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感到十分迷茫。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生活，也让她感到十分不适应。

在陕西的时候，她住在棉厂宿舍，有几百号工人姐妹们陪伴，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这里住的人远没有棉厂宿舍那样又多又满，突然静下来，吴桂贤整晚都睡不着觉，眼底的青色也日益明显。

1974年底，周恩来总理因为生病没有出席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吴桂贤专门跑到医院去看望总理，汇报工作。

病床前的吴桂贤几经犹豫，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想回棉厂的想法。

“总理，我来中央工作已经几个月了，我觉得我年轻，经验不够，知识面也不广，还是想回基层锻炼锻炼。”

吴桂贤就这样说完，赶紧看了看总理的反应，只见总理始终笑着，她根本猜不出来总理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片刻后，周恩来不紧不慢地说道：“（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吧。”

显然，对于吴桂贤回基层的要求，周恩来并没有同意。

听到总理这么说，吴桂贤也只能暂时作罢，将话题转向了自己的另一个疑问道：“总理，让我留北京究竟有什么任务啊？”

“有大任务！”周恩来笑吟吟地答，两只手还在胸前比了个大括弧。

吴桂贤当时看到周恩来总理的这番举动，心中的紧张都有所缓解。

周恩来对吴桂贤的反应尽收眼底，转而又认真道：“要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

语罢，吴桂贤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反应过来后赶紧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我干不了！”



周恩来于是语重心长地说道：“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的，我这个总理也是在干中学会的。”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吴桂贤心中又打了退堂鼓。

她鼓足勇气，再一次找到了周恩来，希望考虑换一位比自己年长且有经验的老同志来。

周恩来当时只是回答：“桂贤同志，这只是个候选名单，最终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呢，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马上就要开会了，到时候就看大家选举吧！”

结果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吴桂贤顺利通过了大家的选举，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那一年，37岁的吴桂贤，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在政治局里，吴桂贤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所以大多数时候，政治局讨论问题，她就听着。

她不断地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桂贤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的这句话，你要时刻记着，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会议室里少了4个沙发

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岁月中，她始终记得：少说、多干。

按照毛主席在九大上曾经对工农委员讲的“三三制”，即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

吴桂贤于是在此后3年间，坚持每年都打报告从北京回陕西3个月，而回去第一站，就是去见棉厂的姐妹们，然后就亲自下乡，深入调查解决基层的问题。



向来低调踏实的吴桂贤，如何能够想到，自己在北京的那3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发生了太多事情，不容忽视。

1975年，好戏连台，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在整顿的实践中，人们终于看到了正义与希望。

1976年，吴桂贤最终亲历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10月的一个晚上，吴桂贤突然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来的电话，被通知到玉泉山9号楼开紧急会议。

至于会议的主题、具体内容，电话里什么都没说。

这让吴桂贤很是吃惊，在此之前，政治局开会一般都会提前通知，而像这次一样突然临时通知的会议，吴桂贤还没有参加过。

她询问了其他政治局的同事，这是要开什么会，结果大家无一人知晓。



等到吴桂贤赶到会议地点时，发现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很多人，现场的氛围还是有点紧张。

而一向细心的吴桂贤当即发现，会议室里少了4个沙发，她向工作人员反映说：“少了4个沙发。”

而恰巧这时，工作人员却向汪东兴报告说：“应该到会的人，已经全部到齐了。”

这让吴桂贤心里更加疑惑了。

到了大约22点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率先从里间的会议室里走了出来。

华国锋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刚刚我在里面，听见桂贤说了，少了4个沙发，确实，今天少了4个沙发，那4个人永远都不会来了。”

这一番话掷地有声，在场的人听得心潮激荡。这时的吴桂贤才恍然大悟。

不忘初心

1977年，吴桂贤给中央打了一份报告，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回到陕西去。

除此之外，她还分别给华国锋以及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办公室打去电话，希望回去之前，面陈自己的想法。



很快，她就收到了回复。

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见了她，并对她讲：你是先进工人代表上来的，在中央工作了三年，总得不错，你还年轻，回去好好工作。

吴桂贤听完，心里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她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她当即表态，过去是如何工作的，现在和今后还会怎么工作。



之后，她又同华国锋面陈了自己的想法。

华国锋当下就表态同意了，还对吴桂贤说，也可以不回厂里，直接回省里工作。

紧接着，时任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做出了批示：吴桂贤同志回陕西工作，中央已经同意，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或大型国有企业的副厂长。”

而吴桂贤，她一门心思就想回到厂里，在北京的这几年，她没有迷失自己，反而更加怀念自己同棉厂的姐妹们齐心协力，一起工作的日子，她想要回到陕西去，回到棉厂去。

最后，在吴桂贤的再三坚持下，经中央批准，她终于可以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了。



同年9月26日，吴桂贤踏上归途，一到咸阳家中，放下行李，吴桂贤就迫不及待地要去上厂子里的夜班。

她的爱人劝她可以休息休息，也不急这一天两天，但是她不停，围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直接去上班了。

棉厂的姐妹们将她围坐一团，兴高采烈地说着：“吴大姐回来了！”

那一刻，吴桂贤的心底感到了久违的踏实与满足，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



陕西咸阳国棉一厂，这里是她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地。

她13岁就去了棉厂报名，声称自己16岁，招工负责人一眼就看出了小女孩不到年纪，最终还是被她的坚强和倔强打动。

自那时起，棉厂破例招了一位13岁的“童工”。

吴桂贤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棉厂度过的，棉厂的姐妹们都比她年长，生活上照顾着她。



尤其是赵梦桃，一个比吴桂贤年长3岁的大姐姐，是全国的劳动模范，吴桂贤经常会就纺织生产技术去向赵梦桃请教，大家一起攻坚克难，度过了一段火热的日子，这让吴桂贤年年难忘。

后来，赵梦桃不幸患上了癌症，倒在了工作岗位，吴桂贤就成为了“赵梦桃小组”的代表组长。

那一年，吴桂贤25岁，她担起了这个重担，并带领“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干出了一番成绩，小组生产任务年年超额完成，一时间成为了全国纺织系统的标兵。

重回棉厂，吴桂贤39岁，她的热情和初心，没有减少半分。



1978年，吴桂贤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1981年，胡耀邦主持工作，曾经专门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陕西省委也有意让吴桂贤到省妇联或者省总工会工作。

但是吴桂贤都拒绝了，她的志向本不在此。

后来，她本人坚持待在西北国棉一厂，这一待就又待了7年。



一直到1988年，吴桂贤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这年4月，深圳考察团由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千里迢迢来到陕西。

考察期间，深圳外贸集团的副总经理李瑞荣突然提议：要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棉一厂看看。

李瑞荣一见到吴桂贤，就问：“吴书记，您到过深圳吗？”



“今年年初一刚去过一次。”

“印象怎么样？

“印象很好啊，城市建设发展得都很快。”

“那您调我们深圳去工作怎么样？”

吴桂贤当下听到对方这样说，只当是开玩笑，不置可否地笑了，没有多说什么。

结果没想到，对方是认真的，当晚，李瑞荣就安排了一个饭局，主题就是：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

彼时，吴桂贤50岁，她本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是在不适宜再调动，再加上她对陕西家乡的山山水水饱有深情，还是推辞了。



知道她回家同自己的丈夫王振涛讲了这件事。她的丈夫却鼓励她，应该尝试一下。

她的丈夫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技术骨干，曾经到过西欧考察，对于深圳目前的发展，他十分看好，他觉得，将来深圳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一定会比内地快。

就这样，吴桂贤被丈夫说动了，她拿出了自己当年在棉厂的拼劲，同年6月就赴深圳考察，并最终坚定了南下决心。

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也非常支持她的决定，一系列公文批复很快就下来了。

到达深圳后，吴桂贤任职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别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吴桂贤的第一把火就是招兵买马，她回到陕西，从一印、二印、三印3个印刷厂一共招了108人，从工人、技术员再到总工程师全部配齐。

后来，吴桂贤又跑到相关部门游说，解决了人员的落户问题。



就这样，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走上了正轨，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

1994年，吴桂贤终于功成身退，正式从企业退休。

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了文件，对吴桂贤予以正厅级待遇。

而退休后的吴桂贤也没有闲着，她不断为深圳和陕西两地企业牵线搭桥，帮助家乡企业搞合作开发项目。



有陕西的乡亲们到深圳办企业，剪彩的时候邀请吴桂贤，吴桂贤也都会亲自前往。

有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项目，吴桂贤也会捐款捐物。

现如今，吴桂贤已经85岁，她过上了安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她的丈夫王振涛当年鼓励她，并跟随她的脚步去到深圳，曾任深圳赛格集团总工程师。

两个人结婚四十多年，风雨共度。而他们的儿女毕业于深圳大学，现在都已事业有成。



回首过去，吴桂贤的经历堪称传奇，在人生的每个转折点，她的进退，都尽显智慧，而与此同时她的一生，也正是对中国历史最好的见证，不管曾经如何，一切都在向好发展。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历时57天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军内开展的第一次整风运动。

此次整风运动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有三个：即所谓“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刘伯承、萧克，以及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粟裕。

这次批斗，既突然，又猛烈，而且上纲非常高。

在接到军委5月24日要在中南海召开小型会议的通知时，粟裕对于会议内容却毫不知情。

然而，等他去了以后，会上猛批他“争权”、“反领导”等，这一系列罪名给他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莫名其妙。

尽管他曾试图将这些名词与自己的过去、现在联系起来，但还是搭不上边。

不仅粟裕感到突然，就连在场的几位元帅，也感到突然。



批粟裕时，围绕的主要焦点，往大了说是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往小了说就是彭、粟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对于粟裕这样的人而言，很难做到不得罪人。

首先，他战功赫赫，在军中的声望极高；其次，他不逢迎、不苟同；第三，他不圆滑，且棱角分明。这三点如果运用不当，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批斗逐渐升级，军委扩大会议随即增加至1400多人，几乎囊括了全军军以上单位的主官，影响扩及全军。

此外，当时参加会议的三位元帅，除了林帅有过表态外，贺老总和罗帅全程几乎是一言不发。

当然，他们很清楚粟裕的为人，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自然不必过多辩解，如果表态的话，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

受到种种“罪名”指责的粟裕，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