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武训传》的资料拼接1 -- 万年看客

……武训，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原名武七，山东堂邑（今山东聊城）柳林镇人。“训”是清朝嘉奖他办学有功的赐名1。武训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以行乞的方式，在山东创办了三所义学，开展免费教育。他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所重点书写的帝王将相类人物，而是典型的社会下层人物。然而吊诡的是：武训过世后的百年内，社会上流传的关于他的故事愈发丰富。武训的形象也前后发生巨大差异，一度沦落为“大流氓”“大地主”“大债主”。学界既有之研究，多将焦点聚合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训传》批判事件”，未能注意到长时段内武训历史形象的变迁与差异……

……武训在生前就已经得到地方官员与士绅的表彰，逝后更是获誉无数。最早公开为武训请表的是柳林镇贡生杨树坊，他在光绪十四年（1886年）即向堂邑县署报告武训的事迹。此后由县令上报州府，再由知州上报巡抚衙门，希望巡抚大人向朝廷奏明此事。当年，朝廷批准山东地方官员赐给武训一个“乐善好施”的牌匾，加以旌表。庚子之役后，清朝实施新政，学制有所改革，倡导新式学堂。在此背景下，1904年，山东临清州知州及所属几个知县，联名向巡抚衙门上报义丐武训的事迹。奏曰：“若得千百武训起，而辅之则学校只兴可翘首而待矣。”1这是在办新学的大潮下，临清州地方官员大力旌表武训的重要原因。待到光绪皇帝驾崩，新君登基，前山东巡抚袁树勋则向朝廷奏请，将武训积资兴学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袁以为：“武训行乞办义学的事迹，寻常旌表，不足以示来兹而风薄俗。”2朝廷批示交学部议，后经学部审议，准许将武训宣付国史馆立传3。消息传来，时有报道称：“武训以一乞人，兴学三州县，积资万余串，给予寻常。武训终一生之所获，惟以兴学为己任，实于今日世道，人心大有裨益。”4

民国初年，新闻报刊上关于武训兴学的报道并不多5。随着“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武训逐渐为世人所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许多民间人士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也纷纷倡导平民教育。这一时期，杨吟秋编纂的《行乞兴学义士武训事略》（1933年）、张道平编的《行乞兴学的武训先生》（民光印刷公司1935年）、申报馆编《行乞兴学的武训》（申报馆，1937年）等书写武训事迹的书籍问世。时人甚至还印制了《武训先生纪念册》（汶光印刷公司1934年）。这些作品逐渐勾勒出一个更加丰满的“武训”，加深了时人对“武训”的记忆与了解。

到了全满抗战时期，对塑造“武训”伟大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则首推段承泽的《武训先生画传》。此画传文字作者是段承泽，绘画作者是孙之儁。最早由生活教育社于1938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影响甚大。陶行知在看过此画传之后，公开呼吁“新武训”的出现，希望许许多多的“新武训”能够办抗战救国的义学，配合时代之需要6。陶行知还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武训精神。在他看来主要有有四点。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有进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7。孙瑜后来有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构想，也是受到这本画传的启发8。

除陶行知外，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于武训人物评价道：“武训看出文盲的需要教育，与乞丐需要饮食一样。武训以历年乞讨所得足办三义学而有余，可见筹款不算很难。武先生似乎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再说教育经费困难了，只要你们刻苦而诚恳就好了。这是武先生提醒我们的。’”9由上可见，“武训”已经成为当时号召社会发展教育的一个“标兵”，一种精神象征和感召。

时代呼唤着“新武训”的出现，也迫切需要人们学习武训精神。武训其人其事渐渐被广为传颂，同时“叙述版本”也五花八门。一些具体的细节，在层累叙述中出现了差异。如有人说武训“三岁而父亡”1，有人说他5岁时候父亲死了2。再如多数版本都认为武训是1838年出生的，然而有人却写为1808年。还有武训到底办了多少所义学，也在流传中被夸大，有人甚至说是30所3。称赞武训的儿歌，从无到有，最后竟达30余首4。更加夸张的是，有人公开著文称武训是武松的后嗣5。武训渐渐有被“神化”的迹象。诸如“丐王”“丐圣”“千古义丐”等称号不胜累举。人们已经不再去关注武训到底做了什么事，重要的是，时代需要传播武训这样的历史人物，借宣颂武训来号召富商大贾们捐资兴学、鼓励人们在战时要艰苦奋斗，告诫儿童们要努力学习，珍惜教育机会等。

1941年，国民党中宣部的“喉舌”—《中央周刊》为纪念武训诞辰，刊发了一篇关于武训的文章，“武训”被作者认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象征，是国魂所在。“一个人若想为国家做事情，总是有机会的。武训一个乞丐都能有这样的贡献，更何况其他人？”作者呼吁多一些武训的出现，为国家服务6。武训不断被丰富和改造，以合乎时代需要。人们用诞辰纪念仪式、文章著作、石像等种种媒介，建构起了一个伟大的武训。这就是1949年以前，一个近乎“半神半人”的武训。

1945年12月4日，武训诞辰107周年纪念会于重庆召开。会上有人向民国政府建议，把12月5日确定为国家兴学节7。次年，武训诞辰108周年纪念大会，孔祥熙到会致辞8。当时全国多地建有武训学校及武训教育会，武训犹如当代孔孟一般受人敬仰，特别是教育界人士，更是对其倍加推崇。

早在1944年，就有一部不出名的电影小说《义丐武训》9，是否改编为电影，今人已不甚了解。抗战末期，孙瑜在重庆看到了陶行知送给他的《武训先生画传》，当时就有拍一部关于武训的传记电影的想法。战争结束，政府还都。孙瑜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准备完成《武训传》这部电影。1948年开始，孙瑜便紧锣密鼓筹备拍摄《武训传》，对此事当时的报纸多有报道。《武训传》的男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演员赵丹。饰演幼年武训的是孙瑜的儿子孙栋光10。《武训传》在摄制的过程中，便得到舆论热议。一方面是因为导演孙瑜、主演赵丹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更是武训这个人物已有的光环。当时媒体对此部电影称之为“中制巨片”，一部理想的教育片。从当时的电影剧本来看，《武训传》所要向观众讲述的故事，基本与晚清民国以来已经被建构成型的武训其人其事无异11。影片在1949年前只完成了约三分之一，此后因政治局势之巨变而耽搁。

战后短暂几年，除了电影《武训传》之外，金陵大学影音部曾制作了一部名为《武训》的静映卷片（幻灯片）。拍摄电影成本太高，静映卷片成本低、耗时短1。金大的孙明经对武训事迹的了解，如同孙瑜一样，也是通过段承泽的《武训先生画传》。据孙明经言，他当时便深感武训的伟大2。战后在“建国初期、教育第一”的号召下，为了针对中国实际的需要，孙便组织人手选武训做一部静映卷片，以引起国人对教育的兴趣。孙等人还特意撰写了卷片的说明书，以便放映时候与字幕连起来向观众宣读。这部静映卷片，一以贯之地塑造了一个孝顺、渴望读书、能吃苦、乐于助人的武训。民国教育部购买了20份拷贝，向各省市教育厅局分发，以鼓励教育事业发展3。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总统府，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被终结了。已经加入私营昆仑电影公司的孙瑜，决定继续摄制《武训传》。但是原有的电影剧本肯定要修改。如何按照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来描写武训这个人呢？……

……1944年夏，孙瑜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1945年孙瑜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简单《剧情梗概》。1947年秋天，孙瑜在回国的旅途中，拿出笔记簿来，开始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孙瑜的头脑中形象化了。

　　回国后不久，孙瑜就决心筹摄《武训传》。1948年1月初，孙瑜在南京赶写“分场剧本”，1月底就写成简单的电影文学剧本。

　　这个《武训传》分场剧本，描写武训自幼穷苦，乞讨为生，他羡慕村里有钱人的孩子入私塾念书，有一次，他壮起胆子走进一个学堂里，跪着请求收他念书，但是，老塾师见乞丐进门，认为“有辱斯文”，一顿戒尺和呵责把小武训赶了出去。武训不能念书，后来到张举人家帮佣，言明每年工钱6000文铜钱。武训帮工3年，等他要求支钱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时，张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拿出假账簿，说他钱已支用完毕，武训不服，被一顿毒打赶了出来。经过这些教训，武训懂得了穷人不识字的苦，决心兴办义学，要让穷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训做短工、讨饭，敲铜瓢卖唱要钱，集资办学。他一生到处奔波行乞，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最终办成了几处对穷孩子进行免费教育的义学。电影分场剧本着重刻画了武训一生的苦行，主调完全是歌颂性的……

　　《武训传》分场剧本写完打印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交郑君里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曾在医院里阅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见清朝的山东同乡武训（赵丹也是山东人）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孙瑜在上海约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

……1948年1月，孙瑜改编成电影《武训传》的分场剧本，希望能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那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勒令“中制”拍摄“反共、剿共”影片。阳翰笙说服孙瑜和赵丹将《武训传》在“中制”投入拍摄，占用他们的场地、设备和人员，使他们拍不成反共影片。到11月，刚完成全剧三分之一摄制时，厂方因资金枯竭而宣布停拍。1949年初，由昆仑影业公司向“中制”购得影片拍摄权以及已拍成的声底片和拷贝，可是因为昆仑公司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的拍摄只得搁浅。……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电影局，负责全国电影事务。当时全国文化领导机构尚未创办，而电影管理先行，表明中共对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高度重视。经过十余年战乱摧残，民族电影工业处于崩溃边缘，整个市场几乎都被好莱坞统治。刚刚接管电影产业的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以此鼓励国产电影尽快恢复发展，打退进口“毒素电影”。时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的夏衍，向上海电影人传达政策时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此背景下，国营厂、私营厂、公私合营厂，共同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旗开得胜的局面，出品了《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国产佳作，夺回了电影市场半壁江山。

1950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展开。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电影业也深受影响：英美电影全面禁映；对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开始收紧。当年春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内蒙春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第一个接到停映通知的国产电影。原因是将蒙古族王公塑造成恶有恶报的反面角色，违反了解放初期的民族政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内蒙古主席乌兰夫等领导都认为不太妥当。

停映大概一个月后，编导按照各方讨论意见，将影片进行了修改。结尾蒙古族王公终于醒悟，被党争取了过来。改后上交周恩来、朱德观看提意见，又给毛泽东看。江青给导演干学伟打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几点指示，其中包括把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几经周折，《内蒙人民的胜利》于1951年复映，还获得了捷克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50年底制作完成的《荣誉属于谁》则没有这么幸运。电影名字取自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同名讲话，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故事讲述的是在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新来的副局长则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的调车法，以解决列车的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铁道部对此片进行了审查，领导看完都很高兴，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说片子里的共产党员演得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对铁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义。电影顺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并且没有明确理由。

导演成荫写了很多书面检讨，越写越糊涂，因为连周扬都不知道这部片子犯错的根本原因，江青也说得含含糊糊。直到很多年后，经过各方分析，联系1954年的“高饶事件”，才约略揣测出其中玄机。《荣誉属于谁》不仅片名出自高岗讲话，内容歌颂高岗治下的东北地区，而且影片结论是荣誉属于学习苏联的人。当时中苏虽然表面处于蜜月期，但毛泽东早已不满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对他本人的压制，而高岗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1950年，矛盾已经在发酵。

《荣誉属于谁》无意间卷入政坛纷争，且始终没有得到影片被禁的官方答案，导演成荫无所适从，私下长叹：“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句话在电影圈悄然传开，一时成为业内名言。电影人意识到，“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1949年6月20日，孙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孙瑜和其他艺术工作者愉快地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戏剧的演出……

……当昆仑公司决定重拍该片时，孙瑜本人也没有多大把握，当时，“脑海里总飘浮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武训其人其事怎么样?在北京的全国文代大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1949年7月26日，孙瑜在文代会期间的一个晚宴上向周恩来谈到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时，周在短暂时间里谈了自己的看法：“(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周恩来的寥寥数语使孙瑜对所谓“义学”的事，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发生了疑问，据此对剧本的主题思想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读书识字终身艰苦兴学但“劳而无功”……

……赵丹明确地认为：“武训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超人’，更不是立云的高不可攀的‘神’和‘圣’，尤其不是什么变态心理的畸形人物，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一生的事迹，也仅仅只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作反抗作斗争的典型事例之一。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今天的革命理论和组织领导，所以一切反抗斗争必然失败，加上武训又是彻头彻尾的以个人有限的力量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所以《武训传》也就必然只可能写成一个悲剧的收场。”……

　　……一天晚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后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和茅盾、郭沫若都参加了。孙瑜从老远处挤到周恩来跟前，颇为唐突地告诉站着的周恩来，他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教总理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索，告诉孙瑜，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总理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和孙瑜多谈。但他的寥寥数语，已给了孙瑜很大的启发……

……昆仑影业公司当时苦于没有适当剧本可供拍摄，生产又不能“停工待料”，于是在1949年12月决定拍摄《武训传》，还向政府申请到贷款。编导委员会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等对剧本的修改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应将原来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改为“兴学失败”的悲剧。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为穷孩子们修“义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穷人地位。孙瑜听了意见，又记起文代会期间周恩来对他拍《武训传》这一题材要注意站稳立场的提醒，还有夏衍曾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将剧本改为武训终身艰苦兴学是“劳而无功”的悲剧，而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歌颂。剧情上加了一头一尾，以解放后老师在武训纪念会上向学生讲故事的形式，联系新时代的需要评价武训；为了表现那个时代的“革命行动”，加强了周大的戏。开拍不久，遇到“二六轰炸”造成的断电停拍等困难；后期剪接室不慎失火，震撼着摄制组每个人的心，大家团结奋战，在火焰中终于抢出了《武训传》的底片和拷贝。……

……孙瑜原来写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大家感到，武训兴办“义学”可以作为一部兴学失败了的悲剧来写，而武训本人到老来也发现和感到他自己失败的痛苦，才能成为一个大的悲剧。这些修改意见，孙瑜都一一接受。孙瑜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准穷人念书，但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那一种“悲剧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阴险刻毒，也是对《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时，虽然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的。于是孙瑜在昆仑公司昼夜赶写，很快地修改了剧情和写好了分镜头本……

……在《武训传》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仑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即表示：“武训不足为训。”[7]当时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也认为，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这说明在重拍前关于这个题材大家是有疑问的……

……195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昆仑影业公司请了当时负责上海电影事业的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3位领导来到公司，由孙瑜口头把修改后的《武训传》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场次细讲了一遍，赵丹作了补充发言。夏衍等人听完介绍之后，建议孙瑜把电影的开场和结尾再做一次修改，原来的开场戏是以一个“老布皈”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故事，改为由解放后的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111周年纪念会时，对几个小学生讲武训兴学的故事；在片尾还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师”做出结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样，剧本当晚就被夏衍等领导口头通过，决定继续拍摄了……

　　1950年2月，孙瑜和《武训传》外景队———演员赵丹和饰小武训的孙栋光、摄影师韩仲良、美工师丁辰、制片主任孟君谋等人，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借住在柳林镇的武训师范学校里，武训师范学校的旁边就是武训的坟墓（这个坟墓后来在“文革”初期就被一些“红卫兵”们砸烂了，据说还把武训的骨头刨出来，淋上汽油当众烧毁）。在开拍前，孙瑜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

……编导会成员又到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剧本，只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一、要他们到武训家乡去实地调查，究竟人民群众对武训是怎么看的;二、要他们把电影剧本和人民群众中流行的关于武训的传说有摄制价值的，对照一下，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具体问题让他们去找有关同志商量。

　　最后修订的电影《武训传》剧情如下：武训五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七岁时求私塾教师收留读书，遭富家子弟驱赶。十七岁在张举人家做长工，结识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训听说小桃因不识字被卖到张家，武训也因不识字，不仅未领到工钱，反遭管家赵熊毒打。周大见武训被欺，义愤不平，痛殴赵熊后，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于再被卖身，饮恨自尽。武训痛感穷人不识字的不幸，决心兴修义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免再受人欺骗。他开始唱歌卖艺、装疯卖傻、积钱修学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狱后，劝武训投奔农民义军，武训未表同意。10年后，武训积聚的120吊铜钱，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兴学。20年后，武训购置了一些学田，并积存六千多串铜钱。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当地士绅为其精神所动，义学遂告办成。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以邀功，奏报朝廷，清廷因此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愤，他叮嘱孩子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丢弃了黄马褂，踽踽而去。最后，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纵马疾驰，隐没于黄尘中。片尾女教师说了一番话，特意强调：“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孙瑜为增加主人公更多更大的困难和矛盾，又精心增加了一些细节。例如，武训因不识字受了欺骗和一顿毒打，在破庙卧床悲戚昏睡，深夜里幻入一场大梦（代表他的思索），幻见张举人变成红顶朝服的魔鬼，把他和无数的“文盲”打下寒冰苦海和炽热的火狱里受罪，最后他回忆幼时听武母“义学”的话，从苦海幻进天堂杏坛，把封建恶魔张举人打下尘埃，因而最后武训得出了他“修义学”的“伟大计划”。

　　与此同时，孙瑜又从历史现实出发，力图合情合理地在戏的主线外添加了支线，发展了郑君里提出过把车夫周大作为北伐太平军被打散的军士的建议，增加了周大的戏，写他在小偷李四和一个管狱的王牢头（两个新添的虚构人物）的冒险协助下，纠合死牢中的囚犯们，打出牢狱，“逼上梁山”，带领一支农民武装的队伍，和官府恶霸们英勇地斗争下去———在剧情上和武训兴学成为“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这两条线轻重不同地并行发展，互相衬托，直到剧终。

　　为了更进一步深化电影的主题思想，孙瑜又增加了这样的情节：武训在办成第一个“义学”后不久，含泪跪谢考得第一名的小学生赵光远时，竟然在赵光远的口中听到“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的话语，白发苍苍的武训当时犹如霹雳击顶，惊痛地发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义学”，竟会劳而无功，一败涂地！最后，老武训在悲愤的心情中，拒绝穿“皇上”赐给他的“黄马褂”，拒不跪谢皇恩，装疯子进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的同时，又在剧终时看到所谓“武”的一线———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再次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为了加戏，孙瑜在电影里加强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阴险。蔡楚生在养病中，还热情地自动替孙瑜写了一段精彩台词，刻画山东抚台张曜和幕僚吴庸之利用武训，为武训奏请清廷赐造牌坊，以“收揽民心”的卑鄙对话……

……1950年9月摄制基本完成。公司负责人审看“毛片”后，觉得长度已达一部半，质量也好，要求再加一些戏，成为上下两集。孙瑜担心戏拉长损伤艺术质量，最初固执地拒绝，然而在厂方提出“明天大家的工资都要发不出了”的情形下，也不得不同意重新增加拍摄内容，终于在1950年底作为上下集赶拍完成。公映后，反响强烈。据夏衍回忆，当时影片送审在华东局机关内放映，参加的人除了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外，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居然也来了。这位向来不苟言笑的首长，看完影片却笑容满面，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他们成功。华东地区第一号人物这一表态，无疑是一锤定音。1951年2月，影片送中南海放映，有一百多位首长观看，周总理、朱老总也看了。看后，朱老总微笑地握着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2月21日晚7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带了孙瑜和史东山两人乘汽车直赴中南海。周恩来等大约有百多位中央首长谈笑着走进了中南海放映大厅，都来看电影《武训传》。孙瑜没有预料会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来看这部片子。这晚，毛泽东主席没有来看，后来据中影华北管理处的同志告诉孙瑜说，主席几天后又专门调了《武训传》去看……

……富甲一方、骡马成群的豪绅乡宦张举人，侵占田地、包揽词讼、高利盘剥、鱼肉乡里的恶霸行径，深刻暴露了封建黑暗统治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农妇陈二嫂被驴打滚逼上绝境时受到搭救，小桃被骗当婢女遭毒打受到老佣人钱妈同情关心，周大义救武训、带领穷人造反，李四照料武训，狱卒暗救周大，村民支持武训解囊相助等等，显示出劳苦大众之间的友爱之情。武训凭良心、卖体力做牛做马，应得的三年打工钱被张举人造假账赖掉时，从哀求到终于不怕老爷威严地喊出一声“要凭良心”的抗议。武训抗议遭祸，被张家毒打昏倒，在九死一生中醒来，决心走上为穷孩子兴义学苦行之路。苦行中，武训甘愿当傻瓜，除了像牛一样地苦干，犁田、推磨、倒草、拣布头、缠线袋……还被人当马骑，沿街喊唱：“你行好，俺代劳……”为了穷孩子，为了修义学，苦行30年后终于办成义学，武训听到学生琅琅读书声时，站立在教室外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喃喃低语：“穷孩子也能念书哪！”当听到学生讲“学而优则仕”时却怔住了，“做官……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做了官那怎么办？”武训疑惑痛苦，愁苦万分地在学生面前跪求：“千万不要忘记庄稼人啊！”封建统治者为了利用武训而为他“立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却公然把显示“皇恩浩荡”的“黄马褂”弃之于地……这一幅幅动人的银幕景象，栩栩如生，简练而又集中，亲切自然。

上集结尾的那段平行蒙太奇画面令人难忘，地主爪牙从破庙里抓走小桃，痛打武训。忽然狂风卷起、雷电闪动，死牢里的周大迎着风雷怒吼：“打雷了，劈死那些吃人魔鬼！”泥地里的武训迎着暴风雨爬行，喊叫着：“报仇！我要报仇！咱穷人要报仇啊！”还有下集里那组平行蒙太奇镜头：武训出钱买粮救灾，嗷嗷待哺的灾民们在吞咽着救济粮；张举人等却在院子里饮酒赏花，杯盘交错，两组影像形成强烈对比。小道具“不倒翁”在剧中三处不同情景下的运用，自然贴切，意味隽永；陪伴小桃苦难命运的那朵珍爱的小红剪绒花，栽在小桃坟前的那粒桃核长大成树的景象情真意深……这些都那么富有诗意地象征着人物的精神美。

全片演员阵容强大，大多数是知名度较高、富有表演经验的艺术家，从主角到配角都是旗鼓相当，如周伯勋的张举人、蒋天流的四奶奶、吴茵的钱妈，还有新秀王蓓的小桃，各显特色，都表演得十分贴切。特别是赵丹的杰出表演，是武训形象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赵丹表演上的成功，一是由于他与导演孙瑜在对武训这一人物的理解和艺术构想上心心相印，浑然一体；二是他以精湛的演技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角色的感应中。赵丹明确地认为：“武训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超人’，更不是立云的高不可攀的‘神’和‘圣’，尤其不是什么变态心理的畸形人物，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一生的事迹，也仅仅只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作反抗作斗争的典型事例之一。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今天的革命理论和组织领导，所以一切反抗斗争必然失败，加上武训又是彻头彻尾的以个人有限的力量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所以《武训传》也就必然只可能写成一个悲剧的收场。”

再现于银幕上的武训形象，三十年如一日的苦操奇行，行乞兴学，怪诞中未让人感到像个“神”或“妖”，关键就在于赵丹对角色的正确把握。他始终将武训立足于普通农民的本性上，展示他性格上的复杂矛盾：坚韧与软弱、忠厚与迂腐、清醒与盲目、平凡与非凡……并且努力地将它们自然地交融于一体。赵丹扮演的武训在银幕上最初出现时是一位17岁的青年农民，敦厚笃实，胆小卑微，神情中带出他七岁成了孤儿后在艰苦生活中备尝磨难的经历。豪门大院的威风令他心颤，见到举人老爷时他吓得瑟瑟发抖下跪，然而干起活来他浑身是劲，自信“咱庄稼人有的是力气，咱凭力气吃饭”，忠厚得近乎傻气，在张家尽干着顶脏顶累的活。婢女小桃同情他，劝他不要太老实拼命干。武训的老实不但没有得到起码的回报，反而受到张举人残酷的欺诈，面对三年打工的血汗钱被张举人造假账侵吞时，武训这个老实人在苦苦哀求无用时，也开始睁大眼睛向举人老爷喊出“做人要凭良心”的抗争，武训软弱的性格开始起了变化。武训昏睡破庙三天三夜梦幻里出现的，是他濒临死亡时的苦苦挣扎。梦醒后他果断地宣布要为穷孩子办“义学”的决心，20年来受剥削受欺压郁结胸中的仇恨和愤怒一下子迸发了出来：“奶奶的，他们不准咱们念书，咱们就偏要念书！我拼着我这一辈子什么别的也不干，专去修义学！”“奶奶的，我们要报仇！”人物此时极度痛苦的心灵难以抑制。这一非凡的决心是他经历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悟出来的，也是他性格中坚韧一面的升华，终于不顾一切地横下了一条心。这以后种种难以忍受的苦行，以至那些自虐自辱愚昧落后的行径，绝不是活得无聊的自我作践，而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一无所有的老实农民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进行的一种抗争，同时也受制于他性格中互为矛盾的那些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影响。他坚韧不拔，终于积攒到了办学的钱款，也得到社会的同情，可是他的迂腐和盲目仍然没能摆脱封建黑暗势力的突然袭击，十年来积下的心血钱轻易地相信一纸凭证存放到地保高春山处，高春山偷走凭证狠毒地剥夺了武训的全部所有。这一沉重的打击对于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武训也差一点被打垮。他顿足哭喊：“苦命的孩子，义学修不成了！你们念书的日子还没有来啊！俺们的义学办不成了！……”悲痛绝望的呼号令人震撼。武训一切为着穷孩子们的满腔赤诚终于感动了众乡亲，一幅动人肺腑解囊相助的情景使武训重新奋起。这一挫折对他盲目自信的弱点是一个批判。而他还是没被压倒，在劳苦大众友爱的支持下，他性格中的坚韧和顽强的一面不断地发展。可是武训的苦斗最后还是陷入疑惑和痛苦，不知所向，孤独地行走在荒野中，作为一个银幕形象，以悲剧性的失败画上了句号……

……在电影的整个放映中，周总理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银幕。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尽管上海、南京等处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好评”，孙瑜仍然像一个刚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心里相当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电影放完后，周总理没有在大厅里提多少意见。总理只在某一艺术处理上告诉孙瑜，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孙瑜即于第二天把踢打武训的镜头剪短了。

　　《武训传》2月25日在北京公映之前，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试映。公映之后，称誉和推荐的文章在报刊上接踵而来。孙瑜在北京逗留了约10天，很多看过片子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武训传》的社会效果颇好。一些原来不安心、不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看了《武训传》以后，开始安心教育，热爱孩子，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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