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批驳《决定淮海战役的五个生死瞬间》 -- 李根

中国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第四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张克侠

河北省献县人，生于1900年10月7日，1984年7月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少年时就读于北京汇文小、中学，1915年为了抗议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投笔从戎，考入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以后在广州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及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1925年参加北伐，担任第一营营长，不仅又到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任学兵团团副。1927-1928年到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重回西北军任师参谋长，1931年就读于南京陆军大学。\"七七\"事变前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参谋长，此后任第六战区高级参谋。 1938年随冯玉祥前往武汉开展抗日工作。1939年任国民党五十九军参谋长，后任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转战于豫、鲁一带。于1945年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开展反内战、反独裁活动。1948年11月8日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在贾旺、台儿庄起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任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任上海警备区参谋长。

1950年他请求参加绿化祖国的工作，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农林部部长及华东行政委员会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1956年6月4日被任命为林业部副部长，1958年 10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院长及分党组书记。曾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及政协五届常委。于1957年下半年中国林学会改组时被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任职到1962年。

1978-1982年第四届理事会期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

新华网石家庄7月5日电(记者王文化、柳忠义)“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句歌词出自《大刀进行曲》。这首充满豪情的歌曲自抗日战争以来广为流传，它与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有关。1933年春，日寇进犯长城，国民革命军29军大刀队夜袭敌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取得了“九?一八”以来一场振奋国人胜利。

　　战斗发生地喜峰口如今已是一个沉入水中的长城关隘。喜峰口是燕山之中的要塞，在宋、辽时称松亭关，明永乐年间重建关门并改称喜峰口。关城门楼高13米，关城两边构筑城墙并与万里长城相连。这里地处中原与塞北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79年下闸蓄水的潘家口水库，将这段古老的长城淹没水中，形成了万里长城之上的一个独特景观--水下长城。

　　喜峰口现在是一个“京东黄金旅游线”上的一个景区，当年交通要道已成一湾碧水，昔日雄关关城如灯塔般浮出水面，水下长城蜿蜒出水与山坡上长城相接，构成独特的自然景观。抗日战争中，喜峰口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往事则是这个旅游区重要的人文资源。

　　1933年2月，日军侵犯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3月初日军已占领热河全境，直逼长城。此时，29军才匆忙赶到喜峰口设防。它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冯玉祥与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而成，并因这一“出身”屡受冷遇。开赴长城时，29军兵力虽有两万多人，但装备极差，重武器很少，弹药也不足，使用的步枪不仅样式陈旧，数量不够，许多还配不上刺刀。但在军长宋哲元的率领下，这支军队以保国杀敌为己任，士气旺盛。为弥补装备不足，每位士兵都配有一把大刀。

　　开赴前线之时，宋哲元写下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29军苦战数日，阻遏了日军的攻势。3月9日夜，旅长赵登禹选出500名战士组成大刀队，踏着大雪袭击敌人炮兵阵地，用大刀砍杀敌人数百名，杀得敌人抱头鼠窜，夺得机枪十余挺，这是日军发动对热河的攻势以来首次受挫。之后几日，日军调集重兵，疯狂进攻29军的阵地，一度占领了喜峰口。29 军将士在以大刀对抗大炮，伤亡很大但顽强不屈。师长张自忠等坚持在前线指挥。3月11日夜，29军组织了4个团再次夜袭敌营，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身先士卒，在近距离的拼杀中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烧毁敌军车200多辆。

　　此战不仅夺回了喜峰口，还大振了军威，连一家日本报纸也认为“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消息传出后，自“九?一八”以来久受丧师失地打击的国人为之大振。何香凝先生一连作了好几首诗颂扬29军的战绩，其中有《大刀赞》，说：“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伏如猛虎进如猱，十步以内敌休逃。”在上海从事抗日运动的作曲家麦新创作了一首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就是《大刀进行曲》，它的副题为--献给29军的大刀队。

　　在飞机大炮的年代，挥起大刀有些无奈，但这无奈的背后是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此后，“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成了29军的军歌。4年后的“七?七”事变中，29军再次对侵略者挥起大刀。曾经在喜峰口战斗中名震天下的赵登禹、张自忠两位将军先后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用鲜血护卫了民族尊严。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大刀进行曲》中“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了一个民族在危亡中发出的呐喊。

　　1997年，河北省承德市将喜峰口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每年接待参观者上万人。当地目前正在筹建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馆。

拼将热血报中华――忆抗日爱国将领何基沣将军

于健

今天，是七七事变６０周年纪念日。６０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畔响起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枪声，揭开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序幕。我们在此刊登两篇文章，以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编者

今年是七七事变６０周年。６０年前，在中华民族处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的危急关头，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何基沣率部在卢沟桥畔奋勇抗敌，由此揭开了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全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篇章。时间过去了６０年，然而流逝的岁月磨不去英雄的光彩。当年何基沣将军大义凛然、蔑视强敌的民族气节，满腔赤诚、誓死报国的爱国精神，忠勇机智、浴血杀敌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为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一

何基沣，１８９８年１０月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现改为市）。青年时期立志报国，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北平陆军大学。后投身于由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曾参加过“首都革命”和五原誓师，由于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受到提拔任用。１９３０年，西北军于中原大战失败后解体，其一小部分退入山西南部，被改编为第２９军，由宋哲元任军长。何基沣任第２９军第３７师１０９旅副旅长，旅长是七七事变初为国捐躯的赵登禹将军。

１９３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大举进犯。１９３３年１月３日山海关陷落，３月３日日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继续南下，进逼长城一线。中国驻军奋起抗击，在长城各口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当时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宋哲元将军，奉命指挥第２９军防守冷口至马兰峪一线长达３００余华里的长城各口。何基沣奉宋哲元之命率两个骑兵营为先头部队奔赴前线，随即接防喜峰口。３月９日下午，当原守军万福麟部溃败，日军已控制喜峰口的危急时刻，何基沣率部及时赶到，立即投入战斗。阵前，何基沣慷慨陈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何基沣身先士卒，率领大刀队直扑已占据有利地形的日军，与敌人展开激战。夜间，何基沣命所部由喜峰口两侧出击，夺取高地，终于压住了敌人的攻势。午夜，何基沣在电话里向宋哲元军长报告了喜峰口战况，宋哲元指示：一定要守住喜峰口，并告知已命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赴增援。次日早晨，赵登禹等率援军赶到。敌我双方竟日激战，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杀声震天。１１日，２９军将士再度以手榴弹、大刀冲杀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何基沣在战斗中看到敌人炮火十分猛烈，我方武器装备差，如此拼杀下去，对我方不利。就和赵登禹旅长研究制定了运用２９军长于近战、夜战的特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作战方案。经宋哲元军长批准后，兵分两路，深夜偷袭敌人。拂晓前完成包抄，将士们随即挥刀杀向了侵略者。敌人万万没有想到２９军雪夜突袭，一个个身首异处，成为我军刀下之鬼。

战斗结束后，在清查战利品时，副营长过家芳发现一张日军在长城的兵力配备详图，立即呈送何基沣副旅长。何基沣认真审图获悉日军将于两日内进攻我防守薄弱的罗文峪，他当机立断，星夜将图送交总指挥部，宋哲元军长火速派兵加强罗文峪防守，并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喜峰口大捷，２９军以大刀片与武器精良的日军肉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歼敌达６０００人左右，毙敌少佐以上军官５３人。２９军爱国将士“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声响彻长城内外。这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次胜利。它震惊中外，鼓舞了全国军队的士气，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喜峰口战役后，因战功卓著，何基沣晋升为１１０旅旅长。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划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是承认热河、察北、冀东等地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轰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即告结束。

１９３５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以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派兵入关。７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方达成《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更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这年９月下旬，第２９军３７师奉命调防北平，何基沣率１１０旅负责防守宛平县城、丰台镇、丰台车站和平汉线通道卢沟桥一带。这一地区既是南北交通要道，又系北平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日军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野心，在丰台车站东侧与２９军防地相距４００米处，派驻一个混成营，日军士兵经常对我值班站岗士兵挑衅。一次，日军以军马丢失为借口冲入２９军营房，何基沣得知当即命令守军抢修工事，加强戒备，并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日军见形势不利，被迫退回。

日本侵略者一面伺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面采取各种手段妄图瓦解２９军骨干的抗日斗志。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举行的招待日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军官的宴会上，狂妄的日本军官始而舞蹈、唱歌，继而舞刀，炫耀“武士道”精神。应邀出席的２９军在平团以上军官个个义愤填膺，争相出场与日军一决高下。３８师１１４旅旅长董升堂首先跳到席间打了一套八卦掌，紧接着独立第２６旅旅长李致远也打了一套拳。此时，何基沣也按捺不住满腔激愤，纵身跳上一张桌子唱了一支《黄族歌》，随着“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的激昂的歌声，２９军军官们斗志昂扬，有力地震慑了日本侵略者。

二

１９３６年日军制造事端，借机增派军队控制丰台，随后把攻击目标指向了北平的西南门户―――卢沟桥。１９３７年６月底，卢沟桥的形势日趋紧张。日军在卢沟桥一带频繁“演习”，６月２９日并向卢沟桥街里进行实弹射击。我守军一面向日军提出抗议，一面也以实弹演习相对抗。７月６日，日军携重炮到卢沟桥“演习”，并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演习。面对一触即发的形势，身负防守重任的何基沣坚决命令：一、不准日军进城；二、如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７月７日日军包围宛平城。当夜，日军称有一人演习中“失踪”，欲入宛平城搜查，遭中国守军拒绝后，遂开枪向宛平城发起进攻，２９军第１１０旅２１９团官兵奋起还击。８日黎明何基沣即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并向所部官兵发出了与卢沟桥共存亡的命令。战斗开始不久，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曾被敌人攻占。８日下午何基沣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终于打退了敌人，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当日军诡称和谈以待援军时，何基沣毅然受命与日军谈判。会上，日方代表樱井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的无理要求。何基沣听了拍案而起，怒斥樱井：“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这次卢沟桥事变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中共地下组织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第２９军抗战，前方将士士气益加振奋。本来何基沣主张抓住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有利时机，一举歼灭盘踞丰台的敌人，但在“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下，这一计划未能实行，卢沟桥的战事日渐被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批援军自东北源源开入关内，日军飞机每天在北平上空及平汉路沿线盘旋侦察。７月２１日日军援军集结后对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２９军发起炮击，２５日夜袭击我廊坊驻军，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２６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２７日又向我南苑、北苑兵营进攻，同时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我２９军３７师于２８日正午以前完全撤出北平地区。至此，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企图吞并我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彻底暴露，激起２９军将士的无比义愤，宋哲元严正拒绝日军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通电，并配备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

７月２８日，日军向南苑发起大举进攻。在南苑战斗中第２９军副军长佟麟阁、第１３２师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由于寡不敌众，２９军伤亡极大，被迫撤离北平。何基沣满怀悲愤指挥所部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３０日晚间与当地群众洒泪而别，由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撤退到长辛店。

８月初，何基沣率部沿津浦线边打边撤，阻滞了日军的推进。此时２９军奉命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下辖５９军、７７军和６８军。何基沣升任７７军１７９师师长。１０月，日军调集大批兵力疯狂向南进犯，第一集团军将士节节抵抗，在津浦线沧州、泊头、德州等地与日军展开血战。１１月上旬，何基沣率部退守大名府，与大举围攻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何基沣亲临前线，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人血战三天两夜，终因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痛感报国无门，在被部下强拽上马撤到南乐县城后，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当时何基沣左胸中弹，倒在血泊中，幸得部属及时抢救方得脱险。

三

１９３８年，何基沣离军养伤期间，认真思考探索救国之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当时经中共地下党员李萨南介绍，何基沣了解了八路军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并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产生了到“共区”亲自去看看的念头。在武汉经过故友的介绍，他会见了西北军故旧、共产党人赖亚力，通过赖亚力于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周恩来介绍于１９３８年２月秘密到达延安。当晚，毛泽东亲自去探望，赞扬了他抗日的功绩。何基沣向毛泽东详述了喜峰口、卢沟桥、大名府等各次战役，还应毛泽东的邀请在抗大作了一次报告。在延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多次和何基沣交谈，使他深受教益，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延安前夕，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我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军人。过去，我总认为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人人廉洁奉公，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起来。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当时，党中央决定他回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１９３９年１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实现了由一名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何基沣入党后，仍回到国民党第７７军任副军长。他在党的领导下，将这支旧军队引导到抗日救国进步的道路上来。在八年抗战期间，何基沣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次次抵制、挫败蒋介石制造分裂的反共阴谋，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他终于在淮海战役的前线上与张克侠将军率领７７军和５９军起义，尔后率部参加渡江战役，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了新功。新中国成立后，何基沣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的精力。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０日何基沣与世长辞。按照他的遗愿，骨灰一半洒在卢沟桥畔，一半洒在当年的淮海战场上。

当年长城抗战的杀声，卢沟桥畔的烽火，早已成为了历史。然而何基沣将军和爱国志士们所表现的以身报国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７０７０７）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我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注)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河南省东部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役决战，即豫东战役，也叫开封、睢杞战役。这次战役，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在这次战役中，敌我双方都投入了较大的兵力。除了战略上配合作战的部队外，我军直接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七个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已经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的部分兵力，共约二十万人；敌军直接参战的十二个整编师，三个快速纵队，以及特种兵部队和保安部队等，共约二十五万人。经过开封、睢杞两个阶段共二十个昼夜的连续作战，我军全歼敌人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四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一个正规团和三个保安团，并歼灭其他援敌一部，共九万余人。这是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进行的第一个大歼灭战，也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的整整两年中华东野战军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歼灭战。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困难，顽强奋战，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我写这篇回忆录，首先是为了纪念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同时，也期望能为研究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大兵团作战的指挥问题提供一些情况，和同志们共同探讨。

　　注：华野外线兵团包括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九四八年三月，华野奉中央命令，将所属野战部队编组为四个兵团，即以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架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以内线兵团的第七、第九和第十三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及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和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赂进攻。到一九四七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御”均遭失败，而我军则在全国各战场进一步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在这期间，在南线的中原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太岳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东野战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败了敌人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区的全面围攻，击破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南线兵力一百六十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一九四八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计有二十四个整编师，共七十九个旅，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八个绥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淮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及太岳兵团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急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于三月十六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集中精力，进一步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线看法。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企图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成熟，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德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成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十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巳减员二分之一。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第二，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注)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顶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注：敌整编第五军的番号在我解放战争时期曾几经变动。解放战争开始时称第五军，辖三个师(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和第二○○师)，每师辖三个团；一九四七年改称整编第五师，原各师改称旅，每旅辖三个团；一九四八年春又以整编第五师为基础扩编成整编第五军，下辖整编第五师(辖第四十五旅和第二○○旅)和整编第七十师(辖第九十六旅和第一三九旅)，军长为邱清泉。在豫东战役中，整编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三师，先后归该军指挥过，故亦称邱清泉兵团。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三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虽然我有以上这些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四月十八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在这个报告中，主要是根据上述看法，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还建议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摧毁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以策应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行动。

　　在这个建议上报中央时，陈毅同志已由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来濮阳，对部队进行渡江南进的动员。中央在接到我的建议报告后，立即来电要陈毅同志和我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我们到达西柏坡以后，随即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同志在那里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我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员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听了之后，当即进行研究，并同意了这个方案。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这个消息对我真是大意外了，我非常着急，当即再三要求让陈毅同志仍回华野。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最后我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耍继续保留。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这时我想，陈毅同志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为了服从全局利益，我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关于第一兵团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要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以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

　　审时度势创战机

　　中央军委在作出华野三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后，五月五日下达了中原战场我军近期的作战任务，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六个纵队，全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四至八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箝制敌整编第十二师和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作战任务明确之后，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濮阳视察和动员。陈毅同志和我也随同朱德同志回到濮阳。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当时敌我情况，着手制定作战计划，并筹划第一兵团渡黄河南下。五月十四日，朱德同志向团以上干部讲话，分析了战争形势，对部队的任务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并且动员大家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随后又向营以下干部和战土代表讲了话。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先后离开濮阳。

　　歼灭整编第五军，正是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因为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在中原战场作战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我军多次交手，虽未赚到便宜，但也未受过严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我军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当领导上提出要打整编第五军时，部队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概。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把敌人这个“王牌”军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对我军无疑将更加有利。

　　为了实现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我们必须全面掌握敌我情况，不断分析战场形势，在此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和捕捉战机。

　　当时已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中旬，敌我双方处于以下态势：

　　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二十五个整编师(五十七个旅)。其中十三个整编师(三十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十二个整编师(二十七个旅)和四个快速纵队编成四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取得宛(即南阳)西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东野战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完成宛西战役阻击任务后，于五月十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十四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尔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入休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以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五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五月二十三日，我们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即先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乘机由张秋镇、范县(今旧范县)之间南渡黄河，进抵定陶、城武地区，力求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开辟战场，吸引邱兵团回转北上。在邱兵团向北转移时，立即以第三纵队、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我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我反复考虑到，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辖两个整编师四个旅，并指挥一个快速纵队和一个骑兵旅，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猬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那时，华野在外线作战的六个主力纵队，三个远在河南的许昌、南阳、确山之间，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其中的第三和第八纵队调过来，再加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华野的两广纵队，我们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也不足六个纵队(因当时有些部队不满员)。而要歼灭整编第五军，突击集团至少需要用四至五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两个纵队担任阻援。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用一两个纵队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如果我突击集团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就可能陷于被动。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而且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基于上述考虑，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寻歼整编第五军，并不是很有把握的。搞得不好，还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不利局面。

　　当时，我还想到，中央军委作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推地区大量歼敌的决策，我第一个战役必须旗开得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既然寻歼整编第五军不能稳操胜券，作为战役指挥员，就应当在部署寻歼整编第五军的同时，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考虑其他更有把据取胜的作战方案。为此，我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

　　设想“先打开封，后歼援敌”这个腹案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我军如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能打乱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第二，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一百公里以外，而我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第三，开封守敌虽有三万余人，但战斗部队中只有一个被歼后重建的正规旅，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指挥不统一，或有矛盾，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我使用两个主力纵队近六万人攻城，在兵力数量上虽然优势不大，但论战斗力则占很大优势。第四，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四十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来说虽是首次，但我军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峄县(今峄城)、泰安、莱阳、许昌、洛阳、潍县(今潍坊市)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熟练地掌握了炸药爆破技术。炮兵建设有了相当规模，华野有一个特种兵纵队，每个主力纵队有炮兵一个营至一个团，每个师有炮兵一个连至一个营，每团有一个炮兵连。炮兵的射击技能也有提高，不仅能进行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而且学会了间接瞄准射击。部以增挥员也初步懂得了炮兵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能根据炮兵的特点赋予任务，发挥炮兵支援步兵作战的作用。同时，第三和第八纵队长于城市攻坚战。因此，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

　　当时我虽未将这一作战腹案上报下达，但在作战部署上却是有准备的，即力求能适用于打整编第五军和打开封两个作战方案，而且侧重于后一个方案。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用寻歼整编第五军来激励我军士气，一旦寻歼整编第五军不成，就用打整编第五军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去打比整编第五军弱的敌人，把握就更大。第二，能够造成敌人以为我军要在鲁西南地区同它决战的错觉，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鲁西南，这样，我军就能给开封守敌以出其不意的攻击。第三，如果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成熟了，由于我们已经作了打它的准备，也不会丧失战机。

　　五月二十四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野战军计划向淮阳方向前进。敌邱兵团果然被我军吸引南下。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黄河以北我各纵队南渡黄河。我军的这一突然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迎击我渡河部队。同时，又向鲁西南增调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一个旅，企图与我渡河部队决战。这样，敌集中在鲁西南战场的兵力将达到九至十一个整编师，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我难以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这时，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如就势转用于突然攻取开封，可打敌措手不及。战场情况的变化表明，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而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腹案的条件却已成熟。于是，我们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并于六月十五日定下了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即首先以主力一部从敌侧后开刀，夺取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部位的开封，待围歼开封守敌后，再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寻歼来援之敌的一路。

　　由于对这一作战方案预有准备，所以在定下决心的当天就能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区分了战役第一阶段各部队的任务。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陈士榘、唐亮同志指挥，先采取奔袭手段夺占城关，尔后依托城关迅速攻城。为确保攻城作战的胜利，另用近三倍于攻城部队的兵力，由野战军直接指挥，担任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其中以中野第九纵队插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来援之敌；以中野第十一纵队并指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位于巨野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迅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今?匮舂地区，用运动防御坚决阻击邱兵团西援开封；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相机攻占东明、兰封(今兰考县)，并破袭陇海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铁路。野战军政治部向攻城部队发出指示信，号召全体指战员认清形势，消除顾虑，防止轻敌，英勇战斗，一定要打下开封，并严格遵守战场纪律，执行城市政策。在战勤支前工作方面，由豫皖苏和冀鲁豫两大区全力予以保障。

　　六月十七日晨，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上述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同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同志也来电指出：豫东战役第一步应明确以攻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视情而定，决定以仍归中野指挥的华野第十纵队自舞阳进至上蔡地区，协同中野一部阻击胡琏兵团北授。嘱我围攻开封之部队对南面敌人可勿顾虑。中央军委和中野首长的指示，更加鼓舞和坚定了我们夺取这一战役胜利的信心。

　　为了在战略上配合这次作战，我们令华野第二兵团继续在津捕路徐、济段扩张攻势，包围兖州，调动敌整编第二十五师或整编第八十三师北援；令华野第四兵团在陇海路新安镇(今新沂县)至海州段发动攻势，以牵制敌人。

　　我军攻打开封的这一着棋，完全出敌人意料之外。当我们的兵力部署已经就绪，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还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伪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虽曾觉察到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有围攻开封的征候，但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即认定我军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向鲁西南调集兵力，要与我军进行决战。尤其可笑的是敌华中“剿总”，还坚持说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尚在方城以东地区。然而，我军却在敌人重兵集团紧紧跟踪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创造了歼敌的条件，捕捉到有利的战机，乘敌把注意力集中在鲁西南之际，突然对开封守敌发起了攻击。

　　取开封，攻敌必救

　　开封是一座历史名城，为我国著名古都之一。它位于河南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城墙周长二十余公里，共有六门四关，即大南门、新南门、宋门、曹门、西门、北门和南关、宋关、曹关、西关。经敌长期经营，该城防御工事已形成半永久性防御体系。守敌以城关为外围支撑点、以城垣为主阵地，以龙亭、运动场、伪省政府为核心阵地。各阵地构筑有大量火力点、堑壕和交通壕，设有铁丝网。南关、宋关和曹关均挖有外壕，深度各丈余。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率第十三旅担任城区及曹关和西关的防御，师部位于龙亭。新调到开封的敌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一个团，位于城南区为预备队。河南省保安第一旅、第二旅以及另外三个保安团，除以一个团守卫伪省政府外，其余主要担任南关和宋关的防御。总指挥是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实际上由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指挥。

　　根据开封地形和敌人的防御情况，我军攻城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三纵队首先肃清南关东部及城东宋关、曹关守敌，然后依托宋关、曹关攻城，并以部分兵力在北门佯动，伺机由北门攻城。以第八纵队首先肃清南关西部及西关守敌，然后依托南关、西关攻城。

　　六月十五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开始向开封急进，十七日晨突然兵临城下，对四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我军强大攻势打得惊慌失措，一面仓卒应战，凭关顽抗，一面向蒋介石和徐州“剿总”紧急呼救。至十八日黄昏，守关之敌一部被歼，大部在敌机对我疯狂轰炸扫射和投掷大量燃烧弹的掩护配合下，放火烧关后退入城内。四关遂为我军占领。

　　为不使敌人有喘息机会，我攻城部队在占领城关后组织力量灭火的同时，争分夺秒，加速进行攻城准备。第八纵队于当夜二十二时从南关开始攻城的火力准备，并在对敌防御设施进行连续爆破后发起冲击。二十四时许，先头营突破了新南门，但因城门两侧敌人的地堡群未被我全部摧毁，突破口又被敌火力封锁，我后续部队未能跟进，已突入的部队即抢占城楼及其附近有利地形，抗击敌人的反冲击。十九日一时，第八纵队在宋关克服了因敌人的破坏而造成的种种困难后，开始对宋门实施火力准备。突击营以二十三人担任爆破任务，首先由一位爆破英雄率领十二名优秀爆破员，在火力掩护下以十一包炸药实施连续爆破，开辟了通路，炸毁了城门。突击分队利用炮火准备和爆破的成果，迅速突入宋门，并打退敌多次反冲击，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紧随入城。该纵队攻曹门的部队因曹关火大，改由宋门突入城内，迅速向两侧和纵深发展。第八纵队突入新南门的先头部队，与疯狂反扑的优势敌人激战七八个小时，至十九日九时许，将敌人反击部队击溃，并击毙其团长，巩固了已占领的阵地。与此同时，后续部队肃清了城门外敌地堡群，重新控制并扩大了突破口，乘胜相继突入城内，随后该纵队又突破大南门和西门。至此，敌城垣主阵地全部被我突破。我进入城内的各部队，随即分多路向敌纵深穿插，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

　　开封战役发起后，蒋介石焦急万分，慌忙调兵遣将，组织多路增援，并在我军攻入城区后，即令其空军不分昼夜对城区狂轰滥炸，投掷大量燃烧弹，同时令守敌发射燃烧弹，四处纵火，妄图使开封城成为一片火海，以阻止我军发展进攻。我突入城内的部队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冒着熊熊烈火和炎热的天气，昼夜攻击，连续奋战，先后攻克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方法院、河南大学、鼓楼、绥靖公署和省政府等要点，歼灭了大量敌人。至二十日二十三时，除敌核心阵地龙亭和华北运动场外，市区均被我军攻占。

　　敌龙亭核心阵地，位于城区西北部，以龙亭为中心，由若干堑壕、交通壕、地堡群和炮兵阵地构成。龙亭座落在一个大土墩上，能瞰制四周，上有工事密布的建筑物，下有巨大的地下室。龙亭以南为潘家湖和杨家湖，两湖之间仅有一条不宽的土马路与市区大街衔接。龙亭以东、以北和以西均为开阔地，仅东北角的华北运动场有部分建筑物。龙亭守敌虽已成为“瓮中之鳖”，但仍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进行顽抗。我突击部队为肃清残敌，于二十日夜至二十一日晨，对龙亭敌核心阵地发动两次攻击，因组织准备不充分，协同动作不密切，未能奏效。二十一日，攻击部队重新调整部署，加强了各部队之间、步炮之间的协同，从十七时开始，再次对龙亭守敌发起攻击。首先以炮兵进行猛烈的火力急袭。有的将火炮推进至距龙亭几百米处，不顾敌火力封锁，进行抵进射击。经一小时炮击后，敌火力被我压制下去，工事大部被摧毁。我炮兵射击一停止，步兵即发起勇猛冲击。这时，狡猾的敌人又窜出地下室，抢占有利位置对我进行射击，我突击部队冒着敌炽烈火网，迅速通过开阔地，奋勇登上大土墩和龙亭，与敌进行近战肉搏，经五小时激战，至二十三时攻克龙亭，全歼守敌。龙亭被我军攻克后，华北运动场守敌混乱动摇。二十二日晨，我对该敌发起多路攻击，敌一部投降，一部在突围时被我歼灭。至此，豫东战役第一阶段――开封战役胜利结束。

　　在我军围攻开封的过程中，敌邱兵团全力西援，在兰封以东遭我阻击集团二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迎头痛击，伤亡惨重，我军乘机攻占兰封。中野第九纵队及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袭占中弁，打退孙元良兵团在飞机和坦克支援下的多次进攻，阻止了该敌的东援。中野第一和第三纵队与华野第十纵队，在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陈毅同志直接指挥下，于上蔡以北地区阻击并重创了胡琏兵团，使该敌不敢轻举冒进。这些作战行动，都对攻克开封起了直接保障作用。在此期间，华野第二兵团围攻兖州，第四兵团攻克海州以西的墩尚、阿湖、房山等地，也有力地策应了开封作战。

　　在开封战役过程中，各部队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华野前委关于进入开封的城市政策，并大力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利用旧官员组织临时市政维持委员会，在我军的指导和监督下，维持城市秩序，进行社会救济工作。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遵纪爱民的行动，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我军撤离开封时，不少进步人士，包括教授、作家、音乐家和大中学生，不愿再受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有的到解放区参加工作，有的参加我军。担任阻援任务的部队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有的冒着酷暑在李子树下做防御工事，树很矮，抬头张口就能咬到李子，但没有一个人去吃它。借群众的门板等物构筑工事时，都把房东的名字写在上面，以便战后归还原主。扫清射界时，不砍、不压倒群众的高梁，有的还把高梁连根带泥移植到别处去，我军纪律严明，群众交口称赞。

　　开封战役，歼灭开封守敌三万余人，加上阻击援敌的战绩，共歼敌约四万人，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曾几何时，蒋介石还在伪国大上吹嘘开封“绝可确保无虞”，而我军仅用五昼夜就攻占了。

　　开封战役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和引诱援敌就我范围，使我军进一步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六月二十三日，党中央给华东、中原我军全体指战员发来祝贺开封大捷的电报说：“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三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党中央的贺电，给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为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歼灭更多的敌人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开封战役的实践再次表明，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系极大。我从历次参加的战役指挥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因此，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预见情况可能的发展变化，在打第一仗时就想打第二仗和第三仗的问题，而且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在敌人有强大兵力增援的情况下，转折出现得越早越好，要力争在全战役预计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前，最好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时候到来。这样，作战就主动了。如果转折在全战役的间的二分之一以后到来，就会因时间紧迫而仓促作战，使部队伤亡增大，疲劳加重，士气受到影响，有时还会陷于被动，不得不撤出战斗，打成夹生仗。豫东战役，包括攻城和打援两个作战阶段，全战役有个转折点，两个阶段也有各自的转折点。我是把注意的重心放在实现全战役的转折上，就是尽快夺取开封和及时掌握用于打援的兵力。战役一开始，我们就督促部队迅速突破敌城垣主阵地，尽快攻占开封，争取全战役转折及早到来。战役从十七日开始，至二十日夜，攻城部队就突破了敌城垣主阵地，继而将城区之敌基本肃清。这时，虽然敌核心阵地龙亭尚未被我攻下，但战役第一阶段已胜利在握，我就和张震同志、钟期光同志立即到开封南郊第三兵团指挥所，督促第三和第八纵队不要留恋开封战场，除留足够的兵力攻击龙亭外，迅速从城内撤出其余部队，把兵力集中起来，准备再歼援敌。对于攻歼龙亭之敌，我对部队说，龙亭是要打下来的，但不要急，迟一点不要紧，有点残敌可以作为钓邱兵团这条“鱼”的大钩子，你马上打下龙亭，他来援就不积极了，主要是作好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打。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从战役开始到第三和第八纵队主力撤出开封，历时五昼夜就完成了全战役的转折，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时我的心才踏实下来，因为手中已经控制了足够的机动兵力，为下一步歼击援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随时投入第二阶段的作战了。

　　再歼援敌

　　我军攻占开封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惊慌，一片混乱。六月二十四日，伪立法院匆忙举行秘密会议，检讨中原战局，与会者惊怨交集，情绪低沉。蒋介石为挽回败局，除以进至徐州之整编第二十五师改援兖州外，令邱兵团(调出整编第七十五师，调进整编第八十三师)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该旅归第七十五师指挥)组成一个兵团，以区寿年任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

　　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我们的“动敌”之计。但我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一个月，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及在这之前的宛东战役中，已伤亡近万人。其他各纵队虽然伤亡不大，也相当疲劳。究竟是连续作战，还是稍事休整，必须迅速地作出决断。我们鉴于这次战役关系全局，决心不怕疲劳，不伯牺牲，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再歼援敌。于是，我们在攻占开封后的第三天，便毅然决定主动放弃该城。敌人既然想要开封，我们便将计就计，把开封暂时回让给它。这样既能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又能使我军集中力量寻歼援敌于运动之中。

　　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在两路援敌中，以围歼较弱的一路即区寿年兵团更有把握。但这时两路援敌相距较近。我必须先引诱其拉开距离，将两路援敌隔开，以创造攻歼区兵团的战机。为实现这一决心，我们以四个纵队，即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集团，由叶飞同志指挥，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其余部队由野司直接指挥。以五个纵队担任阻援，即第三和第八纵队先由开封向通许方向行动，待邱兵团进入开封，与区兵团拉开距离后，立即掉头向东，会同由上蔡地区北上的第十纵队和位于杞县的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构筑阻援阵地，隔离邱区两兵团，阻止邱兵团东援；中野第九纵队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击郑州东援之敌，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另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破袭陇海路徐州至民权段，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

　　根据敌情的可能变化，我们对突击集团歼灭区兵团提出了两个作战预案。第一方案是：如敌继续由睢县、杞县间向河阳镇、长岗集攻击前进，就将其合围歼灭于以马头集为中心的地区。第二方案是：如敌徘徊于睢县、杞县地区，我各纵队则分别跃进，将其分割包围于民权、睢县、杞县之间地区，予以歼灭。这样，无论区兵团是前进还是徘徊，都将难逃被歼的命运。

　　上述战役决心和部署，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次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下达给各纵队预作准备。中央军委于二十五日十时和二十六日三时两次复示，指出：“部署甚好”。“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第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据此，我们在二十六日中午再次给部队下达命令，进一步区分了各纵队的任务，并规定了待机的位置和进入的时间。为配合这次作战，中野继续全力牵制平汉铁路南段的敌胡琏兵团和张珍集团；华野第二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北上；第四兵团以主力向淮海地区展开攻势。

　　我参战部队为了贯彻战役决心，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歼灭援敌，高度发扬了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在撤出开封后只休整三天，即迅速南下，投入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

　　六月二十六日晨，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预定计划，由开封城郊向通许方向转移，诱邱兵团西进开封，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这时，伪国防部又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必向律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一?个旅配合刘汝明部占领开封外，主力直扑通许，妄图尾击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两路援敌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向西向南疾进，一路踌躇不前，从而很快拉开了距离，形成了四十公里的间隙。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我们不待查明区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二十七日下达了围歼区兵团的作战命令。当晚，突击集团各纵队即按预定的第二作战方案，乘敌犹豫徘徊、立足未稳之际，从四面八方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边打边查明敌情。在对敌进行大包围的同时，我军猛烈楔入敌人纵深，割裂敌人部署。至二十九日晨，已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其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第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包围子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集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二十公里之杞县至王?丶?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二十九日晚，我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整编第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激战，至七月一日中午，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的第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

　　七月一日下午，西线敌邱兵团在我节节阻击下，进至距区兵团约十公里的过庄、官庄、屈砦、张阁一线，与我阻援部队展开激战。在东线，敌又将北援兖州的整编第二十五师调回，与第三快速纵队和交警第二总队组成一个兵团，以黄百韬为司令，由东向西增援区兵团，并已抵达被包围的整编第七十二师所在地铁佛寺以东约十公里的帝丘店地区。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我歼击区兵团的战斗正激烈进行，一部兵力正在围歼区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十六旅，一部兵力正包围着整编第七十二师，而东西两线援敌两个兵团又一齐压来。在这异常紧急的情况下，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的战役决心，需要刻不容缓地作出决断。我们迅即对敌我情况重新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从我突击、阻援两个集团的作战能力和可以争取的时间上看，仍然具备歼灭区兵团的条件。于是，我们当机立断，立即调整部署，增强阻击力量，同时加速攻歼被围之敌。当晚，我以三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歼龙王店守敌，经一小时炮击后开始爆破突击。部队冒着敌人的火力，前赴后继，猛打猛冲，粉碎了敌在喷火器、坦克支援下的顽强抵抗和疯狂反扑，激战至二日凌晨三时，将区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及第十六旅一个团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师长沈澄年。

　　在此期间，西线我阻援集团在杞县西南和以东地区对敌邱兵团进行了顽强的阵地防御战。六月三十日，蒋介石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到杞县上空督战，并以杀头威逼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邱清泉即倾其主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我阻击部队疯狂进攻。敌整编第五师以优势兵力对我坚守的桃林岗、许岗每日发动三四次攻击，整编第八十三师也用三个团的兵力轮番攻击我官庄阵地。我阻击部队依托阵地，顽强抗击。敌人每突破我一个村庄和阵地，我军立即组织反击，同敌人短兵相接，反复冲杀，夺回阵地。终于挫败邱兵团的猖狂进攻，并大量杀伤了敌人，捉了不少俘虏。由突击集团抽出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及华野第一、第六纵队各一部，经过激烈战斗，也阻住了黄兵团的猛烈攻击，使其无法与相距不足五公里的整编第七十二师会合。我东西两线阻援部队的英勇阻击，有力地保障了歼击区兵团作战的胜利。

　　在这一阶段作战指挥中，值得提出的是，在多路援敌进逼，战场情况十分紧迫、复杂的形势下，战役指挥上要特别注意造成敌人的不利局面和我军的有利态势，并关照好战役的各个方面，以争取主动，歼灭敌人。睢杞战役开始时，如何吸引和调动邱区两个兵团拉开距离和怎样使开封战役阶段我攻城、阻援两个集团会合，用以在睢杞战役中围歼区兵团和阻击邱兵团，是当时战役指挥上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我们首先是采取行动，调动和分离敌人。增援开封之敌，原想乘我军尚未攻克开封之际，兵分两路在开封地区合击我军。但我军攻克开封后，很快由开封和兰封地区分两路南下。这一行动既利用了邱清泉急于西进开封捞取资本的心理，又造成了区寿年的错觉和犹豫。结果使邱区两兵团在一天时间内拉开了四十公里的距离。我军两大集团则乘机立即靠拢，迅速楔入敌两个兵团之间，将其隔离，阻击一路，围歼一路，再次陷敌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次是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和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部署和转换各部队的作战任务。经过长期作战，我们对华野各部队和师以上主要指挥员比较熟悉。他们都乐于担负最艰巨的战斗任务。华野外线兵团的几个主力纵队，总的来说，都是能攻善守的部队，即使是蒋介石的王牌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对他们也望而生畏。但各纵队在攻坚、野战、阻击等方面又各有所长。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中伤亡较大，但因打了胜仗，土气旺盛，只要利用作战间隙把机关勤杂人员和解放战土补充进去，部队的战斗力会很快增强。第十纵队虽经长途跋涉，比较疲劳，但建制完整，实力坚强。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自渡黄河以后，只打了些阻击战，齐装满员，士气正旺。睢杞战役开始，我们就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由阻援集团改为突击集团，用以围歼立尽未稳的区兵团。把减员较大的第三和第八纵队以及第十纵队、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用以阻击邱兵团。在围歼区兵团的过程中，我们又根据情况变化和作战需要，就近转用兵力，对突击和阻援两个集团的力量作了必要调整。由于及时地调整部署和转用兵力，充分发挥了各部队的长处，照顾了各部队的实际情况，结果既歼灭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又阻住并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援兵。第三是组织好突击和阻援两集团的协力作战。这次作战的情况与第一阶段不同，被围之敌和被阻之敌相距较近，我突击集团和阻援集团的任何一方如果作战不力，都将影响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甚至会使我军陷于困境。因此，在战役指挥上，对我军两条战线的作战都必须予以重视。对突击集团的指挥，就是要部队不停顿地连续突击，不给敌人以收缩和组织防御的时间，在大胆分割包围敌人的同时，把主要突击方向直指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所在地龙王店，以攻敌首脑，乱其部署，瓦解其斗志。

　　七月二日晨，在我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歼灭后，战场形势立刻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我除留少数部队继续歼灭整编第七十五师残部外，已可随时将主力转用于对其他敌人作战。对阻援集团的指挥，就是要部队顶住敌人在强大火力支援下的连续攻击，在敌增援部队战斗力较强，与被围之敌距离很近的情况下，阻击战已由第一阶段的运动防御转变为基本上是坚守防御。这就要求部队必须顽强坚守每一阵地，不经批准不允许放弃，如果丢失，应立即夺回。因此，尽管敌邱兵团在飞机和炮兵的猛烈火力支援下，对我进行连续的轮番攻击，但终于被我打退。邱兵团眼看相距仅约十公里的区兵团被我围歼而无可奈何。

　　胜利转移

　　我军攻克开封，又在睢杞地区歼灭大量援敌，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这时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减员较大，十分疲劳。我们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组织部队胜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在战役指挥中，组织转移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战役打得很好，如果转移不当，也会转胜为败；反之，战役进行得不顺利，但转移得当，就可以减少损失，改变不利态势。为此，我们对当面敌情和如何组织部队顺利转移的问题再次作了分析研究：被包围的整编第七十二师是被歼后重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已构筑较坚固的工事转入防御，我只用少数部队予以监视，该敌就不敢出动，对我军转移影响不大。援敌黄邱两个兵团遭我阻击后不甘失败，仍由东西两面向我对攻，胡兵团也正由南向北攻击前进，尤其是黄兵团，增援积极，已进抵帝丘店附近，对我军从战场东部撤出威胁较大，如不对该敌以有力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尾追而来，使我军陷于被动。于是，我们决心乘黄兵团经长途跋涉，尚未全部展开，战斗力相对减弱之机，先声夺人，给运动中的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我军顺利撤出战斗和进行休整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迅速歼灭区兵团残部。这样，既能歼灭更多的敌人，又可对邱兵团起威慑作用，使其在我军撤出战斗时不敢紧跟尾击。七月二日，我们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区分了任务：以第三和第十纵队及第八纵队一部，继续阻击邱兵团；以第八纵队大部及第六纵队一个师因歼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旅部及两个团；以第一和第四纵队以及第六纵队大部和两广纵队，东移攻歼黄兵团；以中野第十一纵队监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并作为战役预备队。

　　当时，我军处境异常艰苦。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伤亡消耗逐渐增大。加以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又值炎热的夏季，烈日暴晒，部队饮水奇缺，吃不下饭，昼夜苦战，体力渐弱。但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野战军前委关于“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为争取此次战役圆满胜利而战”的号召，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战时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下，发扬不怕疲劳、不怕伤亡、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和忍受各种困难，于七月二日晚又投入新的战斗。

　　按预定的作战计划，我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迅速全歼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旅部及两个团，主力则在黄兵团正向我进攻时全线出击，对黄兵团实施合围。战至四日拂晓，黄兵团被我歼灭近两个团的兵力，并被我压缩于帝丘店及其外围十余个村庄内。五日，敌步兵由坦克引导，在飞机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由帝丘店附近向我进攻部队实施疯狂反扑。经七小时激战，我予敌大量杀伤，将敌打退，黄昏后，我再次对敌发起攻击，至六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这时，黄百韬感到自身难保，惊恐地把部队收缩至以帝丘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在我围攻黄兵团的过程中，西线援敌邱兵团在得到刘汝明部的加强后，主力避开我阻击正面，由我阻击集团右侧向尹店方向迂回前进；东线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已进到宁陵及其以西地区；张轸集团(临时组编为吴绍周兵团和杨干才兵团)、胡琏兵团，虽被我中野阻于淮阳、商水地区，但蒋介石仍严令其兼程北援，胡兵团先遣部队正向太康急进中。此时，我已给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为保持主动，我们于七月六日命令部队于当晚撤出战斗，分别向睢杞以北及鲁西南转移。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我继开封战役之后，又歼敌五万余人。

　　睢杞战役的最后一仗，我军不仅把黄兵团打得焦头烂额，而且使邱清泉不寒而栗，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在我军与敌脱离接触时，黄百韬仍惊魂未定，一动也不敢动。邱孙两兵团遭我回击后，也未敢再进。而我军却在多路援敌逼近的情况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预定地区休整。当敌人查明我军位置时，我军已休整一周了。

　　在战役过程中，中原野战军主力坚决牵制平汉路南段张轸集团和胡琏兵团，大量杀伤了敌人，其第九纵队牵制开封出援之敌刘汝明部，有力地保障了华野主力作战。华野第二兵团扫清津浦路济南至临城(今薛城)段敌人，包围了兖州，华野第四兵团攻克涟水、众兴(今泗阳县)、宿迁等城镇。这些作战行动对睢杞战役作了有力的策应。

　　睢杞战役结束后，七月十一日，党中央又给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等部五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党中央的这一贺电，更加鼓舞了全体指战员夺取新胜利的信心，大家都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庆祝豫东战役的伟大胜利，迎接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新的战斗任务的到来。

　　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又是一场大的硬仗、恶仗。这次战役的胜利得来不易。它是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以及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参战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协力作战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故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我们将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伪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黄百韬在战后写的《豫东战役战斗要报》中，也认为我军士气高昂，实力雄厚，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局面“遂进入最严重阶段”。在山东战场，因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回援豫东战场，我第二兵团趁机集中兵力于七月十三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二师，从而使济南守敌陷于孤立，为华野下一步集中兵力进行济南战役创造了条件。同时，我强大野战兵团的作战威力使敌人十分惊恐。当我军围攻济南时，徐州地区敌人有三个兵团十七万人之众，蒋介石三令五申要其速援济南，但该敌迟迟不动。可以说，敌人在豫东战役中惨败的教训，也是其不敢北援济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他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使被接见的同志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左手握拳，手背向上，用右手食指沿着弧形手背越过拳头顶端比划过去，形象地表示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端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更加令人鼓舞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并说：“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毛泽东同志预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的事实，早已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预言。

五、蒋介石再变决心，黄维兵团被歼

１２月２２日，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在图上研究后，我觉得刘峙似乎太泄气。就对刘峙打气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协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３０万兵力能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像１１月初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我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出什么。

２３日，蒋介石要刘峙同我到南京开会。大概是１０点钟前后，我们到达蒋介石官邸的会议室。首先由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他说："我军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共匪，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采纳这一案，并对我说："你回去马上部署，向匪攻击。"我说："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其实黄维这时已被围，而蒋军尚未知道）。"我并建议调青江浦附近之第四军、南京附近之八十八军及五十二军等部队迅速向蚌埠集中，参加战斗，另外再设法抽调两个军。蒋介石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 "

我当时认为蒋介石这一决策尚有一线"希望"。当日午后即同刘峙飞返徐州，准备为蒋介石作垂死的挣扎。飞机经过双堆集上空时，曾见双堆集以东浍河东岸炮火连天，若干村庄被毁。我与黄维通话，黄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不是办法。"我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２３日午后，我同刘峙返徐州后，即决定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第二兵团及十六兵团担任攻击，当晚并就攻击准备位置。十六兵团当日乘解放军之不备，先攻占笔架山。晚间蒋介石的正式命令亦到。

２４日，正式开始攻击，当时并有美记者数人来观战。这一天在步、炮、战车配合下，集中兵力火力，机声隆隆，火光冲天，向解放军进攻，而解放军则英勇反击，双方火力及肉搏战，都发挥到最高度，逐村争夺，寸土不让。蒋军依赖空军炮火掩护，白昼攻击，而其空军炮火尚不能绝对压倒解放军。加以解放军战士个个政治觉悟高，善于短兵相接、打肉搏战；蒋军则是受令前进，层层督战，士兵拥挤一团，空军炮火失效，以致伤亡惨重。

这一天，十六兵团在美记者视察下攻占白虎山、孤山集及沙帽山；第二兵团前进约五华里左右。当晚调整补充后，２５日继续攻击前进。在解放军纵深坚固的阻击阵地前，蒋军屡攻屡挫，一连三日，进展甚少。２７日，两兵团先后建议，如此强攻，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必须增加空军轰炸及炮火，以火力为主攻。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但由于蒋军的炸弹、炮弹都快消耗光了，也不可能大量补充。２８日我仍令各兵团攻击前进时，蒋介石又来电令我到南京开会。

至晚各兵团仍停止于孤山集、四堡、褚兰之线。入晚，十六 兵团在孤山集遭解放军的反攻而溃退。这期间蒋介石并未照他原来的决策抽调兵力增援，第六兵团攻击未成而向后退缩，黄维兵团被围，越围越紧。

２８日上午，我到南京后即赴黄埔路"官郾，不久顾祝同亦来，叫我到一间小客厅中讨论如何挽救蒋军的这一危机。我先问顾："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增加呢？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顾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啊！"我说："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把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很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黄维完了，徐州各兵团也要全军覆没。但无法增加兵力，打下去不可能，守徐州我也失了信心。我沉思了好久，对顾说："既然这样的困难，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上是万一 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 "顾同意这一案。接着，何应钦慌慌张张地来说："怎么样？就不能打了么？"我将以上意见同何讲了之后，何说："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对顾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了解我的意思，就说："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于是三人出来到会议室开会。

这时蒋介石披了一件黑斗篷，满脸通红，窘态毕露地来了。向大家点点头说："好好，就开会。"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他说："目前共匪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北进，以解黄维之围。"并滔滔不绝地讲这一案的理由。我有点忍不住，就大声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综错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有人问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我说："也要看情况。"刘斐在旁边给我打气，连说："打得！打得！"又有人问我： "你的意见如何打？"我笑而未答。经过一阵乱吵乱嚷，才沉静下来。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蒋到小会议室后，我同他分析了军队生死存亡之道后，讲了同顾祝同商量过的一案（如上述），蒋马上同意，急忙掉头出来问王叔铭："今天午后要黄维突围的信送去没有？"王说："尚未送去。"蒋说：" 不要送了。"蒋介石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出席的人都未说话，即宣布散会。

会后我想："如果蒋介石这封信投下去，徐州的部队也出来不了。"萧毅肃还以为我要打，就拉着我说："你考虑没有？

保卫南京要人啊！"我说："你的意见高明！我自有办法。"萧并不完全了解我主张撤而不打的这一案，连连说："要人啊，要人啊！" 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一再变更决心之下，一直在双堆集对解放军顽抗。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蒋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下章还要说的），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蒋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校一直战到１０月１０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蒋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

双方争执到１５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狙击下即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的。

六、蒋介石三变决心，全部完蛋

如前所说，１１月２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蒋政权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在徐州的蒋家各机关纷纷要求尽先让他们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挤得未能走了，等到２９日早晨才起飞的。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

２８日晚，我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人开会，我讲了蒋介石的决策之后，吹牛说这一撤退是可以成功的。大家一致同意"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并决定撤退的概略部署如下：（一）２９日蒋军发动全面攻击以迷惑解放军。

（二）３０日晚全部开始撤出徐州，第一要到达永城附近，第二要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解放军进攻。撤退中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行进。

（三）十三兵团先遣一个师，于２９日晚以前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隘路，以掩护主力之安全撤退。尔后归还该兵团建制。

（四）二兵团于２９日全面实行佯攻，以迷惑解放军。于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小孤集、四堡、白楼等处牵制解放军。掩护部队应努力迟滞解放军，到１日晚撤退。主力于２９日晚开始撤退，务于３０日晚到达瓦子口、青龙集附近，掩护军右翼安全，尔后经王寨、李石林到达永城以东及东关南关地区。

（五）十六兵团于２９日对当面之敌实行佯攻，迷惑解放军，于３０日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孤山集、笔架山一带迟滞解放军，至１日晚撤退归还建制。主力于３０日黄昏后开始撤退经萧县红庙、冯河集，向永城西关地区前进。

（六）十三兵团（除先遣一师外）于３０日晚在苑山附近及徐州市留少数掩护部队迟滞解放军，掩护部队至１日黄昏后撤退。主力自３０日晚开始撤退经曲星铺、袁圩向永城北关前进。

（七）徐州警备司令部指挥地方军警于１１月３０日由徐州撤退、经袁圩、薛家湖向永城西关前进。

（八）指挥部直属部队于３０日归副参谋长文强指挥，经铁路附近公路经大吴集、孟集，向永城前进。

（九）各部队行动统制地区：１２月１日，指挥部大吴集，第二兵团司令部王寨，十六兵团司令部红庙，十三兵团司令部曲星铺，徐州警备司令部袁圩；１２月２日，指挥部孟集，第二兵团李石林，十三兵团袁圩，十六兵团冯河集；１２月３日，指挥部永城，第二兵团司令部永城东关，十三兵团司令部永城北关，十六兵团司令部永城西关，徐州警备司令部永城西关南关间。

（十）通讯联络：各部队行动期间用无线电，到达统制地区后有线电话及无线电并用。

（十一）补给：各部队携带足七日给养、五公里油料并携行弹药，在到达阜阳以前，中途不补给。

（十二）其他破坏等工作由舒参谋长分别指挥实施。

撤退经过

我将命令下达后（口述笔记，以后正式补发），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及档案未处理，补给区司令部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已上火车未运走，库存被服用具及粮食甚多。临时决定地图档案由主管参谋１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火车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他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到２９日晚，十三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实占领萧县，对萧县情况不明，很耽心被解放军狙击，打破蒋军撤退计划。及３０日晨，该师才炮火连天地向萧县进攻，已暴露了蒋军的企图。十六兵团２９日也未照命令对解放军佯攻，反而退守孤山集、笔架山、白虎山之线，当晚解放军即攻占孤山集。该兵团并将３０日晚主力撤退命令误解（也许有意）为掩护部队于是晚撤退，使解放军于１日清晨即顺利到达萧县。

２９日晚，并因各部队撤电线，误将对指挥部联络电线拆乱，对各兵团电话不通，一直到３０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亦未通话。

这时我对各兵团当面情况极为模糊，急急忙忙率指挥部人员出发，发现自徐州西门至萧县公路，车辆拥塞，无法前进。徐州市商店住户全部关门，满城死气沉沉，部队、车辆、人马拥挤不堪。调查结果是：第三处将直属部队行进道路经铁路附近误当为萧永公路，各部队已开始行动，无法改变。我一 面命参谋人员指挥各车队绕道铁道附近撤退，一面出徐州南门绕凤凰山便道到达萧县附近。这时见徐州城内火光冲天（以后知道是管图参谋提前烧毁地图档案），深恐解放军马上追来，所有部队车辆会全部损失，再指示参谋人员指挥各部队车辆绕道北行。由于各部队车辆混杂一起，各有主张：有的绕道脱逃，有的仍向萧县前进，所幸解放军当日尚未追到，我一直到黄昏前后始到大吴集。至１２月１日晨得报，萧县以东尚有大批车辆未能撤完。同时由于十六兵团误将掩护部队撤退日期提前一日在３０日晚即撤退，这时解放军已追至萧县附近，所有后尾人员全部被俘，１日晚徐州解放。

１２月１日，我在大吴集除与第二兵团联系外，其余各兵团未直接得到联系。晚上继续撤退，１２月２日午前我到达孟集附近，接到邱、李两兵团报告，得悉各部队在撤退中十分混乱，孙兵团尚未取得联系。按照原定计划是２日晚继续向永城撤退。午后接到七十四军转来空军的一份通报，说发现解放军有大部队由濉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同时两兵团也要求稍加停止整理部队，我为与孙、李两兵团都未取得联系，及顾虑夜间行动可能与解放军发生穿插混乱的情况，即决定当晚在孟集、李石林、袁圩、冯河集附近停止休整一晚，３日白天向永城继续前进（这已经是一个错误）。决定后我即亲往李石林、袁圩处，到邱、李两兵团司令部视察。我问李弥昨晚为什么不到指定位置联系，李说他未收到命令，查明系其参谋长受令后未交李弥，我对其参谋长加以指责。这时瓦子口的骑兵旅已撤退，青龙集以北第五军四十五师掩护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在红庙附近担任掩护之十三兵团一部亦与解放军接触。我即面令各该师必须掩护至３日午后主力撤退后再行撤退。邱、李二人皆与前方各师通了电话，我仍返孟集附近指挥部。

３日午前４时左右，孙元良经过冯河集，与我通了电话，说他昨晚未能赶到这里，是因部队两日未休息，走不动，现在正照命令向永城继续前进中。我要孙休息几个钟头再前进，邱、李两兵团也是昨晚休息，今日白天向永城前进。我告知孙解放军的情况，并给他将电话架好。

３日上午１０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而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孟集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商讨决策。孙元良很快来到，李弥本人未来，派了两个副司令官（陈冰及赵季屏）来，邱清泉因传达各军停止命令，迟至午后２时左右才到。大家看了蒋介石的命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照原计划撤，尚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大家应对蒋介石负责。如果照命令打下去，未见得有把握（实际上认为要全军覆没，但怕各部队长泄气，又未说明）。这时邱清泉说："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接着邱就对陈冰等大发脾气，说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事实上是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撤退过早），致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并骂十三兵团怕死不打仗。陈冰不服气，就同邱吵起来。我同他们排解后，问孙的意见，孙见邱的气焰嚣张，也不敢说退，只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完全听命令。"邱清泉见我还在犹豫不决，怕我泄气，就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二兵团担任攻击，十三兵团、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 面掩护。"我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将蒋介石的信看了一遍，都感到蒋的指示十分严重，不能不照令迅速解黄维之围。于是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不让"敌人"把部队冲乱（其实正是陷入重围）。

当晚即调整部署如下：

（一）指挥部第二兵团司令部在曲兴集，该兵团应在陈庄、孙厂、前王楼、刘集、鲁楼间地区占领阵地，明日攻击前进。

右翼与十六兵团、左翼与十三兵团连接。

（二）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在李石林，右翼连接第二兵团在孙瓦房、后刘岗、王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左翼与第十六兵团连接。

（三）第十六兵团司令部在王白楼，部队右翼连接第十三 兵团在赵破楼，僖山集、义村、庄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右侧背，左与第二兵团连接。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改变了向淮河附近撤退的决定而向解放军攻击之后，当日午后我到达曲兴集，即将以上决定补达笔记命令。同时电复蒋介石说："昨日因各部队零乱，停止整顿一晚，本日各部正在前进，到孟集附近时，奉到钧座手谕，当即遵照改变部署（如上），明日经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之匪攻击前进。指挥部本晚在曲兴集"；并请蒋介石空投粮弹。

晚上接到蒋介石国防部的正式命令，其要旨如下："（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匪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匪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惨重（以后谍报当日炸的是正在赶集的老百姓）。

（二）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匪，此为对匪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匪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槐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２８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攻击，已陷蒋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后悔我今天上午太懦怯，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亦晚矣，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国民党军覆没过程

３日晚，各部队按照蒋介石改变了的命令到达位置后，至１２时前后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右翼已到达薛家湖，左翼已到大回村附近，形成包围态势。当日上午接到蒋介石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在青龙集东北香山庙附近担任掩护之第五军四十 五师已被解放军包围，邱清泉要以七十二军之一师前往支援，当晚经过激烈的战斗始撤出。邱兵团右翼义村、庄楼附近的王屏南补充旅（在徐州撤退时新成立的）当晚亦被解放军歼灭。据说第十六兵团派去接替防务的一团当时不了解情况，派军官前往联络（说是一位团附或营附），解放军说： "我们就是补充旅，你们来接防，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庄休息休息，再去接防。"该联络军官信以为真，即回报说已同友军接洽好，全团整队进入义村、庄楼、猝不及防，即被解放军消灭。这是解放军以智取胜的前奏，也是蒋军愚顽被歼的开始。

是晚全线皆有战斗，部分解放军与蒋军混淆不清。如由萧永公路撤退之第二兵团一个后卫营，遇到解放军的一个大部队时，这个营长即冒充解放军而免于被歼。另有少数解放军深入蒋军内部到处打枪，弄得蒋军草木皆兵，敌我不分，各据一村，彻夜混战。这一军说："当面之敌攻击甚烈；"那一 军说："共军已窜到我阵地后方，正在驱逐中。"甚至指挥部及第二兵团所驻的曲兴集内外亦发生混战，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４日拂晓前后始渐形沉寂。检查结果，只发现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首及几个被打死的蒋军，此外并无虏获解放军的任何证据。这一晚混战究竟是蒋军自相混杀，还是真有解放军打进来，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当晚在我住房的一个碉楼上查出两名解放军武装便衣（也许是民兵），我令审讯后枪毙（后来据副参谋长文强说，他并未执行，而是放了）。

４日，我照原定逐次攻进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两兵团坚守掩护阵地。蒋介石来电说："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又给各部队泼了一头冷水。邱清泉看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如何能打仗呢？"我再力陈利害，蒋介石复电说："６日开始空投粮弹。"这时解放军已全部明了我们的企图，对东、西、北三面打得英勇，对南面守得坚强。

经过两日激烈战斗，第二兵团虽展至青龙集、陈官庄以南刘楼及西面黄庄附近，可是西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六兵团赵破楼、朱大楼等阵地先后被解放军突破，同时归该兵团指挥之"剿总"特务团在５日晚被解放军一击即垮，并尾追到十 六兵团阵地内，一时发生激烈的混战，岌岌可危。在东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三兵团阵地亦被解放军激烈攻击，崔庄附近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６日，蒋军继续攻击，进展甚少，而解放军则全面向蒋军攻击，到处被突破。中午前后指挥部向贾砦移动，路过李石林附近时，孙元良和邱清泉仓仓惶惶来找我。邱对我说："孙副主任认为目前情况不利，要重新考虑战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请他再讲讲，我们研究一下。"我说："可以，我们到李丙仁那里去好罢。"三人一同到了李兵团司令部，孙元良说： "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独断专行，才可以挽救大军。"孙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讲得十分动听。邱清泉连称："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比较沉静，未发表意见。孙、邱二人就竭力鼓动李弥一道突围。最后李弥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天以前大家同意这句话的话，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谁能打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丢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

邱清泉有点不好意思，还吹牛说："不要紧，我们还有力量，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接着说："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敌人，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一个月，在这一月之内，我们牵住敌人，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关键就在这里。"

我说了之后，谁也未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纷纷讨论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尤以孙元良主张最力，邱、李附和孙的主张。我见这种情况，心中也无底，觉得打也靠他们，突围也要靠他们。我说："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下命令。"邱清泉见我有些难过，就说："总座，我保驾你安全突围。"我信心不大，对他苦笑了一下。会议一直开到午后３时左右，大家一致认为要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决定后大家分头散去。邱清泉回陈官庄，孙元良回高楼，我到贾砦后处理破坏携带不了的东西。不久李弥电话架通，我问李弥侦察的情形如何。李说："东北敌人很多，突围不易"，他反问我："孙、邱两兵团侦察的情况如何？"我说："电话未通，等一下联系到了再同你说。" 不久，邱清泉来对我说："坏了！坏了！今天攻击全无进展，西面、南面敌人阵地重重，突围也无法全军，我仔细考虑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找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我说："同李弥他们通话研究一下现在挽回也许不晚。"当即与李通话，讲了邱的以上意见，李也同意。

再与孙通话，仍然未通，即与邱、李决定：不管孙元良的情形如何，这两个兵团决不突围。这时孙兵才高楼方面已炮火连天，预料孙兵团已在实行突围。即同邱研究，如何补救孙兵团遗留下的漏洞。邱说："将二兵团预备队调来填防。"同时又说："如果孙元良打开一条路，我们也跟着后面走。"晚上９、１０点间，我到陈官庄去，先后得到第五军的报告说："孙兵团从右翼西北方面突围的仅有少数部队；其余大部分从西南第五军正面出去，即被解放军缴械，一时阵地内外乱打，形成混战状态。"

７日，十六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跑回来对我说："十六兵团在突围前根本未侦察突围路线，也未打突破口，到黄昏后即将重武器破坏，希望钻空子出去和靠第五军打出去，不料第五军未突围。我同孙元良乘吉普车一出火线，即遭敌人机枪扫射，大家滚下车，失了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官兵在第五军后方，请示处置办法。"我即令其收容到多少编多少。以后共收容１万多人，临时编为一个师，归七十二军指挥。事后知道，十六兵团在解放军天罗地网下突围，除孙元良个人只身化装逃走外，部队大部被歼。军长胡临聪、汪匣锋等将领均被俘这个兵团就是在我的张惶失措之下糊里糊涂完蛋的。

孙兵团在７日突围失败，邱、李两兵团在调整部队后仍向解放军攻击。由于解放军的阻击阵地不断加强、战斗意志坚定，加以蒋军士气日益低落，虽经各级指挥严厉督战，屡攻屡挫，徒增伤亡，毫无进展。同时解放军对东、西、北三 方面，尤以对两兵团结合部攻击比较激烈，掩护阵地外围据点大多被解放军攻破，李弥因失守阵地枪毙一团长。当晚我决定再调整部署，令各兵团多抽调预备队以策应解放军的攻击，同时改变全面攻击为重点攻击，即集中炮兵、战车掩护一个军突击一日，攻下若干村落，以作绝望的挣扎。

８日，首先以重炮、坦克支援七十四军，攻击刘集附近的一个村落，邱维达亲自指挥，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将该村占领。邱清泉认为邱维达有办法，继续攻击前进还有希望，再令攻击，但毫无进展。

９日，以炮兵坦克支援七十军在陈官庄以南攻击，经过一 日的激烈争夺战，由于解放军沉着狙击，每次冲到阵地附近，皆被消灭。蒋军攻击失败后，战车、步兵互相埋怨，内部矛盾重重，闹得一塌糊涂。同时李兵团官兵认为该兵团老担任掩护，被动挨打。还有，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村落，尚可挖老百姓的粮吃，而掩护部队则吃不到，因此意见甚多，并认为我不公道，有私心。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与邱、李商定，两兵团齐头并进攻击，即将第二兵团青龙集阵地移交十三兵团，十三兵团李石林附近之掩护阵地移交第二兵团，这样各兵团自己掩护自己打，以免互相矛盾，发生意见。

１０日调整部署后，当晚解放军全线发动攻击，各军与军之间，尤以两兵团的结合部受解放军的攻击最为猛烈。是晚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受伤，李弥兵团青龙集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攻占，各兵团与各军作了垂死的挣扎，以预备队增援反复冲击，始将阵地稳定。此后一连五日，都在挨打情势之下一再作垂死反攻，不仅毫无进展，反使包围圈逐渐缩校在这期间，我曾于７日前后电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绝对无望解黄兵团之围。

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匪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匪决战。"过了一天，蒋复电说："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同时在这期间，刘峙也曾乘飞机亲到陈官庄上空说：委员长命令：请你赶快指挥邱、李两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我也曾一再严令邱、李两兵团以各种战法攻击，但因粮弹缺乏，士气低落，下级官兵厌战情绪日增，不管任何办法，对解放军的攻击都归无效。

１６日，我仍在督促各兵团攻击之际，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我接到这个恶耗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而蒋只是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现在黄维一突围，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决心令两兵团加强工事，持久固守，以待局势的发展。我再电蒋介石力陈利害，请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大意如７日电），我决率两兵团坚守到底。１７日蒋介石复电："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我派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于１８日飞京受命。同时得刘峙复电："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这时我认定突围是下策，可是各部队长亦各有各的意见，纷纷来向我献计。如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夜间以步兵攻破解放军一点突围，战车团长赵志华及骑兵旅长×××（忘其姓名）则主张白天突围，反对夜间突围。我和李弥、邱清泉则对任何突围皆无信心。七十二军长余锦源说得很乐观，认为打到什么时候也有办法（事后知道余已准备假投降）。二 ○○师师长说得更痛快：我们来个假投降。我说弄假也会成真。

１９日午后，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乘Ｃ４７型机降落到陈官庄，降落后董即嘱咐运输机起飞。舒、董这次来，携有蒋介石及王叔铭的两封亲笔信，我回想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反反复复，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到１５日晚，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匪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射毒气弹。如何投放毒气，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

董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兄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弟可尽量支援。

我将信看完后，舒适存对我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我想突围也无望，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董明德来，不能不敷衍他一下。于是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怖瓷烫郑?拟定陆、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部队被消灭后，共军即广播出来。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我问董："用的什么毒气？"董说："催泪性的。"我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董并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我即交舒适存和邓锡?材饴健⒖招?同突围放毒计划。

我即同邱清泉商量定上、中、下三策，写信请蒋介石作最后后的决定：（一）由西安、武汉（必要时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这是上策；（二）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劝政治上的时间"（就是说请蒋介石和谈，但又有顾虑，不敢明讲），这是中策；（三）如果照令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这是下策。函中我还请蒋介石要求美方支援大量"面包篮炸弹"，准备屠杀更多的人民。我明知一、二两项意见蒋介石办不到，也不能不作绝望的乞求。

我将这个信件连夜亲自写好，准备２０日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京向蒋介石请示。不料当晚风雪大作，一直到１２月２８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董、舒二人无法起飞。在这期间，董与我住在一个屋内，每日长吁短叹，谈论这一战役胜败的影响。

我问董的看法，董说："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董问我的看法，我说："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陈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说："你看会这样的吗？"我说：另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呢？"董说："既然这样，请你到南京去一趟，面陈国家大计。"我说："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既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亦晚了，无法挽回。"我还说了从东北到徐州，蒋介石一意孤行，每次变更决策和蒋军被消灭的情形。董也认为从徐州出来后，不该停住再打，言下叹息不已。他说陆军将领还有钱可以跑。我说："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董似乎有点怀疑我，我也怕董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来观察我的态度，又竭力在董面前表示我对蒋介石的忠贞。其实我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做事，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自黄维被消灭后，何应钦即通电辞职，我在蒋介石左右即失去靠山。蒋不久也可能下野，等他下野后，如果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的话，我愿将部队交出。但在蒋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

在这期间，邱清泉曾对我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把它烧了。"我问邱："内容说些什么？"邱说："共匪还不是那一套！劝降么，谁降匪呢？"有一天晚上，李弥打电话来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十三兵团军官（记不起姓名）。"我问："他说什么？"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我认为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不便说，就说："你看着处理好了。"李一再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我同意了。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并带有一封信。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

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随即将这个军官交文强讯问。

我亲自拿着信，去探探邱清泉的态度。这时邱正同耿元哲（兵站总监，解放后在济南改造）围着火盆谈天吃酒。我说："陈毅有一封信，你看看。"邱接过去看了一半，一句话未说，又将信撕掉烧了。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骄傲跋扈，目空一切。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并有时发生正面冲突。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坐着心乱如麻，又想了解文强问讯的情况，于是立刻回来。文强和李剑虹（第二处处长）都对我说："这个人吓晕了，谈不出什么道理。只说：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成功对他有奖，如被杀害，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

我见文强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就叫将他送回去。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２０天，蒋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同时解放军进行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等，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蒋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１２月６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２３、４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发生故障，即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天老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蒋介石２５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２９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

蒋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飞散，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冲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区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将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邱维达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３０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全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张副司令等数人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大骂而跑。

如前所说，２９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这一天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他们又转回来，劝我（实际上是威胁）必须当晚突围。我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出了一身大汗，心里直跳，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沉默了好久。"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后我对他们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这时李弥、邱清泉、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我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

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

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熊笑三已溜掉，李弥还在等着。我说："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李出去又回来说："第五 军警戒兵说，谁也不让走。"我很生气说："哪里会有这回事。"

李弥这才去了。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惶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七十 二军。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我走到贾砦附近，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以后给我裹伤时知道的）。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又遇到一个老百姓，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我心中很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还有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这时天已亮了，见村庄上有队伍，尹副官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我说："不行，还是赶快走。"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说"送俘虏的。"再一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我觉得左右都变了，凶顽气又来了，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

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你们饿了吧！"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我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

首长似乎有点怀疑，只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将计就计说："叫高文明。"他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十三兵团有几大处？"我答： "六大处。""你把六 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我先无准备，一个也写不出，就打叉问："你贵姓？"他说："我姓陈。"我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我的家庭，就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怕飞机炸，就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我想："我就是，你还未发现。"他又问："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我们三个人都说："听说跑了。"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交代到另一间屋里休息。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同陈主任一样地问过一番之后，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这一检查，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以后，解放军对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从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我觉得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维艰，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抢救到卫生处。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一场大梦。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７册Ｐ１-２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 杜从徐州撤退，战术上是否成功，

一、淮海战役前蒋军的幻想

１９４８年春，我向蒋介石贡献反人民作战计划的要旨是：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蒋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起攻势，寻求解放军的一部而击灭之，以挽回蒋军连年惨败之颓势。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蒋介石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以徐州方面来说，决定仅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加强工事，独立固守，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均可以随时放弃，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又将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指挥各机动兵团与解放军作战。

至１９４８年９月底，蒋军在徐州附近的部队虽已整补完毕，济南守军却已被解放军全部围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１９４６年的１２０万人上升到２８０万至３００万人；蒋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４３０万人下降到３６０万人左右（实际上空额甚多，老兵不到半数）。

可是这时的我还认为"要打开蒋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于是拟了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幻想集中徐州部队的主力乘解放军二野、三野东西分离之际，妄图击灭三野的一部分，以振奋蒋军士气。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情况判断甲、双方兵力１．解放军方面：三野所属十六个纵队，二野所属七个纵队，加上华东、中原军区及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约６０余万人。２．蒋军方面：经过两年多的作战，总兵力已有极大的消耗，士气低落。在徐州、蚌埠一带，有三个绥靖区的五个军（李延年第九绥靖区之四十四军，冯治安第三绥靖区之五十九 军、七十七军，刘汝明第四绥靖区之五十五军、六十八军），还有四个兵团的十二个半军（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三个半军：五 军、七十军、七十四军、十二军之一师及米文和师；七兵团黄百韬之四个军：二十五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百军；十三兵团李弥部两个军：八军、九军；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三 个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九十九军），牵制二野之十二兵团黄维部有四个军（十军、十四军、十八军、八十五军），及直属部队有七十二军余锦源，一零七军孙良诚，一一五军司元恺（由安阳空运徐州后编十三兵团），以及交警总队、炮兵、工兵、通讯、辎重、战车等。以上共计２４个军约７０余万人左右（蚌埠、安徽、苏北第一绥靖区等部队及华中其他部队未列入）。

由以上双方兵力，可以看出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

但解放军手榴弹、迫击炮则与蒋军相等，局部使用上又极机动灵活，往往集中兵力火力消灭蒋军后即脱离战场，实行整补。如蒋军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在二野未东来以前，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破三野之一部，即可以振奋士气。

乙、双方态势

１．解放军：自１９４８年７月初，豫东攻势结束后，二野主力在豫西整补，三野主力在鲁中及鲁西南兖州、济宁以北地区整补，并于９月２４日攻陷济南，此时尚无发动攻势的行动，在解放区并无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但据谍报称：在解放区内已有"消灭黄百韬，再打邱清泉"等口号标语。预料再过二十天或一月之后，解放军势将发动攻势。

２．蒋军：自１９４８年７月初，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吃掉后，蒋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商邱、新安镇、海州、台儿庄、枣庄、韩庄间地区，一部在郑州防守，华中之机动兵团集结于遂平、驻马店附近。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整补，虽然这时济南失陷，而徐州蒋军并未来得及参加战斗，仍然保有充沛的力量。在徐州附近并设有坚固据点工事，不怕解放军少数部队扰乱攻击。

综合以上情况判断，蒋军如主动攻击，有可能抓住解放军一部而消灭之。即或不能亦可收复若干城市，振奋舆论，激励士气。万一态势不利，亦可以主动进退，较之消极困守有利得多。

（二）方针、任务及指导要领

甲、方针

在二、三两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集结主力寻求三野之一部，一举击灭，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以华中蒋军之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二野，以徐州蒋军之主力向三野主动攻击。

乙、任务

１．华中蒋军，以主力多方牵制二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其作真面目的作战。

２．徐州蒋军应以一个绥靖区守备徐州既设工事；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蚌间护路，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另以一个绥靖区为总预备队。

３．徐州前进指挥部指挥四个兵团，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三野之一部而歼灭之，进而击破其主力，一举收复泰安、济南。置攻击重点于左侧方（约三个兵团）。

丙、指导要领

１．对华中方面：如二野绕道东进，应适时选择捷径，迎头痛击，将其阻止于平汉路以西地区；如二野已越平汉路东进，威胁徐州，则应日夜尾追之，协同徐州蒋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而击破之。

２．对徐州方面：如已在衮州、济宁、大汶口间捕捉三野之一部，应迅速包围歼灭，不可旷日持久，与之对峙，坐失良机。如对方避免决战，第一步应将之压迫于东平、大汶口以北及泗水以东地区，不再深入。第二步作战计划即实行"钓鱼"战法（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选择一最适宜坚守的据点，留足粮弹，独立固守，主力骤然撤退，诱惑三野来攻受挫后，再由外线包围击破之）。如在蒋军攻击期间二野已东进威胁徐州，即以有力之一部依据韩、枣既设阵地及东平湖、南阳湖间的运河沿岸占领狙击阵地，阻止三野南下及西进，以主力回师协同华中蒋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击灭之。如二 野企图通过微山湖向济宁、兖州增援，威胁蒋方攻击军侧背（判断此公算较大，但也可能向别的方向），攻击军应依据东平湖、南阳湖间之运河沿岸阻击二野并迅速击破三野之一部，再回师击破二野。如二、三野汇合东西夹攻徐州，攻击军右翼兵团以内线作战转运于徐州，加强徐州防务，右翼各兵团即协同华中蒋军击破二野后，再集中主力击破三野。

３．蒋方攻击军各兵团及各军间接连部应特别注意加强兵力，以免解放军乘隙钻入。左右各兵团应特别注意远距离搜索警戒及侧背掩护。

我的这一计划拟定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及其参谋长李树正原则上同意对解放军采取主动攻击，但他们认为我使用的兵力过多，使总部控制部队太少，怕徐州出意外，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最后刘峙勉强同意，并决定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调出冯治安的三绥靖区部队参加攻击。计划决定后，刘峙即令十三兵团的一部强迫接替冯治安部徐州的防务，立即引起冯部的怀疑和不满。

这个计划经过我亲自携往南京国防部及与北平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东北的反人民作战）往返磋商，经一周以后（大约是１０月７日）始决定，并得到华中白崇禧的同意；同时又在徐州召集兵团司令以上各将领会商后，准备１０月１５日开始行动。

１５日清早，我正上车出发到前方指挥时，忽然蒋介石从南京来，要我不要执行这一计划，在飞机场等他一同到东北去。于是这个作战计划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打乱了蒋军的阴谋而未实施。

徐州蒋军此后２１天（至１１月６日）一直停止于原来状态未动。

二、所谓"徐蚌会战计划"

１９４８年１０日下半月这一期间，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指挥东北蒋军作垂死的挣扎。这时，徐州附近蒋军已整补完毕，停止于柳河、商丘、徐州、海州、峄县、临城、贾汪及宿县间陇海路两侧地区。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即束手无策。

打乎？守乎？退乎？议论纷纷，毫无决策。而华中白崇禧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蒋军对三野的攻击（如前说未实施）向豫西发动一次"扫荡"，又完全扑空。

及１０月３０日，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已完蛋，沈阳已甚混乱，危在旦夕，即慌忙飞返南京，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方针蒋军以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击破解放军攻势，完成"戡乱建国"之目的，着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包括临淮关、怀远、风台间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二）任务及行动

１．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

２．各部队行动：（１）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２）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３）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 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４）柳河、商丘附近之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风台间地区转进。（５）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

３．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三）指导要领

１．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掩护主力安全撤退。

如遇小部队袭击，应迅速击破，继续向目的地转进。

２．如遇解放军大部队来犯，则以一部牵制其主力，迅速向目的地转进。

３．徐州、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如遇攻击，应利用既设工事，努力抵抗，争取时间，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如蒋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

以上计划，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定后，于１１月３日上午派其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见，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说：" 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蒋介石在用谁的时候，就是这样"客气"。我看了这一计划后，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即与许朗轩商榷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分路同时撤退，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各个击破的危险。许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说："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匪决战的计划，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名，受国民党所谓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预计在葫芦岛蒋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蒋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许朗轩于１１月３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我不了解，可以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案，据事后了解，蒋介石的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第二案，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解放军。研究结果，决定采纳第一案。

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也回忆不起来了。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 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

除１１月３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欠九十九军）向涡阳、蒙城集结，令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镇集结外，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摆于陇海路沿线未动。听说顾祝同曾于１１月４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以后冯的通电我未看到，刘的通电我看到过）。

到１１月６日，发现解放军已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先令第一百军星夜开海州，增加海州、连云港防务；后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的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

据说，黄百韬６日晚接到命令后，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这样大的兵团（五个军加上各直属部队）如何能够在敌前安全撤退，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及时捕捉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同时将运河大桥截断。黄的部队边打边退，损失惨重。同时，解放军于８日争取得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迅速由枣庄、贾汪南下，楔入徐州以东至碾庄间的曹八集附近，将十三兵团之一 部消灭，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惊魂未定，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至于该兵团之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

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最后则是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也是决定蒋军命运原因之一。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蒋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蒋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

三、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我从葫芦岛指挥蒋军撤退完毕，回到北平。９日正午，傅作义约我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８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非常混乱，马上问傅："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傅说："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样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 个"刑潮，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１１月３日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９日晚，我到了南京。为了想了解徐州全面情况，立刻到顾祝同家中。这时顾祝同正同徐州刘峙（或者是刘的参谋长李树正，我未十分弄清楚）通话，我听到顾说："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等明天午后官邸汇报决定后再通知你。"又说："光亭在这里，你同他讲话吗？"顾把电话交给我，等了一下，刘峙在电话中说："光亭！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我说："等见老头子后再说。"我又问："黄百韬的情况如何？"刘说："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敌人已到运河以东，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现在稳定一点……"（其实这一天晚上，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重重包围，而刘峙和顾祝同尚在梦中）。我把电话放下后，顾祝同对我谈了何、张"叛变"、徐州险被"共匪"乘虚而入，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 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很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未撤退回来，共匪就发动攻势了。"我看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顾一再委婉地劝我明天参加会报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我答"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

我在汽车上想：今天到南京，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南京大街小巷都在抢米、抢面，警察看着不敢过问。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形成未战而先溃乱丧师的局面。

我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希望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明天我睡到床上，由她出来说我腰腿疼的不能起床，不能去徐州。一到办事处，就问我的弟弟杜子丰："秀清（我老婆的名字）什么时候可以到？"

子丰说："三嫂说她不来。"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坐着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一言不发，就同我谈了一些东北蒋军完蛋后各方面的看法，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怕对蒋介石"不忠不孝"，只好还是一言不发。子丰又说："听说张长官（治中）来南京，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我说："好！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

１０日，张文白约我下午３点钟谈话，"总统府"武官处通知我４点钟参加官邸汇报。我上午见了何应钦，谈了东北蒋军复没完全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结果（详见我写的 "辽沈战役概述"）。何应钦慨叹不已，力劝我到徐州指挥，并支持我的一切作战主张。我觉得碍于何的私人情面，无法推卸，就请何拨我一辆新吉普车，供战场上指挥之用（其实是想在逃走时用，免得抛锚被俘）。何也马上应允，后来将他自己的包车给了我。

午后３时，我见了张治中，陈述了东北蒋军惨败的概略经过和徐州也搞得十分混乱的情况。我说蒋军不能再战。张也认为不应该再战。然后我问张："听说长官和邵先生主张和谈，不知谈得结果如何？"张大意说：邵先生同我对蒋谈过这个问题，分析了全国民意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认为到了和谈的时候了。谈了几个钟头，最后蒋说：'那么就是要我下野了。'我们见这种情形，似乎再无法谈下去了。我说："既不能战，又不欲和，怎么办呢？"张动气地说："他要的呀！"

我觉得我的希望又落空了。一看表，官邸汇报的时间已到了，就急急忙忙告别而走。

四、蒋介石改变决心，黄百韬被歼

１１月１０日午后４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汇报。我到时，郭汝瑰、侯腾等数人均已先后到会。大家知道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一部在策应李延年部撤退时，即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被围于碾庄圩，感到十分恐慌，异口同声地说："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４点钟过一点，顾祝同、蒋介石先后来到，正式汇报开始。

首先，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侯腾说："三 野主力已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渡过不老河插进曹八集、薛家湖附近截碾庄圩后路。二野主力（其实是一 部）及三野一部在徐州以西、黄口附近与邱兵团接触中。我军黄百韬兵团主力及四十四军已退过运河西岸碾庄圩附近被围，在抢过运河桥时受三野火力封锁阻击，伤亡甚重。李延年本人已到徐州取得联系。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尚未渡过运河。西路邱兵团与共军接触后，且战且退，正由黄口向徐州转进中。孙元良兵团昨日已到宿县附近。刘汝明绥靖军已到固镇以南，今日向蚌埠前进。判断：敌人将以有力之一部（实际是半数以上）牵制我军，主力（实际不到一半）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

侯腾接着说："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后方秩序也极混乱。昨今两日满街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粮店大部关门不敢营业……"侯的报告未完，蒋介石即怒气大发，手指着侯腾说："你造谣！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其实我一 到南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眼里露出一股杀气，我也不敢说了。

接着，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蒋军作战计划，大意说：（一）以目前情况判断，共军有包围攻击黄兵团的企图。我军空军炮火绝对优势，以内线作战原则，陆、空协同，步、炮、战车协同，先将运河西岸徐州以东之共军击灭，以解黄兵团之围。（二）以黄兵团死守碾庄圩，六十三军守窑湾镇待援。

（三）以李弥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备徐州。（四）以邱兵团、孙兵团（现已到达宿县附近，令即返回徐州）迅速东调，击破徐州、碾庄间之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听了郭汝瑰的报告后说："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又问："墨三有什么意见？"这时我见徐州搞得这样糟，蒋介石没有指责任何人不照他的命令，就料到有关蒋军生死存亡的"徐蚌会战计划"的决策是蒋本人改变的。我昨天到南京，他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到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到我的头上。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 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正在这时，蒋介石转身问我："光亭还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 下说："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蒋介石走了之后，顾祝同拉住我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叫刘经扶到蚌埠去指挥，好罢？"我说："指挥这样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

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

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又对顾说："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就是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顾了解我的意思，连称："可以，可以，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当晚我带了必要的幕僚人员邓锡?病⒎胧?如、张干樵等飞向徐州。说也奇怪，南京到徐州的飞机是经常飞的，可是这一次却迷失了方向，沿途找不到徐州。一直飞到黄河边，驾驶员才发现飞过了，急忙回头，一直弄到１２时前后还未找到徐州。驾驶员发出警报说："再过一小时找不到的话，油就完了。"正在紧急关头，左侧方发现灯光，飞机转身而去，就是徐州。降落后已经近１点多钟了。我当时这样想："真是天要灭蒋"，情况这样吃紧，飞机又误了几个钟头。

到徐州后，得知情况如下：蒋介石的命令头一天（１０日）晚上已到，但徐州"剿总"并未实施，理由是：（一）邱兵团被二野牵制，无法东调；（二）十六兵团１１日晚始可到达徐州市以南之三堡附近；（三）黄百韬兵团渡运河桥时损失甚重，碾庄粮弹两缺，攻既不可能，守亦成问题；（四）李弥兵团荣誉师之一部掩护第七兵团后退到曹八集，９日晚被解放军消灭，现解放军已在不老河以南曹八集、薛家湖一带占领阵地；（五）不老河北岸解放军有大部队集中，对徐州压力极大；（六）黄维之十二兵团现到达阜阳附近，因之无法抽调兵力解黄兵团之围。昨晚黄百韬电话尚通，今日（１１日）起电话不通，仅有无线电可联络。

这时徐州总部非常混乱，刘峙、李树正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一时无法作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看到"剿总"的一份"敌我态势图"，除徐州东南褚兰、八义集间尚无情况发现外，其他外围解放军已重重包围牵制，要抽调某一方的兵力解黄百韬之围，诚属不易；加以"剿总"的情报机构腐朽，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线部队长总是夸大他当面的敌情，而使高级指挥官无从正确判断。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蒋军这时恰恰相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蒋军之所以全军覆没，固然是由于它本身腐朽，指挥机构无能，可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蒋军丧尽民心。

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蒋军实行了严密封锁，蒋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蒋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蒋军从人民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蒋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刘峙及其参谋长每天骂黄维行动迟缓，按兵不进。

我考虑很久之后，觉得解放军总有主次之分，绝不会到处都是主力，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一）华东解放军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实际不到一半）先消灭黄百韬，以有力之一部打援（实际是一半以上兵力）；（二）徐州以西黄口亘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解放军，只有极少之一部，甚至是游击队，用以牵制蒋军，因之可以大胆抽调兵力，以解黄兵团之围。

我作了以上判断之后，刘峙、李树正很怀疑，仍然不敢抽调邱兵团。这时我与邱清泉通电话后，了解黄口附近之解放军主力有南移模样，但尚未证实。米文和师已失联络，情况不明。根据这一情况，一面令邱清泉迅速搜索清楚二野行动，一面判断二野主力可能南下阻止黄维兵团北进。

根据以上判断，我提出两个方案如下：

第一案：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一周至十天，以十三 兵团守备徐州，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十六 兵团会合十二兵团先击破二野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三野以解黄百韬之围。

理由：这一案蒋军可从现有态势迅速攻击，并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近十个军，计：邱兵团三个半军，黄维兵团四个军，孙元良兵团两个军），以击破二野六个纵队。但此案能否实施，关键在于黄百韬是否可以坚守一定时期。

第二案：以十六兵团守备徐州，以二兵团、十三兵团之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同时令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以七 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理由：这一案可以安定黄百韬部心理，稳扎稳打，徐州不受威胁。但如黄维兵团被二野牵制，不能及时到达徐州以东参加战斗，则感击破三野之兵力不足。

我的第一案提出后，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认为黄百韬决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险。而且这时对二野情况尚未完全明了，如果二野主力不在涡、蒙附近，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被歼，简直闹成笑话。我对二野情况也不明，万一扑空，黄百韬又被吃，蒋介石向我追究责任，别人骂我见危不救，难以逃避责任。心中虽认为第一案是战略决战的上策，也不敢坚持。

对于第二案，刘、李认为符合蒋介石的命令，但对邱兵团能否不受牵制东调，以及东调后解放军尾追到徐州如何对付，仍有极大顾虑，李树正不表示意见，刘峙犹疑不定，于是决定先召邱清泉来徐商讨。

１１日中午前后，邱清泉到徐州，这时侦察报告二野主力南下（其实原来即非主力），当面仅有两广纵队。同时邱清泉认为米文和向解放军投降（以后事实证明是被解放军包围消灭）。

到１１日午后，刘峙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十三兵团解黄百韬之围，但仍留了一个尾巴，令七十四军位于九里山附近为预备队，以防二野向徐州攻击。刘峙当日命令要旨如下：（一）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与邱清泉兵团在黄口附近激战后已向宿县、涡阳、蒙城间地区转移。三野主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兵团包围于碾庄圩附近，正激战中。

（二）军以击破三野主力解黄兵团围之目的，即以有力之一部守备徐州既设工事，以主力展开于苑山、张集间地区，以空、炮、战车掩护，迅速向碾庄圩攻击前进。

（三）着十六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备徐州机尝龙云山、九 里山一带既设阵地，并特别注意徐州以西萧县及西南符离集方面之搜索警戒。

（四）着第二兵团（欠七十四军附独立骑兵旅）、十三兵团归前进指挥部指挥，展开于苑山、张集间地区，迅速向碾庄圩攻击前进。

（五）着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九里山附近。

（六）陆、空、炮、战车协同计划由前进指挥部拟定。

（七）交通、通讯、补给计划（从略）。

刘峙和我共同下了决心之后，我令邱清泉兵团主力（第五军、七十军、十二军之一师）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将徐州防务交给第十六兵团，集结于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预定１２日集中完毕，１３日开始以空、步、炮、战车联合向解放军攻击，并请空军协同步兵侦察解放军的动态。

待全般情况明了后，再决定攻击部署。

这时我主张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以全力向其主力攻击，但苦于情况不明，无法决定。刘峙等深恐主力远离徐州，反为解放军所乘，坚决反对。待１２日午前１０时左右，空军侦察到渡过不老河之解放军有若干小部队陆续经曹八集南进，午后并发现有大部队通过曹八集、薛家湖等地南进，苑山附近之十三兵团始终对不老河北岸及曹八 集间之情况搞不清。及黄昏前后，得第二兵团骑兵旅报告："在徐州机场以东、白楼附近发现共军，正驱逐该敌掩护集中。"鉴于解放军的行动神速，阻援部队的兵力强大，战略战术部署的变幻莫测，几使蒋军寻求不到他们的弱点，同时又感到徐州会战全靠空运补给，现解放军已威胁到机场的安全，迫使我不能不放弃一翼包围解放军的战术，而实行正面攻坚。

当晚即决心把主力展开于刘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１３日开始攻击前进。其命令要旨如下：（一）三野主力在徐州以东渡过运河、不老河，现正与黄百韬兵团激战，其有力之一部已进至白楼、薛家湖、曹八集、周庄附近占领阵地，企图阻止我东进。徐州以西二野之主力已南移，九里山、萧县以西间仅有两广纵队及三野之一部进行牵制。

（二）军以击破三野之一部、进出碾庄圩附近解黄兵团围之目的，明（１３）日以空、炮、战车掩护下攻击前进。

（三）着第二兵团（欠第七十四军）展开到白楼、李庄至陇海铁路（不含）地区，明（１３）日拂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攻击前进。

（四）第十三兵团以一个师沿不老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主力展开于陇海铁路（含）以北、苑山以东、周庄间地区，明（１３）日拂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与战车团协同攻击前进。

（五）炮兵队在苑山以东附近放列，支援两兵团作战。

（步炮协同计划另订。）

（六）战车队配属十三兵团协同作战。（步战协同计划另订。）（七）陆空协同作战计划另订。

（八）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九里山附近。

（九）通讯补给计划（从略）。

战斗经过概要：

１２日晚，邱兵团在白楼、崔楼附近与解放军有局部战斗。

李兵团在苑山以北某村之一部被解放军袭击，一度混乱。

１３日两兵团因夜间均有战斗，到９时左右始完成攻击准备，９时后在空、步、战、炮协同下开始攻击。空军以轻重炸弹及燃烧弹更番投掷，山、野、重炮齐发，一时乌烟弥漫天空，村落尽成瓦砾。蒋军步兵协同向前猛冲，各兵团进展尚属顺利。忽然因解放军以远射程炮弹射击机场，打到机场东北跑道附近，空军起飞受到威胁，一时陆空联络中断，地面部队亦受意外损失。经侦察后，发现解放军炮兵是由不老河北岸打来。这时从安阳空运三十九师司元恺师已到徐州以北龙庄附近集结完毕，即令该师协同十三兵团之一部向不老河北岸攻击，将解放军炮兵压迫撤退。空军继续起飞，掩护陆军继续攻击前进。每一村落据点的解放军都以无比英勇的斗志，狙击蒋军，虽然火力较蒋军为弱，但是节省弹药发射准确，对蒋军每一村落家屋都给以严重打击。甚至有的村落已被蒋军空军炮火摧毁，而解放军战士仍各自为战，勇猛狙击蒋军。蒋军打进去，被解放军赶出来；再打进去，再被赶出来；打得蒋军垂头丧气，谈虎色变。各级指挥官重重督战，迫使部队强攻。每一村落据点，蒋军皆付无数的炸弹炮弹、重大的伤亡，经过反复争夺，始能占领。我在苑山指挥所亲眼看到这种战斗过程，感到解放军的战术技术及战斗意志远远优于蒋军。同时错认解放军的火力微弱，又无空军、炮兵、战车，认为打过两三天后，解放军伤亡过重，必然全线崩溃。晚上统计当日进度，蒋军各部队进展少的三四公里，多的六七 公里。以蒋军攻击位置开始到碾庄圩不到４０公里的距离，估计一周以内可能打到碾庄圩附近，解黄百韬之围。我感到十 分乐观，晚上即向刘峙汇报，刘也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１４日，发现解放军的打援部队越打越强大，而且抓住蒋军不能夜战的弱点，集中力量在夜间反击蒋军。如邱兵团右翼张集附近之七十军，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阵地一度被突破，经过激烈的争夺战，至拂晓前后阵地始稳定。当日空军照预定计划轰炸后，步兵疲劳不堪，未能照预定计划实施攻击。于是空军指责邱兵团按兵不动；等邱清泉准备好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又负气未出动轰炸，邱又指责空军不支援，使步兵受意外损失。双方互相指责，以至叫骂而闹得互不协同。这一天蒋军内部陆空军闹得一塌糊涂，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铁路以北之十三兵团第八军虽然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经过激烈的争夺战，也只攻占两三个村庄，左翼第九军也毫无进展。

晚间我感到战斗发展已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不是那么乐观。这一天刘峙也亲到苑山指挥视察，看到陆空不协同的情况，感到丧气。于是就同邱清泉商议，将七十四军星夜调至潘塘镇附近集结，从右翼向解放军的左翼实行迂回包围，以打开正面攻不动的僵局。计划定后，七十四军即开始调动。

这一天，空军亦将陆空矛盾互不协同情况向蒋介石反映，据说空军曾向蒋报告邱清泉保持实力按兵不动，蒋一面电斥邱，一面派顾祝同、郭汝瑰等于１５日到徐州督战。顾祝同一 见我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实际有七八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严令我督促两兵团攻击前进。

我对顾分析了几日来的战况及邱清泉和空军的矛盾之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划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陆续增加（究竟多少，我也未搞清）。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这时刘峙建议："放弃徐州，以全力解黄百韬之围。"顾、郭似乎也有这种意见，但未说出，只是急着要我大胆抽调兵力，解黄百韬之围。但是如何抽调兵力，既可以保徐州之安全，又可以解黄百韬之围，都拿不出具体办法。于是我提上、中、下三策请顾决定："我认为这一战役的胜败关键在于黄百韬坚守的程度如何，如黄能像潘裕昆守德惠、陈明仁守四平街那样地坚守，以这几日的攻击进度看，是可以解围的，这是上策。如黄百韬坚守不住，徐州尚能保全，这是中策。如放弃徐州，丧失补给基地--机场，又不能一举击溃共军以解黄百韬之围，势必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成了下策。"我这样一说，顾、郭都瞠目无措，只怪邱、李攻击不力，实际上是怪我指挥不力，但未正面说出。他们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蒋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我只是鉴于东北蒋军在运动战中全军覆没，徐州会战一开始，即发现解放军声势浩大，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战术打击黄兵团，并将其包围于碾庄圩，又能大胆深入渗透于碾庄、徐州之间，不顾蒋军绝对优势的空军炮兵的轰击和坦克的冲击，以极其英勇的姿态，反复争夺，狙击蒋军。当时我绝不敢轻举妄动，怕被解放军消灭掉。

但是，我这时对于尽量抽调兵力解黄百韬之围的信心并未完全丧失。如前所说，１４日晚已决定将七十四军增加于右翼，向解放军包围、迂回攻击，这时拟待九里山之七十二军将当面情况弄清楚后，继续抽调，增加攻击。可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企图如上，顾表示赞成，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当晚顾返京向蒋介石复命。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１９４８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我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 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所以这次我才对顾单独讲我的计划。

１６日，邱兵团之七十四军开始由潘塘镇经双沟向土山镇方面之解放军侧背迂回攻击，不料七十四军一开始行动，即在张楼、陈庄附近与北进之解放军（据说有三个纵队）发生遭遇，在空、炮掩护下激战终日，不但毫无进展，在黄昏后，七十四军之第一线部队反被解放军击溃。邱清泉接连在电话中告急，说七十四军垮了，要求调七十二军增援。这时七十 二军仍被解放军牵制，无法抽调。后令邱清泉以仅有之预备队一部及坦克重炮支援，始将阵地稳定。当晚解放军对七十 四军及守机场之十二军于一凡师彻夜猛攻，激战至拂晓，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１７日，黄兵团外围据点已大部被解放军消灭，碾庄情势更加危急。我令邱、李两兵团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继续攻击前进。约９时前后，先后得空军报告，发现张楼、房村有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同时得地面各部报告，说当面的解放军皆向东溃退。又从俘虏及居民中得悉，解放军粮弹缺乏，战士每日仅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吃。当时根据各方面报告，我错误地认为解放军已被蒋军击溃，且全线崩溃，因即下令全线追击。

当日午间，两兵团先后到达黄家楼、大许家、顺河集、房村附近，发现解放军仍有纵深的既设狙击阵地，顽强地打击蒋军，我仍主观地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少数掩护阵地，仍令各兵团发起攻击，日以继夜地向解放军攻击。及１８日发现解放军抗击蒋军更加顽强，阵地屹然未动，再令各兵团继续攻击，并以大许家为重点，集中空、炮、战车实行中央突破。激战一日，大许家未攻下，全线进展亦甚少，有若干村庄白天蒋军攻陷，夜间又被解放军夺回。这时各兵团均伤亡过半，士气更加低落。而黄百韬在碾庄圩外围之各部队四十四军及一 ○○军主力已被歼，一○○军军长周志道负伤化装逃回，仅有二十五军及六十四军守碾庄、大院上等几个村庄，情势更加危急。

１９日，九里山附近解放军之游击队因被七十二军攻击自动撤退，九里山防务已令十六兵团之四十一军接替，七十二 军遂开始东调。这一天，蒋军全线攻击无进展，到晚间得悉碾庄阵地已被解放军突进，黄百韬率少数直属部队逃到大院上。刘峙同我得到这一恶耗，垂头丧气，恐慌不安，急找七 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及战车团长赵志华在"剿总"商讨迅速突破解放军、救黄百韬的办法。余吹牛说，他"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解黄百韬之围"，赵吹牛说，他可以"亲率战车誓解黄百韬之围，如果步兵跟不上，战车可以单独打到碾庄"。刘峙鼓励说："全靠你们两位健将解黄百韬之围。"

２０日，蒋军全线攻击无进展，炸弹、炮弹极感缺乏，战车炮弹全无。七十二军在空、炮、战车配合下牺牲极大，只攻下大许家。余锦源即叫苦连天，说不能再攻了。

２１日，我仍强令各军继续攻击，解放军利用既设工事狙击蒋军，发挥了高度的狙击战艺术，使蒋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黄昏后解放军对大院上黄百韬之残部发起总攻，激战至２２日晨４时左右，大院上及附近村落蒋军残部皆被歼灭。据战后化装逃回之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当时黄百韬、陈士章、刘镇湘等见情势危急，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来盘问我，我说：'我是火夫，死了的是火夫头，是我的哥哥。'解放军再未追究，我将黄掩埋后，钻空子跑出来。"杨又说："陈士章不知下落，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敌人冲锋死了。"当时我听杨说得似乎非常真实生动，我对黄百韬、刘镇湘为蒋介石尽忠，感到十分敬佩。可是１９５６年刘镇湘从济南调来，同我一齐学习改造，说明杨廷宴当时的"真实生动"的报告也不是真实的了。

最可笑的是，当１７日解放军有计划地改变狙击阵地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蒋军时，前方判断错误，刘峙乘机大事宣传徐州"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并向各方发出通电。到２２日黄百韬部被完全消灭后，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携带了大批勋章、奖章及白银等慰劳品。他们到徐州后还到第二兵团参观了战俘武器及战迹。有一位记者以怀疑的口气问我："这样的大捷，黄百韬到哪里去了？"我说："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蒋介石集团上上下下就是这样可笑地自欺欺人，欺骗蒋管区的人民，以掩饰其反人民战争的失败。

《粟裕谈淮海战役》楚青整理

《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有《粟裕谈淮海战役》一文，如下：

编者按：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最大的一个战役。粟裕同志是淮海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生前没有系统地谈过淮海战役，只是即席回答过有关同志的一些提问。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将这些谈话整理成文，现在本刊和《军史资料》杂志上同时发刊载。

一、当有人请粟裕谈淮海战役时，粟裕说：

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淮海战役这个大题目要请小平同志来讲。

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我的理解，是指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还乘敌之隙，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必须从战局变化中，从发展阶段中，来研究淮海战役，这是应该注意的。

二、有人请粟裕谈谈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时的考虑，粟裕说：

谈这个问题要从豫东战役说起。在豫东战役之前，1947年第四季度，我三支大军已经在中原成品字形，完成了战略展开。但蒋介石在中原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敌人利用优越的运输条件，又常临机变动建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我兵力分散时则集中进犯，我兵力集中时则后缩，敌我兵力想当时则与我纠缠。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

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我反复考虑了我军的作战方针，认为面对敌人的新情况，我军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我军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就很难寻找。当时三支大军各自对付当面敌人均显不足。从华野外线兵团的兵力来看，彻底歼灭敌人一路的力量是够的，但必须邻区协助打援或箝制。

我估计，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为此，我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针，以集中更大兵力，寻歼敌人重兵集团，兼顾开辟新区工作。1948年4月 18日我向中央建议华野1、4、6纵暂不渡江，会同3、8、10等纵队，并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集中于黄淮海地区打大歼灭战，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出发的。

豫东战役歼敌九万多人，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

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

为此，在济南战役前，我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月23日我们在上报军委的一个电报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

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我们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所以，我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1948年9月24日早晨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1948年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所以说，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我是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的。

三、有人请粟裕谈谈在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过程中个人的考虑，粟裕说：

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是中央军委审时度势，不失时机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9 月24日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是：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即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中央军委在9月25日复电中指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先打黄百韬，加重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预计第一仗打黄百韬是个大仗、硬仗。

但是，这时的淮海战役计划，还只是由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来进行的。中央军委在10月11指示中提到：孙元良三个师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这个指示，估计淮海战役结束“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

这时，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在豫西作战，把敌人引向桐柏山区；陈毅、邓小平同志率中野主力于10月22日晚攻克郑州，24日收复开封。25日陈毅、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而是集结于永城、毫州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都更方便。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于30日指示陈、邓进至肖县地区，对徐宿(县)、徐砀(山)两线相机行动，这样，中野、华野便将在战役上协同作战了。

我于10月31日电报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复示：“整个战役受陈邓统一指挥。”这就从组织领导上明确了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这是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一个多月东北野战军歼敌45万人，全国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已在全国范围内，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了。

这时，当面敌情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1月7日我们得知敌44军已在6日撤离海州，向黄百韬兵团靠拢，我军立即进占海州、连云港。原定攻打海州已不需进行。当时东北之敌只剩下锦西葫芦岛一处。中央军委几次通知我们这处敌人的动向。海州、连云港被我攻占后，如蒋介石将该处敌人经海路南调徐州战场，也只能绕道上海、浦口，再转运到蚌埠，将失去及时支援的时机。

同时，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即将率部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一旦起义成功，华野可以通过其防区迅速切断黄百韬的退路，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更有把握。此外，我们又得到敌人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

有了上述这些条件和情况，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们对战役发起后及下一步作战形势作了估计，我和陈士榘、张震于11月7日午时联名发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徐敌退路，使邱、李不能南撤；华野主力于歼灭黄百韬后，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继歼黄维兵团，或歼灭孙元良兵团，或夺取徐州。当时我们认为，不论如何 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11月7日夜，陈士榘已赴前指，我进一步就争取在长江以北与敌人决战的问题与张震同志商谈。我们多方分析后于11月8日辰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在这份电报中，我们估计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两种方针：

第一、以现在江北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州、蚌埠、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接着我们分析了蒋介石若采取这两种方针对我之利弊。认为蒋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在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当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并且在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比江北差，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我们建议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即以主力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

我们的建议电报发出后，先收到中央军委11月7日晚的指示：第一仗如能歼敌21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局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但是，如果徐州的敌人南撤，我们怎么办？这个电报还未明确。接着收到了军委8日电示：“虞(7 日)午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随即又收到军委9日复示：“齐(8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个电报虽短，真是字字千钧。中央已定下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将淮海战役变成南线决战。

后来，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由豫西进入淮海战场。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组成总前委，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

四、有人请粟裕谈谈歼灭黄百韬的作战，粟裕说：

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是一个大仗、硬仗，是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打黄百韬有许多值得谈的问题，我只讲讲几个特点。

第一、黄百韬兵团辖四个军，后来敌44军从海州西撤也归他指挥。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力虽不算一等强，但也不弱，在敌徐州集团中算中等偏上的。在作战中一定数量的增减有时反映了一定质量的变化。这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就要歼灭敌人五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这一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这是打黄百韬兵团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解放战争，我们打了一系列的运动战。随着战争规模的发展，在大兵团作战中，当我们以野战方式对敌人达成包围后，由于敌人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加之敌人积20年作战经验，构筑工事的效率和守备技术已有大的提高，在被包围后，迅速构筑工事顽强抵抗，作战方式就转换为阵地战了。例如孟良崮战役就是先为运动战，后为阵地战。打黄百韬，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显著。孟良崮敌人是以山岩巨石为依托，居高临下，进行固守和反冲击，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碾庄一带的地形、工事情况与孟良崮不同。碾庄周围共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二三尺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周围为洼地、水塘，地形开阔。该地有原敌李弥兵团构筑的完整的防御阵地。黄百韬退守到这里后，利用这里的地形和原有阵地，构筑堑壕、交通壕，形成环形阵地，每个村庄都可以独立防守，村与村之间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起初，我们力争在运动中急袭歼灭之，强调动作勇猛迅速，但也考虑到用野战急袭难以达到全歼的目的。所以我们在11月9日致各兵团的电报中就指出，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应完成包围，绵密组织火力，应将对运动之敌与驻止之敌的打法严格分开。但是，我们是从迅猛的追击状态转换为攻坚，许多攻坚准备难于在运动中完成。这一点又不同于打济南。打济南我们是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攻坚的。所以，完成对黄百韬的包围后，开始三天进展不快。我们即于11月14日晚召开担任主攻的六个纵队首长会议，调整部署，明确作战方式应由野战攻击转为近迫作业。要求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占村庄附近，距敌前沿阵地50米至30米处。要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及所占村庄。在逐点争夺中，要集中炮火。在选择攻击村落时，要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方法。同时增调炮弹、炸药，加强攻击力量。在战役指挥上重视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是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从11月14日对黄百韬转入阵地攻坚战到22日将其全部歼灭，历时八天。在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中野担负箝制、阻击，11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以一部阻击由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另一部阻击黄维兵团。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使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了全歼黄百韬兵团和切断徐蚌线，孤立徐州的任务，为同敌人决战于长江以北，夺取全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里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两个野战军共同作战，是打不成淮海战役这样大仗的。在研究淮海战役和大兵团作战时，必须把主攻战场和箝制、阻击战场结合起来看，必须把战役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看。

五、有人请粟裕谈谈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粟裕说：

中央军委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曾作过多次设想和调整。

我们于11月8日依据全国及当面形势建议淮海战役下一阶段不攻两淮(海州之敌已撤退)，而以主力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

11 月11日中央军委设想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邱、李，夺取徐州。鉴于情况多变，中央军委又于11月15日指出：下一步作战方针，需待黄百韬兵团被歼后，依据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最后决定，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在歼灭黄百韬后再打邱、李。我们根据军委的指示，部署在邱清泉、李弥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下，首先分割包围歼其一部，然后再看形势。但是邱、李兵团惧我围歼，虽我军主动撤出部分阵地，东援仍不积极。这一情况我们在11月15日到18日的电报中作了反映。在碾庄即将被我攻克时，邱、李进一步调整部署，重点收缩至大许家以西加筑工事，原设想的邱、李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

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于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后认为，华东野战军打黄百兵团已想当疲劳，完成歼灭黄百韬任务后，如不休整，接着又歼邱、李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同时中野以现有兵力阻击黄维及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困难较大。建议第二阶段华野以主力一部箝制徐州之敌，争取休整，以主力另一部协同中野歼击黄维兵团并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任务。

我们在收到刘陈邓首长的电报后，立即于11月20日发电报告刘陈邓及军委：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华野可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建议对华野部署进行调整，以原负责歼灭邱李的华野北线部队，大弧形包围徐州，继续监视箝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如果徐州、蚌埠、蒙城的敌人，以宿县为中点对进，打通南北联系，我们负责阻击，以全力保证歼灭黄维的胜利。并且决定当晚派两个纵队南下。

这时我们收到中央军委11月19日19时的电示：刘陈邓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华野必须将邱李之作战，在目前短时期内只限制于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21日5时军委再次电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23日辰时刘陈邓首长也发来电报指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对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再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按照这时的设想，战役第二阶段，除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外，围歼的对象同时有两个，一是黄维兵团，一是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

情况仍在变化。11月23日刘陈邓首长来电指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要我们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击黄维的作战。11月24日15时中央军委电示：“完全同意先打黄维。”这样，第二阶段歼击对象为黄维最后定下来了。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也就变换为箝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同时以必要兵力直接参加打黄维。后来杜聿明突围，箝制、阻击杜聿明的任务发展为追击、合围。

在第二阶段中，徐州敌人的动向一直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当时我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依据我们打黄百韬的体会，估计黄维被合围后，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因此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作足够的估计。我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箝制、阻击作战的出发点。我分析杜集团下一步的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一是突围。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因为如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击该敌时的难度。问题是如果敌人突围，我们必须把敌人围死在一定的地域，以求全歼。我们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对付敌人突围。

对于杜聿明突围的方向，分析有三个可能，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大变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正在这时，我们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息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我左右为难。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报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我再三分析，认为敌人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将北线七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的东西两侧，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西南，如杜聿明三个兵团向两淮突围，要经过水网地区，速度不会快，我们也可以赶得上。

但是，我在指挥上的难处还不仅在于此，还有南线一头。南线的敌人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黄维兵团被合围后，有个估计三天可以全歼。中央军委于11月27 日电示我们，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能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这使我极度紧张。我担心我们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未能迅速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不仅不能再增调兵力打黄维，而且只靠北线七个纵队，也难于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的任务，杜聿明集团可能跑掉(当然完全跑掉也不可能)。如果杜、黄会合，战场形势将起重大变化。当时我日夜守候，注视着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

军委28日还发来电报。要我们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考虑以2、6、7、11、13等五个纵队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合围并相机夺取蚌埠，但29日军委取消了这个决定。

李延年这个人动作不积极，我们一动，他就向后缩，我们没有打上。幸好没有打上，当杜聿明突围时我们才得以从南线又抽出三个纵队，和北线的七个纵队，以及刚南下的渤海纵队，共十一个纵队，一起参加兜围。

杜聿明于12月1日率30万人全部撤离徐州。我们以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截相结合，尽全力追击。实际上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是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12月4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杜聿明被我们“夹”住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密切注视着形势。这时有消息称：敌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向蚌埠前进。蒋纬国也到蚌埠指挥北犯；杜聿明曾建议从西安、台湾及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一个兵团，与李延年、刘汝明、宋希濂合股北援。我们分析：歼灭杜聿明的作战估计还需半月至二十天，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尤其南线阻击李、刘兵力不足；不论杜聿明的建议是否能实现，即使宋希濂兵团赶到，我南线阻击部队必更吃紧，万一出乱子，势必影响对黄维的作战。为此，我们立即于 12月10日晨发电刘陈邓并报军委、华东局，报告了上述情况和分析，建议再由华野抽出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杜、邱、李暂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宋，我们再集中力量解决杜、邱、李集团。当即得到总前委电话复示同意，又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集中足够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后来刘帅把这形容为“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12月15日黄维被全歼。华野也已全歼了孙元良兵团，并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了三分之一。

华野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变换，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减轻。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我在第二阶段特别紧张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第二阶段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全战役的关键。我必须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这一阶段，以争取全战役的转折早日实现。淮海战役的转折是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被阻住，我军已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因为，在此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以后，我们已有把握夺取全战役的胜利了。

其次，在大兵团作战中，箝制、阻击方向集中想当大的兵力；有时大于主攻战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是这样。箝制、阻击战场不仅直接保障主攻战场，而且关系到战役下一阶段的发展，稍有失误，便会给全局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我箝制、阻击敌人一个剿总指挥部、五个兵团，兵力约40 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第三，我们要在几个方向作战，加之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敌人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箝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难度。

在第二阶段，华野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作战行动很紧张。华野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野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7、13、鲁纵及特纵主力共五个纵队；另以五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保障中野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十一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了。我各纵都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六、当有人问到战役第三阶段情况时，粟裕说：

战役到了第三阶段，形势就完全明朗了。我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问题是从全局来看，什么时候发动总攻为有利。中央一度要我们围而不攻，目的是为了稳住傅作义，不使其海运南撤。再就是对饥寒交困中被围之敌，进行瓦解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总攻的胜利。这对我军保存更多的骨干，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战中发挥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杜聿明被围后，开始突击了三天，我们顽强阻击，紧缩包围。大约到了第四天，他就软下来，第五天就更软了，第六、第七天就没有劲了。坦克也用尽汽油了。他们同我们对峙起来。我们把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敌人靠空投汽油，空投馒头、大饼、大米。可是敌人的战场越来越缩小，开始大部分物资空投在敌人范围内，以后是一部分物资空投到敌人那里，最后只是一小部分投到敌人那里，大部分投到我们阵地范围来了。敌人饥寒交迫，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抢空投物资，竟致互相残杀。

我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利。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我们有完善的后勤保障。后方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使战争支持了两个月。我曾经说过，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淮海战役时，我们不仅自己有吃的，还可送给敌人去吃。敌人被包围了，我们每天晚上送大米饭、馍馍，送到阵地前面，第二天早上喊话。开始敌人不敢来吃，怕我们打枪，后来见我们并不打枪，就来了。每天早晨来抢饭吃，越来越多了。就这样被我们从政治上瓦解了不少。我军包围敌人一个多月，毙伤、瓦解了敌人十来万人。

最后，我们对杜聿明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到了1月6号那天总攻击的时候，他还有十多万人， 我们只用了四天就全部解决了。

解放战争以来，敌人突围没有一次突好过。每次突围都是失败。一突，士气就突掉了。这次杜聿明也不例外，三十万人突围也是失败了。

七、粟裕还顺便谈到敌方的指挥，他说：

敌人犯错误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客观因素。战役开始前，敌人对我军的战略意图并无所知，对我军主力的攻击矛头指向何方，模糊一片，曾一度想撤离徐州。战役开始后，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同他们决战，仍然以旧眼光看我们，以为打一仗就会停一停。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同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打算的。战役开始后，敌人着着被动，部署错乱，终至完全失败。

从敌人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下了他的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这次淮海战役，他又很小气。开始舍不得丢44军，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44军，结果，黄百韬陷入重围。黄百韬陷入重围以后，他又舍不得丢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结果，黄百韬没有得救，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让杜聿明来救黄维。结果黄维没有得救，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第5军邱清泉，一直是华野寻歼的对象。5军战斗力比74师稍差，与18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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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按上面的说法，粟裕认为74师最强，5军与18军战力差不多。

但是，粟裕所作《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一文中却有如下句子：

此次，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十八军比五军强，不弱于七十四师，而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不容许有骄傲现象。在以后配合作战中，大家要愿意多吃一点亏，愿意受人家指挥。

第十九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

　　山东临沂地区的同志．约我写一篇解放战争时期在他们那个地区作战的回忆录。在回顾中，我不禁想起，山东人民群众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那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那些军民相依，鱼本情谊的动人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激荡胸怀。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山东人民一直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盛激。

　　人民是父母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侵吞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华东地区，南连京沪，北近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于同年七月中旬至八月底，在华东解放区前沿的江苏泰兴，如皋、海安、邵伯地区，胜利地进行了苏中战役，歼敌五万余人。之后，与山东野战军在苏北会师，组成了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北撤山东。

　　华东野战军北撤山东，是为了进一步集中优势兵力，在解放区内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地机动作战．以更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时，不少同志对这一发展的重大意义，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而且，原华中野战军的指战员多数是苏中子弟兵，要他们在刚刚打了胜仗之后，就撤离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土地，使养育自己的人民群众遭受国民党军队带来的可以想象的灾难，思想上的弯一时也不容易完生转过来。加之由苏中到山东，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使许多同志思想情绪上有所动荡。所以，解决普通存在着的这些问题，是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当时，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山东的党，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原华中部队进入山东后驻扎的临沂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给部队以热烈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照顾，那种深情厚谊、鱼水之情，使全体指战员感到无比的温暖。临沂地区的人民，宁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以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用小麦、玉米、小米、高梁做的煎饼送给部队。宿营时，有的群众把刚结婚的新房也腾给我们住，妇救会、“识字班”的妇女到各班去问寒问暖．抢着缝衣服、鞋袜；许多老大娘把自己赖以换取油盐的鸡蛋拿出来，甚至杀了老母鸡，送给部队的伤病员。山东人民在战争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车轮滚滚，担架如林，前送粮弹，后运伤员，放哨带路，看押俘虏……他们是那样地坚强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人民子弟兵。但是．对蒋介石他们又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要求部队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保卫解放区，扩大解敢区，解放还在苦难火海中的人民。他们这种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炽烈的革命感情，使原华中野战军的同志受到了生动而实际的教育。对部队的思想转弯，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人民对了弟兵的热爱，关怀，始终是鼓舞部队前进的巨大力量。

　　一切为了前线

　　一九四七年一月，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鲁南会议，照中央的指示，华东野战军进行了统―整编。这时，山东已成为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华东战区一系列重大战役大都是在山东境内进行的。当时，全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各解放区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战争的一切需要。除了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人外，其它一切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当时华东野战军，连同地方党政机关共约三十多万人。山东人民不仅要担负这三十多万人衣食住用的物资供应，还要担负起战争的巨大消耗。而那时的山东解放区只有十二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二千六百多万人口，大部分城镇和铁路交通线又被敌人占领，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军破坏的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广大农民少吃缺穿，生活极为贫困。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英雄的山东人民始终以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勇敢地承担起了支援连续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的重担。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山东的党和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方针，积极发展战时经济，把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科学地调动和组织起来，既照顾到军队的需要，又注意到人民负担的可能性，实行“耕战互助”、“以战养战”，把土改、生产，支前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较好地解决了解放区经济的主要支柱――粮食问题，为支援战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山东的党、政府和人民，在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夕，就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是一场解决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伟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农民上百年来的愿望，几百万亩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第一次在自己分到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努力生产。虽然还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但是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生产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土改的胜利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前线战争的胜利，又保卫了土改的胜利果实。翻身农民是战争重担的主要承担者。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使千百万翻身农民，从切身利害中更深刻地体验到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胜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对战争的支援看作是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一切为了前线，

　　―切为了战争胜利”．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响亮口号。尽管是在遭受敌人摧残，自然灾害严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山东广大翻身农民却自觉自愿地为革命节衣缩食、茹苦含辛，甚至不惜破产毁家，承担着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全心全意地爱护军队，支援前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神圣的人民解放战争。

　　不竭之源

　　华东野战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连续打了宿北、鲁南、莱芜、盂良崮等战役，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战争进入到第二年，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妄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部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华东战场上的战争越打越大，而且打的大都是硬仗、恶仗，我军有了较大的伤亡、减员。因此，补充兵员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保证华东野战军有充足的兵员，山东解放区的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土改、复查、反霸斗争的基础上、结合蒋介石疯狂进攻解放区残酷杀害人民的现实，深入开展反蒋诉苦、庆祝翻身和土地还家等活动，号召人民群众“到前线去，到主力去”。千百万翻身农民把参军当作一项最光荣的任务，争先恐后、积极报名，涌现出许许多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动人事例。他们说；“穷人挨冻受饿，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有家农民两个儿子争着参军，互不相让．只得开家庭会解决。他们在参军大会上说：“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没有解放军上哪捞胜利，咱不参军谁参军”。有个农民，战争开始时，送大儿子参了军、后来又送来了二儿子，为打败蒋介石，他还要把三儿子送来。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体参军，编为―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时只有四十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仅一九四七年一年间，就有二十九万五千余名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光荣入伍。在战争中，我军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作为人民军队的主体和骨干，对把解放战士教育改造成为人民而战的革命军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象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呢？

　　英雄的山东民兵

　　在解放战争中，山东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发扬了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谱写了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巨大威力的新篇章。一九四六年底，我军进行鲁南战役前夕，鲁南第三军分区地方武装在郯城县码头、新村一线，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了北上主力侧翼安全，维护了华中至山东的交通线。一支支民兵爆炸队，深入到兰陵、邳县，峄县、台儿庄等边沿区，在敌人经常出没的河边、路旁，直至据点周围，大摆地雷阵，袭扰、杀伤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鲁中沂南县高、金飞行爆炸队，从博山调至鲁南后，转战于锄头林、兰陵、洪山等地，四次用地雷阻击了二十六倍于自己的敌人，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广大民兵、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取得了鲁南战役的巨大胜利，歼敌五万二千余人。

　　鲁南战役后，蒋介石判断我华东野战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伤亡重大，不堪再战”，临沂又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固守。遂集结了十一个整编师（军）于第一线，企图在鲁南与我决战。我华东野战军根据敌我情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果断改变诱歼南线之敌的方案，出敌不意，挥戈北上，先打莱芜的李仙洲。此时，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大造欲攻兖州的声势．并在运河上架桥，在黄河岸边筹集渡，制造西渡黄河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的假象，迷惑欺骗敌人．使其判断错误，保证了我主力部队隐蔽开进。战役打响后，山东的党和政府组织了一百二十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节节阻击，日夜袭敌，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胶济线两侧的广大民兵和地方武装，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一百余公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十万余民兵，连续七夜大破袭，敌人白天修，他们夜间扒，完全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前进不得，后退无路，联络中断，咫尺不能相援，成了瓮中之鳖，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为保证战役胜利赢得了时间。

　　民兵，虽然不能象野战军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但是，他们却是野战军的得力助手。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就使野战军如虎添翼，耍打就打，要走就走，在运动中选定有利战机和战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孟良崮战役后，敌人经过四十天的休整，再次调集了十一个整编师，问鲁中山区进攻。为配合主力转入外线作战，鲁中军区监护营―连，在蒙阴县方圆只有―千多平方米的岱崮山顶上，凭借着险要的地形，依靠人民的支援和民兵的积极配合．坚持了四十一个昼夜。他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忍受着疾病和伤口溃烂的折磨，以惊人的革命毅力，主动派小股部队下崮打击敌人，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和车辆，烧毁了敌人的粮食和被服，搞掉了敌人的一个师供绐所，有力地牵制了敌人。这个连队，战后被鲁中军区授予“岱崮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一九四七年秋，华东野战军大部主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胶东解放区的进攻。胶东有二百多个民兵爆炸营、队，配合坚持内线作战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开展阵前爆炸，同主力部队一起，迫使敌人付出惨重代价，费了近个月的时间，才爬行似地到达烟台，占领了几座空城。当时，整个鲁南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的都是地方武装和广人民兵。他们有时分散作战，有时集中作战，担负着围困、打击敌人孤立据点．歼灭匪特、土顽、还乡团，保卫生产和巩固后方的重大任务。英雄的鲁南赵博县民兵和地方武装，在我军主力撤出后，坚持斗争十个月，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扫荡”，与敌作战千余次。消灭瓦解残匪、土顽四千五百余人。一九四七年底便收复了失陷的全部地区。沂南县委组织几十个村的民兵进行联防作战，在沂河一线五十公里长的边沿区，开展“万雷区”活动，阻止了土顽及还乡团的进犯，保证了秋收秋种顺利进行。鲁中区民兵和地方武装，全力以赴地围剿残匪，七天之内收复了临朐、蒙阴、沂源、莱芜之间纵横一百五十余公里的敌伪统治区．打通了蒙山区和沂山区的联系。我主力部队回来后，如同走进了温暖的家门。为部队休整，准备再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他们还担负了警卫桥梁、看守公路、电线、仓库、以及站岗、放哨，守护战利品、押送俘虏，打扫战场、捕捉逃敌等繁重的战勤任务。―九四八年秋，我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牟中珩、伪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人，化装潜逃。但是，不久我们就接到报告，这三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要员，虽然侥幸逃出济南，还是分别在寿光县、胶县和滕县被勇敢机智的民兵捉住了。人民战争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一条真理。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山东民兵和地方武装直接歼敌灭匪即达六十九万余人。在野战军获取的巨大战绩中，也都包含着山东以及华东解放区其他地区的民兵、武装力量和全体人民群众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我国革命战争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大兵团作战。战场范围广，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机动性强。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雄厚的后勤支援力量。当时华东野战军本身的后勤力量有限．衣食住用及计多战勤工作几乎全靠人民群众来承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四亿二千五百多万公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闭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鲁南战役后，我军原拟在南线继续歼敌，庞大数量的支前物资都已运往南线。由于敌情变化，我军为抓住有利战机，大量歼敌，决定改变作战部署，主力部队突然迅速北上围歼李仙洲。当时，我们最为担心的是粮草、弹药等能否及时转移。在这个长达一百七十余公里的战场上，几乎全靠人挑，畜驮、独轮小车装，要把数以亿万公斤计算的弹药物资运往前线，困难是很大的。但是，英雄的山东支前群众，毅然掉转方向，随军北上，以顽强的意志，高度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行动，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昼夜不停，将急需的粮弹和各种物资，及时转运到北线，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莱芜战役的胜利。一九四七年秋天，为解决我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华东野战军领导同志要后勤部门，在十月前务使前方战士都穿上棉衣。但原在滨海地区做好的棉衣，无法运到，后勤部门的同志带着这一紧急任务，来到惠民地区。那里的地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听说要为子弟兵赶做棉衣，全力以赴组织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有的群众甚至把自己棉衣、棉被中的棉花取出来，絮在指战员的棉军装里边。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

　　山东人民对战争的伟大支援，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参战兵力约六十万人。作战地域，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等每日需粮食数百万公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设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那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鲁中有个区，预征一百万公斤粮食，群众却提前两天征粮六百―十五万公斤，超出原计划六倍。解放不久的济南市宝丰面粉厂全体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抢修机器，夜以继日地生产，产量提高一倍，为前方突击生产面粉六百万公斤。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一百五十万公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斤。准海战役后期，敌人在我军重重围困中，因断粮而互相殴斗、火并，甚至掘地挖坟，以棺木死尸为柴，烤烧战马充饥。我军阵地上．却是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二千多万公斤。

　　山东人民不仅无私地献出大量的粮食，而且及时克服种种田难，将粮、弹、草料源源送往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运送中，有的民工遇到雨雪．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蓑衣、狗皮，甚至脱下棉衣盖在粮弹上。遇到山高坡陡、道路泥泞，不便推车，就卸下粮弹，改用肩扛。遇到敌机轰炸扫射，自己的同伴不幸牺牲了，就把他们车上的粮弹装到自己车上，继续前进。有的民工在自己带的粮食吃完的情况下，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动用车上一粒粮。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在河南水域东北陈官庄地区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北风刺骨，地冻天寒。鲁中一分区为给前线送粮，从泰安经兖州、济宁、韩庄、徐州、肖县，到随军粮站，最后运到部队炊事单位，共用了小车、火车、木船，汽车、小挑等五种运输工具，经过七道手续，征途千里，辗转换载，保证了前线的粮食供应。腔东有位农民，为给前线送粮，涉冰河、顶风雪，日夜奔波，鞋子磨烂了，就光着脚推车子。他带了―根在旧社会讨饭用的小竹棍，每到一地就在上面刻上地名．支前结束时，上面别满了山东。汀苏、安徽三个省八十八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宇。这不是普通的里程记录．而是千百万英雄民工所走过的艰苦光荣的战斗历程的缩影，是山东人民英勇支前的有力见证。

　　大兵团作战，部队总会有伤亡，能否把伤员及时抢救下来，直接关系到伤员的安危，影响着部队的土气。在炮火纷飞的战斗中，在敌我厮杀的阵地上，担架队员们拚着生命抢救伤员，有时在敌人火力底下不能抬也不能背，就趴在地上，再把伤员背到自己身上，驮着往前爬行。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天冷时，许多民工把自己的被子，狗皮给伤员垫在身下，把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天热时，在担架上搭棚给伤员遮荫凉。不少民工用嘴给伤员吸痰，用自己的吃饭小瓢给伤员接屎接尿，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就争相掩护伤员，宁愿自己牺牲，也不使伤员再次负伤。原藏马县子弟兵团，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冲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一次行军千余里，把伤员安全送到后方，荣获“陈毅子弟兵团”的称号。渤海一分区某担架团，在淮海战役中，得了六十多面奖旗，荣获“模范担架团’的称号。该团有位特等功臣，将自己棉袍中的棉花撕下来给伤员擦污物、血迹，一件棉袍竞撕去了半截。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都深深感谢山东人民。他们说；有这样的担架队随军救护，打起仗来心里踏实，负了伤准能被抢救下来，从而更加鼓舞起战斗的勇气和信心。

　　山东解放区的广大妇女和儿童，在男青壮年大部出工支前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生产，为前线多作贡献。她们日夜赶做军鞋，家家碾米磨面，在柴草缺乏的时候．她们甚至拆掉自己的草房当柴，烙出煎饼支援前线。伤员从村里转运时，她们精心服侍，洗衣烧水送鸡蛋；部队行军从村里通过时，她们在路两旁摆设茶水站，将一碗碗深情的大枣水、绿豆汤送到每个战士的面前；部队道路不熟时，她们就主动当向导，带路走在前；部队住下时，她们又带上针线，补补连连，挨班慰问。指战员们亲身体会到，解放区处处有亲人，村村都温暖。

　　山东人民还在我军前进时，修桥补路，使部队行军作战，畅通无阻。有的农民将自己的大车推到河水中，给部队架桥，有的甚至拆了自己的房子，用木料作桥梁。淮海战役前，敌人将徐州北边茅村铁桥炸毁，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要修复需半月时间。我军为能迅速前进，围歼敌人，必须尽快将桥修好。为此我们要求鲁中南区党委想尽一切办法，三天之内将桥修通。鲁中南区党委派专人负责，发动群众，结果只用两天半就把桥修通了。当我们在指挥所里接到这个报告时，都被山东人民这种英勇顽强，战胜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所感动。

　　每当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华东战场，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和千万辆支前小车发出的有节奏的鸣响，也仿佛看到了英雄的山东民兵和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在随军转战、奋勇支前的情景。我不由地想起了陈毅同志在《记准海前线见闻》中的诗句：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

　　这就是对当时民工支前的真实写照。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山东人民又“推起小车下江南”，同其他解放区的人民―起，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一直随军打到浙江、福建等地。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英雄业绩，将永垂史册，永放光辉。

　　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今天，当我们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完全正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作战方法的变革，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必将极大地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战争。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蠃得战争的胜利，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肯定无疑的。

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以敌人重兵守备和具有坚固工事的在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这次战役，标志着华东我军由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转变为永久地占领大城市和统一大块解放区的时期到来，也是华东我军在革命战争的道路上，进入最后夺取大城市阶段的开始。

　　这次战役发起前，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攻济打援战场上，出现了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人的新局面。华野外线部队北上和山东兵团会合了，后来，又将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调山东，我军在山东总兵力达十五个纵队共三十二万人，而敌人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总共仅二十八万人。战役何时发起，我军完全掌握主动，对战役的筹划和准备，都不象以往那样紧迫，可以做到准备充分才动手。

　　然而，济南是山东省会，北靠黄河，南倚群山，地势险要。蒋军在日伪时期的原有工事基础上，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的城市防御体系，易守难攻。蒋介石命令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统率九个正规旅、五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十万余人死守济南。同时，在徐州附近，集中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伺机北援，这三个兵团机动兵力约十七万余人。当时陈毅同志在中原军区工作未回，军委、毛泽东同志九月十一日电示：“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中央军委攻打济南的作战方针

　　我军战史上运用过“攻城阻援”的方法，即以攻城为目的，大部分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分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我军战史上也运用过“围城打援”的战法，即以小部分兵力围城，这是诱敌来援的手段，而以大部兵力用于歼灭来援之敌，这是目的，我对豫东之战的方案虽是既攻城又打援，但与济南战役不同，那是先攻城后打援，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可伺机行事。这次“攻济打援”则是在新条件下的崭新战法，特点是在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济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是达到攻济目的的必要手段。

　　这一新的战法，是军委、毛泽东同志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

　　我先谈谈这一新的战法的形成过程。早在豫东战役期间，敌军原定北上增援兖州的第二十五军在黄百韬指挥下掉头南下增援豫东，为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创造了条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兖州攻克，济南已成孤城。次日（十四日），军委给我来电：“拟令许世友、谭震林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

　　这时，我和野直机关尚在豫皖苏地区，经过考虑，我们于七有十六日电复军委：“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此时雨季已到。军委于二十三日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我们待休整完毕后，或转外线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提出作战计划。

　　我和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同志讨论后，于八月十日联名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新）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个方案是“集中主力首先攻打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第三个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即战役分为：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全军以十三个纵队计算）抢占济南机场而巩固之后，在济敌反夺机场中，尽力歼灭其反击力量，以削弱其守备兵力；同时以其余十一个纵队打援，则兵力足够（敌援可能性很大，如敌不援则以攻济南为主）歼灭敌人援兵之一路（首先以歼五军为目的）或两路，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有保障。第二阶段则于歼灭敌之主要一路后，以一部分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打济南”。三个方案各有利弊，我们在报告中倾向于第三方案。关于打援问题，我们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阴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于八月十二日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歼灭战，即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第三方案“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并不真援。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段路程，可能给于战局以影响”。并且指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之目的”。

　　接到军委上述复示后，以得悉敌人空运第十九旅到济南，增加防守兵力。这时，我已率野直机关及部分纵队干部到达曲阜与谭震林同志会合，我们商量后认为，为确保攻济必克，须加强兵力才能奏效，但是又感到不论打援下攻坚，手中兵力尚非绝对优势。于是，我们于八月二十三日联名报告军委，要求调苏北主力部队（除留一至两个旅在苏北坚持外）北上参战。次日，军委批准除第三十三旅、第三十四旅留在苏北外，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这样，在攻济打援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们取得了优势。

　　军委对战役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根据山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八月二十六日指出，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挤南，(三)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二十八日又指示我们：“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这就是军委“攻济打援”方针形成的过程。

　　军委着重提出集中最大兵力阻援打援和真攻济南，给我很大启示；，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应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以往，不论“攻城阻援’还是“围城打援”，都是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济南战役则不仅为了歼敌有生力量，而且为了将大城市永久地巩固占领之。这样．我们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去争取前所未有的更大胜利。

　　华野前委一致拥护这一方针。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军委的指示，我决定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组成攻城集团．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六组成打援集团。攻城集团兵力为六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四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领导机关作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打援集团兵力为八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八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毛泽东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九月十日，许世友同志到达攻城集团指挥所，次日，毛泽东同志发电给他，对攻济打援方针作了很好的说明，指出：“此次作战剖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有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挤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出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在以往的战役中。我的指挥位置尽力向前推，以便及时了解情况，直接指挥主攻部队，这一次我的指挥位置在宁阳西北的大柏集。以便更好地关照全局。

　　也许有人这样捉问：是否当年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次战役既没有打两、三个月，也没有打一个月或二十天，仅仅八天就解放济南了，敌人援兵也没有敢动手，这些岂不是说明“攻济打援”方针显得顾虑太多了吗?

　　我看，不能这么说，虽然，在豫东战役中，我军一度攻克当时河南省会开封，但是，济南守战的兵力和构筑的工事，都比开封为强，打这样坚固设防的省会，我们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以攻打临汾费去七十二天的事实，告戒我们谨慎从事，这是正确的、必要的。尤其是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攻济能否成功，与战略决战关系很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是战略决战阶段的序幕，必须谨慎从事。在以往攻城失败战例中，有些是正当守敌已经精疲力竭，再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之际，可是各路援敌己蜂拥而至，我军背后受敌，以至只得被迫撤围，这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必须谨慎从事，以最坏情况作根本的出发点。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冒然进犯。敌人增援部队不敢前来，正说明军委、毛泽东同志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

　　这种“攻济打援”的战法，后来用于淮海战役，在保证有足够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条件下，以大部兵力阻击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其效果就更明显了。还需指出，在有些材料中把“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割裂开来，认为济南战役就是“攻济”，而打援则是另一个未实现的战役计划。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理解。

　　攻济打援的具体部署

　　济南敌人的防御阵地，由外围防御地带与基本防御地带构成。外围防御地带以齐河、长清、崮山、张夏、中宫、王合人庄等为警戒阵地，沿鹄山，中店铺、峨眉山、大庙屯、兴隆山、砚池山、茂岭山、华山线构筑主要阵地，纵深达十余公里，由一百六十余个支撑点组成。基本防御地带由三线阵地组成：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内城为核心阵地。王耀武自恃工事坚固．认为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

　　面对敌人的防御情况，我着重从兵力部署上分析敌人守城的重点。济南守城之敌，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东线的是中央军，守备西线的是杂牌军吴化文部。国民党军历来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中央军和地方军之分，界限是很明显的。济南守敌既然将中央军置于东线，显然以东线为其重点。西线守敌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在战役前曾有弃暗投明的表示，可能在战场起义，这就可使敌防线出现缺口。同时故人的机场在城西，攻下机场，可切断敌人空中的补给线，不但断绝敌人兵力和物资的来源，而且给敌人精神上以严重打击。为此，我决定将攻城兵力重点首先用在西线。这个问题汲及到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

　　我们将攻城集团也分为东，西两个兵团，从东，西两面向济南实施钳形夹击。西兵团以第二纵队．第十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四个团)及冀鲁豫军区―部兵力组成，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东线兵团以第九纵队、渤海纵队(六个团)及渤海军区―部分兵力组成，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统一指挥。此外，以第十三纵队为攻城顶备队。特种兵纵队组成两个炮兵群，分别配属给东西兵团。

　　至于打援集团，我们采取“夹运(河)而阵”的部署。在运河以西配置第四纵队、第八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两个旅，依托水洼地带，构筑多道纵深的工事，坚决阻击由鲁西南北犯之故，而将打援集团的大部配置在运河以东，由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十二纵队、中野第十―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四个团)组成，拟在邹县以南集中三十个团歼援敌三个旅，而以其余二十二个团箍制援敌的其余各部，尔后再依情况发展而定下一步作战。

　　济南战役定于九月十六日开始。在开始前三天(即十三日夜晚)，我南线江淮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开始破击徐州至商丘、徐州至蚌埠、徐州至运河站的铁路线并威胁徐州，迫使敌人分兵以防徐州。同时：我们指示淮南部队破击蚌埠至浦口的铁路线，留在苏北的第二十三旅向运河线进袭，以配合济南战役。

　　以上作战计划，得到军委批准。

　　九月九日，我在参加西兵团作战会议中，得知济南飞机场及其外围防守兵力已达五个旅．正日夜赶筑工事，第三、第十纵队进攻均感吃力，至少要拖长时间。当天我向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提出：“一、鲁中纵队首先沿大沙河东北攻大高山、双山头、举洞顶、马林并转向党家庄、井家沟攻击前进。二、第一步作战，十三纵最好全部，如不能全部使用时，至少望抽一个师或更多兵力协同华中纵队由南攻取飞机场。”同一天，攻城集团来电建议把西兵团的一个纵队调到铁路以东。十日我复电“攻济战役之能否成功，正如军委所示，在于时间的取得．而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日标。……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及商埠”，“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于是攻城仍按原定部署实施。并决定第十三纵队紧随鲁中南纵队跟进，于必耍时加入攻击。

　　战役发起前，我军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在攻城方面，担任攻城的几个纵队，对济南的地形，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分布，活动规律及政治情况等都进行了详细地了解，编写了敌情资料，并派出一些干部前去现地侦察。同时，广泛开展战前大练兵活动。各部队根据自身受领的任务，布置沙盘作业．选择近似实战的地形，模拟敌人的工事，反复进行演练。炮兵部队统一指挥、集中使用，进行抵近射击为主的训练。

　　担任打援和阻援的部队，一面构筑多层的防御阵地，一面组织干部勘察战场，根据各自的任务和地形特点，制定作战预案，进行演习。

　　在这次战役准备工作中，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就是接管城市和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准备工作。为此，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主任的“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了“约法七章”和“十项规定”，华东局配备了大量的接管干部，华东军区指派三个团担任城市警备，并对这些部队进行了城市政策的教育和卫戍勤务训练。这次对济南市的军管，又为以后对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军管，提供了经验。

　　在西兵团向济南开进之前，我特地到十纵给营以上干部讲括，鼓励他们英勇奋战，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十三日，我给许、谭，王(并报中央军委)去电，“按原计划于饶(十六日)晚开始对济南攻击，三、十、两广纵队及特纵均已按计划开进，可如期发起战斗，尔后请你们直接指挥他们”。

　　攻占济南外围防御地带

　　十六日夜，天高气爽，月明星稀，我军在月光下向敌外围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我军根据敌外围防御地带支撑点虽多，但纵深长，空隙大的特点，不是正面平推，而是采用穿插迂回，大胆楔入，打开口子，突入纵深，分割围歼的战法，以支解敌人的防御体系。激战至十七日，我西兵团攻占长清、双亩头等地，十八日，占领古城、玉皇山、党家庄等地，迫近吴化文部所据守的阵地，并以炮火控制了机场，迫使敌人停止了空运。与此同时，东兵团攻占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要点，十七日又乘胜攻占窑头，甸柳庄，井继续向前发展。

　　我军的攻势如此迅猛，使敌人消耗我军主力于外围的计划，成为泡影，特别是我东兵团的攻势，进展迅速．王耀武自信可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要点，竟被我军在一夜之间攻占，使他大为惊慌。他本来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西线，曾将总预备队两个旅西调古城以西。这时，他错误地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东面，一面慌忙把预备队两个旅调到东面，一面用第十五旅及刚空运到济南的新编第七十四师一部，向茂岭山、砚池山等处进行反击，企图恢复城东屏障，又将机场以西的第二一一旅调入商埠加强城防。这更给我西线的攻击造成有利的条件。说明局部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常能对战役全局起很有利的影响．此时，吴化文面临复灭的命运，于十八日晚派出代表，向我军接洽起义。为防止其中途生变，我一方面命令他立即撤出阵地，一方面命令西兵团积极向吴部进逼，乘胜扩大战果。

　　十九日晚，吴化文率三个旅约两万余人起义，将飞机场及周围防区移交找军。使王耀武的西部防区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我西兵团接替了吴化文的防区，乘机疾进，至二十日拂晓，把商埠西面的外围阵地全部占领。我即电告宋时轮、刘培善同志：“应乘机向商埠及城区猛攻，以扩大战果。”与此同时，东兵团攻克了燕翅山等要点，主力迫近外城之下，积极准备攻城。

　　至此，王耀武宣称可防守半个月的外围防御地带转经四天就被我全部占领。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个口号是我和谭震林同志在战役动员令中提出的，并经总政治部复示同意。此时到了实现这个口号的时候了。

　　我军的神速进攻和吴化文部队的起义，引起敌人内部极大的震动，王耀武坚守济南的信心动摇了。他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说：“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蒋介石回电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刘峙也电令“固守待援’。

　　二十日，我电告许世友，谭震林，宋时轮，刘培善：“吴化文既已起义，且我军已完全控制商埠以西(包括机场)以南，西南及城东和东南阵地(仅千佛山。马鞍山，四里…等地仍有故固守)，则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令各部就现态势以三、十及十三纵并力迅速向商埠攻击，得手后，则全力攻城”。当晚六时，我西兵团使用第三、第十、第十三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四个团），从南，西．北面对敌基本防御地带之第一线阵地－－商埠，展开猛烈攻击。敌稍加抵抗后即向东后撤，据守坚固楼房，企图进行顽抗。我四个纵队并肩前进，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楼房之战，战至二十二日中年，将商埠之敌两万余人全部歼灭，抵近外城西门。与此同时，东兵团已扫清了城外敌人的地堡群，准备攻城。

　　我占领商埠之后，王耀武判断我军至少需要三至四天的准备，才能攻城。于是又调整部署：仍以一部兵力坚守城外千佛山，马鞍山、齐鲁大学．花园庄四处要点，同时把第七十七旅、第二一三旅、保安第三旅及第六旅置于外城，把第十五旅，第十九旅、第五十七旅集中于内城，积极加修工事，准备顽抗。

　　为了不给敌人调整部署和加修工事的时间，我军乘敌人惊慌和调动混乱之际；对外城发起攻击。此时，攻城以西线为重点的目的已经达到。适应这一情况，我在战役指挥上，强调充分发挥东、酉兵团的钳形攻势的作用，实行东西对进。我东、西兵团二十二日十八时三十分，向外城发起总攻。经过一小时激战，从多处攻入外城，与敌展开巷战，战至二十三日，我占领外城大部，逼近内城。

　　此时，王耀武认为我军经过七昼夜连续作战．“伤亡重大”，“疲惫不堪”，至少进行三至五天的休整，才能进攻内城。他打算利用这一空隙，调整内城的部署，加修巷战工事，并用炮火猛轰外城，破坏我军进攻内城的准备工作。

　　蒋介石一面严令徐州集团加速北援，一面令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对我占市区日夜进行轰炸，并投掷大量燃烧弹。炸毁和烧坏了大量民房。

　　为了乘胜迅速全歼敌人，并减轻敌人对城市的破坏，发挥我军特有的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善于连续作战的特长，我们决心立即于当天<二十三日)晚上，向内城发起总攻，彻底消灭顽抗之敌，结束济南战役。总攻的部署是：东兵团从东面突破城垣，消灭内城东半部守敌；西兵团从西面突破城垣，消灭内城械西半部之敌；十纵队为总预备队；东、西兵团的山炮和野炮进入外城，直接支援突击部队作战；榴弹炮配置于外城之外，压制敌人炮火和杀伤其有生力量。

　　内城是济南敌人的核心阵地。城墙高十二米，厚十至十二米，护城河宽五至三十米，水深二至五米。王耀武妄图依托这一核心阵地，作最后挣扎。

　　二十三日晚六时，我各炮群一齐开火，经过一个小时猛烈射击，各突击部队在护城河上架桥，扑向城墙，守敌拚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我东兵团第九纵队第七十九团一部首先从东门南侧登上城墙与敌肉搏，但因架设在护城河上的桥被敌炮火打断，后续部队中断，巳登上城墙的部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全部壮烈牺拄。西兵团十三纵队之第一Ｏ九团，也于同时从西南角突破，两个营奋勇登上城头。

　　与敌人反击部队在突破口展开激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搏，除第三连与第九连冲入城内，占领少数房屋抗击敌人外，其余部队大部分伤亡，突破口又被敌人封住，第一次攻城受挫。

　　在此紧要关头，我攻城集团的指挥员冷静、沉着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当时，敌人四道防线已失，内城之敌十分慌乱，我攻城集团许多团营建制尚为完整。于是毅然决定组织第二次攻击。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分别到主要突击方向，进行深入有力的政治动员．帮助基层干部调整战斗组织，对突破点的情况做了反复研究，并重新作了部署，更严密地组织了炮火、爆破、突击三者之间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

　　二十四日二时二十五分，东兵团九纵队之七十三团，首先突破成功，占领了城东南角，巩固了突破口，把“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旗帜插在城头东南角的气象台上。拂晓时，东兵团主力进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西兵团十二纵队第一一O团，在一O九团在城内坚持战斗的两个连的接应下，从城西南角再次突上城墙，控制了突破口，掩护西兵团主力源源进入城内。

　　我入城部队东西对进，直逼伪省政府。王耀武见失败已成定局，把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化装潜逃。黄昏时，我军攻占伪省政府，全歼内城守敌。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在攻城外战中，我军始终控制着强有力的预备队，用轮番使用兵力，边打边准备，边打边补充，连续突击，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并使敌人判断错误，措手不及，指挥失调。

　　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但他们察知我强大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又慑于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被歼之命运，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集团交战，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中。我军担任打援的这八个纵队，便成为打下一个战役的生力军。由济南化装逃走的王耀武、绥区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土任委员庞镜塘，都被我地方武装及民兵捕获。

　　这次战役，共歼敌十万四千余人(包括起义二万人)，活捉国民党将领二十三名，缴获各种炮八百多门，坦克和装甲车二十辆，汽车二百三十八辆。济南解放后。荷泽、临沂、烟台等地敌军便仓皇弃城而逃．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敌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

　　战役期间，华东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支前委员会，共动员了五十万支前民工，一万四千副担架，一万八千辆大小车，筹粮一亿四千万斤，为战役提供了有力支援和雄厚的物资。参加支前的广大民兵和民工，在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革命热情，他们的实际行动，给我军士气以很大鼓舞，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争取更大胜利

　　在济南战役以前，我就考虑攻下济南后的行动方向。当时军委赋予我们的歼灭整编第五军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预期在攻济引援中将该军歼灭，然后再遵军委指示实现渡江。我还反复思考，认为济南战役结束后，还是兵出徐蚌线以东为宜，因为；如回师与中野会合，寻战于徐州西南，则我军处于蒋军的武汉集团与徐州集团之间，战斗一开始便将和优势之敌决战。如兵出徐蚌线以东，攻占两淮(即准阴，淮安)、高邮、宝应，则可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津浦沿线与江边，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也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人陇海路以南作战时能得到华中人力，物力的更大支持和运输车辆供应的方便。为此，济南战役前八月二十三日我们请示军委调苏北兵团北上打援时，就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

　　在济南战役过程中，敌援兵未来，歼灭整编第五军的设想未能达到，我又进一步考虑到攻取两淮及高宝时，也采用攻济打援的战法，以苏北兵团并加强一个纵队担任攻城任务，全军主力应置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运河两岸，以歼灭可能自徐(州)海(州)线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则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

　　九月二十四早晨，济南城内巷战正烈之际，我将上述诸考虑向军委报告请示，并将下一步举行的战役定名为“准海战役”。次日，在济南祝捷声中，接到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准海战役，甚为必要”。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来电赞同举行淮海战役。同时，军委估计济南战役胜利后敌情的变化，指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日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果然，济南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即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就命令黄百韬兵团仍回新安镇阻我南下，于是，我军在济南解放后，随即挥戈南下，开始了准诲战役的准备上作。

　　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军，解放全华东人民而战。解放济南战役中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经刘少奇、周恩来司志修改后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己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果然，此后锦州、长春、沈阳、徐州、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纷纷落入我手。在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手中虽有三个兵团，但不敢坚守设有坚固工事的徐州，他们害怕徐州成为第二个济南，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