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逮捕“四人帮”那点事 -- 孟词宗

张春桥与总打而不倒的叛徒妻子秘密离婚记

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

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胀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

　　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文静的大量材料。

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

张春桥深知文静的历史是他仕途的“拦路虎”，要想再“进步”，必须坚决绕开。（哈哈哈啊哈哈！多么妙的揣测）

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意外。马天水首先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秀珍与文静关系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贤沉默片刻，认为邓颖超的来访促使了张春桥离婚，就说，我尊重春桥同志的意见。

王洪文苦笑，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有道理，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个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父亲，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毛泽东提议张春桥担任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让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请张春桥回来。张春桥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

　　徐景贤剪开信封，拿出一张白色道林信纸。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

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得到张春桥认可后再摊牌。

　　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但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

9月21日，徐景贤给张春桥打电话，约在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

　　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写上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每天要搭航班直飞北京。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哈哈哈哈啊啊哈哈）。

■《党史博览》文/舒云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建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惋，几分凄凉。

　　张春桥将自己的家事和国事连在一起：“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将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预感，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这事却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对。

　　张春桥对姚文元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肖木谈到此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弄得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肖木到达上海不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枝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

　　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王洪文还想挣扎。

　　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沈国凡

　　来源：《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