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左右的艰难岁月 -- 副将

周总理在文革中，处理完林彪事件以后，渐渐的成为四人帮的眼中钉了，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的绊脚石。于是，黑手们伸向敬爱的周总理了。

我这个小帖子，又要谈文革了，呵呵。

好在是在今天的中国啊，人民群众有说话的自由了。真好啊。不用担心被随便抓去坐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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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恩来：“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这一天，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的客人。会见结束后，工作人员见摄影师杜修贤没有走，就赶快叫住他，为大家照一张合影。

　　医院的工作人员早就想和总理合影留念，但一直见总理精神不好，没有敢提。今天大家见周总理精神特别好，又看摄影记者走得迟，于是乔冠华就向周总理提了这个要求。没想到周恩来一口就答应了。

　　杜修贤知道总理有重病，不能让他多站立，于是迅速调整焦距，对好光圈，连着按了几张。拍摄完，大家三三两两地准备散开……猛然，大家被总理的声音震慑了，其实这不过是非常平缓的声音，却让大家惊恐万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谁也不相信这话是从总理嘴里说出来的，大家愣愣地望着总理那平静和蔼却郑重其事的面孔，说什么也反应不过来，万般谨慎的总理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霎时，大厅陷入沉寂，人们在困惑中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和惆怅!

　　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从不随便谈论有关自己命运的话题，历来都是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如果不是气愤之极，不是忍无可忍，他是绝不会讲这番话的!

注：当时，文革当中，很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但是，很多画报当中还是保留有他们的照片，人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往往在画报上把这些“反革命领导人”的脸上打上XX。比如，副统帅垮台以后，所有的画报上，他的照片的脸上都被打上XX。谁垮台了，谁就会被打叉叉。

总理说的，就是当时中国人民的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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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恩来：“我不是投降派！”

　　进入75年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周恩来本人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余日不多了。

　　9月20日下午2时第四次大手术又一次等待着他……

　　或许周恩来比谁都明白，一旦再上手术台很有可能再也苏醒不过来了。手术前，医生已经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已停放在他的床前，按规定半小时后进手术室。周恩来却突然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录音记录稿，他拿着材料进了卫生间，将自己关在里面，竟然用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地看了一遍。

　　邓颖超在门外着急，几次敲门，可是周恩来就是不回应。

　　“知夫莫过妻”，邓颖超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啊。”写东西？——遗言？大家暗暗猜测，也吃惊，难道总理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张大夫看着手表，已经过了40分钟，他只好壮胆走进卫生间，但见总理在写东西，没敢提醒他要进手术室了。为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医生又给周恩来补充了一些术前麻醉药。

　　原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写了封信给妻子，说：“这件事以前我在全会上讲过，这次我希望还是发给各省、各军区负责同志，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为好。”并让妻子把这封信交给主席。

　　从1972年6月到1975年9月，三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一直没有按照当时会议的决定，将报告录音和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保存一份。这个心病也可以说是一个遗憾，一直伴随着周恩来走向生命的最后阶段。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党内都知道这个历史的真相，避免身后再有人利用这“伍豪启事”制造事端，毁坏他的名声。

　　这是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垂危病人的心病啊!

　　周恩来直到躺在担架车上，还强撑着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在给邓颖超的信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来即将被推到手术室的门口时，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的推车进手术室。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邓小平连忙上前，一把握住总理的手。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字字千钧，用最大气力高声说：“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评价。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对邓小平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鼓励他继续大胆地干下去；一方面警告张春桥一伙人：我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支持邓小平的。

　　担架车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他苍老且虚弱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与邓颖超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注：“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

请仔细品味这句话。谁既有企图、又有能力指责周总理是“投降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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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5年8月23日，周恩来总理关系最为深厚亲密的堂侄周尔鎏写了一本书，名字叫《我的七爸周恩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我仔细看过。

介绍：周尔鎏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长房无后，周尔鎏的祖父就过继给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周尔鎏即成为周家的长房长孙。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迁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尔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离世了，那时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现已定为周恩来早期革命遗址），七爸和七妈在我家隐蔽时，我还不到1岁，他们对我百般呵护。从我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

他口中的七爸正是周恩来，七妈则是邓颖超。

1931年5月，顾顺章叛变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所有机关都紧急转移。周总理夫妻就是转移到总理的这个亲戚家里躲了几个星期。周总理夫妻两个对这个堂侄儿很喜爱。

周尔鎏（1929年 - ）出生于上海，建国初期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中央文委工作，是周总理唯一的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亲属。

替换本文的重点，也是本书的重点，就在下面这段话：

书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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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谈话

1974年，邓颖超曾和周尔鎏有一次特别的谈话。

“1974年春天，七爸不仅是重病缠身，同时他在政治上还处于一个危难的时刻，七妈避开周围耳目，单独嘱咐我配合他们作最坏的准备。”

周尔鎏感到，这次谈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七爸七妈对他的最后嘱咐。

这一次谈话，周尔鎏在书中形容为“特别的谈话”。

他在书中回忆，“1974年春的这次谈话，七妈避开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秘密地打电话约我个别见面。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让我详尽地汇报‘文革’以来我的遭遇和表现，看来她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

周尔鎏向邓颖超谈到康生和江青后，邓颖超说道，“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称外事口的工作不仅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少），甚至无限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你说他将矛头除明显指向王稼祥同志外还指向七爸，这是对的。‘四人帮’也是这样，我们没法跟别人讲，这次就要跟你讲彻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来是狼子野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总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还受到这种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你作为侄儿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对你七爸非常了解，对这样极不公正合理的遭遇当时是会感到义愤的。其实不仅如此，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也是七爸让我再次特地召见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预作最坏的准备……北京的形势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周尔鎏在书中回忆邓颖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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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得邓颖超同志和周尔鎏同志有了这次不寻常的谈话？是什么使得经过长征、经过无数政治风浪的的邓颖超同志都有一种大祸

临头的感觉？周总理为什么要预先嘱咐同志们“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这本公开发行的书，点到为止的说了这些。更具体的内容，恐怕我们就没资格知道了。

还好，后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老习大大不会平反并出来工作。

我真庆幸生活在今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