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法拉奇的追问》--总算完成了 -- 史文恭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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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百度账号

1980年，是"后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发展之路的起步之年。有必要回顾下，之前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什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

之后1978年开始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结果是从理论上埋葬了华国锋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即“两个凡是”，因而也为之后组织上的调整做好了铺垫。

1979年，邓小平作为首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令世界瞩目的 “旋风9天”外交，之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这两件事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有了一个很好的增强，然后，在内外两方面都取得初步的稳定和发展后，

1980年，邓小平和中国第二代领导层终于开始最核心的政治动作，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邓小平)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概况来说，是一条主线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 华国锋班底的隐退和胡赵体制的确立。

第二， 刘少奇的平反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

第三， 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审判。

这三件大事总得起来，就是结束了文革遗留的政治遗产，即过渡性领导人华国锋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回归其本来的历史地位，同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平反，使得文革的最醒目的政治错误得到了清算，而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审判，不可避免地唤醒了刚刚结束的文革十年的集体记忆，而所有这些的总和，凸显了一个伟岸而浓重的背影，那就是毛泽东和他晚年的文革遗产。---于是，一个急迫而重大的现实需求随之而来，即此时的中国领导集体将如何在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保证新时代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同时还不能影响批判文革错误的是非标准下，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个全面而公允的毛泽东历史评价。

这个任务太难了，因为它是好几个维度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互相冲突的多面体，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并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后来（1980年11月）曾经组织了4000人（几乎包括所有的高级干部）的大会，来讨论该问题的书面答案，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个答案实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激荡的青春岁月的一份自传。写的不真实，就站不住脚，写的不伟大，就容易给国内外敌人留话柄，也动摇全国人民的民心。

而且，必须指出，这份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给主线定论的，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核心领导人，所以，这就成了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为了稳妥地完成这个极为重大的任务，邓小平通过多方面不断接触，多步骤地循序渐进，对内和对外采取了不同的手法进行，这其中，接待法拉奇的采访，就是一个“对外吹风”的铺垫动作，从这个角度讲，法拉奇凌厉的采访风格，使得邓小平不得不地向国际上最大限度地阐明了他的答案。---也正是如此，当我们从这个历史的高度来回望这个采访时，才能理解，为什么以风格强硬著称的邓小平，面对法拉奇的咄咄逼人表现的如此平静和“幽默”。

好了，前面的介绍已经完成，下面开始欣赏主菜了。

在展开对这场采访的赏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两位当事人。其中塑造了整个采访基调的，是号称“二十世纪新闻采访女王”的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年6月29日－2006年9月14日）。

请看图”

关于这位女士，她有以下5个关键词可以概括:

第一，以“平等”地位面对采访对象。--在法拉奇之前，很少有女性记者，更少有以平等心态采访各国政要的女记者，这一点，法拉奇提升了整个西方政治采访记者的地位。---当然，这对记者们是好事，而对采访对象而言，恐怕就令他们“百感交集”了。

第二，强大的“文学天才”-----法拉奇本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她以自己狂野激荡的生活为基础，写出来一批包含激情，而且观察入微，描写生动的作品。作为作家，她的文学成就非常高，但作为记者，她在描写对象的时候固然技巧高妙，但很容易带上主观偏见，因此常常影响了采访的客观性。

第三，性格“极其泼辣”。关于这点，有一个著名的范例，1980年8月份法拉奇来中国采访邓小平，而前一年10月，她去伊朗采访了刚刚获得“伊斯兰革命”成功6个月的“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为了这次采访，她按照伊斯兰教规要求，穿上了长袍。在采访中，时年近80岁的霍梅尼被法拉奇不断地质问，一些按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要求的对女性的着装需求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他讽刺地说道：“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教的服装，没有人强制您必须穿着它。长袍是为年轻的、老实的女性准备的。”，显然“年轻和老实”这两个关键词点燃了来自意大利的时尚女性法拉奇，于是，她马上愤怒地脱下了长袍。----这引发了一片混乱：霍梅尼无法接受自己看到了一个没有蒙面的(非配偶的)女人，----笃信教义的老人家”突然一跃而起，然后像猫一样的鱼跃动作，离开了房间,“；但法拉奇不依不饶，拒绝离开以示抗议，因为采访才进行到一半。她坐在房间里好几个小时，直到霍梅尼的儿子对着《古兰经》发誓，说第二天霍梅尼肯定会再次接见她才肯离去。

之后，法拉奇得意地讲述道：“第二天，霍梅尼果然来了。我直勾勾地看着他，对他说：‘现在，伊玛目，我们重新从昨天中断的地方开始吧。我们当时正在讨论说我是一个不体面的女人……’---故事的结果就是霍梅尼无奈地接受了这墨西哥辣椒式的人物，完成了这次闹剧般的采访。

第四，充分发挥了女记者的特殊优势，在采访时善于使用“迂回，挑逗，紧追”的技巧”挖掘“和”显露“对象的内在世界。这同样有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1972年11月4日，法拉奇获得了采访这位当代”张仪苏秦“的机会，此时，基辛格因为成功地策划完成了中美关系的反转而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因此即使向他这样非凡的人物也难免有点沾沾自喜。于是掉入了法拉奇的深坑。在采访中，女记者对男博士提到了他”风流浪子的名声”---这已经算是”最善良“的问题之一，而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也让这次采访闻名于世。法拉奇问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他先是否认了这一点，然后他终于没有逃脱男人虚荣的诱惑：“是的，我也会解释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重要？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行动。这让美国人十分喜欢。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喜欢骑着自己的马，独自带着旅行队前行的牛仔。而这个牛仔带领着马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只是带着他的马，如此而已。”

就因为这句”名言“， 基辛格”咣当“掉了进去，引发了真正的丑闻。在美国，所有的人都读到了这篇文章。而更加爱慕虚荣的尼克松总统赫然发现，他的首席智囊以”带领马队的牛仔“自居，仿佛许攸宣布是他打赢了官渡之战，——为此，和曹操一样，---尼克松陷入了愠怒，把基辛格打入了冷宫，不接他的电话，连上门赔罪也给他吃了闭门羹。美国的各路媒体还不嫌事大，把这个题材炒作了好久，走投无路的基辛格接受了一位专栏作家的采访，声称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还说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结果法拉奇大怒，（呃，比尼克松还怒！）她立马插上一刀，给基辛格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还威胁他要把采访时的录音公布于世。两个人几乎为此吵架了两个月。-----当然，最后，尼克松还是和基辛格和好了，但这个采访，让基辛格尴尬无比的同时，奠定了法拉奇世界政治采访界”第一淑女“的威名。

第五， 在采访中用她“白左”标准自以为是地评价对象。----这其实并不算法拉奇个人的毛病，而是从18世纪来，西方文明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后，西方知识分子惯出来的毛病。他们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天然是正确的，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由于种种复杂历史原因导致的不同情况统统都是”中世纪“和”野蛮“。---但这种优越感和法拉奇跋扈的个性结合一起后，在她采访需要，第三世界国家政要时，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

介绍到这里，恐怕读者和笔者一样，都会油然发生一个疑问，像这样一位似乎从《水浒传》菜市口里杀出的人物，她怎能通过1980年，刚刚结束文革不久，相当保守稳重的中国外交系统，获得对邓小平采访的机会呢？---夸张地说，批准这个申请的责任人，简直像准许荆轲来咸阳觐见嬴政啊，---答案是，我国的外交部门当然知道法拉奇的厉害，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后来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回忆道：” 对这样一位记者要求采访邓小平同志，我们是很犹豫的，开始并未马上同意她来采访。“，但被拒了2次的法拉奇并不气馁，她找到了当年9月应邀访华的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亲自给驻意大利大使”打招呼，开后门“，她说，先来采访邓小平先生，并像往常一样向全世界发表邓的讲话，有助于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成功。---但这个筹码实际还不够分量，最重要的原因是，---按照钱部长的回忆：” 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是的，198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邓小平完成了中国发展之路和政治架构的核心转变，因此，为了向全世界通报这个变化，邓小平需要一个渠道，对他而言，可能并不介意来采访者的风格，而只要求他的信息可以全面，准确地传达给世界，（注解：据说当邓公得知法拉奇的来访时，曾果断地说；“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当然，爱吃辣椒的邓小平很有可能没有料到，法拉奇的采访是这样的彪悍---这些且留待后续细看，---重要的是，1980年，邓小平有什么消息，要带给全世界呢？

1980年8月21日和8月23日，奥琳埃娜·法拉奇，一位个性非常强烈的意大利女记者采访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核心邓小平，于是产生了一份意义重大的采访记录，这个记录的英文版刊登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上，而中文版作为当时中国帮助人们理解“文革”的学习文件，自上而下发放到全国的各级干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二卷），由此这次采访引起了国际和国内广泛的影响。

由于相关的文本（无论英文或者中文）都已经公开出版，笔者原以为采访的书面记录都在，应该是一段很清晰的历史，然而在仔细阅读了几个版本的记录后，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中文版本的记录和英文版本的记录，不仅在内容上有相当大的错落，而且在叙事的顺序上也有明显的异同，更重要的是，这次采访实际上是一次火光迸射的唇枪舌战，法拉奇女士所进行的与其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夹杂着自以为是的评论和不无恶意的挑衅的“套话”和“挖坑”，而面对这样狡猾的对手，邓小平以他老辣的作风和娴熟的外交技巧，把控了整个过程，并最终赢得了对手由衷的尊敬。----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的领导人很少会被西方那种“敲骨吸髓“式的记者刨根问底，但这一次是罕见的例外，而正是这样的挑战，才意外地展现邓小平晚年炉火纯青的功力，因此，这个采访值得细细品味。

当然，这次采访收录进了《邓小平文选》，又作为学习文件，所以中文版在内容和文字上进行的”正规化“的”雕琢“，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中文版的对象决定了中文版的内容必须符合当时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基础，这恰恰是那个时代背景所决定的。然而，40年光阴已过，这次著名采访的当事人都已成为历史的传奇，那么，现在的读者应该有平静的心态来复习这段趣味横生的历史吧。

从文本记录的角度，本文名为《法拉奇的追问》，注重表现当时这位女记者提问时的刁钻和邓答问时的圆熟,于是，本文的采访记录也以法拉奇本人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和9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的英文记录为基础，结合相关的中文记录，来分几部分详细展示采访中的各个细节。需要说明的是，在原来的安排中，法拉奇只被允许对邓小平有一次采访的机会，所以第一次采访时，法拉奇几乎囫囵吞枣般企图把一大堆问题都塞进采访中，但她的专业水平引起了邓的兴趣，从而给了她第二次的采访机会，使整个采访的内容更饱满也更全面。因此，在后来成文时，法拉奇对她的记录同样做了相关的修订和调整，在时间顺序上，并不完全是一份”实录“，同样有一定的题材的组织和话题的梳理。但基本上没有脱离邓小平在采访中的本意。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法拉奇在采访前和中方有君子协定，即她的文章在西方媒体发布前由中方审核，但不能删减。因此，法拉奇发布在《华盛顿邮报》上的英文采访记，其内容是可靠的(或者是当时的中方官方认可的)。但在采访过程中，法拉奇很多戏谑，甚至”冒犯“的言辞，在中文版里，几乎都去掉了。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这个采访中，一部分关于国际外交的内容，由于和国内政治关系不大，也没有在中文版中体现，但从这个采访的角度看，邓小平把法拉奇视为一个对西方发言的话筒，所以这部分的内容依然是整个采访不可分割的内容，本文也据此进行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