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看看某些人笔下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 -- Ryansh

就这样，我们“五连”的百多位战友，男的，女的，日夜奋战，艰苦磨炼……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读书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大批判。这两个方面，是战斗武器两面的锋刃。

　　每天早晨七点到八点，是学习毛选的时间。分组坐在光亮的场面上，旭日初升，霜痕在地，空气新鲜，鸟声时闻。这是一天最好的时光，大家凝神字里行间，有时讨论心得，语声朗朗。晚间、工余之暇、阴雨天气，都把精力用在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上面。过去，在北京，我们也经常学，但是觉得在劳动中学习，意义不同。过去在字面上懂了的东西，今天，在实践上有了新的体会。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理论与实践结合，今天，我们理解了这指示的深刻意义。

　　我们起初住在贫农家里，日夕相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就是对我们的身教。他们对毛主席崇敬、热爱，感激之情，深如大海，长似大江。对毛泽东思想的感受，如春雨沁土。我们经常请贫农同志在大会上诉苦，话语不尽懂，可是，那悲痛的声调，那愤怒的面色，那滚滚的泪珠，把旧社会的罪恶控诉得痛快淋漓，引起我们的共鸣，使我们深深地受到教育。回头吃“忆苦饭”，糠饼入口，嚼着旧日的苦，想到今日的甜。黄连罐子，蜜糖坛子，两种社会，两种滋味。

　　在贫农同志们的心中，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格外亲切。有病时，把自己不舍得吃的一点好菜送到床前;冬天摸黑归来，留着烫脚的热汤。暖在身上，暖在心上。好似家人一样，孩子们围拢在灯前，问这问那，多么可亲可爱，多么动人的情景呵。回到北京以后，还不时通信，江北南天，感情一线牵连……我们在田野里，在向阳湖畔，也决不放松对林贼的大批判。斗大字的标语把他的罪行高标在山村的墙上，工地的草棚上。在工你的二十分针里，也不放过对他的愤怒批判。在竹林里，在大树底下，冒着炎热，挥着汗水，大家齐声吼，怒火喷，把林贼在阴暗处干下的罪行，一桩桩，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比山重，比海深的罪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批林，使我们更加认识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批林，使我们对毛主席教导的体会更加深。批林，使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的剧烈与复杂……我们也批判自己身上的一些错误东西，词锋尖锐，为之面红心跳。彼此攻错，相互帮助。每个同志，不是孤单的个人，而是战斗集体中的一员。

五七干校选址一般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五七战士。按照军队编制编为连、排、班，过军事化的生活，学习内容包括体力劳动、思想改造。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别的方面跟城市差别并不大(当时的城乡差异并不大)工资照发、待遇保留、职称不变，生活水平比当地群众要高，也比插队的知识青年高。比如当时班长只是个知识青年，是没有资格进五七干校的——如果进五七干校是迫害的话，那知识青年简直是杀害了，世世代代在农村劳作的群众就更不是人了。

　　你看这个逻辑可笑不!

于是，毛岸英就在吴家枣园“劳动大学”磨练了一年半。从“第一课”学开荒，到学“吆毛驴送粪”，再学种洋芋，直至种玉米。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什么都争着干。只因蒋介石调动大军进犯延安，才提前“结业”回延安。(郝光发：《陕西日报》于1977年5月4日)

　　四十年后，毛泽东在文革中号召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其时，李讷自北大历史系毕业后便在解放军报社任职编辑，工作好好的，他以身垂范把李讷送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练。

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劳改”，是一种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间，农村搞工业，发展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现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的华西村，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有农业，有工业，又有学校。

在当年继续革命的社会条件下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教育改革，与古今中外历代教育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人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或贵族教育的分野，前者走的是人民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后者走的将教育作为拉大与劳动人民之间差距的本钱及身份、地位象征的老路。经过1970年到1976年的付诸实践，一种崭新的人民教育体制已大体成型，即毛主席的“以学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缩短学制，教育革命“的七点指示精神已基本得到贯彻落实。其中的主学和兼学大体如前所述;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制各缩短一年;教育革命的重要体现是开门办学和取消入学考试，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弟只要愿意继续学习，均可以免费直接读到高中毕业。这些空前绝后的为民举措，相对于用中考加高学费将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挡在高中的大门之外、用高考加高学费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挡在大学的大门之外的冷酷无情，谁更具有合理性?这些健康、清新、实用的教学内容，相对于在一些歪理邪说、外语、洋人余唾上空耗生命的教学内容，如“资本家不剥削，老百姓就没饭吃”、“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校收费太低”、“汪精卫是真正的爱国英雄”之类的歪理邪说，“黑猫白猫”、“吐痰”、“冰棍”、“就是不要脸也要跟大国搞好关系”之类的“理论”，以及拍马屁的艺术、攻关厚黑学、闷声发大财要决、性爱十八招之类的实战“技术”，谁更具有科学性?这些用有限资源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办学目的，相对于用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投入培养适合外国垄断资本需要的洋奴、买办和打工奴隶，谁更具有合法性?也许正应了毛主席生前感慨过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句真言，人民教育的这些强大的理由在“改开“年代竟然变得一文不值，被一句“没有学什么东西”的口头禅和一个“恢复高考”的烂招轻轻否定，似一个圣洁仙子轻易地被一个无力侏儒用一根银样蜡枪头顶住了咽喉一样，至今不得脱身。

　　用“没学到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打石头的理由，实际上是奸秦随口一句“莫须有”的翻版。这样做的恶果是对“50后”、“60后”、“70后”活生生的几代人的成长经历的否定，是给他们美好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投射阴影和毒药。何谓“东西”?大米白面是东西，秕谷糟糠也是东西。为人民服务、为三大革命斗争服务的科学知识虽然精练，却是人们受用一生的精神食粮和有力武器，当年的技术尖子和劳动能手就是用这些东西炼成的;而那些忽悠人的“三滥”办学，为培养剥削阶级的帮凶和奴隶的办学，虽然多而杂，却是迷糊人的思想、闭塞人的心智的闪亮糟糠，现在的一批批美丑不分、良莠莫辨、眼高手低、好逸恶劳的大脑就是这样变残的。看看过去数以百万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农技人员和数以千万计的技术工人大军，再看看今天外国资本垄断一切技术资源，以及工厂“最缺技术工人”的叹谓，不就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的最好注脚吗?

　　用‘恢复高考“作为撬动人民教育大厦的杠杆，以貌似人人有份的“公平竞争”取代“推荐开后门”，实际上是借尸还魂，把人民的选择权重新收回到官僚、精蝇的手中，解除“事事看群众脸色办事”的烦恼，为自己的复辟统治服务。

　　就人们的常识而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不同形式的选择取决于不同的服务内容及不同的社会条件。推荐、访贤、选举、禅让、保送和考试，都是一些选才手段，古已有之。两汉举贤良方正、举孝廉、举五经博士;隋唐兴起科举取士，历代均设太学或国子监，由地方保送太学生、监生、贡生到太学或国子监就读;文革前也有保送调干生上大学的，唯独走五七道路的推荐就大逆不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离开当时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而去比照现在的社会风气谈什么“推荐开后门”，实际上也是奸秦随口一句“莫须有”的翻版。“人人有份的公平竞争”与“人人有份的公平”只有两字之差，却分辨出了精英教育和人民教育的不同出发点。看看今天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毕业等于失业，千军万马过中考、高考、考研独木桥，过考公务员独木桥，过出国考试的独木桥，弄得人人没有童年、没有青少年，无非是为了寻求一个稳定一点的饭碗，何益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真正的人人有份的公平是社会提供人们不同人生阶段自愿选择的多样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学则学，干一行爱一行，使其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安居乐业。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一个投机取巧和忽悠人的所谓经济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体系问题，是一个世道人心的问题。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渗透着古代哲人的大同理想和“天人合一”的智慧，她不仅仅是一个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问题，同时也关联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以及农工商发展、部队建设和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系列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可以实现的一幅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图景。她的社会历史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仅就教改而言：

　　首先是与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开辟“人民办教育，教育为人民”的人民教育的光明大道。剥削阶级传统的贵族教育和奴化教育的观念，是为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服务的教育制度经千百年积淀形成的顽固的思想观念，如上智下愚、君子问道不问谷、学而优则仕、升学考试、升官发财、才子佳人、金钱万能等。一句话，教育为剥削阶级服务，为追求个人的私欲服务。人民教育之路树立的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如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有、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破私立公、为革命学习、培养人民事业接班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要确立人民教育的正确观念，必须要与原有的一切毒害人民、摧残人们灵魂的传统观念和丛林法则教育、伪民主自由教育、洋奴买办教育之类的“现代”观念决裂。这便是当年有人归纳的宁要教育质量“不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也不要教育质量“很高”的修正主义捣乱者的思想文化背景。“改开”以后有人将其歪曲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看以前人们的战天斗地、勤俭建国、以厂为家、爱社如家，努力创造国家财富;再看看今天的“高人”们挖空心思炮制歪理邪说，变着法儿瓜分人民财富，为敌对势力输液送氧，让工农大众失业失地。究竟谁是草，谁是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搞封资修教育是一条自我否定的绝路、死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辟的人民教育之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之路，是对以往人民教育内容的深化和系统化，是光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由之路。

　　其二是从基础抓起，筑起反腐防变的钢铁长城。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塑造人的灵魂的问题，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五七道路的教育改革正是着眼于人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从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起步，一步一步地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培养工人阶级觉悟，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让其走向社会的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共同建设人类最高理想的宏伟大厦。这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项工作要求。若实际工作中出现偏离这一目标的倾向，修正和腐败的阴魂便会现世，给人民事业造成危害，直接的办法是允许教师向领导提不同意见，允许学生向教师提不同意见。这便是当年小学生黄帅“反潮流”得以肯定的思想背景，与2012年4月某校女老师因言语冒犯了学生在课堂上遭学生群殴的事件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背景。当年我们一些好心的同志，如新疆建设兵团的王亚卓同志，认为黄帅做法过分，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我当年也持类似的看法。这从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观念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毛主席的通过人民教育发展人民事业的宏观角度看，无论黄帅做法的本身有没有道理，这样的倡导无疑是正确的。譬如也是在2012年4月，一位中学生在全校升旗仪式的代表发言中抛开原稿，大声控诉当今应试教育给学生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危害，全场师生默默地静听了五分钟，网上舆论也是一边倒的支持。这样好的揭穿皇帝新衣的反潮流不值得提倡吗?

　　其三是纲举目张，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立足于“土”还是立足于“洋”，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摧毁社会主义，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还是培养精神贵族，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问题，是教育改革的“纲”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劳动人口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劳动人口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极不相称。五七道路的教育改革紧密联系我国以上的现实状况，学文、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和缩短学制，放弃那些斑驳杂芜、华而不实、八杆子打不着的悬浮知识，多快好省地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我国人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当年一位中学生在外语考卷上写上的一句“不学外语照样干革命”引起争论的思想背景。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太绝对，这样写不应该。这从外国语是一个“认识外国，为我所用”的识别工具来说，是有道理的;但相对于大多数人的工作生活与此毫不沾边的情形而言，胜任工农业实际工作是第一位的，外语的好坏的确无关紧要。如当年直至当今在工农业战线上干得出众的陈永贵、郭凤莲、郝建秀、吕玉兰、吴桂贤、王洪斌、吴仁宝等人，也确实没有多少外语。以此对照近二十年来，推行在校生英语考试要过四六级、评各类职称也要过外语关，一拨一拨数以亿计的青少年将宝贵的年华和精力耗在这上面，其中除对不到10%的留学人员、翻译人员、科技人员、涉外人员有点作用之外，要90%以上的人空耗生命为其陪考所为何来?把部分特定需要的专业教育混同于十几亿人口的大众教育难道是吃错了药?合理的解释只有一条，同牺牲掉90%以上的劳动群众为极少数精蝇造富一样，牺牲掉这些人以为推行自己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教育目标服务，即为了“中美国”的狂想培养“打左灯向右转”之类的挖中国社会主义墙脚的“智慧”，为培养外国垄断资本需要的洋奴、买办和打工奴隶创造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新中国解放初、大跃进、继续革命中的三次人民教育革命，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三座重要的里程碑。其中解放初期打破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从苏联引进人民教育;大跃进是人民教育的中国化尝试;继续革命的五七道路是人民教育的系统化建设。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蒸蒸日上，人民教育也步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境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公社小社员》、《让我们荡起双桨》，激起我们多少美丽的回忆啊!在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中，人民教育的历史如同一盏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指引千秋万代的漫漫航程;同时也如同一棵在高高的山峰上迎风挺立的松苗，需要历代仁人志士的百般呵护，为其培土、理枝和清除虫害，让其茁壮成长。遗憾的是在后一问题上我们做得很不够，一味“捧杀”和“扼杀”的多，实事求是地对待和扶持的少。今痛定思痛，只有在充分肯定她的方向性和系统性的伟大创举的同时，切实地指出她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症结之所在，以此调整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为其以后的复苏和生长创造适宜的气候条件。

　　一是在充分肯定过去教育方针中“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正确的同时，还须承认存在过于笼统的不足。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我国人民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定性的规定，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这从“改开”前后执行和抛弃这一方针而产生的不同结果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也不能因之否认过去执行这一方针过程中出现过的两类不良倾向：一类是大而化之，落地不生根。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有的等同于红头文件，有的等同于上级指示，有的等同于政治任务，有的等同于政治教育，有的等同于与中央、地方乃至单位领导保持一致之类的“讲政治”，执行的盲目性和摇摆性很大，而办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二类是辛勤耕耘，为人作嫁。“为政治服务”是一柄双刃剑，既能培养党性观念强、组织纪律性强的坚定的革命战士，也易于养成“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堕性，培养易于被“个人服从全局”的正当理由忽悠的奴隶。这从“改开”前坚定执行革命路线和“改开”后一声令下数千万工人悄无声息下岗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出。人民国家、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人民宪法、人民领袖，“人民”是一切政治的最高原则;人民利益、人民意愿、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是一切工作的起点和归宿。这两点即是毛主席提出的“造反有理”的根本依据。偏离这些本质性的规定而去强调什么“服从组织”和“保持一致”，只能被政客忽悠和利用。应该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具体化为“为人民服务”，实行“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此突出人民教育的本质特性，不断增强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为人民办教育，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各类人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

　　二是五七道路的教育体制在当时虽已大体定型，但具体的配套措施还很不完善，很不得力。从我们过来人来看，当年的学制缩短、课程精简和开门办学的大方向都找对了，学生学得活、用得上、学习的主动性强，但对教材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保持“尊师爱生”的良好师生关系、维护活而不滥的课堂纪律，各地有各地的搞法。如我们班是普通班，有的地方分文艺班、农机班、农技班，有的地方分普中和农中，不少学校建有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有的使用省编教材，有的穿插乡土教材;有的敢说敢管，有的缩手缩脚，有的过于依赖工宣队和贫宣队。一些示范学校也无所适从，起不到示范作用。这虽然在探索阶段不可避免，但经过五六年还不总结经验，“改土归流”，确实是很大的遗憾，以至在一些地方出现劳多于学、放任自流和滥反潮流的现象，终致授人以柄，被擅长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以一句“没学到什么东西”而轻松否定。

　　三是长期纠缠于对过去“旧的东西”的批判，而不是注重自身内在危机的处置，留下了巨大的反弹空间。当时无休止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十七年旧教育制度”的缺陷，这对一套全新教育制度的确立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仅靠批判立威是不能成就新生事物的。否定过去的目的若不是为了今天做得更好，以不断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再美妙的事物也是会短命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规范问题和一个持久活力的问题。譬如组织管理部门若重视阶段性总结，像当年有些大学集中优秀专家教授编研教材那样，集中全国各地优秀教师编写更高质量的简明教材，特别是注重解决“工基”、“农基”的内容规范化和结构合理化的问题，并建章立制，形成类似文革前中教、高教若干条那样的管理规章，使各类学校能循序渐进地完善和发展教改成果，便可能形成新的惯性力量;又如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时实行过的根据人民事业的紧迫需要推荐部分同学进入科技文化单位和继续专业深造的做法后以“回潮”的名义全部废止，这在当时知青上山下乡的大环境下的举措虽然可以理解，然普遍性中就不能有特殊性?任何时候的一刀切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据当年我们学校曾校长总结的毕业分配的经验是“同学公认，老师评议，领导考察，社队鉴定”，既为国家输送了人才，也没有产生什么有人疑虑过的“副作用”。若以后能坚持和不断完善1972届高中毕业生的这种分配的做法，便可能在人们的心灵上植入一种多样性选择的向往和品学兼优受重视的理念，形成一种长久地维护当年教改成果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