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1978–1992年（未完） -- 蛋疼的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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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农村改革 包干到户、村社分设
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推动下下达了《关于当前农村经 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 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 员”等内容，安徽省再兴农业改革。1978年安徽遭遇大旱，省委决定允许借地给农民 种“保命麦”，9月，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与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借此政策 搞起实质“包产到户”，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决定“包干到 户”。
需要注意的是，虽有省委领导人万里推动，但不管在党内还是学界中这块内容仍然被认为是 农民先导和主导，学者高王凌将农民主导的软性反抗觉悟称为“反行为”。笔者认为，这 种“反行为”实则是中国各行各业至今仍然具有的普遍现象，有时民间俗称“潜规则”。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层面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希望有相关人士从事和深入此项 工作。
“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吸纳农村产出以支持“工农业剪刀差”的正常运作：国家财 政以相对低价格收购农村农副产品，获得剩余以补贴城镇职工及工业，使城镇职工可以保有 相对低的工资（这种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实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同时国家也可 在自身维持的农副产品价格低价状态中获取相对于自然经济价格的利差去发展工业。毛时代 尤其侧重重工业，邓时代减弱了对重工业的扶持力度。根据薄一波所说，统购统销造成的财 政缺口是巨大的：
（统购统销）第二年（即1954至1955年度），即赔了2.5506亿元。随着粮食经营费用的增加和购销价格“倒挂”现象的出现，亏损越来越大……1987年达276亿元，1988年突破300亿元，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包袱。
1978 年开始，在统购统销的大框架下政府对粮食价格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粮食市场 出现松动，市场机制在小范围内开始发挥作用。国家调整了1966 年以来长期未动的粮食价 格，统购价格提高了 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 50%。粮食的提价大大刺激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长期以来粮食供需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代表自由市场机 制的农产品集贸市场开始出现。[3]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舆论、政策上确立和巩 固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原来三级所有的公社、生 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组织被取缔，建立乡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的村民委员 会。11
合同定购制、农业价格双轨制
即使是“包干到户”这种落后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在1984年这个“特大丰收 年”已经无法去完成全面的“统购统销”了，卢迈说“中国在1984-1985年左右形成了第一次 粮食生产过剩的局面”。粮食大丰收反而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为减轻此时财政负担，“将 市场风险转移给农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由 农村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 可以自由上市；逐步放开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价格。农产品实行政府定 价和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逐步缩小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城市应继 续办好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就是粮棉的合同定购制。
定购价格按“倒三七”比例计价12。由于“倒三七”比例加价小于（原统购统销中）超购 加价对农户生产行为刺激，以及经济作物的相对价格较高，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出现徘徊 不前。[4]
国家定价是稳定农民预期的重要手段。1985年和1993年我们尝试将计划价和市场价并 轨，实际上是在粮食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 ，这是当年粮食减产的重要 原因之一。[5]
“合同定购”没有改变指令性计划收购的性质，未相应取消统销制度。“到了1986年左右， 粮食市场调节的范围已占常年商品粮的60%。”，此一政策导致国内粮价上升过快。为应对 双轨制中农民生产积极性减弱和粮企政策性亏损（粮企对农民超出合同定购数量的粮食份额 实行议购价，议购价高于粮企销售给城市居民的统销价。），1986年10月14日，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通知中对农民的优惠政策：超额部分实行议 购价——“从一九八七粮食年度开始，国家对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外的粮食，实行随行就市， 议价收购，让农民从多卖议价粮中增加收入”，粮棉三挂钩——“一九八七年中央专项安排一 些化肥、柴油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国家对合同定购的粮食发给预购定金，由粮食部门按 合同定购粮食价款的20%发放，在农民交粮时扣还，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中央对地方 和粮企的优惠政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定购任务仍按九折包干，即90%的部分 按“倒三七”比例价结算，其余10%按‘议转平’价结算。国家弥补平价粮食收支差额所需 要的粮食，用‘议转平’的办法解决”。
1985年后的几年，政府只是取消了粮食统购，而未相应地取消粮食统销。于是，出现了两 个倒挂：一个是粮食统销量大于定购量，另一个是统销价低于议购价13。而倒挂只能由通常所说的“议转平”来解决，即 数量差额由议价粮转为平价粮来弥补，价格上的差额则由财政补贴。这使得财政对粮食的 补贴金额越来越大，统计资料显示，1986—1991年国家财政用于粮、棉、油价格补贴总额高 达1363亿元，约为同期财政农业支出的80%。
为了扭转粮食生产下滑趋势，国家重新加强了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干预。 到1990年，“合同定购”被定义为“国家定购”（提高部分农产品定购价，同时赋予农 民交售粮食以强制性）。同时，国家也采取了投入补贴措施扶持粮食生 产。[4]
1989年，在通货膨胀严重以及粮食供应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定购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分别向 下跌与上涨两极扩张，价格差异过大14，农民不愿卖粮给国家，国家收购粮食出现困难。 以1990年，“合同定购”被定义为“国家定购”——提高部分农产品定购价，同时赋予农民交 粮以更多强制性，同期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并成立国家粮食储备局。
关于粮价大幅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目前国内主要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粮价上 涨导致通货膨胀，也就是说粮价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主因。第二种意见认为粮价上涨只不过 是通货膨胀的先行军。不管是哪种意见，无法否认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强相关。另外，因 这时期价格改革包括粮价、工商、信托及货币发行各方面，所以可以退一步认为是国家价 格改革导致这一时期全国严重通货膨胀[6]。
1989年，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育市场体系,发展生产资 料批发市场,试办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第一次写入官方文件中,并作为培养市场体系的重要 内容提到实践日程。1991年3月，中国第一个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 份小麦的远期合同，标志着中国期货交易的开始。[3]
根据农业经济专家15的研究，1978到1985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 从1985年起扩大。1989年到1991年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又恢复到1978年 以前的情况。1993年以后，由于国家提高粮食价格、乡镇企业增长快、外出务工人口收入 增长等原因，农村收入增长较快，但在城市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这一势头正在改 变。[7]
陶昌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年份物价指数折算了大米、小麦、玉米的实际定购价和市 场价，结果表明三种农产品实际定购价在1987-1993年基本无波动，且均低于1985-1986年定 购价。[3]
三农问题是一个实践上的大难题，涉及工农业剪刀差、剩余劳动力、城乡流动、阶级固化等 问题，它在数年内长期困扰着中国。1992年底，统购统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我 们已经开始了农业工业化的道路，有的旧问题转换了表现形式本质未变，有的旧问题被解决的同 时带来了新问题，我们放在文后再讨论这两个节点吧。
乡镇企业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 告》，并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提出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 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有利于以工补农，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城市 压力等，乡镇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对乡镇 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 城市的各类科学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应聘到农村工作。放活农村金融 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农村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
1990年2月12日，农业部公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及附件《农民股份合作示范章 程》，６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发布， 这两个法规为乡镇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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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城市改革和领导制度改革（未完） 城市改革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提议发挥广东 优势，“在对外开放商做点文章”，邓小平就此提出“特区”概念。同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 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人大常委会 此后正式批准此一建议。此后数年持续扩大和增强经济特区的权利和地位。1982年12月，国 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1984年邓 小平第一次南巡。1月巡视深圳、珠海，2月巡视厦门。同年5月4日，国务院发出《沿海部分 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 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扩大厦门经济特区范 围到全岛，进一步开发海南等。随后国务院陆续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及部分地区兴办经济开 发区，引进外资、技术，以开发工业生产新技术和科研为主，减免税收，鼓励出口创 汇。1986年2月发布《国务院关于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意识形态上明确 了“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在具体举措上则是引 进、利用外资，面向市场经济的国际市场，“以首先搞好基础设施为重点展开基本建设”、 减税或免税等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举措。1988年4月，人大会决定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 确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 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 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政府还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当地的条件，做 好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
领导制度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的讲话。“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 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要求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 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 http://news.12371.cn/2017/03/09/ARTI1489054449475294.shtml
本次会议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 将部分过往的政治内容划为封建专制主义，首次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 度”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16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 话，贯彻和加强了领导制度改革。此后各级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精简、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 等。1985年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裁军百万。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 大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连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彭真在本次大会所作宪 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就此项规定说，“这就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会议上通过了198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17，决定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顾问委员会。有相当资历和成绩的老党员、老人进入顾问委员会；中顾委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具有建议、协调、监督、宣传等权利。
笔者认为设立中顾委的本意明确，确实如邓小平在9月13日举行的中顾委第一次会议上所 说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 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 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18
中顾委委员和地方顾问委员会委员人选富有流动性，老顾问委员批量退休，较老的一部 分一线官员退出一线工作增补进来，并且这种流动性与日俱增。1986年10月，彭真、邓颖超、徐 向前、聂荣臻四老“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半退”， 仍担任一定职务。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 会。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在邓小平1978年事实上成为核心领导人之际仍有一些与他几 乎同等资历却未必意见一致的老人。邓小平通过扶持对经济开放持激进态度的年轻领导班 子，制衡拥有巨大权力的幕后老人——尤其是希望放缓改革开放步伐的保守派老人。通过中 顾委改革的进行，政坛老人影响力和权力逐步减弱，邓小平成为实际上的“一个婆婆”， 为其执政思想方针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老人政治具有相当弊端，进步空间有限，民主成分低，权力欲易过强，私心重，人治为上。 拥有极大魄力的邓小平试图去革除这一弊端，但是在现实的实施上，最后仍然走 向“一个婆婆”，由统治者个人决定了时代走向。
就“民主集中制”方面，一个良好的中国“民主集中制”因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必然不是 西方唬烂的那一套民主，但同样因此国情使我们这条道路相当艰辛、带有迷雾、需要更多 的时间和人去探索。如何在保障集中制为主的基础上加强民主和法治成分，邓小平并未走 得太远，但他确实在困境下前行了一大步，他大力推动的党和领导制度改革的功绩不能抹 杀，不能对其过于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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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制度改革
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 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 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方针，企业公开招工并可以增减人员。扭转过往片面 强调“大”和“公”的错误以及“铁饭碗”的状况。
1983年2月22日，劳动人事部发文《劳动人事部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积极实行 劳动合同制，打破“大锅饭”、“铁饭碗”，调动人民积极性，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 极性，解放生产力，“（全民所有制单位及集体所有制单位）经过若干步骤，最终达到所有 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22
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一次性颁发四个法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 业保险暂行规定》。
然而，这一改革措施只限于国营企业中新招收的工人，并没有根本动摇原有的固定工制度。 到1991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合同制工人只有1449万人，占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 的14%。[???]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和增强企业活力
1978年，四川省委、人民政府在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开展扩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 在1979年1月扩大至100家工业企业和40家商业企业。
1979年7月后，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文件要求全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 告》。1983年9月1日，国务院批转物价局等部门座谈会《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 告》。1984年10月6日，国家物价局下达《关于全部放开小商品价格的通知》。至此小商品 价格改革基本完成。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进一步扩大了扩大企业和厂长（经理）的自主权，在招工、劳动工资和奖惩制度等方面作出 较大放权。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宏 观理论层面上确定了城市企业学习农村，大力发展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增强企业活力，减弱政府对经济的各种管控，政企职责分开，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尊重价值 规律及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等。
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提出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实现 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 为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 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主要提 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积极试行租赁、承包、拍卖、折股。少数 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之间互相投资，或联合投资新建企 业，一般宜采取股份制形式；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律改为自负盈亏；对免轻纺企业和其他进行 重点技术改造的大中型企业减免税收；目前仍由上级部门集中掌握的30％的折旧基金，要全 部留给企业;限期清理、撤销行政性公司，停止行政性公司管理企业的职能，半年内限期转为 经营型或服务型的经济实体，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鼓励发展企业集团。
于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企业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 产和经营单位，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为国有企业 制度与经营方式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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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个系列相当好，请继续。 编年体和专题结合起来，有助于梳理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注意到赵紫阳正是在70年代末四川省当省委书记。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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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 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改革开始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了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 方式。[8]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 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 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 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 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13]
笔者已在1.4.2提及农业价格双轨制，这里不再赘述。
张曙光写到
双轨制改革的运行方式是：固定存量，放开增量，从边际上引入市场，然后再逐步用市场 蚕食计划，最后实现单一市场。在双轨制中，计划价格一轨旨在照顾原有利益格局，有利 于保持大局稳定，减少改革阻力，而市场价格一轨则能提供新的激励，有利于促进经济发 展和结构调整，从而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荡， 形成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
笔者认为张曙光的结论有待商榷。知识界中双轨制的发起者（当时的青年一代学者张维迎、 徐景安、华生、何家成、张少杰、田源等人）和拥护者还有外国一些学者往往认为即使双轨 制的实行带有些明显副作用，但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状况的选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 是理论创新，华生还想凭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崇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中青年学者和政治 家至此走上中国政界、学界的主要位置。
笔者认为不管价格双轨制是否是国弱民穷下的必然政策24，是否功远远大于过，仍需要对价格双轨制的副作用着重提出。中国经济政策中 的“副作用”惯于被轻视或淡化；惯于被认为无可避免；惯于被认为功大于过；惯于以帕累 托改进甚至帕累托最优等词令作为遮羞布，掩蔽民众的利益受损，甚至以此掩盖主动剥夺民 众利益的事实，最终成为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的工具。
在张维迎《当年对双轨制认识很粗浅 没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与张曙光《中国经济风云史》 中同样使用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尊重既得利益团体等术语，且逻 辑脉络高度一致。因张曙光的论述较详细一点，以下引用张曙光书中观点。
另一种批评是说，双轨制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和荣敬本主编的 《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实行价格双轨制，必然出现价 格落差，很多人利用计划内外价格差进行投机倒卖，谋取暴利，从而形成一批依次为业的倒 爷和公司，特别是一些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官倒，权力寻租，倒卖批文和指标，扰乱市场秩序， 破坏体制改革。不过，应当指出，寻租的条件和寻租行为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寻租行为的大 量发生，板子恐怕不能完全打在价格双轨制上。双轨制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改革不得不付的 成本和代价，否则，不可能实现制度改革。新制度其所以能够代替旧的制度，就在于它至少 必须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 “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一个“帕累托改进”，改革就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反抗，甚 至可能根本无法进行，或者激起革命。因此，改革和革命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尊重既得利益。 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得到牌价供应 指标是一种既得利益）。他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其原因 就在这里。不错，双轨制的确为官员寻租创造了条件，但也同时减轻了拥有权力的官僚部门 的抵制。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转而支持这种改革。此外，双轨制在为 寻租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孕育了中国企业家的诞生。因为，双轨制带来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开 放。这正是企业家生长的环境。
笔者对类似论述的批判如下：
第一，在所倡导政策出现问题时大量甩锅给“寻租行为本身”，通俗易懂来说就 是甩锅给体制，漠视经济的社会作用。诚然，任何体制均会有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复杂巨 变的改革时期往往也是权力寻租行为转型发展期。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推行自己所倡导的 经济政策时，他们说这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带领社会利好的；在产生副作用时，他们又 说经济无法代替社会负主要责任。为维护和发展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需要国家支持时，国 家是喂奶的娘；基于统一个理由需要国家放开限制时，国家又从喂奶的娘变成了讨人嫌的看 门狗。这样的双标是何等的轻松惬意。
第二，刻意滥用概念“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 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就历史事实和经验来说，笔者敢于断言双轨制的实 行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帕累托改进。据张成思《中国通货膨胀周期回顾与宏观政策启示》
1984–1986年1984-1986年的通胀周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次周期。这次通 胀周期的背景主要是价格改革引发的价格闯关,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在1985年9月达到高峰。 这次通货膨胀周期,是改革开放以后CPI通胀率峰值首次出现高于10%的一次。
虽然信贷规模增长和货币供给加快,但国内学者对1984-1986年期间的通货膨胀有着广泛的 共识,认为主要是源于成本推动,即价格改革的因素。[6]
[fig:tongpeng30]注：图中CPI涨幅为本年相较 上一年的涨幅。
[fig:tongpeng30]注：图中CPI涨幅为本年相较 上一年的涨幅。
截止到1988年价格闯关前，通货膨胀所收取的高额通货膨胀暗税或铸币暗税；1985–1987一 些社会事件；粮食合同定购农民积极性持续下滑，以至于发展到1990年国家要实行强制性更 强的“国家定购”才能完成中央收购；党中央在邓小平、赵紫阳的主导下决定尽快双轨并轨 为市场一轨，实行激进“物价、价格闯关”的主因——“双轨制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 乱”——也被他们无视掉了；1988年人民恐慌挤兑抢购的事实何在，只是因为激进的价格闯关 来临，就没有之前“温和的”价格双轨制所造成的原因吗？张维迎、张曙光等对双轨制的辩 护中，他们认为计划轨的失败，本就属于双轨制改革的目的。计划轨的废除本就是目的，那 么主要依赖计划轨的民众怎么办呢？他们居然说这是无损于弱势一方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最后，理论方面，帕累托改进局限在哪里？真的会有一方利益无损而另一方利益可以尽情增 长的帕累托改进吗，它是真命题吗？笔者对西方经济学并不了解，以相当轻率和主观臆测的 态度找到几篇论文，供读者阅读，并希望读者积极回馈你们想法，尤其是对读者的批判和交 流。25价格双规制中帕累托改进的理论错误：张军《价格双轨制：是奇迹 还是神话》26；帕累托 改进的各方局限性：姚洋《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帕累托改进》[14]；帕累托 改进理论的伪命题：朱富强《帕累托改进原则能否应用于社会改革？——实践的可行性和内在 的保守性》[15]，宋圭武《“帕累托最优”质疑》[16]。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数据文件，1987年CPI通胀率较上年上 升7.234%，1988年较上一年上升18.812%，1989年较上一年上升18.246%。
杨继绳[13]和张曙光就李鹏向邓小平反映价格问题的时间有出入，杨继绳 说是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张曙光说是两会后，笔者认为并没有实质的差别，以下以 张曙光记述为准。
1988年3月25日到4月13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物价和‘官倒’问题成为会 议议论的焦点。代表们强烈抨击双轨制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痛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两会后，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情，李鹏说是 价格问题，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再次提出要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 并认为“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事后，李鹏向中央政 治局传达了邓小平价格闯关的意见。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 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价格闯关正式开始，部分烟酒市场价较原来提高10倍，全国挤兑抢 购现象相当严重。1989年2月，CPI通胀率同比（去1988年2月相比）增长28.4%，为改革开放 以来同比最高比例。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 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治理经济环 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 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 象。 ”27 价格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连续两年的治理整顿，再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经济过热变成增长过慢，从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1988年和1989年GDP分别增 长4.1%和3.8%，1990年和1991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从1988年的18.5%和1989年的17.8%下 降到1990年的2.1%和1991年的2.9%。市场秩序也发生了逆转，从紧张变成疲软，从旺销 变成滞销，持续了几十年的卖方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买方市场，这就导致了计划内外价差的 缩小，计划价格变成了市场价格。于是，双规价格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并轨，到1991年底， 80%的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这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功夫”。
笔者想，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极力推动，举国之力想要完成的事情都没有完成，却被历史 和真正市场（并非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应用的市场）以一种荒谬、戏谑众生和神奇的自我调 节方式实现了并轨……
通宝推：文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