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说大下岗的故事。 -- 解甲

与从来河友讨论，想起了一些旧事，但不适合作为回复，因此单发一帖。

先摆一下资历，我的年龄在河里不算大，但河里似乎没见过当年大下岗的亲历者发言。以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而言，我应该算是对大下岗比较有发言权的。大国企和小集体里，干部和群众里，都有我熟悉亲近的人。再加上我留意询问过，因此虽然比不上专业学者，但我的所见所得应该有一定参考性。

首先我要说一件事，现在提到大下岗，必骂朱镕基。但上世纪末，大下岗正在进行时，以我的所见，下岗工人们骂朱镕基的并不多。当然不能说我了解事情全貌，但我也不认为我的取样有显著误差。所以把这口黑锅全扣到朱镕基头上，我认为有失偏颇——当然我不是替朱镕基辩解，他要负很重大的责任。然而把结论简单化，不利于我们认清事实和吸取历史教训。

先讲故事吧。

有些河友应该还记得我在河里讲过，我祖父在国企工作，这回讲的还是该国企的故事。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末，企业的运营状况确实不是很好，现金流有问题，发职工工资有困难。以消息来源推测，我认为情况是可信的，干群差距肯定是有，但不至于干部吃香喝辣职工吃糠咽菜。解剖麻雀，这就是麻雀当时的情况，至于当时整体形势如何，这里不扩展。

当时企业有应对办法，唤做轮岗，轮着上岗，不是现在所谓job rotation。轮到上岗的呢，就可以领到工资，没轮到的唤做待岗，没有工资可领了，但相对的可以用闲暇时间去谋一点生计。这当然不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就执行来说挑毛病很容易。但我认为有两个显著优点：其一是不至于完全断了职工的经济来源，能稳住人心；其二也为职工另寻出路提供了缓冲的时间，把寻到出路的可能扩大了不少。另外，当时下岗的风声已经很紧了，这种危机感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我祖父当时早就退下来了，我一个姑父（就是这个故事里所提到的姑父）还在岗位上，职务是车间主任。以他的出身和条件，本来可以干得更高一些，是我祖父多次阻止了对他的提拔（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小时候大概一半的时间在他家，两口子拌嘴往往拿这个说事）。而改开之后，我祖父不能阻止了，但他文凭不行了——我没看过正式文件，但就我所知，没有本科文凭不能升到正处应该是条相当硬性的规定。说这些不是要吹嘘长辈，而是我看来改开后重文凭这件事影响相当大，后面再详细说。

减员增效是当时的政策大方向，轮岗减不下多少员来，增效方面也不能立竿见影，因此下岗压力还存在。按当时的企业制度，把职工下岗，车间主任的意见相当重要，但我姑父始终不愿意向上提交任何下岗人选。这事很容易理解：退下来之后他总说“我当了三十年车间主任”，据我所知不到三十年，是二十多年。但二十多年也很久了，车间里面年纪大点的基本都是他的老同志，青工基本都是他的徒弟，除了有人主动，不然他开口让谁下岗都是为难。

当时的厂长看在眼里，就主动出手帮忙：这厂长下到现场去生事。众所周知工人老大哥们难免脾气暴躁，故意生事，那是一定会生出事来的。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口角而已，无产阶级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能期望吐属有多么文雅。于是厂长抓住了把柄，圈定了两个人，要我姑父同意。我姑父坚决不同意，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四十出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让他们下岗，是直接拆了家里的顶梁柱。争论之下，我姑父的无产阶级本色也出来了，吐属不文雅了，于是乎事情闹得僵了。本来内定他升副厂长再退，很快就被直接退休了。

这件事发生在1997年。1998年春节家庭宴会上，我祖父破天荒地敬了我姑父一杯酒（他老人家极有封建家长威严，对子辈历来丝毫不假辞色），这是祖父生前最后一个春节。2016年姑父也去了，他退休已久，世态炎凉，早已门前车马稀。但他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当年被他保下的两位同志（最后是保下了），聊天之中再次印证了当年这件事的真实性。

我要再一次重申，我绝没有自吹家世的意思，我的祖父和姑父，都不是大众印象中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我祖父敬姑父的那杯酒，表示对耽误了他的歉意的成分，可能比敬他的阶级感情还要多一些（我懂事起，我祖父从不谈政治，更不参与政治，据我所知他从未对大下岗事件发表过任何意见甚至流露出过任何感情）。而我姑父，我亲眼所见，他是接受吃请的，至于他有没有吃掉糖衣再把炮弹打回去，老人已经不在了，这无法确证的事也就随着去了吧。

我想说的，原来的共产党，并不全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主要还是一群正常的有人性的人。而改开后的执政党，也不全是从阴沟里挖出的畜生；同样还是一群正常的有人性的人。改开的问题，是割裂了干群联系。我姑父维护工人，其实就是朴素的个人感情；而厂长去找工人生事，起因居然也是帮我姑父的忙。那为何厂长对工人就没有阶级感情呢？感情是需要培养的，而这厂长是坐着火箭上去，又空降下来当厂长的，他根本没那个时间和空间去和工人培养阶级感情。

改开恢复了高考，河友从中受益的应当不少，对此也多有赞扬，认为是改开难得善政；但也要看到，恢复高考，其实也是干部群体大换血的前奏和基础。毛主席“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指示，邓小平是很好地理解并执行了的，当然是为他的错误路线所服务。

我也了解过一些在文革中吃过苦头的人，他们诉苦，都是冤有头，债有主，绝没有完全归咎于毛主席的——这是我学习政治历史过程中上过的很重要的一课。同理，下岗工人并不直接归咎朱镕基，我也完全不奇怪。那么现在河里讨论政治，把一些具体的问题归咎于习近平，我就不得不产生一点怀疑了。我当然不相信罪臣该死皇上圣明，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难道就合理吗？——注意，我并不为习近平辩解，他处在那个位置，接受并应对批评本来就是他的责任。我只是说，提问题也要准确，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他，对解决实际问题并无太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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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点不相干的吧。

现在的执政党，是早已与人民割裂的精英群体。他们未必有多坏，甚至可以说他们能力都不错，个人修养也很好。但为了避免与他们的良心相抵触，为更好的鱼肉人民，君子们的所在离庖厨是远远的。河友们多有感慨改变人性难的，其实人性何须大改，河友们的阶级感情，无非是身为无产阶级一员（尽管某些河友可能不这么自觉），身边所见所闻所交往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这个要有不是的，我倒希望能现身说法一下，看看是不是姓赵）。我看大部分河友对外国无产阶级就没什么阶级感情可言，甚至想要鱼肉他们的还不少。

对于高高在上的精英群体，希望他们能扬我国威可以，希望他们能多洒些残羹冷炙安抚人民也可以，但希望他们放下身段，重新回归人民一员，那是与虎谋皮。这种事不能指望精英，而只能靠人民自己。

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教训的。

怎么打？有些河友表示过说不出怎么打就别喊打。我只能这么说：毛主席早就教导了怎么打，也没见你们学会打、愿意打。不想打大可直说，不必如此苛求网上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