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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中国包产到户问题学术研究的介绍 本穷对上面帖子简单整理：
1、林毅夫
1992年发表的论文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用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包产到户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方程的左边是农作物产出，右边就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固定资产、农机具）、化肥。除此之外，在右边放上该省当年的包产到户率。结果发现，包产到户率的变化能够解释40%左右的农作物产出增长。
2、伦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Chris Bramall
1995年的论文《Origins of the Agricultural "Miracle": Some Evidence from Sichuan》，通过研究四川省的县志，发现，包产到户早的县和包产到户晚的县，在粮食增长率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在2000年出版的《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1978-1996》和2008年出版的《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中，Chris Bramall
继续质疑林毅夫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没有考虑灌溉水平、天气的影响。尤其是忽略了集体时代建立的灌溉工程的滞后效应。
3、Xu Zhun
2012年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 by Zhun Xu》以及他为此另外写的一篇总结《The Chinese Agriculture Miracle Revisited》，将灌溉水平、天气的影响，以及集体时代建立的灌溉工程的滞后效应纳入林毅夫模型：控制了土地、畜力、农机具、劳动力、化肥、复种指数、非谷物占比之后，加入了各省的天气状况这一变量（用受灾和成灾面积的线性组合来度量）以及包产到户比率滞后一期进入模型中（林毅夫的论文中，被解释变量是当年农作物产量，可解释变量是截止至年底的包产到户比率，因此包产到户可能出现在农业增长之后。因此，用上一年的包产到户比率来解释下一年的农作物产出可能才是正确的方法），结果显示，包产到户的效应立刻变得不显著了。
4、山东大学的孙圣民和陈强教授
在即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选择一个和包产到户比例相关，但和当年产量无关的变量（1978年前的当地农村固定资产，和生产前一年的天气状况），来间接计算包产到户对产量的影响：控制了天气之后，包产到户的影响不显著；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包产到户的自选择效应后，再进行二阶段估计，包产到户的效应变为显著大于零的0.225。
简而言之：
1、林毅夫模型粗陋，包产到户带来40%左右的农作物产出增长完全不靠谱；
2、考虑天气以及包产到户比率滞后一期，包产到户对农作物产出增长效应不显著；
3、精选与当年产出无关的工具变量，间接计算包产到户对产量的影响，计算结果为0.225。
即便是精选工具变量间接计算出的包产到户对产量有0.225的影响，这也是一次性效应。84年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包产到户和撤社建乡，85年开始粮食大幅度减产，直到89年才恢复到84年水平，90年创下新高（单产变动也与此一致）。
1959-1979，21年全公社化时期（包含59、60、61连续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粮食单产年均增速2.83%；85-2014（本穷手里现有数据是到2014，15、16没整理），30年全包产到户时期，粮食单产年均增速1.34%。
1959-1979，21年全公社化时期（包含59、60、61连续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粮食总产年均增速2.50%；85-2014，30年全包产到户时期，粮食总产年均增速1.34%（84年，粮食播种面积16亿9326万亩，14年16亿9107万亩）。
59年到79年，粮食播种面积以及在总播种中的占比，总体看是下降。所以，有人刻意把“以粮为纲”扭曲，选择性遗忘后面的“多种经营”。从总体看，公社化时期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和占比都是呈上升趋势。
关键词(Tags): #包产到户， 通宝推：桥上,起于青萍之末,唐斩非,家园 记得林说是所有政策性因素（大意） 包含了粮食收购价提高。
家园 林毅夫用当年年末的包产到户率解释当年粮食增产，太粗疏了。 林毅夫采用的是割余法，逐一扣除单一因素对总量变化影响后，将最后不可分割的总量变化归于最后一个影响因子。
林1992年发表的论文《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用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包产到户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方程的左边是农作物产出，右边就是影响农作物产出的诸因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固定资产、农机具）、化肥和该省当年（年末）的包产到户率。逐一排除掉包产到户率以外诸因素的影响，林将剩余的40%左右的农作物产出增长归结于该省当年（年末）包产到户率的变化。
按照这篇论文来看包产到户政策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仔细分析林论文，疏漏是很明显的。
首先，正如林所述：是所有政策性因素（大意）， 包含了粮食收购价提高。但林论文中的投入产出模型只列个包产到户率在那，这是几个意思？
其次，林论文所列的可割余因素太简单，灌溉及工程滞后效应、天气（受灾、成灾）、包产到户率滞后效应……，等等，都完全没考虑。
最后，林论文未考虑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比方说灌溉工程和天气（受灾、成灾）对产量的影响可能就是复合的，1978年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灾年，英明领袖抓农业比较得心应手，1#重视，应对充分，措施得力，加上文革期间建设的工程发挥了作用，当年还增产不小。
1+1并不必然等于2，可能大于2，也可能小于2，把所有因素统统用割余法算一遍，最后结果加总，可能误差惊人。
家园 后来统计局篡改安徽历史数据以证明包产到户不差 参见：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68251.html
通宝推：老老狐狸,家园 61年夏天，毛泽东听取曾希圣推行“责任制”的汇报 夏天，毛泽东路过蚌埠，曾希圣在火车上汇报了推行“责任制”的情况，毛泽东听后没表示异议。于是，他就放开胆子大干，在全省各地大力推行责任田，至当年10月份，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84.4%。
家园 为啥61年安徽农民比上年好过？ 61年，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结果，安徽粮食减产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有人以“当年农民比上年好过”质疑安徽省统计年鉴的的数据，其实呢，农民好过点是因为征购减少了。
1958 年，中央对各省实行粮食购销差额包干的计划管理体制。全国的粮食收购、销售计划由中央统一制定，省、市、自治区的粮食调拨，由中央统一安排，国家的粮食库存中央统一掌握。同年9 月，省人委发出指示，决定自1958 年度起，省对专、市、县的粮食征购和销售实行差额包干的办法。当年中央下达安徽的征购计划为贸易粮粮食50 亿斤，折原粮62．5 亿斤（比1957 年计划减少3．8％）；省对下包干为征购原粮90 亿斤，销售40 亿斤，购销差50 亿斤。
1959 年，中央下达安徽征购计划贸易粮63 亿斤，折原粮78．75 亿斤（比1958 年增加26％），省对专、市仍按90 亿斤包干基数未动。1960 年，中央下达贸易粮计划55 亿斤，折原粮68．75 亿斤，省对下征购计划调减为50 亿斤。1961 年省人委将收购计划再一次调减到26．93 亿斤。
1962 年，省人委根据中央的决定，从本年度开始，对粮食实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的办法。按照中央规定的购销计划，征购超额和销售节余，归省直接管理和支配，单列收支，年终结算，报粮食部审查。本年度，中央分配安徽征购任务为贸易粮36～38 亿斤，折原粮45～47．5 亿斤，并允许省增加10％左右的机动粮对下分配。后来，鉴于安徽的实际困难，中央同意按省分配到专、市的原粮36．5 亿斤不动。
1963 年，省对下安排征购任务40 亿斤，1964 年为44．55 亿斤，按当年中央分配任务加了6～9％的保险系数。
家园 Z：承包制主要是改变了分配关系 承包制主要是改变了分配关系，没有了公社这一层级，而且国家的征购比降低了，对农民来说，比如以前一亩地产800斤，自己留400斤，但到到80年代初，亩产哪怕降到750斤，自己还可以留600斤。粮食减产了但是分配却增多了，这就是事实。
家园 公社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全都没有了 于是，死亡率年年上升，入学率也大幅度下降。文革时代，我们人均寿命高于南韩4岁，到改开30年后，已经落后南韩7-8岁。参见：
世界银行：两个时代中韩人均寿命对比 - 黄卫东 - 草根网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90648
我国人口素质的“文革阶跃” - 黄卫东 - 草根网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81340
家园 公社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是需要成本的 当年，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是有工分的。他们凭工分参与大队、生产队的分配。
包产后，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也要承包土地自己耕种。普通农民种地收获不再转移支付公社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需要福利的成本，留在农民手里的，自然会增加不少。
当然，代价就是农村入学率、升学率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停滞……
家园 一并回在这里 楼下各位不好意思，我就懒一点，统一回到此贴下面。
还有一些情况不是很明白，需要各位行家解释一下一些现象。
1. 如果集体制之下粮食是增产的，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粮票逐渐消失的情况，甚至副食品也同步增加的情形，但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当年没有出现，粮票的消失要等到80年代中期。
2. 楼下有人解释粮食的增产是由于化肥与种子的进步导致的，但我们也观察到，改开之后，大批的农民入城务工，农村的实际劳动力是减少的，假设包产到户效率再降低的话，即便化肥与种子有进步，也很难解释粮票取消，副食品增加这种现象。
劳动力的流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还是先放一边吧。
- 复 一并回在这里
家园 对于副食品增加我说两句 改开后副食品大量增加是真事，但这真的是包产到户积极性提高的带来的么？
我个人的经验，最主要还是技术进步，储运手段上来了。
我小时候在福州，距离海边大约30公里的一个沿海城市，你能想到么，城市里海鲜并不多，海边的渔民挑进来卖，就这三五十公里的路，从周边县城，长乐，福清之类的坐长途车进来要两个多小时，再加上挑进县城，等车和到省城挑到市场的时间，却要四五个小时，对于海鲜，特别是夏天，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还能保鲜的极限了。不过在县城里，却很便宜，螃蟹比肉便宜多了。我父亲偶尔下乡，到海边县城去一趟，回来基本上带一大袋子螃蟹，蒸一脸盆，常常是吃饭前喊全家人先一人一只。至于再往里一些，比如到南平，基本上市场上是永远看不到螃蟹的。
那时候生态保护的好，为啥啊，抓多了你也吃不了，卖不掉，带不走。
还有水果，比如枇杷荔枝之类的，成熟的季节，在乡下基本上一采下来在房间里一堆，大家就赶紧吃，就这一两个星期吃个痛快。荔枝还可以一部分晒成干，枇杷基本上吃不了就烂了。你说为什么不多种啊，一样的道理，吃不了，卖不掉，带不走。一般村里几家人有一棵果树就够了。不是人人都是杨贵妃可以快马送荔枝的。
印象中，基本上到80年代后半叶，冷藏技术的发展，冷藏车多起来了，空运也发达了，那时候吃海鲜地带才逐渐从沿海30公里扩展到了全中国，海边的海鲜越来越贵，渔民愈来愈积极。不过对于内地城市，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可以讲海鲜的可比价格是逐渐下降的。我记得80年代中后期，在西安，只有一些高级涉外宾馆才能吃到死贵死贵的海鲜，那得是真正的大款才吃得起的。现在，估计虽然贵，但是能吃得起的人绝对比以前多得多。
至于水果也差不多，随着运输业的发展，先是我们在南方吃到越来越多耐储运的北方水果，比如苹果，梨子之类的，接着冷藏车也把本地不耐储运的荔枝，枇杷，芒果，李子之类的运往全国。逐渐地，水果种植才从一家一户房前屋后的小打小闹变成了大果园的工业化生产。
直到2000年以后，才基本上全国各地都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水果。
通宝推：xm,jhjdylj,老老狐狸,阴霾信仰,kmy1810,家园 75年还在大规模“割资本主义尾巴”。副食品？想啥呢？ 家园 对，文革以发养老金的形式来“割资本主义尾巴” 我们看看田纪云的回忆录是怎么描述当时的
我那时在中共西南局工作，就是负责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的。1970年，四川全省还有私营工商业者、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45万人，是全国最多的一个省，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最大的一个省。上级派我到眉山县思蒙区和广汉县连山区蹲点，专门调查研究如何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这个尾巴割到什么程度呢?什么开个饭馆、卖个油条稀饭的，卖个大碗茶的，摆个地摊卖点针头线脑的，缝缝补补的，理发、洗澡、修脚的，等等，都改为国营了。这些从业人员，多数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原来靠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还可以养家糊口，一改为国营，这些人就退休了，由国家每月发几十元的养老金，而他们原来干的事，也就没人干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干了些傻事。
链接[URL=链接]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60617/4134627.shtml[/URL]
说白了就是， 当时大批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还要起早贪黑干个体糊口，于是文革期间政府就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 让这些老人能一月领几十元的退休金（七十年代的几十元啊），过上安定的晚年生活。然后我们田副总理就觉得“这帮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还能动弹，能干活呢，你国家居然要给他们发钱养老而不是干到死，真是傻”。好感情啊，所以大家明白改开后农民的教育，医疗资金都被大幅度削减，工人被撕毁一切福利保障，一脚被踹到社会上啥也不管，都是其来有自的吧？
另外，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原文下面紧接着就来个田纪云“我一定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真怀疑他是高级黑。
通宝推：发了胖的罗密欧,ghui,老老狐狸,七天,俺老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