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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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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当年全部下乡一事儿搞得粗糙,一锅端回城,更是后遗症严重。

                        知青大返城的决策不是小平做的,当然,这粗糙决策后遗症的锅也不应当小平来背。

                        当年,在知情回城的问题上,小平是比较慎重的,主张分期分批,一窝蜂回城的话,城市的就业岗位、基础设施跟不上,压力太大,而且农村的学校、卫生等工作有瘫痪的危险。

                        当然,最终的决策是一律回城,讨好现实,不计后果,这事办起来爽,还能落个好名声。

                        接下来是什么呢?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1983年开始“严打”,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严打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报告》中说,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治安不稳定的情况下,采取组织战役、统一行动、集中打击的办法,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但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见成效。它解决了我们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开创政法新局面,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积累了经验。在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 家园 【ZT,个例】一个北大荒农场的北京知青的回忆:

                      我是1967年12月6日奔赴黑龙江省农垦局七星农场的北京知青。

                      ……

                      受邢燕子的影响,我与曹捷、金明、许文进、崔恒芳、李军、米金凤、张桂香,北京20中8名学生,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离开了学校,离别了北京,抱着到边疆,到农村去锻炼的思想,意气风发地来到了荒凉、陌生的土地:七星农场第一作业区15队(5营57连)。

                      ……

                      1976年5月1日,我和本地一位姑娘结了婚。1976年至1980年,农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兵团体制变为农垦体制,大批知青返城,我考虑当时已有了孩子,决定不回京了。二是大批知青走后,农场劳力严重缺乏,特别缺老师和机务人员。农场动员职工,号召他们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农场工作,并派人到附近农村屯子里去招工。三是种植方法和品种上发生了变化:由种小麦和大豆,改种水稻和养鱼。四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上有了很大改变,去消6营、7营编制,实行家庭农场形式的合同承包制。

                      1981年6月,我任西江镇小学体育老师,(原74连小学)我是10名教师中唯一的知青。在校长和农场宋修堂教育科长的支持下,由我设计,机务加工,建了两个单杠,两个双杠,两个篮球架子,还有爬杆,滑梯,过桥,秋千等体育器材,孩子们玩得高兴,老师笑了,家长笑了,我心里美滋滋的。

                      ……

                      由于母亲去世,父亲已80岁高龄,需要有人照顾,我只好于1990年5月26日离开了养育我23年的黑土地,回到了北京。同年6月1日,我进入北京铁路局,分配到离家不远的清河火车站任扳道员。

                      家虽迁回来了,巨大的压力也随之而来,上有瘫痪在床的老父亲,下有3个孩子要上学,妻子没工作,全靠我微薄的工资生活。经济压力,生活压力,精神压力,几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面对困难,我没有抱怨,没有气馁,勇敢地进行二次创业。眼前最迫切的是没房子住,为了盖一间自己住的房子,全家人4处去捡砖头瓦块,用4年的时间,在鉄路旁边盖起了4间房,全家总算有了遮风避雨的住处。妻子边干临时工,边照顾家。我下班以后,就和妻子一块推着平板车去卖菜,铁路宿舍的邻居们,见我们生活困难,买卖公平,都愿意到我这里来买菜,所以我们的菜每天都能卖完。

                      ……

                      现在好过多了,两个女儿大学毕业都成了家,我快当姥爷了,儿子大学也快毕业,自己也退休了,退休金不少拿,苦尽甜来,日子真好过了。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

                      奔赴东北是人生重要的选择,我下乡23年吃苦,没有想到回城后更苦,谁都有受苦的经历和磨难,谁都有让人流泪的过去,历史的篇章己经翻过去,毕竟我们家5口人齐心合力熬过来了,留下的是经历过种种磨难而坚强不屈的微笑和自信!过去就是历史,过去就是回忆,过去就是故事。用良好的心态,写今天快乐的生活,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生活会更加幸福!

                      • 家园 杨易辰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

                        根据其回忆,文革期间黑龙江安置了180万知青,77年末农场还有三十余万知青,80年返城,或手续已办好待返的知青近十七万人,占原知青总数的一半还多。“农场干部形容势如十二级台风,基层无法招架,广大干部群众非常伤心地望着大批知识现年返回城市,有些知识青年也是流着眼泪离开他们撒过汗水的边疆”。

                        “我和德尊等同志每到一个农场都讲知识青年返城问题,宣传上山下乡大方向在当时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这股返城风不是知识青年带头刮起来的,是受了错误舆论的影响,说什么上山下乡是错误路线,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等。这些说法违背了中央精神,也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因而是不对的。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不再需要城市青年下乡,但在当时,为了解决就业,下乡是需要的。现在,有些青年返城后已反悔,有些青年要求回农场,回来的要热烈欢迎,妥善安置。对扎根农场,安心创业,顶住返城风的知青,要大力表彰。。。。。。”,看来这个顶门杠还是真顶啊。

                      • 家园 下乡和下岗往往是同一批人,这一辈子被折腾两次滋味不好受

                        算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苦都吃了。

                        96年在天津管厂,手下这批人真的很苦。连滚带爬好不容易过上了正常点的生活,又遇上了下岗大潮。

                        当时我年轻气盛又是比较如意,不会体会到他们的困惑。现在回头看,他们这么困难还要拉扯一家人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也是英雄。

                        通宝推:卢比扬卡,老老狐狸,
              • 家园 知青的事情本和论点无关,不过某人搅浑水转进罢了

                你要觉得知青年轻,那想改开后基本就全年龄段覆盖了,

                4050吃耗子药上吊的就不说了吧,麻木了。

                2025的跳楼,富士康那十几连跳来着,不都是吗?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215/21/535749_520685563.shtml

                最小的16岁,最大的貌似也没过25。当然这些小事阁下没兴致不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草民的事,死了也就死了。

        • 家园 非常之同意。。还弄得自己功劳很大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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