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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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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从这篇文章看,万里当时还真是顶风干的

      所以他能干几十年建工后从省委书记转任农委主任

      那个时候万里真是顶风冒险。王任重上任后,也曾想制止万里搞“包产到户”。

      1979年3月的一个晚上,王任重从北京打电话到安徽,急于找到万里。接线员把电话由合肥转到当时万里下乡视察的嘉山。万里走到走廊的一端房间里,跟王任重交谈,同行的官员都感到事情严重,拥挤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万里看起来情绪很激动,对着电话说对方是“秋后算账”,拒绝中止“包产到户”改革,说不论什么形势,在他领导的地域里面,就是单干也不变了。一切等秋后再说,不管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

      之后,万里走出房间,对挤在走廊里的人说,副总理同意他的意见。

      一年多后,中央高层人事发生变动,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并逐步淡出政治舞台。这一年,坚持主张集体经济的王任重被调离农委,任职中宣部部长

      送走王任重后,杜润生很快迎来了新领导——被称为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的万里。之后,在邓小平、胡耀邦和万里等人的推动下,包产到户被正名,并迅速在全国铺开,农村改革迎来转机。

      各位大佬开始时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也都明确写明了

      侠客岛:杜润生经历的中共高层关于农村改革的分歧

      其实,那时对于“包产到户”,不光是王任重,华国锋、李先念等决策层都不赞同或者表态含糊。

      邓小平最后讲话,他含糊地说道:“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 家园 他抓稻草而已,77年开始折腾安徽,77、78大减产

        慌了。

        • 家园 10月9日,杜润生去世

          看到一篇老田的文章,挺有意思:杜润生和他的农村政策研究

          十年前我访问杜老先生的同事,他提到杜老先生对工作是怎样的兢兢业业,据说,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职高官的杜老先生,口袋里长期要预备两份报告,遇到要推进农业合作化事业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杜老先生必有一份合作化有理的报告送上,遇到刘少奇邓子恢等怀疑或者否定合作化的领导人,杜老先生也有一份合作化有害的报告帮助支持他们的观点。

          虽然杜润生老先生在毛时代无比努力地做官做人,但是官运不算上佳。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官场中间开始了一场“清理中层”的内部肃反和清查历史的运动,许多高官解放前的表现都被清理,杜老先生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过,在那一代官场人士看来,这是很大的污点。当时杜润生的老上级李雪峰劝他自己向党坦白以争取主动,但杜老先生持有侥幸心理,最后,相关肃反部门派人与杜老先生当面对材料,在铁证面前杜老先生只好认账了。这件事对杜老先生造成的损害是双重的:首先历史污点原本就存在,结果又加上了向组织隐瞒的不好表现,最后杜老先生被撵出中央农村工作部,去科学院任职。这在官场中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意味着从权力中枢出局,掉到了疏远的业务部门。到了文革期间,工宣队和军宣队掌握清查历史的权力,这些从基层上来的群众化干部,对于干部历史污点的宽容程度更低,至少要比官场的容忍度低得多,结果,同样一件事在五十年代杜先生还只是异地为官,但在中央五七干校的时候竟然被内定要“划成叛徒”,如果不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杜老先生注定要与后半生的官运亨通错过了。

          万里在接受访问回顾分田过程时就说过:因为农口很多官员从水利和机械化需要出发,担心解散集体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万里很庆幸地说:我就抓一个杜润生在那里起草文件,一个又一个发下去,同时杜润生还请人写了“很多好文章”,万里建议农口的官员好好去读一读。

          老田曾经访问过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老同志,他谈到分田前后的一些事情。据他说:当时农业部有个调查数据,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是很好的,中间百分之四十也还可以,大约有四分之一生产队生产搞得不好,邓小平倒是没有说过要全部包产到户,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要搞全面的包产到户,我保留意见,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包产的,主张保留三分之一的好生产队。杜润生曾经对我说,你挨批评是代人受过,万里本来是批评我的,因为你强调太厉害,他就转而批评你,何康投万里之所好,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林乎加是农业部长,一次开会的时候,吴象说包产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我不同意吴象的说法,说包产到户只能说是瓦解集体经济,怎么能说是完善呢?万里绕到我的对面坐下说,吴象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这些人说话完全不讲道理。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分田的,看到万里的态度他就屈服了,他转过来最积极地赞成分田,原来他是主张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够有个相互比较。结果万里、胡耀邦、吴象他们搞到极端,他们搞得太绝对了,主要是胡耀邦和万里两个人,吴象不过是跟风摆。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原书记调离。(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2009年年初老田去饶阳五公村调查,得知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河北省长张曙光数次亲赴五公村蹲点,要求必须分地。网络兴起之后,才了解到,河北一些著名劳模如吕玉兰、叶颖芬都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帮派体系关押审查多年,目的都是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最为突出是辽宁省,当时省委书记任仲夷是最热心响应上级号召分地的人,因为担心基层干部反对,所以,索性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边缘化,2011年老田在大连郊区金州访问原先的公社干部侯书记,他谈到胡耀邦、任仲夷这些人很高明,最会整人,侯书记说:这伙人连公社里头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这个级别的小干部都不放过,统统弄去农场,然后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分地,结果很多郊区一分地就出现非常严重的阶级分化,有的家庭分到很多菜园地,有的劳动力不足的家庭连一点点种粮食的地都没有。侯书记感慨地说,这些人真正是整人高手,他们没有给你定什么帮派体系的案子,让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

          2008年在山西张庄遇到王金红,他提到张庄原本集体经济很壮大,农业也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机械化,社员都不愿意分地,但是顶不住来自杜润生的直接压力,最后只好分了。据王金红介绍,当时杜润生派了自己的伍秘书,亲自率领由中央、山西省外加地、县、公社干部组成的五级工作组,进驻张庄,勒令张庄必须分地。王金红还说,他后来从公社拿到了这个五级工作组的处分报告,其中得出三条结论说:张庄的机械化不行,理由是自己发明的玉米烘干机烘干的玉米不好吃,所以机械化是失败的;第二个结论是张庄的干部有好几起为自己亲戚朋友谋私利的事实,所以,干部队伍也是完全不行的;第三个结论是说张庄统计粮食产量没有百分之百扣除玉米中间所有的水分含量,因此平均产量也没达到亩产1000斤那么高,因此,高产典型也是假的;为此,必须彻底分地不容许保留集体。

          全文挺精彩,碍于河规,就不全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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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个人喜欢的两个大神,老田和数学

            老田是很有深度的,有理想的,理论型的,资料占有很深厚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形格,个人很熟悉,湖北人嘛,武大毕业的嘛,他这款形格,湖北啊武汉啊还真不少的。。。。扯皮拉筋的事儿廉价的事情根本不做。。。孔子见了老子,拿龙来比作老子。。。。老田就属于龙的这种。

            数学就很有意思了,是活学活用斗争艺术的代表,实践性很强。。。。他在强坛的那个签名档,水平很高,彻悟洒脱,还俏皮。。。

            真地要说对马恩列斯毛原理等等有研究有造诣的话,这两位网上的大隐,可比正规党校里面的学术权威,强太多了。。。。真有心坚持马恩列斯毛的路线,应该礼贤下士不作宣传地找这两位聊一聊,交换一下意见。

            通宝推:老老狐狸,
          • 家园 老田戎贝文一出,某戎贝网深潜戎贝纷纷跳将出来,摁都摁不住

            80后农村人对分地后的印象,由于年龄小,记得一些印象深的

            1.生产队的场头(我们村6个生产队,每个队有个集体场头,就是打谷子场地,堆垛放粮的仓库和集体食堂)废了,房子拆了,牛杀了(也可能技术进步有12匹手扶拖拉机了,每队有人单独承包),我们家族还分了点砖块为我爷爷奶奶盖了2间房和我父母叔叔们分开住,前几年镇政府拆迁还算了点钱,也算完成历史使命。

            2村里以前办的几个比较大的灌溉水利设施废了,成了我儿时的玩乐场地,应为都是砖砌,水泥地。设备都放在那生锈,好多大的电动机放在那不用,各队灌溉打水采用个人承包的12匹单缸柴油机。村支部的房子里还堆了不少以前集体的电动机等灌溉生产设施,偶尔大的洪涝干旱才把它们拿出来救灾,后来这些不知道怎么样了。至少我认为这是退步,本来都是用电打水,变成柴油机。

            3村里的广播系统也完蛋了,以前都会播音的,当然这是技术进步家家电视多了。

            4印象中就分过一次地,抓阄的,都想抓到靠自己家门口的地,因为打谷脱粒这些都各家干各家的,所以收获前各家都平整自家门前的场地,以前都在生产队的 场头

            5以前集体经常放露天电影,后来越来越少,连镇上的两个剧场都荒废了(以前集体活动多,镇上组织下面开会,活动场所,这也是共党可以一直延伸到生产队的组织形式,估计现在镇上开个什么会,就叫各村书记和主任一个会议室搞定,不需要最基层干部和农民开会),后来承包搞艳舞表演…到目前镇上还没有电影院,至少以前本镇是有2个电影院,文化文艺生活凋零,90年代赌博的特多,从小就被教育危害,大人会说周边各种因赌博家破人亡的事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些

            本穷一直说包产到户是倒退。只不过当时其他一些政策暂时掩盖了其反动性落后性,形成“包产到户让人吃饱饭”的假象。

            真正让人吃饱饭的,是国家提高粮食征购价,降低征购比,同时进口粮食。

            那么为什么要搞出这么一个历史的倒退呢?实际上是矮帝他们,用纵容小农的自私性瓜分集体资产,来收买农民的支持。

            对农业生产来讲,所谓“包产到户促动农民积极性带来高产”,实际上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些观点也说过多遍了。就土鳖当时农村劳动力状况而言,劳动力投入早已“超饱和”,边际效益递减。

            农民在包产到户刺激起的积极性带动下,哪怕发疯似的天天挖自己的一亩三分承包地,也不会带来产量奇迹。

            决定性因素是化肥、农药、良种、灌溉等等,而这些要素的贡献,也绝不会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被包产到户刺激起来而更大。

            包产到户的另一个逻辑就是“群众的创造”、“尊重群众首创”,这也是扯淡。共产党不是最先进政党吗,怎么比群众还落后?那还要党干嘛,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搞建设了嘛。

            还有人说,中国农民最聪明,只要让他们自己搞就好了。这个逻辑也是刚刚的,中国农民聪明几千年了,从来没聪明出一个工业化来,直到1840年帝国主义按住,打成一坨屎一百年。

            这些托词,本质上就是纵容小农自私性。把小岗村这个最后进地区、最懒惰最自私的农民,作为改革样本和模范推出来,实际上也暴露了这种本质。

            文革末期就有五小工业了,就地工业化或者三产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问题。当时社队办砖窑、农机站、小水电、手扶拖拉机跑运输等等都吸收了劳动力。

            到如今还弄得比较好的那几个农村集体,其实在70年代末期都攒了相当的经营性资产,比如工厂、商店这类,当时他们认为分家不划算才保持了集体经济。

            而积极分家的,一般都是集体积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在政策诱导下,农民一想还不如分光算了。

            我和我父母卖过粮,自己找人用船运到镇粮库,还要排队,卖到深夜,交掉上缴的部分,超出的才算钱给你,完不成上缴还要自己贴钱给粮库,棉花同样的道理。不过镇上的粮库和棉库都荒废了。有二道贩子上门收粮,然后再卖给粮库,一般都是和粮库有关系的地头蛇。

            看来你们村比较富有,我老家的情况是:

            1、农机全废了,露天生锈了堆在大队部门前,一堆年轻人整天坐上面打屁骂邓矮(本穷的大哥一代);

            2、集体水利完蛋,经常发生抢水斗殴甚至群架;

            3、农村电话(手摇式)和广播全完蛋,本村91年才通电,96年才有第一部电话;

            4、集体娱乐完蛋,没了露天电影,没了年轻人走村串户的歌舞排练、表演,娱乐从打牌走向赌博,随之因赌博出现卖淫(嫖资充赌资)现象;

            5、防空洞废弃,长期大小便堆积后来干脆炸了,民兵训练走过场。

            上述是农村小伙骂邓矮的原因,84、85就开骂。

            至少农民不是自愿的。我们那里大概在80年左右分的地。我那时已经能10多岁,记得农民在唠叨: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们那里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分村产时我爹坐地上大哭一场,还是我妈擦着泪上去抢了两个箩筐和一根扁担,小时候跟着妈一起指责父亲,一个大男人没抢到东西,比别人家抢得少多了,现在才了解父辈心中的绝望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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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为了分地这么不堪啊
          • 家园 身边充斥着类似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家伙

            现在知道,原来根子在这里。

            上梁不正下梁歪。

    • 家园 原来是我大山东的,万公果然是豪杰

      万公永垂不朽

    • 家园 老狐狸你对戚本禹回忆江青怎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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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一些料

      窃听器事件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

      叶剑英在文革前期的作用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

      邓颖超和周总理的关系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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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个人感情和政治利益在政治家看来是分开的。

        从戚本禹最后的结局以及总理在处理戚本禹的态度上看出来,作为政治家,基本上是把个人关系和政治利益割裂开来,这才是高层政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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