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生性诙谐的吴稚晖—— 民国时期的遗闻佚事之六十四 -- 习之

对于象您这样能够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人来说，详述蔡元培、吴稚晖在四一二中的表现，可以让河里的其他朋友们更加深透的了解当时的复杂情形，这也是学习历史对今人的教益啊

“正常组织程序范围里运作”么？恰恰不是，要是可以，清党也就不会那么血腥了。

国民党这个政党，在他最初的近一百年里基本上是有党魁的（前孙后蒋），独1927年前后没有，这时的KMT中央是合议制的，而且在kmt内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两位胡汉民、汪精卫，还都被排挤出去，四一二前的武汉中央其实是在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之下的——这也是蒋、蔡等人合流的根本原因

27年4月2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公开都曾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等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

而据李宗仁回忆说：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当时汪的态度，是邀请武汉方面中央到南京合议，如能做到，则在kmt内，起码可以进行体制内的讨论，但宁方甚至没有说服汪精卫，汪于4月6日留下书信后单身赴武汉去了

（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

汪走后，宁方只好独自“清党”，然后（抄自杨奎松的相关论述）“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将前此讨论过的监察委员会的弹劾案程序化的问题即被提上了日程。

　　监察委员们显然是几易其稿，多次讨论，最终补齐了程序上必须的会议录和相关文件。为了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合理，他们以3月28日为第一讨论的时间，而以4月2日作为正式决议的时间。考虑到4月2日决议后延至10天以上迟不发布，颇不合逻辑，他们还有意在“会议录”里写上了一段暂不发送的讨论。其文为：“黄委员绍竑：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何时发出?吴委员敬恒：待决裂后发出。李委员宗仁：吴委员言甚是。武汉方面种种行为，意在挑衅，故宜少加容忍，待其爆发，然后对付，庶效力更大。主席：现在可暂保存，至必要时发出。”但多半是考虑到如此太不正式，且刚刚开会形成决议，尚未成文，就当堂决定推延发出，太不合乎逻辑，于是再易其稿，将原拟之议推迟3天，至4月5日再拟一“会议录”，专门就此做一决议。同时将原本准备突出其临时及紧迫性质的无序号之“会议录”，分别标注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字样，以示正规。其拟就的第三号会议录内写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将本会本月二日议决之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党案暂行保留案。议决：俟适当时再集会议决定发送”。

　　监察委员会弹劾程序的各项文件应当是在14日左右补充齐整的，因蒋介石当天已将监察委员会举发咨文及吴稚晖举发呈文转发李济深，并询问李是否可以与他联署复电以示拥护。蒋当天亦下令将咨文和呈文分发给各报馆，准备刊出，其本人也在起草告全党同志书等。与此同时，蒋介石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行动，一面已陆续开始采取行动正式实施“清党”了。

也就是说，为了使蒋的行为合法化，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用倒填日期，篡改文件的方式，补齐了先弹劾后清党的手续，这个也算正常组织程序范围里运作么？

其实，他们这么干也是没办法，真的和平分共，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可能。江西的情况就很说明问题，蒋率军进入江西，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先后被人捣毁。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先是被通缉，3月6日被蒋介石手下军队枪杀。

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3月“赣州惨案”后，方志敏等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并出席中共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旋与刘一峰等8人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回赣代行省党部职权）

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反共，恰恰比蒋的反共，更有研究意义。因为蔡吴二人，不象蒋那样有太多私心私立在其中，纯是从革命道路选择出发，这一点蔡自己亦不讳言。

香港《平民日报》载《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四）（五）两则，题为《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曰：“蔡元培与蒋本无渊源。清党时以监委资格署名劾共党分子，始由吴稚晖介绍找蒋长谈。蔡任北大校长，号称领袖群伦，兼收并蓄，一手造成新文化运动，又为国学家所推重。不特海内共许为一等名流，且侪于世界名流之列。因其与共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称为至交，故吴稚晖乃思利用其地位名望以压倒共党，故必要其共同行动。蔡一方面徇吴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又欲予共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其后杨虎奉草头命在沪大杀青年，蔡尝激烈与争，诚不愧书生本色矣。”

　蔡元培收集此一剪报，批道：“（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不以为然

必须"叛变革命"? 蒋公当吐血,蒋公说的可是 赤匪 勾结 苏俄,背叛革命,蒋公自己一向是坚持革命的,其麾下部队,也一向叫做国民革命军.

四一二之后,国共双方(若算上第三党等国民党其他派别,则是多方)都是斥责对方 叛变革命 的,哪有自己承认要叛变的道理,这些人还是大陆的教育受的太多了,名词都用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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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KMT既然选择了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搞起反革命政变，那就在历史垃圾堆里面呆着吧。

因为我们属于人类，和禽兽还是有分别的。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到清党，就能看到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盟友的本质。对孙中山，对国家民族，这叫不忠；对国民党左派和TG盟友，这叫不义；胡乱杀人，错杀三千不放一个，背信弃义，这叫不仁不信；以军队夺取最高权力，这TM叫政变，如果按照KMT章程蒋光头能直接当领袖，还用得着宁汉分流吗？

虽然历史上有很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政权的例子，但并不说明这样做就是对的，就可以毫无顾忌的。

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禽兽。